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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传统农业读后感

时间:2018-03-30 10:28

急求《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及感想5000字左右

从结构上看,一篇读后感至少要有三个部分的内容组成:一是要介绍原作的篇名内容和特点;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对原作的内容和特点进行分析和评价,也就是概括地谈谈对作品的总体印象;三是读后的感想和体会。

即一是说明的部分,二是要有根据评价作品的部分,三是有感而发,重点在“感”字上。

首要的一点是“读”。

“读”是感的基础,“感”是由“读”而生。

只有认真的读书,弄懂难点疑点,理清文章的思路,透彻的掌握文章的内容和要点,深刻地领会原文精神所在,结合历史的经验、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实际,才能真有所“感”。

所以,要写读后感,首先要弄懂原作。

其次要认真思考。

读后感的主体是“感”。

要写实感,还要在读懂原作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

分析和评价是有所“感”的酝酿、集中和演化的过程,有了这个分析和评价,才有可能使“感”紧扣原作的主要思想和主要观点,避免脱离原作,东拉西扯,离开中心太远。

所以,写读后感就必须要边读边思考,结合历史的经验,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实际展开联想,从书中的人和事联系到自己和自己所见的人和事,那些与书中相近、相似,那些与书中相反、相对,自己赞成书中的什么,反对些什么,从而把自己的感想激发出来,并把它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

总之,想的深入,才能写的深刻感人。

第三,要抓住重点。

读完一篇(部)作品,会有很多感想和体会,但不能把他们都写出来。

读后感是写感受最深的一点,不是书评,不能全面地介绍和评价作品。

因此,要认真地选择对现实生活有一定意义的、有针对性的感想,就可以避免泛泛而谈,文章散乱,漫无中心和不与事例挂钩等弊病

《论十大关系》或者《论联合政府》的读书笔记、读后感 三千字以上 最好是原创的 不要那些网上 全一样的

1956年mzd发表了著名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讲,mzd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

《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mzd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

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

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

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

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mzd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

证实mzd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

《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

mzd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

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

mzd“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

在《论十大关系》中mzd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

”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

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体现在: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mzd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

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

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

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

mzd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

mzd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mzd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mzd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

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

”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

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mzd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但mzd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mzd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

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mzd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

掌握一定的自主性。

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

这里mzd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朦胧地认识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过于单一,计划经济的统购包销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影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开始对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有了一些反思。

不久,mzd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

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

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cy等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有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个体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

对市场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

在《论十大关系》中,mzd还指出要鼓励沿海工业的发展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建设以支持国防建设。

以上这些思想尽管总体上还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明确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

令人遗憾的是,mzd在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mzd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

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

无论如何,mzd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

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mzd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

我们不能忘记mzd的艰辛探索,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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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四个方面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探析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人真正自觉地开始认识现代化,一系 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重新开启了机制,明确了中国 的紧迫性,全面开创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一、提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路线,实行全面的拔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上来。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完成后,如何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心任务突出地摆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1979年 3月,就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 化道路。

”[1](P163)他还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的两个重要特点,即底子薄及 人口多、耕地少进行了分析。

党的十二大,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和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1984年10月, 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同志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列宁主 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2](P94~95)1987年8月,特别强调指出 :“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社 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 阶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2](P225)至此,“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并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开展各项工作 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核心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

与此前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思想相比,它既强调工业化的重要,也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工业化、政治民主化 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统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能只看重其中的一方面,而导致现代化 过程中的种种失衡现象出现。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在党的十三大报 告中被规范地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 表述被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沿用,并被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二、“两个文明”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全面的拔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上来,实 现了由片面现代化向全面现代化的转变。

使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重新开始起步。

起步后,首先抓住了农业和农村工作,实行家庭 ,使农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调整工业结构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 失调问题,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并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新局面。

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 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已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当作 社会主义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特征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实际进程中,一方面由于改革开 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

沿海地区, 从南到北,形成了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三大产业的 协调发展,而且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另一方面理想教育、和 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人们的思想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

追求变革、勇于开拓、讲 求实效形成潮流。

实践中,使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基本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 务是要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 代化。

确立了我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在这当时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尽管 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但仍实现了国内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保证了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继续进行。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在“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思想的指导下,不仅使现代化 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而且在思想上还突破了姓“资”姓“社”的束缚,提出了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

从此,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得以加快推进, 国内生产总值连年增长。

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极大地适应了科学技术的迅 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剧烈竞争。

具有重要意义的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党的,总结了近20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克服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抵制了 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全面规划了迈向21世纪的战略目标,提出要实现工 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伟大构想。

三、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1.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

2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的成 功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文化科技总体水平不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仍居于世界后列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

它既承担 着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又承担着进行新的产业革命的任务。

在国际经济和科学技术 激烈竞争的形势下,科学技术是尽快改变我国生产力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关键因素,是当今中国发展生产力的突破口。

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并且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被应用于生 产,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实现“ ”,必须比以往更加重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在农业方面,我 们要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计 算机技术、核技术等高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来改造传统农业,发展新兴农业。

工业 方面,则必须应用以和自动化技术、新能源和来改造传统产业,用 于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走出 “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

至于国防现代化,就更离不开科学技术。

此外, 决策的自主化、科学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也都离不开科学技 术。

2.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

20多年前,深刻地指出,“四个现 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 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 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 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 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

”[1](P135~13 6)在这里第一次揭示了改革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

20年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些论断的认识 。

改革旧的体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我国的现代化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 路,改革使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思维方式 完成了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全面改革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 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也为实现全面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开放,不仅适应了世界经济的客观状况和发展趋势,也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加强了同世界各国在贸易、科 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提高了我国的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扩大了对外贸易,弥补了国内建设资 金的不足,这一切都是推动现代化的直接动力。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被作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持久动力而被继续坚持下去。

实践也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

3.政治稳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障。

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我们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和优势,也有许多不利因素和 困难,如众多的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相对短缺、交通运输紧张、就业压力大、生态 环境恶化等。

在这样的国情下,如果全体人民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就能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优势。

反之,如果政治不稳定,社 会动乱、人民内部发生分裂,那就不仅会加剧原有矛盾和困难,而且会丧失我们的有利 条件和优势,现代化的实现就无从谈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政治的稳定是实现现代 化的重要保证。

用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2](P284)为此,所有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设计都要把保持社会稳定放在首位,一切有关现代化的方针、政策、 方案都要服从于稳定这一最根本的大局。

4.必须把现代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

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 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现代化建设 与可持续发展内在地统一起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 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我们不仅要把眼前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搞好,还要为我们 的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粮,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我们不能为谋求一时的发展而以牺牲长久利益为代价。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纳和借鉴了 世界的和我国的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1 第一轴心期的中国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三个文明中心,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152页记载: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在整个欧亚大陆——希腊、中国、波斯和印度,思想异常活跃,群雄角逐,异说纷呈,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哲学家,他们为人类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第一轴心期’。

当时的中国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运动。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名人辈出。

促进了哲学、文学、政治伦理学的发展。

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2 唐宋时期中华文明举世无双《世界文明史》300页说:中国唐宋时期的文明,可以说代表了这一发展阶段最高峰,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

……大量的 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西域人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3 明清时期的新变化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世界文明史》425页记载:在中国和西方贸易中,中国是出超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每年都有大量出口,……十七、八世纪,中国从国外输入6万吨白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当时的中国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强大的中国开始狂妄自大,不思进取。

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央集权的专制进一步加强。

罢免了官僚机构之首的宰相。

由皇帝直接经管六部。

皇帝是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执行者。

明朝末期,由于专制导致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新思想观念遭到扼杀。

《世界文明史》428页记载:明代后期,一些不满当权派的知识分子借书院讲学之名进行政治活动。

其中以东林书院为首,也称东林党。

引起当权派的恐惧,最终将他们杀戮禁锢,直至禁毁书院。

清朝时期大兴文字狱,迫害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著名思想家李贽著作多次遭到统治者禁毁,70多岁仍被捕入狱,愤然自杀。

第三,西方文化的入侵。

1511年,葡萄牙人在饶过好望角13年后,攻占马六甲海峡。

1514年进入中国东南沿海。

16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

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惨败。

从此,中华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二 中国近代落后之迷。

1 李约瑟问题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穷其毕生精力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提出了一个疑问,即中国古代技术辉煌曾经胜过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

此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语言文字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入侵决定论等。

2中国摆脱落后的努力,开启现代化的进程,读后感《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如梦方醒,开始承认落后。

开始了寻找落后的原因和摆脱落后的努力。

第一,器物现代化。

1842年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说,认为中国的制度是好的,只是武器不如人。

从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理论就具体实施。

洋务运动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差距,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

但由于制度落后,导致甲午战争惨败,洋务运动破产。

第二,制度现代化。

维新运动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

但由于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西方制度在中国遇到水土不服,出现了国会纵火案、曹锟贿选、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事件。

第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封建文化。

陈独秀提出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改造中国青年,使之成为新青年。

鲁迅直截了当批判封建礼教,并提出拿来主义。

胡适更被看作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

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遭到文化保守主义的不满。

中国近代落后与失败是传统农业文明与新兴工业文明碰撞的必然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

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

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

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

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

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

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

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

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

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

(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

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

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

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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