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迷舟赏析
《迷舟》是格非的代表作。
格非善于在平实冷静的叙述中剔发命运变幻莫测的微妙精义，使写实的笔触也平添了神秘的恐怖气势。
“迷舟”这标题便是人生不可知的主题象征。
大战在即，两军对峙。
萧旅长为不祥的预感所缠绕。
他原以为灾难将来自恶战，却哪知道阴错阳差中的偶然艳遇竟在冥冥中引导他走向了毁灭——他本是为恋人而去的榆关，却在鬼使神差中与上司的猜疑偶然契合，从而被当作奸细处决……人生如迷舟。
一切的偶然、一切微不足道的琐事乍看起来都平平常常：萧当年在榆关的初恋、后来又投入孙传芳部队中，……可随着命运之神的编织，一切琐事都织成了一张致人死命的网
一切都太巧了：萧为什么偏偏在大战前与杏重逢
萧的对手为什么正好是他的哥哥
一切似乎都纯属偶然。
但一切又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是某种神秘力量在编排着人的命运。
至于马三大婶是如何进入军事重地、又是如何知道萧与杏的隐秘恋情的
这谜团始终没有解开。
作家留下的“空白”又足以引发读者的想象：当故事的结局把萧的迷舟引入深渊时，再回首这个细节，便不由使人对马三大婶、甚至杏的真实身份产生不难理解的怀疑——萧的艳遇是否是一个预先精心设置的圈套
还有一个“空白”：萧追随杏去了榆关，那一夜除了爱的抚慰，还发生了别的什么事情没有
萧对自己部队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无意中泄露军机、铸成大错呀……这样的“空白”设置是新潮小说家们的拿手好戏。
显然，生活中永远充满着许多是难解之谜、许多无法填充、至多只能猜测的“空白”。
新潮小说家有意放弃“全知”的叙述角度，而通过设置“空白”还原生活的神秘面目，同时也为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思考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迷舟》是一部情节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
这又是它异于马原等人的“现代派”小说的特色所在。
格非本人也写过标准的、寓意晦涩、叙述风格扑朔迷离的“现代派”作品（如有名的《褐色鸟群》便是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智慧小说”），但他更擅长写的，还是《迷舟》这样的作品——在写实的风格中通过设置“空白”、通过写人的预感与悲剧的巧合、写偶然中突发的一系列误会改变人的命运、写人心的变幻莫测揭示命运的神秘，进而表达作者对神秘人生的感悟，《大年》、《风琴》、《青黄》、《敌人》等篇都是从这个路子走过来的。
这样，格非便似乎具有了双重的身分：既是个写买功力深厚的小说家（他在塑造人物、经营氛围、描摹景物方面毫不逊色于一些优秀的写实小说家）、善于吸引读者的讲故事者，又是个善于超越写实层面、故事层面而升华到对人的命运进行深沉思考的“现代派”。
他善于运用隐喻、暗示传神描绘人物感觉的笔法和不动声色、滤去主观情感的叙述风格，也显然得益于“现代派”。
这样，评论家们在议论格非时，常常既把他归入“现代派”又把他列入“新写实”的阵营，也就是都说得过去的了。
空缺结构是指在“类后现代叙事”文本中事件的发展史往往由于人为作用造成某个链条的缺失，从而使整个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历史就这样变得不可靠起来。
格非的许多作品都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空缺结构。
以《迷舟》为例，在这部精心打造的短篇里，格非是以战争与爱情的双线来营造其小说结构的，但无论我们从哪能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的结构总是不完整的。
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小说总是在最关键的地方给读者留下了空缺。
“萧旅长去榆关”无论从战争线索还是爱情线索上都对整个故事的展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被省略了。
萧去榆关是去看望“杏”还是去传递情报，警卫员并没有考虑是哪种可能就武断地以六发子弹打死了萧作为对空缺的填充，正是他的这种行为使这个空缺永远被悬置起来而无法弥合。
在这里，对空缺的填充与解释是无效的，无论是萧的爱情填充方式，还是警卫员六发子弹的枪杀填充方式，都造成了整个故事的不完整。
然而，结构上的空缺对读者的诱惑又是巨大的，我们完全在阅读时对此空缺进行再度随意的填充。
举例说明先锋小说的创作特点（余华、苏童、格非等）
20世纪50年代中期，《收获》杂志编委(左起)罗荪、靳以、巴金、周而复在北京北海，他们共同努力创刊了《收获》，并对这份杂志的前景充满信心。
似乎转眼间，《收获》便迎来了它50周岁的生日。
在它推出的一批批名篇、杰作的光环背后，这些作品的培育者——编辑们却在渐渐老去，那些精心的编辑过程最终也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或许这就是这个职业的特点吧
但每一位读者和作者似乎都不应该轻易忘记这样一个舞台和这样一批人——尽管，他们并不在聚光灯下，但在我们珍藏的中国文学50年的记忆中不应该缺少他们的篇幅。
所以，当《收获》五十华诞到来时，想打捞在那些闪光的文字背后的一点记忆，权作对它生日的祝福。
一 《收获》是一份承续着五四新文学血脉的杂志，五四新文学精神是它的历史传统，也是它以一贯之的品格和与其他文学杂志最为不同的精神气质。
不论当今学界对所谓的“新文学”、“纯文学”的概念怎么反思，我认为这种不是将文学作为消遣，而是看重它的精神性，不媚时、不媚俗、拒绝商业化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最有意义的一种文学追求。
对于新文学精神的承续和发扬，是《收获》在酝酿创刊时有意识的追求。
提议创办《收获》的人都是对郑振铎、靳以、巴金等人创办的大型期刊《文学季刊》，以及后来巴金、靳以联手编辑的《文季月刊》、《文丛》等系列期刊充满感情的人，时为中国作协负责人的刘白羽在回忆录中就明确地说想恢复《文学季刊》这样“卓然不群”的刊物，为此，他去说服了中宣部领导同意创办这样一份杂志，并明确建议编辑部设在上海，由巴金、靳以主编。
从刊物的篇幅、选稿的气度、编辑风格而言，《收获》与《文学季刊》等三十年代“文”字系列期刊的确一脉相承。
《文学季刊》创刊的1934年，号称中国的“杂志年”，当年定期出版的杂志约三百多种，百分之八十是文艺或半文艺性质的“软性读物”，用茅盾的话说，它们几乎全是幽默与小品的“合股公司”。
《文学季刊》却不取媚市场、以纯正的严肃的创作为主打，以切实从事文化建设的决心，赢得读者的尊重和文学杂志的尊严。
半个多世纪后，《收获》也面临着同样内外交困的境况:1987年，全球性的纸价上涨，本来就微利甚至无利经营的文学刊物迅疾陷入了经济困境；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市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文人下海，休闲文学、影视对纯文学的冲击，这使得许多文学刊物被迫改刊，但在困难中《收获》没有轻言“变革”，而是选择了坚守。
主编巴金非常坚定地表示:不希望《收获》做商业化的改变。
他鼓励编辑部:《收获》是大有希望的，文学是大有希望的。
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凭着这样的信念，《收获》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精神追求。
我常常想《收获》真正辉煌可能不仅是发表了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那些名篇，更重要的是在这样时刻对于新文学精神坚持的象征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有了这种历练之后，《收获》已经不单是《收获》，而成为一个符号，它承载着作家、读者对于文学精神性追求的信心。
在这一点上，《收获》一下子就在读者的心中拥有了不同的位置。
记得好久，我都珍藏着《收获》的一份征订单，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
《收获》这样的努力，为文学赢得了尊严，也给了作家们以信心和勇气，大家相濡以沫捍卫着一种文学精神。
老作家萧乾当时给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李小林的信中谈到:“收到你的来信，既佩服你们坚守阵地的勇气，又为文艺前景感到忧虑。
”“洁若和我近来采取用稿酬或版税来捐献。
……目前浙江文艺出版社正在印我译的《里柯克讽刺幽默选》，不久可出版，共十数万字。
我想把出书的稿酬(连同《堡》的——请千万勿汇)一并捐给《收获》。
”“向(像)其他捐款一样，我这点心意不外乎表示对《收获》(它的前身是《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的支持和拥护，并借此推动一下。
”(萧乾1993年11月15日致李小林信，本信及下文中所引诸信均为首次公开的未刊稿。
)这样的支持不在于金钱，而是道义，是一份杂志的价值观为更多热爱它的人所认同。
作为文学边缘化时代中的一份文学期刊，《收获》最为难得的是能够将作家和读者的精气神儿凝聚起来，让大家为了共同的文学理想而奋斗。
二 多少年来，在《收获》的背后始终有着一个高大的身影，那就是巴金先生。
谈到与这份杂志的关系，他不断重复的话是:我只是《收获》的挂名主编，当初答应做主编也不过替老朋友靳以助阵而已。
在这样的轻描淡写中显示出的是一位杰出作家的为人本色，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待朋友的纯净之心。
哪怕老朋友靳以已经去世多年，但谈到《收获》，巴金必然首先想到他。
在今年第四期《收获》上，有一个小细节很让人感动。
那是《收获》创刊30周年(1987年)时冰心的一段题词，她谈到对《收获》的喜爱，其中有一句话原文是这样写的:“因为《收获》是我的好友巴金创办的，我一看到《收获》就想起巴金一家。
”现在刊出的手迹中，两处“巴金”前面分别加上“靳以”的名字，而最后“一家”两个字也划掉了。
这三处改动分明不是冰心的笔迹，仔细辨认原来这是巴老的改动
虽然巴老不曾参与到杂志的具体编辑工作中，但这位从未领过工资的“挂名”主编，却对《收获》一直非常关心，哪怕在多病的晚年，自己阅读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不断听身边的人读《收获》，余秋雨、李辉等人的专栏，还有一些小说，他都认真地读完了。
对于《收获》的编辑而言，巴金是这份杂志的灵魂，是将五四新文学精神带到这份杂志中一面旗帜。
这样的影响是虚的，也是实实在在的。
巴金也会如同当年拍板鼓励靳以消除顾虑推出曹禺的《雷雨》一样，在一些重要时刻和关键作品上给予编辑部以明确的支持。
著名作家从维熙就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在被其他杂志拒绝的时候，是巴老亲自拍板让《收获》发表了它。
他也谈到《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后遭到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的批评，而此时巴老鼓励编辑部要“百无禁忌更进一步”，“因而使当年的《收获》，成了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学旗帜。
”他还举了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例子，“也是在《收获》死而后生的，这又是巴老在文学新时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一个佐证。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在《收获》发表后，上海当时一位主要领导在一次干部万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部作品，编辑部的同志感到压力很大，巴老得知此事后，立即阅读全文，他说:我觉得这部作品没有什么问题。
时间也证明了这一点，《浮躁》还在国外获了大奖，也被文学界公认为是反映城乡时代变迁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巴老简短的一句鼓励，给编辑部的是做好工作的更大的信心和动力，《收获》副主编萧元敏就曾说过:“巴老在时，他是我们的主心骨；有了他的护佑，我们的勇气会更大一些。
现在他不在了，他的精神始终在激励着我们，如何选择，如何取舍有时却会变得难以想象的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偏离前辈们创建的这个圆心和跑道。
” 巴老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他对作家和杂志的支持常常是那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老作家陈荒煤写了散文《梦之歌》，以此抒发内心积郁的情感，原来并不打算立即发表。
但巴老了解陈荒煤的心境:新时期以来，荒煤一直支持和鼓励青年作家的写作和探索，然而，他的做法一度不被人理解甚至遭人非议。
巴老没有多说什么安慰他的话，只是指示《收获》立即发表荒煤的这篇散文。
得知这一情况，荒煤很激动，1984年3月1日给巴金的信上说:“我的散文《梦之歌》，原未打算就发表。
没想到，却得到您的鼓励，认可。
既然您批准了，就稍作修改寄小林发表吧。
”“我很高兴，到今天为止，您还鼓励我写点东西
”同日给李小林的信上他又写道:“文化部整党仍在进行中，大部时间都去开会。
我今年也七十一了，总想挤点时间写点东西；但实在是疲劳不堪。
”“此篇原不准发，既然你爸爸觉得还可以，就发吧。
我觉得大概不致被认为有污染吧。
”荒煤的感动不是毫无缘由的，他也一定会想起50年前，作为一个无名的投稿者巴金将他的作品看后又交给靳以决定在《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从此将他领入文坛的往事。
想不到，年逾古稀，巴金还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
有了陈荒煤、从维熙、贾平凹这样的经历，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青年作家李洱这段话的分量:“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如果没有巴金，其情形都很难想象。
这不仅是指巴金给后来的中国文学提供了道德基石，也是指巴金以自己的伟大存在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发展空间。
经历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家当然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未来的文学史家却未必会留意。
”《收获》因为“主编巴金”让人感受了一种历史的沧桑和文学的尊严，在人们的心中也有了不一样的位置。
三 《收获》的这期50周年的纪念号，目录的上方醒目位置刊发的是巴金先生的一段题词:“《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
”这段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手迹，是1979年巴老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写下的，当时《收获》刚刚复刊不久。
无论在当时，还是多年后公开这段话，都表明了《收获》杂志的一贯的开放态度，那就是“不惟名家，不薄新人”。
最新一期的《收获》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一期推出的主要是一组青年作家的作品，长篇小说是何世华的《陈大毛偷了一枝笔》，中短篇的作者是于晓威、丁伯刚、乔叶、须一瓜、叶弥、田耳、戴来、徐则臣等人，都不是什么文坛宿将，但却是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
浏览《收获》50年的目录，你能够看到很多在文学界闪光的名字，但你也会发现，其中很多人在《收获》上发表作品的时候并非已经在文坛上红得发紫，包括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的余华、苏童这样一批当年的先锋作家。
但这话或许可以这样说，是《收获》给许多优秀作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通过《收获》这个舞台，他们才闪光起来了。
支持青年作家的创作，并非是没有原则的捧场，而是为他们提供舞台、创造机会，是让他们不断完美而不是昙花一现，为此，《收获》的编辑们与作者反复沟通、不断修改稿件，这成了文学界出了名的“编辑特色”。
作家格非曾在14年前撰文谈到过这些:“……但是当作品寄往编辑部之前，稿件中仍会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情通常比较矛盾。
完成一件工作后的喜悦与轻松常使明知存有缺陷，仍然硬着头皮送往编辑部。
但是，我的侥幸心理很快就会破灭。
”《收获》的编辑不会将这些缺陷轻易放过的。
“我的小说，比如《迷舟》，《边缘》，《湮灭》等作品都经历了这样一个修改过程。
如果说我从改稿中所学到的东西往往超过创作所得，这也并非是一种夸张之语。
”格非还说，就他所知，余华、洪峰、孙甘露等作家都经历过与他相似的改稿经历，在交谈中，他们曾多次谈到编辑们对刊物以及作品一丝不苟的精神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都说“文章是自己的好”，都说作家们最忌讳别人动他的稿子，但也不尽然，关键是作者与编辑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互信，一种坦诚的沟通，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编辑们的奉献精神、敬业精神也会打动作家们，同时为杂志赢得尊严。
在这样一种平等、互信、开放和坦诚的气氛中，《收获》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着每一位作者，也和每一位作者一起成长。
四 在《收获》创刊的时候，被巴金形容“像母亲对待子女一样”捧着新杂志的靳以曾经有过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他以激动的心情给尚在北京开会的巴金写信，信上说: 《收获丛书》事还望你负责，许多什事我可以帮助你做。
现在我们正计划把家璧抓过来，将来搞一个“上海作家出版社”，专出创作，独立经营，不设上海作协和北京作家出版社领导，由上海宣传部领导。
三个刊物都由这里出。
家璧的丛书(约有四套)以外，“收获丛书”，《文艺月报》也可以理论小丛为主出一个丛书。
《萌芽》也可以来一个丛书，编辑部人不要了，主要是依靠外力编丛书。
只要把印刷发行搞好就定了。
你看如何
……(靳以1957年7月11日致巴金信) 半个世纪前的宏伟计划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实行的价值，可是“反右”正酣的时候，这些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更令巴金痛心的是第一个《收获》在靳以去世后不到一年就停刊了，靳以可谓壮志未酬便撒手西去。
但后来者并没有辜负前辈们的苦心，风风雨雨中《收获》走过了半个世纪，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收获。
我听说，最近《收获》要编一套丛书，将它这50年来的精品之作尽纳其中，这真是一件喜讯，我盼望着能够尽早看到它，珍藏这样一套书，那是珍藏着前辈们的文学心愿，珍藏着一代代编辑的奉献身影，也是珍藏着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记忆。
对于多年来喜欢《收获》的读者来说，这不是一件最为值得期待的事情吗
迟子建散文 完整版
真正地喜欢上一类事一件物或一个人，应该成为病态。
文学领域，现代作家我最喜欢的是鲁迅与施蛰存，一个洞若观火，一个探幽入微，让我激愤难抑，令我抨然心动，一阳一阴，一正一反，可谓之道。
当代作家，则是格非与王小波。
然而，令我尴尬的是，这两组人物，相互之间却是互不恭维的。
至少我知道，鲁迅骂过施蛰存是“洋场恶少”，大约施也有过令鲁迅愤怒的行径，才招此痛斥的口水。
对此，我不愿接受，凭施在作品里的所作所为，我宁愿相信他有委屈。
作品是无法遮掩人格的。
无论作者多么聪明或奸滑。
正因如此，我对高高在上洋洋自得指点江山的王蒙同志，一直满怀警惕心存芥蒂，一直视他的所有文字为行为艺术，不可信不可近。
尤其是那本《我的人生哲学》，更是圆滑得近乎真诚，不相信它都是一种痛苦。
为什么这样看呢
我的逻辑是，一个从来不用文字来咀嚼痛苦的人，一个一味展示热情而不暴露隐私的家伙，令人怀疑而恐怖。
格非在他的小说《苏醒》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看过王小波先生的文章，虽说不上喜欢，但也决不反感。
”看到这句话，我如遭暗夜中的一闷棒，被打得晕头转向，非常不服劲。
最早读到格非，是因为他的名字与余非、苏童和北村连在一起，并列为先锋派，在我们那个小县城，有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诗人，在他开的《三味书屋》，我买到了格非小说集《唿哨》，读完一片震惊，像阿里巴巴发现了财富的大门，差点变痴变傻。
一个春节的阅读，我都在恍恍惚惚。
先是在《收获》）读到他的《迷舟》，一阵惊喜，马上记住了他的名字。
然后，在学校图书室的文学杂志大肆搜索，又找到1989年发在《收获》上的《敌人》。
这是一部长篇，但与我接触过的所有长篇都迥然不同，若干个章节，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切入阅读。
作者叙述的是一个村庄的隐私（我姑且这样看），但又不是线性直达，而是运用貌似漫不经心的散点透视，移步为景，轻勾勒人物重渲染氛围。
又像是一幅幅蒙太奇剪影，在光阴的背景下时凸时凹，亦真亦假。
语言空蒙奇异，古典气息与现代暧昧水乳交融。
作品的主题闪闪烁烁，游移不定，很难概括，但格非用一个“敌人”为题，就把全文零碎的章节贯穿一气了。
就像音乐中的变奏体，一个主题用不同的旋律和织体来反复呈现；又像绘画中的印象派，光线是动态跳跃的，画面是瞬间的暴光，刹那留永恒。
在《敌人》里，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在把天空映红照亮的同时，也把人的内心烧成灰烬，每个人都是劫后余生，都被窥视，像一具具木偶，被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戏弄，在焦灼和紧张之中苟且偷生，等待命运残酷的摆布和宰割。
我叹服不已，如果换一个标题，这部长篇就行尸走肉了，好的标题，岂止是画龙点睛，甚至能气沉丹田，点死为生。
当时，我算了一下格非的年龄，他1964年出生，写出此作，才25岁，竟苍桑诡谲如斯，不是鬼才就是疯子了。
不承认天才哪行。
后来，又读到《欲望的旗帜》，冲动之余，又有些失望，作品缺乏厚重，雕琢痕迹过重，逊色同时期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
当然，我不会认为格非是江郎才尽，像他这种人，除非心灰意冷，才气是从来不缺的。
我认为，《欲望的旗帜》是他的高级练习曲，是一座分水岭，其后必有出彩之作。
。
这三本刊有格非作品的杂志，我舍不得退还图书室，就干脆赔钱结账了事。
品质出众的艺术，都有象征的意味。
如果说很多的小说，都是一目了然一听即懂的东西，那么，格非的作品，只是在试图摆出接近事实的姿式姿态。
知他者，认同他是在无可奈何，不知他者，以为他是在用心良苦。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破破碎碎，闪闪烁烁的，像一地玻璃，踩上去，总会流血，但不一定会出现昭然若揭的凶器。
有了格非，无论其他作家怎样的做秀，我都无法保持长久的专注了，这一点，直到王小波的出现。
要我在此二人挑选冠军，我是痛苦而不愿意的。
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让我喜欢，尤其是格非，好多让我如醉如痴，而王小波的，则非要有一部长篇《寻找无双》不可，这一部足矣。
人类的最大困惑，也许，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罢。
幸福的人决不幻想，失意的人才无力追忆，妄图通过幻想来弥补或替换恶浊的现实，用诗意的栽种来荒芜世俗的疯长。
于是，“寻找”成了一个公共的情结。
最典型的，就是堂吉诃德的漫游。
作者的本意，大约是想借此谴责骑士文学，连疯疯癫癫的老绅士都醒悟了，可见骑士文学的毒害之深。
糟糕的是，这种幡然醒悟，也葬送了堂吉诃德的执着，尽管只是一仲虚幻的执着，有，总比没有好。
当然，如果该书只是谴责了骑士文学，那实在不足为道。
文学的任务，固然可以批判，但更要提供一种精神的尺度，越高不可及，越好。
功德圆满的归宿，总也不比上一直“在路上”让人牵肠挂肚。
寻找就是一切。
过程就是本质。
《寻找无双》，写于1993年7月，王小波41岁，距去世之前四年。
在《序》中，他自言，“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的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
” 我认为，这是一部奇书，与红得发紫的《尘埃落定》相比，它的价值，与现在人们对它的关注远远未成正比。
我深信，在文学的夜空，它的闪烁，指日可待。
主人公王仙客，千里寻情，去长安城寻表妹无双，却总也寻不着，在作者诡谲的叙述中，甚至连寻找本身都被无情地解构消解了，悬浮在历史与时间的雾障之中。
读罢，让人神情恍惚，连五魂六魄也游移开来。
最初知道，无双是王仙客的表妹，但随着叙述的推移，就演变成了模棱两可的符号，一会是两个同名丫环彩萍，一会是名妓鱼玄机，最后不知所终，弥漫满纸的氛围。
王仙客寻找无双的过程，就像蚂蚁通过迷宫。
昆德拉说，小说有三种表达方式： 讲述一个故事 描写一个故事 思考一个故事 毫无疑问，《寻找无双》属于“思考一个故事”。
其人物，不仅是小说主人公，也是文本之外的一切符号，就是你我他，就是戈多。
伟大的文学文本，就是一个杰出的象征。
〈堂吉诃德〉是，《西游记》也是，《阿Q正传》都是。
就事讲事的线性叙述，其母题几乎都是单一固定的，而具有了象征意味的文本，其母题多是多义歧义的，允许无数种解读与阐释。
在结构上，是一个圆环，终点又吻合了起点，意象是无穷动，N次方。
在这一点上，格非与王小波是异曲同二的。
比如。
格非的《褐色乌群》和《青黄》，在意义的追寻之中，落下的只是徒劳徒劳再徒劳。
如果把这视为先锋文学的技巧，实则低估了先锋的品质追求。
生活的纷繁复杂，不是文学的逻辑所能裁决了断的。
生活不按理出牌，文学只能暧昧。
从王小波的师承可以看出，他喜欢“无中生有”式的创造性文本，叙述像书法中的八面出锋，中宫收紧笔势外逸，放得开又收得紧，又像骑在野马上驰聘。
甚至，在讨伐别人的同时，他不惜肉身袒露，几近自残自虐，在让人惊心动魄的时刻，又有怪诞的感觉。
所以，他喜欢杜拉斯，尤瑟纳尔，不喜欢托尔斯泰，受不了他一本正经的说教。
我以为，格非的师承，是传统古典主义加西方现代主义，他从《红楼梦》《金瓶梅》当中浸染出忧心忡忡的气质，又用博尔赫斯疑虑的目光来甄别处理，还有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无尽忧伤追悼。
有意思的是，格非很推崇托尔斯泰，认为他有大象一般的威严和沉稳。
与王小波时隐时现的高雅痞气相比，格非更多的是压抑的书卷气，他无法容忍一切过度的玩笑，而王小波的玩笑则一个接一个，满口“驴***棒、屎撅子”的粗话肮话，他甚至让倾城倾国的一代名妓才女鱼玄机，当众灌肠放屁。
难得的是，这仍然无损我们的会心一笑。
也许,他是太爱表现聪明了,有点油滑,没有藏拙。
无论怎样，热爱做梦的人，都是神经衰弱者。
如果说常人的忧郁是灰色的，那么格非呈现出来的忧郁是蓝色的，而王小波的则是黑色。
所以，王小波患上致命的心脏病，辞别了人世；格非被焦虑的秋霜，染成了满头白发。
突然想起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评价来。
托翁讥笑莎翁不会描写对话，所有的戏剧都是诗化的风格，所有人物都用一种文绉绉的贵族腔说话，极尽夸张修饰，完全不符合生活的本质。
托翁的评价，准确到位。
但是，我们仍然不会因此而冷落抛弃莎剧。
就好象，喜欢了一个麻脸的女人，再有人挑唆，也没用。
何况，麻子也会因人而可贵可爱起来。
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
我相信格非与王小波的书写。
不知道，栖居天堂的王小波，会不会同意我在尘世的胡言乱语
是这篇文章吗
谁喜欢格非?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出生，江苏丹徒县人。
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鸟攸先生》。
格非在给自己作的小传里曾写道：“小说写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给我带来了一个独来独往的自由空间，并给我从现实及记忆中获得的某种难以言传的经验提供了还原的可能。
……在写作中，岁月的流逝使我安宁。
“足可见格非一直是今“纯文学”的追求者，文学写作并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在于它构成精神超度的乌托邦。
中篇小说：褐色鸟群、迷舟长篇小说：敌人《褐色鸟群》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费解的一篇小说，1988年发表时，华东师大中文系部分师生曾召开讨论会对这篇小说展开多方研究，结果众说纷纭。
没有人搞得清这篇小说到底在讲些什么，也没有人否认这是一篇非常奇妙的小说。
事实上，它始终诱惑各种读者，从最激进的取业批评家到普通的文学爱好者。
这类小说对于传统小说理论无疑是公然的拒绝，所谓主题，典型人物和典型坏境之类的观点，无助于理解这种小说。
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这种小说能体验一次解谜的快感，这也就足够了，若能获取对生活的某种特殊感悟，那就是意外的收获。
出版者把新版《敌人》说成是“当代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神秘小说”，不失为一种准确的概括。
神秘、迷宫、空缺、恐惧……这些一直是解读格非早期小说的关键词，《敌人》在这方面应用得尤为娴熟。
的确，《敌人》具有侦探小说的外貌，但它并非以出示事实真相为目的，恰恰相反，所谓的真相在格非的小说中从来都是隐匿的，空缺的。
在《敌人》的阅读中，我们经常处于文字的惊悚之中，主人公也一个个地神秘死去，但“敌人”究竟是谁呢
格非故意在小说中留下了一些线索，但是，你如果轻易地把他对应于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那都中了作者的圈套。
作者显然无意给出具体的答案，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答案引至另外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人的内心。
人的内心一旦被敞开和照亮，我们会立即发现，真正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和自己内心中那些阴暗的品性。
我记得，奥古斯丁便说过这样的话：‘我心就是我的仇敌。
’格非在《敌人》一书中故意隐匿事实真相，一方面，表明现实往往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并没有一种客观可靠的真相能成为它的标准答案；另一方面，格非也是为了把读者从简单的故事因果中解放出来，从而让每个人都对自己内心的陷阱产生必要的警觉。
沿着这条线索来读《敌人》，我们便会发现，那场大火消失多年以后，留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其实已经不是有关大火的记忆，而是一种莫名的恐惧。
是这种原始的恐惧，派生了所谓的‘敌人’；也是这种恐惧，把人一个个推向了毁灭和死亡的境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