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下岳飞
乱花渐欲迷人眼——千年兴亡话岳飞（转载）作者：沙梨熊 引子 本文对岳飞本身的生平，史迹不与置评，关注的是历朝历代，隐在岳飞身后的制作人们。
南宋，从高，秦时的铁案一桩，到孝宗后的平齤反，乃至之后，关于岳飞的叙述，始终处于一种半温不火的尴尬境遇中。
即便在岳飞之孙，时任户部侍郎的岳坷所修之《金陀粹编》里，关于岳飞之死，依旧隐讳，叙述的重点只在于其生前抗金事迹。
终宋一朝，既有强烈的恢复情结，又不能不避高宗之讳，岳飞始终不能走上神坛。
元朝，蒙元是一个特殊的朝代，论出身，蒙古本身也属于胡人系统，因此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政府行为的祭祀褒扬活动，不过，毕竟鉴于年代之不同，加之岳飞所抗之金国和蒙古的祖宗也有世仇，所以有元以来，整个是处于政府不鼓励，民间随你去的态势中。
有意思的是，蒙古人好像对文史，舆论掌控的什么文治手段的确不感什么兴趣，或是说不在行。
所以其所修的宋、辽、金三史，虽挂丞相脱脱之名，实际主修的却是宋，金之遗臣，因此在元版的《宋史》里，偶们居然看到这样的叙述“岳飞文武兼备，一代岂多见哉，高宗忍自弃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
”摆明了是吃元朝饭，想宋朝事的史官所修。
在汉族士大夫的眼里，凡是汉人主政的年代就号称是所谓的“唐诗，宋词，汉文章”，一到了胡人王朝，即便是元曲，清戏之类的戏曲繁荣，也是倡优横行，末世景象。
当然这并不代表汉族文人不借曲言志，文人从事编曲的大有人在，如此一来，戏码就别有看头，如《宋大将岳飞尽忠报国》一类的南戏，风靡一时，台上演的，底下看的汉人当然是心知肚明，可怜的是，蒙籍戏迷，FANS们也傻乎乎跟着一块喊好，实在是欺人太甚。
朱明，有句话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用来形容岳飞在明朝的待遇那是再合适不过。
洪武年间，岳飞受封为“武穆”，“历代三十七位名臣”之一，“靖魔大帝”，从祭历代帝王之太祀殿，此后封号是一路追加，特别是土木之变后，英宗北狩，举国震动。
朝野间，都以靖康为鉴，于是一窝蜂的赶去拜神（中国人就这点，喜欢临时抱佛脚），各地建庙，刊布文集，文人题咏，纷至沓来。
再往后，后金崛起，那就更要拜祖先了。
岳飞的封号，创记录的达到“三界伏魔大帝忠孝妙法天尊岳圣帝君”的高度。
可惜的是，烧香也没带来好运气，明朝两线作战，倒底还是罩不住，彩票最后还是被多尔衮中走了。
大清，国朝初建，玩的是宝刀烈马，讲的是“留发不留头”，世仇鹏举，也就只有靠边站了，除了不要命的，再没谁敢往岳庙边上凑活了。
雍正年间，干脆，把岳飞迁出了武庙。
直到乾隆时，才有了微妙的变化。
姜还是老的辣，在密布文网屡兴大狱的同时，弘历同学六次南巡，数度驾幸岳庙，题咏不断。
抄几首，鉴赏一下：“读史常思忠孝诚，重瞻冢树拱佳城。
莫须有狱何须很，义所重人死所轻。
梓里秋风还忆昨，石门古月增如生。
夜台犹切偏安愤，想对余杭气未平”。
要不是看了落款是陈弘历，偶还以为是天地会陈近南写的。
再看一段乾隆所撰《岳武穆论》“......夫以武穆之用兵，驭将勇敢无敌，若韩信彭越辈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皆备，仁智并施，精忠无贰，则古名将亦未有逮焉。
知君命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兵于分疆之外。
呜呼，以公之精诚，虽死于桧手，而天下后世仰望，风烈实与日月争光”。
至此而后，钱彩所写《说岳》也一并开禁。
不过关键在于，钦定宣传大纲规定，关于岳飞的叙述，一是突出忠君概念，二是淡化宋金争战。
好一招诛心，就冲这一点，清朝的统驭手段就比当年蒙元强，活该打破“胡人无百年之国运”这一诅咒。
好景毕竟不长，国内的超稳定结构毕竟挡不住晚清的风云激荡。
岳飞再次被海外流亡的革齤命党人，捧上神坛。
说来有趣，首先想到岳飞的却是日本人。
1903年，日本学者世川仲郎写了一本叫做《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的著作，刊行量相当大，正好被留日清国留学生看见，如获至宝，于是革齤命党借机再铸国魂，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而起。
譬如安徽中学教员陈仲甫（独秀）搞的岳王会，江浙陶成章等的龙华会，统统都以岳飞为精神领袖，试看他们的会章：“凡入会，必供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神位于中央，左首列杨将军再兴之神位，右首列牛皋之神位，左下列王将军佐之神位，右下列施义士全之神位，供三牲......刺左臂，歃血盟，祭文（黄纸写），四起四拜，誓毕，斩鸡头......”据说每次行事，都要重复以上程序。
好像全世界民粹组织，远说当年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黑手党，近说哈马斯等等恐怖组织，都有类似行为，唯一的不同在于念的经而已。
接下去就是晚清十年笔战，对战双方却又都是汉人。
一方叫维新党，一方叫革齤命党。
双方都想从故纸堆中找出国魂，不过梁启超爱讲的是汉唐故事，而党人喜欢说得却是宋明痛史。
笔战经年，梁始终处于下风。
也不能怪他，论国学，他碰上的是比他老师康师傅还BT的余杭章太炎;讲西学，南海汪兆铭开口就是“nation--state”，闭口是“民族の国家”，侃的是云山雾罩;说脏话，在吴稚辉口中，连太后，皇上都是“上海四马路的野齤鸡”，“巴黎扫马粪的小孩”，何况区区一个梁卓如，用吴的原话：“梁乌龟，梁强盗侍侯着小狼主爷，洗干净PP，拉JB来干”（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位文胆，最后成大器的，既不是文豪章氏，也不是文青汪氏，而是老吴，活着是党国国师，死了配飨蒋陵，看来三分文，七分痞才是王道），要说文斗不行，那武斗就更别提了，同盟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暴力组织，梁本一届文人，刚在东京开个庆祝预备立宪大会，湖湘宋渔父立刻带人上门寻衅滋事，这就是著名的冲砸锦辉馆事齤件。
参与的都是日后党国精英，立法院长张继、司法院长居正、云南省长李根源、立委、中委等等，全到齐了，亲手海扁梁的是未来的天津市长、山西人南桂馨，当时是警校学生。
（其实任公的面子算不错得了，日后蒋委员长开会，也凑不齐这么强大的全明星阵容了）。
民国初年，鞑虏是驱除了，岳飞自然也就下岗了。
当年的革齤命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没功夫接这个茬了。
只有个别学者，偶有谈及。
比较有影响的是吕思勉。
吕字诚之，江苏武进人。
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1921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有关岳飞一节，一石激起千层浪。
摘录宋金和战一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1，和议在当时是不可免得事；2，秦桧是爱国的，不是金国奸细；3，岳、韩是军阀......吕的本意可能是想借故谕今，骂骂当时的军阀，结果呢，把自己给栽进去了，此论一出，舆论哗然，抗战初，国齤民政府就势把他给抓进去了，以汉奸罪起诉，虽说后来释放，活罪可受了不少。
所以说借古言事也要注意，千万不能玩出圈，真要讲暗讽军阀，不如讲个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嘛，何必那么另类，去找岳飞的晦气。
日寇内侵，岳飞再次出山。
“9.18”之后，周承忠，江苏嘉定人，文字学家。
立马把岳飞之《吊古战场文》碑拓中“河水荥带，群山纠纷”一句里的“河”，“山”二字摘出，又取“秦没而还”中的“还”字，“奇中有异于仁羲”中的“羲”下半截“我”字，配上岳飞图章，编成“还我河山”四字，地理学家，嘉定同乡童世亨立刻将此刊出，配合《满江红》一词，传遍全国。
（这就是著名的“还我河山”四字”由来，据说满江红也是明人所作，不过当时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国民政府自然也顺水推舟，让这把火烧得再旺一点。
明令将岳飞列入先哲类神祀飨祭（另外几个也一并列出，分别是伏曦，神农，黄帝，嫘祖，仓颉，后稷，大禹，孔子，孟子，岳飞，关羽，公输班，排职称的话，为什么连木匠也入选，女娲姐姐反而没有，待考）。
抗战时，国府更是不仅派出由高官领衔的参访团去各地岳庙拜祭，而且国齤民党四大，明确提出，要千万个岳武穆。
还曾编演四幕剧，款待美英法苏驻华大使，并赠以“还我河山”拓本。
当然各党派借着岳飞指桑骂槐的伎俩，也纷纷出笼。
重庆方面的重点在于爆炒岳飞剿灭钟相，杨么一战，攘外必先安内，正好先学岳武穆PK江西土寇先。
延安方面，看看当时新华书店出版的《封建经济南盛北衰时代－金与南宋》一节：“秦桧是金国奸细，宋高宗是投降派，岳，韩二军连年抗战中锻炼出的两支新的有力部队，金人知道赵构易灭，中国人民不易灭，赵构愿降，中国人民不愿降......”，这那里是在讲古，分明是在说四，八军嘛，顺带攻击中央。
两边都把自己打扮成岳飞的转世灵童，捞取政治资本，实践证明，在野党在作秀方面的确比执政党占便宜。
抗战胜利后，至红朝立国前，波澜不惊，史学界主流派是以李汉魂所著《岳武穆年谱》为正统。
李汉魂其人字伯豪，号南华，广东吴川人，党国元老。
政，学两界都颇富名望，治史自然事半功倍。
少数不同的声音来自于周谷城。
周谷城，湖南益阳人，搞农运出身，是属于红专型的学者。
他的观点，岳飞至多是一员名将，作民族英雄不太合适之类。
当然，当时搭理他的人也不多。
史学界是主流派的天下。
红朝定鼎，主流派大多跑路到港台美洲去了，大陆学界剩下的大致可份四类。
第一拨，政治型学者，简称红专派，走实用主义路线，为了民族团结，把岳飞踢出英雄行列；领军人物为已公开卧底身份周谷城等，第二拨，学院型学者，也就是日后所称的“白专”，主要是遗留在大陆的自由学者，比如邓广铭，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公认的宋史泰斗，观点与去港台之学人前辈，没太多差异。
第三拨，无学历型学者，简称赤心派，持阶级论，观点纠缠于岳飞剿灭江西土寇方面。
第四拨，和泥型学者，学院派的重要分支，但善于和泥，为了应对红专，照顾满族感情，于是创造性提出女真贵族与女真人民分辨说，为了应对赤心，考证出岳飞是个佃农出身等等，到处救火。
不容易的，就拿（女真贵族与女真人民分辨论）来说，就如同（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不同论）一样，不能深究，一究就说不清了。
整个五十直到六十年代初，考虑当时国际环境，反美反苏，因此关于岳飞争辩一直没有玩出圈，各流派的呼声此起彼落，基本还停留在学术圈的范畴，不过学院派里的大部分已经因为各种原因，戴了右齤派的帽子。
红专派逐渐把持了话语权。
讽刺的转机，出现在革兴初年，赤心派如黑马突起，矛头直指红专旗手周谷城。
两报一刊率先发难，《红旗》发布（周谷城是怎样为汉奸秦桧，张邦昌翻案》，《解放日报》之（为什么要替秦桧翻案》，《文汇报》之（批判18篇）等等，幕后总瓢把子就是敬爱的姚文元同志，那位要问，为什么老姚要替岳飞出头，主要是为了把17年教育黑线连根拔起。
红专虽然也倒了，岳庙终究还是没有保住，谁让岳飞当年做过封建地主阶级代言人，又有人问，当年岳飞要是贫农造了皇帝的反呢
那也不行，那就是蜕变，一样不符合无产阶级要求。
八十年代初，不管是红专，还是白专，大家都刚从牛棚里和牛魔王一起看赤帝回来，暂时无心再战。
此时，一股评书热在大陆兴起，说得是《岳飞传》，风靡一时，当然听得是宋朝事，想的可是十年情。
饶有趣味的是说书的刘兰芳，却是满人后裔。
在说这部书时，到底还是有些偏私，把宋金民族矛盾的大部分情节都做了修改，不过这是小问题，于当时盛行的伤痕文学的表达手法来说是无关痛痒的。
回过头来，再看看南狩之后的国民政府，岳飞在大陆日渐势衰的时候，在台湾倒是焕发了青春。
配合反齤攻大陆的需要，岳飞一直是政府宣传的宠儿，各类文献，考证洋洋洒洒层出不穷。
抗鼎之作是蒋复璁的《岳飞传》。
蒋复璁字美如，号慰堂。
硖石人。
蒋光煦曾孙，蒋百里的侄儿。
故宫博物院院长，宿儒。
看看他所写《岳飞传》目录：“忠义感人，报国有路，一帆风顺，削平群盗，打击刘豫，直捣中原，唾手幽云，功亏一篑，慷慨赴死，万古垂民”就知道海外港台的主流观点了。
每逢重要节日，蒋经国总亲率青年，军人于岳王亭高唱满江红，鼓舞士气。
连李登辉，在当时都主持过在岳飞民族英雄铜像的开光礼。
只有既是台独又是胡人，号称台独教母的金美琳之流持异义，不过在二蒋时代，台独也不过是个屁而已，翻不起什么浪来，要到李逆登辉篡权，金等野百合才有了春天。
回首大陆，整个八九十年，波澜不惊，直到03年，网络横行，关于岳飞争辩，又有一次高峰，以网络开头，其中是口水无数，闹到最后，在岳飞老家汤阴等地，甚至出现了民间的群众游行，最后以教育部和泥声明结束。
事隔不远，无需多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口水战，虽说聊无新意，但恍惚间，让人隐约看见晚清十年笔战的影子，也许是百年一轮回（第一次留学生发起岳飞崇拜，恰在1903年，至2003年网络口水大战，恰好百年，说两次相像，不仅是因为论点，论题相近，随之而起都是满眼的民族主义符号，汉服与唐装等等，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不过，下一次的高潮会出现在何时，那就要待续了，不过最好是不要了，凡是岳武穆重新上岗之日，一般都是外敌入寇之时。
^_^------------------贴吧水：1903到1911是8年，2003到2013已经十年了，沙梨熊没能看到外寇入侵，某t丧权辱国。
陶氏辈分排列
起源主要有六：①出自姬姓，唐尧之后，以封地为姓。
相传尧称帝前先封在唐，后改封于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陶丘)，故称陶唐氏。
其子孙有一支乃称陶氏。
②出自姬姓，唐尧之后，以职业技艺命为氏。
尧担任部落首领以前，曾在今山东定陶西北地方居住，以作陶器为职业，其地世称为陶丘。
尧的后裔有的以祖上职业命姓，形成陶姓。
③以职业为姓。
商朝七族中有陶氏，都是以陶冶为职业者；春秋之后从事制陶业之庶民亦有以“陶”技为姓者。
④出自虞姓，虞舜之后，以职官为姓。
舜之裔孙虞阏曾官陶正，即管理陶质器物制作的官职，其后代遂以祖上官职命姓，称为陶氏。
⑤出自唐姓，因避帝讳而改姓陶。
据《宋史本传》、《东都事略·陶谷传》等载，宋陶谷，原姓唐，为避晋祖(石敬瑭)名讳，改姓陶。
其子孙遂相传姓陶，形成陶氏的一支。
⑥出自他族改姓和小数民族。
如满族陶佳氏、托和罗氏，达斡尔族吐钦氏、古隆氏，锡伯尔族托库尔氏汉姓均为陶氏。
白、傣、京、苗、瑶、彝、布朗、蒙古、回等民族均有陶姓。
始祖：唐尧。
迁徒： 陶姓最初以山东定陶为发祥地。
周朝以前，陶姓于史书不显。
春秋时才出现了第一位名载史册的人物，即以节义传论千古的女性陶婴。
春秋战国时期，陶姓逐渐南移到今河南兰考一带，后经繁衍发展，形成了陶姓历史上的第一大郡望——济阳郡。
西汉时，有陶舍、陶青出仕长安，而陶青功封开封侯，子孙世袭其职并家于当地。
两汉时期，陶姓人逐渐南迁于江苏、安徽一带，并在长江之南落籍，如东汉徐州州牧、溧阳侯陶谦即为丹阳人(今安徽宣城)。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士族大举南迁，河南、山东陶姓开始南迁江浙，而原居苏北、皖北之陶姓亦渡江入浙赣。
此期在江南一带涌现出了不少陶姓名人，如东晋侍中太尉、鄱阳人(今江西波阳)陶侃，其后迁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著名诗人陶渊明即为其重孙。
南朝宋孝昌相陶贞宝，晋安侯陶隆均为秣陵人(今江苏南京)，后经不断繁衍，陶姓在上述地方形成了族大人众，子孙昌盛的局面，于是后世陶姓以丹阳、浔阳为其郡望堂号。
宋朝以前，陶姓发展依旧以上述两地为主源，在江南各地缓慢播迁，并有陶姓一支进入湖南。
宋朝时，陶姓在北方得以发展，陕、豫、鲁、晋、冀等地均有陶姓人。
南宋末年，江南一带狼烟四起，陶姓有播迁于湘、鄂、闽、粤、桂之地者。
明朝初期，陶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北京等地，而两湖之陶姓则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入居四川，进而播迁云贵高原。
清朝时期，陶姓已广布全国，并有渡海赴台，进而播迁海外者。
台湾的陶氏族人，大部分是明清时期从福建迁移过去的。
目前陶姓以江苏、上海、浙江三省为多，陶姓人口列全国第一百零六位。
郡望： 济阳郡 汉设济阳县，在今河南兰考东北，西晋置济阳郡，治所在济阳(今山东定陶)，辖境相当今河南兰考东，山东东明南。
南迁后废。
丹阳郡 秦置丹阳(杨)县，治所在宛陵(在今安徽宣城当涂东北)。
唐并入当涂。
浔阳郡 即寻阳。
唐以今九江为浔阳县，又曾以江州为浔阳郡。
治所在浔阳(今江西九江)。
堂号： 五柳堂 东晋诗人陶渊明，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人，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因社会动乱，政治腐败，辞官归隐。
宅旁有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并作《五柳先生传》。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济阳、丹阳、浔阳。
②自立堂号：爱菊、寸阴、忠孝等。
字辈： 湖南宁乡陶氏字辈：河岳精英淳厚希，钟祖开嗣继俊伟，昌明万重日欣荣，贵显乾坤瑞应德，维新士兴文章美，佑启贤良裕后人。
广西鹿寨陶氏字辈：善积全家庆，恩孙世代昌。
湖南浏阳陶氏字辈：世德刻成，九宗功庆，佑良人材，为国树和，奈乃家强。
湖北武汉陶氏字辈：启明懋守德，维宏加正字。
安徽长丰陶氏字辈：积德传有庆，存辛理志强。
江西南昌陶氏字辈：尚云佳运昌，英贤召其绪，端学茂儒修。
四川遂宁陶氏字辈：廷守继应，大国成文，天锡知学，万世荣昌。
黑龙江绥化陶氏字辈：文崇忠信，圣化永传，学思悌道，一真万年。
山东威海陶氏字辈：嘉传遵俊泽，伦宪启家升，恩义纬思广，范章智宝成。
名人： 陶婴，春秋节妇。
鲁人，陶门之女，籍贯不详，少寡，扶养幼孤。
以纺织为业，鲁人闻其义，欲求之婚，婴闻之，作《黄鹄歌》，以示不二。
此见《列女传》。
陶谦(132-194)，东汉末将领。
字恭祖。
丹阳(安徽当涂东)人。
汉灵帝时，为徐州刺史，曾镇黄巾起义军。
后任徐州牧，据有今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
193年，曹操因己父被其部将袭杀，借报仇为名攻之，进至彭城(江苏徐州北)两军大战，曹军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他败退郯城。
曹军攻郯不下，转攻睢陵等地。
194年，曹军再攻，进占琅玡、东海等地。
他正拟退丹阳，曹军因张邈叛变而退还兖州。
不久病死。
陶侃(259-334)，东晋将领。
字士行(或作士衡)，东晋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人。
幼孤贫。
初为县吏，后举孝廉，得张华赏识，任郎中，渐升至将领。
以镇荆湘一带农民起义升任荆州刺史。
因王敦忌恨，贬为广州刺史。
在州无事，每天早运百甓(砖)于屋外，晚搬回屋内，以习劳励志。
王敦败，还荆州，加征西大将军。
咸和三年(328)，苏峻叛乱，他起兵讨伐，被温峤等推为盟主。
乱平之后，进位侍中、太尉，改封长沙郡公。
后兼江州刺史，都督八州军事。
卒后赠大司马。
在军四十一年，勤于吏职，雄毅善断。
提倡珍惜“分阴”，反对“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
且善文辞，远近书疏，莫不亲笔作答，行文如流，未曾壅滞。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二卷，已佚。
今存文《逊位表》、残篇《相风赋》等，载《艺文类聚》。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
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
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出身没落士族。
始任江州祭酒，因不满官场污浊，辞官归去。
后又出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
四十一岁任彭泽令，仅八十余日，因不愿与士族社会合作，毅然归隐。
义熙末征为著作佐郎，不就。
今存诗一百二十余首，文十多篇。
这些作品，揭示了诗人“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和“大伪斯兴”的士族社会的矛盾，抨击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抒写了诗人的满腔悲愤和“金刚怒目”式的抗争。
故龚自珍云“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鲁迅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这方面代表作有：《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咏荆轲》、《述酒》、《赠羊长史》、《拟古》、《饮酒》、《感士不遇赋》等。
由于他长期隐居农村，躬耕田园，接近农民，生活比较贫困，故能真心诚意地歌颂劳动，赞美淳朴的农村生活，并以此与污浊的仕途相对立。
这方面代表作有《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移居》等，而《桃花源诗并记》更是他长期农村生活的总结，那“秋熟靡王税”的世外桃源，寄寓着诗人的理想，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农民的愿望。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乌托邦，并带有老子“小国寡民”的烙印。
此外，他的作品还宣扬了乐天安命等消极思想。
陶诗艺术成就很高。
他总结了汉魏以来五言古诗的优良传统，高度发展了古代民歌的白描手法，善于以朴素自然而极为精炼的语言、看似平常而耐人寻味的形象，抒写自己深厚的感情，形成平淡自然又韵味隽永的独特风格。
他的辞赋散文也一扫西晋以来骈丽绮靡的文风，挥洒自如，不事藻绘，“沛然自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冷斋夜话》引李格非语)。
由于形式主义文学的泛滥，陶渊明在六朝影响不大，《文心雕龙》竟对他一字不提，《诗品》也仅将他列入“中品”。
但唐以后，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陆游，直至晚清的黄遵宪，都十分推崇他，并程度不同地受到他的影响。
有《陶渊明集》传世。
陶弘景(456-536)，南朝梁道教思想家、医学家、文学家。
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南京市)人。
年十岁，读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即有养生之志。
父为妾所害，遂终身不娶。
读书过万卷，一事不知则以为耻。
宋宋曾为奉朝请，齐时官至左卫殿中将军。
永明十年(492)，上表辞官，隐居句曲山(茅山)。
梁武帝即位后，礼聘不出，但朝廷每有大事，常前往谘询，时称“山中宰相”。
卒谥贞白先生。
好道术，爱山水，善琴棋，工书法，精通医学，擅长骈文。
其诗以《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寒夜怨》较著名。
原有集，已散佚。
明人辑有《陶隐居集》。
另著有《真诰》、《本草经集注》、《补阙肘后百一方》等书。
陶安(1315-1371)，明臣。
字主敬。
安徽太平(安徽当涂)人。
《明史》载其“少敏悟，博涉经史，尤长于易”。
元末举人。
后率父老迎太祖于太平，授左司员外郎留参幕府。
知黄州(湖北黄冈)，宽租省徭，民以乐业。
吴元年(1367)为翰林院学士，制议礼总裁官，与李善兴等制定律令。
洪武初命知制诰兼修国史。
有《陶学士集》。
陶宗仪(1316-?)，明初文学家。
字九成，号南村。
浙江黄岩人。
寓居松江。
元末举进士不第，遂弃志。
工文章，尤刻意字学。
亲耕园圃一区，得暇以笔墨自娱，常以树叶作笔记，贮入盆中，历时十年编成《辍耕录》，多记元代典章、掌故、文物及元末农民军事迹，兼论小说、戏剧、书画、诗词，具有极高学术价值。
明初一度任教官。
另著《书史会要》、《四书备遗》、《南村诗集》等，并辑前人小说笔记为《说郛》。
陶澍(1779-1839)，清大臣。
字云汀，湖南安化人。
嘉庆进士。
历官给事中，安徽、江苏巡抚，两江总督。
道光中，先后治理安徽湖、河，筹划太湖水利，疏浚海口；试办漕粮海运，上海运章程八条；兼理淮南盐政、大加整顿、改革，条上十五事，绩效颇著。
所著有《奏议》、《诗文集》、《蜀輶日记》、《陶桓公年谱》、《陶渊明诗辑注》行世。
道光十九年卒。
谥文毅。
陶成章(1878-1912)，近代民主革命家。
字焕卿，浙江绍兴人。
早年立志反清革命，曾两次赴京谋刺慈禧太后，未成。
一度赴日留学，回国后参与创建光复会、绍兴大通师范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同盟会。
次年主编《民报》。
因与孙中山不睦，宣统二年(1910)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任副会长，与同盟会分裂。
武昌起义后回国，任浙江军政府参议员。
后遭暗杀。
有《中国民族史》、《浙案纪略》。
其他陶姓名人有西晋将领陶舆；东晋将领陶臻；唐诗人陶翰；五代南唐画家陶守立；宋大臣陶岳，诗人陶弼，画家陶裔；元初诗人陶复亨；明画家陶成；清诗人陶善、陶余，词人陶淑，书画家陶窳，画家陶馤、陶馠、陶馥等。
近当代陶姓名人有革命家陶铸，解放军将领陶勇，爱国将领陶峙岳，国民党官员陶希圣，教育家陶行知，民族学家陶云逵，经济学家陶大镛，社会学家陶孟和，气象学家陶诗言，曲艺研究家陶钝，画家陶元庆，电影演员陶金，北昆演员陶显庭等。
文言文翻译
陶埏：砖、瓦、陶瓷的制作。
【原文】宋子曰：水火既济而土合。
万室之国，日勤千人而不足，民用亦繁矣哉。
上栋下室以避风雨，而瓴建焉。
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而城垣雉堞，寇来不可上矣。
泥瓮坚而醴酒欲清，瓦登洁而醯醢以荐。
商周之际俎豆以木为之，毋亦质重之思耶。
后世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
掩映几筵，文明可掬，岂终固哉
【参考译文】宋子说：水和火、土结合起来以后，（就可以造成陶器了）。
有一万家人口的国家，每天用一千人来做陶器都不够用，老百姓所用的陶器也够多的了。
上面用房粱建成房屋来躲避风雨，在屋顶加上瓦片。
王公大臣设置险要地势、形势来固守自己的国家，建成的城墙，敌人来侵犯的时候不能容易地上来。
泥制的瓮坚固，而醴酒以清澈为美；瓦当洁净，而把醯醢作为素祭（无酒肉作贡品的祭祀）。
商周之际的时候俎豆等盛器都用木做成，莫非也是看重质重的想法吗
后世则用土造物来仿效神灵，人工制作器物的表现不同，陶器渐渐成为人们看重的高雅之器玩，（是因为）在陶器里面有素肌玉骨的形象。
这样的器玩掩映在几案上或筵席上，文明之象可以掬玩把玩，难道不能这样到最终境界吗
○瓦 凡埏泥造瓦，掘地二尺余，择取无沙粘土而为之。
百里之内必产合用土色，供人居室之用。
凡民居瓦形皆四合分片，先以圆桶为模骨，外画四条界。
调践熟泥，叠成高长方条。
然后用铁线弦弓，线上空三分，以尺限定，向泥{一个}平戛一片，似揭纸而起，周包圆桶之上。
待其稍干，脱模而出，自然裂为四片。
凡瓦大小古无定式，大者纵横八九寸，小者缩十之三。
室宇合沟中，则必需其最大者，名曰沟瓦，能承受淫雨不溢漏也。
凡坯既成，干燥之后，则堆积窑中燃薪举火，或一昼夜或二昼夜，视窑中多少为熄火久暂。
浇水转泑(音右)与造砖同法。
其垂于檐端者有滴水，不于脊沿者有云瓦，瓦掩覆脊者有抱同，镇脊两头者有鸟兽诸形象，皆人工逐一做成，载于窑内受水火而成器则一也。
若皇家宫殿所用，大异于是。
其制为琉璃瓦者，或为板片，或为宛筒。
以圆竹与斫木为模逐片成造，其土必取于太平府(舟运三千里方达京师，参沙之伪，雇役掳舡之扰，害不可极。
即承天皇陵亦取于此，无人议正)造成。
先装入琉璃窑内，每柴五千斤浇瓦百片。
取出，成色以无名异、棕榈毛等煎汁涂染成绿，黛赭石、松香、蒲草等涂染成黄。
再入别窑，减杀薪火，逼成琉璃宝色。
外省亲王殿与仙佛宫观间亦为之，但色料各有配合，采取不必尽同，民居则有禁也。
○砖 凡埏泥造砖，亦掘地验辨土色，或蓝或白，或红或黄，(闽、广多红泥，蓝者名善泥，江、浙居多。
)皆以粘而不散、粉而不沙者为上。
汲水滋土，人逐数牛错趾，踏成稠泥，然后填满木匡之中，铁线弓戛平其面，而成坯形。
凡郡邑城雉民居垣墙所用者，有眠砖、侧砖两色。
眠砖方长条，砌城郭与民人饶富家，不惜工费直垒而上。
民居算计者则一眠之上施侧砖一路，填土砾其中以实之，盖省啬之义也。
凡墙砖而外甃地者名曰方墁砖。
榱桷上用以承瓦者曰楻板砖。
圆鞠小桥梁与圭门与窀穸墓穴者曰刀砖，又曰鞠砖。
凡刀砖削狭一偏面，相靠挤紧，上砌成圆，车马践压不能损陷。
造方墁砖，泥入方匡中，平板盖面，两人足立其上，研转而坚固之，浇成效用。
石工磨斫四沿，然后甃地。
刀砖之直视墙砖稍溢一分，楻板砖则积十以当墙砖之一，方墁砖则一以敌墙砖之十也。
凡砖成坯之后，装入窑中，所装百钧则火力一昼夜，二百钧则倍时而足。
凡烧砖有柴薪窑，有煤炭窑。
用薪者出火成色，用煤者出火成白色。
凡柴薪窑巅上偏侧凿三孔以出烟，火足止薪之候，泥固塞其孔，然后使水转泑。
凡火候少一两则泑色不光，少三两则名嫩火砖。
本色杂现，他日经霜冒雪，则立成解散，仍还土质。
火候多一两则砖面有裂纹，多三两则砖形缩小拆裂，屈曲不伸，击之如碎铁然，不适于用。
巧用者以之埋藏土内为墙脚，则亦有砖之用也。
凡观火候，从窑门透视内壁，土受火精，形神摇荡，若金银熔化之极然，陶长辨之。
凡转泑之法，窑巅作一平田样，四围稍弦起，灌水其上。
砖瓦百钧用水四十石。
水神透入土膜之下，与火意相感而成。
水火既济，其质千秋矣。
若煤炭窑视柴窑深欲倍之，其上圆鞠渐小，并不封顶。
其内以煤造成尺五径阔饼，每煤一层隔砖一层，苇薪垫地发火。
若皇居所用砖，其大者厂在临清，工部分司主之。
初名色有副砖、券砖、平身砖、望板砖、斧刃砖、方砖之类，后革去半。
运至京师，每漕舫搭四十块，民舟半之。
又细料方砖以甃正殿者，则由苏州造解。
其琉璃砖色料已载款。
取薪台基厂，烧由黑窑云。
○罂瓮 凡陶家为缶属，其类百千。
大者缸瓮，中者钵孟，小者瓶罐，款制各从方土，悉数之不能。
造此者必为圆而不方之器。
试土寻泥之后，仍制陶车旋盘。
工夫精熟者视器大小掐泥，不甚增多少，两人扶泥旋转，一捏而就。
其朝迁所用龙凤缸(窑在真定曲阳与扬州仪真)与南直花缸，则厚积其泥，以俟雕镂，作法全不相同，故其直或百倍或五十倍也。
凡罂缶有耳嘴者皆另为合，上以泑水涂粘。
陶器皆有底，无底者则陕以西炊甑用瓦不用木也。
凡诸陶器精者中外皆过釉，粗者或釉其半体。
惟沙盆齿钵之类其中不釉，存其粗涩，以受研擂之功。
沙锅沙罐不釉，利于透火性以熟烹也。
凡釉质料随地而生，江、浙、闽、广用者蕨蓝草一味。
其草乃居民供灶之薪，长不过三尺，枝叶似杉木，勒而不棘人。
(其名数十，各地不同。
)陶家取来燃灰，布袋灌水澄滤，去其粗者，取其绝细。
每灰二碗参以红土泥水一碗，搅令极匀，蘸涂坯上，烧出自成光色。
北方未详用何物。
苏州黄罐釉亦别有料。
惟上用龙凤器则仍用松香与无名异也。
凡瓶窑烧小器，缸窑烧大器。
山西、浙江省分缸窑、瓶窑，余省则合一处为之。
凡造敞口缸，旋成两截，接合处以木椎内外打紧，匝口、坛瓮亦两截，接合不便用椎，预于别窑烧成瓦圈如金刚圈形，托印其内，外以木椎打紧，土性自合。
凡缸、瓶窑不于平地，必于斜阜山冈之上，延长者或二三十丈，短者亦十余丈，连接为数十窑，皆一窑高一级。
盖依傍山势，所以驱流水湿滋之患，而火气又循级透上。
其数十方成窑者，其中苦无重值物，合并众力众资而为之也。
其窑鞠成之后，上铺覆以绝细土，厚三寸许。
窑隔五尺许则透烟窗，窑门两边相向而开。
装物以至小器，装载头一低窑，绝大缸瓮装在最末尾高窑。
发火先从头一低窑起，两人对面交看火色。
大抵陶器一百三十费薪百斤。
火候足时，掩闭其门，然后次发第二火。
以次结竟至尾云。
○白瓷 (附：青瓷) 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
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土出永定，窑在德化。
)徽郡婺源、祁门。
(他处白土陶范不粘，或以扫壁为墁。
)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真、开等郡瓷窑所出，色或黄滞无宝光，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
浙省处州丽水、龙泉两邑，烧造过釉杯碗，如漆，名曰处窑，宋、元时龙泉琉山下，有章氏造窑出款贵重，古董行所谓哥窑器者即此。
若夫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
此镇从古及今为烧器地，然不产白土。
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
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其土作成方块，小舟运至镇。
造器者将两土等分入臼舂一日，然后入缸水澄，其上浮者为细料，倾跌过一缸，其下沉底者为粗料。
细料缸中再取上浮者，倾过为最细料，沉底者为中料。
既澄之后，以砖砌方长塘，逼靠火窑以借火力。
倾所澄之泥于中，吸干然后重用清水调和造坯。
凡造瓷坯有两种，一曰印器，如方圆不等瓶瓮炉合之类，御器则有瓷屏风、烛台之类。
先以黄泥塑成模印，或两破或两截，亦或囫囵。
然后埏白泥印成，以釉水涂合其缝，浇出时自圆成无隙。
一曰圆器，凡大小亿万杯盘之类乃生人日用必需，造者居十九，而印器则十一。
造此器坯先制陶车。
车竖直木一根，埋三尺入土内使之安稳，上高二尺许，上下列圆盘，盘沿以短竹棍拨运旋转，盘顶正中用檀木刻成盔头冒其上。
凡造杯盘无有定形模式，以两手棒泥盔冒之上，旋盘使转，拇指剪去甲，按定泥底，就大指薄旋而上，即成一杯碗之形。
(初学者任从作废，破坯取泥再造。
)功多业熟，即千万如出一范。
凡盔冒上造小杯者不必加泥，造中盘、大碗则增泥大其冒，使干燥而后受功。
凡手指旋成坯后，覆转用盔冒一印，微晒留滋润，又一印，晒成极白干，入水一汶，漉上盔冒，过利刀二次，(过刀时手脉微振，烧出即成雀口。
)然后补整碎缺，就车上旋转打圈。
圈后或画或书字，画后喷水数口，然后过釉。
凡为碎器与千钟粟与褐色杯等，不用青料。
欲为碎器，利刀过后，日晒极热。
入清水一蘸而起，烧出自成裂纹。
千钟粟则釉浆捷点，褐色则老茶叶煎水一抹也。
(古碎器日本国极珍重，真者不惜千金。
古香炉碎器不知何代造，底有铁钉，其钉掩光色不锈。
) 凡饶镇白瓷釉用小港嘴泥浆和桃竹叶灰调成，似清泔汁，(泉郡瓷仙用松毛水调泥浆，处郡青瓷釉未详所出。
)盛于缸内。
凡诸器过釉，先荡其内，外边用指一蘸涂弦，自然流遍。
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
(漆匠煎油，亦用以收火色。
)此物不生深土，浮生地面，深者掘下三尺即止，各省直皆有之。
亦辨认上料、中料、下料，用时先将炭火丛红煅过。
上者出火成翠毛色，中者微青，下者近土褐。
上者每斤煅出只得七两，中下者以次缩减。
如上品细料器及御器龙凤等，皆以上料画成，故其价每石值银二十四两，中者半之，下者则十之三而已。
凡饶镇所用，以衢、信两郡山中者为上料，名曰浙料，上高诸邑者为中，丰城诸处者为下也。
凡使料煅过之后，以乳钵极研，(其钵底留粗，不转釉。
)然后调画水。
调研时色如皂，入火则成青碧色。
凡将碎器为紫霞色杯者，用胭脂打湿，将铁线纽一兜络，盛碎器其中，炭火炙热，然后以湿胭脂一抹即成。
凡宣红器乃烧成之后出火，另施工巧微炙而成者，非世上殊砂能留红质于火内也。
(宣红元末已失传。
正德中历试复造出。
) 凡瓷器经画过釉之后，装入匣钵。
(装时手拿微重，后日烧出即成坳口，不复周正。
)钵以粗泥造，其中一泥饼托一器，底空处以沙实之。
大器一匣装一个，小器十余共一匣钵。
钵佳者装烧十余度，劣者一二次即坏。
凡匣钵装器入窑，然后举火。
其窑上空十二圆眼，名曰天窗。
火以为足。
先发门火十个时，火力从下攻上，然后天窗掷柴烧两时，火力从上透下。
器在火中其软如棉絮，以铁叉取一以验火候之足。
辨认真足，然后绝薪止火。
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
○附：窑变 回青 正德中，内使监造御器。
时宣红失传不成，身家俱丧。
一人跃入自焚。
托梦他人造出，竞传窑变，好异者遂妄传烧出鹿、象诸异物也。
又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头青。
上料无名异出火似之，非大青能入洪炉存本色也。
参考：
《孟子．万章下》：欲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结合具体作家作品谈谈你对知人论事学说的
我在网上找了一篇，你看看对你是否有帮助，O(∩_∩)O让时代来解释人物一本知人论世之书 “知人论世”这个成语，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这个“世”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身世”，二是“时世”。
朱熹注云：“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
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
”这是作“身世”解，文义可通。
但是如果作“时世”解，文义亦可通，似乎更有意思一些。
那么，“知人”是一层，“论世”又是一层。
“知人”已经包括了知道其人的身世行事；“论世”则是放大范围，论究其所处的时世，反过去更足以帮助理解其人与其文。
这样解释是 否一定比朱注更符合孟子的本意，我不敢说，也不想深究。
我这里只是按照这样的解释来说：我近来读了一本书，真正是“知人论世”之书，这就是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
本来，李大钊牺牲之年才三十九岁，而所谓“早期思想”，不包括他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思想，大致上只是他三十岁以前的思想罢了。
书中所引李大钊诗文，最早的是《登楼杂感》二律，作于一九○八年，即从此算起，到他三十岁，也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所研究的时间范围是这么短，而全书洋洋四十二万言，我一气读完，毫无支离琐碎之感，这就因为正如书名所示，它是把“李大钊早期思想”同“近代中国”这个广阔的背景联系一起来研究的。
作者在后记中说：“我费了比研究李大钊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与之相应的背景，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事件和人物，同时也自然地涉及到与这些事件、人物的联系问题和评价问题。
”这很生动地说明了他怎样在“论”那个“世”。
李新、刘桂生二位共同署名的序言里说：“从这本书中，人们所获得的知识决不仅仅限于一个李大钊，它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
所谓时代，也不是那种一般化的老生常谈，而是和李大钊的思想和行动密切相关的气氛、矛盾、 事件和人物。
书中以李大钊为中心，以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为线索，几乎涉及这一时期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白坚武、章士钊、陈独秀、高一涵等。
有些人物关系，例如与章士钊、孙洪伊、白坚武的关系，是过去很少研究的。
书中通过对一些历史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使这本书具有比较深广的内容，增加了历史的份量。
”这个评价十分深刻，说出了本书“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的特点和优点。
尤其是“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这两句话说得最好，我以为是“知人论世”方法的精髓。
但是，我不想全面评述此书如何运用“知人论世”方法，论证了李大钊早期，怎样艰苦地探索救国道路，怎样从改良主义调和主义一步一个深深脚印地走向马克思主义，不想全面评述作者运用这方法多么娴熟，所获得的成果多么丰富，那得写一篇专门的论文，而且李新、刘桂生二位合写的序言已经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
我在这里，只想略谈几个小例子。
一个例子是李大钊一九一三年冬去日本之前写的一首诗： 班生此去意何云
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此诗的题目是：《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
读此诗，首先要弄清“天问”是谁
长期以来，研究者都说是郭须静即郭厚庵。
朱成甲不取此说，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问”即是李大钊的挚友白坚武。
他所根据的是第一手材料，即《言治》月刊第五期所载白坚武的一篇论文，其中正是自称“天问”，以及未曾发表过的白坚武日记，其中记明他在李大钊去国之前，充任冯国璋的秘书，随冯国璋军南下。
南下干什么
是奉袁世凯之命，由津浦线向南去进攻“二次革命”的讨袁起义军。
朱成甲作了大量论证，证明李大钊直到袁世凯实行帝制、背叛民国之时，才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站到坚决反袁的立场上来。
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是拥袁和基本拥袁的。
对于孙中山所号召的“二次革命”，李大钊是反对的。
朱成甲还以充分的证据，证明白坚武的政治态度，是坚决拥护袁世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
所以，朱成甲指出，上引的那首诗，长期以来被误解为李大钊送人去参加讨袁起义军，把事实正好颠倒过来。
诗题中所贬称的“南天动乱”，其实正是指“二次革命”讨袁起义军而言。
诗题中的“军中”，不是指起义军，而正是指讨伐起义军的袁军，即白坚武所参加的冯国璋军。
另一个例子是，李大钊在《大哀篇》中分析评论了民国初年的政党，分为稳健、急进、折衷三派。
关于急进派，李大钊说明道：“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
”还评论道：“骄横豪暴之徒，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
’呜呼
吾先烈死矣
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
”这些蛮横躁妄、骄横豪暴的暴徒，是指的什么人呢
长期以来，有些研究者认为指的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朱成甲纠正了这个误解，指出它指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
在朱成甲之前，刘桂生已经在《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政治试析》一文中论证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是怎样使用“暴民”这个词的，论证了民国初年各派政治人物，例如朱执信、蔡元培、章士钊、李剑农、梁启超以及袁世凯的笔下，“暴民”这个词都是指革命党人的。
朱成甲介绍并且同意刘桂生的研究，此外，朱成甲还指出：当时，急进(激进)、温和已成为人们习惯的划分政治分野的用语，而“暴徒”“暴民”更是对持“破坏主义”者的特有的“尊号”。
朱成甲引用梁启超的话，证明他明确自称“温和派”，称对手同盟会(革命党)为“急进派”，又引梁启超的门徒罗瘿公的话，毫不含胡地把同盟会与暴徒联系起来。
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来看，李大钊《大哀篇》中所谓“急进者”，所谓“暴徒”，同样是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非常清楚了。
李大钊描写的“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自称共和缔造者，在国徽之下击柱论功，这样的画像只有同盟会(革命党人)才对得上，而袁世凯是对不上的，他身为国家元首(大总统)，怎么会在殿下击柱论功呢
如何能称之为“暴徒”呢
尤其有价值的研究是，朱成甲还举出陈其美命蒋介石派人刺死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陈炯明枪决光复会员许雪秋、陈涌秋、陈芸生，将他们的革命武装包围缴械，这些都是同盟会人在民国初年所干的事，以及光复会领袖章太炎为这些事写信给孙中山抗议，这些都可以证明：李大钊称同盟会国民党为“暴徒”，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不正确的，但不是事出无因的。
朱成甲指出这一点，使我们可以想得更多。
同盟会国民党本是很复杂的，他们在对清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使用革命暴力，当然是正义的，必要的，但是同时，他们在革命阵线内部矛盾中也使用暴力，这就已经埋伏下后来国民党统治变成法西斯统治的种子，蒋介石后来的反革命正非偶然。
李大钊早期视同盟会国民党为“暴徒”，这个不正确的认识中，亦自有其合理的因素。
以上两例，一诗一文，长期被有些研究者的误解所颠倒，都因为不了解李大钊当时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的缘故，这正是“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而为了要正确认知李大钊当时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不能就李大钊论李大钊，而要联系白坚武，联系梁启超、罗瘿公，联系袁世凯、冯国璋，联系蒋介石、陈炯明，联系章太炎、陶成章……，这正是“是以论其世也”。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如果说这些都还只是关系一诗一文的理解，是较浅层次的“知人论世”，那么，下面再就更深层次的来举一些例子。
书中从头到尾，注意分析李大钊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交游关系。
首先是李大钊出身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书中有很长的一节，专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对于李大钊的影响是复杂的、深远的”(在第一章第二节内)，这里不可能详细复述，只把这一部分的纲目抄在下面： 1.消极方面的影响 (1)在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上 (2)在社会关系上 (3)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 2.积极方面的影响 (1)学问家的准备时期 (2)思想家的准备时期 (3)革命家的准备时期 从这个纲目，即可看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多么细致，多么全面。
关于社会关系的影响，书中指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有一个组织，就是北洋法政学会，其政治倾向是保守的，而李大钊是这个组织的骨干之一。
“李大钊在这里有一批关系密切的朋友，其中尤以与白坚武、郁疑关系最深。
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进入北京大学以前，他的交游主要是在北洋法政学会这个范围。
他的很多活动都和这个社会关系有关，例如去日本留学，办《晨钟报》，办《宪法公言》等。
他的文章，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几乎全部是在《言治》月刊上发表的。
北洋法政学会由于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具有保守的倾向，尽管李大钊自己有其独特的见解，但终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 其次是，约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李大钊在日本东京认识了章士钊，结为挚友，书中对此事的重要意义作了最充分的估价。
(在第三章第三节中)书中论述“所受章士钊的影响”这一部分，有一万三四千字之多，可谓淋漓尽致，其纲目如下： 1.社会关系上的影响 2.在政治上的影响 3.在学术思想上的影响 4.在思维方式与文风上的影响 5.对于其后前进道路的影响 在社会关系方面，书中指出：“突破北洋法政原来的狭小圈子，广泛地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是李大钊留学东京的一个极大收获，而这个收获恰恰又是从章士钊这里开始的。
”书中又指出，李大钊成为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的热心的读者和作者，“并且通过这个杂志，使自己逐步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翻开《甲寅》杂志来看，《新青年》上的很多重要人物，除去鲁迅而外，如陈独秀、胡适、高一涵，都已经在这个刊物上汇合了。
李大钊从此才开始走出北洋法政的小天地。
”尤其重要的是，章士钊后来推荐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接替自己，当图书馆主任。
关于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一事，书中给以极大的重视。
第十五章第一节指出：“第一，他由此真正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真正的战友和同志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二，他有了研究国外的思想和学术的最优越的条件。
”“第三，他可以有条件和他一向所热爱，所寄予最大希望的青年结合起来。
”第一条所论的还是社会关系交游关系问题，书中极细致地论述道： 李大钊一直在关心支持新文化运动。
他的《民彝与政治》、《青春》、《晨钟之使命》、《孔子与宪法》、《青年与老年》、《暴力与政治》等，都是参加与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之作。
但是，由于所处的具体条件与工作环境的不同，李大钊在此以前还不能全身心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结合起来，他的思想和行动还不能不受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影响，其中主要的是章士钊和白坚武的影响。
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生活圈子，和当时一大批时代的先进人物结合起来。
这对于他个人的思想发展必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15页)这是毫无疑义的。
下文还详细论述了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后与陈独秀等《新青年》的战友们结合的过程，直至如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干部)条件，都说明朱成甲此书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的具体性和生动性。
中国本有“观人观其友”的话，其实也即是“知人论世”之意。
而朱成甲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那句话：“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更是深刻的理论阐明。
当然，这所谓“进行交往”的范围比“朋友交游”要大，大到包括了敌人在内。
此书对于这一方面，也作了深入研究，例如他指出，反对袁世凯帝制和段祺瑞、梁启超伪共和的斗争，是对李大钊的思想上的两次大推动。
这就很生动地证明了“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当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原理。
一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