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读“国家与革命”有感列宁在1917年8-9月份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国家与革命”，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这篇文章对于领导俄国革命和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几十年来，我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是全盘接受的。
我认为列宁在此文中的主要观点有：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2、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前，国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之后，国家才是必要的。
3、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也就消灭了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
4、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5、 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完全不需要国家。
对于那时可能出现的“个别人捣乱”的现象，可以通过文明人劝解打架的办法解决，不必要采取镇压（即法律）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矛盾已经与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
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有关国家的问题，将可能不利于我们正确利用国家机器，保证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起码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个是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另一个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一、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1、 国家是否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功能
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关于国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在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时所发挥的作用。
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集团的镇压等。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的对外功能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无论是当时的法西斯联盟还是反法西斯联盟，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个阶级的国际联合对付另一个阶级的国际联合。
换句话说，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阶级利益的对抗主导了这场世界大战。
可见，国家不仅具有阶级压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来干涉的对外功能。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没能经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影响最广泛的战争，因而不可能就国家的对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充分注意研究和发挥国家的对外功能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缺乏认识，因此对国家功能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例如在国际交往中，过分强调了以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划线，忽视了国家的对外功能与对内功能的差异性。
比如说我们过去就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会对外扩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摩擦甚至战争。
又比如，我们过去总对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迟迟不敢对外敞开国门。
事实证明，国家间的矛盾与国内的阶级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并决定了国家的对外和对内功能的不同。
因此，仅仅重视研究国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够的，这将导致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出现偏差。
2、 国家是否具有调节国际间冲突的功能
“二战”之后，联合国诞生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逐步成为了调节和解决国际间冲突（包括贸易冲突）、维护世界正常秩序的国际机构。
联合国是以国家为成员构成的，并通过国际法规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善待，必须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国加入TWO，也是这个道理。
在我国申请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由于我们的认识不够，没有积极要求同时恢复我国在GATT（关税总协定）中的成员国地位，结果使我国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
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谈判，我们才得以进入WTO。
可见，不重视发挥国家在调节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就会付出代价。
3、 国家是否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曾遭受过多次“灭顶之灾”，仅在“二战”中就有600万犹太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生，占当时全球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
由于犹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同情，联合国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为建立以色列国扫清了道路，然而也为巴以之间的“拉锯战”埋下了祸根（目前巴以之间的问题最终也要用分立两个独立国家的办法解决）。
以色列国的建立，使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历史，并为永久保持犹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
可见，国家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续人类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
又比如，国家为捍卫民族利益所发挥的作用也生动地体现在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期。
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却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张、杨两位爱国将领出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掀起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
为了民族利益，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过去“围剿”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一起，携手抗日。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功能与民族利益之间的超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
现在少数“台独”份子还在试图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的统一为保障的这一历史事实。
对于这些分裂祖国的小丑，中国人民是不会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的。
4、 国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还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通常具备比较完整的国家机器，如边界、海关、军队、警察、监狱等“硬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国家还具备了卫星、雷达、电子屏障、检疫、网络安全等“软件”。
现在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艾滋病、疯牛病、毒品、难民流、网络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胁，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保护，任何地方产生的“瘟疫”都将会畅通无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
可见，保持合理的国家格局和边界，对遏制人为的、或自然界的灾难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5、 国家真的会“消亡”吗
综上所述，国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
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国家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细胞，它不仅具有解决阶级矛盾的功能，而且对于调解世界各地区和民族的纷争、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样分明和尖锐，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激化，贫富之间的差距又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与地区间矛盾的程度。
因此，仅仅把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作为“国家消亡”的唯一条件，显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况。
我甚至认为，即使是到达了完全消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无阶级社会，民族与宗教的差异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
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可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但并不会导致民族与宗教的消灭。
因此，国家对于调解民族与宗教矛盾的社会功能将会长期存在。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我们都认为我国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国家机器的作用呢
恰恰相反，随着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我国现在的社会秩序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
腐败问题、造假问题、走私问题、黄睹毒问题、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邪教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比“文革”以前严重。
所以，国家机器只能加强。
当然，在处理不同矛盾时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对于必须镇压的要坚决镇压，而对于民族矛盾、宗教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
否则将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说列宁的文章写的不对，就俄国当时的情况看，阶级矛盾是俄国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宁自然要强调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
然而，对于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会“自行消亡”的论述，现在看来，无论是俄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革命都没有能为我们提供旁证和依据，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1、 人类社会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能没有对社会的管理。
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管理。
马克思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同样需要有一个管理机构根据可能取得的社会财富，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财富的分配。
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许人们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资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匀，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所能得到的生活条件也会有差别。
因此，如果没有管理，人们就会放弃条件艰苦的地区，纷纷向资源丰富、条件优越的地区聚集。
在人口的负担超过了某一地区的承受能力时，就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冲突。
所以，需要一个社会机构来协调和控制以上情况的发生。
这个机构只能是国家，或者是联合国。
近年来的“难民流”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的头疼事。
昨天“欧盟”已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准备联合起来应对“难民流”问题。
如果没有国家或国家的联盟，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个地区，恐怕要比任何军事进攻都难以对付。
2、 没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吗
我从来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懒、性本贪”可能更符合实际。
孩子生下来，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会主动去刻苦学习、或帮助大人干活的。
成年人也一样，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和社会的监督，谁都可能干损人利己的事。
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差异，但矛盾和冲突不可能不发生。
无论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交往中，都会产生矛盾。
解决矛盾如果仅仅靠“文明人劝架”的办法，恐怕不行。
即使是家庭问题，如果没有“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作为依据，你又如何去“劝架”呢
总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
如果还需要保留一些法规，没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断明是非呢
完全靠邻居来“评理”吗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连清官都难断的事，靠邻居、靠所谓“文明人”就能解决吗
我过去也当过一官半职，也做过无数次的“思想工作”。
可一些人照样以权谋私、照样贪污。
无论你如何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都无济于事，结果还是把他们告到法院，一张判决书解决了问题。
看来，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决也是远远不够的，不靠国法民规，不靠国家机器，一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3、 国家机器与共产主义矛盾吗
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应当脱离无序的状态。
现在一些“医学家”已经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类社会等不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就将会面临这种“新人类”的威胁。
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任凭每个人去“自由发展”，不知还会造出什么怪物来。
所以，认为共产主义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谈论人类社会的毁灭一样。
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形态，他可以为阶级压迫服务，也可以为维护社会公平服务。
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当在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但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公有制社会是完全可能的。
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还实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对台湾也适用，但前提是国家的统一。
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国家的组织形态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处，公平竞争。
可见，国家只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工具，只要运用得当，它对于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适用的。
因此，认为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观点也是偏激的，它无异于把未来共产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相混淆。
理论只有被实践所验证才能具有生命力。
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往往会脱离理论家所划定的轨迹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我们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情，马克思和列宁也无法预见得到。
因此，用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精神遗产，才是正确的。
如果把前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经”，那我们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而不仅敢想，而且敢做。
我们应当学习他的政治勇气，用鲜活的实践成果，来丰富革命理论的百果园。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读后感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读后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由和范文澜等同志合作完成的著作，最后以的名义发表，并收录在《选集》第二卷。
著作共两章，第一章以“中国社会”为题，简述了中国古、近代社会的情况及性质；第二部分以“中国革命”为题，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一系列问题。
2. 感想：通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著作之后，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部著作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其中，同志对“中国革命”深入的认识、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给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下我将根据同志对针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及自己的理解，将其内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明白：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而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以武装的形式去革命。
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土的入侵是当前民族革命的主要任务。
特别指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统一的。
认清：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农民（主要包括中农和贫农）、无产阶级。
除此之外，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对游民等应积极改造和防范。
强调：现阶段中国的革命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革命已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在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整个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不断增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
总之，中国革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农民（主要包括中农和贫农）、无产阶级为动力，用武装的方式去完成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两大革命任务，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革命。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后，在宣传、教育、发动革命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再次发挥自己宣传能力方面的优势，用其超人的智慧、犀利的笔锋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论述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后，又重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任务等重大问题。
同志在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以后，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其中最凶恶的敌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
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性质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全面分析研究之后，指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本动力则是工人和农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则是无产阶级。
并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因而，这一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就要转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最终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以前总感觉的时代离自己很遥远，总是为人们对他神一般的敬佩而不解。
读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后，所有的不解一扫而散，特别欣赏他对“中国革命”深入的认识、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心中对的钦佩不禁油然而生。
关于革命的读后感
勿忘国耻“九一八” 走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位路人：“今天几号呀
”人们一定会热情地提起手腕看看表上的日期、从腰间或包里掏出手机来瞧瞧，然后告诉你：“今天是9月18号”。
可当你再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这时恐怕大多数人就会哑口无言了，更有甚者会说出诸如“感恩节”、“万圣节”等西方节日，大概也就只有三四成人知道今天其实是我们中国的国耻日——“九一八”。
七十三年前的今天，日本借口“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并从此开始了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那场事变一直是国民的心头之痛，正是从那天起，千千万万的同胞们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6000多亿的国民财富付诸东流。
可以说每个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师长的教导下，知道了我们应该如何学习革命先烈们为抵御日寇维护民族尊严而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
而我们常常把一些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挂在嘴边，却从来没有将那份爱国情怀铭刻在心中。
正因为这样，我们当中就有了连国耻日都忘得一干二净的人。
试问，他们还知道自己的民族屈辱，还明白自己是个中国人吗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和国人的一种耻辱。
近些天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全国有一百个城市将在9月18日晚9时18分拉响防空警报”的新闻，这一举措着实有利于加强国人的爱国情感，遗憾的是，长沙并没有在这一百个城市范围内。
因此我们长沙人便无法切身感受国耻日的那份耻辱了。
其实，在别的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耻日，像俄罗斯全境的卫国战争纪念日，韩国的抗日纪念日，美国的珍珠港被袭哀悼日，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在国耻日这天举国哀悼亡灵，温故历史。
体现爱国心，并不一定要“坚决抵制日货”、“对日本人怀恨在心”，而是应该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把国耻铭记在心，化耻辱为动力，相信有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民族耻辱的牢记，定会让我们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颠，让我们的民族不再有第二个“国耻日”，让我们的民族傲视群雄，永不受外人欺凌。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牢记国耻日，绝非以宣泄仇恨为目的，而是要增强国人的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树立民族自尊心，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激流勇进。
“国耻永不忘，民族当自强”——这是报纸评论上的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我想表达的一句肺腑之言
20世纪初期，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人们都过着衣不遮体，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民不聊生，祖国的土地也正一步步地被资本主义家吞噬，这时的中国急需一大批英勇的革命战士把祖国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
《革命英雄的故事》就讲述了一个个在这个时期诞生的救世英雄。
就像本书封面上写的：信念不是铁锤下缭乱纷飞的火花，而是炉中熊熊燃烧的烈火；不是夜空中闪瞬即逝的流星，而是西西里岛上彻夜不息的明灯，信念让你为了摆脱饥寒交迫的日子，而发愤图强……这些革命英雄的内心无不蕴含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或是为民族的崛起而奋斗，或是为人民的解放而努力，抑或是为探索宇宙的奥妙而孜孜不倦，不管他们的信念是什么，但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信念已经深深的扎根在他们的心底里，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他们要付出毕生的心血为这个不灭的信念而不懈努力。
在这其中既包括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身经百战敌胆寒的张云逸，劫法场抢出来的将军刘志坚，出奇制胜的“旋风”司令韩先楚，地主阶级逆子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我党的杰出女革命家向警予，平民的”劳工律师”的施洋，为革命斗争到最后一刻的王尽美……这些英雄人物是我国千百万先驱英杰的代表，为了心中的信念，他们不惜在敌人的狱中忍受各种酷刑而严守党的机密，不惜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千百万疾苦大众的幸福。
他们宁死不屈，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阅读这些英雄的人生经历，让我仿佛看到了这些革命英雄们不畏困难险阻，生命安全，努力地扭转当时不堪入目的局面，实实在在地为百姓服务的场景，也感受到了我们现在那安逸，丰衣足食的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此，我向这些革命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愿雷锋精神永放光彩
这是我看了《雷锋的故事》这本出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雷锋同志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兵，然而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常的业绩。
他把远大的理想和日常工作、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表现出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广阔胸怀和高尚情操。
雷锋同志的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但是在人生富有意义的转折中，他毅然选择了正义，选择了真理，选择了共产主义。
雷锋热子党、热子祖国、热子社会主义，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
我觉得他一生最突出的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毫无损人利己之心、自觉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雷锋同志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从共产主义这个角度为出发点的。
无论在什么岗位，雷锋总是这样说，这样做：“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
”这朴实的话语充分反映了一个革命战士一切服从党安排，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崇高品质。
最能表现他这种精神的是发生在新兵分配工作时的一件事：雷锋正要随部队前往运输连，部队指导员命令他先去部队临时组织的演出队表演节目，这样可以加深军民鱼水情。
雷锋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来到演出队。
但是因为雷锋有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怕影响演出效果，他主动请求担任演出队的后勤工作，把节目让给其他人。
读到这里，我被雷锋这种以大局为重，甘心情愿做无名英雄的精神所感动。
伟大出自平凡，崇高寓于平凡。
我们青少年学习雷锋，就要像雷锋同志那样，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万丈高楼起于垒土。
”雷锋经常帮助有困难的群众，把田大娘当做自己的亲生母亲来孝敬、子戴。
雷锋同志自己曾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这感人肺腑的语言能不使人流泪、使人心灵震动吗
雷锋同志善于从平凡的小事做起，走一路，好事做一路。
难怪群众称颂“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毛主席曾经说过：“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而雷锋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人民做了一辈子好事。
在他牺牲的那一天，他还盼望着去看看田大娘，再为乡亲们做好事。
董必武赋诗赞扬雷锋说：“所做平凡事，皆成巨丽珍。
”我们这一代应像雷锋那样，满腔热忱、坚持不懈地做有益公众的平凡小事，用共产主义思想的瑰丽珍珠，镶嵌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厦。
一个时期，有些人认为“雷锋精神已过时了”。
然而，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3月4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前夕，团员青年们正在街上为群众义务服务。
城河路两旁到处都是为群众义务修理自行车、家用电器、理发、烫衣的青年们。
街道的四周一队队红领巾挥动着手中的扫帚，正在热火朝天打扫马路，洁净的街道在他们脚下延伸。
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在新中国，有多少雷锋式的炎黄子孙，他们发扬了雷锋的光荣传统，做一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星星
雷锋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在四化建设的旅程中，雷锋精神之花已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重绽笑脸。
让我们把雷锋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作为一种精神财富流传后世，发扬光大，为祖国——这个五彩缤纷的百花园增添一分春色。
读革命英烈故事，感悟革命先辈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不懈奋斗的革命，读后感
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变革，被称之为“新军事变革”。
他是在信息技术、精确制导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以及隐形技术的推动下发生的，其本质是更新武器装备、革新军队体制、创新军事理论、刷新战争形态。
趋势之一:是战争越来越注重效果。
工业时代以来的战争大都属于“高耗型战争”，不仅耗费巨大，而且旷日持久。
二次世界大战，光是摧毁德国的轴承厂和飞机制造厂，就出动了上万个飞行架次，炸了7个月。
随着信息技术为军队作战日益提供种种前所未有的新能力，应当力求以尽量少的兵力投入、物力耗费和尽量短的时间，通过各种信息化的侦察探测手段，中远程精确打击，广泛开展特种战和心理战去达成最大的战略效果。
这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个“快速决定性作战”计划，就是按这种理念制定的。
趋势之二:是作战方式向“网络中心战”发展。
所谓“网络中心战”，就是信息时代的联合作战。
就是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系统，把整个军队的侦察探测系统、指挥通信系统和火力打击系统，在很宽广的领域链接成为一个统一的信息网络，使各级、各军兵种、各部队、各部门以及各个作战单元、各种武器平台，包括单个的士兵之间能够作到快速的信息互通，从而实现一体化的联合作战。
典型的作战表现就是“发现即被摧毁”。
趋向之三:是：军队信息化建设向网络化、智能化和太空化的方向发展。
趋向之四：军队结构向规模轻便化、多能一体化和指挥扁平化的方向发展。
规模轻便化，是为了增强部队的战略投送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改师为旅”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
指挥扁平化，就是把以往层级多、纵深长的指挥系统，改造成适合信息快速流通的扁平式“网”状体制。
新军事变革的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的，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概括起来，这场新军事变革主要具有五个特征，即武器装备智能化、编制体制精干化、指挥控制自动化、作战空间多维化、作战样式体系化。
一是武器装备智能化其重要标志是各类精确制导武器（PGM，Precision Guided Munition）逐步成为战场的主角。
在历时14年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只占使用弹药总量的0.2%，当时使用的只是命中精度较高的灵巧炸弹（Smart Bomb）。
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占使用弹药总量的比例增至8%，当时主要使用的是“战斧”（Tomahawk）式巡航导弹。
而这一比例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更分别上升到35%和60%。
二是编制体制精干化提高质量、减少数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普遍趋势。
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1985年全球兵力总额为2794.66万，1999年降为2187.59万，减少607.07万，减幅达22%。
通过裁减数量、调整编制体制、优化军兵种结构等措施，军队规模更趋精干，战斗力普遍增强。
三是指挥控制自动化自20世纪60至70年代起，为使指挥控制实时高效，世界主著要国家军队纷纷着手开发C3I系统（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把情报系统获得的信息通过通信这条生命线用于指挥部队和控制武器装备。
8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C3I加上了Computer（计算机），变成了C4I。
90年代后又进一步发展为C4ISR系统，增加了Surveillance（监视）和Reconnaissance（侦察）。
目前这一系统又发展为C4KISR，增加了“Kill”（杀伤）。
指挥控制自动化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水平，要得益于Data Link（数据链）的发展。
它是整个指挥自动化的“神经中枢”。
四是作战空间多维化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内的广泛运用，作战领域正逐步由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向陆、海、空、天、电（磁）五维空间扩展。
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表明，谁拥有制信息权，谁就能掌握高技术战场的主动权。
而制信息权又离不开制天权。
据统计，美国等国在海湾战争中共动用军事卫星33颗，在科索沃战争中共动用军事卫星50多颗，在阿富汗战争中也先后动用军事卫星50余颗。
五是作战样式体系化近期几场局部战争表明，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抗，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已发展到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
在机械化战争阶段有陆、海、空的协同作战，但它只是协同。
随着信息化战争阶段的逐步到来，“空地一体战”、“空地海天一体战”便向着真正的体系对体系的“联合作战”（Joint Warfare）发展，这其中的关键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诸军兵种之间形成完整体系的粘合剂7变革影响一是新军事变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战争理念，改变了现代战争面貌，促使各国重新审视安全环境和战略策略，依据客观环境和主观需求积极主动地进行战略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的需要，已进行过三次军事战略调整：1992年布什政府首先提出地区防务战略；1995年，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灵活选择和参与战略；1997年，又提出塑造、反应、准备战略。
俄、英、法、德、日等国不甘落后，为谋求在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积极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的潮流，纷纷进行战略调整。
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在战略上也作出了必要凋整。
可以预见，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各国还会进行新的战略调整 并促进国际战略格局进行新的整合。
二是新军事变革有可能加剧战略力量对比的失衡，使各国已经存在的差距不仅不容易缩小，反而有可能扩大。
可能会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甚至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军事系统特别是武器装备的新的更大的时代差，从而对世界和平、发展和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三是新军事变革不仅使军事手段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而且会刺激新干涉主义进一步抬头，给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带来新的威胁。
新军事变革为运用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提供了低风险、高效能、多样化的可能选择。
如一枚导弹携带228枚精确制导反坦克子弹，攻击敌坦克群的能力与1000吨当量的核弹相当。
现在，高新技术使战争的可控性显著增强，也使军事手段的运用空间进一步拓展。
据统计，冷战时期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年均为4次，而冷战后年均却达10次之多。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是处理国际危机的前提。
自1990年以来，美国对外出兵达60次，占二战后对外出兵总数的一半以上。
四是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新军事变革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建设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比如，可以吸收和运用世界军事科技的成果，推动本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军事变革的经验，使本国的军事改革少走弯路。
但是，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战略选择上面临两难困境：如果不顺应世界潮流。
积极推进本国的军事变革，大力提高国防实力，与发达国家军队存在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如果把主要力量用在军事发展上，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从根本上削弱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
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何去何从，怎样决断，是一个关系重大、非常复杂的战略难题。
1、非对称作战（Asymmetric Warfare）（俄）；2、网络中心战（Network Centric Warfare）（美）；3、快速主宰（Rapid Dominance）（美）；4、基于效果作战（Effects-Based Operations）（美）；5、并行作战（Parallel Warfare）（美）；6、濒海作战（Littoral Warfare）（美）；7、网络化集群作战（Networked Swarming Warfare）（中）；8、全谱优势（Full Spectrum Dominance）（美）；
读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的书，写读后感。
读《李大钊让我上军校》的感想作者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十七岁入团以后，团组织让他去苏联学习。
于是，他瞒着家里人，拿着组织给他开的介绍信来到北京，找到了李大钊。
李大钊听他说明了来意，说：“真不巧，你来晚了，前两天赴苏联的船已经走了。
”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李大钊像一个慈祥的长辈，深沉的目光凝视了一会儿，作了一番考虑，用商量的口气说：“现在黄埔军校有人在北京招生，你去投考吧，怎么样
”他因为年青不了解黄埔军官军校，李大钊又为他详细地的介绍了学习军事的意义，告诉他党要建立革命军队，打倒军阀，打到帝国主义，一定要有懂军事的人。
他听了李大钊这一番话，同意去投考黄埔军官军校，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
李大钊同志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干部。
他不但派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广州农讲所、武汉农讲所学习政治，还派人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黄埔军官军校去学习军事。
为我们党培养了很多建党的人材，也培养了很多军事人材。
他在广大青年中的声望非常高，成为许多年青人的导师和引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