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书都教些神马
要有历史的眼光，鉴往知来——读一点语文教育史的书 语文不只是工具，语文教师更不是操持工具的工匠，为此，对自己从事的语文教育，要有历史的眼光，才能鉴往知来。
张志公先生虽然限于历史的原因，主张过“工具说”，但他有一部相当精彩的著作《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初版)，后来又增补改写成《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看了这本书至少可以明白：一百年前的教师是怎样教书的
使用的是什么教材
然后才可以思考：这些历史遗产对我们还有多大用途
怎样用它们来为我们的教学服务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有了革命性的转变，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白话文运动)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要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演变，可以读北京师范大学郑国民教授的专著《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而对于这一百年语文教育历史要作一个综览，则可以读一本大书：顾黄初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
了解了过去，还要展望世界，面向未来，华东师大倪文锦教授等主编的《语文教育展望》(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正是一部闳中而肆外、鉴往而知来的大部头著作。
语文教育大师的经典性专著 “五四”以来，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大师们，对于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是十分关注的。
他们有的专门为此写过文章，发表过专著。
如梁启超就曾作过《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演讲(见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胡适也先后作过《中学国文的教授》和《再论中学国文教学》的演讲(见《读书与治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他还主持过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的制订。
把主要精力放在大中小学语文教育上的大师，当然是三十年代以后的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陈望道、黎锦熙、吕叔湘等人。
叶圣陶的名字在三四十年代，往往与夏丏尊连在一起。
他们志同道合，又是儿女亲家。
他们以开明书店为基地，编教材《开明国语课本》、《国文百八课》；编杂志《中学生》；共同编写小说体学习语文的专著《文心》，具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他们开拓的这条语文教育之道路，是一条正路，一条大路，我们应该沿着这一条“开明之路”走下去。
叶先生关于语文教育的论著，收在《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的第13、14、15三卷之中，而第16卷则是他编选的教材。
这么多著作当然难以读遍，我以为《文心》一书是值得每位教师认真一读的。
至于在教学实践方面，叶先生又与朱自清先生在40年代初合作编写了《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
“精读”是对经典名文的品赏和分析，如课堂实录一般；“略读”则是对一本本名著所作的介绍，指导学生自己去阅读。
我认为他们开启了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我们今天也应该参考、学习和继承。
朱自清先生更多的工夫是在大学教书，但也没有离开语文教育的大范围。
在《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中，有关语文教育的文字放在第二、三卷之中，其中以《国文教学》和《标准与尺度》这两辑与我们的关系最为切近。
朱光潜先生是一位美学大师，但他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和影响甚大。
上个世纪20年代末，他先是在叶圣陶主持的开明书店出版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然后在30年代初又在《中学生》杂志上写了“第十三封信”即《谈美》，是最通俗易懂的美学论著。
然后又有了《诗论》、《我与文学及其他》；40年代则有《谈修养》和《谈文学》。
我建议中小学语文教师都可以通读朱先生这六本书(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新印的单行本)。
他的文字十分流畅明白，文理清晰，许多深奥晦涩的理论被他一说就清楚了。
尤其是《谈文学》中的几篇论写作的文字，对我们从事写作教学大有帮助。
陈望道先生是修辞学家。
他的《修辞学发凡》，应是我们语文教师案头必备的著作。
另外他也是第一个写“作文法”的人。
他的《作文法讲义》(1922年上海民智书局版)中的主要部分收在《陈望道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之中。
一般人只知道郭绍虞先生是文学批评史家，其实他在大学语文的教学方面也花了不少工夫。
他的《学文示例》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大学语文教材，尤其是对文章的比较阅读方面，别开生面。
他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著收在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郭绍虞论语文教育》一书中。
在上一个世纪的语文教育大师中，黎锦熙先生是十分重要的一位。
他早在1916年就倡建“国语研究会”，至1978年3月21日逝世那一天的上午，还在准备“语言学科规划会议”的讲稿。
他的论著有具体入微的特色，读了之后会发现，我们今天讨论的不少问题，这位老先生早就谈过了。
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女儿和门生编缉了一本《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吕叔湘先生当然是语文教育的大师。
别的方面姑且不说，就这一本薄薄的《语文常谈》，真是写得好极了。
我认为拿它作教本来教学生，不论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可以一学就通，久久不忘，是“大家”写“小书”的典范之作。
此书有三联书店的本子，小巧玲珑，读来饶有情味。
顺便说一句，语言学家陈原先生的小册子《语言与社会生活》，也有三联的小本子，更有情趣，语文教师也可一读。
健在的大师中我崇敬的是96岁的张中行先生。
他的本业是语文教学。
他的回忆录《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其中有好几篇，都与他从事语文教育工作有关。
张先生的专著中，《文言和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作文杂谈》等都是关于语文教育的(见《张中行作品集》第一、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另外有一本《谈文论语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比较少见，收集了他关于语文的零星文章。
我以为，张先生对文言文教学有极为精辟的见解。
他编的《文言读本续编》(与吕叔湘合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尤其是三本《文言文选读》(人民教育出版社)，最适合教师的教学。
说到张中行先生，不能不提到新近去世的启功先生，他们是一对好朋友。
启功先生治学涉及的面很广，他的那本《汉语现象论丛》是极有功力极有见解的好书，语文教师最好能通读一遍。
他与张中行先生以及前几年去世的金克木先生三人合著的《说八股》(中华书局1994年版)，有兴趣的语文老师也应该读一读。
有什么用呢
长学问长见识呀
当代语文教育专家的论著和教学实录 现在说，语文教育界“诸子百家”的著作。
有一本书要先说，名叫《我和语文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它在“改革开放”之初，集中了当时还活跃在语文教坛的名师，让他们作一番自述。
名单为：于满川、于漪、叶圣陶、叶苍岑、江山野、吕叔湘、刘国盈、向锦江、何以聪、辛安亭、张毕来、张传宗、张志公、张寿康、卢元、张孝纯、张隆华、陈哲文、时雁行、沈蘅仲、罗大同、林炜彤、闻国新、徐中玉、黄光硕、钱梦龙、程力夫、蒋仲仁、曾仲珊、谭惟翰、黎思明、颜振遥。
共32位。
如今，21年过去了，不少老先生都已归道山，健在者中最年轻的大约是钱梦龙先生了。
这一个群体在近20年来为语文教育事业的确是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作用的。
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请华东师大瞿葆奎老先生主持编成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集中了上海地区的名师:于漪、高润华、陆继椿、钱蓉芬、陈钟梁、徐振维、朱兆麟、杨墨秋、过传忠等人的25篇课文的“上课实录”。
这在当时是首创的，更是许多中学老师竞相购买的最新鲜的资料。
以后这类书出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于漪老师，德高望重。
她有《于漪文集》传世，那套书相当厚重。
我觉得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于漪教育文丛》四种(《站大写的人字上》、《给语文教学加点钙》、《可以做得更好》、《和中学生交朋友》，2001年版)读起来更方便一些。
钱梦龙老师的课上得潇洒自如，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像看马连良的京剧，入情入理，入筋入骨。
他的著作我手边只有《导读的艺术》(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学习他的教学艺术，光读著作不够，还应该看教学实录的盘片。
小学语文教学，老一辈的，我认为以李吉林老师最好。
她把儿童的语文学习放在一定的生活情境中进行，如鱼在水，如鸟在空，活泼生动，自然成长，这是小学语文教育之坦途。
她的著作不少，最近的这一本《情境教育的诗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版)是集其大成的，也值得小学以外的老师读一读。
新生代小学语文教师以窦桂梅最为杰出。
她的课上得好，有思想、有追求，还健于写作。
她最近的这本著作《梳理课堂——窦桂梅“课堂捉虫”手记》(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写得短小精悍、生动活泼。
我觉得中学、大学的老师也不妨读一读。
我还要特别向中小学语文教师推荐一类书，那就是大学教授的“上课实录”。
仅就我所见到的，最远的当数上个世纪20年代胡小石教授在南京中央大学所讲的《中国文学史讲稿》，由学生苏拯提供的课堂笔记，见《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三四十年代，则有闻一多、罗庸两位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课堂笔记《笳吹弦诵传薪录》(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942年至1947年，顾随先生在北京辅仁大学讲授古代文学，学生叶嘉莹记了6年的笔记，共十余册。
80年代从海外携带回国，整理成书，是为《顾随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卷。
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到名师授课的精妙和严谨，虽然没有录音录像的设备，但也会使人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感染。
当代大学名师的上课实录，最近整理出版得不少。
三联书店编了一套《三联讲坛》，已出版的有北京大学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大学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之一”则是《话说周氏兄弟》，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陈平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吴晓东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二十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清华大学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课堂实录》、华中科技大学王乾坤的《文学的承诺》；广西师大出版社也紧紧跟上，编了一套《大学名师讲课实录》，已出版四种：张世英的《新哲学讲演录》，王一川的《文学理论讲课录》，吴炫的《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邓晓芒的《康德哲学讲演录》。
最近，北京师大出版社也出版了《启功讲学录》，读这本书等于当了一次启功先生的研究生。
语文教育理论方面的论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书店偶然买到一本浙江师范大学的语文教学法教授王尚文先生的《语感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书不厚，花一夜工夫快读一遍，如闻空谷足音。
以后又读到他赠我的前于此书的《语文教改的三个浪潮》(此书印书极少，我的一本签名本也被学生取走，看来是不想归还了)。
他是较早不满“工具说”而提出“人文说”的，由此而进一步写了《语感论》，到了200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老编辑韩焕昌君一下子推出了《语文教育新论》丛书，先是三册：王尚文的《语感论》(修订本)、李海林《言语教学论》和李维鼎的《语文言意论》，以后在2001年又出了韩雪屏的《语文教育的心理原理》。
这样，语文教育的理论界形成了一股崭新的力量，打开了新的局面。
有关语文课程理论的著作，我看到的以下列两种最重要：一是2003年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语文教育方面第一位博士王荣生的博士论文《语文科课程论基础》，可谓体大思精，对语文教育的整个大厦，作了认真的清理和评估。
还有一本是北京师大郑国民教授的《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此书写得通俗易懂，而且多从实际教学取例，深入浅出，也颇见功力。
2004年，浙江教育出版社也推出了《语文课程改革理论探索书系》，先出三种：王尚文主编的《语文教学对话论》、李维鼎的《语文课程初论》和《语文教材别论》。
我认为：将对话理论引入语文教育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请第一线的老师不要忽视。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以其真诚率直的性格和深沉厚实的学养积极投入语文教学的改革之中。
2003年，他把自己的有关论著编成《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其中确实有许多远见卓识，这是一本是感时伤世的忧患之作。
无独有偶，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教授的《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4月初版)，参与意识更浓，笔端的感情色彩与其理论的阐述相得益彰。
最后介绍的一本好书是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吴非)的教育随笔《不跪着教书》(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这本书是最近读书界争相阅读的热门书，不用我赘言了。
阅读学、写作学、训诂学等相关学科著作 最近这这一两年，我到处推荐美国学者艾德勒的专著《如何阅读一本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更简洁一点的话，可以读复旦大学郜元宝博士辑录的海德格尔语录《人，诗意地安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接下来是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读起来也太艰难，我用简便的办法，读洪汉鼎先生主编的《理论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有关各家的重要论著都在这里了。
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解释学。
我读到的有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周光庆的《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而更切近我们语文教学的，是浙江大学蒋成瑀教授的《语文课读解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此入门，可以；但还应该进一步探究，不能像我这样浅尝辄止。
在阅读教学方面，还有一方面最被忽视，就是教学生诵读。
当然不是照过去私塾老先生的办法摇头晃脑吟咏，也不必如今日的话剧演员拿腔拿调地朗诵。
我建议老师们不妨看一看南京师大陈少松教授的《古诗词文吟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三版)一书，肯定能为你打开吟诵之门。
下面讲写作。
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写作的，以福建师大潘新和教授用力最勤。
他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和《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读了之后可以鉴往知来。
再打开眼界，则要了解国外的写作教育情况，我手边有一本刘锡庆教授组织编写的《外国写作教学理论辑评》(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写作学”是每个大学中文系都开的课。
讲义内容大同小异，搬到中小学来用，方凿圆枘，有生搬硬套之弊。
而坊间教中小学生做作文的书已泛滥成灾。
我看有两本书最好。
一是叶圣陶和夏丏尊在30年代写的《文章讲话》(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二是张中行的《作文杂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虽都是薄薄的小册子，但都说到根子上，说到点子上，远胜那些大部头的专门论著。
教学生写文章，明白这些基本的道理就行了。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文章是写出来的，多说没有用，至少不起关键的作用。
中西文化及其经典的介绍 西方名著浩如烟海，难以赘述，不如删繁就简，只介绍一套书《西方名著入门》。
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和阅读学专家莫蒂默·艾德勃合编的一套丛书，共九册。
第一、二、三册是文学，第四册评论，第五、六册是人与社会，第七册自然科学，第八册数学，第九册哲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一版)，此书精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的名著片断，并加以解说。
原是供西方中学生阅读的。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第一册书前有主编撰写的《致读者》(16页)和《导言》(114页)，务请各位读者认真一读，真可谓“金针度人”、“指点迷津”之作。
如果要对西方学术思想有一简略的了解，也不妨读一本《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再说中国传统文化，最近倡导“国学”的风头很健，目前除了被按下头去读经的儿童之外，真正潜心研读者不多。
我们语文教师不能随波逐流，还是应该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运用脑髓，放开眼光，自己去拿”。
对中国文化作系统讲述的著作不少，但我却愿意介绍两本简而明的读物：一是1947年曹伯韩先生的《国学常识》(三联书店2002年版)。
此书原是供中学生读的，文字浅易而清晰。
但你一读会发现，该介绍的他全介绍了，而且功力相当深。
比读《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收效大，而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版)又枝蔓太多、琐碎。
还有一本则是台湾学者韦政通的《中国的智慧》(岳麓书社2003年版)，它是与美国艾德勃《西方的智慧》相配套的普及读物。
他不以时间为线索，而列出一个个问题(哲学、科学、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社会、经济、美与艺术、爱情友谊、人的问题)分门别类地讲述，最后对中西智慧的异同作一对照表，读起来饶有趣味。
韦先生另有《中国文化概论》(同上出版社)也值得细读。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很重要，有朱熹的权威注本《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不管怎么说，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作用是没有一本书可以与之抗衡的，所以我们语文教师还是应该读一读的。
另外，杨伯峻先生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左传译注》，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读起来更简便。
最近还看到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也出了《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读下来也不错。
至于台湾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差错不少，不敢恭维，比他差的还有，那就不说了。
《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我们语文教师是需要备一部在手边查查的，中华书局有影印本(1963年版)。
最近上海教育出版社还出了一种排印大字本，读起来更清楚。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是可以备一部的，如嫌它10本太多，可以精读王伯祥先生注释的《史记选》共20篇(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他的注释极精，来历都说清楚的。
《汉书》以下，非研究古代历史的，不必多花工夫。
还有一套编年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纪》。
也卷帙浩大，难以全读，可以读选本。
《老子》只有五千字，却十分费解。
如果拣看得懂的说，方便；通盘了解极难。
中华书局有朱谦之先生注本，我看台湾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译今注》和《庄子今译今注》都不错，有中华书局的印本。
《墨子》的权威注本是清末大儒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其中《非攻》篇选入中学教材。
《荀子》中有《劝学》篇选入中学教材，《韩非子》则有一些寓言选入中小学教材，还有《晏子春秋》中也有一些故事选入教材。
教师都应该窥其全貌，心中有底。
《世说新语》，虽说是一部笔记，可它的确是中国古代语言艺术的精品。
往往一两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形象，甚至达到它的内心深处。
阅读和写作，都应该以它为典范。
此书有两种注本，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详细些；徐震堮的《世说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简约点。
都值得一读。
《昭明文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好的一部文学总集。
所选诗文上至汉代(诗则从屈原宋玉开始)下至南朝，最优秀的作品都搜罗殆尽了。
譬如《古诗十九首》就首次出现在《文选》之中。
此书有通行的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是唐代李善所注，共六册。
唐代以后，诗人文士辈出，各种别集众多，尤其是宋代以后能够刻印成书，更便于流传。
我们由此可以转入文学作品的选注本中去了。
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本和注本 要说正宗地系统地，如同大学中文系那么沿着先秦两汉的顺序研读中国古代文学，(这当然要在很大的工夫和精力)那就要把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甚至文学批评史与历代文论选串在一起读。
但这些年来，大学生立志者不少，真学有所成者不多，“心有旁骜”也。
如今亡羊补牢，再潜力来读，也未尝不可，但不必急于求成，日有所获，数年之后也大有可观。
我读到的文学史都是老一代人写的，新的所知不多，而得益最多的则是刘大杰先生1957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三册，我曾将它抄过一遍，至今抄本还珍藏在柜子里。
这样做的好处是有一根线贯串在心中，有“历史感”。
作品呢
我看以50年代北京大学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比较完备。
好处是选得多而精，注得详细又有来历，不同的解释放在一起供你选择，还有不少背景材料。
可惜唐宋以下就断掉了。
唐以前的诗，《诗经选》(余冠英选注)、《楚辞选》(马茂元选注)、《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都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读本丛书”本子，到处都能买到。
唐诗选本极多，有名的是《唐诗三百首》，其实远远不如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马先生此书的好处是注释要言不烦，评析短小精要，都能点到要害上。
沈祖棻先生的《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也有同样的优点。
同样的，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读本丛书”本)也是注得好，评析得更好，而且钱先生的解说语言出神入化，自有一种独特的趣味。
宋词的正宗选本是朱祖谋老先生的《宋词三百首》，唐圭璋先生加以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龙榆生先生是朱祖谋(彊村老人)的嫡传弟子，他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和《近三百年(即清代至现代)名家词选》，都十分精到，可以买来读读。
《古文观止》流行数百年，先秦两汉收得太多，唐宋八家以后又收得太少，清代以后一篇没有。
为了教师进修备课的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曾编过一套《古代散文选》三册(1962——1980年出版)这书选得精，编得严，便于教师备课参考，也可以用来进修。
明清两代的诗文，有好作品，但缺乏好的选注本。
如明末的小品文，实在是好。
张岱的《陶庵梦忆》，篇篇精彩，好在也不古奥，直接读下去，也能懂。
笔记小说是明清两代文人最喜欢的东西，老师们没事随手翻翻，如《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谈狐说鬼，庄谐并出。
还有谈掌故的，讲见闻的，以及读书札记，都能增长知识，读着读着，古文就过关了，甚至还能下笔写上一小段。
何乐而不为呢
对我们教师来说，鉴赏比批评重要。
这里要向老师们郑重推荐我的老师刘衍文先生和他的儿子刘永翔教授合著的《古典文学鉴赏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他们好像在组织一场场讨论会，对古典文学中的一连串问题，召集古代的名家，各抒己见，然后再总结出自己的见解。
看起来生动灵活，有趣又有道理。
他们的话锋，穿透二三千年历史的迷雾，往往能显现古代诗文的真面目，功力是深透的。
黄山谷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弗洛伊德 的精神分析理论 的思想来源是什么
对现实人生的深刻关注和细腻刻画，是“太阳鸟作家群”一个重要创作特色 内容摘要：“按照巴金的说法，‘写作即生活’，散文中的生活，第一是最本真的，第二是创作主体自己的。
”那么，吴然散文中最本真的是西双版纳这片土地上山水风物的原生态；第二，则是作者自身的生活。
前者包括这样一些意象：关于自然的，“一串红”、“万花溪”、“龙血树”；关于地域的“牛恋乡”、“苍山”、“洱河”；关于民俗的“泼水节”、“彩蛋节”、“孔雀舞”。
这一系列物象构成了这片土地总的意象──这是一个相对于城市化进程之外的乡村和民间，这是一群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和物。
他们自然淳朴，单纯而富有人情味。
在自然、地域上为作者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原材料。
后者是作者主体介入创作，通过唤醒自己的童年经验和童年回忆来达到。
这是属于作者自身的生活。
将这两种生活通过艺术加工凝练成写作，将个人经验民族意识地域本位三者融为一体，便形成吴然散文的“三恋”── 即，自然之恋，地域之恋和童年之恋。
关键词：吴然 儿童散文 自然之恋 地域之恋 童年之恋一 散文是一种最具个人情趣的文体。
好的散文如同一杯好茶，或如龙井、碧螺春一般清爽适口，或如菊花、茉莉花茶口味醇香回甜。
大凡优秀的散文家都在其中彰显着自己的性情，感受生活的雅致。
周作人就曾把自己散文集结成辑，命名为《自己的园地》。
散文正是一种作家在自己的艺术园地里经营的生活的美学和美学的生活，儿童散文也是如此。
读冰心散文是一种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感觉，读桂文亚的旅行散文有一种游历四方之后的真实感和亲历性。
读吴然的散文更多的是怀有一种沉甸甸的故土情结。
对于一片土地的关注，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和物，成了吴然散文情致的聚焦点。
“按照巴金的说法，‘写作即生活’，散文中的生活，第一是最本真的，第二是创作主体自己的。
”那么，吴然散文中最本真的是西双版纳这片土地上山水风物的原生态；第二，则是作者自身的生活。
前者包括这样一些意象：关于自然的，“一串红”、“万花溪”、“龙血树”；关于地域的“牛恋乡”、“苍山”、“洱河”；关于民俗的“泼水节”、“彩蛋节”、“孔雀舞”。
这一系列物象构成了这片土地总的意象──这是一个相对于城市化进程之外的乡村和民间，这是一群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和物。
他们自然淳朴，单纯而富有人情味。
在自然、地域上为作者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原材料。
后者是作者主体介入创作，通过唤醒自己的童年经验和童年回忆来达到。
这是属于作者自身的生活。
将这两种生活通过艺术加工凝练成写作，将个人经验民族意识地域本位三者融为一体，便形成吴然散文的“三恋”── 即，自然之恋，地域之恋和童年之恋。
二自然之恋──营造诗意的生存环境 都市的烦躁与喧嚣让人们渴望接近自然。
工业革命，大机器时代已经剥夺了人作为自然之子的权利。
童年时代的“跳天堂”、“打水漂”、“捉泥鳅”在如今的孩子眼里已经变得遥不可及，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认为印刷时代创造了童年的概念，而电子时代又是如何消灭它的。
孩子们在城市中过着和大人们一样的生活。
消失的童年，消失的自然，让他们心灵经受着煎熬。
在这样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下，自然作为一个创作题材在儿童散文创作中显得尤为重要了。
吴然的散文正是用浓郁的乡情和明净的淡彩给我们描绘了一组西双版纳的风情画。
对于一片土地的关注，自然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意象。
赤着脚，踩在厚实的黄土地上，所有关于童年快乐忧伤的记忆全一股脑儿的涌了上来。
带着对云南地域特色风物的迷恋，作者在取材上更倾向于自然界。
吴然说过：“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山村，受到美丽的云岭风光的熏染，我的心性似乎更接近于自然。
每当我吹着高原的风在太阳下旅行，在自然保护区采访，心中便升腾起歌唱大自然歌唱故乡土地的欲望。
大自然的宏富与伟丽，云南边地独具特色的山水人情，使我童心跃动，情不自禁拿起笔来。
”[１]他笔下的每一朵花都带着露，每一片云都染着色，使每一块石头都流漾着诗情，使日、月、云、光、影都发出悠远的芳香和甜美的声音。
一个看似信手拈来的词语，被他自然地置于文中，便能使花朵、太阳、月光、溪流和小草都有了生命，充满柔情，显出灵性。
“火把花”、“叶子花”、“含笑花”、“太阳花”、“伊兰香”、“凤凰花”、“月光花”、“龙血树”、“望天树”、“梧桐树”、“银桦”……这些独具地方特色的山水花草和饰物，统统走进吴然的艺术殿堂放射出迷人的光彩，成为了这片土地上最美丽的物质外壳。
中国传统自然审美意识是通过“天人合一”、“物我相亲”、“物我同化”逐步升华而进入理想的审美王国。
儿童的天性也在这样的交融中自由舒展。
他们欢呼，他们雀跃，为一朵鲜花的绽放而兴奋，为一棵树木的成长而欢呼。
在吴然的眼里人和自然是和谐共生的，没有谁主宰谁，谁压迫谁，亦没有改造或者索取的欲求，只有平等，和谐。
可以说“美是和谐”、“美是自然”是吴然散文的自然美学观。
作者在散文创作中体现了这种互敬，互爱，亦友，亦师的自然美学观，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这种美学观中表现为以下三层：①自然作为人类的伙伴，朋友，亦或者是长辈。
自然作为人类的伙伴，朋友，亦或者是长辈，带给人们心灵的慰藉和关怀。
在和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了关心，学会了理解。
吴然借儿童的口说出：“你是我们的朋友。
”[２]在《春天的拜访》里，人们希望与自然重归于好。
“哦，朋友们，你们错了，我们已经不是淘气包，我们不会再捕捉你们了。
”在《我和小马》中，人和动物和平相处，我们为小马打扮戴花环，小马为我们驮书包。
自然甚至可以是我们的长辈，给我们呵护和关怀。
②自然作为人类崇拜仰慕的对象。
自然在这一层面化身为一种精神和信仰。
《望天树》中写到“你是森林的旗手，你是森林的巨人” 自然是何等的神奇和壮丽，人在自然面前显得是如此渺小，人们希望借自然的伟大力量来歌颂和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
《月光花》描写的是一种夜晚开花的植物，表现对自我牺牲精神的赞赏。
《风雨花》体现了一种在逆境中永生的高昂意志。
《龙血树》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信仰的追求。
老科学家为了真实中国大陆有“血竭植物”的存在，终其一生，执着探索追求。
吴然散文中描写崇高和壮丽的相对较少，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的自述中看出来，他在《谈谈我的散文》中说：“我生性柔弱。
这种性格在我散文写作上的反映是，我崇尚壮美与崇高，但自觉笔力不足，只好敬而远之。
我喜欢写水写月光写野花与树木。
”因此，自然的优美迷人，吴然是不惜笔墨加以欣赏和赞美的。
③自然作为人类欣赏赞美的对象。
人们渴望拥有自由，灵动，生机，自然变成为人们欣赏和赞美的对象了。
《珍珠泉》的泉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出五彩光芒，犹如一串串珍珠般美丽动人，作者由衷地赞叹“这就是美丽的珍珠泉，这就是我们村的珍珠泉
”《万花溪》让孩子们受到自然美的陶冶。
吴然以抒情化的手法赞美大自然，在他的眼里大自然的美丽仿佛是一幅画，一首诗甚至是一段音乐。
色彩、声音、光线……所有的美学元素都加入进来，糅合成艺术。
自然是一个没有围墙的花园，不需要门票只要你拥有一双无尘的眼睛和一颗懂得呵护的心。
海德格尔曾说过：“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在日趋物质化的今天，文学成为了人们抵制心灵沙漠化的一剂良方。
吴然散文营造出来的优美意境正是人们理想中的生活家园。
以审美和谐的态度居住在大地上，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共同构建起人类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家园。
三地域之恋──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云南这片热土上居住的人们和自然和谐共生着，他们的生活构成了他们自身独特的文化。
文化的地缘性，必然带来文学艺术的地方色彩。
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在他的《破碎的偶像》中说：“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
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的、不断涌现出来的魅力。
”[３]云南是吴然的故乡，他的年轻岁月是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度过的。
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地域差异决定了作家创作的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作者在创作观念上的不同。
体现为一个作家独特的个人气质和艺术魅力。
但是，记写家乡的散文稍不小心就会陷入图解故土，山水人物的老套路。
然而吴然却没有，他通过日常生活中最微小，最不经意之处发现美、创造美，使得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和文化显得温润可感，富有独特的韵味。
在乡村民间生活的朴素中抒写民俗中亲切可感的人情道理，在凡物凡事凡人中幻化出一个立体的美感世界。
读吴然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怒江”、“洱河”、“圆通山”、“泼水节”、“杨梅会”……一系列极富地域特色的名词时常跳入眼际。
对于乡村和民族风情的顶礼膜拜，使得作者在写作时表现出极浓厚的地域特色和乡村风格。
乡村的日常生活是作者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乡村的日常生活描述中，体味到这一片土地上浓浓的亲情和乡情。
《玉》以大理的一块玉石的辗转来预示母亲一生的境遇，以及母亲像玉一般坚韧温润的性格，赞赏了母亲平凡的一生和她不平凡的爱。
关于于母爱主题，吴然在《妈妈教我一个字》《我捧起了珍珠》等篇章中均有渐次深入的表现。
《铜墨盒》从“山村人家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一两件铜器……，而被许多人家视为传家宝的，则是铜墨盒。
”引出对年少读书时光的追忆，和日久弥新的同学情谊。
《爸爸的相册》、《走月亮》、《女儿高考》、《保密》等都是以温馨的亲情为主旋律的篇目。
除了描写从平凡的家庭琐事中提炼出来的亲情外，还有以耕种收割打铁为特色的乡村生活以及从中散发出来淳朴稚拙的乡情也是作者描写的主要内容。
如在《闹春牛》中“村口的大道上，冒出一队彩旗耀眼的‘铁牛’，收录机很响的播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
呦，那打头阵的，不就是农机站的阿兴哥吗
他扬着手大声呼喊：“我们来‘闹春牛’了
””[４]一幅早春收割的图景跃然纸上。
活泼鲜明的，泛着泥土气息的乡村话语在作者的笔下是如此的自然天成。
如在《村里的打铁铺》，写到乡村打铁时分的情景。
“阿明叔舀了一瓢水，叉着腰咕噜咕噜猛喝。
天晓得为什么，他竟扑哧一声又咳又笑，水花喷洒在滚烫的铁砧上，丝拉拉响。
这下我们可乐了，一拥而上，撒野地争抢铁锤火钳，甚至乱拉风箱……”[５] “打铁”本是一项传统的乡村手工业活，是我们一般人所无法接触到的行业。
尤其是儿童所不了解的。
作者在这里生动的描绘打铁时分的情景，让孩子们在这种新鲜的乡村生活的叙事中既感到陌生，同时又感到陌生后的快感和新奇。
在乡村叙事中，孩子们开始渐渐了解在他们生活环境之外的又一片世外桃源。
乡村的朴实、敦厚、单纯、自由留住了孩子的目光，让他们日益躁动不安的心灵得到满足。
故乡的依恋是人们心底最真实的渴求，就象孩童的恋母情节，这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感情。
作者在不断变化着的乡村叙事中又加入了新的元素──民俗元素。
使得原有的乡村叙事话语变的更丰满更妥帖了。
云南本身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有彝、白、哈尼、壮、傣、苗、傈僳族等２５个少数民族，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节日和民俗风情。
如彝族的“火把节”、“插花节”、白族的“鲜花节”、傣族的“泼水节”、苗族的“花山节”等等……为吴然散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这些直接以民俗节日命名的散文和散落在其它篇章中的民俗情节构成了吴然散文的重要内容，吴然“地域之恋”关注的第二个焦点。
“复杂变换的各种民俗现象，像漫山遍野的山花野草，永远和乡土联系在一起。
”[６]民俗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现存社会生活所无法亲历的，带着某些神秘的，古老，而又富有活力的新的乡村景致。
谢冕先生曾经说过：“儿童散文要唤起儿童阅读的兴趣。
他们的特点是天真，喜好新奇，又缺乏成人的耐心。
只有新鲜的故事，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不至于厌倦。
”[７]吴然正是通过乡村中新奇而富有特色的事物的描写，吸引儿童进入他所营造的艺术散文的园地。
让儿童在这些新奇而陌生的土地上寻找童年的梦想。
这种陌生又似曾相识的感觉，让孩子们不由的一阵激动。
一系列地理人文景观，美丽而令人着迷的故乡，民俗风情等……成了吴然散文“地域之恋”的原初动力。
一方土地养育一方人，他们独特的生活构成他们独特的文化，透过吴然文字的叙述让我们呼吸到了云南浓浓的空气，触摸到空气中的温度和韧度，体味生活的原生态，使我们感染让我们感动。
这种以地域和少数民族风俗为本位的散文取材手法，在儿童散文的创作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儿童散文亦是如此。
四童年之恋──撷取童年的万花筒 儿童散文与成人散文最大的区别在于“童心”的介入。
于是，在儿童文学界便有人诠释说：“儿童散文其实就是为儿童写作的文学的散文，这种散文是向儿童传达自己的“动人的人生经验”，但是作者必须应用儿童能体会的题材，应用能激起儿童心理反映的语言。
”[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童年视角，儿童文学家的童心童趣。
那么，吴然是如何将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传达给小读者的呢
他的童年万花筒里到底装着什么样的玩意儿呢
吴然的独特性在于他把童话思维渗透到日常生活描述中，渗透到对自然民族的感受和依恋中，他以童心的世界来还原生活的本真。
以童心关照自然，以丰富的想象点化自然，使自然之物富有生命和人格精神。
明代诗人李贽说，童心未经蒙翳，“绝假纯真”，是“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９]李贽的“童心说”和现代儿童文学所提倡的童心并非完全一致，但至少在抒发真情实感，上是一致的。
这种情是朴素的情感，真挚的情感，能够赢得少年儿童认同的情感。
然后再加上作者自觉的呼唤自身的童年经验。
以儿童的眼睛去认识世界，以儿童的语言来阐释世界，才会获得儿童的认可，以质朴真实的情感和优美的语言赢得儿童亲赖，使散文为儿童所喜爱。
正是因为作者把时间维度设定在童年，从而使得自然和民俗容易被孩子所接受和理解。
否则光有自然和风物，那便是成人文学也能够表现的领域。
地域之恋和自然之恋成了童年这个横向纬度上的两个纵向坐标。
因而，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童年有了更多单纯而质朴的感情，也有了更多迷人的童趣。
吴然散文的童心童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拟人化手法来沟通人类社会和植物动物的自然界。
用拟人手法沟通人类社会和动植物界，让万物具有人的特性，往往能产生迷人的童趣，散发人性的光芒。
在儿童的世界里，雪人胖胖也会怕冷，他也需要围巾和帽子。
“小男孩给胖胖带去温暖，胖胖激动得要融化了，他悄悄地对小男孩说：“谢谢
””[９]云娃娃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溜出来玩。
它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玩耍，一会儿在水盆里洗澡，一会儿又扬帆远航了。
[１０] 作者用拟人的手法使得散文产生了童话般美妙的意境。
孩子们的幻想、想象在这里得到了舒展，他们仿佛进入了散文营造的优美意境中和大自然中的生物们亲切对话。
维柯说：“儿童的特征在于他们把无生命的事物拿到手里，和它们戏谈，好像它们和活的人一样”，“儿童的记忆力最强，所以想象也格外生动，因为想象不过是展开的记忆。
”[１１] 吴然展开自己的记忆，唤醒沉睡的记忆，寻找到一条回到童年的路。
作者运用这种戏谈、对话的方式深化拟人手法，使自己和儿童融为一体，想儿童之所想，言儿童之所言，《我和花朵说悄悄话》、《含笑花》、《清碧溪》……吴然散文很好的体现了这种精神的对话。
“你是蝉们的天堂。
”[１２] “你的美丽正如你的名字。
”[１３] “左旋右转，你留下一个一个小水塘，清清的，碧玉般的小水塘。
”[１４] “你好，山茶花
……山茶花，别只顾着笑，你倒是把你的秘密告诉我呀
”[１５] “我喜欢做在你白玉般的溪石上，看点水雀叼起一条闪光的小鱼；看翠鸟顺着你的溪流飞过。
”[１６] 在“你”与“我”的交流中，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交替出现的叙述中，散文产生新的艺术效果，仿佛像是老朋友在那里聊天，对话。
而不是自言自语，不是独白。
吴然在创作时更多地考虑到阅读对象的年龄层次──儿童。
他仿佛在和自己的童年对话，用幻想的眼睛去看待世界一样，像孩子们天真的呓语：“蹲下来，我也是一株小草，一朵小花……。
”在人与物的交流中，亲切感油然而生。
没有拒绝、没有孤立，有的是对话、交流和博爱。
从另一方面来说，对话的运用也体现了 “泛神论”的思想。
仿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沾染了灵气，处处是人性的光芒，平等而自由的对话，人和自然本来就是同为一体，儿童充当了人与自然交流的最好使者。
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
二、以单纯的情感和朴质的生活歌颂诗意的童年。
吴然散文的儿童情趣在于情感的单纯和朴质。
一种带着浓浓乡土气息的童年，总是那么自然，率真，朴实。
往往能造成特别丰富的想象，同时情感也易于随环境变化和变化，使得散文妙趣横生，摇曳多姿。
《斑鸠》讲的是捉斑鸠的技巧，作者从斑鸠庸懒的性情入手，这样描写到，捉斑鸠先要挖几个大洞，然后在洞中撒上麦粒，斑鸠到处寻找食物，最后，因为太想吃麦粒了一头扎进了大洞，这时候只要拾进笼子里就算成功了。
《捉石蹦》讲是一些调皮的男孩子，点着香火去捉石蹦的故事，“我”也大着胆子捉了一只，结果却被石蹦尿了一手的屎。
一个个活脱脱生动鲜明的儿童形象，似乎让孩子们也想到了自己。
就象照着镜子替自己画猫脸一般，孩子们也会被自己逗乐的。
这样的童年生活是多么让人回味。
以真挚朴实的生活场景和生存技巧打动小读者，使之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走月亮》讲阿妈和“我”走在乡村的田间，畅想着美好的未来，仿佛像是走在天上的月亮上。
孩子纯洁的心灵和天上的月亮一样澄澈透明。
童趣的流露常常伴随着故乡的爱、人情的爱、花鸟鱼虫之爱的产生。
《我捧起了珍珠》中母亲的宽容、慈祥、善良品质在一个孩子的顽皮捣蛋中体现出来；《抢春水》中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舀春水，似乎抢到了春水就抢到了来年的幸福平安；《象鼻竹》中体现了孩子渴望和灰象一起生活的感情。
这种纯粹而自然的情感，常常是优美而含蓄的，从而使散文充满美好的诗意。
这种诗意不是简单的感动，而是一种基于‘爱’的特殊的打动。
吴然显然是把握到了这种诗意的情感表述方式，以单纯的情感和朴质的生活赢得孩子们会心的微笑。
这样的微笑是儿童文学家最为宝贵的财富。
三、儿童散文的语言表述形式。
儿童散文的写作，必须注意儿童语言及心理，同时又要能唤起儿童阅读的兴趣，抓住儿童的心理特点。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不论讲小孩子的事情，还是讲大人的事情，都不要忘了，要像小孩子一样地看、想和说，这样才能抓住童心，这些应该是儿童散文作家在写作时不可忽略的主要地方。
吴然散文的语言注意从儿童的感觉出发，通过听觉、视觉、味觉……等一系列感性层面入手写作。
优美中见着朴实，活泼中透着简约，规范中求得自然。
深入儿童的口语又高于儿童的语言，如《清碧溪》中描写小溪的情趣是多么天真无邪。
“跳跃着，跳跃着，你光洁的溪石上，有透明的珍珠跳跃着。
你欢笑，你快乐，你和我一样，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你是多么调皮的小河。
”动感，光感，视觉上的，听觉上的，效果使文章产生童真般的俏皮和欢快感。
吴然的散文除了语言的选词上注重儿童感觉外，在语句的排列上也呈现出诗的韵律和节奏，主要体现为散文语句的重复和变调。
“你开在静静的小院。
你开在深深的小巷。
……当我们带着标本夹，带着行李和炊具去野营的时候；当我们排着队……”[１７] “妈妈，你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你没有文化，你……妈妈，当我躺在你的怀里，吮吸着你的乳汁，你轻轻地着我的小屁股……”[１８] “你窗前的银杏树落叶了吧
在那间仄小的书房里，你在看书还是在写字
你手里正和我一样握着一杯热茶，一杯用铜茶壶烧的热茶吧
温厚的笑从你细眯着潮湿的眼里溢出来，你是想起了我俩家结伴去丽江的愉快吗
我感到阳光向我走来。
是你笔下的阳光吗
”[１９] 一个词语，一个句型在同一篇文章当中反复运用，交替出现，使得音响和意义再三地回荡在一个空间。
不觉使人产生共鸣。
达到听觉上和视觉上的美感。
“重复”技巧在文章的旋律和节奏上表现的尤为重要，使得散文飞扬起来成了一首诗。
旋律美和词的重复联系在一起减慢了节奏的速度，赋予句子以柔美抒情的格调。
这种重复不是人为的技巧，而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口语，来自最天然的言语，来自最本真的自我舒怀。
所以，吴然的散文常常也被许多人称之为散文诗。
儿童在这种近似于诗的语言中体会到美感，获得艺术的熏陶。
语言的重复本身就比较适合低幼儿童阅读。
吴然童年的万花筒里装着朴质的感情，迷人的童趣，以及诗一般的语言。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转起童年的万花筒，我们看到了真正适合儿童为儿童所喜爱的散文佳作。
自然是这片土地之上生长的自然，民俗是这片土地之上留传着民俗，童年是在这片土地之上度过的童年，吴然在“自然之恋”、“地域之恋”、“童年之恋”这三恋的情感推动下中投身于儿童散文的创作，使他的散文处处流淌着温情默默的关怀和爱恋，成了儿童心灵家园的守望者。
扎根在西南这片土地上的儿童散文，散发着独特的艺术光彩。
吴然正是这艺术光彩的缔造者。
五 于吴然而言，产生这“三恋”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作者内心浓浓的故土情结，一种满怀着对“胡子里长满故事，憨笑中埋着乡音”的边地生活的爱。
这份爱，这份情，完全是来源于作者自身生活的积累和提炼，从而形成了一种属于吴然个人化的散文风格──爱自然，爱土地，爱童年。
吴然曾说“散文的肌体中，流动的是情感的血脉”[２０]这种情感的自觉转化为审美艺术的自觉。
由此，经过作者审美提炼过之后的生活，变成为一种美学的生活，生活的美学。
飞鸟、鱼虫、走兽、花草、树木……所有的物象在这种心境的推动下创造出属于他个人情趣的散文。
或许用艾青的一句诗来形容吴然艺术个性颇为妥帖──“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显然土地在吴然的眼里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情感的纽带。
对于一片土地的爱恋成就了吴然的散文创作的最高境界。
云南地处西南，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中原政治文化的中心，又远离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原始时期的地貌和人文风情。
云南既有西双版纳的神秘古老，又有苍山洱海怒江等气象万千的地理风貌。
还有许多古老的风俗传统，如云南泸沽湖至今仍保留着走婚的传统习俗。
这样的生存空间与地域文化背景濡化着，影响着，关照着吴然以及吴然的散文创作。
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指出原始民族和儿童有着共同的心理思维。
云南这样一块还留有大量原始特征的土地上，与儿童有着更多的共性，这为西南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文学是表意生活的，因此，以这片土地为内容的儿童文学，将更多的适合儿童本身的思维方式，而由此产生的原始情感也更容易引起儿童的共鸣。
我想原始思维更多的指的是一种感性知觉型思维。
散文这种文体恰好是这种直接感性思维的最好载体，它以单纯的形式，表现为一种厚重生活积淀。
这种厚重的积淀体现为个人思维的同构同化。
罗兰??巴特曾在《写作的零度》中谈到一个作家亲近某种文体，与其说跟历史时代相关，不如说与个人的内在条件相近，它只能是文学意向与作者躯体结构之间的方程。
那么，吴然显然是擅长散文创作的，这多少和他自己说的“喜爱真，和美”的性情也有关系，这种性情与儿童是一致的，因此他颇具地域特色的儿童散文常常能赢得孩子们的喜爱。
当然，仅仅以儿童的思维或语言方式来认识和描述世界是不够的。
吴然的儿童散文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去引导孩子发现美，发现真，发现善。
在《儿童文学札记》中，吴然说“我常在云南边疆采访。
走在国境线上，一种强烈的爱国之情会油然而生。
我由此想到我们的儿童散文，是否应该具有浓郁的乡情
是否应该用包含乡情的作品帮助孩子认识美，或让孩子知道家乡暂时的贫穷落后，激发他们改变家乡面貌，建设美好生活的远大志向
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２１]作者怀有如此美好的愿望创作散文，一方面在于他对儿童文学的执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建设美好的西南，而辛勤地笔耕着。
所有的一切最终都源自于他对这一方土地的爱恋。
一种极富个人情趣的文体──散文，要让下一代人，下下代人都能读懂喜欢并从中获得艺术的熏陶和滋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吴然就象泡茶一般，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作茶叶再拿童心童趣的热开水一泡，冲一杯具有浓浓云南特色和风情的普洱茶。
看茶叶恣意在水中舒展，尝一口顿觉口味醇香回甜，香气郁郁而茶心温和。
相信，这样一杯好茶即使是喜欢喝橙汁的少年朋友们也是很乐意换换口味的。
求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现实问题的文章，2000字为佳，大侠们帮帮忙，谢过了
“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2004年12月9日，“青年哲学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举办了第23次活动。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求是》杂志社、《哲学研究》杂志社、《教学与研究》杂志社、以及中国城市出版社等单位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重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由徐长福主讲，鉴传今、杨学功点评。
与会学者围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徐长福（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我想分如下四个方面来讲。
一、我在学术上关怀的两个主要问题据我个人的体会，学术上的许多争论表现为观点的分歧，其实是关怀不同。
我所关怀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原生性问题，是引导我走上哲学之路的问题；另一个是次生性问题，是我走上哲学之路后遇到的新问题。
我的原生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从理论上看是那样的完美，那样令人信服和让人向往，可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在中国的实践，特别是头一个时期严格按照理论原则来进行的实践，又是那么的坎坷，充满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二者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就人类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按照一种理论学说来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而言，我们作为当事人所经历的这场运动是史无前例的。
可这个“反差”有人研究过吗
好象没有。
自由主义只是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甚至贬之为幼稚的错误；与之相对的观点则把问题归结为操作上的失误。
这两方都不反省我说的那个“反差”——一流的理论和成问题的实践之间的“反差”。
这个问题扩展开去，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基本哲学问题：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理论设计和追求理想人生、建设理想社会的实践操作之间究竟该是什么关系
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所有这类“反差”事件中究竟能够提取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来
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全球化的景观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转化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是否仅仅服从一种单一的理论原则
即是否如果寻找到了或建构起了一套所谓正确揭示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和价值目标的理论体系，比如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全人类就都该接受这个体系，并仅仅照这个体系去做
这就是我所关怀的次生问题。
次生问题和原生问题在学理上内在沟通于上述那个基本问题，可以转写成：人类生动复杂的实践是否能够还原为某种单一的理论
是否应该仅由某种单一的理论开出
原生问题是这个基本问题主要在既往历史中的表现，尽管它在现实中还在延续；次生问题则是我们当下的实际。
二、上下求索的初步成果为回答这些问题，主要是原生问题，我摸索过两条不同的路子。
一是向下求索，即通过研究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实证学科来寻找问题发生的具体原因。
二是向上求索，即从形上学、本体论层面找寻产生问题的思维方式根源。
这两条路子从我开始学习哲学到博士毕业的十多年间一直是并行而互补的。
求索的一个初步成果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该文完成于2000年初，以《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之名于200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我从工程出发构造了一个理论框架。
工程是我们有计划建构的设施。
要建造工程，必先设计工程。
设计所要明确的东西包括：该工程是什么样子的——形状、结构、特征、功能是什么
用什么材料、哪些材料、多少材料去建
靠谁去建——谁支付费用、谁指挥、谁设计、谁施工、谁受益、谁承担责任
这些因素都是具体的个别事物，我称之为“实体”。
设计不是对这些实体的简单堆积，而是从工程意图出发根据所牵涉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客观联系所作的有序构想，这些联系一般都表现为既有的科学原理，也就是说，工程总是要按照特定的原理来设计，这些原理我称之为“虚体”。
任何一项工程都不可能只由一个实体或一类实体来构造，它所关涉的实体一定是复数的和异质的（即不同种类的）；同时，任何一项工程都不可能只按照一套或一种学科理论来设计，它所牵涉的学科和原理一定是复数的和异质的，即这些学科和原理一定无法从逻辑上还原为某科某派的某套单一理论。
所以，只要我们从工程建构出发去看世界，世界就是由绝对多元的实体和绝对多元的虚体相互交织而成的，工程设计就是这两种多元性因素在特定建构个案中的综合统一。
根据这一理论前设，理论思维就仅仅是认知虚体的思维，讲逻辑、讲道理、一以贯之、客观有效，但这种思维不能用来设计工程，因为工程中的因素尽管可以由不同的理论去分类说明，但没有任何一套单一的理论可以逻辑统一地说明工程设计所必须处置的全部异质性因素，因此，工程设计所需要的理论一定是复数的、异质的、多元的，其思维方式一定是不同于理论思维的另一种思维，我称之为工程思维。
工程思维的根本特点在于：针对特定的工程个案，依据建构意图，遵循所有相关的学科理论，对所有要素进行不同于逻辑推理的复合集成，最后形成一套最优化的、可操作的设计方案。
反之，也不能用工程思维去构造理论，因为理论原理要有效，必须具有逻辑必然性，工程思维把不同的因素连接在一起，靠的不是逻辑必然，因此，用工程思维搞出的理论一定是站不住脚的。
这样一来，我就用自己的这套理论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初步回答了自己所关怀的原生问题：杰出的理论为什么不能取得其所预期的实践效果
这是由于理论思维僭越的结果，即：用理论思维去设计工程，使得工程设计漏洞百出，无法实施，或实施后达不到预期目的。
同时还回答了另外一个相关问题：为什么那些纯粹出于论证工程意图的合理性而搞的所谓理论研究总是信誉不佳
这是由于工程思维僭越的结果。
本书的基本结论是：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必须划界——理论思维用来认知客观规律，工程思维用来筹划人类生活，二者应实现一种结构性互补。
不过，本书并未直接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范例，意在讲清这个划界的道理本身。
尽管这本书已是几年前的成果，但其中的观点我至今仍然坚持。
三、对实践哲学的历史考察和形上批判博士毕业后，也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的学术兴趣逐渐集中到了纯粹形而上的领域，开始系统清理哲学史上的有关问题和资源，希望能把我所关怀的问题放到整个哲学史中加以定位和求解，特别是希望从哲学的根基性问题中将我的问题及其解答分析出来。
我觉得，关于成败是非的形下议论固然很重要、不可替代，但终归要容易些，我自己则愿意尽毕生的努力去挑战西方人专擅的形上领域，以其所得帮助提升形下研究的思维水准。
到目前为止，我已参照英文读完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已译为中文的著作亦已读全，一些重要著作也参阅了英文；哲学史上其他重要人物的著作已读了一部分，余下的打算再花若干年来读。
同时还读了一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专著。
做这些工作，是希望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加扎实牢固的学术基础之上。
这也是我近年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的动因。
读到现在，我的一个重要心得是：西方人对实践问题的思考是跟对being（on，sein，是、有、存在）问题的思考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因此，弄清这一关联是今天重新理解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关键。
我已有几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
在希腊人的哲学思维中，存在一个“制作图式”，即一个按照匠人造物的方式去理解世界的模式。
柏拉图把“相”（idea，eidos，通常译为“理念”）看作原型而把具体事物看作摹本，亚里士多德把具体事物看成依据“形式”（eidos）加工质料的结果，都是这种制作图式的表现。
这种图式的最重要特质在于：原型可以用以“S是P”为基本句式的语言合乎逻辑地加以刻画，包括定义、三段推理、构造体系，甚至数量化、几何化等。
这样一来，这种制作图式就决不仅仅是一个比方，而是一种跟语言逻辑内在地融为一体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实践跟being的原初关联。
柏拉图用这种图式去解释“相”的世界，又用对“相”的解释去指导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于是理论和实践就在这种图式中被统一了起来。
亚里士多德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他只用这种图式去说明各种事物都是用形式和质料合成的，而不主张用某种来自理论规定的形式去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由不同于理论知识的别的理性方式来指导，包括实践智慧和技艺。
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加质料的学说由于内涵着制作图式，因而还是不可避免要被后世用来针对实践。
所以，希腊哲学思维因其制作图式而天生有一种实践本能，这对西方人两千多年中理解和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是指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接着柏拉图完成了对制作图式的语言逻辑化工作，但他同时还预留了两条其他进路，加在一起关于being就有三条道路。
在《后分析篇》第二卷第八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事物的“存在”和“本质”。
这两个概念都跟希腊语的“是”有关，可以分别用“S是”和“S是P”句式来表达。
“S是”也可以表述为“S存在”，这里“是”、“存在”是动词，是“显现出来”的意思，S之真实在于自身显现。
这条路就是后来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之路，可简称“存在之路”，最突出的代表是海德格尔。
当然，亚里士多德作此区分本意不是讲“存在主义”，而是告诉我们定义和三段论证明的关系，即告诉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事物的“本质”，如何通过知道“本质”来知道真正的“存在”。
这条路就是“本质主义”之路，或称“本质之路”，也就是形而上学之路、科学之路、理论之路，其思维程序就是逻辑推理，此间涉及的“是”就是判断的系词。
存在主义之路从作为动词的“是”去把握being的意义，确实追问到了根基处，但这根基既然只能显现，那就是我们的语言难以说清的，所以，对存在主义来说，“问到底”是其所长，但一定以“说不清”为代价。
本质主义之路从作为系词的“是”去把握being的意义，确实讲得很清楚，以至于形成了确定性的知识和原则，但既然这种确定性只是语言的确定性，那就没有理由断言它同时也是事物本身的确定性，所以，对本质主义来说，“说清楚”是其所长，但一定以“不到底”为代价。
这两条路本来各有长短，但走路的人总不免有一种偏好，一种“本体论的”（ontological，在研究ont、being或“是”的学问方面的）优越感，都觉得自己那条路既“问到底”了又“说清楚”了，而别人走的路则不然。
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觉得他的“形式”既是“本体”（ousia）又是定义，海德格尔也觉得自己所说的那个Sein（being，存在）既是本根又是最真。
西方哲学史的主题之一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其源头可以溯及巴门尼德。
不过，我愿意在此作一个调解：亚里士多德只能说自己的“形式”可定义而不能说是“本体”，海德格尔只能说自己的“存在”是本根而不能说是最真。
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其他可能的进路敞开思考的空间。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being相关的还有第三条路，即“实践之路”。
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把on（being、“是”）分为十种，亦即对同一事物的陈述有十种完全不同的种类，有的讲事物的“是什么”，有的讲性质，有的讲数量、关系等。
这十个种类之上没有一个可以逻辑地统帅它们的“是”本身。
可是，这十种陈述在同一个对象身上又是按照什么方式相互关联成一个整体的呢
对此，亚里士多德没有说。
在《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根据三段论的中词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一种一科”（one genus to one science）原则，意思是事物分成不同的种，种与种之间不可通约，每个种都要有一门独立的学科去研究，不同的学科之间也不可通约。
不过，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讲：当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牵涉到不同种类的众多学科时，这些不同种类的学科知识或信息如何才能相互关联成一个整体
在他的几部伦理学著作中，他都强调了必须对“善”加以分类，就像对“是”加以分类一样，不同种类的“善”之间也不可通约，不存在那种可以从理论上统一诸“善”的柏拉图式的“善”本身。
在这个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讲到了如何对实践中所涉及的诸“善”进行整体考虑的问题，但他没有将这方面的思想跟他在上述《工具论》中的思想结合起来，因而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讲清、讲透。
所以，我们还得接着讲。
“是”、“善”、“真”、“知”等都是要分类的，只有分类才能“说清楚”，仅仅让“它”自己显现对“它”也许是最真的，但对我们只能是一笔糊涂帐。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
分类固然便于“说清楚”，定义、推理、量化、实验等办法都可发挥作用，但在同一个前提下被“说清楚”了的那个东西却只是我们所析分出的某一特定种类，只是关于具体事物和事情之整体的某一特定方面，整体本身并没有以这种方式被“说清楚”。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从理论上说清楚了某种东西时，那种东西决不可能是关于事物整体的，而只可能是关于该整体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陈述类型的，即某一范畴的。
实践之为实践的麻烦就在于：任何在实践中出场的人、物、事都是整体出场的，没有任何事物或事情是按照理论上的陈述分类、学科分类、价值分类来出场的，即没有按范畴出场的。
也就是说，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发生：事物先是本体出场，等本体搞清楚后再性质出场，然后是数量出场，如此类推；或者先是哲学涉及的问题出场，等解决后再是经济学涉及的问题出场，然后是物理学涉及的问题出场，如此类推；或者先是身体的“善”（如健康、美丽）出场，等得到后再是外在的“善”（如财富、朋友）出场，然后是灵魂的“善”（如智慧、正义）出场，如此类推。
反过来说，实践中涉及的事物或事情又不能仅仅通过让“它”显现来把握，显现固然连动着整体，但人不管怎么“活”其整体都在显现，这跟实践有什么关系呢
实践总归是人在“显现”的过程中有所筹划、有所设计、有所成就。
因此，对实践来说，问题只能是：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对待和把握实践所牵涉的那种具体的整体性
或者说如何才能把各种理论地“说清楚”了的东西运用到具体的实践的整体计虑和谋划之中
我的回答很简单：工程思维。
或更宽泛地说：实践思维、实践智慧。
所以，从纯粹学理上讲，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到我提出的工程思维可能代表了being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即一条在实践中处理异质性的beings（复数的“是”）的道路，一条把不同种类的复杂因素在一个实践操作单元中“想周全”的路。
当然，这条路能否走通还要探察。
再回头看看我的原生性问题。
一流的理论为什么导不出成功的实践
在于西方思维的主流是理论思维，长于哲学和科学，长于“说清楚”，并且惯于把“说清楚”等同于“问到底”，并进而代替“想周全”。
这就是我研习哲学史的初步收获。
这样我就将自己的理论建构跟哲学史的批判分析结合了起来。
再照应一下开头讲的次生性问题。
全球化时代是天地神人等各种异质性因素在全球范围内交织缠绕的时代。
谁能设想仅仅一套理论就能逻辑一贯地“说清楚”这一切，并且正确指引这一切
自由主义理论如果想要包办设计人类实践的蓝图，到头来也一定逃不出我说的这个“反差”。
马克思主义如果专心发挥其理论的所长，也不可能失去生命力。
至于全球化时代的实践，无论美国的还是中国的，都需要更多的“想周全”、更多的工程思维、更多的实践智慧。
四、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新解经过史论结合的初步研究，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相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来说，理论是一，实践是多，一种理论可以对多个实践有效。
反之，相对于一个实践来说，实践是一，理论是多，一种实践必定牵涉多种理论。
理论和实践的一多关系是双向交织的一多关系，而不是单一理论主宰一切实践的关系。
第二，是理论就要“讲清楚”，就要合逻辑，就要公共地验证，就要力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就要“同而不和”。
是实践就要“想周全”，就不能认死理——只要一家、拒斥其余，就要综合考虑一切出场的因素，并博采各家之长，以求事情本身的集成优化，就要“和而不同”。
既不能用实践的方式搞理论，也不能用理论的方式搞实践，要分工而互补。
第三，理论也好，实践也好，都是人事，都是人不得不做之事，也是人仅可一做之事。
可人是有限的，人的作为也是有限的，人是在大化流行中有所知、有所为，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故不能遗忘了根基，必须永葆“问到底”的超越精神和“天命”意识，并以之作为理论和实践的最终基准。
谢谢大家。
请批评指正。
鉴传金（《哲学研究》编辑部）鉴传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长福的报告让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更加了解他了。
他的报告涉及很多内容，揭示和蕴含着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是重要而且尖锐的，在我看来，它们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应回避和无法回避的。
为使讨论有深入进行的可能，我试图联系平时对长福的了解和目前我们所处的学术背景来谈论这些问题。
一、关于学术责任问题。
从长福的自述来看，对于现实及其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是他走向马克思哲学的契机，同时也是他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动力。
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他认识到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论域作出明确的区分，以便从理论上追索实践上失误的原因，以期范导实践或避免实践上的失误。
这可能就是他之所谓“学术地参与现实的方式”。
他认为，马克思在这方面作出了最为成功的典范。
他的《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想作的大约就是这种工作。
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分析或者是否认同他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有放弃学者的使命和责任。
这是难能可贵的。
如果从我国学术的嬗变历程来，就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的学术风尚是所谓“政治淡出，学术凸显”，但从其学术实践来看，“淡出”的不仅仅是“政治”，而且还有“思想”和“现实”；放弃的却是学者对于历史和社会所应当担负的责任和使命。
在把“学术”与“政治”（实际是“现实”）对立起来、放逐“思想”、蒸发“责任”而一本正经地或三心二意地编织所谓“学术”这件“皇帝的新衣”的那种倾向中，这一点就更是如此。
文阁等人力倡生活哲学、追问“哲学家何为
”，盖心有戚戚于此吧
长福走学术、思想与现实互动之路、试图学术地思考或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守护正在归隐或消散的学术或学者的使命与责任，是值得深思和倡导的。
二、关于马克思与西方哲学、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
长福在学术上的抱负之一就是恢复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性，他曾表达一个殷切愿望：期盼学术的马克思的世纪。
因此，他从马克思上溯到西方哲学的源头，试图探寻马克思哲学的渊源，并在揭示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思想联系中，澄清其学术性内涵。
近年来，学界对此也颇为关注，不少学者强调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联系甚至亲和性，并有多种论著面世，这些论著大多掺杂着这样那样的“系谱学”观点。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与西方哲学具有怎样的联系
概念的相似性是否就是思想上的真实联系
至少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我至今尚未获得清晰、有力印象。
比如实践问题，长福谈了很多，但我仍然没有疑问冰释。
关于实践问题，马克思著作中涉及很多，虽然没有严格的定义和系统的论证，但其主旨却不能说是不明确的，那就是：实际地反对现存的事物（《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是这么讲的）；而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人、主体、活动、交往、社会以及所谓“世界的革命化”，等等，也都是明确、清晰的。
所有这些，与亚里士多德及其传统是大异其趣的。
在我们强调联系时，应当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呢
我觉得长福的报告中至少是不够具体的。
而且，我还觉得，如此细致的辨析，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研究而言，只是基础性的工作，它的意义不应在学术史的视野内加以理解，而只能在理解马克思哲学这个向度上进行评估。
就马克思哲学而言，揭露它与传统哲学的联系是有意义的，但指出它们的差别也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后者恐怕更有意义。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对马克思著作中随处可见的关于传统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批判感到困惑，同时也无法理解他所进行的哲学革命、思想革命。
因此，以孙悟空出世的方式看待马克思哲学虽然是错误的，但是，把它与西方哲学的联系强调或夸张到某种程度，甚至暗示某种“无差别地同一”，同样也是不公正的。
三、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立场和目的问题。
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困难的问题，从当下学术界的志趣看，谈论它似乎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嫌疑，因此也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但是学术界的某些倾向和某些学术实践，却使它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两个向度，一是回首历史，在发掘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的联系中，把它描述为这种传统内的一个形态（比如我刚刚提到的那种状况）；二是“视界融合”，在寻绎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亲和性上，把它描述为现代哲学中的一个形态，如“现代性的马克思”、“后现代的马克思”等等，皆属此类。
如果我们还有一点面对事实的勇气，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这一研究领域正在上演一场“洞穴幻相”和“剧场幻相”摩荡消长的“过度诠释”剧。
它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泛化为一种神奇魔方而走向庸俗；一方面也使马克思的思想肖像变形、褪色，以致模糊不清。
这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引起了一些困惑和疑问：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有没有一种基本立场和内在目标
这当然不是说要反对诠释的多样性，而只是说要反对“过度诠释”，尤其是在诠释的多样性遮蔽或抛弃为其提供合法性的本体之时，就更是如此杨学功（北京大学哲学系，100871）：我想按照长福发言的内容顺序，谈谈个人的看法。
长福所关怀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时代诸理论与诸实践的关系。
前者是原生问题，后者是次生问题，他又把这些问题提升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理论设计和追求理想人生、建设理想社会的实践操作之间的关系。
应该承认，我们以前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是简单化的，即把它理解为单一的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
由于追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简单对应，这个原则在具体操作中被变成了下述两种情形：其一，“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用“理论图解现实”，这样，理论研究就失去了自主性；其二，“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让“现实迁就理论”，即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某种理论，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乃至灾难，我们也不陌生。
为了求解上述问题，长福提出的理论运演方案，就是对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进行划界。
在他看来，人类有两种旨趣殊异的思维活动：一种是认知，一种是筹划。
认知是为了弄清对象本身是什么样子，筹划是为了弄清如何才能利用各种条件做成某件事情。
认知的最高成果是形成理论，理论是用抽象概念建构起来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体系；筹划的典型表现是工程，工程是用具体材料建构起来的具有个别性的实存体系。
认知型思维的高级形式就是理论思维，筹划型思维的高级形式则是工程思维，它们之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分：理论思维必须保持自身逻辑上的同一性，这样的理论才是逻辑自洽、普遍有效的；而工程设计却面临着多种异质因素的同时出场。
因此，任何一项工程都不可能只按照一套或一种理论来设计，反之，也没有任何一套单一的理论可以逻辑统一地说明工程设计所必须处置的全部异质性因素。
可见，理论和实践之间原本就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双向交织的一多关系”：一种理论可以对多个实践有效，而一种实践则必定牵涉多种理论。
正因为如此，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也不能互相“僭越”：误用工程思维去建构理论，必然会使理论原理失去客观的约束效力；而误用理论思维去设计工程，则会使工程图纸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
合理的方式应该是：用理论思维构造理论，用工程思维设计工程。
长福的这一套论说，由于引入大量原创性新术语而造成的陌生化效应，难免使初涉者感到“离奇”甚至“怪异”，但他的分析非常细致而精辟，表现出高超的思维水平。
我们只要反观一下现实生活中某些理论家不切实际的抱负（把自己的理论当作“救世良方”），以及某些实践家孤注一掷的胆量（误以为只要有理论根据就敢于决策），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至于长福所做的学术史上相关思路的清理工作，他讲得比较详细。
他把西方人对实践问题的思考与对being（on，sein，是、在、有）的思考关联起来，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梳理出being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即在实践中处理异质性的beings（复数的“是”）的道路，可能是一个新的发现，也可能根据不足。
我以前曾认为他所做的这种工作是“令人尊敬但又完全不必要”的，现在看来，学术基础的清理至少使他获得了更丰沛的资源、更充足的信心和底气。
最后表达一点担忧，即对长福理论“扩张”倾向的担忧。
在近年来的一些著述中，他似乎有一种试图把他的这一套理论普遍化的“冲动”。
而在我看来，无论对于历史?\\\/ca>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重新理解理实践的关系“青学论坛”成员*2004年12月9日，“青年哲学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与研究》编辑部举办了第23次活动。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求是》杂志社、《哲学研究》杂志社、《教学与研究》杂志社、以及中国城市出版社等单位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重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由徐长福主讲，鉴传今、杨学功点评。
与会学者围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徐长福（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我想分如下四个方面来讲。
一、我在学术上关怀的两个主要问题据我个人的体会，学术上的许多争论表现为观点的分歧，其实是关怀不同。
我所关怀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原生性问题，是引导我走上哲学之路的问题；另一个是次生性问题，是我走上哲学之路后遇到的新问题。
我的原生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从理论上看是那样的完美，那样令人信服和让人向往，可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在中国的实践，特别是头一个时期严格按照理论原则来进行的实践，又是那么的坎坷，充满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二者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就人类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按照一种理论学说来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而言，我们作为当事人所经历的这场运动是史无前例的。
可这个“反差”有人研究过吗
好象没有。
自由主义只是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甚至贬之为幼稚的错误；与之相对的观点则把问题归结为操作上的失误。
这两方都不反省我说的那个“反差”——一流的理论和成问题的实践之间的“反差”。
这个问题扩展开去，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基本哲学问题：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理论设计和追求理想人生、建设理想社会的实践操作之间究竟该是什么关系
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所有这类“反差”事件中究竟能够提取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来
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全球化的景观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转化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是否仅仅服从一种单一的理论原则
即是否如果寻找到了或建构起了一套所谓正确揭示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和价值目标的理论体系，比如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全人类就都该接受这个体系，并仅仅照这个体系去做
这就是我所关怀的次生问题。
次生问题和原生问题在学理上内在沟通于上述那个基本问题，可以转写成：人类生动复杂的实践是否能够还原为某种单一的理论
是否应该仅由某种单一的理论开出
原生问题是这个基本问题主要在既往历史中的表现，尽管它在现实中还在延续；次生问题则是我们当下的实际。
二、上下求索的初步成果为回答这些问题，主要是原生问题，我摸索过两条不同的路子。
一是向下求索，即通过研究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实证学科来寻找问题发生的具体原因。
二是向上求索，即从形上学、本体论层面找寻产生问题的思维方式根源。
这两条路子从我开始学习哲学到博士毕业的十多年间一直是并行而互补的。
求索的一个初步成果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该文完成于2000年初，以《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之名于200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我从工程出发构造了一个理论框架。
工程是我们有计划建构的设施。
要建造工程，必先设计工程。
设计所要明确的东西包括：该工程是什么样子的——形状、结构、特征、功能是什么
用什么材料、哪些材料、多少材料去建
靠谁去建——谁支付费用、谁指挥、谁设计、谁施工、谁受益、谁承担责任
这些因素都是具体的个别事物，我称之为“实体”。
设计不是对这些实体的简单堆积，而是从工程意图出发根据所牵涉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客观联系所作的有序构想，这些联系一般都表现为既有的科学原理，也就是说，工程总是要按照特定的原理来设计，这些原理我称之为“虚体”。
任何一项工程都不可能只由一个实体或一类实体来构造，它所关涉的实体一定是复数的和异质的（即不同种类的）；同时，任何一项工程都不可能只按照一套或一种学科理论来设计，它所牵涉的学科和原理一定是复数的和异质的，即这些学科和原理一定无法从逻辑上还原为某科某派的某套单一理论。
所以，只要我们从工程建构出发去看世界，世界就是由绝对多元的实体和绝对多元的虚体相互交织而成的，工程设计就是这两种多元性因素在特定建构个案中的综合统一。
根据这一理论前设，理论思维就仅仅是认知虚体的思维，讲逻辑、讲道理、一以贯之、客观有效，但这种思维不能用来设计工程，因为工程中的因素尽管可以由不同的理论去分类说明，但没有任何一套单一的理论可以逻辑统一地说明工程设计所必须处置的全部异质性因素，因此，工程设计所需要的理论一定是复数的、异质的、多元的，其思维方式一定是不同于理论思维的另一种思维，我称之为工程思维。
工程思维的根本特点在于：针对特定的工程个案，依据建构意图，遵循所有相关的学科理论，对所有要素进行不同于逻辑推理的复合集成，最后形成一套最优化的、可操作的设计方案。
反之，也不能用工程思维去构造理论，因为理论原理要有效，必须具有逻辑必然性，工程思维把不同的因素连接在一起，靠的不是逻辑必然，因此，用工程思维搞出的理论一定是站不住脚的。
这样一来，我就用自己的这套理论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初步回答了自己所关怀的原生问题：杰出的理论为什么不能取得其所预期的实践效果
这是由于理论思维僭越的结果，即：用理论思维去设计工程，使得工程设计漏洞百出，无法实施，或实施后达不到预期目的。
同时还回答了另外一个相关问题：为什么那些纯粹出于论证工程意图的合理性而搞的所谓理论研究总是信誉不佳
这是由于工程思维僭越的结果。
本书的基本结论是：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必须划界——理论思维用来认知客观规律，工程思维用来筹划人类生活，二者应实现一种结构性互补。
不过，本书并未直接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范例，意在讲清这个划界的道理本身。
尽管这本书已是几年前的成果，但其中的观点我至今仍然坚持。
三、对实践哲学的历史考察和形上批判博士毕业后，也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的学术兴趣逐渐集中到了纯粹形而上的领域，开始系统清理哲学史上的有关问题和资源，希望能把我所关怀的问题放到整个哲学史中加以定位和求解，特别是希望从哲学的根基性问题中将我的问题及其解答分析出来。
我觉得，关于成败是非的形下议论固然很重要、不可替代，但终归要容易些，我自己则愿意尽毕生的努力去挑战西方人专擅的形上领域，以其所得帮助提升形下研究的思维水准。
到目前为止，我已参照英文读完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已译为中文的著作亦已读全，一些重要著作也参阅了英文；哲学史上其他重要人物的著作已读了一部分，余下的打算再花若干年来读。
同时还读了一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专著。
做这些工作，是希望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加扎实牢固的学术基础之上。
这也是我近年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的动因。
读到现在，我的一个重要心得是：西方人对实践问题的思考是跟对being（on，sein，是、有、存在）问题的思考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因此，弄清这一关联是今天重新理解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关键。
我已有几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
在希腊人的哲学思维中，存在一个“制作图式”，即一个按照匠人造物的方式去理解世界的模式。
柏拉图把“相”（idea，eidos，通常译为“理念”）看作原型而把具体事物看作摹本，亚里士多德把具体事物看成依据“形式”（eidos）加工质料的结果，都是这种制作图式的表现。
这种图式的最重要特质在于：原型可以用以“S是P”为基本句式的语言合乎逻辑地加以刻画，包括定义、三段推理、构造体系，甚至数量化、几何化等。
这样一来，这种制作图式就决不仅仅是一个比方，而是一种跟语言逻辑内在地融为一体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实践跟being的原初关联。
柏拉图用这种图式去解释“相”的世界，又用对“相”的解释去指导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于是理论和实践就在这种图式中被统一了起来。
亚里士多德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他只用这种图式去说明各种事物都是用形式和质料合成的，而不主张用某种来自理论规定的形式去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由不同于理论知识的别的理性方式来指导，包括实践智慧和技艺。
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加质料的学说由于内涵着制作图式，因而还是不可避免要被后世用来针对实践。
所以，希腊哲学思维因其制作图式而天生有一种实践本能，这对西方人两千多年中理解和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是指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接着柏拉图完成了对制作图式的语言逻辑化工作，但他同时还预留了两条其他进路，加在一起关于being就有三条道路。
在《后分析篇》第二卷第八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事物的“存在”和“本质”。
这两个概念都跟希腊语的“是”有关，可以分别用“S是”和“S是P”句式来表达。
“S是”也可以表述为“S存在”，这里“是”、“存在”是动词，是“显现出来”的意思，S之真实在于自身显现。
这条路就是后来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之路，可简称“存在之路”，最突出的代表是海德格尔。
当然，亚里士多德作此区分本意不是讲“存在主义”，而是告诉我们定义和三段论证明的关系，即告诉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事物的“本质”，如何通过知道“本质”来知道真正的“存在”。
这条路就是“本质主义”之路，或称“本质之路”，也就是形而上学之路、科学之路、理论之路，其思维程序就是逻辑推理，此间涉及的“是”就是判断的系词。
存在主义之路从作为动词的“是”去把握being的意义，确实追问到了根基处，但这根基既然只能显现，那就是我们的语言难以说清的，所以，对存在主义来说，“问到底”是其所长，但一定以“说不清”为代价。
本质主义之路从作为系词的“是”去把握being的意义，确实讲得很清楚，以至于形成了确定性的知识和原则，但既然这种确定性只是语言的确定性，那就没有理由断言它同时也是事物本身的确定性，所以，对本质主义来说，“说清楚”是其所长，但一定以“不到底”为代价。
这两条路本来各有长短，但走路的人总不免有一种偏好，一种“本体论的”（ontological，在研究ont、being或“是”的学问方面的）优越感，都觉得自己那条路既“问到底”了又“说清楚”了，而别人走的路则不然。
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觉得他的“形式”既是“本体”（ousia）又是定义，海德格尔也觉得自己所说的那个Sein（being，存在）既是本根又是最真。
西方哲学史的主题之一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其源头可以溯及巴门尼德。
不过，我愿意在此作一个调解：亚里士多德只能说自己的“形式”可定义而不能说是“本体”，海德格尔只能说自己的“存在”是本根而不能说是最真。
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其他可能的进路敞开思考的空间。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being相关的还有第三条路，即“实践之路”。
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把on（being、“是”）分为十种，亦即对同一事物的陈述有十种完全不同的种类，有的讲事物的“是什么”，有的讲性质，有的讲数量、关系等。
这十个种类之上没有一个可以逻辑地统帅它们的“是”本身。
可是，这十种陈述在同一个对象身上又是按照什么方式相互关联成一个整体的呢
对此，亚里士多德没有说。
在《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根据三段论的中词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一种一科”（one genus to one science）原则，意思是事物分成不同的种，种与种之间不可通约，每个种都要有一门独立的学科去研究，不同的学科之间也不可通约。
不过，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讲：当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牵涉到不同种类的众多学科时，这些不同种类的学科知识或信息如何才能相互关联成一个整体
在他的几部伦理学著作中，他都强调了必须对“善”加以分类，就像对“是”加以分类一样，不同种类的“善”之间也不可通约，不存在那种可以从理论上统一诸“善”的柏拉图式的“善”本身。
在这个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讲到了如何对实践中所涉及的诸“善”进行整体考虑的问题，但他没有将这方面的思想跟他在上述《工具论》中的思想结合起来，因而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讲清、讲透。
所以，我们还得接着讲。
“是”、“善”、“真”、“知”等都是要分类的，只有分类才能“说清楚”，仅仅让“它”自己显现对“它”也许是最真的，但对我们只能是一笔糊涂帐。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
分类固然便于“说清楚”，定义、推理、量化、实验等办法都可发挥作用，但在同一个前提下被“说清楚”了的那个东西却只是我们所析分出的某一特定种类，只是关于具体事物和事情之整体的某一特定方面，整体本身并没有以这种方式被“说清楚”。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从理论上说清楚了某种东西时，那种东西决不可能是关于事物整体的，而只可能是关于该整体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陈述类型的，即某一范畴的。
实践之为实践的麻烦就在于：任何在实践中出场的人、物、事都是整体出场的，没有任何事物或事情是按照理论上的陈述分类、学科分类、价值分类来出场的，即没有按范畴出场的。
也就是说，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发生：事物先是本体出场，等本体搞清楚后再性质出场，然后是数量出场，如此类推；或者先是哲学涉及的问题出场，等解决后再是经济学涉及的问题出场，然后是物理学涉及的问题出场，如此类推；或者先是身体的“善”（如健康、美丽）出场，等得到后再是外在的“善”（如财富、朋友）出场，然后是灵魂的“善”（如智慧、正义）出场，如此类推。
反过来说，实践中涉及的事物或事情又不能仅仅通过让“它”显现来把握，显现固然连动着整体，但人不管怎么“活”其整体都在显现，这跟实践有什么关系呢
实践总归是人在“显现”的过程中有所筹划、有所设计、有所成就。
因此，对实践来说，问题只能是：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对待和把握实践所牵涉的那种具体的整体性
或者说如何才能把各种理论地“说清楚”了的东西运用到具体的实践的整体计虑和谋划之中
我的回答很简单：工程思维。
或更宽泛地说：实践思维、实践智慧。
所以，从纯粹学理上讲，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到我提出的工程思维可能代表了being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即一条在实践中处理异质性的beings（复数的“是”）的道路，一条把不同种类的复杂因素在一个实践操作单元中“想周全”的路。
当然，这条路能否走通还要探察。
再回头看看我的原生性问题。
一流的理论为什么导不出成功的实践
在于西方思维的主流是理论思维，长于哲学和科学，长于“说清楚”，并且惯于把“说清楚”等同于“问到底”，并进而代替“想周全”。
这就是我研习哲学史的初步收获。
这样我就将自己的理论建构跟哲学史的批判分析结合了起来。
再照应一下开头讲的次生性问题。
全球化时代是天地神人等各种异质性因素在全球范围内交织缠绕的时代。
谁能设想仅仅一套理论就能逻辑一贯地“说清楚”这一切，并且正确指引这一切
自由主义理论如果想要包办设计人类实践的蓝图，到头来也一定逃不出我说的这个“反差”。
马克思主义如果专心发挥其理论的所长，也不可能失去生命力。
至于全球化时代的实践，无论美国的还是中国的，都需要更多的“想周全”、更多的工程思维、更多的实践智慧。
四、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新解经过史论结合的初步研究，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相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来说，理论是一，实践是多，一种理论可以对多个实践有效。
反之，相对于一个实践来说，实践是一，理论是多，一种实践必定牵涉多种理论。
理论和实践的一多关系是双向交织的一多关系，而不是单一理论主宰一切实践的关系。
第二，是理论就要“讲清楚”，就要合逻辑，就要公共地验证，就要力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就要“同而不和”。
是实践就要“想周全”，就不能认死理——只要一家、拒斥其余，就要综合考虑一切出场的因素，并博采各家之长，以求事情本身的集成优化，就要“和而不同”。
既不能用实践的方式搞理论，也不能用理论的方式搞实践，要分工而互补。
第三，理论也好，实践也好，都是人事，都是人不得不做之事，也是人仅可一做之事。
可人是有限的，人的作为也是有限的，人是在大化流行中有所知、有所为，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故不能遗忘了根基，必须永葆“问到底”的超越精神和“天命”意识，并以之作为理论和实践的最终基准。
谢谢大家。
请批评指正。
鉴传金（《哲学研究》编辑部）鉴传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长福的报告让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更加了解他了。
他的报告涉及很多内容，揭示和蕴含着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是重要而且尖锐的，在我看来，它们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应回避和无法回避的。
为使讨论有深入进行的可能，我试图联系平时对长福的了解和目前我们所处的学术背景来谈论这些问题。
一、关于学术责任问题。
从长福的自述来看，对于现实及其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是他走向马克思哲学的契机，同时也是他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动力。
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他认识到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论域作出明确的区分，以便从理论上追索实践上失误的原因，以期范导实践或避免实践上的失误。
这可能就是他之所谓“学术地参与现实的方式”。
他认为，马克思在这方面作出了最为成功的典范。
他的《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想作的大约就是这种工作。
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分析或者是否认同他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有放弃学者的使命和责任。
这是难能可贵的。
如果从我国学术的嬗变历程来，就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的学术风尚是所谓“政治淡出，学术凸显”，但从其学术实践来看，“淡出”的不仅仅是“政治”，而且还有“思想”和“现实”；放弃的却是学者对于历史和社会所应当担负的责任和使命。
在把“学术”与“政治”（实际是“现实”）对立起来、放逐“思想”、蒸发“责任”而一本正经地或三心二意地编织所谓“学术”这件“皇帝的新衣”的那种倾向中，这一点就更是如此。
文阁等人力倡生活哲学、追问“哲学家何为
”，盖心有戚戚于此吧
长福走学术、思想与现实互动之路、试图学术地思考或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守护正在归隐或消散的学术或学者的使命与责任，是值得深思和倡导的。
二、关于马克思与西方哲学、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
长福在学术上的抱负之一就是恢复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性，他曾表达一个殷切愿望：期盼学术的马克思的世纪。
因此，他从马克思上溯到西方哲学的源头，试图探寻马克思哲学的渊源，并在揭示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思想联系中，澄清其学术性内涵。
近年来，学界对此也颇为关注，不少学者强调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联系甚至亲和性，并有多种论著面世，这些论著大多掺杂着这样那样的“系谱学”观点。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与西方哲学具有怎样的联系
概念的相似性是否就是思想上的真实联系
至少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我至今尚未获得清晰、有力印象。
比如实践问题，长福谈了很多，但我仍然没有疑问冰释。
关于实践问题，马克思著作中涉及很多，虽然没有严格的定义和系统的论证，但其主旨却不能说是不明确的，那就是：实际地反对现存的事物（《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是这么讲的）；而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人、主体、活动、交往、社会以及所谓“世界的革命化”，等等，也都是明确、清晰的。
所有这些，与亚里士多德及其传统是大异其趣的。
在我们强调联系时，应当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呢
我觉得长福的报告中至少是不够具体的。
而且，我还觉得，如此细致的辨析，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研究而言，只是基础性的工作，它的意义不应在学术史的视野内加以理解，而只能在理解马克思哲学这个向度上进行评估。
就马克思哲学而言，揭露它与传统哲学的联系是有意义的，但指出它们的差别也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后者恐怕更有意义。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对马克思著作中随处可见的关于传统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批判感到困惑，同时也无法理解他所进行的哲学革命、思想革命。
因此，以孙悟空出世的方式看待马克思哲学虽然是错误的，但是，把它与西方哲学的联系强调或夸张到某种程度，甚至暗示某种“无差别地同一”，同样也是不公正的。
三、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立场和目的问题。
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困难的问题，从当下学术界的志趣看，谈论它似乎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嫌疑，因此也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但是学术界的某些倾向和某些学术实践，却使它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两个向度，一是回首历史，在发掘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的联系中，把它描述为这种传统内的一个形态（比如我刚刚提到的那种状况）；二是“视界融合”，在寻绎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亲和性上，把它描述为现代哲学中的一个形态，如“现代性的马克思”、“后现代的马克思”等等，皆属此类。
如果我们还有一点面对事实的勇气，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这一研究领域正在上演一场“洞穴幻相”和“剧场幻相”摩荡消长的“过度诠释”剧。
它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泛化为一种神奇魔方而走向庸俗；一方面也使马克思的思想肖像变形、褪色，以致模糊不清。
这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引起了一些困惑和疑问：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有没有一种基本立场和内在目标
这当然不是说要反对诠释的多样性，而只是说要反对“过度诠释”，尤其是在诠释的多样性遮蔽或抛弃为其提供合法性的本体之时，就更是如此杨学功（北京大学哲学系，100871）：我想按照长福发言的内容顺序，谈谈个人的看法。
长福所关怀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时代诸理论与诸实践的关系。
前者是原生问题，后者是次生问题，他又把这些问题提升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理论设计和追求理想人生、建设理想社会的实践操作之间的关系。
应该承认，我们以前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是简单化的，即把它理解为单一的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
由于追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简单对应，这个原则在具体操作中被变成了下述两种情形：其一，“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用“理论图解现实”，这样，理论研究就失去了自主性；其二，“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让“现实迁就理论”，即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某种理论，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乃至灾难，我们也不陌生。
为了求解上述问题，长福提出的理论运演方案，就是对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进行划界。
在他看来，人类有两种旨趣殊异的思维活动：一种是认知，一种是筹划。
认知是为了弄清对象本身是什么样子，筹划是为了弄清如何才能利用各种条件做成某件事情。
认知的最高成果是形成理论，理论是用抽象概念建构起来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体系；筹划的典型表现是工程，工程是用具体材料建构起来的具有个别性的实存体系。
认知型思维的高级形式就是理论思维，筹划型思维的高级形式则是工程思维，它们之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分：理论思维必须保持自身逻辑上的同一性，这样的理论才是逻辑自洽、普遍有效的；而工程设计却面临着多种异质因素的同时出场。
因此，任何一项工程都不可能只按照一套或一种理论来设计，反之，也没有任何一套单一的理论可以逻辑统一地说明工程设计所必须处置的全部异质性因素。
可见，理论和实践之间原本就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双向交织的一多关系”：一种理论可以对多个实践有效，而一种实践则必定牵涉多种理论。
正因为如此，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也不能互相“僭越”：误用工程思维去建构理论，必然会使理论原理失去客观的约束效力；而误用理论思维去设计工程，则会使工程图纸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
合理的方式应该是：用理论思维构造理论，用工程思维设计工程。
长福的这一套论说，由于引入大量原创性新术语而造成的陌生化效应，难免使初涉者感到“离奇”甚至“怪异”，但他的分析非常细致而精辟，表现出高超的思维水平。
我们只要反观一下现实生活中某些理论家不切实际的抱负（把自己的理论当作“救世良方”），以及某些实践家孤注一掷的胆量（误以为只要有理论根据就敢于决策），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至于长福所做的学术史上相关思路的清理工作，他讲得比较详细。
他把西方人对实践问题的思考与对being（on，sein，是、在、有）的思考关联起来，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梳理出being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即在实践中处理异质性的beings（复数的“是”）的道路，可能是一个新的发现，也可能根据不足。
我以前曾认为他所做的这种工作是“令人尊敬但又完全不必要”的，现在看来，学术基础的清理至少使他获得了更丰沛的资源、更充足的信心和底气。
最后表达一点担忧，即对长福理论“扩张”倾向的担忧。
在近年来的一些著述中，他似乎有一种试图把他的这一套理论普遍化的“冲动”。
而在我看来，无论对于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