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学专业硕士有哪些方向
分别属于什么院系
有哪些学校招
历史学考研就业(1)就业方向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与专业对口的职业相对需求较少。
就业方向相当广泛,毕业生可适应策划、咨询、管理和教学、研究等方面工作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2)就业方向职业的岗位职责大部分毕业生在各类学校、文博科研单位、党政机关、新闻出版部门、著名企业就业,有将近一半的本科生通过考研继续深造(3)就业方向职业的能力素质要求·科研单位:包括各高校及相关研究单位,从事教师、研究员职位。
要求毕业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全面的人文素质。
要有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精神和对历史学浓厚的兴趣以及刻苦钻研的精神。
·党政机关:主要是公务员系统。
要求毕业生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以及行政能力,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校期间就能入党的同学无疑具备优势。
·新闻出版部门:主要从事记者、编辑等职位。
具有较强的新闻意识和出色的写作能力,良好的悟性和执行能力;思路开拓,文笔流畅,富创新精神,中文功底扎实,知识面广;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气质形象;工作责任心强,具备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企业:由于历史是基础性学科,可以尝试对专业要求较低的一些职位。
需要较强的工作能力、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前景分析就业形势很严峻的今天,作为一直冷门甚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还将继续冷门的历史学类专业就业形势甚为严峻。
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者说过“把历史当职业是一种悲哀!”这话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如果你仅仅把它作为你谋求功名的一种职业,那对你来说是一种悲哀,因为在历史行业出人头地的人凤毛麟角;对历史学本身也是一种悲哀,因为怀有这样的心态来研究历史的人,不会对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历史学是所有学科中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斗争最激烈的一门学科。
所以想选择历史专业的考研学子,一定要审慎思考,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也许会减少很多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煎熬的痛苦。
历史学类专业重在思维的训练,如果希望有所造诣,必须深造。
其他信息就业方向:科研单位,党政机关,新闻出版部门,学校,文化型企业等行业相近专业:历史学 世界历史 考古学 博物馆学 民族学文物保护技术择校指南编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现有世界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地理学、专门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及考古学8个二级学科。
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中国古代史),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个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
本系还设有欧洲研究中心、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希腊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所、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现代史料研究中心、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明清史研究中心、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中外历史文化交流中心、人才研究所等研究机构。
中国古代史:实力绝对强大,从先秦到明清,每一个断代都很强,但最突出的要数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两个方向了,不仅有周一良、田余庆、吴宗国这样的老前辈,还有阎步克、荣新江等一批后起之秀。
当然先秦方向在有了朱凤翰加盟以后,实力也不容小视。
世界史:同样是学术上的圣殿,其中最具实力的要数世界中世纪史、欧美近现代史。
马克尧、高毅等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良师。
当然,愿意接收挑战的同学可以选择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这个方向,这绝对是一个困难与机遇并存的好课题。
中国近现代史:这是北大一个相对的弱项,但也不乏茅海建这样的名角。
而且该专业良好的分配前景加上北大这块牌子,相信对每个考生来讲都是不小的诱惑。
南京大学该校的历史学专业中世界地区、国别史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该专业科研教学团队被评为江苏省学科优秀梯队。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设有历史学、考古学两个本科生专业,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国际关系史、边疆学、考古学 7 个博士点;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国际关系、民族学 7 个硕士点。
该系与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
有多名海外著名教授以及访问学者先后在此讲学交流或攻读博士、硕士学位。
举办了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史、当代台湾研究、英国史等国际学术讨论会。
现有教授 31 人(博士生导师 27 人),副教授23 人,讲师 5 人,其中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 1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3 人,江苏省 333工程 4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4 人,南京大学资深教授 2 人。
尚有博士毕业待评职称 5 人,其中 1 人为美国杜客大学博士、1 人为日本京都大学博士、1 人为日本九州大学博士。
中青年教师有 90%以上曾到美国或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奥地利、意大利进行长期或短期访问,仅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一年以上者即达 8 人。
就业情况良好,在国家外交部、安全部、新闻机构、高校研究所、部队等单位,都可看到历史学系学生的身影,他们工作勤恳、认真踏实,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
现任国家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和国家档案局局长杨东权就是该系的杰出系友。
北京师范大学该校历史学研究生教育学科齐全,师资力量雄厚。
是高校设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和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
博士点 6 个,硕士点 8 个,博士生导师21 名,硕士生导师 21 名。
中国古代史学科拥有何兹全、黎虎、晁福林等著名学者,在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元史、明清史、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民族史等领域具有较大影响。
本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中国近代史学科拥有龚书铎、王桧林等著名学者,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等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
本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世界史学科拥有刘家和等著名学者,在古希腊罗马史、西方史学史、中外古史比较、欧洲中世纪史、西方近现代思想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美国史、英国史、俄国史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
本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专门史学科现有文化史、社会史和中外关系史三个研究领域,在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理论与方法、华北区域社会史、环境史、中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等方面,有学术影响。
本学科招收博士与硕士研究生。
历史文献学学科在历史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等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本学科招收博士与硕士研究生。
考古与博物馆学学科在我院发展较快。
本学科招收博士与硕士研究生。
历史教育学科招收历史课程与教学论方向硕士研究生,同时招收教育硕士(历史专业)研究生,面向具有 3 年级以上教龄的在职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
四川大学四川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的学科传统,可以追溯至清末的尊经书院和四川高等学堂。
1902年四川高等学堂开设外国历史公共科。
1910年,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存古学堂即设有经学、史学、辞章等科,其中史学科发展成为历史系,迄今已逾百年。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研究员)30余名、副教授(副研究员)24余名,其中博士生导师24人、硕士生导师46人。
在长达百年的办学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平实、稳健、谨严、求新的学术传统,人才众多,硕果累累,在国内学术界备受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学院为国家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1000余人,本科生1682多人。
近五年获得国家和部省级科研项目100余项,经费总计1176.68万元,发表学术论文1555篇,出版专著227部、其中教材18部。
获得各种奖项100余项,省部级以上重要科研奖项30余项、教学奖5项。
其中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篇、提名1篇,获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1名,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2名,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2名。
拥有研究所、中心:中国藏学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城市研究所,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所,三国文化研究中心,旅游规划设计研究所,旅游经济管理培训中心。
本科专业:历史学专业基地班(只招收基地班学生),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基地班,旅游管理本科专业。
四川大学于1960年设立考古学专业,著名考古学家徐中舒、冯汉骥、童恩正等曾长期执教于此,是我国大陆地区最早设置考古学学科的大学之一,也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具有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本科、硕士(包括学术硕士与专业硕士)、博士、博士后等全系列专门人才培养体制的综合性重点大学。
四川大学是全国最早开展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一,迄今已愈百年。
四川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始外国史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一。
陈衡哲、何炳松、杨人鞭、卢建波、谭英华等外国史名家曾在四川大学执教。
坊间一般认为四川大学历史学执西南地区历史学专业牛耳。
复旦大学该校历史学系始建于1925年,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在教育部考核中获得优秀。
该系师资力量雄厚,研究专业方向齐全,科研成果卓著,在国内历史学科中名列前茅。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谭其骧、周予同、蔡尚思、杨宽、耿淡如、田汝康、金冲及等长期在该系任教。
现有博士生导师15名,教授20名,副教授26名。
设有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5个博士点,7个硕士点。
该系为国内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
该系教师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180余部,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史学理论与中外史学史研究、中外文化史研究、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等领域颇有学术建树。
该系始终以教学与科研并重,强调通才教育、素质教育的同时,注重因材施教,加强专业基本训练,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和创造潜能。
通过四年学习,学生素质普遍有较大提高,适应能力强,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受到用人单位好评。
秦汉史、隋唐史、明清史、中华民国史等断代史;美国史、日本史等国别史;拉美史、南亚史等地区史;古典文明研究、欧洲社会经济史、世界文化史、第二次大战史、20世纪世界史、中国经济史、历史文献学等专门史;还开设史学论文写作、旅游文化、专业外语、方志学等。
毕业去向都比较理想,各级科学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出版社和报刊等媒体,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一部分毕业生可直接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南开大学1919年南开大学创建伊始,即设置有历史学门。
20世纪20年代初期,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梁启超来南开大学讲学,在历史班授课,著名的《历史研究法》一书,就是在其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1923年,南开大学正式建立历史系。
1994年,历史系被国家教委确定为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
1996年,历史学科更被国家教委确定为“211”工程首批立项建设的单位。
历史学院拥有8个二级学科,它们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与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下辖20个专业,9个博士点,20个硕士点,基本上涵盖了史学领域的各个方面。
历史学院拥有8个二级学科。
全院下辖,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历史研究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日本史研究中心,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系、所、中心之下又有若干个教研室、研究室。
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涉及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尤其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含:拜占庭学)、美国史、日本史、拉丁美洲史四个研究方向在国内享有盛誉,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史近两届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人中,有四人的博士论文在美国用英文出版,在美国史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就总的来说,在国内的世界史研究机构中,这是仅有的,可以说,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几乎涵盖了从断代史到地区国别史的各个方向。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涉及古希腊罗马史、拜占庭史、基督教史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史等研究方向。
古希腊罗马史学科在国内的地位举足轻重,学术带头人王敦书先生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的理事长,史届泰斗雷海宗(解放前在清华大学与陈寅恪等大师齐名)的关门弟子,国内罗马史的权威。
遗憾地是王先生已经退休,但仍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西方史学名著选读课程,所以我们还能听到老先生略带伦敦口音的英语授课。
拜占庭学在国内首屈一指,学术带头人陈志强先生(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博士),是国际拜占庭学会中国首席代表,成为中国冲击这一世界显学的支柱。
另外改方向组建了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汇集了国内相当丰富的有关拜占庭的英文、希腊文等外文研究资料和检索系统,为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哈全安教授主要指导阿拉伯史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中东地区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伊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现代化的研究,如果对中东变幻莫测的历史进程颇感兴趣的你,可以选择哈老师。
美国史:中国美国史学科开拓者之一的杨生茂先生(80年代初参与创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担任副理事长)在南开大学执掌教席凡40余年。
美国史专业设在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现任主任李剑鸣教授,担任美国史研究会的理事长,是国内公认的美国史权威,主要从事美国早期史、美国种族关系史、美国史学史等的研究。
韩铁教授2002年由国外来到南开大学,曾在国内另一美国史研究重镇武汉大学任教,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定居在加拿大,主要从事美国经济史和美国法律史的研究。
美国史其他的研究方向: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美国宪政史、加拿大史等。
另外,2005年,美国中心将招生“美国学”的硕士研究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美国学博士、硕士点,开展对当代美国的综合性研究,成为美国中心学科建设的新的增长点。
日本史:日本史学科设立于1964年,经历从日本史研究室到日本研究中心,再到日本研究院的巨大变化。
日本研究院成为融日本史、日本经济、日本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日本学”研究机构。
该研究方向的几位博士生导师,均是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综合实力在国内是第一流的。
每年均有相当比例的研究生获得去日本大学完成学位的机会。
有一点需要注意:日本史学科有要求相当高的日语要求,以为公共外语只考日语,2005虽然也招收英语考生,但相对日语考生无论在录取,还是未来的学习中都处劣势。
拉丁美洲史:拉美史也诞生于1964年,1994年成立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成为在教育部指导下协调全国拉美史研究的唯一研究机构。
洪国起教授担任拉美史研究会的理事长,中心主任王晓德缴获搜担任副理事长。
不用说,拉美史的研究实力在全国也是无人能及的(当然,如果说到当代拉美研究,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的实力也很强大,它主要招收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科下的考生)。
南开的拉美史招收英语考生,不会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考生不用担心,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录取的拉美史考生均是英语考生,而西班牙语的学习则在研究生阶段短期密集的强化训练(大约一年)。
拉美史主要的研究领域:拉美政治经济一体化、美国与拉美关系等方向。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主要的教学与科研单位。
学院位于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地处终南山麓,潏水之滨,具有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与优良的学术环境。
学院现辖历史系和文博系,以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等八个院属研究机构,此外还设有历史艺术博物馆和资料室。
学院现有历史学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历史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博物馆学三个本科专业,历史学为陕西省名牌专业,已具备相当完善的历史学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
学院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在不同的领域中先后出现过史念海教授等一批成就斐然享誉学林的专家学者。
在职教职员工67人,其中专业教师56人,该院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全体专业教师的51.8%,具有研究生(博、硕士合计)学历者占91.1%。
高级职称教师占82.1%。
教师曾在外校取得学历或学位者占75%,师资队伍学缘结构多样。
专业教师中,中青年教师占78.6%,各个年龄段分布合理。
学院具有雄厚的历史学科教学和科研力量。
秉承“自由、自信、自尊、自强”的办学理念,奉行“厚基础、强学科、重人文、寓现代于传统”的育人方针,为学术研究和基础教育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
有40多部高水平专著出版,一大批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学术期刊,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研究课题,先后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吴玉章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奖等多项各类学术奖励。
有2门课程被列为陕西省精品课程。
历史学在全国高校各类学科评估中名列前茅。
(八)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始于1938建立的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
现设有历史学专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学院拥有国家历史学文科基地、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湖湘文化研究、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基地、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具有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后流动站;设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湖湘文化研究所等研究机构。
学院现有中国史一级博士授予权,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后流动站;设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湖湘文化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熊希龄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拥有湖南省文科最早的博士授予专业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以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文献学、课程与教学论等6个硕士点。
本科教育包括历史学、文化产业管理。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职教师40多人,其中博士生导11人,芙蓉学者1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26人。
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30余项,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等重点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获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奖20余项。
(以上师资数据仅供参考)人才培养方面,学院每年都有大批学生被免试保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高校攻读研究生,多人获全国“史学新秀”奖。
学院有研究生200多人,全日制本科生500多人。
学院科研、教学实力雄厚,设施齐全,建有多媒体网络机房,多媒体教室,多功能学术报告厅;设有重点学科资料室、历史资料室、文化产业管理资料室、古籍资料室、过刊资料室、现刊资料室以及基地学生阅览室。
如何编写县志
县志初稿的编写要坚持存真求实,科学客观;体现时代特征,突出地方特色;以类系事,横排纵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体现规律,述而不论;以事系人,生不立传;详略得当,重点突出;重视经济,注重人文,更要重视资料的收集。
在资料收集齐全之后,要反复熟悉资料,反复熟悉篇目。
做到胸有成竹,先编什么,后写什么,编写中应注意哪些问题:一、文体:地方志的文体,采用规范化的语体文。
文字表述要科学,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避免文学描写,词藻堆砌。
避免文言文、白话文夹杂,比如:“简而言之,地方志者,地方之全史也。
”二、体裁:方志体裁是记述体裁,古人所说:“述而不作”,“不作”就是不作直接评论,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上届编修《中江县志?人物传》中共列45人,其中有专家、学者、廉吏、革命烈士、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能工巧匠……但也有劣迹昭彰的谢百城、曾望尧、吴贯之、刘庆刚等4人,详记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寓“惩恶扬善”于《人物传》中。
再如《谢百城传》:写了他先期加入中国同盟会,继又参加中华革命党,后又在靖国军石青阳部作顾问,任过蒋介石总司令部咨议、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秘书、中央立法委员会委员。
解放战争开始,谢与阎锡山研究攻守策略,刘邓大军进入川东,谢回中江召开8次参议会,与当时的县长彭心明、县党部书记曾望尧等,组织4个临时警察中队,购买电台、枪支,全县分9个临时游击区,9个指挥所,抵抗解放中江。
中江解放后,潜逃成都,后逮捕归案,依法处决。
通篇找不出评论的语言。
但读者读后就能看出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特别在此文最后用“依法处决”4字,画龙点睛地给他客观地作出了评论。
三、行文:行文就是组织文字表达意思。
如何表达,概括地说,就是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准确等五个方面。
1、严谨:严就是严密,谨就是谨慎,严谨就是尊重客观实事,实事求是。
对历史事实不作任意拔高,也不作故意贬低,更不能笔下生花。
要按照事实本身的逻辑去展开,恰当记述人物和事件。
其次,一部志书,人、地、物名、时间和数据是大量的,最容易发生错乱,因此要认真核对,做到有凭有据,准确无误。
再次,语句要鲜明易懂,不宜用语句含混、数量不清的含糊词语,例如:“面貌一新”、“圆满结束”、“逐渐恢复”等。
臆测性的词,也不可用,如:大概、可能、估计、极其、特别、差不多、最、很等。
更不能用笼统的时间概念词,如:近来、近期、以前、很早、目前、至今、曾经、早些时候、当时等。
简称用语第一次要写全称,夹注简称。
如:“三反”、“三支两军”、“三中全会”、“三个代表”、“生资公司”、“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就是“三反”的全称。
支工、支农、支商、军管、军训是“三支两军”的全称。
不先写全称,年深日久,后人无法看懂,不知所云。
用语要贴切,表达要准确,方志语言的严密,虽不象写论文那样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但必须准确地反映和表述客观事物的逻辑联系。
方志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用语必须概念明确,毫不含糊。
张冠李戴、偷换概念、歧义丛生,这是必须努力避免的。
2、朴实:朴实是志书语言风格的基本要求,语言要朴实无华,淳美自然,在行文中要摒弃浮辞,不堆砌词藻,不故弄玄虚,不用描写、夸张、渲染等修辞手法。
如:河北省新编《井陉县志》叙述聂荣臻救日本姑娘的故事,全文是:“一九四O年八月二十二日,聂荣臻司令员派洪河槽民兵李北堂,将在西王舍救出的2名日本小姑娘(一九八O年得知是美穗子姐妹)送往井陉车站转交日军。
”全文共64字,把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经过和结果交待得清清楚楚,无一点描写和夸张。
方志学家提出,不要偏尚文辞,不要妆点名胜,不要浮记功绩,不要文史混淆,不要舞文弄墨。
地方志不同于文学作品,它完全用事实说话,靠资料翔实可信而发挥功能,不能象文学作品那样使用描写、夸张、双关等修辞手法。
也不能象写论说文那样使用设问、反问等手法。
在地方志中滥用修辞,将会失去地方的语言特色,影响志书的科学性效果。
3、简洁:志书语言要科学,做到不该说的,一句也不要多,该说的,一句也不要少。
句无冗句,章无赘言,不枝不蔓,不转弯抹角,做到要言不烦,文约事丰。
文贵精、不贵多。
一九八三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指出:“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也应做到简略。
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的方面都讲到了。
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精炼,要惜墨如金。
”举个例子:有两个人同是给远方的弟弟打电报,说是他的父亲病了,要他弟弟迅速回家的事。
一个写的电文是:“父亲的病很重,你快快回来”。
另一个写的电文是:“父病重速返。
”意思都一样,一个写了11个字,一个只写了5个字,字多的比字少的多花一倍多的钱。
这就说明文字简洁的重要,同时也说明,文字表述必须经过提炼,犹如矿石经过冶炼捶打,才能制成各种器物一样。
用文字来表达命意,经过炼意、炼词才能成为文章。
对于收集的资料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经过核实提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的语言要做到“词达而已矣”。
于事无补的冗词赘句,要舍得忍疼割爱。
志书的行文要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意尽则止,不要啰唆。
围绕主题,不枝不蔓,多用短句,少用关联词语。
例如:“如果、那么、之所以、……因为等等。
多用短句,同时也要做到长短句的平衡。
总之,文字要简洁,要精雕细刻,在炼字、炼词、炼句上狠下功夫。
4、流畅:志书语言的流畅,是指志书语言的连贯性,读起来很通畅,段与段之间意思要连贯。
在每一段落中,句与句,词组与词组相互连接,一脉相承,前后贯通。
志书最常见的段落、层次有三种关系:①递进关系;②并列关系;③时间先后关系。
重点理顺各段落内部词句之间的条理性、逻辑性。
通俗地说,即一段话里哪句先说,那句后说,不要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前言不答后语。
志书的语言流畅,要尽量避免使用拗口的词,选词造句要顾及音律,让人读起来琅琅上口,音调和谐,看起来舒服,听起来悦耳,一个节奏上下贯通,左右合拍,音调和谐,富于变化性,又有节奏感。
5、准确:准确用语是志书的生命,含糊不得。
行文中一律用第三人称,不得使用我省、我市、我县、我区、我乡或本省、本市、本县、本区、本乡,一律要用全称。
区域性概念的名词也要准确运用,如:“全市”、“市区”,全市包括城区、远郊区和所辖县(市)。
市区包括城区和近郊区,不包括远郊区的所辖县(市)。
忌滥用形容词、副词、能愿动词、判断词和假设文词。
不使用因为、由于、只要、只有等因果复句和条件复句。
也不宜使用希望、望、能、能够、可能、会、应、应该等能愿动词。
再如“解放前”、“解放后”的用法都属于概念不清,解放后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一些语意含混、交待不清的词要尽量避免,如:“有人认为”、“多数人认为”、“由于种种原因”等。
还有一些词语是集合名词。
如“组织上”、“上级”、“贫下中农”等。
志书行文要是什么组织就是写该组织的全称,是哪级就写哪级,是哪级领导就写哪级领导。
不能笼统的说某人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应该写清楚,是贫农就是贫农,下中农就是下中农。
对概念不清楚的时间代名词,要避免使用。
如“今年”、“明年”、“明天”、“本月”、“上月”、“最近”、“过去”等。
还有如:“七、八年”、“三四天”、“三年多”、“五年前”、“三天以后”等。
四、书写:文稿书写要整洁,内容要完整,用字要准确。
1、文字书写,一律用规范的简化汉字。
层次清楚、标题醒目,全书的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篇与篇、章与章、节与节是并列关系。
篇辖章,章辖节,节辖目,均以事命题,标明顺序号码。
篇、章、节冠以第一、第二、第三与标题同占一行,居中书写。
序码与标题之间适当空格。
节以下的目是否要加序号,根据内容来确定。
2、数字书写,阿拉伯数字可按照统计局统计使用的数字和单位。
必须使用汉字数字的一律使用汉字书写。
定型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作为语素的数字,如“一律”、“一方面”、“十滴水”、“三叶虫”、“四季豆”、“星期三”、“四氧化三铁”、“八国联军”、“一二O师”、“四书五经”、“五四运动”、“九三学社”、“十月革命”、“十一五规划”、“五路一桥”、“七上八下”、“第三季度”、“第四方面军”、“十七届一中全会”等。
非公历记年一律使用汉字数字,但要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
如清咸丰十年九月二日(公元1860年11月2日),民国五年(1917年)等。
表示月日简称,表示事件节日的,如“五四运动”、“七七事变”、“六一儿童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
3、引文注释:在文中注释的称夹注。
在页末注释的称脚注。
脚注一般来用①②③……标注符号。
在文中引文要注明出处,如:《农业合作社问题》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3页。
又如周恩来:《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见(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44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等。
4、标题:地方志的标题,力求简明准确,以事命题,避免雷同,标题以名词或词组,或短语构成。
①不写教科书式的标题;②不写通讯报道式的标题;③不写工作总结式的标题;④不写章回小说式的标题,不写广告或指示性的标题。
标题是纲,纲举目张。
五、十忌1、忌写新闻报道式:新闻是对当前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的报道,要求迅速及时,言简意明,以事实说话。
它包括消息、通讯、新闻特写等,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多数以倒叙的方法,先述结果、后叙事实。
通讯比消息更详细、形象,报道生活中的典型,表现方法除叙述外还可描写、议论和抒情,而方志则要按时序叙述,最忌描写议论、抒情等手法。
因此志书不能采用新闻文体的三段式(导语—主体—结尾)。
2、忌写汇报总结式:志书行文切忌写成工作汇报或工作总结。
工作总结是一种应用文体,一般要介绍基本情况,简述工作过程,列出成绩和取得的成绩的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概括经验教训,提出努力的方向等。
方志也要反映经验教训,但记述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都寓于事实的记述之中,让读者去归纳。
3、忌文学描写:有一部县志的《文化志》对当地一座新建的公园这样写道:公园……以“春”字作为全园主题,展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春回大地之意,定园名“留春苑”。
……人们扶老携幼涌向新园。
“留春榭”倒映在云影波光中,与湖面上的荷花灯交相辉映;湖心有“集翠亭”,沿岸有“闰泽亭”、“寄畅亭”……。
“梅岭”、“桃峰”傍城垣逶迤起伏,巧夺天工……。
这完全是一篇散文,格调与志体不合,文中的“春回大地”、“云影波光”、“交相辉映”、“逶迤起伏 ”、“巧夺天工”,完全是流金溢彩的语言,反转掩盖了“留春园”的真实面目,志书是用朴素语言,白描记述。
4、忌穿靴戴帽:志书的行文,不穿靴、不戴帽。
我们常见的工作报告,一开头就先戴帽子一大堆。
如:在中央、省、市的领导下,在某某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在某某的支持下,然后报告相关内容,结尾总是穿一套靴子:“我们在某某旗帜下,取得新的胜利”或“我们的目标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高举某某旗帜,奋勇前进”等等。
5、忌记流水帐:志书是著述,不是帐薄,是通过编纂史料,把断限内的事物揉合在一起。
一方面采用记述方法,以时序为主线,能看出事物的演变过程及其来龙去脉;一方面记述重点,突出规律,防止挂帐式的记述。
有个县的县志,在《政治篇?公安》章中有个条目叫“严打”斗争。
该条目从续志的上限至下限,逐年记述春秋两次战役中的若干次专项治理,出了多少警力,打掉多少犯罪团伙,抓获多少各类犯罪嫌疑人,缴获非法枪支、管制刀具、收缴毒品和赃款、赃物的数量,年年作流水帐式的记载。
读起来千篇一律,毫无重点,犹如嚼蜡,惹人心烦。
6、忌画蛇添足:志书的原则是“述而不论”表明观点不靠议论,而是靠史事说话,更不能引证马列、著作,引证名人言论或科学上的定理、定律来做论据。
要对客观状况的是非功过、得失、兴衰、经验、教训等寓褒贬于记述之中,通过大量确凿的事实,让读者从中得出结论。
7、忌空发议论:志稿的编撰,力戒夹叙夹议,空洞无物。
如某县的《人口志》中有这段记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在大规模开展计划生育以前,并未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加之,“重男轻女”、“传宗接待”、“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旧观念的影响,对县内开展计划生育,对控制人口增长,极为不利。
”这种记述纯属议论性的语言,空洞无物。
用各地的共性来代替本地特色,离开本地特色之本而不着边际的空发议论,是志书的大忌。
8、忌以志代教:志书不是教科书,不是传授知识的场所。
如某县志《文化志》在记述“民歌”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民歌,一般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用以表达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演唱者用它抒发情怀,减轻疲劳,丰富和活跃劳动情趣和气氛。
民歌大体分为山歌、小调和号子三类。
山歌有高腔和平腔之分,节奏自由,音调悠长,音程跳度大,较多使用延长音,高亢婉转,豪放粗犷。
小调流行城镇乡场……。
”这么一大段文字完全是传授民歌知识,近于音乐学院的讲义,缺乏史料性,更没有地方性。
有的志书,在记述具体事物时,先要作一番名词解释。
如《土壤》记述黄壤土,是石灰岩、砂岩、页岩、变质岩和第四代砾石层粘土等,经冰水堆积,在亚热带气候下发育而成。
又如:检察院是国家法院的监督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
把志书当成教科书,当成名词解释的词典,根本不是志书记述具体史事的内容。
9、忌溢美拔高:志书语言,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拔高,不溢美。
如有的志书记述产品,爱用国内首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经济实用、具有多种功能,远销多少国家和地区。
记地区离不了“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记人物则从小如何如何,死后还“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记领导爱讲“事必躬亲”,说领导讲话时必加“重要”二字,如此等等。
10、忌故弄玄虚,有的志稿,往往引经据典,空谈原委,看似高深,洋洋洒洒,实则全是水分。
某县《政法志》中写,“警察”则追溯到“源于姬周司市之职”;写“司法”则从商君立法说起。
写公路先写“周道如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是越时而书违反修志章法。
县志编写除上述之外,修志者还要加强自身的文学修养,学点逻辑学、语法、修辞。
逻辑学管的是对不对,语法管的是通不通,修辞管的是好不好。
用好标点符号也很重要,标点符号用不好,也是会影响志书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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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92年的时候吧。
女美:港台影星王祖贤,人称“长腿美人”,却不见娇气。
时值初秋,颀长的她,上着白色圆领T恤衫,下穿牛仔裤,脚蹬白力士鞋,胸挂连心锁、长发披肩如行云流水,谈话低声细语面带微笑,无粉黛,文静、素雅、纯洁,如出水芙蓉,似晨露莲花。
在合肥骆岗机场检查入口处,她站在“关外”,我站在“关内”:在这入关时刻,她才记起“护照”未签证。
我们十分焦急,她没事得就象在河边玩耍的小女孩,站在那高高台面外沿,目光随心所欲地转动,完全不着急。
“再过两天,她要去韩国,忙得很”。
已“入关”的她的爷爷王国藩先生对我们说,似有解释的意思。
王祖贤此次来大陆,同行的有爷、奶、母亲、侄儿、经纪人等,主要目的是寻根问祖,经国务院文化部批准,可作非商业性演出。
王小姐顺利地“入关”了。
我们舒了一口气,她还是没事一般。
早年,我在挂历上见过她,知道她是我县去台人员的后代,没想到因为工作关系,竟有机会一连三次对她发出邀请:第一次是请她参加华东六省一市春节文艺晚会,她爷爷答复:祖贤与公司有合同,合同期内,不便参加其他活动。
第二次邀请,又逢她新合同已签,只好预约第三次,方才成行。
我随县长去合肥机场接她。
当晚下榻齐云山庄,竖日早餐,稀饭、牛奶、点心,那盛稀饭的小碗,放不下两个鸡蛋,王小姐仅喝点稀饭,拣那对味的点心尝了点,就放了筷子,独自抽起雪茄烟来。
我们也只好先后放碗,说实在的,我的肚子还是别瘪瘪的。
“我是正正规规的安徽人。
我早就想回家乡来,今天如愿以偿,我好开心呦
中秋佳节已到,衷心祝愿安徽的伯伯、妈妈、叔叔、婶婶、哥哥、姐姐们月圆人圆,圆圆满满。
”这是王小姐在安徽剧院继侯跃华的喜剧表演之后登台的开场白。
图:--在家乡竹席前留影 是的,王小姐对家乡一往情深。
那天,她在舒城逗留了五个多小时。
县宾馆大门上悬挂着“热烈欢迎王国藩先生王祖贤小姐回乡探亲”的巨幅横标,县领导陪同她参观了龙津啤酒厂、舒城中学,在龙津啤酒厂参观生产流程时,厂长请她尝尝家乡啤酒,她很感兴趣地接过一瓶啤酒,抿一口,砸砸嘴,眉一扬,大拇指一竖,连连点头,眼神里充满赞誉和自豪。
厂长低声对我说:“那瓶啤酒没有商标。
”我未置可否地一笑。
到下个流程,工人们正在贴商标。
王小姐的爷爷曾说祖贤应该称呼我“表爷爷”,这时我就以表爷爷的身份对她说:“祖贤,再尝一尝。
”祖贤倒是给了我面子,双手抱着酒瓶又尝了一下。
可是,厂长还不满意,要祖贤把手放开。
祖贤淡淡一笑,摆了摆手说:“那有广告性质。
”回想起来,我和厂长为发展家乡经济,虽然心切,但确实有失分寸,讨了个小小的没趣。
在舒城制造厂,美丽动听的“顶山奇竹,龙舒贡席”传说深深地吸引住了王小姐。
县长赠给她一床龙凤舒席。
她爷爷挥毫题了“肌肤生凉”四个大字。
王小姐也欣然提笔,在爷爷名字边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大约因为自己的字无法与爷爷相比吧,签名后就靠在爷爷身边,似有撒娇之态,显出一丝稚气未脱的可爱相来。
市重点中学――舒城中学(校址原为伏虎寺,当地人又称伏虎中学),则与王氏家族的关系非同一般。
王小姐的曾祖父王仁峰先生,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为推翻清朝帝制,金陵举事前,为制弹药失左臂称“王一手”。
因此未被批准参加黄花岗战斗,转而致力于教育事业,是舒城中学创始人之一,并任校长。
解放后,曾任县人大代表,省文史馆馆员。
师生在校内建“仁峰亭”以作纪念。
王老先生不同意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提笔改作“仁凤亭”,虽然是后辈出于对老校长的崇敬和怀念,其实是违了老先生意的。
美籍华人著名学者唐得刚先生回母校时曾捐资重修。
喜喝故乡“龙津”啤酒。
这天,王小姐和爷爷、奶奶、母亲、侄儿四代来到舒城中学,她戴上校徽,校长将一部线装《桃花扇》赠给她,却失手将书撒落桌上,她轻轻地“啊”了一声,空着的双手同时向上一举,做了个顽皮的动作。
参观途中,一群狂热的年轻人全程追踪,要签名、要照相,见缝插针,争先恐后。
大约是回到家乡吧,王小姐从不拒绝,真累得腕酸手发麻。
有个青年无纸笔竟将胳臂伸出来要王小姐在皮肤上签名。
王小姐一边签一边笑问:“你回去怎么办
”那青年满脸赧色,答不出话。
在舒城中学,她为同学们签道:“舒城中学同学们:祝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王祖贤。
” 中午在县宾馆就餐。
王小姐说:“我回到故乡,要做主人,不做客人。
”县长也没她办法,只好依她办了“王祖贤会亲午宴”。
下午,祖贤随爷爷奶奶来到祖居地――柏林乡石岗村民组。
在曾祖父母墓前,王小姐美丽的脸上顿时布满崇敬、怀念与哀思她轻轻地抚摸着墓碑,低声慢语地读着碑文,似有无限感慨,以致一语未发,双膝跪下,深深地叩头...... 村长对王祖贤说,舒城古名龙舒,相传这“双墩”就是龙的双眼,所以这里人才辈出。
翌年,王祖贤向村里捐资五万元港币,修了我县第一条村级柏油公路。
王祖贤的爷爷告诉我,祖贤属马,时年26,生长在台湾,读完初中后,毕业于国光艺校。
早先爱好篮球(不久前,在北京,还和张百发打过篮球),想在“球”上发展,却在“歌”上出了点名,因拍《今年的湖畔会很冷》而跨入影视圈,拍了《倩女幽魂》后蜚声影坛,被香港逸夫影视公司聘用,在港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大红大紫,在欧美也很“叫座”。
王祖贤爷爷早年曾入军统,受到世叔胡适严训,去台后,遂转而潜心研究方志学,是在台湾研究台湾史的第一人,同时又成为汉姓氏学专家,著有《郑成功传》等,流传海外和大陆,甚得佳评,时任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他说他有两个老师,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戴笠。
他常被请做学术报告,主持会场的人,不介绍他的学术成就,而只介绍他是王祖贤的爷爷,于是便全场掌声雷动。
他说祖贤平均每年拍片10部,曾因同时参加拍七部片子而得“王七姐”之称,用王祖贤的话来说,那是拍得“没日没夜”。
爷爷说她是很赋有个性的人。
她有稚气和柔弱,更有沉稳和坚强。
她对人生有自己的见解,事业大于婚姻。
她自我保护性很强,又富有爱心。
她从不伤害他人,不想使人失望,但也不许别人伤害她。
她脾气很大,但轻易不发,发起来不怕得罪任何人,甚至不怕因此而绝交。
她交友很拣择,讲原则,守信用,有钱,但不乱花,对身家没有计算过,只约摸有个大概。
她每办一事,都有最后的打算,从不盲目。
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看上的是黑头发,黄皮肤,对外国人是抗拒的。
她喜欢白色,不施粉黛,不着艳装,清纯脱俗,犹为万花丛中一支莲。
她爷爷未说先笑:“你不要看祖贤在外面很气派,在家里,她还是个孩子,常和侄男侄女打闹得不可开交。
”说到这里,她爷爷又严肃起来:“家父有训:‘莫畏艰难莫畏贫,莫贪富贵莫贪嗔,莫忘老父叮咛语,要做清清白白人。
’祖贤对祖训一直铭记在心中啊
” 在桃溪大桥头――舒城和肥西县交界处――我们和祖贤一行依依惜别。
祖贤说:“我会再来。
”并为桃溪经济开发区题词:“请您到我家乡来
”祖贤时时想念家乡,家乡人民也在盼望她。
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乌江自刎的 计正山先生依据《史记》、《汉书》中的《灌婴传》,认为项羽并非在乌江“自刎而死”,而是在定远东城就被“搏杀而死”。
东城即定远东南五十华里、项羽葬虞姬首级处。
冯文指出,只有在项羽被杀、汉军“尽得其军将吏”之后,才是“下东城、历阳”(《史记·灌婴列传》),如果项羽不灭,则东城还不能“下”,接着是下历阳。
历阳离定远东城二百四十华里,要走这么多路才能到达历阳(乌江所在地)。
由此可见,项羽不可能在“自度不得脱”、“今日固决死”的险恶情况下,步行二百余华里,由定远东城来到乌江“自刎而死”。
而娄文则认为此一说不能成立,“项羽从阴陵至东城,也绝不是进驻和坚守东城,而是沿着东城县的道路,拼命向东边的乌江方向奔逃。
其中,不存在二百四十华里远的‘无能为力’。
双方就是这样逃着杀、追着杀。
这一点,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已经写得很清楚……” 呼安泰先生也不认同冯文和计文的这种推测,他首先历述了东城县的历史沿革。
呼文写道:“两汉时期的东城县,是江淮之间的一个辖境广阔的大县。
从今定远东南境的池河上中游地区,越过江淮分水岭,包括今滁县西南境、肥东东境、全椒西南境,直到今和县乌江的沿江一带。
三国时,江淮战事频仍,‘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大都‘虚其地,无复民户’。
直到‘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县界置乌江县’(见《太平寰宇记》)。
由于长期争夺、战乱,郡县侨置变易繁杂,社会紊乱严重,为顺应这种形势,东晋于历阳置郡,梁时改为和州,乌江方为其属县。
到梁武帝时,才以江淮分水岭北侧原东城县之部分地区及秦置阴陵县之南部地区初置定远县。
明确了这些,细心查阅、分析一下有关史籍的记载,便能对项羽‘身死东城’之东城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
”为此,呼文举出了一些史籍记载,以证实项羽死于东城乌江。
据《太平寰宇记》载:“乌江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檥舟待羽处也。
”唐朝宰相李吉甫在其《元和郡县图志》中也持如是说。
宋元之际史学家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载:“乌江本乌江亭,汉东城县”。
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在《和州志补沿革》末篇中说得很明确:“秦为九江郡之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晋太康元年属淮郡,其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如故。
”明代《和州志·城域》篇中记载更直截了当:“东城即乌江城,项羽败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即此”。
这在古代诗文中也同样能找到旁证。
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在《汤泉赋》中开头就写道:“大江之滨,东城之野,有泉出焉。
”这里说的汤泉即今与和县乌江毗连的江浦汤泉。
曾任和州巡检之宋代诗人贺铸,在《迁家历阳江行夜泊》诗中写道:“黄泥潭口杈征蓬,回首东城只眼中”。
“黄泥潭口”即今离乌江很近的石跋河的一叉江口。
东城即乌江,句意十分明白。
北宋姑熟(今安徽当涂)进士郭祥正《姑熟乘月泛鱼艇至东城访耿天骘》的诗句,也印证东城即乌江,“姑熟皇东城,长江八十里。
”按《康熙字典》注:“皇为往返也。
”当涂至乌江来回水程正好八十华里。
再早如家住乌江之唐代著名诗人张藉,在《闲居》诗中云:“东城南陌尘,紫幌与朱轮”,描绘东城南区风情,繁华如绘。
东城即指乌江,毋容质疑。
太史公笔下项羽之死,前说乌江自刎,后说“身死东城”,实际上是一回事,无非是修辞上的“变文避复”,并无矛盾可言。
因争议涉及《太平寰宇记》中的史实记载,冯其庸先生经考证指出,此书未必可靠。
“按《太平寰宇记》为乐史著。
乐史,五代宋初人,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间,‘所载政区,主要太平兴国后期制度’,宋乐史故世以后,出于‘后人改补’(《宋版太平寰宇记·王文楚前言》)。
故所载政区,离秦汉已甚远。
只要读读《灌婴传》里的‘下东城、历阳’一句就可以明白。
如果当时东城辖地包括乌江在内,则司马迁只要说‘下东城’就够了,没有必要再说‘历阳’。
正因为当时的和县是在‘历阳’境内,不属东城,所以要说‘下东城、历阳’。
表明连下两城。
查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淮汉以南诸郡’图,明确标着‘阴陵’‘东城’‘历阳’。
可见在秦时这是并列的三个县。
再看‘西汉’‘扬州刺史部’则明确标着‘阴陵’‘东城’‘全椒’‘历阳’四个县。
可见到西汉‘东城’与‘历阳’之间又新增一个‘全椒县’,‘东城’与‘历阳’已经完全不接壤了。
而项羽自刎东城的时候,当然还是‘秦’的建制。
由此可见《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已非秦汉旧制。
其所说‘乌江县,本秦乌江亭。
汉东城县地’,实不可信。
”娄文不同意冯文的说法,他认为:“一部书,不论是一人所著,还是伴有后人增补,这与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关系。
如果说后人增补,改补,就不可信,那么《汉书》不也是由班彪、班固、班昭等四人,经历两代才最后完成的吗
司马迁的《史记》,不也是在其父司马谈已有重要积累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吗
难道我们能否定《史记》、《汉书》内容的真实性
” “乌江自刎”是民间传说还是历史真相 冯其庸先生将《史记》中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以及《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史籍中有关部分都尽行检阅,除《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涉及乌江外,其余无一处写到乌江。
相反,却是明确说“身死东城”,“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率五人共斩项籍”、“破籍至东城”、“击斩项羽”等等。
由此观之,项羽确是“身死东城”(今定远)而不是自刎于乌江。
至于《项羽本纪》中涉及乌江的文字,冯文认为可否作一些合理推断。
如“项王乃欲东渡乌江”的“欲”字是表明意向,并非已经到达乌江;再从后文项王不肯渡江来看,前后互为矛盾,据此可以推测,前句“项王”之后是否可能脱漏“之众”(大意)二字。
“乌江亭长檥船待”确实让人产生错觉。
但是,项羽既然未到达乌江,乌江亭长不可能从天而降,如果要勉强解释,这个亭长就是项羽身边残剩的将士二十八人之一,他也许原是乌江亭长,是当年跟随项羽从征的八千子弟之一,现转战至此,熟知吴中情况,也熟知乌江渡口的渡船,故劝说项羽东渡。
冯文指出,项羽乌江自刎之说,现在所能查到的最早资料,是晋人虞溥撰写的《江表传》。
此书已逸,《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已辑入。
《史记正义》转引《江表传》云: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羽至此。
这是项羽败至乌江的最早的文字,但并无自刎之说。
其次是《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的说法。
《括地志》是唐人萧德言、顾胤等所著,已佚,清孙星衍有辑本。
《正义》所引《括地志》文云:乌江亭,即和州乌江县是也。
……《汉书》所谓乌江亭长檥船以待项羽,即此也。
文中也未及自刎之类的说法。
所以,项羽乌江自刎之说,到唐代似乎还未有文字可稽。
现在看到最早的项羽乌江自刎的文字资料是元代中期剧作家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其中形象地描写了项羽乌江自刎。
也可能正是戏剧的作用,乌江自刎的传说才得以广泛传播。
计正山先生依据史料进一步推论,项羽只可能被汉军斩杀而不会自刎。
他认为:项羽在垓下突围选择去江东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长江以南东楚会稽是项羽自己的地盘,又是他的发祥地,此时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尉都还臣服项王,尤其是南楚临江王共氏,直到项羽死后仍忠于项王,抗拒刘邦。
江南完全可使项羽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再一次击败刘邦。
说到击败刘邦,项羽也是有信心的,因为三年前,他就曾以三万轻骑大败刘邦五十六万大军,彭城大捷至今他还历历在目。
这就是项羽眼看大势已去,仍毅然挟裹起虞姬首级突围南驰,一往无前的原因。
再者,虞姬之死也是为汉王刘邦所逼,项羽为虞姬报仇的决心也足以使他不会自杀。
假如说,项羽到了乌江反而有船不渡却自刎而死,那么,他死后才真的无颜去见虞姬和死去的江东子弟哩。
对冯、计二位上述论点,呼安泰先生认为考据和推论不当。
项羽自刎而死是太史公的记述,不是后人的臆度。
说元代金仁杰把项羽之死戏剧化之后才使得乌江自刎的传说得以广泛传播,更是有违史实。
金仁杰这出杂剧即使影响再大,也只能影响元代中期以下的历朝历代,元以上有关项羽自刎乌江的文字记述,当作何解释
这里有史可稽的就有: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宰相李德裕的《项王亭赋并序》云:……檥舟不渡,留骓报德(指项羽赠乌骓予乌江亭长),亦可谓知命矣。
自汤武以干戈创业,后之英雄莫高项氏。
感其伏剑此地(自刎乌江)……尚识檥舟之岸焉,知系马之树(即遗址项王之系马桩)。
望牛渚(对江之采石矶)以怅然,叹乌江之不渡。
……谢亭长而怅然,愧父兄兮不渡,既伏剑而已矣……周视陈迹(项王亭周围之古迹),缅然如素……追昔四聩(今驷马山,在和州北五十华里左右)之下,风烟将暮,大咤雷奋,重瞳电注,叱汉千骑,如猎狐兔……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慨叹、惋惜项羽不渡江鸠合江东子弟卷土重来,作《乌江亭》一首绝句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女重来未可知。
宋朝宰相、文学家王安石在其《题乌江霸王庙》诗中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犹在,肯为君王卷土来
提出与杜牧观点相左的看法。
宋乌江县令龚相,在其《项王亭并叙》中云:……慷慨悲歌,溃围南出,临江不渡,留骓报德。
宋朝诗人陆游,在其一首七绝《项羽》中云:八尺将军千里骓,拔山扛鼎不妨奇。
范增力尽无施处,路到乌江君自知。
对项羽只凭勇武,奋其私智,败亡在乌江,理当反躬自省。
类此散见于历代的诗文还有不少,都是认定项羽自刎于乌江。
元代杂剧讹传,怎么也不会讹传上至唐宋诸代。
再检阅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日人泷川资言《史记汇注考评》诸书,也都对项羽自刎于乌江的史实未有异议。
可是一般就是说是在乌江
甘鹏云腊笺大对联 已售
甘鹏云,字翼父,号药憔或月樵,湖北省潜江县城关镇人。
甘鹏云幼年时潜心学习,博览群书,在书法上下过苦功。
他有正义感,为官后清正廉洁,力除弊端。
晚年“为民代言”的幻想破灭,闭门著述,从事考据,在北京辟有“息园”藏书,成为全国著名的方志学家、藏书家。
6岁起先后就读于潜江史公书院、传经书院。
小时候因家庭贫困常借书抄读。
喜读经史,酷爱书法。
每日晨起,悬腕临碑,七年不间断,后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
他参加县试名列前茅,其后在潜江设“深柳读书堂”授徒,一时弟子云集,从学者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