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读书笔记。
3000字左右，拜谢各位大大
《西线无战事》读后感再一次读这本书又有了新的感悟。
在历史的长河中，合久必分的规律似乎注定要发生无数次的战争。
作为一本描述战争的书，它不是一种控诉,不是一份自白，只是试图讲述那样一代人，他们纵使逃过了炮弹，最终还是被战争毁灭了。
雷马克开始写作他大战结束以来一直酝酿构思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完全是利用业余的晚上仅仅花了六个星期就把小说写成了。
还被改编为电影，并荣获了193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西线无战事”是在一战最后两年，人们在德国军方的战报中可以上百次地读到的句子，对此，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可是只有少数人知道，在这个句子背后隐藏着更多的悲哀、痛苦和毁灭。
这本书讲述的仅仅是主人公保罗，以及他的同学和朋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最后两年里的战斗和生活的一些零散的片段。
他们当初只是些十八岁的青年，在长期接受老师们灌输的所谓“英雄气概”，“神圣职责”和“祖国”等爱国主义口号后，自愿报名参军，经过短期训练后开赴西线参战。
但自从上了战场的那一刻起，这帮热血青年对生活热忱的理想便在残酷的硝烟与弹片的现实面前破灭了。
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抵抗不住连天的炮火和壕沟里的野蛮撕杀。
他们的眼中只有鲜血、残肢，碎肉、脑浆和毒气。
活生生的同学和战友一个个阵亡，战场成了一个个无名士兵的坟墓。
他们每天都在生死线之间挣扎着，直到死亡。
最让我感动的是保罗回家的那一段，描写着一个孩子受尽委屈回到家，然而还是要去面对现实，重返战场。
“所以我只好站在梯级上,又悲愁,又困惑,不由得一阵剧烈的痉挛,而且不禁地,泪珠儿扑簌簌从我腮帮上不停滴落下来了。
”“想说而说不出,想哭却要压抑。
”关于战争的起因，书中也有独特的解释“‘大多是由于一个国家严重地侵犯了另一个国家,’阿尔贝特答道，带着轻微的骄傲神情。
于是恰登装出十分迷茫的样子。
‘一个国家
这我可不理解。
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去侵犯法国的一座山。
或许说一条河流，一片树林，一块麦田，都不可能去昌犯别人家的。
’”或许我们会为阿尔贝特的回答感到好笑，然而这是事实，在人类历史上发动的这些战争有多少是真正因为一个国家被侵犯了呢
人们只是想为自己的欲望寻找合适的借口罢了。
在《西线无战事》的最后，他平静地写道：“一九一八年十月，他阵亡了，那一天，整个前线一片死沉沉、静悄悄的，战报上将这一切仅概括为：西线无战事。
他是往前面倾仆下去的，躺在地上，好像睡着了一般。
把他翻过来，人们看到他或许没受多长时间的痛苦；他脸上有一种沉着的表情，几乎是一副非常满足的模样，因为事情终于这样拉下了序幕。
”我听到生命消失的声音，那样寂静。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切的故事。
历史书上没有他们的位置，纪念碑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曾经来过，然而在残酷的战场上，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一切都崩溃了。
战争不仅仅毁灭了他们的生命，连他们的精神也不放过，他们中仍有些人纵使逃过了炮火，最终还是被战争毁灭了。
战场上，他们此前的世界观全盘崩溃，死亡的到来摧毁了他们的信念，只有生存成为生命中的全部。
战争摧毁着一切，这一代年轻人大多是仅有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他们在战场上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人。
接着战争教会他们野蛮无情，教会他们丢弃梦想，让这些年轻人每天在野蛮与良知，现实与梦想，这些极端之间苦苦挣扎，直到最后原本纯洁的心灵被完全摧垮。
战争使他们的思想变成了一片可悲的废墟，这比物质上的废墟更加可怕，当年那些满目疮痍的土地早已变得肥沃，而这种精神上永久的创伤却依旧隐隐作痛。
这样的创伤同样可以在其他战争场上看见，记得《南京南京》也是以日本士兵的自杀而结束。
当价值观被彻底摧毁，他们仿佛是失去理智猛兽，只有当一个人面对大自然时才会显现出人善良美好的一面。
当保罗看到死去的法国士兵的全家照时，他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精神的崩溃才是战争中士兵们最可拍的敌人，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将爱国热情洒在这样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战场上。
如果只是把叙述停留在控诉战争的层面上，这也只能算是一本平庸的战争小说，雷马克也没有止步于此，他像Green Day演绎的那首《在九月底时叫醒我》中唱的：“Summer has come and pass,the innocence can never last(夏天已经来了又去，清白再也无法延续)”那样大声控诉战争的罪恶，但他也没有放弃讲述精神的毁灭与断层，讲述文明的灭绝与消失。
这种灭绝与毁灭并非只存在于战争之中，只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战更有毁灭性而已。
两次世界大战粉碎了无数生命、家庭，也粉碎了此前正统的价值观念与文化。
直到今天，甚至是在远离震荡的中国，还能依稀感到毁灭的存留。
精神的毁灭与断层也存在于中国，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化断层，也许要过很久才能体会得到，经济增长快得让人眩晕，我们在四十年里，要走完西方四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精神世界不会像数字增长那样快，更多的它只属于一个缓慢推移的过程，也许当我们活在2025年的世界上时还有着1925年的思想水平，我们处于一个关键的衔接点，一方面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地发展，中一方面古典文化日益流失等待我们的保护，我们接过的是一个初步修复的废墟，更像是战后的那一代人，修复毁损的文化，另一方面茫然无所知，孤独与空虚袭上心头，我们正是在后雷马克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我们的背后是文化的涅盘与新生。
雷马克和雷马克们的毁灭完全是悲剧，历史有时很荒唐，她自命是进步的化身，而历史的车轮下却从不缺乏被碾压的尘土，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一个普通士兵死于无战事?因为他拔动不了整个大局。
无论他的胸膛有颗多么热烈跳动的心，无论他的头脑有多少热爱自然、珍惜生命、关爱亲情友情，极端地厌恶战争却都无法逃离这该死的战争
随便什么文章的150字读后感 .\\\/ 不要多了 . 不要复制 .不然不给分
近来重读名著《三国演义》，到《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禳星》一章，不禁为诸葛亮而叹息、而扼腕、而仰天长叹：既生亮，何生懿
为什么呢
因为魏军统帅司马懿看破了以诸葛亮为统帅的蜀军的软肋——粮草
用他的“一以贯之”的战略指导思想——蜀军粮草不足，只要坚守不出，待蜀军粮尽时大举进攻，就可取胜
用他的“恒”和“韧”拖垮了劳师远征、粮草不继的蜀军；拖死了呕心沥血、事必躬亲的诸葛亮。
最终在对抗诸葛亮六出祁山、大举伐魏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获得了成功
进而为以后的政归司马氏、三国归晋（司马）奠定了权力的基础
作为一个具备政治家的素质，有着深远战略眼光的军事统帅，司马懿在蜀魏战争的一开始，就针对蜀军劳师远征，粮草补给困难的弱点制定了“避敌锋芒，坚守不出，待其粮尽，再行反攻”的总策略，并坚定不移、自始至终地贯彻执行之。
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是正确的、成功的。
诸葛亮一出祁山攻击曹魏，司马懿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占领街亭，绝蜀军的粮道。
诸葛亮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军事会议上指出“街亭虽小，干系甚重。
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
” 不幸的是，由于言过其实的马谡丢了街亭，不但导致蜀军全线败退，还迫使诸葛亮演了一出“空城计”。
诸葛亮二出祁山时，司马懿“因自陈仓运粮甚便，以郝昭守陈仓”。
结果蜀军因久攻陈仓不下，无粮而退。
同样的，在诸葛亮四出和五出祁山时，由于“粮草问题”，蜀国方面的苟安、李严散布流言，招致蜀后主刘禅召回诸葛亮，使得两次精心准备的征伐都半途而废
自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一出祁山始，至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六出祁山、殒命五丈原止，司马懿用近十年的时间成就了莫大的功勋
十年的光阴，戎马倥偬。
司马懿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恒心和意志坚持、贯彻了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战略指导思想。
从未因执行过程中的屡遭挫折和败绩而动摇；也从未因手下强兵悍将的不理解和激烈反对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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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篇读后感
《巴黎圣母院》伟大的小说不仅仅在于它情节的曲折惊险刺激；更在于它塑造的人物，它揭露的事实，它反映出的人性，给人的巨大震撼。
巴黎圣母院做到了这一点。
这本小说其实很复杂。
看过了那么多遍，我貌似始终只能停留在简单的情节和人物行动上面。
但我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人物内心斗争的激烈。
有种莫名的震撼。
这是一部写人的小说。
没有神，也没有神性。
没有人是完美的，所有人都带着缺陷。
没有人是完全理智的，都带着或多或少人类本身的疯狂。
这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美丽和丑陋，纯洁和肮脏的较量，是一幅光怪陆离又鲜血淋淋的爱情悲剧画卷，又是一部上至法王路易十一下至乞丐贱民的史书。
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以极大的同情心描写了巴黎最下层的人民、流浪者和乞丐。
他们衣衫褴褛、举止粗野，却拥有远远胜过那个所谓有教养、文明的世界里的人的美德。
互助友爱，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的美德。
小说中巴黎流浪人为救出爱斯梅拉达攻打圣母院的场面，悲壮、激烈、慷慨、惊心动魄，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七月革命中巴黎人民显示的英勇精神和巴黎人民捣毁圣日尔曼教堂和巴黎大主教府的事件。
小说写到这里，还通过书中人物之口预言人民将起来捣毁巴士底狱，暗示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爆发。
高耸威严的巴黎圣母院。
路易王朝的暴动和流血。
丑八怪和吉普赛女郎。
卑微而悲惨的爱情。
翻开《巴黎圣母院》，我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幻般宏伟的时代，这里圣洁的教堂和龌龊的乞丐街并存，位高权重的主教和招摇过街的丑八怪之王并存，惊人的美丽和恐怖的丑陋并存。
法国大文豪雨果的笔下源源不断流出的，不仅是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不仅是一位坚强而多难的女子，不仅是爱与恨的交织，更是人性中，美与丑不朽的碰撞。
雨果用他辛辣又浑厚的笔，表达了对在教会压榨下苦苦挣扎的圣母院副主教弗罗洛的悲天悯人，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弗比斯队长的嘲讽，对苟且偷生的潦倒诗人甘果瓦的鄙夷，对虚伪狡猾又残酷的路易十一的憎恶，和对卡西莫多和爱斯美拉达，这一对外表有天壤之别，内心却如一善良纯洁的悲剧人物的褒扬与惋惜，把美与丑的对比推倒了及至。
让我们重新审视究竟什么是美，什么是丑
丑陋的外表下，可能藏着一颗火热纯真的心灵；英俊美丽的面容下，也可能深埋了龌龊可耻、卑鄙扭曲的心。
所以，人不必为了自己先天的不足而自暴自弃，更不要过分地追求外表美，拥有一颗善待他人、无私奉献、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充满责任的心灵才是每一个人应该具备的。
同时，我们要学会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亲情、友情、爱情……尊重身边每个人，不要等这些让生命精彩的亮点逝去后才后悔不已。
河水永恒的呜咽，清风无休止的叹息，悲剧曾留的记录--《巴黎圣母院》不愧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佼佼者，雨果不愧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
需全篇读后感去我空间
宋朝到底富裕到什么程度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是中国历最糟糕的王朝之一“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
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
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
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
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
天可汗算什么
要宇宙可汗才爽
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
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
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
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ZF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
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
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
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
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
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
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
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
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
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
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
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
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
“不抑兼并”。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
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ZF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
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
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ZF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
大量募兵。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ZF 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
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
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
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ZF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
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
（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
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
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
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 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
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
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
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
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
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
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竹思读后感
我国人民历来喜爱竹子，中国也是世界上研究、培育和利用竹子最早的国家。
从竹子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和精神文化形成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竹子与中国诗歌书画和园林建设的源远流长的关系，以及竹子与人民生活的息息相关中不难看出，中国不愧被誉为竹子文明的国度。
没有哪一种植物能够像竹子一样对人类的文明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我们把竹子给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来的作用和影响，称为竹文化。
一、 竹子与中国历史 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已经反映出竹子的使用，确切记载源于仰韶文化。
1954年在西安半坡村发掘了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出土的陶器上可辨认出竹字符号，说明在此之前，竹子已为人们所研究和利用，也即是我国人民研究和利用竹子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时器时代。
汉字起源于原始社会崩溃的仰韶文化，而竹字的原始符号则应在此之前就已出现了。
在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县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内也发现了竹子的实物，可见在原始社会时期竹子和人们的生活有了密切关系。
因为只有竹子已为人所用，才须为其创造一种文字符号来表示。
研究证明，我国商代已知道竹子的各种用途，其中之一就是用作竹简，即把字写在竹片（有时用木片）上，再把它们用绳子串在一起就成了书，汉字册即由此而来。
竹简和木简为我们保存了东汉以前的大批珍贵文献，如《尚书》、《礼记》和《论语》等都是写在竹简和木简上的。
殷商时代用竹简写的书叫竹书，用竹简写的信叫竹报。
竹笔的发明在文化史上也具有开拓性的一页，在殷代文化遗迹出土的甲骨、玉片和陶器上都可以看出毛笔书写的朱墨字迹。
湖北曾侯乙墓和汀鄂出土的春秋战国墓的文物中也有佐证。
利用竹子的另一项伟大成果是造纸。
早在9世纪我国已开始用竹造纸，比欧洲约早1000年。
当然竹纸的大发展还是此以后。
关于用竹造纸，明代《天工开物》中作了详细记载，并附有竹纸制造图。
用竹造纸，标志着我国古代造纸技术的巨大发展和成就，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
实际上在竹纸出现以前，制纸工具也离不开竹子。
从竹简开始到竹纸出现，竹子在文化发展史上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对保存人类知识、形成中化民族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
我国古代竹子的利用还有许多方面，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已制造了利用杠杆提水的竹制工具桔以及用竹筒提水灌溉的高转筒车。
竹子在武器发展史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原始的竹弓射箭到春秋时期的抛石机、宋代的火药箭和竹管火枪等都是古代竹制武器。
从汉字中竹部文字的情况来分析，也可看出中国竹子利用的古老历史，古人把不刚不柔，非草非木，小异空实，大同节目的植物称之为竹。
从形态上认识开始，把竹子进行加工，制成物品，又以竹字衍生出竹部文字。
随着人类对竹子的认识不断提高，竹类利用日益广泛。
而竹部文字也必然随之增加。
我国辞海（1979年版）中共收录竹部文字209个，如笔、籍、簿、简、篇、筷、笼、笛、笙等等。
历代各类字典收录的就更为可观。
而诸如竹报平安、衰丝豪竹、青梅竹马、日上三竿一类的成语也都包含着与竹子有关的有趣典故。
这些竹部文字和成语涉及社会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反映了竹子日益为人类所认识和利用，另一方面反映了竹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在工农业生产、文化艺术、日常生活等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二、 竹子与精神文化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史上，松、竹、梅被誉为岁寒三友，而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竹子均并列其中，可见竹子在我国人民心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其秆挺拔秀丽、叶潇洒多姿、形千奇百态；它四季常青，姿态优美，独具韵味，情趣盎然。
当人们有闲情逸致漫步于青青翠竹之下时，一种无限舒适和遐意便会油然而生，难怪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因此，公园里，村寨旁，一丛丛一片片的翠竹既美化了人的生活，又能陶冶和升华人的高尚情操。
竹子无牡丹之富丽，无松柏之伟岸，无桃李之娇艳，但它虚心文雅的特征，高风亮节的品格为人们所称颂。
它坦诚无私，朴实无华，不苛求环境，不玄耀自己，默默无闻地把绿荫奉献给大地，反财富奉献给人民。
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和文化活动中，把竹子的生物形态特征总结升华成了一种做人的精神风貌，如虚心、气节等，被列入人格道德美的范畴，其内涵已形成中华民族品格、禀赋和美学精神的象征。
的确，看到竹子，人们自然想到它不畏逆境，不惧艰辛，中通外直，宁折不屈的品格，这是一种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也正是竹子特殊的审美价值所在。
在精神文化方面，竹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和独特，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观和审美意识以及伦理道德，对中国文学、绘画艺术、工艺美术、园林艺术、音乐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竹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从《诗经》时代开始，历代皆有咏竹赋竹的诗文佳作，创作了难以计数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竹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独树一帜，异彩缤纷。
工艺美术是美学和生活的结合，是科学和艺术的产品，竹是工艺美术品的重要材料，数千年来，中国先人们用竹子编织和雕刻各种赏心悦目的工艺美术作品，丰富了竹文化的内涵。
考古资料证实，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开始用竹编织器物，春秋战国时期竹编艺术已达到了很高的境地，尤以楚国最为发达，品种极为丰富，以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而著称于世。
商周时期就已形成了雕刻工艺，汉代有竹雕刻艺术品存世，六朝时期文献中有竹雕刻艺术品的记载。
唐代以后，竹刻名家辈出。
宋代出现詹成，明代出现了嘉定朱松邻祖孙三代为代表的嘉定竹刻派，金陵（今南京）则出现李文甫等竹刻家。
清代中期形成了湖南邵阳、四川江安和浙江黄岩等地的翻簧竹雕，并成为竹雕刻艺术的主流，民国初期出现北京张志渔开创的北派竹刻。
竹还是工艺美术中表现题材，寄寓着福、禄、寿、喜、财、发顺、吉等吉祥内容的图案，数千年来一直在民间装饰美术中流行，被广泛应用于雕刻、织绣、印染、陶瓷、编织、剪纸等各种工艺品的创作中。
竹与中国的音乐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竹是制作乐器的重要材料，中国传统的吹奏乐器和弹拨乐器基本上是用竹制造的。
竹子，对中国音律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证实，自周朝以后，历代使用竹定音律，故此，晋代就有以丝竹为音乐的名称，有丝不如竹之说，唐代把演奏乐器的艺人称为竹人。
可见竹是中国音乐文化中不可替代的物质载体。
竹对中国的宗教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古代的先民奉竹图腾，视其为图腾崇拜物，把竹作为祭祀的工具和祭品。
道教和佛教出于教义崇奉竹子，追求竹子所构筑的环境。
竹子在民俗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竹文化联系着口承文艺和游乐活动以及信仰习俗；进入了人类的仪礼制度之中，在祭祀、婚丧、交际、节日、朝规等社群文化中构成了民间竹文化的重要元素。
三、 竹子与中国诗画 青青翠竹古往今来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他们面对竹子有感而发，创作了数以千计的竹子神话、诗歌、书画，形成了中国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就有大量竹诗，直接提及的有5首，出现7次；间接提及的有几十首之多。
如《诗·卫风淇奥》曰：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历史上对《诗经》中上述有关竹的记载有不同看法，但事实上指竹子是确凿无疑的。
《诗经》编成于春秋时期，此后各朝代各种典籍中都有竹诗画记载。
在叙竹诗画时，我们不可不提到几个动人的爱竹故事。
据《太平御览》记载，晋代大书法家王徽之（子猷）（王羲之子）曾暂寄人空宅住，使令种竹。
或问暂住何烦尔
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他平生爱竹，可算竹子的好知音。
宋代苏东坡对竹子的评价也很高，他在一首《于潜僧绿筠轩》中说：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
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
清代杰出艺术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特别喜爱和擅长画竹，他题于竹画的诗也数以百计，丰富多彩，独领风骚。
他在《竹石》图的画眉上题诗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难还坚挺，任尔东南西北风，高度赞扬竹子不畏逆境、蒸蒸日上的秉性。
在中国革命史中，先辈们以竹题诗作画也颇多，其中以方志敏烈士最为典型，他自撰对联挂于卧室以自勉：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甚至自己的儿女也以松、竹、梅、兰命名，足见竹子在他心中的地位。
他在革命的艰难关头写下了气贯长虹的史诗：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
一轮红日升，依旧与天齐。
我国传统的绘画艺术自古就重视画竹，这不是偶然的，竹子高尚的精神风貌和特殊的审美价值，不但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而且也成为艺术家推崇的楷模。
画竹艺术在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具有相当的地位，中唐时期，竹已形成专门的绘画题材；北宋文同开创了湖州竹派，被后世人尊为墨竹绘画的鼻祖；元代的柯九思、高克恭、倪瓒，明代的王绂、夏昶、徐谓，清代的石涛、郑板桥、蒲华、吴昌硕，都是树一代画竹新风的画竹大量，促进了画竹艺术的发展，对画竹技法和理论的发展以及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时至今日，中国的画竹艺术仍保持长盛不衰的势头，当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唐代画竹已经盛行，国画中的墨竹就是唐代创始的。
宋代以后画竹更具成就。
画竹名家层出不穷。
大诗人苏东坡是画竹的艺术大师，他的次子苏过是画竹名手，他的至友文与可也是画竹的大家，在画竹方面有高超的技艺。
苏东坡关于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为千古墨竹画家所趋尚，传统绘画创作所遵循，他的那幅被称为奇作的《墨竹图》，能得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疑风可动，不笋而成的绰约风姿。
他的著名文章《文与可画赏笛谷偃竹记》是一篇传颂千古的佳作，文章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
各朝代画竹名家各有特色，在绘画实践中形成了各种流派。
他们画竹都十分传神而逼真， 因此白居易曾在《画笔歌》中称赞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
清朝画竹也相当兴盛，扬州八怪的异军突起又为画竹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我国绘画的传统要求是真实地反映自然景物的客观形态，郑板桥画竹则不但表现了客观对象的天然特征，而且表现了作者的人格、思想和对社会的态度。
他不仅留有许多绝妙的翠竹图，还留下了《题画竹六十九则》，他赞美竹君子、石大人、千岁友、四时春。
四、 竹子与中国园林 竹子是我国古典风格园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国的造园史从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筑灵台、灵沼、灵囿开始，可以说是最早的皇家园林。
据《尚书·禹贡》东南之美会稽之竹箭，说明古人懂得欣赏秀丽的竹林风光更早。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为建上林苑从山西云冈引种竹子到咸阳（见《拾遗记》始皇起虚明台，穷四方之珍，得云冈素竹），这是竹子用于造园的最早记载。
当时的种竹、建竹园大多只限于营建狩猎场和战略物资基地，竹子造园还处于萌芽状态。
到了魏晋、南北朝，中国园林从萌芽期进入了发展期。
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受政治动乱和宗教处世思想影响，崇尚玄淡，寄情山水，游访名山大川成了一时之风尚，讴歌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诗文及刚萌芽的山水画，刺激了园林，产生了有别于皇家宫苑的自然山水园，竹子随即融入了造园之中。
当时的皇家林和官宦私家园林中的竹子造景也相应得到发展。
《水经注》介绍北魏著名御苑华林园称：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
《洛阳伽蓝记》记录了洛阳显宦贵族私园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由唐代文人王维规划的辋川别业中有斤竹岭、竹里馆等竹景；寿山艮狱是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亲自参与规划的，从宋徽宗本人所写《艮狱记》中可知是北宋山水宫苑以竹造景的典型。
南宋定杭州为行都，改称临安，贵族、官僚、富商聚居江南，皇家宫苑、私家园林之盛不言而喻，为后来发展的江南园林起了推动作用。
竹子在唐宋两代运用较为广泛。
北宋李格非所写《洛阳名园记》共评述了19座私园，对其中的归仁园、董氏西园、富郑公园、苗帅园等10座宅园作了专门的竹子景观描述。
从南宋周密《吴兴园林记》也可了解到吴兴的宅园园园有竹。
竹子造园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明清园林继承了唐宋传统，且逐渐形成地方风格，其中以宅园为代表的江南园林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发展的一个高峰。
竹子与水体、山石、园墙建筑结合及竹林景观，是江南园林、岭南园林的最大特色之一。
沧浪亭、狮子林等苏州六大名园及扬州个园、惠州逍遥堂等在竹子造园上运用相当成功，许多造园手法仍为今人造园所采用。
明清时期刊行多册造园技术理论书籍，有王象晋《群芳谱》、屠隆《山斋清闲供笺》、李渔《闲情偶寄·居室部》等，最有影响的要数计成的《园冶》、文震亨的《长物志》，都对竹子造园作了详尽、精辟的论述，为后人推崇、仿效。
明清园林，特别是竹子园林发展进入成熟阶段。
随着诗、书、画及造园艺术、技术的发展，人们已不满足于庭院造景，于是，就产生了能在屋宇内随时欣赏、掌玩的自然风景缩影--盆景。
中国盆景的出现，据考证是在唐代，以竹子为材料制作的盆景从宋代的诸多名人画卷上可以见到，到明清年间，岁寒三友类盆景广为流传。
《考盘余录》、《群芳谱》等都对竹子盆景的制作、欣赏进行了介绍。
北京故宫博物馆还珍藏着一座用翡翠制作的竹子盆景，这是乾隆皇帝弘历的八旬寿节上群臣贡献的一件珍宝。
竹子盆景发展到今天出现了许多精品，如周瘦鹃先生的《竹林七贤》、《竹趣图》等，还有扬州的《潇湘流水》、《翠野图》、《竹林逸隐》、《东坡遗风》等一大批竹子盆景代表作。
中国盆景一直被称作无声的诗，立体的画，倍受东西方人民的喜爱。
五、 竹子与人民生活 竹子生长快，适应性强，同时又具有广泛的用途。
竹子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竹子的利用涉及衣、食、住、行、用各方面，竹子用于建筑的历史久远，在远古时代，人类从巢居和穴居向地面房居演进的过程，竹子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江苏吴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草鞋山遗址发现有用竹作建筑的材料，汉代的甘泉宫竹宫、宋代的黄冈竹楼，皆是取竹建造并负有盛名。
从服饰方面看，竹对中国人的衣饰起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秦汉时期就出现用竹制布，取竹制冠，用竹做防雨用品的竹鞋、竹斗笠、竹伞，一直沿用至今。
竹布在唐代曾是岭南地区一些州县的重要贡品之一，竹还是古代人装饰的材料，说明竹对人类服饰文化的贡献。
从食用方面看，竹笋和竹荪是极受人们喜爱的美味山珍，竹实是历代救荒的重要作物原料。
先秦文献中记载，3000多年前的竹笋就是席上珍馔。
竹笋的食用方法多种多样，可烹饪数千种美味佳食。
竹还具有特别的医用价值，在中国最早的医书典籍中，就有用竹治病的历史记载。
竹的全身都是宝，叶、实、根及茎秆加工制成的竹茹、竹沥，都是疗疾效果显著的药用材料，竹黄、竹荪也是治病的良药。
交通工具和设施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文明的标志之一，竹在交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古代交通运行工具和设施的起源与发展，均与竹子有极密切的关系，古代人取竹制造竹车、竹筏和船以及桥梁工程，创造了世界交通史上许多第一例，对世界交通工具和设施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考古资料证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古代先民们就已开始用竹制造竹器。
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发掘的陶器底部有竹编织物的印痕，南方良渚文化遗址发掘了大量的竹器纹饰的印纹陶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掘有200余件的竹器实物。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竹器的种类也日益增多。
到春秋战国时代，竹器制作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竹器手工业，竹器制品已在当时广大民众生活中，成为养生送死不可缺少的物品。
汉代有竹器生活物品60余种，晋代有100多种，唐宋时近200种，到明清时期达250余种。
例如炊具的箪、笾、簋、碗、箸、勺、盘、厄、蒸笼等，盛放物品的筐、篮、笥、箱，家具有床、榻、席、椅、枕、几、屏风、桌、橱、柜，算具有算筹、算盘，量具有竹尺、竹筒，照明用具有灯笼、烛炬，卫生用具有帚、熏笼，装饰用具有帘、花瓶，把玩用具有扇子、手杖，赌博用具有筹、葬用具有竹棺材，均是用竹为材料制成的。
从人类的生活环境看，竹子也发挥了其特殊的作用，古代先民很早就发现了竹子的特殊防护作用，注重发挥竹子的防护城池和居宅安全的屏障作用，历代取竹子做围篱墙垣，防御盗寇，保护城池和居宅安全。
竹林因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减弱噪音、净化空气、防止风害的作用，备受人们的青睐，古今人们都不得取之以保护和美化人类的生活环境。
由上可见，竹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中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展示了竹文明的风采。
因此，竹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正如苏东坡所述：食者竹笋，居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