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走出迷雾--走出迷雾--《中国教育史》读后感俗话说明史明理，今年的本科教程有一本《中国教育史》，老师的课上得挺有意思，暑假里一时兴起又将书看了一遍，《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1换一种眼光看喜欢中国历史，一直是站在读故事与背诵的角度去看，作来一种静默的知识存放在了脑海里。
从教育的角度去看时，体会到的是教育与中国各阶段社会命运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夕，关于中国教育与革命的关系的实践，证明了教育对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依赖、影响与制约。
从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的历史，可以看以曾经使中国一度兴盛，一度又因为宋朱理学的灭人欲的极端而成为中国的桎梏。
于是，以太平天国的代表的便举着灭孔反儒的旗帜试图把天下大同的理想实现。
在事实的不断证明中，作为封建统治代表思想的儒家思想却又被搬了出来。
两次鸦片战争的外来侵略，使得清末的洋务运动一度促进了中国的发展。
然而，穿着鞋走新路的尴尬终于被新文化运动所替代。
换一种眼光看历史，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中，可以看到，每一种教育思潮，或潮起潮落，总是随着社会的现实需要而存在，其适合与否，总有社会这部不断前行的机车来选择或淘汰。
由换一种眼光看历史，想到如何换一种数学的眼光来看生活，如何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事件?或许，在以历史，以生活事件为主干，以教育，以数学为辅线，各自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的网，是一种转换角度转换眼光的方式，读后感《《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2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有着位于教育先列的教授们所指导，还有着以北师大为代表的相当数量的爱国青年在影响着，实践着。
由新文化运动想起如今所提倡以尊重个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在那时就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为何没有真正实现?相隔近一百年的今天，以解放个性为目的文化启蒙运动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吗?3对康有为，陈独秀等的认识改变。
在以前所学习过的历史中，一直把康有为作为变法失败的逃亡者，而与梁启超作以比较。
把陈独秀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一员来看。
连同那胡适，也都因被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而有着一种近乎于不屑的那种空泛的自尊感。
想起那为考学所背诵的历史与政治知识，想想不免有些可笑，或许，那是道德第一的教育需求吧。
走进历史的长河中，伴随着蔡元培对中国教育的开放性思想，认识到康有为、陈独秀都在某些方面为中国的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对于无知，对于历史从属于政治的打破，感受的是，在当下生活的每一个点都是向前前行的着的历史车轮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点。
历史不相信思想，历史要的是行动，或许，所有的功过是非，只有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更加显现。
4为什么礼会成为日本各安其位的法宝促进了日本的先行，却没有给我国带来后来强盛?在阅读的过程中，这一直是困惑着我的一个问题。
当读到唐朝的大度与教育的自由与纷繁现象之时，感受到的是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发展那种无形的推动力量。
可是从宋朝开始，到元、明、清，可以看到当时的统治者也都在努力着借助事教育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与繁荣，但是，又都以维护其统治作为根本。
后来，这种思想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的是鸦片战争的暴发。
当世界已在进行工业革命时，我们还在拿着大刀背着八股文。
单纯站在教育这一方面的理解是狭隘的，但是，可以从一角度看到一斑。
初步看到中国教育史，首先被吸引的是孔子、孟子、老子、墨子与荀子的思想，使我对中国古文化的博大精深之说叹服中沉醉。
看完中国教育史，看到现在所实施的各种教育制度，很多都能从祖先那里找到先行的存在，迷惑丛生。
不禁在想，中国的教育改革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底发展了多少?中国现行的教育改革中必然的不足是什么?站在书本的角度，站在中国的角度，只能从一个固定的方向来看，走出课本，走出中国，在比较的体系中，或许，会更清晰些。
从迷雾中走来，再向着新的迷雾走去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专升本学前教育入学要考什么
国家承认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分为：自学考试，成人高考，中央电大和远程教育几种形式（学历性质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成人高考的学历现在已经在逐步淘汰了，如果你已经工作了，建议不要上这种形式的，成人高考的学历分为三种：脱产、函授、业余。
其中脱产的基本上已经全部取消了，函授和业余的是每学期集中授课一到两周，但是现在的面授课已经被扭曲了，老师根本不讲课，都是给你画一下考试重点就完了，你根本学不到东西。
而且成人高考的学历毕业也慢，从你成人高考名开始到你开学就要经过大半年的时间了，然后从入学时间算起，还要学两年半才能毕业。
等你拿到毕业证还要再拖几个月，所以全部耗时下来要三年半的时间了。
太浪费时间了。
建议你可以选择中央电大或者网络教育的学历，一年两次注册，注册就直接入学了，然后两年半准时毕业，每个专业的每一门课网上都有教学视频，只要你有时间还能上网，你就能自主学习，教学站一般也都会有面授课，考试也比较简单。
（注明：毕竟是成人上学，学习不学习都是你自己的事，其实学校是不分好坏的，主要是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学习了。
）自学考试时所有成人学历考试中 最难的一种，耗时也是比较长的，基本上你考完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看书备考的话，建议不要选择自考的。
（切忌的一点：只要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查不到的学历就是国家不承认的学历，请大家一定要报国家承认的正规学历，现在上当受骗的太多了）
儿童读物的书名有哪些
1.“胡小闹日记”注音读物系列 4册 （适合6-8岁初入小学的孩子）《忙忙碌碌的一年级》女生专属版，《忙忙碌碌的一年级》男生专属版，《酸酸甜甜的二年级》女生专属版，《酸酸甜甜的二年级》男生专属版2.《大象巴巴故事全集》（适合3-6岁的小朋友）3.《女生心事簿》5册 （适合6-12岁的女生）《好朋友是一辈子的天使》，《智慧比美貌更重要》，《别以为女生好欺负》，《爱哭的女生也坚强》，《我不是完美女生》4.《教室里的海盗》（适合3-7岁的孩子）5.《小猪唏里呼噜》 2册 （适合7-10岁的孩子） 6.《胡小闹日记》 16册（适合6-12岁的孩子）第一辑“成长篇”5册：《爸妈不是我的佣人》，《爸妈的钱不是我的》《坏人都知道我有多厉害》，《妈妈，我爱你
》，《加油
你不可以输给自己》第二辑“学习篇”5册：《绝不为老师和父母读书》，《我会听课我怕谁》，《不少补习班的第一名》，《写作业不用妈妈帮》，《再见，马虎和拖拉》第三辑“情商篇”6册《好朋友坏朋友》，《不比聪明比努力》，《我的工作是学习》，《我是下一届班长》，《失败之后不气馁》，《做一个有自控力的小孩》
梁启超教育思想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较为系统的按年龄划分的学前教育计划，最早的记载见于 A.《礼记·礼运》 B.《礼记·内则》 C.《礼记·曲礼》 D.《礼记·经解》 2.认为“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的古代学者是 A.贾谊 B.朱熹 C.颜之推 D.王守仁 3.清末蒙养院制度，基本上仿照了 A.日本 B.美国 C.苏联 D.英国 4.我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是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 A.北京香山慈幼院 B.南京燕子矶幼稚园 C.厦门集美幼稚园 D.南京鼓楼幼稚园 5.我国近现代美育的首倡者是 A.陈鹤琴 B.张雪门 C.张宗麟 D.蔡元培 6.就家庭教育的科学化、民主化、游戏化、艺术化而言，我国家庭教育的书籍首推陈鹤琴的 A.《家庭教育》 B.《家范》 C.《家教》 D.《父母必读》 7.规定我国实施幼儿教育的组织为幼儿园的学制是 A.壬子癸丑学制 B.壬戌学制 C.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 D.奏定学堂章程 8.1996年发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改变了试行版中“是学校教育预备阶段”的提法，明确了幼儿园的属性为 A.基础教育 B.义务教育 C.免费教育 D.国家教育 9.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法规明确指出开办蒙养院的目的是 A.以家庭教育辅助蒙养院 B.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 C.以蒙养院代替家庭教育 D.蒙养院与家庭教育并重 10.在我国最早介绍蒙台梭利幼儿教育思想的是 A.王国维 B.志厚 C.梁启超 D.王维尹 11.“我每天挨打，如同吃饭一样的习惯和有规律”、“男孩的耳朵是生在背上的”反映了古代埃及哪种学校教育的情形? A.宫廷学校 B.职官学校 C.文士学校 D.寺庙学校 12.坚持“儿童是国家的财富，对他们进行教育是国家的职责”思想的国家是 A.雅典 B.古罗马 C.古希伯来 D.斯巴达 13.在西方教育史上，最早提出优生优育的幼儿教育体系的是 A.卢梭 B.昆体良 C.柏拉图 D.亚里士多德 14.提出“对于父母，儿童应当比金、银、珍珠和宝石还要珍贵”的教育家是 A.夸美纽斯 B.福禄倍尔 C.伊拉斯谟斯 D.维吉乌斯 15.近代英国学前教育机构两种制度并立(即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子女为对象的幼儿学校与以中上层阶级子女为对象的幼儿园并存)的状况始自 A.欧文幼儿学校的创建 B.引进蒙台梭利幼儿园之后 C.引进福禄倍尔幼儿园之后 D.维尔德斯平幼儿学校的创建 16.针对儿童的管理，赫尔巴特认为最有效的管理方法是 A.威胁 B.课业 C.监督 D.惩罚 17.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政府制定了设立“白天的幼儿之家”这一机构的法案是 A.《儿童福利法》 B.《青少年法》 C.《教育基本法》 D.《幼儿园条例》 18.集中体现洛克儿童教育思想的教育专著是 A.《儿童教育论》 B.《幼儿教育论》 C.《教育漫话》 D.《人的教育》 19.堪称世界上第一部综合性质的婴幼儿教育大纲是苏联于11962年制定的 A.《幼儿园教育和教学标准大纲》 B.《幼儿园规程》 C.《托儿所-幼儿园统一教学大纲》 D.《幼儿园指南》 20.1907年，蒙台梭利在罗马开办的幼儿学校是 A.保育学校 B.母育学校 C.儿童之家 D.日托中心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15小题，每小题1分，共15分) 21.据《礼记·礼运》记载，原始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说明原始社会的儿童教育实行______. 22.1934年，红色政权颁布的第一部关于学前儿童教育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为《______》。
23.近代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日本式的，一种是______. 24.张雪门倡导幼稚教育应以______为目标。
25.蔡元培设想通过______、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
26.1958年的左倾错误导致在学术领域及知识分子中开展批判资产阶级运动，主要表现在对《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批判和对现代儿童教育家______的批判。
27.1989年《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规定幼儿园的任务是实行______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
28.亚里士多德认为决定儿童道德品质的构成有3个因素，一是天性，二是______，三是理智。
29.世界上最早的学前教育机构是英国的______. 30.福禄倍尔创立的幼儿园教育体系，标志着学前教育机构的作用开始由“看管”转向______. 31.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教育的______原则”，这是他整个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础。
32.赫尔巴特把教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管理、______和训育。
33.根据1975颁布的《______》，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的学前教育实际上发挥着四重作用，即教育、补偿、诊断治疗及与小学衔接的作用。
34.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教育家______预言：20世纪将是儿童的世纪。
35.1965年，美国联邦教育总署提出“开端计划”，要求对“处于困境者”家庭的子女进行______.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5分，共20分) 36.保傅制度 37.艺友制 38.奥柏林“编织学校” 39.《爱弥儿》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7分，共21分) 40.简述陈鹤琴的幼稚园课程理论的主要内容。
41.简述我国1981年颁发的《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的进步性。
42.简述斯巴达和雅典学前教育的共同点。
五、论述题(本大题12分) 43.分析和评价蒙台梭利的感官教育论。
六、材料分析题(本大题12分) 44.王守仁在其著作中论述了其顺应儿童性情的自然教育思想。
请结合下面材料，分析和评价王守仁的自然教育论。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
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条，日就槁矣。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