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文档: 《国际贸易竞争优势》读后感
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完全改变了我们原来对财富在现代全球经济中是如何形成和保持的观念。
——《国家竞争优势》中文版 扉页一 本书核心思想及其架构体系现代全球化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国家经济持续繁荣是困扰各国研究者和政界精英的难题，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所著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正是为了回答“为什么基于特定国家的企业在特定的领域和产业获得了国际水平的成功”的核心问题。
波特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来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第一，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而另外的国家却失败了；第二，为什么某些国家可以成为它在一个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持续胜利的大本营；第三，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不同的企业和政府选择更好的竞争策略，以及更合理地配置和使用自然资源。
全书的架构体系围绕这些议题展开。
全书共分为4篇（理论篇、产业篇、国家篇、应用篇）13章。
在第1篇（理论篇）中，波特教授开篇便明晰了竞争力的含义和来源，指出生产率（每单位劳动与资金的产出价值）的提高是国家生产力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紧接着，波特教授展示了增加国家竞争优势的途径和评价其地位的方法的模型工具“钻石模型”。
他围绕国家竞争力的评价和构建，将“五力分析”和“价值链”框架中的重要概念有机地应用到本书最为核心的“钻石模型”当中，并对四大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钻石模型”的动态性、互相影响等特点进行了论述。
第2篇（产业篇），波特教授通过展示四个优势国家、四个优势产业的案例，分析了产业竞争力形成并提升的过程和原因。
案例中值得借鉴之处包括德国印刷机产业中集群化、专业化的作用；美国医疗检测仪器产业注重内需及其支持性产业的价值；意大利瓷砖产业发展中，国内市场竞争的意义；在日本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改善国内市场需求状况和刺激生产条件两方面起到的恰到好处的作用等。
在第2篇中，波特教授还专门提到了服务业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关系和意义。
波特教授在第3篇（国家篇）中，综合运用“钻石模型”中的生产要素；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同业竞争；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四大要素情形和机会+政府两个辅助要素扮演情况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八个国家竞争力消长的现状、原因和前景。
其中玩味的是，美国一方面由于其产业多样化位列战后赢家，（其他纳入分析的战后赢家还包括重视贸易的瑞士、重视科教和高标准化的德国、经济重心集中的瑞典）同时由于其天然资源产业比重高、对产业集群表现不佳等原因，和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位列衰落的大国行列。
另外，在“钻石模型”诸要素中都有上佳表现的日本、意大利和韩国位列新兴国家行列。
在这篇中，波特教授还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划分，并指出了四个阶段发展、跨越、循环的过程和规律。
（1） 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基本生产要素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转入下一阶段难度大。
（2） 投资导向阶段：基本生产要素和国内需求成长是优势。
（3） 创新导向阶段：国内需求开始国际化；相关和支援产业发展良好；企业海外拓展。
（4） 富裕导向阶段：社会价值挂帅、经济活力下降；两极化问题。
波特教授在第4篇（应用篇）中，综合讨论了企业战略和政府战略并且依据钻石模型的优劣分析和经济发展阶段评估方法，提出了10个国家的行动指南。
二 “钻石模型”分析方法——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飞跃《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再版前言，就将“钻石模型”为重要分析工具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做了区分和对比。
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竞争理论，不过它强调的是一国处于相对优势的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而不是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都参与国际竞争，形成整体竞争优势。
波特的“钻石模型”认为竞争力和国家繁荣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作为一种理解国家或地区（包括省、市级别区域的）全球竞争地位的全新方法，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中是否赢得优势，它强调不仅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及其条件的促成和创建。
而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关键在于以下相互作用，动态连接着的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的共同作用（如下图所示），这四大要素包括：（1） 生产要素：一个国家在特定产业竞争中有关生产方面的表现，如人工素质或基础设施的良莠不齐。
（2） 需求条件：本国市场对该项产业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如何。
（3） 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这些产业的相关产业和上游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
（4） 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企业在一个国家的基础、组织和管理形态，以及国内市场竞争对手的表现。
除此之外，在国家环境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上，还有“机会”和“政府”两个辅助要素。
产业发展的机会通常要等基础发明、技术、战争、政治环境发展、国外市场需求等方面出现重大变革和突破，这些机会尝尝是能被企业政府所控。
至于政府对“钻石模型”的影响更是全方位的、间接的、深刻的。
（政府政策的思考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全书的核心思想，即如何评价和提升产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方法和工具便是“钻石模型”，同时它也贯穿始终，在实证分析中证明了它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所在。
综合第3、4篇的作者论述，针对“钻石模型”的各要素有如下一些值得强调说明的地方：（一）需求要素：强调挑剔的国内消费者第一，波特十分强调国内需求在刺激和提高国家竞争优势中的作用。
第二，波特认为如果一国国内的消费者是成熟复杂和苛刻挑剔的话，会有助于该国企业赢得国际竞争优势，因为成熟复杂和苛刻的消费者会迫使本国企业努力达到产品高质量标准和产品创新。
波特强调国内需求而将国外市场放在“机会”要素中。
一般说来，企业对最接近的顾客的需求反应最敏感。
因此，国内需求的特点对塑造本国产品的特色，产生技术创新和提高质量的压力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波特强调成熟复杂和苛刻挑剔的消费者而非仅仅追求需求数量，这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成熟复杂和苛刻的顾客促使本地两大电信设备制造厂商——芬兰的“诺基亚（Nokia ）”和瑞典的“爱立信（Ericsson）”早在其它发达国家对移动电话需求形成之前就开始大规模投资移动电话技术。
结果，“诺基亚（Nokia）”、 “爱立信（Ericsson）”分别位列当今全球移动电话设备行业的三大巨头之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宁向东教授在《领略波特的剑气》一文中曾就此提出疑问：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手机消费群体，消费者在某些方面的要求也比较苛刻，但为什么我们无法形成有持续竞争力的手机研发与制造行业呢
当然每个要素的作用只能解答问题的一部分。
（二）关于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波特教授在全书中始终秉持“同业需竞争”的观点，他断言强大的国内竞争者是一项难以衡量的国家资产，并且强调国内同行业中的激烈竞争是该行业产生竞争优势并强劲不衰的重要条件，他反对传统理论有关“国内竞争是一种资源浪费”的观念，认为必须抛弃政府提供的特殊关照，以扶持国内少数企业成长的政策，否则企业将走不出“政府保护——不思创新——竞争无力——进一步保护”的怪圈。
诚然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在短期内可能会损失一些资源，但从长远看，则利大于弊。
国内竞争给企业带来创新、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通过投资提升高级生产要素等一系列压力，这一切都有利于产生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
同时国内的激烈竞争，也会直接削弱企业相对于国外竞争者所可能享有的一些优势，从而促进企业努力“苦练内功”，争取获得更为持久更为独特的优势地位，最后，也正是国内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向外部扩张，力求达到和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占领国际市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波特教授在书中对无序低效的同业竞争予以了警告，这种无序低效包括在缺乏核心竞争力时的简单价格战，这种粗糙低效的同业竞争不仅不利于提升产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相反是种损害。
但遗憾的是波特教授在书中对这方面的着墨不多，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
（三）初级要素与高级要素及劣势生产要素的功效波特教授把生产要素按等级划分成基本要素（或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大类。
前者是指一国先天拥有或不需太大代价便能得到的要素，如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人口统计特征，后者则指必须通过长期投资和培育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如通讯基础设施、复杂和熟练劳动力、科研设施以及专门技术知识。
国家竞争优势认为高级要素对竞争优势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并且认为不利的生产要素，即劣势，往往有刺激某些产业或企业通过持续地创新来予以弥补的功效，这会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
而要素富足型的国家却常常因为动力不足而并不能获得竞争优势。
波特教授与“资源之咒”理论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书中用意大利钢铁制造商和荷兰花卉产业的例子来佐证这一观点，而日本企业受空间所困却创造出了“即时生产”的竞争优势的例子则为了强调学会不一味依赖充沛的资源和舒适的环境来发展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
（四）“集群效应”的“溢出效应”波特教授在论述相关与支持性产业要素时，提出了“集群”概念，认为产业集群就像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可以促进企业在纵向和横向之间通过积极的互动和交流来推动和鼓励对方进行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创新。
特别是在文化相似、地理位置接近的时候，企业之间经常性的接触和交流会帮助他们抓住机会、发现和应用新的技术方法，实现显著的集群效应。
另外，波特运用瑞典在制造组装金属产品领域（得益于相关特种技术的领先技术）和美国的电脑产品的全球竞争优势（得益于先进的半导体工业技术）的实例说明：在国内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相关辅助性行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能够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
相关行业和辅助性行业在高级生产要素方面进行投资的好处，将会在行业之间相互扩溢而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有助于这些行业取得国际竞争的有利地位。
三 政府的作用及其边界的原著阐释与现实思考波特教授在第3章介绍钻石体系时，把政府作为的辅助因素最后做了介绍，在第12章则通篇论述了政府政策及其影响。
他指出政府的政策的重要性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它对钻石体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即政府的任一政策都会或多或少地对四个关键要素起到增强或削弱的作用。
因此波特绝非认同政府无所作为的自由主义思想。
但是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到哪个程度就够了，这些恰是值得深究的。
具体分来，波特对于政府作为的探讨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针对政府产业扶持政策的探讨，他认为针对某些指定产业的大力扶持，或是建立在补贴基础上的投资对于国家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水平都是无益的，他写道“环视各国，若是政府强力介入的产业，绝大多数无法在国际竞争上立足。
在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政府固然有它的影响力，但决非主角。
”波特认为针对某些产业的补贴恰恰是对其他产业的不公平，其效用是比较差的，搞不好还会走向反面。
而他认为政府干预通知只在次级产业中才比较有效。
二是针对政府如何更有效地激励“钻石模型”中的四大要素发挥作用，继而对提升竞争力发挥效用。
他特别强调政府的“搭台”角色，即如果能够搭建起很好的产业发展环境、降低通信和交通成本、重视教育和研发这些基础性工作，这将会对在不扭曲市场价值和发展、竞争规律的前提下来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原著阐释的逻辑通畅易懂的，但结合现实却发现存有较大差距和可探讨的空间。
从政府产业扶持政策来看，以中国的例子，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从来是占主导地位的，持积极介入的。
从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到各地产业规划，再到大飞机产业的上马等等实例看，政府显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人认为政府对十大产业的扶持恰是对其他产业的不平等待遇，而也有人怀疑政府的举措是否会产生相关产业的本身原动力，进而产生惰性和依赖，这或许与波特教授的观点有些相近，而波特以为的政府更应侧重于普适的制度、环境、基础性架构的搭建或可规避这些困扰。
不过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政府对产业的扶持在中国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中国从较多的初级元素向高级要素跨越的过程中，国家集中力量针对一些总量大、产业链条长、对于保障国家产业、金融、社会就业和保障民生等方面具有显著地位的产业，集中力量进行扶持和介入或者是资本积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方式之一。
但至于介入的深度和政府退出的时间点需要掌握恰当，防止相关产业形成过分依赖。
就政府“搭台”角色的阐释，对中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国内吸引投资、发展产业一般的手段有压低（甚至免去）土地价格、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手段，以求投资增加，发展经济。
但在教育培训、研发技术支持、发展创业环境等软建设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
例如由于对教育培训的投入不显著，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人才不足，以致于中国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吸引力始终不足。
显然中国政府更习惯于在显而易见、出成效快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直接干预等方面有所作为，但对隐形的、带有长期性的基础性软件环境建设仍是缺乏兴趣且投入不足。
叶裕民教授在城市经济学的授课过程中曾介绍过美国田纳西州为了吸引通用公司的企业布局在本州的斯普林山市，除了修建基础设施外，特别提出资助企业进行工人培训，价值为每辆车4美元。
这一资助举措培育出来的优秀产业工人对于整个产业结构的提升和进步都是具有基础性和长期性的价值，而这类举措在中国却是罕见和急需的。
四 原著的几个遗憾之处显然波特教授如下的这番论述是有依据的，他指出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每个产业中所向无敌（各自要素禀赋和优势不尽相同），因而把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最有生产力的领域，即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扩张，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则走出去，而政府对于已经缺乏竞争力的保护性政策都无益于经济升级和竞争力提升。
从纯理性的角度来看，波特教授的见解是可以理解并且逻辑成立，但是现实与理想化的设想总是存在着差异。
一些产业在国家的存在并不以盈利和提升竞争力为第一目标，如能源性工业（石油石化核能等产业）、国防工业、电力、通讯通信等产业其存在对于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具有重要价值，虽然很多产业其生产率和竞争力水平低下（并不是说没有提升其生产率的必要），但无碍于国家的需要。
波特教授此点的论述或可再补充完善。
在构建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方面，波特教授创造性的提出了四种导向并且可以前进也可能相互间循环的四个阶段。
全篇以文字叙述为主，而缺乏数据具体的论述，继而感性认识多于量化指标。
比如投资导向性的发展阶段，根据八个或十个国家的横向纵向数据实证分析，投资额的比例（占比如GDP）究竟达到什么区间才能算是投资导向型的。
事实上量化指标的运用也存在着局限性，但若能以感性的叙述结合起来，或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波特教授大多着眼于在全球现已获得显著竞争力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遇到的经济发展困难特别是升级途径和发展方法的着墨不多。
正如波特教授所言，“目前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型国家都处于生产要素导向的经济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一般而言，能够从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迈出并且成功转入下一阶段的国家并不多。
”但针对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不公正合理的秩序架构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如何评价和消除、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法等波特教授没有或者基本较少提及。
由于能力和时间所限，波特教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只是草览一通，选择了其中的第一篇、第三篇第10章和第四篇第12章进行了精读。
一些看法仍较肤浅，存在不足和考虑不当之处，对书中关于产业经济学的部分内容理解也不够深入，忽略了企业战略部分的阅读。
波特教授作为当今大家，书中值得品读之处值得以后再行阅读和思考。
上文算是阶段性的读书笔记和思想摘要吧，盼各位批评指正。
社科书籍读后感 5000字
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系统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
所以对本书的阅读，增加了我对专业，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等多方面的了解。
国际贸易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交换活动，是各国之间分工的表现形式，反映了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靠。
而国际贸易也有其分类。
可按商品流向、商品形态、是否有第三国直接参加、按清偿工具、按统计标准分为不同的几类贸易形式。
当社会分工逐渐扩大并产生了国家，加上各国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可供国际间交换的剩余产品时，国际贸易便应运而生。
国际贸易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存在的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国际贸易，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分工不发达，自然经济占据主要地位，所以国际商品交换也只是局部现象，并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国际贸易。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航海业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的联系越发紧密，促使了世界各国商品的流通，丰富了贸易商品的品种，各国生产力越发强大，社会分工也扩大开来。
国际贸易在这些条件下得以繁荣发展。
而二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国际贸易规模空前扩大，第二商品的结构上的变化，高技术产品增长加快，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促使各种各样先进商品的发展，世界的等等变化促使了国际间的贸易等各方面发展。
关于物流方面书籍的读后感
基础书籍要记牢，个人认为国际物流导论让人清晰认识国际物流形式，库存管理可以让人知道仓库是咋样的，不好意思，因为最近就看这两本，没来得急看其他的。
国际贸易专业的听报告的心得体会 3000-5000字 谢谢
《文明冲突论》 “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要说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
”——塞缪尔·亨廷顿 一、倍受争议的亨廷顿 塞缪尔·亨廷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物。
和他接触过的人总爱用“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这类语言形容他，而读过他书的人却会发现另一个亨廷顿，他思想犀利、咄咄逼人、似乎总想挑起争论。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
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掏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
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他16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之后因为“成绩特优”而提前毕业。
随后他在美国陆军服了一段时间兵役，接着又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在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又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便留校任教。
1957年，刚到而立之年的亨廷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士兵与国家》。
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
”的口号。
在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福山、扎卡里亚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
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17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
他毫无疑问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他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圈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
亨廷顿曾经说，“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
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而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最为著名、最有争议的莫过于那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了。
亨廷顿在这本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划线，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
这无疑是一种观察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二、亨廷顿的范式观 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当旧的范式日益无法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的时候，能用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而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就是思想和科学进步的过程。
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
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范式就像一张地图。
只有在地图的引领下，人们才能穿过未知的地区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但是地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标注出地面上的所有景物，它必然有所取舍，但是只要它能够最简单明确地帮助路人到达目的地就是好地图。
一个好的范式应该：1、理顺和总结现实；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3、预期未来的发展；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来；5、帮助人们弄清应该选择那条道路来实现目标。
在亨廷顿看来，自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40多年来，支配大多数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
这一范式简单明了又非常实用。
诚然，它无法解释这段时期内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有时还会发生一些偏离这一范式的重大事件，比如中苏关系的破裂。
但是，作为思考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最重要的现象，这一范式被普遍接受，并且整整影响了两代人关于世界政治的看法。
然而冷战的结束使过去那张有效的地图变得过时了。
需要为国际政治绘制一幅新的地图，这份地图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的服务于认清国际政治的目的。
事实上，冷战后的确有不少人提出了理解国际政治的新范式。
亨廷顿把这些范式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所谓“一个世界”的范式，亦即民主和平论。
这一范式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出现。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命题，他认为人类意识形态演进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划上了句号，作为人类征服最终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将在世界范围内普及。
重大的全球冲突已经结束，重大的思想斗争也已经结束，未来人们要面临的仅仅是琐碎的经济和技术问题。
第二个范式是“两个世界”的范式。
冷战的结束虽然终结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对抗，但是从很多角度看世界仍然分为两部分。
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看可以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可以分为北方和南方；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高度稳定的“和平区”和动荡不安的“战争区”。
第三种范式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
冷战后世界中各国的利益和行为仍然可以按照这一范式来理解。
第四种范式宣扬世界进入了完全混乱的状态。
一些学者的论文和专著的题目就颇有代表性，比如卡普兰的长篇论文《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与大混乱》、莫伊尼汉的《大混乱》等等。
这一范式强调，国家正在弱化，冷战后的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失败国家”。
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剧、跨国犯罪组织的出现、难民的激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泛滥、种族清洗的盛行都为这一范式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亨廷顿认为以上四种范式虽然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都存在着重大缺陷。
“一个世界”的范式所强调的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文明的力量对这种整合力量的抵抗仍然不可忽视；诚如“两个世界”的范式所言，世界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别存在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非西方文明之间，但是无论如何，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统一体的非西方文明；现实主义的范式正确指出了国家仍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一范式过于强调了国际关系的连续性而忽略了它的变化，没有看到国家的利益、各国的联合与冲突正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大混乱”的范式正确指出了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它没有看到给世界的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
因此，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范式，即文明的范式。
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
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
它们的行为仍像过去一样受到对权力和财富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
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
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
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
最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冲突。
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
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
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
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一方面，亨廷顿对自己提出的文明的范式相当自信，他认为这一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
范式应该能够导出预测，对范式有效性的检验可以通过对不同范式导出的预测的准确性加以对比来进行。
亨廷顿认为文明的范式能比其他范式更加准确的预测冷战后国际事态的重大发展。
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
早晚有一天，文明的范式必将像冷战的范式一样被新范式取代。
三、文明力量的消长以及文明秩序的形成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一部文明的历史。
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究竟什么是文明
在这个问题上，迄今并没有共识。
亨廷顿所讲的文明有五大性质。
一是文明的多元性质。
亨廷顿对这一点极为强调，并把它作为全书立论的一个基础。
对许多人而言，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因此文明是一种普遍性的标准，它只能是一元的。
亨廷顿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存在着许多种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
二是文明的形而上性质。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
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
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
三是文明的包容性。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对人对最高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
例如，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图、欧洲人和西方人。
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认同范围。
文明是最大的“我们”。
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华夷之辨”颇有相似之处。
四是文明的长期性。
文明总有终结，但又生存得极为长久，他们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
五是文明的超政治性。
既然文明主要以宗教来划界，那么它就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
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
亨廷顿认为当代世界有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或许还要加上一个非洲文明。
近代以前各个文明的交往是分散而有限的。
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开始对所有其他文明进行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面的冲击。
但是西方赢得世界并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与非西方确立了控制——从属关系，而在西方社会内部发展出了较为平等的国际体系。
这个历史进程到20世纪中后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
其次，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
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步入了第三个历史阶段，它比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又比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各个文明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20世纪末，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权力呈现出两幅画面。
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
苏联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强劲的挑战者。
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
第二幅图画则暗淡得多，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止、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的等问题。
而其他文明正在悄然崛起。
亨廷顿认为这两幅图画描绘的都是现实。
但是他仍然认定文明间的均势正在发生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性的变化。
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并将继续衰落。
这一过程有三个特征：首先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西方权力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其次，这一过程不是直线型的。
西方文明有西欧和美国两个力量中心。
西欧部分的衰落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然而美国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世界霸权地位暂时扭转了这一态势，现在作为整体的西方文明正面临再次衰落。
第三，这一过程是由权力的相对性决定的。
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在其领土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权力资源方面都开始下降了。
与此同时，非西方文明中的两股潮流引人注目。
一股是拒绝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本土化的潮流，另一股则是宗教复兴的潮流。
在这两股潮流中脱颖而出的亚洲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明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东亚的经济发展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以此为契机，东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信态度。
主要表现为：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在经济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在世界事务中将越来越有力；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东亚人为，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努力赶超西方时应仿效的模式，西方也应该用它自我更新。
伊斯兰文明对西方作出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来实现的。
伊斯兰复兴运动既是对现代化的接受，又是对西方化的排斥。
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强化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的规范。
它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伊斯兰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
亨廷顿指出，在未来若干年里，穆斯林人口中的年轻人将多得不成比例，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城市人口并至少受过中等教育。
人口增长与社会流动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已经深深地打上了青年的印记；人口构成的变化还将加剧伊斯兰社会内部的紧张状态；最后，持续增长的伊斯兰人口将对伊斯兰周围的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构成巨大的移民压力。
总之，亨廷顿把亚洲经济的发展和伊斯兰世界人口的增长都看作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力量，这是他关于文明的冲突这一推论的重要理论前提。
随着文明力量的消长以及冷战的结束，全球爆发了认同危机，人们都面临着“我们是谁
”、“我们属于哪
”这一类认同问题。
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的界线重构。
在冷战时期，各国作为盟国、卫星国、仆从国、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而与两个超级大国相联系。
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和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
文明的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一种文明的国家。
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
例如美国、俄罗斯、中国正在分别成为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的时候，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目前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而这也正是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内部动荡不安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谓孤独国家是那些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共同性的国家。
最重要的孤独国家莫过于日本，它的文化极为特殊，而且它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据此与其他社会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普世宗教或意识形态。
孤独国家在未来以文明划线世界的作用将大受限制。
分裂国家是那些一个国家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明集团的国家，例如前南斯拉夫（基督教部分、东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苏丹（基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尼日利亚（基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印度（印度教部分、穆斯林部分）等等。
无所适从的国家是那些属于某种单一文明但其领导人却想要把它转为另一种文明的国家。
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都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分别属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但其领导人却一心想把这些国家改造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迄今为止这种努力并没有受到多大成效。
四、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文明观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在以文明划界的世界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冲突将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展开，特别是将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
这又可以分为三类情况：西方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西方与属于较弱文明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冲突则要轻得多；西方与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关系则可能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
在亨廷顿看来，造成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冲突的原因是“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
具体说来，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国的冲突将围绕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以及移民三个领域而展开。
发展一流的常规军事能力需要时间、努力和资金，这就强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国家寻求以其他方式来对抗西方的常规军事力量。
达到这一目的的捷径就是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那些渴望在区域内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特别强烈的希望得到这些武器。
亨廷顿认为，在武器扩散问题上存在一个儒教——伊斯兰教联盟。
而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
西方基于维护自己霸权利益的考虑，竭力遏制向非西方文明的武器扩散势头。
亨廷顿认为西方的这一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权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
西方在民主和人权问题提上表现出了一定的虚伪性，而亚洲的经济增长和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复兴运动使得这两个文明对西方的说教嗤之以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主化浪潮在那些受西方和基督教影响强大的国家最为成功，在其他文明的国家内则乏善可陈。
此外，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持一种虚伪的态度：它支持沙特等专制政权，对民主化程度高得多的伊朗却竭力遏制；在人权问题上，亚洲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价值标准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人权的努力前景也很暗淡。
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漫长时间里，西方人口的向外移民是西方崛起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然而到20世纪末，进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已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字。
西方国家面临着口前的移民压力，因此西方对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逆转，由原先赞同甚至鼓励移民变为反对移民。
欧洲的移民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而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墨西哥。
在移民问题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以及拉丁美洲（在较小程度上）将会产生新的对立冲突。
此外，大量涌入的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还有可能使欧洲和美国的社会面临分裂的危险。
作为一个西方文明的卫道士，亨廷顿对西方的处境深感忧虑，他为西方提出的对策是，首先要加强西方文明自身的团结，特别是美欧之间的团结，不给挑战者以分化西方的机会；其次，要善于利用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
再次，还要在各个非西方文明中分清主要对手和合作伙伴，团结大多数，鼓励和打击一小撮。
文明的冲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断层线冲突，它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想在废墟中建立起新国家的不同文明集团之间。
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
二是发生在全球宏观层面上的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涉及的是国际政治中的典型问题，包括：1、对全球发展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影响力问题；2、相对军事权力问题，主要体现在核不扩散、军控、军备领域；3、经济权力和福利问题，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等领域；4、对人口的控制问题，包括保护本文明的人民和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5、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
在分析断层线冲突的时候，亨廷顿使用了“血腥的伊斯兰边界”这个词汇，这可能是他这本著作中遭到批评最多的地方。
但是亨廷顿为自己的观点辩解说，穆斯林只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90年代，他们比起它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这方面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
亨廷顿认为“穆斯林的好战倾向”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从创建之日起就是一个好战的宗教，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
伊斯兰教在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路线主要是通过陆上进行的，这也造成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经常的、持续的紧张冲突。
另外，伊斯兰教是一种绝对的一神教，而且强调政教合一，因此伊斯兰教缺乏宽容精神也是冲突的一个根源。
从政治上看，西方推行帝国主义和穆斯林在19、20世纪的屈从地位，促使非穆斯林将穆斯林是为进攻的目标。
而伊斯兰世界中缺乏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是伊斯兰世界与外部冲突不断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人口上看，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以及大量青壮年失业者的存在，也是造成伊斯兰暴力倾向的重要原因。
依据国家和集团介入断层线冲突的程度不同，断层线冲突可分为三个层次。
在第一层次上，是那些实际上彼此冲突的各方，它们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地方集团。
第二层次的参与者通常是与主要交战方相关的国家。
在第三层次上是远离实际战斗但是与参与者有着文明上的联系的国家，它们往往是各个文明的核心国家。
例如，冷战后俄罗斯是车臣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塔吉克斯坦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三层次参与者。
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提供的支持对与战争的进行至关重要，它们的制约对制止战争也至关重要。
没有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说扩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难终止，属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的集团间战争也是如此。
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核心国家不大可能相互直接使用武力，但是如果地区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将使核心国家卷入。
此外，全球范围内文明间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也有可能导致核心国家间的战争。
亨廷顿从西方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兴起和衰落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这一经验推论道，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文明之间的五专冲突。
，另一方面，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个为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的关系。
亨廷顿指出，伊斯兰世界和西方自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文明间的准战争。
这场准战争有三个特点，首先，它不是整个伊斯兰与整个西方的争斗，而是两个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苏丹），三个非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各类伊斯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财政支持下，与美国，有时还与英国、法国、其它西方国家和集团，以及与以色列和一般犹太人之间的争斗；其次，它们之间的争斗，除了海湾战争之外，都是靠有限的手段进行的。
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
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第三，暴力冲突虽在继续，但并非连续不断的。
然而，准战争仍然是战争。
对西方来说，根本的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伊斯兰这个异质文明本身。
在分析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与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时，亨廷顿沿袭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思路。
他认为美中冲突一方面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
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美国也无法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
两百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在欧洲出现一个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先在它在东亚也试图这样做。
为了这一目的美国曾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
亨廷顿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中国崛起的势头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
美国应该怎样应对中国的崛起
亨廷顿提出了两个选择方案。
一个是均势的办法，就是联合日本等国家对中国进行遏制，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一战。
这种办法是一种将会导致冲突的办法，而且它的成功与否还要看日本的作用。
另一个是搭车的办法。
就是要美国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亚太事务的能力下降。
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保亚洲的和平，但却意味着美国霸权的丧失。
与此同时，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大可能会导致中国文明性质的改变，西方对这一点不应有太多幻想。
最后，亨廷顿认为一个反对西方的伊斯兰——儒教联盟已经出露端倪，西方的当务之急是团结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并且拉拢住俄罗斯、日本、印度这三个摇摆文明的核心国家，不让它们导向自己的对手一边。
对西方文明自身而言，当务之急有两件事情。
一是摒弃流行在国内的文化多元主义，保持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纯洁性；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摒弃西方过去的普世主义观念，承认西方文明只是多文明世界中的一员，在首先承认全球多元文明的基础上去寻找各个文明的共性，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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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有感说来惭愧，作为金融学院保险专业一名成员，所学也算是经济学的分支，但 一年下来对经济学的理论学却是一知半解，实在是汗颜啊
每当和人讨论经济 问题，遇到外行尚可诌上几句，遇到内行根本就没插话份。
理论知识的贫乏一 直都是我的一块心病。
有人说： “如果不读凯恩斯的著作，就没有资格谈论经济 学。
，介于种种原因，当我在图书馆看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时， ” 便毫不犹豫地借了过来，决心认真研读这夕阳的“武功秘籍” ，苦练内功 。
不过《通论》被公认是一本非常难懂的著作，因此，我还同步地阅读了高鸿 业教授为它注释的“译者导读” 。
让我更快更有效地汲取其中的精华。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马歇尔的《经 济学原理》是西方经济学史上三部划时代的著作。
《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 义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原理》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为经济自由主义作了 总结，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作为凯恩斯主义的经典之作，标志着凯恩 斯主义这一独立的理论体系的形成。
它修正了传统西方就业理论的核心——萨 伊定理，同时凯恩斯试图推翻传统的有关就业理论赖以组成的劳动市场论，利 息论，货币论的三部分，并且提出了治理危机的对策。
凯恩斯在 1936 年完成了试图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曲著作——《就业、利 息和货币通论》 引发了巨大反响， ， 以至于凯恩斯被誉为 “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 。
该书的重要性在西方更被认为是能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马克思的《资本 论》等同齐观，而他也被公认为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学领域的学 术泰斗，社会活动家，金融市场上精明的投资人，凯恩斯被列宁称为“布尔仕 维主义的死敌” 。
在《通论》中， 他认为失业除了传统经济学认为的摩擦失业以及自愿失业外， 还有非自愿失业，主要缘于有效需求不足。
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而有效需求不足则是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又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未 来收益预期，对货币流动偏好这三个心理因素的作用。
书中凯恩斯主张政府要 想办法促进有效需求。
失业的直接原因：当社会对企业生产的产品需求不断减 少时，资本家就不会再增加投资（需求）了，这时就业量就会减少，从而导致 工人失业。
而失业的终极原因就是资产所有者的货币愿望过强。
如果中央银行 的货币供应量减少，而资产所有者的货币愿望不变，资本家为了自身的最大利 润，就不会进行充分的投资；如果投资减少，有效需求就不能够充分实现，国 民收入和就业量也就会相应地呈现较低水平，这时便产生失业。
因此，他提出 节俭有害论：在非充分就业存在情形下，消费的增加会引起储蓄同步增加，从 而引起资本积累的增加。
反之，节俭则可能导致贫困。
凯恩斯在非充分就业的 前提下，提出了对消费和节俭经济功能的全新认识。
资本主义社会很容易产生这样一个误区，一讲市场经济，便认为是纯粹的自 由经济，不须要政府的管理，而实际上任何体制下的经济，都不可能完全脱离 政府的宏观管理，都需要宏观计划的管理，只有将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与政府 的宏观调控作用相结合，才能使经济真正健康地发展起来。
因此《通论》它在 当时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 第一，它所提出的建议和政策在一定的程度上 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避免了 1929 年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灭顶之灾，并使它们 在二战后约为 20 年处于相对繁荣的状态。
其次，它促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 立，对稳定战后西方国际经济秩序作出巨大贡献。
此外，它还奠定了西方宏观 经济学的基础。
第四，它为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研究主题提供了学术源泉。
本书共分 6 篇 24 章。
第一篇引论中，批评了李嘉图及其以后的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如约翰、穆勒、马歇尔、庇古等人的两个“前提” ：1，工资等于劳动力 的边际产物；2，当就业量不变时，工资的效用正好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这仅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能适用于普遍情况。
进而他分析了“有效需求原则” ： 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相交时的数值，就业量就是这个交点值。
第二篇中， 他则主要阐明了预期、所得、储蓄、投资的定义，以及使用者成本等问题。
第 三篇研究了消费者倾向，分析消费倾向的主客观因素、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的 关系。
第四篇关于投资引诱，分析了资本边际效率、长期预期状态、偏好与利 率、资本性质以及利息与货币的特征。
第五篇货币工资与物价，阐述了货币工 资的改变、就业函数与物价的问题。
第六篇引用了几篇短论，分析了商业循环， 论述了重商主义、 禁止高利贷法、 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最后是结束语， 《通 论》所引起的社会哲学。
而起中则是“有效需求理论”是本书最核心精彩的部 分，凯恩斯运用总量分析的方法，对总收入、总需求、总供给、投资、消费、 就业水平、物价水平等一系列总量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同时，独辟澳径地创造 了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定理，精辟的分析出导致现实失业与萧条的原因，在此基 础上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
凯恩斯认为：除非刺激需求，否则经济就不可能增长，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 因此他建议政府要经常干预市场，特别当经济衰退时更要采取赤字预算和灵活 的财政政策。
而他的消费函数和预期的不确定性为国家干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 论，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
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的那样， 《通论》的基本内容其实是很简单的。
它主要 说明：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存在着多余的生产能力和资源而引起经济危机 和大量失业时，国家应该如何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 以便真正有效地消除这些问题。
不难发现， 《通论》它只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的问题而撰写的；同时，凯恩斯本人的立场和思想的局限性，也使他提 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局限在这种市场经济所容许的范围以内。
然而，尽管如此， 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具有共 同之处，所以《通论》的内容还是存在着可以为我国所借鉴之处的。
具体说来， 至少有两点： 第一， 《通论》有力地证实：市场不是万能的。
由于市场中各个利益主体的 经济行为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所以经济萧条（乃至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 “市场失灵”的现象会时常存在。
因此，国家有必要使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将 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空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 《通论》也说明了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通 过何种途径来消除这些“市场失灵”的现象。
凯恩斯认为， “市场失灵”现象的 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而投资不足所引发的收入下降又导致了消费的萎缩。
货 币政策的推行便是通过利息率的降低来刺激投资的增长，进而拉动消费的增长。
当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增长的力度不足以完全消除“失灵”现象时，国家就必须 同时使用财政政策的手段，把资金直接投资于“公共工程”等，以便扩大内需， 从而达到消除“失灵”现象的目的。
由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失调，东南亚金融风暴等多种原因，我国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目前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失业、产品积压，资源短缺等“市场失灵” 现象。
就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这些现象而言， 《通论》中的上述两点值 得我们加以参考、利用。
此外， 《通论》对股票市场的看法、对国际贸易难以顺利进行的说明、对数 理经济学的评价、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展望等等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中经典理论更是值得我们借鉴过来，加以充分利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让我对经济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学习起来更 轻松、更有激情；对生产、需求也有了最基本的了解；针对目前最基本的经济 问题也可提出解决方案的皮毛了。
此刻，相信再与同学老师交流时不会再言之 无物了。
很庆幸来到南京财经大学， 这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大学， 让我有此机会读到 《通 论》 ，受益匪浅。
建议大家也去读读它吧，绝对让你终身受益，庆幸自己的明智 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