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古代历史目录论文
汉学，西文Sinology，指国外中国的政治、经社会历史、哲学宗教、文字、文学艺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
又称中国学。
研究对象 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
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
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
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
从课题方面看，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
学科历史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
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
400 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
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
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
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
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 。
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
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
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
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
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
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
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
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
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
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
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
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
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 。
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
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
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
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 》、《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
繁荣期（20世纪）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
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
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
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
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
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
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
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
海外汉学： 世界汉学概况：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
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
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
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
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
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
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
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
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1） 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2） 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3） 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
②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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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都有谁?
四川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的学科传统，可以追溯至清末的尊经书院和四川高等学堂。
1902年四川高等学堂开设外国历史公共科。
1910年，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存古学堂即设有经学、史学、辞章等科，其中史学科发展成为历史系，迄今已逾百年。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研究员）30余名、副教授（副研究员）24余名，其中博士生导师24人、硕士生导师46人。
在长达百年的办学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平实、稳健、谨严、求新的学术传统，人才众多，硕果累累，在国内学术界备受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学院为国家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1000余人，本科生1682多人。
近五年获得国家和部省级科研项目100余项，经费总计1176.68万元，发表学术论文1555篇，出版专著227部、其中教材18部。
获得各种奖项100余项，省部级以上重要科研奖项30余项、教学奖5项。
其中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篇、提名1篇，获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1名，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2名，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2名。
冯汉骥 冯汉骥（1898—1977），湖北宜昌人。
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是运用现代考古学与民族学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奠基人。
先生是湖北宜昌人，1923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1924年任厦门大学图书馆主任。
1931年夏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1936年夏获得博士学位。
次年春，应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李济的邀请，回国准备参加博物院的工作；适值抗战爆发，转而应四川大学聘请，任史学系教授。
其间除短暂地在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西南博物院、四川省博物馆等地任职外，终身任教于此。
冯先生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四川大学考古学的创办人。
他在美国期间发表的《中国亲属制》等文章，利用人类学“叙述式亲属制”与“类分式亲属制”的原理，探索中国古代亲属称谓之由来，使若干千古聚讼的问题得到科学而合理的解释，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冯先生把注重田野调查和实地发掘的风气带入川大历史系。
1938年夏，他只身在岷江上游地区进行了科学考察，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
1942—1943年，冯先生主持了成都前蜀王建墓的发掘工作，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地下墓室的发掘，并在1962年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的写作（文物出版社出版）。
同时，他还重译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译文准确、畅达，被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学术名著”一再重印。
1985年，冯先生的部分论文结集为《冯汉辑考古学论文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蒙文通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四川盐亭县人，早年毕业于四川存古学堂，曾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学习，而尤受廖平学术的影响，成名后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问学，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成为20世纪少有的国学大师之一。
20世纪20年代起，蒙先生先后任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校。
40年代曾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
1949年后，除继续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
蒙文通先生是近代“蜀学”传人，学术风格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新史学”不同，以博通见长。
1927年，蒙先生以《古史甄微》一书成名，以后又续成《经学抉原》，提出了中国上古民族“三系说”，其结论和方法都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他的长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力图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中找出历史发生演变的规律，是其“史以明变”观点的代表作。
晚年，蒙先生致力于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时间中，撰成《越史丛考》一书，批驳了国际上一些越史专家觊觎我国领土的种种奇谈怪论，标志着我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的新水平。
蒙先生著述弘富，除上述著作外，尚有《古地甄微》、《古族甄微》、《儒学五论》、《道书辑校十种》、《巴蜀古史论述》、《先秦少数民族研究》等专书和论文数十篇。
巴蜀书社自1986年起出版了《蒙文通文集》（现出6卷）。
缪钺 缪钺先生（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1924年北京大学文预科肄业。
曾任保定私立培德中学和保定私立志存中学国文教员。
后历任河南大学中文系、广州学海书院、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1946年起，任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2年后，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历史研究所学术顾问。
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70年，治学原以先秦诸子及古典文学为主，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钻研魏晋南北朝史，80年代以后，同时又再次致力于词学研究。
先生曾亲承张尔田先生之教诲，同时深受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治学的影响，特别师法陈先生文史互证的方法，以史说文，以文证史。
上世纪50年代，先生开始培养研究生。
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为四川大学培养出第一位博士。
先生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唐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的顾问。
与人共同主编了《唐诗精华》、《中国野史集成》等专书，出版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杜牧诗选》、《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三国志选注》（主编）、《冰茧庵丛稿》、《灵溪词说》（合著）、《三国志导读》（主编）、《冰茧庵序跋辑存》、《冰茧庵剩稿》、《词学古今谈》（合著）等专著，发表论文120馀篇，多数收入上述各论文集。
另有旧体诗词集《冰茧庵诗词稿》行世。
2010-6-26 00:53 回复 马哈哈甲 2位粉丝 20楼 《缪钺全集》于2004年7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共八卷。
1989年，先生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先生的专著曾多次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哲学社会优秀科研成果奖荣誉奖；1995年，《灵溪词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任乃强先生简介 by 川大历史文化学院办公室 任乃强，字筱庄，四川南充人。
著名历史学、民族学家，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和中国民族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四川民族学会顾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任乃强先生189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本科（今北京农业大学）。
五四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被捕入狱，后得全国声援，获释复学。
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旋返川，协助张澜先生创办四川第一所新型学校——南充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
1928年出版了近代第一部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四川史地》（《乡土史讲义》） 1929年，首次赴西康考察，以一年时间遍历康定、丹巴、甘孜、瞻对等十一县。
餐风宿露，步行千里，”周历城乡，穷其究竟。
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致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西康图经?自记》）。
获得大量资料，相继撰成《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等文。
为冲破民族隔阂和语言障碍，在这次考察中，与藏族女子罗哲青措结婚。
在她的帮助下，自1932年起陆续撰成《西康图经》〈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
此书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重视，推动了全国藏学研究，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
1933年应长兰先生之邀，赴广西考察。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对南方民族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返川后相继任重庆大学教授、省三中校长等职。
1936年西康建省后，被推荐为建省委员，再次入康。
继续完成了对西康各县之考察。
1940年任西康通志馆筹备主任，为撰修第一部《西康通志》殚精竭虑，广集博征，作了大量工作，撰有《西康通志纲要》一卷。
这一时期，他遍阅康区旧档和珍藏之藏文秘籍，广泛采集康藏民族资料，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撰成《康藏史地大纲》，校注藏文史籍《西藏政教史鉴》等书，并发表《吐蕃丛考》等数十篇论文和《泸定导游》、《天芦宝札记》等三部长篇考察报告，发掘出王晖棺、樊敏碑等重要文物。
作为历史地理学家，任先生在地学方面亦有很深造诣。
潜心于康藏地图的测绘研究工作，历时十五年，终以自己步测手绘所得，参以古今、中西、汉藏图籍，于1943年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
此图不仅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并在解放西藏时被作为进军用图之蓝本。
1943年受华西大学之聘，兼任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此年，随华大考察团第三次赴康北考察，着重对寺庙和土司进行了研究。
返川后，撰成《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
对康区土司制度的演变及喇嘛教之发展，作了深刻剖析，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1946年，任乃强转任四川大学教授，为推动国内的藏学研究，它联合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
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它团结藏、汉学者，节衣缩食，支持刊物的出版，一直坚持到1949年9月，共出版29期。
发表了大量藏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译作，开创了藏汉学者共同联合进行藏学研究的范例，对后来藏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10-6-26 00:53 回复 马哈哈甲 2位粉丝 21楼 1950年，任乃强以其数十年研究之心得积极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言献策，它的不少意见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为解决进军西藏缺乏地图问题，他以自绘康藏全图为基础主持绘制了进军西藏的全部地图，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被国务院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西南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
此后，由于“左”的错误，令他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即使是被错划为“右派”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仍未间断研究工作，相继完成了《川康藏农业区划》、《四川州县沿革图说》等多部专著。
在民族研究方面亦从康藏地区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
1960年撰成《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部一百五十万字的鸿篇巨著，系统地考证和研究了大西南地区民族、历史、地理、经济的发展过程，探讨了西南众多民族的内在联系及其派分。
纠驳了前人的诸多谬说，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先生的冤案得到改正，年已耄耋的他，振奋异常，以超人的精力，自1979年以来相继完成了《羌族源流探索》、《四川上古民族史》、《川藏边历史资料汇编》等七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
并以多年考察心得，写成《康藏高原采金刍议》奉献国家，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为开发康藏资源作出了贡献。
先生老年逾九十，仍思维敏锐，笔耕不辍，勤为研究生授课，为培养中青年研究人员不遗余力。
1989年三月因病逝世，终年九十六岁。
吴天墀 吴天墀（1913—2004），别名浦帆，四川万县（今属重庆）人，历史学家。
193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留任助教。
其后历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研究员、原西康省政府秘书兼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任川大历史系讲师，成都理学院副教授；齐鲁大学、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及川北大学教授。
建国后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还任四川师范大学及宁夏大学兼职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生涯中，笔耕不辍，诲人不倦，培养了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推动了四川大学学科建设的发展。
为我国学术事业所作之卓越贡献，赢得学界同仁和师生们的广泛赞誉和敬重。
徐中舒 徐中舒（1898—1991），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人。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
在此期间，他受到王国维先生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的观念。
以后更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
1928年起，徐先生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任教授、研究员。
1937年，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的协聘，来到四川大学历史系，除短期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此，并自1947年起担任历史系主任直至80年代（中有短期间断）。
新中国成立后，徐先生又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1年国家建立第一批博士点，徐先生一人承担了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两个博士点的导师，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先秦史名家，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
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最早参与者之一，尤长于古文字学的研究。
此外，徐先生还博涉民族史、地方史、明清史、中国文学史等领域，将之融铸一炉，相互参证，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徐先生早年以《耒耜考》一文知名。
该文以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及实物相互对照，一举解决了两千年来学者们一直莫衷一是的耒耜形制和功用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名篇。
此后，徐先生有关先秦历史的一系列论著，如《殷周文化之蠡测》、《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井田制度探源》、《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等，均因方法新颖，论据充实，创获颇多而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
在文字学方面，徐先生的《金文嘏辞释例》一书乃是治金文者的必读参考资料。
他在晚年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是目前收录文字最多、释义最全的汉语字典，成为我国辞书出版史上一座里程碑，而他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则被认为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
1992年，徐中舒先生去世后，巴蜀书社出版了在他讲课记录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先秦史论稿》；1998年，为了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
2010-6-26 00:53 回复 220.166.193.* 22楼 回复：据我的接触，该学院的女生是智慧与美貌兼备，蕙质兰心~~有谈吐有内涵~~从唐诗宋词到宪政风云~~都可以娓娓道来~~最喜欢历史的MM了~~^_^ 2010-6-26 00:59 回复 马哈哈甲 2位粉丝 23楼 接着说一下 现在川大比较有名的老师 罗志田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1987年留学美国。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全美优秀硕士论文。
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
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专著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
《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
(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彭邦本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大禹文化研究专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曾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1997—98年），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1992-2000年）。
曾获省政丄府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各一项。
现领衔承担国家、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一项。
刘复生 刘复生，1948年10月生于成都，籍贯重庆忠县。
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先后获硕士学位（1984年，中国民族史专业西南民族史研究方向）和博士学位（1990年，中国古代史专业宋史研究方向）。
1985年初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宋史和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现任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先后承担和完成的研究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至13世纪中国西南民族与民族关系》（独力承担完成，1996-2001），省政丄府高教项目《“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负责人，1999-2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主研人员，1994-1998）、国家教委博士点专项基金项目《宋代蜀学研究》（主研人员，1993-1997）、北美基督教亚洲高教基金项目《僰史新探》（1993-1996）。
目前承担的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负责人，2005-
），四川大学211工程项目《蒙文通学术思想研究》（独力承担，2005-
）等。
先后出版学术著作2部，合著2部，科普读物1部。
发表论文约50多篇，其中有10余篇为它刊转载。
曾获中国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1998年），两次获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2001年），一次三等奖（2003年）。
杨天宏教授简介 杨天宏教授，1951年生，四川成都人，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读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985年开始在四川师范大学工作，历任教研室主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1994年被评为四川师范大学教书育人先进个人，2000年评为四川省先进工作者，200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曾获四川省政丄府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四次获四川省人民政丄府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奖，一次获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4年、1995年、2001、2005年四次被评为四川师大“科研十佳”。
博士论文2003年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1995年被确定为四川省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术带头人，1997年被推举为四川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历史学科组组长，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同年获国务院颁政丄府特殊津贴，1999年获曾丄宪梓优秀教师奖，2001年被评为四川省学术带头人。
2003年9月受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授、博导、“214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专门史专业的教学科研。
杨教授治学领域宽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经济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及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曾独立承担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及2项四川省教委重点科研课题，参与1项国家重点课题，出版学术著作6部，译著2部，参与编写教材2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近20篇在国家权威级学术刊物或具有同等学术影响的刊物上发表，已经发表的著作总字数已超过300万字。
所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一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被香港《建道学刊》誉为“中国大陆迄今研究非基运动方面最完备的的学术专著”和“日后研究此课题者不可忽视的著作”。
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两次发表长篇书评，认为该书的出版，对近代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研究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由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所作的国家课题书面鉴定指出：该书“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非基督教研究方面的空白”，全书史料翔实，论断精审，体现了作者“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非时下一般轻率媚俗之作可比”。
其学术地位得到较为广泛的承认。
《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一书200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
2005年被《中国学术》评为历史学科中国近代史专业“年度人物”，所发表的《北伐期间的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人问题》入选“年度优秀论文”，其学术地位得到广泛的承认。
2010-6-26 01:04 回复 马哈哈甲 2位粉丝 24楼 大体就这些了 不晓得该说什么了 接下来回答问题 另 笔者所知有限 欢迎知情同学对相关信息补充分享 最后 热烈欢迎即将到来的10级的学弟学妹们~ 2010-6-26 01:16 回复 马哈哈甲 2位粉丝 25楼 无聊 继续随便写写 学历史的那些事儿 学历史有一个好处 不用学数学 这对很多对数学没办法的文科生来说是福音啊 不过还有些专业不学数学的 像新闻啊什么的 历史的总学分很少 在全校都算少的 所以课不多 每学期都算清闲吧 历史的课一般很少有作业 平时不用担心 但是大一大二每学期都有一篇读书报告要写 有一些课结课也是写论文 总的来说呢 就是论文有点儿多 比较麻烦 大一大二有通史课 还是把中国史世界史学一遍 不过和高中不一样了 大学学的通史要有意思的多 也会颠覆一些之前的看法 不过 通史课考试有点儿烦 要背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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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边的课会涉及专题史啊史学理论的一些东西 专题史有些比较有意思 对了 川大宋史很强 近现代史也不错 城市史方面在全国也算不错 另外先秦史也不错 罗大师带领下的思想史也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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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回鹘佛教研究概述作者:来源:未知时间:2012-12-20阅读:148 20世纪中国回鹘佛教研究概述 杨富学 今天的维吾尔族（古称回鹘）约有700万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
在9—15世纪间，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是佛教徒，他们用回鹘语文翻译佛教经典，创作佛教作品，开凿佛教石窟，绘制佛教壁画，使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佛教在回鹘中的长期流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回鹘的历史与文化，以致成为回鹘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一方面从周边同一信仰的民族(如汉、藏、粟特、吐火罗)及印度诸族那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同时又对周边诸民族(如藏、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的佛教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回鹘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20世纪以前，人们对回鹘佛教文献茫然无所知晓，学界对回鹘文化的了解仅仅局限于汉文及穆斯林史料中一鳞半爪的记载。
人们对回鹘佛教，包括文献、艺术乃至回鹘佛教历史的重新认识，可以说都是以西域、敦煌的考古发现为先导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列强掀起了一股争赴新疆、敦煌诸地考古探险的热潮，发现了大批的写本、刻本残卷(包括书写、刊刻于纸、皮革、棕榈叶、桦树皮、木板、竹子、丝绸等凡可用于书写的材料)和其他文物，如雕塑(包括泥塑、木雕、铜雕)、绘画(包括壁画、绢画、麻布画、木板画)、刺绣、陶器、印玺、钱币等。
为数丰富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文物就是这些文化遗产中最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
这些文献刚出土不久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少人都投身于对这些文献的释读、研究与刊布，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专家。
最早的如德国的缪勒(F.W. K. Müller)、勒柯克(A. Von Le Coq)、邦格(W. Bang)、葛玛丽(A.von Gabain)、俄国的拉德洛夫(W.Radloff)、马洛夫(S.E.Malov)和日本的羽田亨等,继之又有德国的茨默(P. Zieme)、罗伯恩（K.Rohrborn)、法国的哈密顿(J.Hamilton)、英国的克劳逊(G. Clauson)、匈牙利学者卡拉(G.Kara)、日本的山田信夫、小田寿典、梅村坦、森安孝夫、百济康义、庄垣内正弘、俄国的土谷舍娃(L.Ju.Tugusheva)、土耳其的阿拉特(R.R.Arat)和提肯(S.Tekin)等一大批回鹘文专家。
他们从收集支离破碎的资料入手，整理、释读，筚路篮缕，前赴后继，终于取得令世人注目的成果。
我国对回鹘文献的研究起步较晚,发韧于本世纪50年代。
在此期间，冯家升先生先后发表了《回鹘文与回鹘文〈玄奘传〉》（载《大公报》1952年3月4日）、《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丙种一号，北京，1953年)、《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载《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第183—192页)、《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载《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第90-97页），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玄奘传》记述了唐朝高僧玄奘由长安首途西行印度寻求佛法的传奇经历，于10世纪左右由著名的回鹘译经大师胜光法师译为回鹘文，现存写本多件，除巴黎、圣彼得堡和柏林所藏外，大部见藏于北京图书馆，凡250叶左右。
冯家升先生在长达35页的《研究报告》中，分九部分对该文献的译者、翻译时代、纪年方法及回鹘文译文本身等进行了较详尽的论述，并整理出“本书残叶与汉文本卷叶对照表”，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此后，我国回鹘文专家耿世民先生又对该文献的第七卷进行了研究，发表有《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一）（载《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第249-262页，德文载《中亚研究》第19卷，1986年，第253—277页）、《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二）（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民族语文专刊第3辑，1980年，第267—304页）。
聂鸿音在《回鹘文〈玄奘传〉中的古音字》（载《民族语文》1998年第6期，第62—70页）中通过研究写本中的古音字以探讨当时西北汉语音韵；黄盛璋先生则撰文《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第9—23页）对该写本涉及到的中亚、印度地名、民族名称的对音进行研究。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是中土高僧所撰的“伪经”，在中原地区并不十分流行，正规的大藏经一般都不予收录，有趣的是，该经却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其抄本、刻本残卷在西域、敦煌诸地都有发现。
冯家升先生研究了现存于我国的折叠式刻本，计有三张七面半。
其中二张中有“陈宁刊”三字。
在冯先生研究之基础上，张新鹰撰文《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读冯家升先生一篇旧作赘言》（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第127—131页），指出陈宁的雕版活动主要在元朝中叶，该文献的刻版地应在杭州。
刘元春又撰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辨析——兼谈高昌回鹘佛教的社会文化意蕴》（载《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第50—59页），认为该经虽“伪”，但因其符合高昌回鹘社会的需求，故而得到广泛传播。
在冯先生发表的三件文献中，最受我国学界重视的当推1959年于哈密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这件由586叶写卷组成的文献，是一部大致写成于8—9世纪的佛教剧本，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组成，是现知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文献之一。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剧本，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我国学者对该写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重要的成果。
其中耿世民先生贡献尤著，他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专著，荦荦大端者有：《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47—159页（研究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之序言）；《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英文），载美国哈佛大学《突厥学报》第4卷，1980年，第101—156页（汉文载《西北民族研究》试刊号，1986年，第129—157页）；《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载《文史》第12辑，1981年，第211—22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六幕研究》（英文），载美国哈佛大学《突厥学报》第9卷，1985年，第71—132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幕研究》（德文），载《古代东方研究》第14卷,1987年,第350—37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一幕研究》（德文），载同上，第15卷,1988年,第315—38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三幕研究》（德文），载同上，第18卷,1991年,第264—29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五幕研究》（德文），载同上，第20卷,1993年,第182—234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前五幕研究》（德文），2卷，威斯巴登，1987年。
我国回鹘文研究专家李经纬对该写本的研究也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先后发表的研究成果有：《〈如来三十二吉相〉回鹘译文浅论》，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47—56、7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载《民族语文研究论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673—704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初探》，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1—26页；《佛教“二十七贤圣”回鹘文译名考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第28—4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卷研究》，载《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0—211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续》，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2期合刊，第45—68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首品残卷研究》，载《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第54—62页。
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克尤木·霍加对该写本的研究也颇值得重视。
他们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1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整理刊布了序言与前4幕。
除了用汉、维吾尔两种文字的译文之外，尚有原文转写、内容考释、语法成分与词缀、照片登记表等，并附有原件照片，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他们还发表了十余篇很有价值的论文，计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幕研究》，载《新疆大学学报》(维文版)1982年第1期，第56-85页；《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章简介》，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第97—112页；《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维文版)1982年第4期，第84—150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品研究》，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1期，第50—64页；《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载《新疆艺术》(维文版)1984年第4期，第56—66页；1984年第5期，第30—47页；《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载《新疆文物》(维文版)1985年第1期，第8—96页；《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载《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第30—36页；《〈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载曲六乙、李肖冰主编《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19页。
除上述之外，值得重视的论文尚有季羡林《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4期，第6—19页；《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64—70页；沈尧《〈弥勒会见记〉形态分析》，载《戏剧艺术》1990年第2期，第4—12页；张龙群《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载《新疆艺术》1995年第2期，第44—47页，等。
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弥勒会见记》这一文献本身及其在维吾尔族与中国文化史中地位的认识。
继冯家升先生之后，耿世民成为我国研究回鹘文文献的主将，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除上文提到的他对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吐鲁番本《玄奘传》的研究之外，他还研究了敦煌出土的《八十华严》（《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载《民族语文》1986年第3期,第59—65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一),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第68—77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二),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86—90页）、《阿毗达磨俱舍论》（《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一),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86—90页；《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二),载《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第56—61页）、吐鲁番发现的《土都木萨里修寺碑》（《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第77—83页）、酒泉文殊沟发现的《重修文殊寺碑》（《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第253-264页）、酒泉东关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语言文学增刊3),1986年，第95—101、123页；《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研究》,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54页）和吐鲁番出土的《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载《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载《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第26—31页）等。
耿先生所研究的文献，除《金光明最胜王经》外，都收藏于国内，由他首次译释、研究、刊布，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突厥学界对回鹘文文献进行全面研究的工作。
《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弥勒会见记》之外的另一部篇幅巨大的回鹘文古文献，系据义净译本转译而成。
现存写本六种，刻本一种，计有400多叶，大多见藏于圣彼得堡和柏林，其中的刻本保存完好，字迹清楚，成为我国及国际回鹘文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斯拉菲尔·玉素甫与克由木·霍加合著有《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片断》（载《源泉》(维文)1980年第2期,第359—372页）；卡哈尔·巴拉特与迪丽达尔·买买提敏合著《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载《新疆社会科学》（维文）1984年第1期，第71—114页）、李经纬发表《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片断)译释》（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48—60页）；1988年至1990年间，张铁山分别发表了他对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四卷第六、七、八品的研究(分别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68—76页；1988年第5期，第55—65、48页；《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97—109页)；周北川发表该经第七卷第十四品(载《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85—90页)。
最近，艾尔肯·伊明尼牙孜·库吐鲁克又发表了《回鹘文与〈金光明经〉》（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185—193页）。
《阿毗达磨俱舍论》现存写本仅一件，但散藏于瑞典、日本和国内各收藏单位。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已由耿世民在前揭论文中发表。
敦煌研究院藏的一叶似与之同属一写本的文献，已由杨富学、牛汝极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33—36页）一文中发表。
北京图书馆藏有一叶，见刊于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载《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第63—70、7页）一文。
此外，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杂阿含经》、《增壹阿含经》也都由张铁山研究刊布（分别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348—355页；《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第28—33页）。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文献外，分散研究其他回鹘文佛典的成果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在9-13世纪回鹘佛教兴盛的时代，信徒们大兴土木，修建寺院，开凿洞窟，妆銮佛像，彩绘壁画，蔚为大观。
作为高昌回鹘王国的首都，吐鲁番一带佛教非常兴盛，伯孜克里克千佛洞至今还留存着相当丰富的回鹘壁画，其艺术特色，在贾应逸《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特色》（载《新疆艺术》1989年第1期，第43—48页）和任道斌《关于高昌回鹘的绘画及其特点》（载《新美术》1991年第3期，第31—40页）二文中有着精辟的论述。
杨富学、赵崇民则撰文探讨了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内容最为丰富的第20窟的壁画与榜题（载《新疆艺术》1992年第6期，第51—56页）。
吐鲁番以北的北庭是高昌回鹘王国的夏都，这里的回鹘佛寺遗址中也存留有与伯孜克里克艺术风格一致的佛教壁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新疆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载《考古》1987年第7期，第618—623页）以及古丽比亚、柴剑虹所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争分舍利图试析》（《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167—172页）从佛寺考古、艺术风格和壁画内容诸方面对该遗址的回鹘佛画进行了论述。
敦煌的回鹘佛画近来也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刘玉权发表了《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载《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和《沙州回鹘洞窟的艺术》（载《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东京：平凡社，1990年，第240—253页）二文。
前者将沙州回鹘洞窟划分为前后二期，杨富学在《论沙州回鹘王国》（英文）（载《中亚杂志》，1994年第38卷第1期，第80—107页）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牛汝极、杨富学还曾撰文《敦煌回鹘文书法艺术》（载《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17—531页）探讨回鹘书法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由于汉文史籍对回鹘佛教的记载甚为零散，故学界对回鹘佛教史的研究着力不多。
耿世民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的佛教》（载《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第78—81页）、刘元春在《古代维吾尔族佛教信仰的历史概况》（载《佛学研究》创刊号，1992年，第120—124页）中对佛教在回鹘中的流播情况作了简要论述。
孟凡人之《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58—74页）分析了回鹘佛教的文化遗迹、经典留存情况、基本体系与特色。
杨富学《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325—351页）则全面叙述了佛教与回鹘的最初接触、盛行直到衰亡的历史。
佛教的流行，造就了回鹘译经大师的出现。
10世纪左右的回鹘胜光法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耿世民曾撰文《古代维吾尔族翻译家僧古萨里》（载《图书评介》1978年第2期，第29—34页）讲述该法师的重要贡献。
后来他又撰成《回鹘文〈玄奘传〉及其译者胜光法师》（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第66—70页）对以前的研究作了补正。
近期，张羽新又撰《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第50—59页），以汉文史料的记载为依据，研究了元代回鹘佛教高僧与蒙古宫廷和西藏佛教界间的密切关系。
最后，应予提及的是近期出版的几部专门研究回鹘佛教或与之密切相关的专著。
其一是耿世民撰写的《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该书分突厥回鹘历史概述、新疆和敦煌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古代突厥文、回鹘文四个章节对古代回鹘文文书作了全面介绍，佛教文献更是其中的重点。
接着，杨富学、牛汝极出版《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将敦煌出土的包括佛教典籍在内的早期回鹘文文献全部译为汉语，并对沙州回鹘的佛教进行钩沉。
两年后，杨富学又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一书，在收录的21篇论文中，近三分之一都与回鹘佛教有关。
杨富学还于同年出版了系统研究回鹘佛教的专门著作《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该书分为六章，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及其与周边民族之关系、译经情况、功德思想、寺院的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一个世纪来回鹘佛教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对回鹘佛教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成就却是很大的，尤其是近20年间涌现出来的成果更是目不暇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其前景令人振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