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田园诗表达的情感
山水田园诗派 盛派。
以描水田园、闲适生得名；王维、孟浩然为其主要作故又称“王孟诗派”。
“盛唐”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一些文人士大夫等寄情山水，便产生了山水田园诗派。
该诗派以五言为主，注重反映山水田园的自然美，体物精细，状写传神，讲究技巧，风格淡远清新。
风格淡雅恬静、质朴自然。
有的诗篇渗透了作者的主观情趣，把形似与神似统一起来，比谢灵运山水诗派有较大发展。
他们的诗歌以恬淡清幽的意境和平和近人的风格吸引着一代一代的文人。
王孟诗派的其他成员，通常认为是綦毋潜、祖咏、储光曦、裴迪、常建等等，他们在诗风上表现出相似的格调，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
其中裴迪和王维关系最近，相互之间经常作诗唱和，裴迪有《辋川集》二十首，王维也有很多 裴迪的诗歌。
大概由于二人过往甚密之故，个人认为裴迪诗大有王维诗的味道，有时还隐隐透出一种超脱红尘的隐士之风。
祖咏的诗看得不多，印象最深的是《终南望余雪》：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从唐代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分析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独特风格的成因。
一、从文学自身发展来看，盛唐时代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思想，是形成山水田园诗质朴淡雅、恬静风格的内在审美需求。
二、从社会思想来看，唐代道、儒、佛三教并存，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思想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产生的情感社会基础。
三、唐代的隐逸之风，是形成其冲淡空灵、玄远飘逸特征的内在趋动力 四、唐代经济的繁荣为文人们歌咏山川田畴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 王维出身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对封建统治阶级有一种天然的包容性；且在他的一生中，虽有仕途不得志的时候，但总的说来，其一生都是比较悠闲安乐的。
特别是在他大约四十岁以后，开始过着那种半官半隐生活的时期里，他“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并吃斋奉佛，“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并见《〈旧唐书〉本传》）。
正如他自己所言，“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所以他对现实生活基本是抱着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到了晚年，他甚至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叹白发》），完全变成了一个“以禅诵为事”的佛教徒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王维的诗作中充满了空灵、虚无之感。
如：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
雉缑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父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渭川田家》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里馆》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这个评语主要是针对王维的山水田园诗。
王维山水田园诗最大的价值，在于他对山水艺术美的创造。
为了取得“诗中有画”的艺术效果，王维调动了他作为画家、音乐家、诗人的一切艺术手段，善于在诗中构图布局、设辞着色、讲究动静结合。
王维曾有过塞上之行，并作有《使至塞上》一诗：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诗首二句叙事，说自己奉使出塞，轻车简行，经过了古属国居延。
三、四两句说自己像风中的蓬草，来到了塞上，大雁还懂得飞回北方，自己反而离开故土，含蓄地抒发了他的思乡之情。
五六两句写塞上风景，很能表现他构图创意的长处：茫茫荒漠上劲挺直上的烽烟，绵长而广阔的黄河上浑圆的落日，组成了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画，画面开阔，意境雄浑，无怪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
在景物的描写中，表现了诗人走马西来，豪迈壮伟的情怀。
而且这里的“直”字，把人的视线引向云汉高处；“圆”字，让人想象太阳如何落入黄河。
用字上，也见出作者的匠心。
最后两句交代前线指挥官的所在，作为全诗的结束。
《汉江临泛》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于山翁。
“楚塞”指古代楚国的地界。
泛舟江上，远远望去，只见湖南方面汹涌而来的“三湘”之水和古楚之地相接，这是实写，而汉水入荆江与长江九派汇聚，则是想象之辞，这两句把远望和遥想之景有机地结合起来，写出了浩淼的水势。
三、四句说茫茫江水，似乎要流到天地外去了；青山迷蒙，只觉得若有若无。
这两句着墨极淡，为人的视野创造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将实景化为空白。
五、六句写乘舟江上，感觉到郡邑城郭，若浮于前浦；江上波澜，似晃动了天空。
借此衬托出江水的浩大无边。
王世贞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一联说：“是诗家俊语，却入画三昧”，此诗的确是王维融画入诗的力作。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体现了浓郁的诗情和画意的互相渗透和生发。
他的山水田园诗，主要是描写自然山水和农村风光的幽美以及隐居生活中的情怀。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王维是直接陶渊明的，在表现对隐逸生活的热爱这方面，的确是这样的。
如王维的笔下，农村的景物人情都是那么美好：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题为《山居秋暝》的诗，把山村秋天的黄昏，描写得这样空明澄净、清新纯美：一阵秋雨过后，空气格外清爽，月光透过松枝，斑斑点点洒落地上，山泉叮咚作响，水底沙石历历可见。
翠绿的竹林里忽然传来清脆的笑声，原来是浣纱的姑娘要回家了；莲叶晃动，原来是打鱼的人们晚归了。
这样一幅清新而宁静、生机盎然又祥和优美的山居秋暝图，深深地吸引了作者，最后他由衷地表示：春光要过去就过去吧，我这个“王孙”是决意要留下来的。
除了构图，王维十分注意设色的技巧。
他的一些诗如《送邢桂州》中：“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
上句写日落时江湖上反射出一片白光，下句写潮水涌来时，碧波滚滚，天地似乎要被它染青。
《积雨辋川庄作》中：“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漠漠水田和阴阴夏木，前者色调光亮，后者色调沉着；白鹭和黄鹂，色彩对比鲜明。
《辋川别业》：“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
《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
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
敷彩设色更是鲜丽。
王维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对音响的感受特别敏锐。
所以他的山水诗善于将声音溶入画面。
如《秋夜独坐》中：“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青溪》中“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
《山居秋暝》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
王维深受禅宗的影响，所以他的一些山水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
他的“禅理”是什么呢
就是在凝神观物的过程中，制服心中的烦恼，达到任运无心的自由境界。
所以他的山水诗，喜欢追求寂静空灵的境界，这在他著名的《辋川集二十首》中表现得更突出，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二十个字，给人以“清幽绝俗”的感受。
月夜竹林之景，一片空明澄净，而弹琴长啸之人，多么安闲自在，他的神态、心态和外界的物态融为一体，相合无间。
诗中的这个“人”，无疑是万虑皆空、俯仰自由的诗人的自我写照。
再如《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诗首两句写辛夷花之美，它长在枝条的末端上，春天到来的时候，它争先开放出红色的花朵。
但是它生长在没有人迹的山涧中，所以它的开放既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的凋零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悲悯。
这是一种闲静空寂而绝不激动的境界。
难怪明人胡应麟读此两诗后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
王维的这一类诗，虽然常常流露出寂空之感，却并非参禅之作，而是将禅理寓于山水的描写之中，令人咀嚼玩味。
我们在欣赏这一类诗时，固然要识别其中消极的成份，也不能因噎废食，忽视了诗人创造的艺术美和提供的艺术经验。
总之，因为王维有效地将色彩、线条、构图等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以及音乐家对声音的表现技巧、诗人的情思和禅意全面地运用于诗中，所以他的山水田园诗具有卓然独立的成就。
孟浩然前半生在家闭门苦学，曾一度隐居鹿门山。
四十岁长安求仕失望，漫游吴越，最终归隐故土。
他一生虽然基本上过着隐居的生活，但他内心却相当矛盾：既希望朋友引见，进入仕途；又对世事极为不满，心情激愤难平。
如在《归故园作》中，他写道：“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其激愤欲狂的心境由此可见一斑。
而且直到晚年，他这种“仕”与“隐”的矛盾才有所淡化。
李白对孟浩然是十分推崇的，他曾亲往襄阳看望孟浩然，写有《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对孟浩然淡泊名利，自放于山水之中的生活态度，给予由衷的赞美。
但实质上，孟浩然最后的隐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从此诗中可以看出孟浩然即使在后期，内心还潜藏着强烈的入世的愿望：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看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诗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两句，气势宏大，境界阔远，哪里是心如止水的隐者的心态
难怪清人潘德舆称他的部分作品“精力雄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
（《养一斋诗话》）这两句写洞庭湖的诗，只有杜甫《登岳阳楼》中“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可与之媲美。
而诗的后四句，则明显流露了希望张九龄援引的意思。
孟浩然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描写山水行旅和隐逸生活的作品，这一类诗，也最能代表孟浩然诗歌的风格。
他的手法，最突出的在于白描。
他往往用素淡的语言，简洁地写出自己直观的感受，看似不经意，但又具有超妙自得之趣，如《宿建德江》： 移舟泊野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以白描手法写出直觉感受到的日暮、旷野、清江、烟渚，以及“天低树”、“月近人”，展现出了秋江夜泊，乡情缭绕不去的情景。
又如《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
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如实地写出日暮猿啼，江湍水急，风吹叶响，月照孤舟的景物，其中渗透了诗人浓郁的旅愁乡思。
在这些诗里，笔墨轻淡、清丽，景意象却很鲜活。
他不像王维那样讲究色彩的鲜丽、构图的虚实，只是淡淡写来，似乎毫不着力，却自有一种令人回味的韵味。
孟浩然的田园诗有意学陶渊明，写自己和农人的交往、写乡村的景色和生活气息，写自己在自然中、在和纯朴的农民交往中怡然自乐的心情。
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是《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一首诗写的是眼前景，诸如绿树、青山、场圃，说的是凡人情，诸如具鸡黍，话桑麻，用的都是口头语，给人宁静、祥和、优美的感受，一种醇厚的情味，沁人心脾。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分散在全篇中。
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
”追求自然淡远，的确是孟浩然山水田园诗鲜明的特色。
他如“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残句）都是为人传颂的名句。
五绝中的《春晓》更是脍炙人口，把春天清晨大自然的无限生机作了精妙的体现，寄寓了作者对生活、对美好事物的热爱。
语言平易，却朗朗上口，韵味无穷，可谓不求工而自工。
孟浩然的诗歌成就，能够独树一帜，自成境界。
他在山水田园诗方面的建树，使他对唐宋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浩然的代表作是山水田园诗。
这些诗，有一部分是漫游秦中、吴越等地时所作的。
例如： 木落雁南渡，被风江上寒。
我家襄水曲，隔离楚云端。
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
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江上思归》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
相望试登高，新随雁飞灭。
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
时见归村人，沙平渡头歇。
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秋登兰山寄张五》 在盛唐的山水田园诗人群体中，储光羲、祖咏、裴迪、常建等人也都留下了一些优秀的诗作。
如储光羲的《钓鱼湾》，写景清丽，意境完美，可作为储光羲山水诗的代表：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
潭清疑水浅， 荷动知鱼散。
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两句，从“疑水浅”写出了景物的特色，“潭清”、“荷动”二句，从景物的动静状态中捕捉住它们之间微妙的关系，又写出了观赏者的怡悦的心情。
祖咏的《终南望余雪》，据说是应试之作，按试题要求，必须五言八句才算完篇，而祖咏仅赋四句，以为“意尽”，不作画蛇添足之事，即此四句，传为佳作：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他如裴迪的《华子冈》： 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晞。
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
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中：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李白是我国古代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位诗人，他兴趣广泛，文采飞扬，是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杜甫曾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李白不是一个“万事不关心”的诗人，恰恰相反，他似乎什么都关心，很多生活他都体验过，表现过。
尽管没有一种生活能永远使他满足，但他那炽热的感情、强烈的个性，在表现各种生活的诗篇中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处处留下了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
“神游九天之外，梦回八荒之间”。
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望庐山瀑布》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喜欢的往往不是宁静的丘壑，幽雅的林泉、而是奇峰绝壑的大山、天外飞来的瀑布、白波九道的江河，这些雄伟奇险的山川，特别契合他那叛逆不羁的性格，他好象要登涉这些山川，与天地星辰同呼吸，和神仙鬼灵相往来。
杜甫与以上三者不同，他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封建官僚家庭，从二十岁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壮游”经历。
而在“安史之乱”后，由于自己的人生历程的坎坷以及理想的破灭，他也曾想过退隐。
但为国为民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使他走上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杜甫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中的侠客，即使在自己最为穷困潦倒的时候，也不忘民间疾苦。
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所以，杜甫的山水诗中总是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对民生的哀怜。
如：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旷天低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春夜喜雨》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
桃花一簇开无主，不爱深红爱浅红。
——《江畔独步寻芳七绝句》其一 黄四娘家花满鼷，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江畔独步寻芳七绝句》其二 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的诗，即使是山水诗也忘不了对世事人情的关注，总是一幅悲天悯人的侠义心肠。
并由此而使其诗歌创作沉浸在一种沉郁悲壮的气氛中。
孟浩然的山水诗特色：清淡。
孟浩然的《临洞庭》简析：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看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虚，指天；太清，指太空；函虚混太空，指水天一色；云梦泽，古代沼泽名，在今湖北南部、湖南北部一带；垂钓者，暗喻当时的执政者张九龄。
此诗前四句写景，后四句转入抒情，借景言情，充满比兴意味，委婉含蓄，不落俗套。
诗人写此诗呈现给当时的张丞相（张九龄），委婉地希望得到他的赏识与提拨。
杜甫的〈〈登岳阳楼〉〉简析：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坼，分割；字，指消息；孤舟，暗喻自己；轩，有栏杆的长廊；泗，指鼻涕。
此诗首联写刚刚登上岳阳楼的感慨，颔联写洞庭湖的面积与水势，颈联过渡到自伤身世，尾联把自身的不幸与国家的战乱联系起来，感情博大深沉。
两首诗的比较：相同点是两首诗的结构都十分工整，诗的四联都由起、承、转、合组成；不同点是《登岳阳楼》第二联所写之景比《临洞庭》第二联所写之景的气魄更为宏大，在思想境界和人格胸襟上，整首诗所抒之情也比《临洞庭》一诗要高。
王维的山水诗特色：空灵的意境，醇雅的意趣，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终南山〉〉简析：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蔼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太乙，山名；天都，指长安；分野，古人将天空星宿和地上的州分成若干区域，“分野中峰变”即一峰之隔便属于不同的分野。
此诗首联写远景，颔联写近景，颈联转换角度，写俯视所见景色，尾联以人物作为陪衬和点缀，余味无穷。
《山居秋暝》简析：全诗通过描绘黄昏时候秋雨初晴后山居生活的恬静清幽，表达诗人怡然闲适的心境，以自然美表现诗人的人格美。
最后一句反用《楚辞。
招隐士》中的诗句“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表达决然归隐的之意。
全诗平仄、对偶、押韵、用词均十分出色。
3、 李白的山水诗 特色：雄奇、豪放。
从描写对象上看，李白喜欢选取高大、壮美、流动的自然山水如黄河、泰山作为描写对象，给人以阳刚之美的享受，如《将进酒》〈〈游泰山六首〉〉等诗；从艺术手法上看，李白的山水诗充满着奔放的激情及积极浪漫主义精神，表现为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神话传说的大量运用等，如《蜀道难》等诗。
一中唐山水诗与盛唐山水诗的比较： 盛唐：风格清新、韵致高远、格局大气，骨气刚健，万象纷呈。
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人的诗。
中唐：清雅闲淡，骨力渐减。
中晚唐的山水诗代表诗人：刘长卿、韦应物、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
柳宗元的山水诗特色：善于将压抑愤懑的感情寄托在山水景色之中，使情与景契合无间，风格比较凄清幽冷。
〈〈江雪〉〉简析：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勾画了一幅廖廓、清幽、寒冷而又纯净的画面，表现诗人忧愤、寂寞、孤直的心情及深沉凝重、孤傲高洁的生命情调，全诗用词精当，意境深邃。
《渔翁》简析：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 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写于柳元被贬永州之时，诗中写渔翁独来独往，突现一种孤芳自赏的情绪，含有诗人自况的意味。
全诗语言质朴，意境清远，艺术构思巧妙，颇具奇趣。
刘禹锡的山水诗特色：善于在诗中表现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风格明朗，如（〈〈望洞庭〉〉）而雄放（如〈〈浪淘沙〉〉）。
请采纳~
关于历史的散文
关于历史的散文_历史的散文欣赏历史有自身的规律，所谓的改写历史不过是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赢得一束鲜花，赢得一片掌声而已，历史只能遵循。
不能改写;下面是有关于历史的散文，欢迎参阅。
历史的长河，记忆了祖国的昌盛与屈辱。
鸦片战争，出现了林则徐大英雄，一场浩大的禁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八年的抗战，中国的小米加步枪，对付八国联军的飞机和大炮，是多么大的悬殊，却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到国民党与红军，是邪不胜正，红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是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让中国不至于灭亡!我们的国家，走过了屈辱;走过了心酸;走过了坎坷。
现在是：国家安定，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过去;忘记了历史，让我们时刻警醒自己，要做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要团结一致，才不会受到别个国家的欺负!回顾历史，让我们更加坚强;回顾历史，让我们更加自信;回顾历史，让我们更加自毫。
我们的中国，是充满神奇色彩的中国，我们要继承先辈们的光荣传统和不屈不饶的精神!关于历史的散文：历史的记忆穿过岁月幽深的长廊，我们见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璀璨与绚烂;透过历史深邃的眼眸，我们读懂了这部东方鸿著博大精深的睿语哲思;站在岁月的宽阔而宏厚的肩膀上远眺，看到有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听到有一种激情，经久不息，勇往直前;读懂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照亮未来。
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我们又一次升起了用无数革命前辈的鲜血染成的五星红旗。
庄严的国歌，雄壮的
姓骆的人现有谁做官?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中秋节。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与春节、端午、清明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
它起源于唐朝时期，那时，以赏月为中心。
到了清明时期，成为“民俗大节”。
中秋节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就要团团圆圆在一起赏月，吃月饼，看电视上的《中秋晚会》。
去年的中秋节，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可开心了。
在这月圆之夜，我们分享着美味的月饼，月饼象征团圆，是中秋祭月和拜土地公的必备祭品。
那天的月亮虽没有往年的中秋节那么亮。
不过，也挺美的。
月亮时而像一位害羞的少女，风哥哥夸她几句，就躲到云层后面，蒙上一层细纱，显得更加娇气，真迷人；时而又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把脸露出来偷看我们过节呢
真好玩
每到中秋节，我总是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件事。
那时，妈妈经常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成语故事。
我听了许多遍，可还是听不烦。
只要是关于月亮上的故事我就觉得新奇，希望有一天我也能飞上天去，飞到月球上与嫦娥一起玩，一起看星星。
长大再看，就不是那么奇妙了，只觉得我小时候挺好玩的，挺好笑的。
中秋节的地位仅次于春节，元宵节。
中秋节为“花好月圆”之时。
人们从天上那圆圆的月亮想到了人间的团圆。
因此，中秋节在古代被又称为“团圆节”，“秋节”等。
人们向往着团团圆圆。
团圆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生活中的理想。
宋朝诗人苏轼写的《水调歌头》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句诗也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中秋节十分重视亲情的培育与表达，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好作用。
我非常喜欢中秋节。
又是一年中秋这世间，太多变化万千。
每件蹊跷的事情、每个有趣的物品、每项优雅的艺术，还有每个特殊的节日，都像那一道道印记，深深烙在我的心里……又是一年中秋。
清晨，当那一束温暖的阳光射进我的房间时，我睁开蒙眬的睡眼，渐渐感到：今天是中秋节
窗外，一片和谐的景象：阳光照射在树叶上、花朵上，小鸟叽叽喳喳唱歌不停，似乎都在迎接这节日的到来。
站在窗台边，微微凉风拂面吹来，给人一种诗情画意的感觉。
中午，炙热的太阳散发着它无穷的威力，耀眼的阳光将植物照蔫儿了，我脱下暖和的外套，开着风扇，却依然感到炎热。
擦擦头上的汗珠，夏天的感觉又将来到。
随着傍晚的来临，温度也渐渐降低，没有正午那样酷热，只是清晨的凉风变成了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
西边，太阳慢慢落下，黄昏来到。
美丽的夕阳呈现在我的眼前。
橘红色的天边映照着太阳，一朵朵云彩伴着太阳的脚步也染成了橘色。
真美啊
日夜交替，羞涩的月亮姑娘如仙女一般来临。
守护在身旁的云儿也披着夜幕的银纱，缓缓降临。
此时，我正坐在车上，吃着美味的月饼，行驶在广场边。
忽然，我猛地一抬头，满天都是一盏盏橙色的孔明灯，围绕在月亮旁，慢慢地飘向另一边。
在“橙色天幕”中，最耀眼的，便是夜空那圆圆的月亮了。
报纸上写着，今年的月亮设二十年来最圆的。
果不其然，这月亮像个大玉盘，淡黄的表面上有许多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地方。
在月亮边，朵朵云儿映着柔美的月光，缓缓移动着。
这样的夜景，用一个词语形容，那就是朦胧。
不一会儿，我踏上了火车。
正巧这天，我要去旅游。
但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在火车上，照样可以看见月亮
这是，我既兴奋又高兴，怀着如此般愉悦的心情，伴着火车“轰轰”地启动声，我拉开帘子，将脑袋靠在窗上，眼睛不停地转：“看，月亮
”我惊叫道。
在快速行驶中，那月儿依旧慢慢地移动着，却从未离开我的视线。
每当我做着自己的事儿，猛然抬头的那一瞬间，我仍然能看见月亮，她似乎正微微对我笑着，轻轻地对我诉说……又是一年中秋
而今年这一特殊的日子，我更加用心去欣赏这美景，更加用心去感受以后的人生
成都石羊场的来历
SORRY!就找到这一点!看来我们成都人已经不重视这些老古董啰. 老成都地名古迹漫谈（2005-05-08） 高升桥 民国年间重修。
《华阳县志》云：“高升桥，清康熙时（约 1691年）创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补修，嘉庆十七年（1812年）重修，民国十“年（1923年）培修。
”原为石桥，光绪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颜楷（1877——1927年，字雍者，成都人）曾为此桥题名，镌刻石碑立于桥侧。
今碑佚桥亡，仅存地名。
元通桥 原名“古圆通桥”，为一石拱桥，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
桥旁原有圆通寺，清末民初（约1911年）已毁。
“圆通”一词为佛教术语，意思是不偏不倚，无阻无碍。
《华阳县志》云：圆通 桥，“道光十年重修，宣统元年培 修。
”1965年，古桥仍完好无损，次 年改建为平板桥。
桥侧即元通场。
燃灯寺东汉墓 共两座，均为武侯区文物保护单位。
一号墓于1982年11月由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发掘。
该墓座北朝南，长 11.6米，高1.3米，分为甬道、中室、后室三部分，以青色云纹方砖、回纹方砖、草纹方砖砌成卷拱型。
左门刻有汉隶“巴郡府君神门”，右门刻一门神，手持长棍。
出土文物有五铢钱、铁狮、残破陶片共50余件。
二号墓于次年5月发掘。
该墓座西向东，其大小、内外结构悉如一号墓。
左门刻有汉隶“梁离狐茂陵任君元升神门”，右门刻有“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平四年即公元187年，距今1814年。
出土文物中，以直百钱最为珍贵，对研究东汉钱币史。
四川地方史都有极大的价值。
此外还出土了五铢钱、残破陶片和一枚重约一克的金币。
神仙树 原名为寿仙场。
相传光绪年间（1875——1908年），此地有一枯树桩，中空，贮满清水。
迷信者言枯树已成仙显灵，饮其水能治百病，愈传愈玄。
于是四方善男信女便给枯树被上红衣，求神赐福祛病，香火盛极一时，因名神仙 树。
三教庵 始建于清同治十年（ 1871 年）。
供奉儒教之祖孔子、佛祖释迦牟尼。
道教之祖老子，寓三教合一，劝人行善之意。
民国年间，大部分建筑被毁，仅存正殿，1960年改建为小学。
红牌楼 宋元时期为一幺店子，后当地人为祈求五谷丰登于民国二年（1913 年）改称“永丰场”。
《华阳县志》云：“明嘉靖中（约1543年），蜀（藩）王于此建坊。
北人谓‘坊’曰‘牌楼”，当时藩府亦沿是称，故今俗犹呼‘红牌楼’也。
”明蜀藩王朱椿在离城约十里的此地建牌坊，乃效秦汉十里长亭之意，以便接送康藏地区来朝的官员，因牌坊系用红砂石建造，政当地人称之为“红牌楼”。
九顶山蒙难烈士墓 位于簇桥镇前十字路口5701厂公路旁约50米处，地名沈家桥。
墓群为东西方向，成一字形排列。
中间大墓为西南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胡超伦烈士墓，其余每四墓一组，左右各两组，砖石结构，拱成圆弧形。
每座墓长约3米，宽1.4米，墓前立碑，上书烈士姓名及生平简历。
蒙难烈士共17名，均系首批调到西南地区筹建空军的主要干部和技术人员。
1951年8月23日,他们乘飞机由北京返回成都，至茂县九顶山时，因气候恶劣，飞机失事遇难，遗骨运回成都安葬于此。
当时簇桥地区尚有零星土匪骚扰，为保证葬礼的顺利进行，还部署了军队。
1955年7月，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为烈士立碑纪念，现为武侯区文物保护单位。
簇桥 又名簇锦桥。
“簇”的字义是供蚕吐丝作茧的用具，多用农作物的秆如油菜秆、麦秆等扎成。
簇桥在明代，以前为竹索桥。
明惠帝建文年间（ 1399——1402年）改建为五孔石 拱桥，跨度30米，中可行船，两边有石栏杆。
民国年间重修之。
《双流县志》云：“明 嘉靖二年（ 1523年）培修。
”桥墩所刻文字则云：“清咸丰三年（1853年）由当时广都 （今双流县）民众重加修缮。
”1972年改建为水泥平桥，桥旁为簇桥镇，盛产蚕丝。
自秦汉以来，成都为蜀锦生产的中心，而簇桥地处成都平原腹心，故栽桑养蚕业十分发达，丝织品和生丝的交易十分繁荣。
唐 宋时期，因蚕丝交易兴旺，簇桥一度改称 为“茧桥”。
明清之际，无论是东路的资州（今资阳市），北路的法川（今三台县），南路的嘉州（今乐山市），西路的灌县（今都江堰市），还是省外的湖北、陕西、江西、广东等地的丝绸商人都云集于此。
李家钰上将墓园 位于川藏公路广福桥侧。
李家钰（ 1892——1944年），蒲江县大兴乡人．抗日战争时期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 令，民国三十三年5月21日在河南省陕县秦家坡壮烈殉国。
遗体于6 月初运回成都，安葬于此处。
墓园竣工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1966年秋季被“红卫兵”毁坏。
1984年5月重建，然已非昔时旧貌。
磨子桥 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 1850年），因桥面刻有磨槽状花纹，故名。
一说是桥下有水碾，俗呼“磨子”。
桥毁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仅存地名。
衣冠庙 庙后土堆相传为蜀汉忠义侯关羽衣冠墓，位于洗面桥南。
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庙内设戒毒所，羁押吸毒犯。
后庙毁墓平，仅存地名。
桓侯巷 桓侯为张飞封溢。
巷内有张爷庙（又名桓侯庙），为清代成都屠宰业所建，因张飞是杀猪匠出身，故屠宰业均祀张飞。
庙后有张飞衣冠墓，墓东一泓碧水，名放生地。
“文革”中，墓改建为防空洞，地亦不存，遗址今为小学。
黉门街（包括国学巷） 黉门乃学宫大门，古代读书人考上秀才，称为“身入黄门，天子门生”。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战功赫赫的陕甘总督杨遇春（1761－1837年，崇庆州武举人）告老还乡，皇帝特于此处御赐一座园林别墅，内有观稼亭。
宣统二年（1910年），杨氏后人将此园林别墅捐出，作为存古学堂校址，学堂内设四先生词，把宋代四川著名学者范景仁、范淳甫、张南轩、魏鹤山。
学生来源在举人、贡生、秀才、监生中择优录取。
民国元年（1912年），更名为四川国学院。
民国十九年（1930年）并入四川大学，原校舍的一半改建为济川中学。
即今成都十六中。
老马路 原为城郊田野间通往太平南街之老马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难民大量涌入，遂有人于此购地建房。
然至解放前夕此地仍是菜圃多，民居少。
直至60年代一环路建成后，始逐渐改观。
四维村 建于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古代以礼、义、廉、 耻为治国之四纲，做人之准则，又称“四维”，语出《管子·牧民》。
村以此为名，寓弘扬祖国传统道德之意。
九如村 《诗经·小雅·天保》云：“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诗中连用九个“如”字。
用作村名，有祝贺福寿绵延之意。
机投镇 前蜀王建、王衍曾在此大兴土木，营造皇家梅苑御园，并常来此地设宴赏梅。
机投镇的得名缘于街头一桥墩形似织布机头，后谐音为机投。
机投桥始建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桥成后，桥侧即形成集市。
1960年后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桥墩系条石所筑。
金花镇 又名顺江场。
金花桥建于明代，横跨江安河，为九孔石拱桥。
《双流县志》云：“金花此地，自古以来为藏卫要冲，休憩之所。
桥 下深潭，清澈如镜，时有映月散彩，故又称之为‘金花夜月’，为一胜景。
”金花桥下有著名的金花堰，是牧马山灌渠的进水口。
关闸时，千米长、百米宽的水面一平如镜。
若逢秋高气爽，明月朗照之夜，但见粼粼波光，映月溢彩，静影沉壁，衬托看两岸的万家灯火，那恬静的夜景实在美丽
此地空气清新，一派田园风光。
春日千顷黄色菜花，灿若云锦，清香袭人。
炎夏荷花争艳，蛙声如汇，令人暑意顿消。
秋日稻浪千重，一片金黄，令人悦心赏目。
实为居家休闲和近郊旅游的好去处。
刘湘墓园 即今南郊公园。
建于1941年，占地115亩。
总工程师为时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的杨廷宝教授。
墓园仿北京清陵建筑风格，线条对称。
当时以牌坊门为正门，门前为小桥流水。
桥为石质，栏柱上雕有云纹，与北京颐和园长廊云柱相似，经历了六十年风雨的侵蚀，已出现朽坏。
桥前，原有一尊高10米的汉白玉石刻“刘故上将神道碑”。
字为龚泽博书，碑文为杨庶堪撰。
碑在1965年被毁。
牌坊门上刻“刘故上将墓园”，石质坚固，雄伟壮观。
从牌坊至闹坊（俗称三洞）的大道两侧的柏树，均为当时四川军政界的风云人物张群、张澜、吕超、邓汉祥、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化、唐式遵、熊克武、王统绪等手植。
阙访为牌楼式建筑，红墙绿瓦，正中悬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匾“永念忠勋”，背面正中悬有蒋介石题匾“英姿飒爽”。
阎坊左右为两座碑亭，一座为四方形，立余中英所书的《国葬令》碑；一座是多角形，立刘东父所书的《褒扬今》碑。
两亭均为木石结构，简瓦脊爪，彩绘隶漆，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多角形碑亭毁于“文革”中。
在阙坊与荐馨堂之间的平坝上，原有刘湘戎装铜像立于高约二米的水泥座上，今则无存矣。
荐馨堂即享殿，为重檐歇山式的木结构建筑，高大宏敞。
正中供奉刘湘身着上将礼服的巨幅彩色油画像，藻井上绘有三个大型国民党党徽。
东西配殿供刘氏列祖列宗牌位，周围广植玉兰。
荐馨堂后便是刘湘墓，下为须弥座，上即坟台，台四周为雕花栏壁，再上为坟墓封土。
墓前原有一对大石狮，1973年被移置于阙坊前，墓左右及后面均为柑桔园。
墓于1966年8月被毁。
红瓦寺 建于明代，原名德元寺。
史籍记载明蜀王常游此寺。
寺周围多明代蜀王府内侍墓，俗呼太监坟。
三瓦窑宋代为一么店子，明代在红瓦寺至此处建有三处砖瓦窑，按顺序排列，红瓦寺为头瓦窑，为明代蜀王府烧制陶器之地。
此处为三瓦窑，工人及监工均住此，加上来往人员及运输人员均需食宿，逐年建房造屋，渐渐形成场镇。
笔者1980年来此时，镇上有一条正街，长约300余米，七条小巷，居民仅3700多人。
高攀桥 俗称高板桥，桥为木石结构，建于清中叶，有桥楼，桥两头均悬匾。
故老相传，桥竣工时，一游方老道士路过，误辟踩新桥，后悔不叠，连连施礼，口称：“高攀，高攀。
”遂为桥名，今已不存。
桂溪寺 建于明代，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云：“明代中涓所建。
…… 嘉靖时（1522－1566年）宁仪、周琦两承奉卒，皆葬寺后。
”门额大书“桂溪古寺”，匾长150厘米，宽50厘米。
殿宇三重，巍峨雄伟，门前一对石狮，高约250厘米。
笔者1975年来此时，见上红色的山门虽有些破败，但森森古木掩映下的寺院建筑仍基本完好（当时为成都五金公司修制厂），周围则是一望无垠的纵横阡陌，间杂着青瓦小院的农舍和翠竹林盘。
远处，清清的锦江水泛着波光，古意苍茫
不失为品茗休闲的好去处，今则仅存老树夕阳矣
金沙寺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谷睿所撰《金沙寺碑阴践》云：“盖金沙寺寓万里桥之侧，肇自汉唐以来，称之曰宝莲堂。
神异高僧恒游于此，逸人墨客览兴于此，诚胜迹也。
”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古迹》云：“寺在江洲（即状元洲，杨慎曾泊舟此处）上。
”《蜀中名胜记》称，南门外有江洲，其处俗呼为七星滩，中有金沙寺者，即谓此矣。
（杨）升庵有记，乃为寺桥慈航而作。
”“状元洲上晚钟沉”乃明清两朝成都胜景之一。
迨民国初年，状元洲因河道变迁，已与锦江南岸陆地连成一片，即今之金沙寺。
石羊场 据史籍记载，石羊场上的石羊乃清康熙年间所建之关帝庙内的遗物，至今仍保存完好。
该石羊长160厘米，高80厘米，系用灰红色细质石料雕凿而成的呈匍匐状的母石羊，颈直向上，头略向右视，毛为细长的卷纹，刻工细致，似为东汉故物。
近慈寺 宋元时名濯锦厢，位于石羊场南。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尼智闲（俗姓张，为石羊场大户） 将祖宅濯锦厢捐出建寺，奉母以终。
因与慈母近在咫尺，故名寺日“近慈”。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真悟和尚重修此寺。
乾隆十五年（1750年），再度培修。
同治四年（1865年），成都文殊院第九代方丈落云法师接管该寺，遂为文殊院脚庙。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能海法师 来此创办藏传密宗根本道场，培养了不少弘法人才如隆莲法师、贾题韬先生、清定法师等。
寺院占地约40亩，五重大殿，“文革’冲被强行拆除，建为成都整流器厂和继电器厂。
武侯祠 约建于隋初（590年左右），明末毁于战乱。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建。
因诸葛亮属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故竣工后即由道士主持，成为道观。
先后担任观主的有当时名重西南的道教领袖张清夜（1676——1763年）以及张合桂、徐本衷等人。
嘉庆年间（约1808年）。
黄合初写了一篇《石琴铭》，镌刻于祠内“琴亭”之石琴上，由衷表达了他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
铭文句丽辞清，对仗工稳，然世人多不知，诚憾事也。
兹录于下：“坚贞其质，雅正其音。
宁静者学，淡泊者心。
宗臣已往，遗像长钦。
惠陵之侧，锦水之情。
祠堂肃肃，柏树森森。
良工仿制，古调堪寻。
草庐抱负，梁父胸襟。
一弹再鼓，千载龙吟。
” 南台寺 在今南台路西头，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四周均为菜圃，为南郊游览胜地。
乾隆年间翰林院大学士张问陶（1764－1814年）曾于此处雅集群贤，临水赋诗，并绘《南台秋禊图》。
前人咏诗曰： “南台静坐一炉香，终目凝然万虑亡。
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
”寺毁于民国年间，今仅存街名。
金陵路 原为菜圃。
1938年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西迁成都，校本部设此．逐渐形成街道。
当时此地名流云集，群星璀璨，如史学大师陈寅格、蒙文通、冯汉骥，中文系名教授吕叔湘、程千帆等，咸集于此。
1946年秋金陵大学迁回南京，遗址现为小学。
龙爪堰 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山水》云：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蜀藩王于此筑石堰，截堵清水河水，分三股灌田，形似龙 爪，故名。
其堰甓石坚固，相传四周悉用铁锭联贯，故历五百余年而不毁。
望江楼公园 今人多以为该园为薛涛生活及葬身之处，实为一大谬误
学术的价值不在于取媚时俗，而在于传诸久远，史学界早已认定．薛涛生活及制笺处，均远在城西烷花溪。
晚年的薛涛厌弃市廛，卜居碧鸡坊（今西门东胜街）， 死后葬于西郊王建墓一带。
其基极有可能在公元918年修造王建墓时被夷平。
到了明代，由于唐时的百花潭（在杜甫草堂南，非今之百花潭公园也）逐渐淤积，流量减小，不便浸沤造笺原料，蜀藩王府乃于今望江楼下的玉女津取清澈甘冽的井水仿造薛涛笺，名此并为薛涛井，并环以石栏。
这便是薛涛井得名的由来。
清康熙三年（1664年）阴历三月，有人于井畔立碑，大书“薛涛井”三字，今尚存。
至于井旁之薛涛墓，则绝对是假货。
望江楼 原名崇丽阁，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取西晋文人左思《蜀都赋》“即丽且崇，实号成都”之义。
其地原名雷神庙。
阁为五级，高26 米，为全木穿逗结构建筑，设计精巧，造型宏伟壮观，飞檐翘角，画栋雕梁，朱柱黄脊，屋面覆盖碧绿色琉璃瓦。
翘角尖上挂有铜铃，微风吹过，期然有声。
楼阁底屋及顶层的天花板上绘凤凰牡丹和团龙图案，系1953年成都民间老艺人罗松林的遗作。
阁尖为鎏金宝顶。
整座阁楼气势宏伟，风格典雅，堪称成都古建筑中的翘楚，是我市的标志性建筑。
崇丽阁峻工后，又于其旁建吟诗楼、摆锦楼以及烷笺亭、五云仙馆、流杯池、泉香树、清姿室等，遂为达官贵人、富商显宦游宴饯别之所，面积也由原来的十余亩扩大至今天的120余亩。
潘文华上将墓 位于一环路西一段成都正则会计学校内。
潘文华，号仲三，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生于仁寿县文官乡一个贫农家庭，幼年父母双亡。
他23岁进入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与小他5岁的刘湘互为同学，后成为终生好友。
1909年，两人同时毕业，进入军界。
1937年，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日，潘任刘部第二十三军军长，驰骋于江苏、安徽两省之间，抗击日寇。
1938年1月，刘湘在武汉病逝，潘文华护送灵枢回成都，被任命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成为刘湘旧部中举足轻重的铁腕人物。
1949年4月，被任命 为西南军政长官署副长官。
12月9日，他与刘文辉、邓锡候在彭县通电起义，导致西南战局为之大变。
1950年10月，潘文华病逝于成都，遗言葬于刘湘墓旁。
当时刘湘墓园周围还是一望无际的大片农田，潘墓距刘墓直线距离仅300米左右，相互之间清晰可见。
由于解放初期成都郊区局势动荡不安，土匪暴乱此起彼伏，故潘将军墓建得十分简陋，仅为一大圆形土丘，高约二米，直径约三米，四周有围墙，占地约50平 方米。
墓侧还有一小墓，系其子潘清洲少将（1910—1975年，曾任四川省人大常委）骨灰安葬处。
每年清明，潘氏后人都要来此扫墓。
清末四川提督唐友耕墓 唐友耕（约1830－1882 年），字泽波，云南大关县人。
16岁投军，性情剽悍，在平定李永和、蓝朝鼎起义中，锐勇无比。
咸丰十年（1860年）初，四川提督占泰阵亡，他在枪林弹雨中将其尸体夺回。
7月，在名山阻击战中，他身负重伤，几濒于死，幸得部下救回。
伤未痊愈，又率部与湘、川诸军平定了李、蓝起义，他也从千总升为副将。
同治元年（1862年），升任重庆镇总兵。
随后，唐友耕率各路清军沿长江布防，阻击自湖北人川的石达开部，激战年余，在大渡河畔击败石达开。
被擢为云南提督，衣锦还乡。
光绪六年（1880年）调任四川提督。
1882年死于提督衙署（今文化宫）。
墓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毁。
王光祈碑亭 在新生路四川音乐学院内。
王光祈（1892－1936年），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温江县鱼岛镇人。
1908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同学有郭沫若、李颉人、周太玄等人。
1918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
此后，他以一个青年人的幼稚，投身于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结果不到两年就一败涂地。
痛定思痛后，他决心脱离政治，远赴德国柏林学习音乐。
1927年春考人柏林大学音乐系。
1934年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过度勤奋和生活拮据（完全以卖文挣稿费为生），终至积劳成疾，病入膏盲，于1936年月12日碎然逝世于德国莱茵河畔波恩医院，年仅44岁。
骨灰于1938年辗转运回成都1941年冬安葬于沙河堡花果村菱角堰侧。
1970年修建7436厂子弟校，墓被掘，仅存墓碑。
碑文为：“温江王光祈乡生之墓”，民国三十年冬立。
1983年10月，墓碑迁至四川音乐学院，并建碑亭妥善保护。
广福桥 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云：“广福桥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修，嘉庆十六年（18月11年）重修，民国十二（1923年）培修，原为石材平式。
”光绪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颜楷曾为此桥题名，镌刻石碑立于桥侧，今佚。
儒林祠 位于簇锦镇。
民国七年（1918年）建。
洞内供奉着清末四川国学大师刘沅（1768－1855年，字止唐）身着清朝官服塑像。
据1929年出版的《清史稿·儒林列传·刘沅传》记载：刘24岁中举人，嘉庆十八年（1813年），他从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旧名云栖里）祖宅移居成都南门纯化街（又名三巷子，1959年修建锦江宾馆时拆除殆尽）。
新宅院中有株百余年老槐树，浓荫掩映，雍穆恬静，刘遂名宅日“槐轩”。
此后四十二年，他一直在此讲学治学，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
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世称“槐轩学派”（简称“刘门”）。
其代表人物有颜楷、熊光提、刘威妍、刘威俊等著名学者，在近现代四川国学界（尤其是道教界）有深远的影响。
吴佩军、陈寅格、梁漱溟、蒙文通等国学大师皆服膺其学。
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授刘文职正二品资政大夫（散阶），改国子监典簿，但刘沅一生淡泊功名利禄，不久即乞假还乡，咸丰五年（1855年）逝世。
民国时期，“槐轩”门额有清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所书“清儒林刘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庄严肃穆。
簇锦镇的这座儒林祠，为簇桥地区“刘门”弟子所建。
1956年改为省物资局仓库，今已不存。
马家河 在今簇桥乡。
明末清初。
成都地区饱经战乱，十室九空，断墙残垣，瓦砾遍地，荒草妻姜，甚至出现了白昼老虎吃人的惨状。
一代英主康熙登基后，有感于四川人烟稀少，赤地千里，满目疮疾，乃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推行“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
当时有一马氏家族迁居于此，先后修建起了马家大院、马家石桥、马家坟园等，并有耕地二百余亩，成为当地唯一的大户。
流经此处的河段也被称为马家河。
铁佛庵 在今簇桥乡铁佛村。
原名永兴庵，始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
明末毁于兵，清康熙初年（约1680年）重建。
三重大殿加上林园，共占地15亩。
大雄宝殿供有铁铸释迹牟尼佛枷趺坐像一尊，高一米五左右，面部涂金，庄严慈祥。
佛座为莲花形，与佛像铸为一体，重约1500公斤。
民国年间所修之《双流县志》云：“铁佛系明万历十三年余成杨铸。
”1951年2月，铁佛被砸毁，1957年，庵改建为小学。
龙井村 位于簇锦镇北。
原有两口并排的古井，东西相距20余米，传说是龙的两只眼睛，故名。
1961年两井均被填。
凉水井 位于簇锦镇西南5华里交通要道旁。
井水甘醇爽口，炎炎夏日，行旅之人汲饮之，凉沁心身，故名。
白塔寺与九眼桥 白塔寺始建于宋，元初毁于战乱。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川布政使余一龙建洪济桥（即九眼桥，“宏”为“洪”之讹）时，于桥南东侧建回澜塔，高约十级。
后又于塔旁建寺，名回澜寺。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入蜀，拆除此塔。
又二年，成都全城均毁，寺亦无存。
故民谣曰：“造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桥是弓，塔是箭，一箭射到金銮殿。
” 九眼桥全长120米，是锦江上最大的石拱桥。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川总督李世杰重修此桥，1992年拆除，建为立交桥。
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川总督开泰重建回澜寺，并于寺之东侧建三层亭式楼阁曰同庆阁，俗呼为白塔，回澜寺也被称为白塔寺。
相沿成习，遂为街名。
1945年因附近棚户失火，殃及寺塔，毁于一旦。
街东原为一大片乱坟岗，丛葬1935年四川军阀混战中的死亡士兵。
1953年平整，辟为望江路，直抵望江公园大门口。
致民路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辟新南门（当时称复兴门），后始建此路，取“致民以治”之义。
其时国内难民蜂拥而至，政府欲建一新村予以安置，初步规划是从东到西以两位数之序次命名街道，即十一街、十二街、十三街、十四街、十五街、十六街，皆横贯致民路、龙江路、新生路三条平行的新村干道。
1954年后，省交通厅在十三街建四川客车厂，生产“峨嵋”牌客车，此街即消失。
新南路 1938年建成时名西北路，当时路两旁皆农田菜圃，小桥流水，属难民新村街道。
1966年更名为红星南路。
1981年地名普查调整时始改今名。
当时路宽仅9米，1996年拓宽成40米6车道水泥路面的高等级公路。
安顺桥 旧名长虹桥，为木结构风雨廊桥，长60米，宽3米，建于清康熙初年（约1680年）。
乾隆十一年（1746年），华阳县令安洪德重修，并题匾“安顺桥”。
1947年7月初，成都遭遇特大洪水，全城尽成泽国，安顺桥被冲毁。
灾后砌石为墩，架木为桥。
1996年建为钢筋混凝土拱桥。
文昌宫 位于簇锦镇东南1公里处之文昌村，系道观，建于明代，奉文昌帝。
在我国古代民俗信仰中，文昌帝君为学问、文章、科举士子的守护神，主人间寿夭祸福，官禄升迁。
明代，“天下学宫皆立文昌祠”。
该宫所供文昌帝君塑像，雍容慧颜，座下驾白驴，有天聋、地哑二位神童陪侍。
1953年，宫拆像毁，仅存地名。
南桥 位于簇桥乡南桥村与沈家桥村交界处，建于清康熙初年（约1677年），系古拱桥。
枯水季节，拱顶距河面5米左右，跨度3米，桥宽5米。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重修。
故老相传，在桥右30多米外原建有高约5米的牌坊，上面长有一棵灵芝草。
民国九年（1920年）牌坊拆毁。
桥西侧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建川主庙一座，供奉李冰父子塑像，今俱不存。
灵官楼 位于簇锦镇中段，楼分上下两层，高8米，供奉沉香木所雕王灵官坐像一尊。
像高1．2米，红脸虬须，金甲赤袍，三目怒视，左手持风火轮，右手举鞭，一幅镇妖降魔的威武气魄。
楼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为当地黎民百姓集资建造，以镇风水，消灾灭祸。
楼下屋内有石碑，刻有建楼年月和捐款人姓名。
1965年“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楼拆像毁，遗址后建为簇桥乡工商行政管理所。
望锦桥 位于簇锦镇场尾，距观音口约百米处，建于清康熙初年（约1681年）。
桥为石拱桥，跨度3米。
桥东右侧立有石碑一通，高2米，宽1．5米，记述建桥经过及年月，今佚。
1962年将桥面加宽。
皇坟 位于簇桥乡沈家桥村西藏昌都运输公司成都转运站右后侧，东临郭家碾，西为平地，北濒川藏公路，南为田野。
坟包高出地面10余米，南北长约12米，东西宽约9米。
1965年由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发掘，出土一石碑，上书“何公之墓”，文物则有金银首饰、陶俑、陶器等。
急
一个有关古城绍兴的历史故事。
绍兴历史概述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绍兴至今已有约8000年历史。
越国古都建于公元前490年，距今已有2500年。
绍兴是夏朝开国之都，春秋五霸之越国首都，两晋的会稽国都、吴越国东都、南宋故都和南明政权首都，夏商周春秋时期成名已久，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等时期的大都会，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绍兴亦是中国文化第一城，三次士大夫南下的积淀，以至文风鼎盛誉满天下。
春秋时期，於越民族以今绍兴一带为中心建越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定江南，绍兴历史(10张)降越君，以越地置会稽郡，推行郡尉分治模式，怕越国复兴而尉治山阴（因会稽郡是边防大镇，尉治更重要），辖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大部20余县。
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会稽郡领26县，在今浙江境内有18县。
东汉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置吴郡，钱塘江以南仍为会稽郡，郡尉皆治山阴（今绍兴）。
晋太康二年（281），以会稽地封骠骑将军孙秀，以郡为国，称会稽国。
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以会稽、东阳、永嘉、临海和新安五郡置东扬州，升任东扬州刺史，州治山阴；隋开皇九年（589）平陈，省郡县，废会稽郡。
同时并山阴、永兴、上虞、始宁为会稽，并余姚、勤、鄮入句章县，设吴州，州治会稽县，领原扬州五郡，辖会稽、诸暨、剡、句章4县。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废吴，以原吴州境置越州，辖境不变。
唐代作为东南第一都，设越州总管府、中都督府、浙江东道节度使，管越、睦、衢、婺、台、明、括、温八州；五代设越州大都督府和东都，驻山阴，管越、睦、衢、婺、台、明、处、温八州；北宋设两浙路、越州大都督府，镇东军节度，大观元年，升为帅府，驻山阴，管越、衢、婺、台、明、处、温七州。
南宋建炎四年（1130），高宗驻跸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大都督府和行都，治山阴，管越、衢、婺、台、明、处、温七州；辖山阴、会稽、诸暨、萧山、余姚、上虞、嵊县、新昌8县。
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称绍兴路。
明、清复为绍兴府。
民国24年（1935），设绍兴行政督察区。
1949年10月设绍兴专区，1952年1月撤销，1964年9月复设绍兴专区。
1983年7月撤地建市，设省辖绍兴市。
史前绍兴 小黄山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 考古人员在绍兴甘霖镇小黄山，发现了小黄山文化遗址。
从出土文物推断，早在10000—8000年以前，小黄山的先民就开始了定居生活，采集、狩猎所得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
大量陶器的出土，使小黄山文化独具考古价值。
古越文明 绍兴地处东南沿海，是我国古代越民族的生息之地，古越文明的中心。
专家们普遍认为，东起东海，西至浙西皖东，北到江淮，南达闽粤的辽阔区域，都受到古代越文明的辐射和影响，古越文明的范围涵盖上述地区。
开国大典 舜会百官、禹会诸侯发生在绍兴，古人曰：“越，舜禹之邦也。
古有三圣，越兼其二焉。
”《史记》“夏本纪”记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又载：禹会诸候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大禹在会稽成立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是夏朝开国大典之地，并把天下分成九州，九州的扬州东南到海滨，中心在会稽。
会稽山，是中国历代帝王加封祭祀的著名镇山，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海，李斯立石刻颂秦德，这就是著名的“会稽刻石”，又见东南之地有王者之气，因此掘剡山而泄王气。
华夏历史对山脉的崇拜，始于会稽山。
《吕氏春秋·有始》和《淮南子·地形》，尊会稽为中华九大名山之首。
会稽山也是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历代文人雅士留下了众多诗文佳作。
公祭大禹陵作为国家级祭典，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春秋霸都 公元前490年，越国大夫范蠡受命兴建越国都城。
范蠡先选择在府山兴建句践小城。
随后又在小城以东兴建了山阴大城。
后人赞绍兴城得山水之利而无旱涝之忧，能攻易守而基业可据，堪称古代城建史上的经典之作。
其后吴越争霸，阖闾阵亡，夫差报仇，句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雪前耻，越灭吴，拓地至江淮，疆域包括山东东南部，江苏、安徽的南部，江西东部和浙江福建等，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王侯将相，文种范蠡，越国的奋发图强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
继舜禹之邦后，会稽再度名扬华夏。
此后秦始皇东巡绍兴，留下“会稽刻石”，东汉绍兴成为中国青瓷CHINA的发源地、鱼米之乡。
六朝大都 魏晋时期，会稽人阜物殷，与建康东西相峙，地位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绢、米、纸等物品的交易中心，是整个中国最有魅力的城市，作为繁华的商业、手工业中心城市，号为天下繁剧，一度改郡为国，会稽世家大族的豪奢和富有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出则千骑簇拥高牙，入则列鼎锦衣玉食。
同时会稽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地位，王马共天下的时代，栖居会稽的门阀士族人物，其动静出处，在政治上极具影响。
晋元帝赞誉绍兴“今之会稽，关河之重”，是晋王朝“皇基所讬”的“泱泱大邦”。
绍兴有全国最发达的商品经济，豪奢的庄园，所谓“王公妃主，邸舍相望”；天下名士在会稽竞逐风流，人文之盛、无出其右。
东晋后期，会稽占扬州大区人口40%，为东晋第一大郡。
史籍记载，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首都建康在经历苏峻之乱后，破败不堪。
当时朝廷提出迁都会稽，虽最终未能成行，也体现了会稽与建康分庭抗礼的地位。
南朝刘宋年间，朝廷设置“扬州”，州治在山阴，其后数度称为东扬州，魏晋的绍兴，可以叫山阴、会稽，也可以叫扬州、东扬州。
魏晋风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和政治中心南移，大批黄河流域的居民纷纷避乱江南，会稽郡成为世家大族的移民聚居地，王谢家族纷纷定居会稽，十八高士云集沃州，是整个东晋最大的明星聚居地，人文鼎盛，冠于江左。
以至于《世说新语》里随处可见会稽一地发生的故事，留下了大量的典故，如东床快婿、曲水流觞、东山再起、乘兴而来等。
会稽成为六朝文化中心、山水文化的发祥地，预示一个艺术新时代的来临。
六朝会稽名士在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成就卓越，并延续到唐宋时期，成为中国审美的高峰。
富甲天下 自魏晋以来，会稽大兴，是南方最富庶的地区，又得运河之终点，在隋唐，仍是国际性的大都会和全国重要的经济商业中心。
大运河的开通也是为了方便对南方经济中心会稽的控制，会稽又是华夏圣都，隋炀帝欲东巡会稽，效法夏禹、秦皇的故事。
隋朝越国公杨素，以越州系其封邑，将郡城加广至周围45里，名曰罗城。
作为全国的丝绸陶瓷等产 东南第一都业中心，“绍兴制造”远销海外，是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发源地，作为手工业和重要的商业中心，冶金业、高级丝织品业、青瓷业、造纸业、制盐业、造船业、外贸业均兴盛一时，因经济发达，各地草市甚多，城中商旅往来，络绎不绝，皇甫政形容“城中富商来集，大陈伎乐，百万之众，鼎沸惊闹”，作为东南第一大都市，唐朝中期后，绍兴成为经济最发达地区，关系着全国的经济盛衰，在唐末被称为“雄剧之藩”。
白居易说“因思在越，官重事殷” ，孙逖曰“会稽郡者，海之西镇，国之东门，都会蕃育，膏肆兼倍“；杜牧赞“机杼耕稼，提封七州，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崔元翰更称越州“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是唐朝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和经济中心。
唐代绍兴繁雄奢华，商贾云集、名流汇集，作为综合性大都会，园林数量、唐诗数量、名流数量均为唐代三甲，也是宗教中心之一，回纥的摩尼寺在绍兴建立、日本数度来绍兴求佛法，有唐一朝，论综合影响力，当推长安、洛阳、越州。
唐朝宰相元稹，一再夸赞越州风景的美丽、州宅的宏伟、城市的繁华，写下“会稽天下本无俦”的诗句来赞美越州。
诗仙李白四入会稽，百余首诗赞美绍兴，占其诗歌总数十分之一，为最多的城市，吟出了“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的绝句。
其他400多位诗人如杜甫、白居易、孟浩然、崔颢、刘禹锡、贾岛、罗隐、温庭筠、孟郊等，倾慕会稽风华，在绍兴留下几千首宝贵的诗作，文化号召力惟东西二都可比。
南宋故都 从五代的吴越国东府，到北宋的大都督府，越州“其地襟海带江，方制千里，实东南一大都会”。
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1129）十月来到越州，以州治为行宫，建都越州，越州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中心。
绍兴元年，赵构将越州升为绍兴府，寄托中兴国统之意，以绍兴为行都。
绍兴作为帝王的陵寝所在，皇家大族的重要聚居地，大理寺、六宫和宫学均在绍兴，城中还有天庆宫、天长观等行宫和皇室重要建筑，宋理宗等都曾是绍兴市民，也是全国文化出版中心，其地位高出其他各府。
在朝廷当时宣布的40个“大邑”中，绍兴名列其首。
南宋一代，绍兴仍为全国第二大城市。
谓八百里湖山，十万户人家。
每年正月十五的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贾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文化巨邦 明清时期的五百年，是中华帝国在彷徨中痛苦徘徊，饱受风霜侵凌的五百年。
绍兴，也正经历着实现近代化之前的阵阵苦痛。
徐渭、王冕、陈洪绶、王守仁、刘宗周等等，他们的文化成就，构成了明清时期绍兴文化的主线，在曲艺、绘画、诗词、文学、思想界等领域都有重要代表人物出现。
明清绍兴是全国文化思想中心，明末文艺复兴的萌芽在绍兴产生，经济方面仍是浙东之首、江南地区的富庶城市。
1790年朝廷绘制大运河全图《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绍兴是中国大运河的南端，表明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
康熙、乾隆等多次游访绍兴。
近代风云 昏睡百年，龙的子孙在猛然间醒来。
风雨如磐，山河破碎。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中，绍兴人民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史称辛亥三杰，他们轰轰烈烈的斗争事迹，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绍兴的光复会，是这个时代中了不起的盛举。
民族沉沦，彷徨中迸发出一声有力的呐喊，永不陨落的文坛巨星——鲁迅，成了近代绍兴人最大的骄傲
蔡元培、马寅初、陈建功、竺可桢……绍兴文明的航船，依旧承载着“大师叠出”的自豪。
会稽王气 绍兴现存三个王陵区：大禹陵、宋六陵、印山越国王陵，另有东吴孙坚墓、吴越国钱王墓等，彰显了绍兴的历史地位、传奇色彩和中华象征。
秦始皇不远千里来会稽、祭大禹，对这座出一帝一霸从而兼有“天子之气”和“霸王之气”的会稽表示敬意；历代重量级名人赞颂绍兴可谓多不胜数，比如陆游的“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
元稹的“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的“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李商隐的“昔闻咸阳帝，近说稽山侬”；苏轼的“此方定是神仙宅，禹亦东来隐会稽”等。
南昌周边二日游哪好玩
石牛寨位于湘、鄂、赣边界的平江县石牛寨镇（原大坪乡）境内，有一座方圆10余平方公里的古军事要地石牛寨，它是由怪石、奇峰、石洞组成的丹霞石的世界，鬼斧神工，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寨内景点众多，仅叫得出名的景点概括下来就有“一牛二龟三关险，四桥五寨六线天，七奇石八寺庙，百零八崖景无边”等。
各景点以奇险著称，尤为罕见的是保存完好的2000多米古城墙，享有“天下第一寨”之美誉。
石牛寨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气候湿润温和，四季分明，季节性强；热量丰富，严寒期短、无霜期长，春温多变，盛夏酷热；雨水充沛，雨季明显，降水集中。
年平均气温16.9℃。
山地气候差异大，石牛寨一年四季均适合游览，以4月-10月为最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