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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季羡林的读后感

时间:2014-03-31 05:03

关于季羡林的读后感4篇

最近读《季羡林》。

引来些许感慨,片言记述。

书中三部分分别介绍了季羡林老先生的人生哲学------------谈人生、谈读书治学、谈人生感悟。

  亲近书的日子,让自己感觉生活充盈而丰盛。

走在路上,怀中揣着一本书,感觉好踏实;每天的生活虽然忙碌,但能咀嚼一缕书香,感觉一天的时光没有白费,否则会有一种欠债的感觉。

如何充盈自己的人生呢

  一、良好的心态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根本。

目前的生活虽然是忙碌的,  但却是充实的。

自己知道不是一个完人,但足以能够克服目前的任何困难。

因为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大

如果不充分挖掘自己,那样声明中的时光会白白的浪费掉。

  把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工作,生活中自己的负重看作是一种宝贵的挑战。

向自己的能力挑战,向自己的“工作方法、技巧”挑战。

自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

但愿能接受这种考验。

只要你愿意,便不会为自己的付出而疲倦。

  我们需要的往往是一种“我愿意”的感觉

  二、吝啬时间,善于利用生活中的“边角料”时间。

  时间如同海绵里的水,要挤总会有。

在读书方面,写随笔、撰写文稿、提高  基本功方面要持之以恒。

季羡林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是四五点钟起床,晚上读书治学几个小时。

这种对生命的高度敬畏值得我辈学习。

自己虽不能做到每天都像是最后一天一样珍惜,但应该时刻保持一种“时间就是生命”的意识。

  三、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冰心老人送给别人的座右铭:知足知不足,有为由不为!自己尤其应当铭记在心。

人总会有充足的时间,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能够及时地合计一下今后三年的规划。

思考着如何做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如何做一个好家长;如何做一个好人

让自己满意,让大家满意

  围绕工作重点,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做。

不要总想着最后的结果如何。

重要的是努力去做,我付出了我的所能,我心满意足。

尽力了,结果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但是做不做却是自己做主的。

  在生活、工作的过程中,不可不顾及周围人的态度,要及时征求大家的批评意见,以便让自己的工作能更进一步。

最好能在别人批评之前先自我批评。

人贵有自知之明吗

  当然,也不可一位生活在别人的意见和看法中。

因为人与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千万不可学那个“最后扛着驴走路的老头”。

认准了的事,就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大家可能因为你这样做而心生异议。

因可能因为你不这样做而心生异议。

你何不按照正确地方向去努力呢

这也许才是“走自己的路”的真正含义吧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怎样才是正确的路

可能仁者见仁,于我而言,莫过于对教育工作有利,对为别人服务有益,对个人修身、健身、成长有益。

生命的质量提高了,生活的品位提升了。

有些看似说假、大、空话的感觉,但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的确是自己最为关注的问题,真假与否,请明鉴

  一不小心在joyo上逛了几本书,突然觉得买书还挺贵的,于是赶在下班前到浦东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

现在的图书馆福利越来越好了,只要80块钱押金,不需要年费,凭身份证就能借书,好生方便。

好久没在图书馆里逡巡了,刚睡了13个小时又犯困了的小师妹催着我快走,这个时候,我发现了这本书——《季羡林谈佛》,也就是我在joyo上看中的几本书之一,崭新得应该没有被读过,那当然不由分说赶紧借上。

  回到家,拥着温暖的被窝把它看完了。

现在希望除了小说之外,读过的书都做一些笔记,所以趁着记忆还新,来写写读后感。

  首先,很喜欢季老对佛学的态度,他说:“我认为,释迦牟尼确有其人,是一个历史人物。

因此我就把释迦牟尼当成一个人,同世界上的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他是我研究的对象。

”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我一直以来对佛教都充满兴趣,但我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对此,季老也诙谐地说:“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

”基于这样的观点,我对季老这本从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角度深入到佛教史的研究论文集更多了层亲近感。

大学里读过不少佛教评论的书,要么就是什么法师的著作,讲了很多好玩的公案之余,非要给你说一番佛法道理,无趣得很,要不就是一个革命批判,讲了些佛祖的故事之后就跳出来说一番唯心主义局限性的东西来提醒读者不要信这些故事,又可笑得很,这些都不是我足够感兴趣的佛教研究领域。

  在季老对释迦牟尼生平以及原始佛教的起源问题的探讨中,我理解了不少过去的困惑。

首先是释迦牟尼的出身问题。

一般认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483年,这个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孔子活跃的时期。

如佛典记载释迦牟尼是个快乐王子,直到他出宫遇到了生老病死才开始思考人生。

这点总让人起疑。

现在的观点是,释迦族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和富庶,它仅仅是一个身处偏远(今尼泊尔境内)的一个推举制产生首领的共和国(类似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不能肯定释迦牟尼是否属于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雅利安血统,但他自称属于刹帝利。

好吧,这里又要温习一下世界史,还记不记得当时印度的四大种姓划分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自称属于刹帝利的释迦牟尼自然要为提升刹帝利的地位向婆罗门宣战。

这种宣战的表现就在于他选择了沙门的宗教来哺育佛教,以及禁止使用梵语传播佛教。

这里的两个地方都要着重说明一下。

当时的印度有两类哲学家,一类代表了入侵者雅利安人的婆罗门,一类代表了被入侵者土著的沙门。

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婆罗门,所持有的信仰也相当的乐观,他们的宗教就是用来祈祷他们的下一个胜利。

而在痛苦的土壤里孕育的沙门则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他们主张苦修,既然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只好用更加痛苦的方法来减轻他们的痛苦。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深受沙门影响的佛教是这个世界上最彻底悲观的宗教。

至于梵语,是婆罗门的语言,所以释迦牟尼允许徒众用自己的语言传播宗教,但唯独不允许使用梵语。

  好吧,不管怎么说,佛教的初始教义被创立了,但它怎样才能传播并且发扬光大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智慧知变通的宗教领袖。

他积极地与国王和富商结交,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寻找最可靠的依托。

有两个例子为证。

杀了父亲的未生怨王得到了佛的安慰。

佛也和有钱的淫女庵摩罗结交,还接受了她赠送的一座花园。

所以,最后季老总结说:“他之所以成功,佛教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一方面说明它满足了一部分人民的宗教需要,同时同他这个教主有一套手段,也是分不开的。

”  看过西游记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咱的玄奘法师念念不忘的大乘佛教吧。

究竟大乘和小乘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佛教会从小乘发展到大乘呢

佛教在满足了人们的宗教需要之余,不能不开始面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问题。

众所周知的韩愈的《原道》和《论佛骨表》等都在这方面大力抨击佛教的消极社会性。

小乘佛教的“天国门票”是昂贵的,信众必须累世修习,并且不事生产,而大乘佛教则允许你在家当居士修持。

佛教能流传至今,不能不说它是一个极懂变通的体系。

在中国的传播伊始,它依附于玄学得以广泛传播。

最后站稳了脚跟后,佛教就不屑与其他宗教为伍了。

例如在唐朝,太宗曾命玄奘法师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去。

虽然最后史实表明的确翻译了,不过玄奘法师可是老大的不情愿呢,他说:“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义

且老子立意肤浅。

五竺闻之,适足见薄。

”翻译过程中,玄奘又坚持了自己的名词定义,不肯将道翻译为菩提,同时拒绝了翻译序,理由是怕被老外笑话了去。

  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都知道玄奘在西域那烂陀寺学习,当时PK群僧,名声大振。

但究竟他都辩论了什么还不甚清楚,季老在《佛教的倒流》一文中作了简单的例举,“调和空有,摧破晓乘正量部的理论,斗败顺应外道”。

这里又有些背景要介绍,佛教从小乘发展到大乘之后,小乘并没有消亡,而是一直长期和大乘共存。

在这过程中,大小乘内部继续分化。

小乘有诸部,大乘也分化为空宗和有宗。

顺着这个话题,提一下禅宗。

禅宗是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创造性流派,六祖的“顿悟”学说使得天国入门券变成了演唱会开场后的黄牛票,简直就是大甩卖,这也使得禅宗成了流传时间最久的流派。

“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

”佛教如是,共产主义也如是,笑。

  玄奘是个非常细心的观察家,他每到一地,都细心观察并记录当地的宗教发展状况,而这些忠实的记录在现在看来确实非常有意义。

书中至少提到了两处玄奘的记录的作用。

第一处,是关于“大乘上座部”的说法。

《大唐西域记》里有五处明白的写到“大乘上座部”,但是上座部是属于小乘的,所以各国翻译家翻到这里时,都感到为难,有如实翻译的,也有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解释的。

季老的观点是,“大乘上座部”有其实,是小乘上座部受大乘学说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学派。

第二处,则要和法显的《佛国记》对照起来看。

法显是谁

反正我没看这本书之前是不知道的,但看下来,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并不逊于我们喜闻乐见的玄奘。

法显是东晋人,是第一个真正到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

而古代印度缺少真正的史籍,因此《法显传》对印度古代历史的研究就举足轻重了。

比较法显到玄奘这二百多年间的记录,可以发现,大乘在某些地区逐渐战胜了小乘,而玄奘时期的僧徒比法显时期已经明显减少了,佛教逐渐衰微了。

想想那个时代只能徒步旅行并且只能用纸写游记攻略的驴友,能通过自己的见闻反映出这样的历史变迁,真是有趣又令人钦佩。

  最后要说的是古人对中印文化的对比,很有趣。

谢灵运说:“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

《含光传·系》则说:“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

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

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

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

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

”我忍不住想,这个与现在的软件业发展现状是不是有个有趣的类比呢

印度能进行软件的大规模生产,每个印度程序员都能写出一段标准的没有差别的程序。

而中国的程序员多以孤胆英雄见长,100个中国程序员肯定能写出100个实现代码来。

从古至今,这民族差异还是顽固的流传了下来。

既然说到软件业,又难免啰嗦一句,大乘的无宗里面,提到万事万物都是空,唯有关系长存,不由得让我想起关系型数据库,不知道如果比较一下数据库技术和佛教流派的发展,会不会有些有趣的发现

说起来这也不算完全的无稽之谈,因为二者都是人类对世界的抽象。

我一直觉得计算机是一门哲学,一门实实在在能对社会发展做出事情的哲学,嘿嘿。

  最后自吹一下,发现偶的古文功底还马马虎虎,居然看那些引经据典也津津有味。

  手捧《季羡林》一书,我看的如痴如醉,不能放下。

花了两天时间看完季羡林传,我感慨万千。

  可值得我感受的事情太多了,给我感受最深的有那么几件事情。

  一、平凡、朴素中孕育着伟大  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来北大报到,看见一位守门人模样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

老头爽快答应了,而且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

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

”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

”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几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生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

  季羡林先生的就是这样的平凡、朴素,如果他不平凡,他不朴素,能被别人认做守门人吗

然而就是这样的平凡愈加显出他的伟大,愈加折射出他人格的魅力。

一个大学校长给一位新生看行李,没有丝毫怨言,而且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又是一种多么令人敬佩的精神啊

试问当今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即使有人想做,有谁能够做到他那么平静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

恐怕没有几个人

  季老的平凡还可以引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的话来评价。

刘梦溪说:“不管在什么场合见到季老,总想过去向他致意。

可季老只要远远看见我走过去,一定会站起身来。

一贯如此。

对比我更年轻的后学也如此。

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只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坐在他旁边,他就没法站起来了。

”因此刘梦溪在《季羡林先生90寿序》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先生是‘望之温温,即之也温。

晚生后学,可以相亲’。

”  这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二、对动物的喜爱,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感情如此的丰富、细腻,催人泪下。

  他酷爱养猫,对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写的《老猫》,幽默,细腻,感人。

他对波斯猫的喜爱到了跟他们一起乐,一起悲,甚至跟它们住一起。

晚上猫睡在自己的被窝上面,为了避免惊动小帽,他醒来硬是忍着不动一下。

他把它们完全看作了自己的朋友。

  季老喜爱动物,跟怀有各种各样动机去爱宠物的一些人不同,他关心身边这些“伙伴”的命运,甚至为它们背着沉重的感情十字架,为一些孤苦、弱小生灵的命运伤感、悲苦。

他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为一些小猫小狗流泪叹气。

有一次,燕园中他平常最爱走的幽径上一棵古藤无故被人砍断,他看到藤萝上初绽的淡紫的一串串的花还没来得及知道厄运信息,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忍不住为它们伤感:“它们仿佛成了失掉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都没有地方了。

”  三、他的敬业精神,他的忘我工作的精神。

  文革期间,季老也无列外,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最后被发配到北大35楼守门房。

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守门户,传呼电话,收发信件和报纸。

但是他是一个闲不惯的人,难道就让自己的人生在这里度过

于是他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这部史诗够长的了,至少有八万行。

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

他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

当时订购书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可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了季羡林的眼前。

他当时的任务是看门,而且他头上“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他哪里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里去呢

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妥善”的办法。

《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

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

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35楼上班。

在去35楼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

此时,他身在门房,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译诗,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矣。

”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

当“四人帮”像《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一样完蛋之后,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1984年出齐,厚厚的八大本。

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

从1973年到1983年编译完,整整10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十年以来,他毫无间断,夜以继日,勤勤恳恳,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季老在《罗摩衍那》译后记中说:“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

……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

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受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

”当他不得不参加一些空话废话居多的会时,季老就在会前、会后甚至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

在这种时候,他往往只用一个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而把剩下的一个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

“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

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

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

这真叫做没法子。

”这种幽默的内涵,真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如此的兢兢业业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学习,都值得从中汲取一些东西。

  1978年平反后,季老获得了相应的地位。

然而,他一生的心思只在学问上,执着地追求学术创新。

在学术园地里,他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总是每天清早4点起床,伏案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总之,季老的感人事迹还有很多很多,这只是他人生光辉大河中的一小点闪光的浪花。

  我们作为一代青年,难道不应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吗,我们学习他的平凡、朴素,学习他待人诚恳、热情的精神。

我们学习他淡泊明志,博爱的精神,学习他工作勤恳扎实的精神。

我们应该学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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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散文读后感800字

《傅雷家书》读后感  傅雷家书凝聚着傅雷对祖国、对儿子深厚的爱。

信中首先强调的,是一个年轻人如何做人、如何对待生活的问题。

  傅雷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教导儿子待人要谦虚,做事要严谨,礼仪要得体;遇困境不气馁,获大奖不骄傲;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要有艺术、人格的尊严,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同时,对儿子的生活,傅雷也进行了有益的引导,对日常生活中如何劳逸结合,正确理财,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恋爱婚姻等问题,都像良师益友一样提出意见和建议。

圈圈爱子之心,溢于言表.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写给傅聪、傅敏等的家信摘编,写信时间为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

  读了《傅雷家书》之后,真为傅雷先生对人生的如此认真和对子女的如此关爱而感动万分。

家书中大到事业人生艺术,小到吃饭穿衣花钱,事无巨细,无不关怀备至。

为人父母的可以从中学习到教育子女的方法,学艺术的特别是学钢琴的可以从中学习提高技艺的方法,对解放初期至文革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也能从傅雷这位当事人的描述中得到一些了解,而此书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加强个人修养。

从家信的话语中看出傅雷是一位对自己要求极严格的人,有些方面甚至有些刻薄自己的味道,傅雷让儿子立下的三个原则:不说对不起祖国的话、不做对不起祖国的事、不入他国籍。

爱子教子的精神令人感动。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教子篇,傅雷夫妇是中国父母的典范,他们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地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

  有人认为书信是最为真切、自然和诚实的文字。

是啊,因为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即时即刻的内心所想,思想到哪里,文字就到哪里。

给亲人写信更是如此,而且是他敢于剖析自己,在子女面前承认错误,从自身的经历中给出经验和教训。

所以,我想读傅雷家书我们读到的应该就是傅雷自己吧。

傅雷在子女的教育上也是因材施教的,在对傅聪音乐上的教育上,原先是强调技巧、而后反复要他能真正领悟作品本身,这也就是凡事多从“为什么”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看到事物的本质。

傅雷在教育子女中自身的思想经历也在不断的提高, 在傅雷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西二种文化融合的思想。

高尚的父母培养出成功的儿女。

傅雷夫妇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

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了我强烈的感染启迪。

  弗兰西斯.培根曾说:人类的命运,操纵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都渴望成功,希望做一番大事业,这就需要智慧的指引。

  那么,就从这本书开始吧

它将告诉你所有迈向成功的方法和技巧,帮助你打开财富的智慧 之门,开创你辉煌的人生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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