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一、我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化。
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从国际范围看，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这些成就的取得，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充裕而低成本的劳动力，广大的市场空间，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定的自然禀赋条件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实行了改革开放，找到了。
中国以往历史和有关国际经验都表明，即使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较好甚至优越，并不一定能够促成快速的经济发展。
所谓“资源诅咒”，指的就是有的地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长期陷于贫困。
关键在于能否有一套好的体制机制，有效组合和利用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进而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出来。
改革就是要创造这样的体制机制。
而开放则把发展中短缺的产品和要素，如机器设备、资金、技术、管理体制等引进来，使我们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要素走出去，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
人们经常能够看到的现象是，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物质条件还是那些物质条件，体制改了，生产效率就得到极大提高。
这个“多出来”的部分，正是改革红利。
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
自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懈探索和艰苦努力，我们确立了的改革目标，大多数产品供求由市场决定，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国有经济改革逐步深化，包括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外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现代宏观经济调控架构初步形成，调控经验逐步增多和丰富；对外开放持续推进，逐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这些巨大的体制变迁，打下了形成改革红利的基础。
经济学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体制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
有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三个时期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都与当时采取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有关。
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农业生产增长，一部分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进入乡镇企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二个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非国有经济和对外开放取得长足发展，带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提升。
第三个时期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加入WTO和由此推动的国内改革，加大了企业的竞争压力，加快了技术引进和追赶的步伐，从而改进了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二、新阶段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党的十八大将和开放作为并列提出的目标，含义深刻。
实现的目标，必须依靠开放。
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大有可为的，但的内涵和条件将会有所变化。
根据二战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和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实际判断，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正在逐步转入中速增长阶段。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将会使我们面临以往未曾遇到的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增长阶段转换期内在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有可能引发增长过程中大的起落，高速增长期潜在的金融财政和产能过剩等风险可能显露；另一方面，新增长阶段虽然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产业升级和，更加讲求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在这个阶段，将会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包括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质量的城镇化，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在持续技术追赶的同时创新的重要性上升，主要由中等收入阶层拉动的消费升级，更具深度和质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如此等等。
这些新增长点将打开我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
因此，增长阶段转换，增长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有些人所说的中国经济“衰落”，相反，将会开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新。
然而，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抓住并用好新增长阶段的机遇，要求体制条件发生相应变化。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有些方面甚为突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主要还是体制性障碍，包括一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
另一方面，适应新阶段的变化，发掘新增长点的潜力，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体制创新。
如果说高速阶段主要是“铺摊子”，在传统农业部门之外，大规模地发展现代产业部门，“粗放经营”在所难免，甚至有一定的必然性，新增长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通过现代产业部门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优胜劣汰、换代升级推动增长，重在“精耕细作”。
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会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强调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讲求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更易于与国际社会接轨。
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阶段的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
由此出发，新一轮改革也将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重点和特点。
从市场层面看，要推动生产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
包括土地制度、、金融体系等领域的改革，使土地、人力、资金等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得到效率更高的配置和利用。
例如，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需求潜力，但这种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依托于收入增长和生产率提高。
城镇化的主要优势，在于从生产、流通、创新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上的集聚效应，从而产生传统农村经济难以比拟的高生产率。
推动高质量的城镇化，关键是要通过人和地这两个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动和配置，提高集聚效应和生产率，进而把需求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改革，提高对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不仅有利于扩大消费，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提高质量，进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从政府层面看，要推动财税制度在收支两方面的重要转型。
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在压缩公务开支、厉行节约的同时，将支出重心转向公共服务，逐步提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比重。
当然，这方面也要汲取国际上过度福利化的教训，坚持量入为出，不能把胃口吊得过高。
在收入方面，要逐步提高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这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生产流量规模相应收缩，而居民财产规模逐步扩大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有利于保障税源稳定，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为此，除了推进相关财税制度改革外，居民财产信息登记制度等基础建设也需要先行一步。
从企业层面看，要推动形成有利于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随着增长速度放缓，企业分化、重组、集中的趋势将会加强。
我国中长期经济竞争力如何，将取决于能否形成一批具有稳定持续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行业处在龙头位置上的创新型大企业。
最重要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
在那些创新元素涌现的地方，领导者要敢于打破常规，以敏锐眼光和满腔热情予以扶持。
近年来，一些政府看不见、瞧不起的领域创新成果脱颖而出、成了大气候的案例，很值得深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包容性的政策环境比一大笔科研经费更为重要。
三、深化改革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一是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改革能够带来红利，带来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是改革得以持续并最终成功的必要条件。
有些改革能够短期见效，有些改革则需要较长时间或较长过程才能见效。
在改革初期，应尽可能选择那些易于见效的改革措施起步，为难度较大的改革出台创造条件。
新一轮改革应着重围绕新增长点展开，通过改革为增长阶段转换期和新增长阶段提供发展动力和活力。
例如，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一定投资增长潜力，但部分投融资主体负债率较高，融资能力受限，且蕴含较大风险。
应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改革企业体制和投融资机制，引入新的投资者，既能带动投资增长，也为社会资金开辟了新的投资渠道。
又如，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可选择一些地方，在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开展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交易试点，将有利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用，增加农民收入，也可能产生抑制城市房价上升的效果。
二是改革勇气和改革智慧的关系。
与以往改革相比，新一轮改革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普及程度提高了，同时利益关系的复杂程度也增加了。
不少改革之所以推不动，不是因为不懂改革的道理，而是因为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
如何妥当把握和处理好复杂的利益关系，是改革深入并最终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应当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推进改革，对那些制约大局和长远的利益障碍，要敢于碰硬，攻坚克难；营造有利于改革的氛围，增加在深化改革特别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的共识；正确处理存量和增量关系，少算旧账，多算新账，重在形成新的体制机制和利益预期，使所有人通过自身诚实努力、勤奋工作都能获得相应成果，分享改革红利；积极而稳妥地把握相关改革出台的时机、步骤和力度，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大局的稳定。
三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亿万人民群众参与和创造的事业。
市场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由经济活动当事人利用自身的信息和智慧，通过反复博弈演化而成的。
尊重处在市场经济第一线当事人的首创精神，是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治经济，是具有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要素的经济体系。
旨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要搞清楚顶层设计的范围和内容，搞清楚制度设计与自然演进的关系。
例如，宏观调控的架构和职能，相应的政府机构设置，都离不开顶层设计。
而市场体系发育，则需要在政府界定和保护产权、明确市场竞争规则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市场活动参与者的探索和创新。
以往不少成功的改革，都是允许地方和基层先闯、先试，有了好的做法，然后提炼上升为全国性政策。
新一轮改革应当在这方面与时俱进，给地方和基层更大一点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空间；有了好的做法，注意比较、鉴别、优化、提升；对那些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符合规律的做法，适时上升到必要的法律层面，以使改革成果得以巩固。
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的读后感
中开放之所以取功有很多原因， 1.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有十分坚强的领导引导，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方式，先试点再全面推开，逐步发展。
通过经济改革入手，中国改进了激励机制，提高了集体和个人的福利。
2.其次，中国的改革始终坚实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理论的精髓。
中国根据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不断的总结经验，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同时中国也积极的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为世界的共同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3.提出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鼓励、促进了我国科技的发展前进。
4。
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5。
重视人才的培养，加大了教育投入，如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
6。
对外开放，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国际合作加强。
7 正确的指导方针和领导 8 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
9 我国资源的丰富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读后感怎么写
[金融超限战读后感]陈志武也不太喜欢郎咸平，这种不喜欢，不是个人好恶层面的，而是学术切磋层面的，金融超限战读后感。
陈志武也很较真，可对政府较真的比较平和，对经济学同事较真的比较严谨，因为陈是潜心学术的，学术必须严谨的较真。
《金融超限战》虽然把问题说的很严重，但关键是说出了问题。
看完之后，再来回顾2006年-2007年这一波牛市，或许真不能简单的以为是经济向好在资本市场里的回应表现。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初已经破产的冰岛，股市也就跌了90%而已，中国从6124-1664，跌去了多少
将近70%%，在亚洲仅次于越南。
这是一个金融体系还没有受到冲击的发展中大国的股市表现吗
郎咸平把06-07年的股市暴涨归结为危机前的回光返照，什么危机
制造业危机。
简单梳理，就是从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升值近20%，劳动合同法在各方面都不成熟的情况下仓猝推出，导致人力成本增加，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也导致资源要素成本增加，制造业在此轮金融危机蔓延之前其实已经捉襟见肘，度日勉强，只是当时外需还算可以维系，但已经有大量实业资本被迫撤离，寻找更高利润渠道，哪里利润更高
股市，楼市。
如果以此观测，股市作为虚拟经济，上轮股市暴涨和实体经济到底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股市暴涨需要大量资金流动性助推，这种流动性如果是民营经济投资经营环境恶化而流出的闲散资金，股市虚高是实体经济繁荣还是危机前兆
再一个是国际金融炒家问题。
郎教授认为，和日本1989年以后股市长期萧条比较，我们的股市和楼市已经就差半步就将堕入深渊。
楼市继续暴涨，结果很容易明白。
拿股市说，日本在股指最高点之前，也推出了股指期货，然后更关键的是，允许国际金融资本进入成为日经会员，我们现在也刚刚推出股指期货，现在差什么，就差允许国际金融资本进入这一个门槛。
一旦这个门槛放行，中国之前股市的所有经验都将作废。
将有一大批技术派股神们被消灭。
一个股指期货已经足够改变之前的单边市经验，更何况国际金融资本兴风作浪的诡异威力。
国际金融炒家，陈志武说不能太过放大这种阴谋论，而应该看到金融开放的很多正面因素。
但这一点我对陈志武持保留的赞同意见。
金融市场肯定需要逐渐开放，但我们不能低估国际投机势力的威力。
以国际油价为例，全球股市狂泻之初，为什么国际油价却能飙升到147美元，然后急转直下，沉沦到35美元以下，这一波大震荡难道是供求关系的影响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一经济学永恒论调，到现在是不是需要矫正，加入新的变量
国际油价飙升那段，我们的国有企业算是损失惨重了
现在中石油中石化到处海外抄底，一时风光无二，当初亏损时候的焦头烂额又有谁去问责呢
中石油，中石化，南航，深航，中信泰富，中铝，单单国际油价这一波冲击，套期保值合同，就让很多国企亏损巨大。
（暂别提次级抵押债券）怎么赔的
或者中国企业怎么进套的
郎咸平描述的是很浅显和形象的。
油价涨到80美元了，高盛摩根这些国际金融炒家马前卒，就来怂恿我们了，你看现在油价80美元，你可以跟我签个套期保值合约，半个月后，油价会涨到90，你就会赚很多，读后感《金融超限战读后感》。
国企高管们会想，油价这么高，他忽悠我，不能上当。
结果半个月后，真涨到90了，高盛又来游说了，你看现在90，你跟我签个套期保值合约，半个月后，就涨到100。
国企高管们又想，80我都没有买，真是亏了啊，可现在90更高了，怎么敢买。
结果半个月后，油价真涨到100了，高盛又来了，你赶快跟我签吧，再不签，油价半个月以后就涨到110了，我们已经有些胆儿颤了，买还是不买，这是个问题，结果还是没有买。
结果半个月后，油价就真涨到110了，看着油价从80美元涨到110美元，应该是一件十分折磨人的事情吧。
高盛这时候又来了，还没开口，国企高管就说：您不用说了，我买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赶快签掉了。
很多国企在油价110美元，120美元，130美元附近签了套期保值合同。
油价果然冲到了147美元，最初确实感觉赚翻了。
结果呢，奥巴马突然风雷一转，集结高盛摩根这些投行高管们，开会批判，油价涨到147美元，你们这些国际金融炒家是反了天了吧
还让不让老百姓开车?还让不让我这一届政府混了
其实这是十分双簧的事情，因为奥巴马的民主党背后的支持财团正是华尔街金融资本。
结果从那天开始，油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了。
当油价跌到100美元时，我们多少或许还有触底反弹的幻想，当油价跌到70美元的时候，就只有减少巨亏的希冀了，可油价仍然一泄千里的来到了35美元下方。
郎咸平觉得，国际金融炒家的力量是不可轻视的。
他们能帮助日本1990年之后失去10年，帮助泰国韩国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濒于破产，帮助冰岛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初走入冰窟，帮助迪拜09年成为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帮助希腊现在直接用债务危机拖垮欧元，他们也就有能力帮助中国进入水深火热之中。
就股市看，6124到1664的一轮，有数以万计的中产家庭，已经感受到了什么是水深火热，那么是否中国的民间财富在过去30年中积累的足够富裕，还能不能抗住下一轮
而在股指期货推出以后，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如尚福林所说的，更加稳健的资本市场。
我们看到的是兄弟阋墙，一个个杀红眼的期货空头们，贪婪垂涎散户们手里仅剩的闲余资金，借着外围市场混乱和国内楼市调控，将股指砸向了更低点。
而这些所谓的期货空头们，他们或许根本不知道，国际金融大鳄们正在无时无刻睁着更血红的眼睛，密切盯着包括基金经理在内的万千勤劳中国人的口袋。
在美元已经开始绞杀欧元的时候，中国也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所谓自助者天助。
如果从此痛下决心，真正站在民生角度，严控国进民退，放开民营经济，提高百姓收入，坚决打压楼市投机，狠心整抓党风党纪，真正推进法制和市场的实际意义上的完善，让普通百姓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中国内需才会提速，财富积累才会继续不断扩大，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才会不断增强，这样，跟国际金融资本大决战的时间，或许将会推后，我们也还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完善和发展自身的金融体系。
如果仍然满足于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高投资下11.9%的虚幻数据，继续恶化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
或许，我们在能够遇见的未来里，根本看不到下一个6124的出现。
《金融超限战》是郎咸平的书。
我不知道是他自己编的，还是书贩子编的。
基本上是他的演讲稿。
章节里重复的内容不少，让人感到罗嗦。
好多内容我以前在网上看过，即使在这个博客里也有收藏。
除了讲金融，还有一大章讲食品行业，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抓住行业本质。
还有一本书《郎咸平说》我也在看。
因为买的都是盗版书，也不知道是不是书贩子乱编的，有些内容和《金融超限战》是重叠的。
我觉得郎咸平是个资产阶级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的运行还是有心得的，所以他的一些预言尤其是对中国经济的一些预言还是准确的。
最欣赏的是他的微观经济学，外科手术刀式的解剖企业，让人叹服。
以国际化为旗帜，用金融做后盾对别国进行颠覆和掠夺，是当代国际资本大鳄程式化的手段了。
美国，现在这个世界上最贪婪、最虚伪、最无耻的国家就是金融战的策源地，华尔街的大鳄就是幕后的黑手。
求《中国经济十年观察》这本书的读后感，谢谢
该书针对‚十八大后十年的中国经济，也就是对2012-2020年间的中国经济作出展望。
该书的选题都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
比如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挑战、人口红利、中等收入陷阱等，这些都是我国改革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带领我们对中国经济和改革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三十多名学者不约而同的用了‚不足与优势、挑战与机遇这样的字眼。
未来的十年，中国经济将面临重大的风险，却也具备巨大的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大国经济。
中国有巨大的腹地，中西部仍有大量待发展的区域。
这些区域的百姓仍然十分贫穷，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十足，人们努力工作的热情仍在。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
大国经济，不同于日本、韩国等相对的小国经济，从长期来看，中国完全可以走上不依赖外需的发展道路
求辉煌中国观后感第一集
《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为什么王岐山书记会推荐这本19世纪的名著呢，经过阅读，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特别是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背景和旧制度的分析有其独到的视角，改变了我对革命的看法。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大革命的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
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
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为什么王岐山书记会推荐这本19世纪的名著呢，经过阅读，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特别是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背景和旧制度的分析有其独到的视角，改变了我对革命的看法。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大革命的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
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
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
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
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
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
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三、中国应当何去何从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
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
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
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
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
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
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