中国抗日中用智慧打败敌人的事,用生动的语言描述出来,内容连贯,语言通顺,
说到衡阳，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会是五岳之一的衡山。
可事实上，衡阳还有一张更加闪亮的名片——全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
1944年，为了扭转太平洋战场的不利局势，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日寇调集50万兵力，并且陆海空配合，实施“一号作战计划”，开始了侵华以来在中国战场上最大规模的进攻。
当年4月日军占领郑州，5月许昌、洛阳相继失守，6月中旬长沙沦陷，随后日军向衡阳进犯。
当时中方守军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军。
该军由于前段作战消耗过大，人员装备只有七成，总兵力只有17000多人。
而气势汹汹的对手则是横山勇率领的日军第11军，该军下辖5个师团，共计11万余人。
当时的衡阳市市长赵君迈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土木建筑系，之后又在美国读过两年军校，很懂战场防御工事的构筑，在赵君迈市长的积极动员下，近三万民众参与了工事挖掘构筑，衡阳市政府帮助第十军备足了构筑防御工事所用的木料、钢材、水泥和工具；第十军工兵营长陆伯皋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工兵指挥官，他和军长方先觉、预十师师长葛先才一起发明的防御战壕在衡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日军称之为“方先觉壕”。
因为构筑了这种既能有效攻击和杀伤敌人又可妥善保护自身的战壕，第十军很少有被冲锋的敌人枪杀的，一万五千多的伤亡主要由于日军大炮和飞机的轰炸造成的。
国民政府曾预计在衡阳必有一场恶战，早在两年前就投入了较大人力财力，在衡阳周边远郊修建了长达近五十公里的防御工事，可供四个以上整建制的军使用，可是，第十军仅有不到两个整师的兵力，无法在如此长的战线上布防，于是，方先觉毅然决定放弃并摧毁原有防御工事，缩小防线，在衡阳城外层层布防，使得其所属各师防地能紧密相联，明碉暗堡，深壕坚垒，火力集中，凭借其有效打击来犯之敌。
1944年6月22日，日军前锋抵达衡阳外围，并派飞机对衡阳城进行狂轰滥炸，一场残酷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战火纷飞，浓烟滚滚，衡阳一夜之间变成了主战场，骄横的日军一开始就选择西南方向作为主攻方向。
在他们看来，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横山勇甚至狂妄地叫嚣：“只要1天时间便可拿下衡阳
”1944年6月26日，太阳落山之时，日军两个师团对衡阳城西南及正南方各个阵地发动猛烈攻击。
他们原以为从此可以长驱直入，却万万没有料到遭到了猛烈的阻击。
原来，方先觉将军命令将建在山头的工事对敌正面全部削成90度的陡峭绝壁，日军只能借助云梯向上攀登。
在此基础上，官兵们还恪守三不打原则，即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
当敌人潜至阵地前攀登时则一阵猛打，再投手榴弹。
就这样，一直打到天亮，日军的攻势才逐渐停止，在守军各阵地前，日军遗留下的尸体不下千具。
第一次进攻受挫，日军恼羞成怒，于第二天下午2点多集结各类火炮对守军各阵地猛轰，随后步兵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
一时间硝烟弹雨笼罩了阵地，而守军官兵誓死奋战，以刺刀与敌人肉搏，寸土必争。
在停兵山据点，守军30团第7连官兵全部阵亡，阵地失守，而日军攻占这个据点所付出的代价则是衡阳守军的10倍
6月28日天明时分，日军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召集各部队长协商行动方案，忽然有几颗迫击炮弹飞了过来。
佐久间为人在运送途中死亡，其他重要部队长均负重伤，致使日军第68师团的战斗力暂时瘫痪。
当时，衡阳守军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正是在阵地里观察时发现了日军，当即命令全连8门炮一齐开火，全部命中目标。
日军对衡阳的攻击已进行20多天了，仍然没有太大的进展，经过几番激战，日军的尸体填满了守军阵地前的山体峭壁，工事上的射击孔几乎被日军尸体堵住，想要继续作战，得先把敌人的尸体推开才能看清前面的情况。
此时，漫山遍野的日军再次卷土重来，这回他们不用再架云梯了，而是踩着同伴的尸体一步步向守军阵地逼近……衡阳保卫战打响后，方先觉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虽然重创了日军，但自己部队的伤亡也非常惨重。
衡阳已是一座孤城，兵员、弹药、粮食无法得到补充；而远在长沙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的日子也不好过，他遭到了上级的痛骂。
气急败坏的横山勇亲自率领另外的3个师团迅速向衡阳靠拢。
日军集结了5个师团、各种火炮100余门、炮弹4万余发，于1944年8月4日开始了第3次总攻击。
此时，双方已经血战44天了。
1944年8月8日，衡阳保卫战持续到第48天，方先觉给蒋介石发去最后一封电报，末尾写道：“来生再见
”接着拔枪准备自尽，但被身边副官拉住。
最终，方先觉和身边官兵被日军俘获。
历时48天的衡阳保卫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以衡阳的陷落宣告结束。
但它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记载：衡阳保卫战，10万以上的日军包围了1.7万名中国军人。
当中国军队在衡阳击败日本的第二波进攻并击毙2.5万日军之后，导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倒台。
经48天血战之后，衡阳于8月8日陷落。
日军死伤超过7万人，其中4.8万人被击毙；中国死伤1.5万人，其中7400人捐躯……衡阳保卫战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为中国整个抗战史中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也是日本战史中记载的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我军的战例。
中国四大书院历史谁人知，敬问。
抱歉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从百度上搜了一些资料 中国自宋朝以来就有“四大书院”的说法，但是究竟哪四所书院可以称得上“四大”，则各有各的见解。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四大书院”说法的是南宋著名诗人、参知政事（宰相）范成大，他把山东徂徕书院、江苏金山书院、湖南石鼓书院和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不久后，理学家吕祖谦也提出了“四书院”的称呼，但是跟范成大不同的是，他眼中的“四大”是指河南嵩阳书院、湖南、河南睢阳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
两个人的意见相差如此之大，只有是他们的共识，所以后人把岳麓书院称作“四大书院之首”，甚至“天下书院之首”。
石鼓书院简介 石鼓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位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阳市石鼓区，海拔69米，面积4000平方米。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年历史。
书院 主要建筑有武候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合江亭、禹碑亭、敬业堂、棂星门、朱陵洞等。
蒸水出环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浩浩荡荡直下洞庭。
而石鼓正当其中，横截江流，秦然若素。
“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锦绣华”、“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三景集聚于此。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
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书院屡经扩建修葺，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在衡阳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陈宗契、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彭述、杨度、齐白石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
诸葛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亮、罗含、郦道元、齐映、宇文炫、杜甫、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其状蔚为壮观。
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石鼓书院曾鼎盛千年，名噪朝野，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
正所谓“石出蒸湘攻错玉，鼓响衡阳岳震南天”
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
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
白鹿洞书院简介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的变迁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 ，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
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书院简介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现为长沙市文化旅游主要景点之一。
历史变迁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书院简介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书院学制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山东徂徕书院 北宋四大书院：徂徕居首 南宋宰相范成大《骖鸾录》首举徂徕书院，在历史上，范成大最早的提出了古代四大书院之说： “诸郡未命教时，天下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的说法，即起源于此。
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曾言：“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 在古代，泰山徂徕书院，曾在中国书院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泰山学派，毓毓文风 徂徕书院的创始人孙复、石介二人是著名的古文家、教育家，也是宋代理学的先驱。
山东徂徕书院，开启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序幕，代表了儒家的一种积极入世的文化，流动着儒家文化的风骨，它在齐鲁文化中，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山东徂徕书院，不仅对于中国古代书院史的考察，而且对于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徂徕书院也成为泰山文化史上富有理性光辉的篇章。
徂徕书院的创始人孙复、石介二人以儒家理学精神为先导，培养了一批富有成就的人才，树立了一代严谨学风，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泰山学派”， 一时，泰山徂徕书院门生弟子云集，著名的有姜潜、刘牧、张洞、李蕴、祖择之、杜默、张续、李常、李堂、徐遁等人。
金代的党怀英、清代的赵国麟都曾读书于此。
徂徕山上，古迹众多。
据初步普查，今存寺庙3处，碑碣54块，摩崖刻石113处，古树名木千余株。
《诗经》、《史记》对此山有多处记载，历史名人多有题咏，民间传说更是数不胜数。
吴王阖闾、孔子、汉武帝、汉光武帝、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曾亲自登临，司马迁也曾到达此处，汶河沿岸是春秋时鲁国人才辈出之处。
大师鼎立、交辉相应：孙复、石介、胡瑗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曾说：“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泰山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介）三人。
” 朱熹所说的以上三个人，就是和泰山徂徕书院有紧密联系的当时著名的学者孙复、石介和胡瑗。
也就是，当时著名的“宋初三先生”。
铁肩担道义·徂徕之风，流传千载 当时，以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为代表的泰山学派摧垮了杨亿、刘筠为首的西昆体，促进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石介遂成为一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石介一生，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
排斥道佛，标举儒家正统思想。
主张文章必须为儒家的道统服务，为现实服务，极力抨击宋初浮华的文风，指责杨亿的西昆体是“蠹伤圣人之道。
” 石介的文学成就对后人影响很大，欧阳修、苏轼、刘概都对他甚为赞扬。
石介有强烈的民本思想。
他在《根本策》一文中说：“国家就是百姓，有百姓就有天下，否则天下就名存实亡。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重视百姓，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 民族的沉思、国民的反省 石介一生，可以说是“铁肩担道义”、荡气回肠、惊悚跌宕的悲剧一生，悲剧来源于他的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也有人批评他个性过于“躁急”，即政治上不够成熟。
但是，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旦过于“成熟”，就必然大大减弱其思想上的锋芒。
对此，我们是否更应该激赏那些“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坚定豪迈和热血沸腾呢
畏畏缩缩、油腔滑调的政治成熟显得太过龌龊，我们是否在灵魂深处，缺少了石介所代表的这一类士大夫所具有的气魄和血性呢
我们族群中的大多数，是不是那种唯利是图、曲意逢迎、上媚下陷，迎合着权贵和低俗的社会需求的一群
是不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激情不再
是不是那种为民请命、甘洒热血的豪情亦被荡涤的干干净净
沉思吧，吾之民族
吾之国民
冯玉祥—洗心亭题词，警示后人 上世纪30年代，爱国将领冯玉祥隐居泰安，曾在泰山普照寺西北五贤祠（孙复、石介、胡瑗、宋焘、赵国麟）居住，冯将军景仰前贤品德学问，曾照《宋史》本传立石介、孙复碑。
同时，为进一步表示敬重，冯将军又邀请石、宋、赵三贤后人会见，当时三姓后人去了百余人，冯将军握着石介后人石景谦的手与之交谈良久，并赠与礼品。
泰山五贤祠分东西两院，东院为祠，西院为讲书堂。
祠后石崖上有题刻“讲书台”、“授经台”、“千秋道岸”、“能使鲁人皆好学”等，多少让人看出些儒家学府当年的影子。
五贤祠前溪畔有石亭，额书“洗心亭”，四面皆为清代人题联，似也没什么佳句。
冯玉祥在“洗心亭”内题的标语：“你忘了没有，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去，有硬骨头的人应当去拼命夺回来
”看了让人血涌心热。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观湘江战争有感
湘江战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突破国民四道封锁线，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
战斗结果，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未能阻挡住红军铁的步伐，但红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今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缅怀长征英烈，本文特试就湘江战役及其意义与教训作一简单探讨，以求教于党史学界诸同志及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如有错误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集中一百多万大军，二百多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用五十万大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经过一年左右的浴血奋战，仍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根据地反而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共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共八万六千余人，由江西瑞金、于都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红军转移的路线是经中央苏区南线，沿赣、粤、湘、桂四省边界，前往湘中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或去湘西与任弼时、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突围部队以红一、九军团为左翼，红三、八军团为右翼，中央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形成甬道式队列，掩护中央军委纵队转移。
这次战略转移，事前准备不足，行动仓促，仅极少数高级领导人知道行动方向，广大干部战士都不清楚，还以为不过是一般的外线战略转移，不久还会打回来。
可谁知道，这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十月二十五日，红军在江西与广东之间的王姆渡、新田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十一月八日，又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五日，在广东良田到湖南宜章一线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南的临武、兰山、嘉禾等地，大军西行，直指湘江。
此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战略意图，为不让红军渡过湘江，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调集了二十个师近四十万大军，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一线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并任命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
统一指挥西路军（湘军）四个师，蒋介石之嫡系中央军薛岳部四个师，周浑充部四个师，李云杰部两个师，李韫珩部一个师共十五个师负责“追剿”，广东陈济棠部在湘、粤、桂边境堵截，广西白崇禧部五个师在湘桂边堵截，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地区。
为粉碎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罪恶阴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兵分两路强渡湘江，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翼，红三、八军团为左翼，从凤凰山、界首之间渡江，占领要点，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
于是，一场长征史上，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最激烈、最悲壮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二、激烈的战斗，悲壮的史诗。
湘江，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州县东海洋山西麓，秦时曾凿有灵渠与桂江相通，史称湘桂运河。
湘江自广西流入湖南西南部后，再自西向东流经衡阳附近，然后由南向北纵贯湖南省东部到湘阴县芦林潭注入洞庭湖，全长八百一十七公里，为湖南省第一大河流，其上游多属石灰岸地层，峰峦起伏，滩多流急，并有潇水、春陵水、耒水等众多支流，素有潇湘之称。
十一月十四日，何健在衡阳就任追剿军总司令，下令分五路追击和堵击中央红军。
第一跻湘敌刘建绪二十六、十九、六十二、六十三等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
第二路薛岳率五十九、九十二、九十三师及第一支队由茶陵、衡阳插零陵，堵击红军。
第三路周浑元率五、十三、九十六，九十九师进入道县，防止红军南下入桂。
第四路李云杰率十五、二十三师由桂阳、宁远等地追击。
第五路李韫珩率五十三师由临武、兰山追击。
并指定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入蓝山、江华等地防堵红军入粤。
广西白崇禧之四十三、四十五师集结于恭城、富州一线，四十四、二十四师于灌阳、兴安布防，十九师集结于桂林东北部，形成一个口袋阵，妄图以东面七个师的兵力，将红军赶进口袋，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
此时，红军离湘江还有几百里路程，而且前面还有一条潇水阻隔，蒋介石第一步计划是想将红军消灭于道县附近的潇水之滨。
十一月二十日，红军兵分两路，一军团二师奔袭道县，三军团出江华。
二十二日拂晓，二师四、五两团经二百多里强行军，袭占道县。
二十五日，红军主力全问在道县江华之间渡过潇水，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于潇水之滨的企图。
①蒋介石见第一步计划落空，即开始实施其第二步计划，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
为此，敌二十个师，四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包围过来。
敌第一路总指挥刘建绪判断红军要在全州附近渡江，便指挥其四个师先于红军占领全州，切断红军西进之路。
第二路薛岳部四个师进驻黄山河。
桂系白崇禧赶到桂林，将其五个师配置于全州、界首、灌阳等地。
周浑元、李云杰等部七个师在广西猛追。
然而，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眼见红军直奔湘北，为防止红军入桂，又防蒋介石以追堵红军为名派兵入桂，便将其五个师撤至灌阳和兴安一线，避免与红军决战，给红军西进让开了一条道路。
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军分两路从界首与凤凰咀之间抢渡湘江。
一军团二师由道县出发，前卫红四团急行军抢占界首渡口。
将渡口交给随后赶来的三军团后归建。
二师另两个团在大坪附近渡过湘江，相机攻占全州未果，随即在湘江西岸距全州十六公里之鲁板桥、党山铺一线布置阻击阵地。
三军团在湘江以东的石塘街，新街一线阻击桂军。
五军团在东岸文市一带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这样，红军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多里的范围。
二十七日，三军团五师两个团在新塘与桂军第七军之二十四、四十四师打响，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英勇的五师部队挡住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保证了左翼的安全。
三天战斗，五师政委钟赤兵负重伤，参谋长胡震牺牲；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牺牲，继任团长文年生负重伤，团政委未负伤；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
两个团三千多人仅剩下一千余人。
②三军团四师在石塘村阻击中，师长张宗逊负伤，十团团长沈述清第一天牺牲，继任团长杜中美第二天又牺牲。
③六师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负伤。
二十九日，敌刘建绪四个师由全州倾巢出动。
三十日，敌先用两个师采用人海战术向一军团阵地猛攻，上有飞机支援，下有大炮轰击，然而，遭到了红一军团的顽强抗击。
激战一天，红军第一道防线失守，退守第二道防线。
十二月一日凌晨，敌四个师十六个团倾全力向一军团第二道防线猛攻。
一军团防守的二十里长的阵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形势空前危急。
凌晨三时三十分，中央、军委、总政联名给一、三军团下达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
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
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者，即为战败者。
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作作战命令全部实现。
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④为保卫中央纵队与总部安全渡江，英雄的红色健儿们在“一切为了苏维埃中国”的口号下，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同江上阵地的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拼杀。
由于寡不敌众，太部分阵地失守。
正午，在得知中央军委纵队安全过江后，一军团部队互相掩护，脱离了险境。
战况空间之激烈，实为历次战役中所罕见。
第一天，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四团政委杨成武负重伤。
仅以一军团一师三团为例，该团长征出发时有二千七百多人，经历次战斗与此次湘江战役后，仅剩下八九百多人，伤亡成员过半。
⑤此外，留在湘江东岸殿后阻击追敌的五军团之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十八团未能过江，全部壮烈牺牲。
红八军团大部被打散，七千多人，仅有一千多人突过湘江。
⑥其它各部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八万六千余红军，损折过半，只剩三万多人。
红军虽然损失惨重，但终于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天险，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之滨的计划再次破产，悲壮激烈的湘江战役遂告结束。
三、湘江战役的意义与教训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次重大的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五十多万人，战况之激烈空前罕见，也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次大搏斗，因此，意义重大。
（一）湘江之战，尽管红军损折过半，由八万六千余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其中包括自苏区突围后历次战斗中伤亡、减员、逃亡的数字在内），但它却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红军是一支具有非常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他不管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战无不胜，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军队。
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在湘江天险也阻拦不了红军的英勇步伐，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二）湘江战役虽然使红军遭到惨重的损失，是坏事也是好事，它用血的事实，惨痛的教训，证明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加深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同志正确领导的怀念与向往，对革命前途的担忧。
群心向北斗，希望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的思想在广大指战员身上反映得越来越强烈。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
十二日，中央军委左通道召开扩大的军委会议，会议开了一天。
会上，同志正确地分析了湘江之战后的险恶形势，指出了蒋介石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又布置了一个十几万兵力的口袋阵，如中央红军仍坚持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正好钻进了敌人的口袋，三万多疲惫之师的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因此，部队应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境内，到敌人战斗力薄弱的地方进行休整。
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正如后来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所强调的：“在目前这险恶的情况下，只有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⑦十三日，红军按同志的建议向贵州前进，再一次地脱离了险境，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就是长征史上有名的通道转兵。
在向贵州进军的路上，同志又苦口婆心在继续做各级领导的工作，十二月十四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
”⑧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红军攻占贵州遵义。
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从而正式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从此，中国革命在同志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湘江战役引出的结果，没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没有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就不会有通道转兵，不会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长征的伟大胜利。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当矛盾着的事物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引起质的演变。
湘江战役是变化的条件、原因，是转折的开始。
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换来了遵义会议的无比正确，这就是湘江战役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湘江战役，红军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是一次代价极大的血的教训，首先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的结果。
政治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者进入中央苏区后，打着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大搞宗派主义，排斥同志在红军与苏区的正确领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党政军干部。
军事上，他们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奉为“太上皇”，将红军的指挥权完全拱手送于他手中，而李德则自命不凡，坚持其错误的、刻板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战略战术来指挥红军作战，甚至连一门迫击炮、一挺机枪摆在什么地方都要按他的规定，而他本人则坐阵后方，依靠地图与电报来发号施令，从不上前线阵地根据实际情况来指挥作战，片面强调正规化，致使红军与兵力、火力点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阵地战、消耗战。
结果，仗越打越被动，以致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其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在这次“战略转移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⑨他们事前不向广大干部讲清情况，“而且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⑩行动时，“退出苏区变成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行动。
”⑾将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来个大搬家。
红军一反能打善变的常态，扬短避长，尽管五个军团形成甬道式阵式，保护军委纵队，但终因辎重太多，每天的行军速度仅四、五十里，而敌军则地上轻装急进，天上飞机轰炸，致使红军始终摆脱不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十一月二十七日，当一、三军团同时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六十多里的要点时，“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
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二十七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
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口，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
他们仍然让人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
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⑿面对如此严重的挫折，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者博古深感无法向党交代，在往黎平的路上，唉声叹气，甚至拔出手枪准备自杀，只是由于聂荣臻同志的制止与劝说才作罢。
第三天在组织指挥上，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他们不懂得红军远离根据地，进行无后方依托作战，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一战略战术原则。
在长征开始后，红军突破敌第二、三道封锁线，进入湘粤边广大无堡垒地区，此时，除追敌外，其它各路敌军尚未赶到，红军本应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丢掉坛坛罐罐，采用运动战，主动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部或几部，以达到在湘粤边或湘中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之目的，战局或可能改观。
然而，此时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反而变成了右倾逃跑主义，他们畏敌如虎，一直只想夺路西进，再加上“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勤部队，使红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丧失了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
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受到敌人的严重追堵截，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的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⒀这也是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最根本原因。
总之，湘江战役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它教育了红军，只有同志才能指挥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才能挽救革命于危难之际，事实也证明，遵义会议后，同志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二打遵义城，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机动灵活地甩开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转危为安，写下了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
湘江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最悲壮最激烈的战斗，英雄的红军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滔滔湘江水可以作证，历史将永远铭记红军英烈们的丰功伟绩。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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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原名张钟麟，1903年出生于陕西，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中将军衔，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曾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
1947年5月16日，张灵甫阵亡，终年44岁。
1、黄埔新星1903年8月，张灵甫生于西安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
那座备受争议的“张灵甫将军陵园”便修建在他出生的村子里。
张家家境尚好，很早就送他到省城西安读书。
青年张灵甫酷爱书法，每逢节假日都带上纸笔到西安城内的碑林临摹碑帖，他的书法很快远近闻名。
此事被陕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听说，张灵甫当着于右任的面挥毫泼墨，连写五幅字。
于右任惊讶之余大喜过望，连连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中学毕业后，张灵甫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灵甫也积极参与，但他深感学生的软弱无力，愤而投笔从戎加入了河南军阀部队的军官训练团。
1926年张灵甫听从于右任的建议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四期学员，与后来的同僚胡琏、李弥，以及对手林彪、刘志丹是同学。
“文北大，武黄埔”，张灵甫可谓文武双全。
后来，带兵打仗之余张灵甫还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写了《遭遇战研究》、《山地战研究》、《日军作战心理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我带兵的经验》等众多文章，堪称军事理论家。
黄埔四期毕业后，张灵甫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1师任步兵排见习官，不久见习合格升任排长，开始参加北伐战争。
北伐结束后，张灵甫调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这个有“天下第一师”之称的嫡系部队中，张灵甫升迁至团长。
2、古城杀妻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任职。
不仅如此，张灵甫所在的第一师是第一军里的王牌，可谓嫡系中的嫡系。
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对张灵甫十分器重，视为心腹。
1933年，年仅30岁的张灵甫就当上了第一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
张灵甫所部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交战，经部队朋友介绍，张灵甫与吴海兰相识。
1933年冬，两人在四川广元拜堂成亲。
—年后，女儿张清芳出世，一家人其乐融融。
不料1935年竟发生了“团长古城杀妻”的惨剧。
张灵甫究竟为何杀死自己的妻子
据张灵甫的后任妻子王玉龄回忆，张灵甫曾说：“她拿了我的东西，我问她又死不开口。
”但张灵甫并没有解释吴海兰到底拿了他的什么东西，以致他痛下杀手。
直到张灵甫死后多年，当年与他私交甚笃，曾经长期在他手下任职的刘光宇透露了玄机：“吴海兰偷了张灵甫的文件。
”当时胡宗南的部队一直在川陕一带与红四方面军激战，当地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张灵甫担心妻子可能沾了共产党的边，但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又不便声张，于是就暗地里向妻子盘查，不料吴海兰对此保持沉默，惹得他气急败坏。
他的性格又容不得“背叛”二字，不能接受吴海兰有通共嫌疑，对爱妻的“背叛”行为极为震怒，拔枪的瞬间，眼睛里已经没有爱妻，只有“共党”了。
3、自首释放吴海兰被枪杀的事情传到了她的娘家四川广元，吴家的人悲痛欲绝。
吴海兰的哥哥吴正有写了控告信，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协会。
西安的女界得知此事，义愤填膺，加上报上原本已经揭露过这起案子，一时间舆论大哗，声称要为吴海兰讨个公道，严惩杀人凶手，中央军团长杀妻案一时在古城闹得沸沸扬扬。
女界虽然吵吵嚷嚷，但是婆婆妈妈们也奈何不了军队，张灵甫依旧在胡宗南那里当他的团长，继续带兵操练。
吴正有正没奈何处，就在这个时候，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来到了西安，妇女协会的人趁机把吴正有的控告信转到了她的手里，希望上面能有人出面干预一下。
于凤至接了状子，回到南京就把此事告诉了宋美龄。
那时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一看状子，团长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明触犯了国法，怎么能置之不理
于是她向蒋介石告了御状。
蒋介石一听有人告状，说自己的黄埔门生无理杀妻，非常生气，立刻吩咐下面将人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胡宗南在西安接到了命令，他叫来了张灵甫，告诉他这下子娄子捅大了，现案子已经闹到了南京，校长下了命令要把他押送南京法办。
张灵甫自知罪责难逃，于是他向胡宗南表示，事已至此，他也不想再让师长为难，自己遵命去南京投案服罪就是了。
张灵甫把自己要到南京去投案的事告诉了家人，将历年来的私蓄全都留给了家里，在家盘桓数日之后，便只带着几套换洗衣服上路了，连盘缠也没多拿，说是一路上自己可以卖字为生。
从陕西到南京路途遥远，中间还要倒几次车。
张灵甫独自一人离家，也没人管他的去向，他一路走走停停，半路上见所带盘缠用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卖起字来。
他的字写得越大越见功力，字体工整苍劲，写的对联条幅还真有人来买，就这样信笔游蛇，竟让他一路赚到了盘缠到达南京。
他也果然没有食言，径自去军法处自投罗网，被拘押于老虎桥模范监狱。
案子审完了，起先初审内定是要判处张灵甫死刑的，连名字也被打上了红勾，择期待决。
偏偏祸不单行，在被判处死刑之际，他又在狱中染上了疟疾，几乎奄奄一息。
张灵甫赔了夫人又折了前程，在多重打击之下，他心灰意冷起来，反正枪毙也是死，病重也是在等死，他绝望地破罐子破摔，连申诉也放弃了，但求一死了之。
模范监狱的典狱长和他的关系不错，他对张的处境表示惋惜和同情，并竭力为张灵甫打气，还悉心安排狱医为张灵甫治病。
也许是命不该绝，张灵甫凭着年轻力壮的原始本钱，不久之后居然起死回生，战胜了病魔，于是他又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欲望，听从典狱长的劝说，向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诉书。
张灵甫走后不久，邢凤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男婴，这是张灵甫的第一个儿子。
随着儿子的出世，张灵甫似乎时来运转，没过多久，他竟然被赦罪释放了。
张灵甫很可能在狱中写的申诉书中，辩称怀疑妻子窃取他的军事文件有通共之嫌，故怒而杀之。
如此，他被上峰认为是冲动之下“大义灭亲”之举，属情有可原，因而对他网开一面也就顺理成章了。
4、战争生涯血战日寇抗战期间，张灵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对日寇南征北战，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书下了自己人生中最为风光的一页。
1937年8月51师、58师编成第74军。
随后五十一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
51师在淞沪战场的罗店一战成名，极大地鼓舞了战地的士气。
本师在上海首战告捷，远在武汉的张灵甫也为之欢欣振奋，翻阅着手中报捷的报纸，他的内心也有一丝遗憾。
现正是军人在卫国战场上一显身手的时候，51师的抗战第一仗却根本轮不到他出阵，谁让他只是个徒有虚名的高参，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呢。
一直等到十月份，新兵团总算完成整训输送到了前线，这个团的番号是：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
张灵甫这个上校团长，才正式开始了抗战生涯。
1937年12月5日，张灵甫率305团投入南京保卫战在淳化镇附近构建新阵地，阻击日军掩护王耀武51师退入南京，双方展开肉搏战，张灵甫的左臂中弹负伤不下火线，团长负伤不退裹伤犹战，榜样在前，官兵们无不感奋力拼，在张灵甫的带头冲杀下，305团终于在夜战中拼死夺回了河定桥阵地，以团长负伤、连长伤亡五人、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
此后张灵甫转战上坊镇和华严寺，奔波激战近五天。
在战役中张灵甫率部死守华严村以一团之力与日18师团血战一昼夜，最终也因伤势严重，渡江后不久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
因作战有功，张灵甫被提升为153旅副旅长兼305团团长。
1938年4月，51师在黄陂接受军委会校阅，获得军委会校阅官的优良考评，张灵甫305团的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
在1938年徐州会战中，74军51 师在三义集围攻土肥原师团，张灵甫率305团与纪鸿儒的302团合两团兵力进攻日军阵地，战斗中纪鸿儒团长在率部突入日军外围战壕时身负重伤，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张灵甫得知即赶往诀别，也不顾是否在部下面前有失副旅长尊严，抱着纪鸿儒当众抚尸痛哭，尽显袍泽深情，并发誓要痛杀倭寇为战友复仇。
经奋战多日重挫土肥原部，毙敌四千余。
张灵甫亦前额中弹昏迷达六小时之久，直至多年后战死之时仍有弹片未取出，因作战有功擢升为51师153旅少将旅长。
在1938年9月武汉会战，敌第106师团进攻万家岭，企图包围中国第一兵团德安阵地左翼。
薛岳命令第66军2个师、第74军2个师、第4军2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
战斗异常惨烈，日军第136旅伤亡惨重，武器装备损失严重。
我第66军攻克石头岭，第74军猛攻长岭、张古山，争夺激烈。
经过数日的拉锯战，中国军队逐渐缩小了对敌包围圈，使敌仅占据万家岭（海拔50米）、张古山等之间的10多平方公里的窄小地区。
1938年10月8日，冈村宁次发现第106师团陷于绝境，慌忙派飞机空运弹药粮草，并派第27师团救援，但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进展缓慢。
蒋介石得到战报后，命令薛岳尽快消灭敌人，打一个大胜仗。
9日，薛岳下令从各师中选派精兵强将，组成敢死队，于当日晚7时从敌后偷袭敌军，抢占制高点，两面进攻。
这支敢死队的队长就是张灵甫。
张古山的地势，明摆着对在山上凭险据守的日军极为有利，在这样的山势前，靠仰攻拿下山头是要付出极大伤亡代价的苦差使。
由谁来担纲主攻
王耀武在师部召集旅团长们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已是51师153旅少将旅长张灵甫主动请缨：“师长，张古山就交给我吧
”，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众人认为张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张灵甫拍案而起，道：“各位都看过《三国演义》，魏国大将邓艾为攻取成都，出蜀将之不意，带精兵暗渡阴平，飞越摩天岭，一举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
我们也可仿此战例，大军从正面进攻的同时，再挑选一批精兵强将，从人迹罕至的张古山 背面进行偷袭，以收两面夹攻之效。
”张灵甫于是，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效法邓艾轻装出发，他们沿着后山绝壁攀木挂树，在黑暗中披荆斩棘，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张古山后山绝壁上进攻，飞夺张古山。
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夷为平地。
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
亲临死线指挥的他身中7块弹片，鲜血直流也没有退下火线。
张古山的攻取封死了日军106师团的最后退路，该师团最终几乎全军覆没。
日本俘虏后来交代，当时只要国军再推进100米，106师团的师团长就只得剖腹了。
这差点成为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例。
得知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中央日报》，并编写的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
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荣获四等云麾勋章。
1940年冬，张灵甫出任74军58师副师长。
1941年3月15日，张灵甫代理58师师长（58师师长廖龄奇当时去湖南岳麓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不在任上）指挥58师参加上高会战，作为上高会战的首功部队74军的核心部队58师与余程万的57师一起与日军血战11日，在其他部队到达后，率58师首先反击，重创日军34师团，33师团，上高会战74军歼敌16000人，缴获骏马2800匹，击落敌机一架。
击毙日军中将、少将各一名，74军在战役中“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被罗卓英评价为“战斗力量坚强”
（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
何应钦称之为 “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1941年9月26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调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第六师团，精锐的第三师团，以及第40师团围攻74军，在永安58师孤军作战，与日军精锐的第三师团主力和第六师团一部混战，第3师团在作战期间损失严重，仅步兵第18联队就死了八个中队长，花谷旅团伤亡人数据日方的报告达八百余人，11军军长阿南惟畿在永安之战后认为该师团损失甚大，以致不忍使该师团再向株洲追击一事来看，日方战史所报的该师团实际损失人数很可能大为缩水。
58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参战官兵为官兵约一万一千九百人，伤亡超过百分之四十，其中阵亡将近百分之十。
1941年10月24日张灵甫接任58师师长。
1942年6月浙赣会战，张灵甫率58师在衢州外围与日军血战3日，击毙敌86联队第3大队队长长岛田仁次郎。
1943年6月6日鄂西会战，74军58师与51师携手打击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和第3师团，两师协同夹击敌独立混成第17旅团，使得该旅团成为日军在这次会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支部队，其独立步兵第87大队大队长浅沼吉太郎和第88大队大队长小野寺实也在这两天的战斗中殒命。
6月13日，张灵甫率58师主力收复瓮安。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日军精锐南京大屠杀元凶13师团主力5个联队猛攻慈利，慈利地区正面主阵只有张灵甫58师孤军作战，日军另一精锐师团第三师团全部和13师团剩余部队一起与74军另一师51师，100军激战在慈利附近地区，74军，100军顶住日军两个精锐甲种常设师团5昼夜的进攻，其中13师团慈利战后伤亡近一半，张灵甫转守为攻，向13师团残部发起猛攻，率58师收复黄石，九溪。
58师略事整顿，于12月8日复向停留在漆家河畔的第13师团发起进攻，与51师一起夹击漆家河东北之敌，第13师团的最后防线终于被突破，敌师团长赤鹿理也在督战时负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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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张灵甫升任74军副军长兼58师师长参加长沙会战，指挥58师在益阳、宁乡诸战中,毙敌七百三十六人，伤敌一千六百九十七人，自身伤亡一千六百余人，58师伤亡较大，长沙失守后，58师是极少数受军委会表彰的部队之一。
此后张灵甫一直在湘乡至邵阳一线继续与敌40师团鏖战，战至1944年5月10日，张灵甫会同前来增援的第19师一起克复永丰，之后暂留守永丰抓紧进行战地整补，58师经过连日激战，伤亡日渐加重，超过四分之一，军委会要74军解围衡阳，1944年7月23日，张灵甫率58师向金兰寺方向出击，与116师团激战两人，与敌援军激战2日，于27日立即派部猛攻金兰寺，在张灵甫与唐伯寅（19师）的合力奋战下，金兰寺终告克复。
29日，张灵甫到达衡阳附近，鸡窝山，张灵甫师负责进攻鸡窝山日军，与日军116师团一直在鸡窝山附近战斗，由于张灵甫师此前一直在前线与日军血战，攻至衡阳附近时全师伤亡近四成，战斗力大大下降，至8月8日张灵甫收复鸡窝山，通向衡阳大门敞开，同日，日军攻克衡阳，方先觉投降，直至8月10日，58师仍在鸡窝山以东的1066高地与敌激战。
第58师是该次会战中个别表现优异的部队，军事委员对他在会战诸战役中的卓著战功给予了高度肯定。
1944年8月，张灵甫因功授勋，膺荣宝鼎勋章，1945年4月，在湘西雪峰山战役，张灵甫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主力血战获胜，获三等宝鼎勋章，抗战胜利后颁授胜利勋章，再获颁忠勤勋章，随军的美军观察顾问也对他的表现欣赏，张灵甫还获得了美国金棕自由勋章。
不久之后，74军奉命卫戍南京，拱卫首都被称为御林军，张灵甫升任74军中将军长兼南京卫戍司令，也被称为御林军统领，蒋介石的心腹爱将。
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以其作战有功，一再擢升，几乎年年晋级受奖，在国民党朝野，张灵甫也被视为“常胜将军”。
5、跛腿将军6、内战兵败淮阴之战一战涟水二战涟水孟良崮战役7、死亡之迷张灵甫长期以来，关于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的死因，流传甚多，那么张灵甫究竟是怎么死的
死亡前因共产党的“当场击毙”说国民党的“自杀成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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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
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