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登2014年推荐的5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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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中国文化的特点800
中国文化的特征 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
这就是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
关于这三个方面，我们在下以章节将有详细的论述。
简而言之，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延岸的多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质生产方式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文化的特征可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
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
所谓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
佛教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在公元1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
佛教传播的结果，一部分变为中国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犹太人遍布全球，而且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而他们来到中国后，便湮没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所谓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
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
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当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包含有“同化”的意义。
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表现。
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汤因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
他们现实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而希腊化、恺撒的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耳中绝并沉睡千年。
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
唯有中国文化一种，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之一。
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利，中国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蛮与北夷交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明末满族入关。
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人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
这些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
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绝，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进步。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人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
这种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
西周时期，中华先民便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表达了从文化心理特质上的自我确认。
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
已定居巴拿马几代，并且在政界取得显赫地位的华侨这样说：“别看我们完全不懂中文，我们的思想、举止都是非常中国式的。
”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说：“我觉得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我们有极大的束缚的力量。
” 2.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
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
黄河、长江哺育的亚洲东部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服役的基本承担者。
这就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罢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的变易观念，等等。
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
我国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均来源于农事，是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的，并不像许多其他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农思想的产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
“不耕获，未富也。
”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
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
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
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了实用—经验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思，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较少在中国产生。
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并不追求精密谨严的思辩体系，他们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中国人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
反映在民间心态中，便是对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受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远，都是求“久”意识的表现。
3.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
这样，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几千年中，全社会并未长期存在如同古代印度和欧洲中世纪那样森严的等级制度，社会组织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
宗法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不仅由于氏族社会解体极不充分，还由于此后自然经济长期延续，“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而这些村社中又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两大网络，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
（中国人注重族姓源流） 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
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而起码要和上下两代人（即父、子）发生关联，这样，父亲、自己、儿子就形成三代，这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最基本的“宗族”。
如此，可以在划同心圆。
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
从“亲亲”的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等关系的一整套处理原则，这些处理原则是以“义务”观念为核心的。
正是由于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重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重的权利，也就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而“法制”在这样的系统之内也没有用武之地。
4.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
在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合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则来自专制君主。
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的危险。
因此，“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
“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中国农业社会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的村落和城镇组成。
但是，对外抗御游牧人的侵袭，对内维持社会安定又是这个农业社会的全民性需要（天候地理、治理黄河、赈灾恤邻），这就又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的必要。
例如，韩非子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的政治设计。
与集权主义相伴生，中国农业社会又培养了另一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便是“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严格划分“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它是从治人者的长治久安出发，才注意民众的力量和人心向背的。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国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又强调“民以君为主”，在他们看来，“尊君”与“重民”是统一的。
5.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同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样，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以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
直到殷商，在意识形态上仍有“尊天事鬼”的特点，“卜辞”中所记载的，就是殷商贵族的宗教占卜活动。
但是西周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西周人的观念中，从宗法中产生道德，而道德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
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至被摆脱了。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相区别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欧洲以及印度，宗教的神或上帝、佛，是最高的信仰，是精神的寄托。
而最高的善，生活的目标，人们行为的准则，都是从宗教的神的诫命或启示而来的。
例如犹太教把“摩西十诫“说成是永恒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的基本准则，并且说这是上帝耶和华亲自向摩西颁布，与犹太人约法的（《旧约全书》）。
又如，基督教的耶稣既被视为上帝之子，也是上帝的化身，他传布福音，教化世人，成为人间伦理道德的榜样和楷模。
总之，在西方以及印度文化中，道德来源于宗教神启，宗教的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和欧洲、印度文化中的这种神学独断相比，中国文化显示了它的理性的一面。
它没有把人的道德情感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莫测的境界，而是把它消溶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也就是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而已，全然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
道德教育摒弃了清规戒律和冰冷的说教，肯定正常情欲的合理性，强调对它的合理引导。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就具有摆脱神学独断的特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过象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占思想统治地位的“黑暗时代”。
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有极大的实用性，而在民间的“烧香拜佛”这样的口头语中，“佛”的含义既可能是释迦牟尼、观音菩萨，也可以是“土地”、“老君”、“子孙娘娘”、“妈祖”……。
这和西方文化中宗教的严格排他性，迥然不同。
6.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它表现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
但是，在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方面，却受到忽视。
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
以孔子为例，据统计，《论语》中有关自然这是的材料共54条，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现象，不可谓不丰富，但究其内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
例如，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相反，樊迟问稼穑之事，却被鄙为“小人也”。
儒家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唐太宗品评大臣是“一曰德性，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从汉唐到宋元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当16、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并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落后了。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而轻自然的倾向，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由于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广泛影响，在古代学术史上，关于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关于技术性控制的实验，以及二者之间相互联系验证的操作，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
7.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中国伦理型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外在形式上的特点，这就是它的经学传统。
所谓经学，是指中国文化长期以儒家经学为主流，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形成了独自的特色。
中国学术的发展，就其分别而言，在先秦，是诸子百家之学；在两汉，是经学；而后又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但从客观上去考察，自汉代以后，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二千余年的学术发展，却是以经学为一大主流。
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还是医学、科学和艺术，都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最终怎样，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如五四时期的众多新文化健将）。
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在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虽然还带有综合性的特点，但是已出现明显的学科分支，在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几乎都有相对独立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就是他在知识分类方面的功劳。
“这时的科学世界已大到足够配置出为数不多的笃好妙悟的优秀任务，来撰写天文学和数学上极专门的著作，专门到甚至受过平均教育的公民都读不懂，而下层阶级只好怀着敬畏和猜疑望着它们。
这样就使得科学家能够大胆探索复杂而精微的辩难，并由互相批评而得到伟大而迅速的进展。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在秦以后两千余年，却一直笼罩在经学的气氛之中。
经（也有学者称其为“元典”），本来是孔子所整理的古代文化的典籍。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立私学的伟大教育家，他对古代文献搜集整理，成为他进行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延续和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
孔子编辑整理的古籍称为“六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乐》、《春秋》。
这些典籍，包容了政治、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典章制度等丰富的内涵。
到了汉代，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训解和阐述六经及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为“经学”，是学术文化领域中压倒一切的学问，成为汉以后历代的官学。
仅据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的著录就有1773部，20427卷。
可以说，中国文化在汉代以后的发展，经学是最重要的形式。
中国文化的这种经学传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广泛渗透。
在先秦，儒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是一旦成为“经”，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便渗透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
不论是史学、哲学、教育、科学、艺术、法律，无一不渗透着经学的影响。
其次，在经学的影响下，科学未能充分独立。
经学是一门笼统的学科，虽然经学本身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相反，儒学中的理性主义以及某些思辩方法，对自然科学甚至还有启发作用。
但问题的关键是，经学以它自成一套的体系，凌驾于知识之上，无形中排斥了科学的独立。
再次，经学传统对中国宗教的发展，也产生着一定影响。
在世界各文化体系中，宗教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基督教在欧洲、伊斯兰教在中东阿拉伯广大地区、佛教在印度及东南亚地区，影响都极其深远。
而在中国古代，宗教的影响相对而言就比较薄弱。
虽然原因可从多方面研究探索，但从历史的事实来看，经学传统对宗教发展的制约则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的历史
16世纪教原有的修会进行了整顿，又创立了一些新的修会，影响最大的是西班牙人伊纳爵.拉（1491—1556）1534年在巴黎创立的耶稣会。
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
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
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
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
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钻研的西方学者。
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
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生平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Marche）的马切拉塔（Macerata），家里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
利玛窦在这里一直在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利玛窦十六岁来到罗马，在圣汤多雷亚学院学习预科，并于1571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
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师数学家克拉乌（Christopher Klau）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师。
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肇庆 1584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
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
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
”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
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
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
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
”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
”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 这一年的8月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
起初传教十分低调。
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
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
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
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
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
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
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
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的祈祷》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
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
於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
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第二站：韶州 《几何原本》内利玛窦和徐光启的插图。
万历十七年（1589年）夏天，广东新任总督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於是利玛窦移居韶州。
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
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一点伤，但是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很快这些强盗就被逮捕归案。
在韶州期间，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
1591年麦安东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
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现在只剩下利玛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
籍着瞿太素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其间他还被瞿太素的朋友邀请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他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
而通过与瞿太素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发现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
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徵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第三站：南昌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
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
然而这一次失败了。
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
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这里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许多儒士权贵，并受到建安王的热情款待。
他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三是它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另外在这一年利玛窦为了练习用汉语写文章，写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而意外的获得士人的欣赏。
1596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
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第四站：南京 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
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铭还表示要带他去北京。
于是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
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7日利玛窦抵达北京。
但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仅住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2月6日到南京[1]。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
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
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内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
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永住北京 利玛窦像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
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
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
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
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
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
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
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
逝世前指定龙华民(Nicolas Longlbardi) 接任教会中职务。
成就 传播天主教 中国在唐朝时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景教)，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后，中国基本上已没有基督徒。
利玛窦可以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
他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
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
据他的了解，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
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英语的God 或拉丁文的 Deus)；但他亦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於中国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
利玛窦本人更穿著中国士人服饰。
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明代末帝的皇后在清军入关时曾写信准备皈依天主教并请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冈）。
清朝康熙仍然重用意大利传教士。
但后来欧洲其他天主教各教会之间对中国传统祭祖敬孔习俗的争论以这些习俗对当时中国天主教的影响削弱了利玛窦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
康熙时代，西班牙传教士为了在菲律宾和中国排挤意大利传教士，向教皇申诉并取得教皇敕令，宣称利玛窦等人允许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并派特使到中国晋见皇帝，态度骄横，和康熙争辩。
康熙认为“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说这个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门，使其病死狱中。
从此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廷关系急剧恶化，禁止了西班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并进一步严格的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
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数百年后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即庇护十二世)删除，这也侧面显示出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西学东来 带著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
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馀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以及汉字“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
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
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
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身后 利马窦墓碑依照明朝的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
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后，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藉此来认可教会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
为此，耶稣会士庞迪我神父(Didace de Pantoja) 向万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
庞迪我在奏章里称： “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实可怜，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
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
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瘗，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 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
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皇帝赐物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
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
至19世纪末，安葬于“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已逾百名。
1900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
墓穴被掀，碑石被砸。
其后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了被毁墓地，而且还立了一块道歉的石碑。
20世纪初此地已经成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
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数百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外国神父被迫撤离了中国，1954年，墓地内的墓碑只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块依照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碑被平埋于地下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1973年，马尾沟教堂被拆，墓碑无人照管。
1978年10月，、李先念等五位中国中央领导批准重修利玛窦墓。
1979年后墓地得到了修复，并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利玛窦墓现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的北京行政学院院内。
如今公墓东边墓碑数十块。
西边有墓碑三块：面向墓穴，中间为利玛窦，左右首分别为汤若望、南怀仁。
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有拉丁文和中文两种文字： “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
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行教。
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 著作 《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世界地图《天主实录》：利玛窦翻译了罗明坚编《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起名为《天主实义》，亦名《天学实录》，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人的灵魂不朽大异禽兽和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报世人所为善恶的天主教教义。
《天主实义》：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进中国的。
《天学实义》后来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
《几何原本》：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卷。
利玛窦使用《几何原本》是他在罗马学院学习用的课本，由利玛窦的恩师——当时欧洲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神父整理编纂。
克拉维乌斯神父在原本后又增添了两卷注释，总共十五卷。
《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图。
《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是中国汉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二十五言》：关于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的书 《畸人十篇》：利玛窦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 《交友论》：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
也有利玛窦根据他对中国人的思想了解而编写的。
这是利玛窦所写的第一部华文著作。
《西国记法》：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辩学遗牍》：1635年出版，收录了利玛窦以天主教观点与明末净土宗袾宏和其门生虞淳熙的佛教观点交流的信件。
《同文算指》：介绍欧洲算术，根据克拉乌维斯所著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译成。
内容由基本四则运算、分数至比例、开方、正弦馀弦等三角几何。
由李之藻笔录，清朝时录入四库全书。
《测量法义》：关於应用几何、测量，由徐光启笔录，附《勾股义》。
《圜容较义》：李之藻笔录 《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知识，李之藻笔录 此外，他还写过或参与写过《西琴八曲》《斋旨》《乾坤体义》等著作。
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发现的利玛窦意大利语原文手稿同其他书稿以题名《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两卷。
1942年，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将其编入《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
评价 长期以来，西方许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将他视为令人景仰的，“诱导异教徒皈依的”传教士。
而东方却将他视为促进东西方交流的科学家。
这种评价主要是因为他向东亚地区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的观点，同时他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
也因此，有人将他视为一位汉学家。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 “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
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於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 《利玛窦传》一书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称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
”他还将利玛窦看作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
（中文版序言） 美国《生活》杂志亦将他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