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跟党走主题征文
对于清末的戊戌变法，一百年来对其评论如潮涌未断。
笔者尤其不赞成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戊戌变法改革速度太快而导致了失败。
这是当时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外权贵（包括不少外国公使）的评论，没有脱去“成王败寇”事后诸葛亮式后知后觉的观点。
而后代到至今的这种观点，只是对当时权贵的依附观点，甚或是时势惊人相似的相似解读。
它没有揭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改革”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各朝，鲜有成功的例子，这是皇权普天私有的“华盖”。
历史上改革频发的时代，往往是外力打击威胁严重、内部衰弱明显的时候（撇去王权主动改革的例子）。
这种内忧外患被迫的朝中改革，多以失败告终。
清末的戊戌变法，正巧属于这种状况。
戊戌变法是近半个世纪洋务运动失败、清皇朝遭到外来逼迫、危机日益严重（瓜分威胁）的产物。
这是当时很多洋务重臣（包括李鸿章，翁同和，张之洞，袁世凯等）赞成“维新变法”的原因。
也就是说，戊戌变法本身是一种承前启后的“碰鼻子转弯”现象，决非康梁等个别人的奇思异想，也不是当时顺其皇朝自然可以避免的——这种观点是历来害怕“改革”者的观点。
中国历史的新旧官宦，同处于一种体制中，因而很懂得“先易后难”的道理。
面对强势官僚体系的传统官制，康梁等作为滋生于旧体制而主张维新改革的“新贵”，只能用行政体制改革替代政治体制改革，即维护“君权”前提下的改革。
这也是他们后来发展而成的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主张和缓改革而非主张暴动革命。
史述记载了“百日维新”时期大量改革官制的行政命令，因而遭致了朝野汹汹的反对。
其实，这只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不同反映，也即只是表象。
任何表象都是可以夸大或漠视的。
因为，为什么后来慈禧主政时的“清末新政”，有史实和史评证明其改革内容比“百日维新”有过之无不及而没有遭到反对
这种反映出来的反对与不反对，其实只在其背后的那个权力者，而不在改革内容上。
何以如此说
康有为也力主“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并强调“存冗官以容旧人”。
甚至，由职能性的“官差”两字，康有为有了发散性思维，认为“官”即老臣旧贵，不减旧禄，稳坐官位；“差”即差使，没有官的地位，但有官的职能，专办具体实事，这种人必须是有维新思想的志士。
显然，按康有为的主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愈改革机构愈臃肿”的历史现象。
在国势颓废的清末，既不能否认这部分“新贵”有进步的官制架构思想，也不能完全否认这部分“新贵”有排斥旧贵的目的。
就像几年以后“预备立宪”时，庆亲王儿子载泽揭示袁世凯组建“责任内阁”为“假立宪以粉饰虚文，借改官制以驱除异己”。
假如袁世凯确有如此目的，那么康有为就没有吗
论人不论事是皇朝的惯性思维，传统官僚几乎都是这种思维的“奴隶”。
这根不自觉思维神经即使对时至今日的官场人际也产生着深刻的作用，这就是“改革”时期常会出现“想不通”的声音。
这种“想不通”会涌成权力争夺。
当然，这也反证了“官制改革”的真实缺陷，它是人治官制，而非制度性官制。
康有为有不动旧贵的想法，但这只是他的单相思，旧贵可不这么想。
新贵的产生本身就构成了对旧贵的威胁。
面对这种威胁，旧贵一般表现为如好斗的公鸡，羽毛根根竖立，把“勿黜革旧大臣”解读成“名存实亡”，因而大肆传谣挑衅性的“尽废六部九卿衙门”。
这就不能不使人信以为真了。
按尊重旧贵的“人情”传统，把旧贵冷于一边，进行纯“制度性”改革，于情何在
中国人历来把只讲制度不讲人情的做法视为“天方夜谭”
由人情的厚薄兼带产生的对是非评判的标准，是中国历史统治者体系的常态。
是非在人不在事，论人不论事，而非就事论事，几乎就是统治体系办事的行为准则，并成为全民性有行使权者的行为准则。
从这点来看，虽然康有为没有动“君权”，但确有一种制度性的“官制”改革的成分，而“清末新政”虽然在内容上几乎就是“百日维新”的翻版，但由于“人事权”不更改，即仍由旧贵皇亲操控，因而赢得了固有统治体系的赞成。
但是，旧贵皇亲的老牛破车，同时已经失去了当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耐心，20世纪到来之初，由这两种主要势力操控的武力反抗不断爆发，直到辛亥革命。
说戊戌变法速度太快而失败的当时中外权贵，有没有预测到后来速度更快的武装革命
非常可笑的是，后知后觉的清皇朝旧贵，只在民国以后，才体会到了当初的“死敌”康梁维新立宪派，才是真正的“朋友”，因而在由张勋主持的末代皇帝溥仪复辟的时候，康有为再一次走进了紫禁城皇殿。
这是后瞻性思维而非社会真正得以进步发展的目光。
沉重的传统利益，使得统治者成了沉重物质的拖曳者，屁股朝着前面。
注：光绪帝在下达改革谕令的时候遭到各部及疆臣的冷待或抵制，一怒之下，真正撤去了六个衙门，加剧了矛盾冲突。
关于不服老的名言警句有哪些
楼主，不要一味相信课本上的东西，那个太教条，我说些自己的看法，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改良的路和革命的路其实中国人都尝试了，先走的是改良的路，康有为等人走的，但是走不通，正是因为走不通，后来孙文等人才走革命的路。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孙文早期也尝试过走改良的路，他曾上书李鸿章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遭到了拒绝，后来孙文认清了形势才决意革命。
康有为等是读四书五经的，封建思想很严重，他们希望通过靠光绪皇帝的支持来变法，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的原因有两个：第一，靠维新派从慈禧太后等守旧派手里夺回大权。
第二，不甘心做亡国之君。
后来的结果证明改良是行不通的，康有为等人幻想只要不和守旧派产生严重的正面冲突就可以改革，那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想法。
变法实际上是把利益重新分配，康有为那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有些。
。
。
后来还是靠革命才结束了封建统治。
但是需要指出来，仅仅靠革命也是不行的，因为辛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太弱小，甚至还不如无产阶级，（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存在于外国人在华开设的工厂里），虽然发动了革命却把革命果实抛给了袁世凯。
所以说革命是必然的，但是当时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实业救国，只有壮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