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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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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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什么样的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野航 当后儒生几乎把孔子神另一个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黑帝之子）并以素王的身份编了一本类似《圣经》的书（《春秋》）以为万世“立法”之际，主张实事求是的司马迁先生却为我们勾勒了另外一幅孔子的“肖像”。
通过这幅“肖像”，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孔子——— 一个平凡的有着很多缺陷的人；终生饱受着一种来自童年记忆折磨的人；一个因为自卑情结的作怪而极其在乎自己外表的华贵的人；一个把有时理想看得高于一切有时有恰恰相反的充满了矛盾的人；一个终生和内在自我做斗争最终找回了内在自我的人。
总之，他与其说是个圣人，不如说是一个在不断地与自我的斗争中逐渐完善自己的人。
我这样说绝无“侮圣人之言”的意思，而是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呈现出来，从他的人格的弱点以及终生同这弱点的斗争中，看到他那无可比拟的人格魅力和作为一个凡人的伟大之处。
兹将从不同的侧面看看司马迁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怎样的孔子。
1自卑的孔子。
从司马迁写的《孔子世家》中我们知道，孔子的出生并不光彩，他是他父母“野合”的产物。
尽管《孔子世家索引》将“野合”解释为老夫娶少妻，不合礼制而已，并非野外性交，但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到死都不肯说出孔子父亲的葬处，仿佛有所避讳，则至少说明孔子的出生是不可以在人前炫耀的。
仅就这一点，也势必对孔子幼年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影响。
另一件被记录下来的伤害到少年孔子的自尊心的事是鲁国贵族季氏的“飨士”，孔子当时腰里挂起经书，便去讨吃喝，本以为身为殷商贵族之后，自然应当得到“士”的待遇。
结果却让家臣阳虎给轰了出来，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孔子当时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来自阳虎的伤害对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以至于多年后当阳虎去拜见他，得到的是避而不见的待遇。
因为阳虎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成了某种无意识情结的象征，这个情结将注定折磨他一辈子，甚至会差点要了他的命。
一个有着早年受辱的经历而具有自卑感的人通常会在其得势的时候表现出异常的专断和盛气凌人。
孔子也不例外。
孔子一爬上高位，就忍不住采用杀人的手段来树立其政治威望，其结果可想而知，在孔子的后半生中，想干掉孔子的人也屡屡有之。
2好揭人短处的孔子 对于孔子早年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他去拜见老子时得到的几句规劝中获得些许信息。
临别时，老子语重心长地送他一句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为人子者勿以有己，为人臣者勿以有己”。
意思是说：好议论人，好揭人的短，是危险的。
作为侍奉他人的人，不可以太过于自我。
试想，如果孔子身上没有这些毛病，而老子又何必多话呢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倾向一定有其成长经历的来源，在幼年饱受歧视的人通常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攻击性。
所以，孔子身上具有这些毛病从逻辑上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当然，孔子是个非常善于自我反省的人，对于他的这些弱点，他是有所察觉的。
他一生强调“慎言”，甚至于他的学生南容仅仅爱读教导人慎言的诗句，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孔子可能在他达到一生中，吃够了好揭人短处的苦头，但这也促使他尽量地去克服这个毛病。
3虚荣的孔子 自卑的人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特别在乎别人的议论。
象孔子这样在当时就颇有争议的人物不被人议论是不可能的。
一次，一位官做到了太宰级别的人在孔子弟子面前吹捧了一句“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
这个马屁拍得可谓恰到好处。
而他的弟子又肯定了这一吹捧：“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当然，孔子听了，得意之情，自然是溢于言表：“太宰知我乎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
另一次，卫灵公的老婆南子要见一见孔子，孔子先是推辞，后来答应一见。
对这次与美女会晤的细节，《世家》着墨不多，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是，弟子子路的不以为然的。
而孔子极力地在为这次会面辩解，好象显得不自信。
孔子心虚什么
为什么对于来自弟子的“不悦”如此地敏感
心理学对人性的观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极力地否认什么时，那就意味着被否认的东西对主体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那么，对孔子产生诱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当然不是女色，而是一种在被人看重时获得的成就感。
这让他几乎忘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
当然，他很快发现自己被美女给忽悠了。
他卫灵公两口子那里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个花瓶而已。
于是他发出了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慨叹，离开了卫国。
孔子的虚荣也反映在他是生活方式上，齐国的晏婴是这样批评他的；“···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非所以先细民也”。
也就是说，孔子那种贵族化的生活作风，不是“以民为本”做法，不值得在人民中推广。
4丧失原则的孔子 鲁国的陪臣公山不狃与季氏闹翻了，意欲拉孔子支持自己，而此时的孔子因鲁国的政局“陪臣执国政，僭离于正道”而“不仕”。
但日子久了，也甘不住寂寞，在建功立业的诱惑面前，不免跃跃欲试。
他的弟子都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却说：“夫召我者，岂徒然哉
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想想，这话按儒家的标准，是多么地悖逆，居然要把一个小小的陪臣公山不狃拥戴成“东周”
幸好这事不成，否则孔子圣贤的名声就彻底玩儿完了。
另外一次孔子放弃理想而背叛自我的例子是中牟宰因受到赵简子的攻击而叛变，也想要拉孔子入伙，孔子又经不起诱惑，想去试试。
弟子子路反对，说：“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孔子却狡辩道：“不曰坚乎，磨而不棱，不曰白乎
涅而不淄。
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当然，孔子也并没有能靠这个机会施展抱负。
5被人瞧不起的孔子 在孔子的时代，有许多人是很瞧不起孔子的，甚至当孔子一行人问路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都懒得答理。
他们的身份很低，有是些种地的“避世之士”，有些是守门的，有些是荷篑的。
他们不理解孔子在这个烂得一塌糊涂的世界上，居然还想干点名堂出来，要不是傻瓜，就是动机可疑。
一个楚国的疯子就唱歌挖苦孔子，大意是说，过去政治清明，凤凰才出来捧场。
而现在的政客，却在势力场上疲于奔命。
这是什么世道
孔子听了，想跟那疯子说话，那疯子理都不理地走开了。
针对孔子最恶毒的挖苦是在郑国和徒弟走散了的那回。
一个郑国人向孔子的徒弟们形容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累累若丧家狗”。
孔子听说后，欣然地同意了这种说法。
孔子为什么会同意这种说法呢
因为这话道出了一个真相———你孔子就是条丧家狗。
你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思想家，做学问才是你的“家”。
为什么要去淌政治的混水
你难道不明白这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最肮脏，一为女阴，一为政治吗
6被肮脏的政治所害的孔子 孔子一辈子大多不得志，但也有得意的时候。
只是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容易忘记得意背后所潜藏的危机。
鲁定公十年孔子“摄相事”，策划了一次鲁定公与齐景公的会盟。
当一场由侏儒们表演的节目上演时，孔子以“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的罪名，将那些侏儒演员们的手脚给砍了。
我不知道这时候的孔子是否还记得起“仁”恕“这两个字，只知道孔子用他那厉害的政治手腕为鲁国从齐国手里拿回了几座城池。
十三年，孔子已大权在握，于是搞起了“削藩”，这一举动造成了费城的叛乱。
十四年，孔子官拜大司寇，喜行于色。
这时，门人对他有了异议，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
这时候的孔子在门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太象个君子了。
这年，孔子诛杀了被认为乱政的少正卯。
也就是在这时，孔子的命运开始逆转了。
孔子开始失去了国君的信任。
表面上的原因是齐国用“女乐”来贿赂季桓子以“沮”孔子的政治前途，孔子于是引退。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孔子在政治上的强硬作风已为他积怨、树敌过多，他在国内的政敌可能在国君面前做了什么手脚。
无论是什么原因让他从高位上滑落下来，他一倒台，就险遭一场被误认为是阳虎的杀身之祸。
7被徒弟怀疑的孔子 孔子的粉丝徒弟们就象桑丘跟着唐吉柯德般满世界转悠，本希望混个一官半职，到头来，得到的下场却是在陈蔡间差点送了命。
不满的情绪自然与日俱增。
首先发难的是子路。
他愤怒地质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
第二个“色作”的是子贡。
弟子们的愤怒逼着孔子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是不是走错了。
对于为什么君子也会走到穷途末路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要是君子一定成功，就没有伯夷、比干那样的人了（这种回答并不比约伯的安慰者们的回答更高明）。
对于子贡提出的是否向世俗稍微作一点妥协的建议孔子的回答是：只管耕耘，不管收获。
君子“修道”而已，管不了别人喜不喜欢（这个回答暴露出孔子正是老子所指出的那种太自我中心的人，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在孔子的粉丝中始终不怀疑的只有颜渊，他说：“不被人容忍那才叫君子呢”（这个态度简直就是“反社会型人格”的表现）。
颜渊的说法让孔子觉得很中听，说，要是颜渊发了财，自己宁愿替他管帐。
我不知道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听了孔子和他学生的这些对话，会对孔子下个怎样的诊断，不过我可以百分百地肯定，建议孔子接受心理治疗是免不了的。
8回归到最本真的自我的孔子 沾了做官的弟子冉有的光，孔子在外流浪了十四年，终于回到了鲁国。
这时的孔子，彻底地放弃了在政治上的梦想，开始了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他通过整理文献，来体现自己在一生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思想。
而正是这些思想，将深刻地影响一个文明的进程。
他找到了他这样的人的真正的位置。
孔子不愧是个圣人，他不仅认识到了他的思想的建设性，也冷静地意识到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
他也为他的思想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高度（“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从而把他的学问，从伦理、政治的层面提升到了怎样让一个平凡的生命，在好学敏求的过程中与天命相关联的层面。
有一个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了的发生在孔子身上的一个细节，就是“不语怪、力、乱、神”。
我们知道，孔子是殷人之后，而殷人是最喜欢言神怪之事的。
孔子幼年也喜欢玩祭祀的游戏。
为什么他终其一生都那么地避讳这些
其实这里面大有玄机。
孔子所避讳的，与其说是神怪之类的东西，到不如说他避讳的是他那令他耻于提及的殷商后裔的出身，因为那出身正是在他的童年伤害过他的东西。
为了否定那个东西，他极力地要从文化心理上把自己变成周人（“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也正是他养成了一种比较讲究排场的生活作风的动力所在。
然而，在他生命的终点，那被他压抑了一辈子的殷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了。
他开始喜欢上神秘的东西，比如喜欢读《周易》，把“河图洛书”的神秘征兆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得知“获麟”的消息，就预感到自己的死亡。
尤其是他梦见了他处于“两楹之间”，而这，正是他作为殷人的文化认同的象征（“周人于西阶，殷人于两柱间”）。
在他生命的终点，他回归到他作为殷人的集体无意识世界中，从而完成了他这一生的精神之旅的伟大轮回。
孔子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导师，并不是因为他象耶稣一样完美，而是在于他为我们演历了一个凡人要走的人生道路。
而这才是孔子的价值所在。
所以，把孔子神化到耶稣的程度，加以崇拜，是有违孔子“下学上达”的本意的。
孔子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全部精液的人，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以他为榜样，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快，死有余辜。
安息吧，孔子。
野航兄，没有人要把孔子打造成救世主，只不过是要恢复孔子的先师地位。
圣人也是人，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儒教建立后，孔子肯定也不会拥有神格。
汉儒就有这个倾向，好在后世孔子最多封“帝”而已，没多少人再提什么“黑帝之子”（上帝的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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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让俺死了N个脑细胞。
英雄人物故事及感想
抗日小英雄王朴 王朴，也作王璞。
王朴生于1928年，牺牲于1941年，河北省完县人。
他生长在太行山下的河北省完县野场村，11岁时被大家推选为儿童团团长，牺牲时只有13岁。
王朴诞生在村里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
在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日本强盗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 侵占华北，战争的火焰烧到了他的家乡太行山。
日寇烧杀抢掠的凶残行为，在王朴幼小的心灵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
有一次，野场村的乡亲们全被日寇赶到村子里，王朴也是其中一个，日寇拿着一份由汉奸金珠子提拱的村干部和抗日军属名单，叫汉奸翻译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出来，然后狗汉奸龇牙咧嘴地问王朴：“你就是野场村的儿童团团长王朴吧
”。
王朴理都不理这个狗汉奸。
“你一定知道八路军的东西藏在那里， 说出来就放你回家。
”“不知道
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鬼子和狗汉奸
”王朴面不改色得回答。
日寇猛地抽出了东洋指挥刀，指着王朴的胸口，狂叫道：“你的小八路，快快的说，你不说死了死了的
”王朴面对日本鬼子强盗的刺刀，想起了“五不誓言”，想起了张喜子和秀大伯，更想起了自己领着儿童团团员宣言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秘密不可泄
”于是把牙一咬，昂首挺胸，面对死亡，毫不畏惧。
就这样，王朴英勇的为自己的祖国献出年轻的生命。
自古英雄出少年。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涌现出了一批少年英雄。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跟父辈一起，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担起了沉重的抗争。
他们的传奇事迹经过艺术家们的演绎，成了经典的歌曲、小说、电影，几十年来被人们传颂，经久不衰。
[编辑本段]银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张嘎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
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
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电影《小兵张嘎》讲述了一个小八路战斗成长的过程。
这部儿童军事题材影片，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影响了几代小观众。
这部影片荣获了1980年中国第2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后来，小兵张嘎的故事又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编辑本段]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
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
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
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
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
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两次获奖。
195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编辑本段]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 芦花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
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跳进了缸下面的地洞。
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 这是小说《雨来没有死》描述的一段情景。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小说作者管桦本人在内。
管桦从小就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