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几篇读后感啊
<<我和艾青>>读后感 看完了高瑛的《我和艾青的故事》，生出许多的感怀，这是一份相濡以沫的夫妻四十余年感情生活的记录。
痴情、朴实、坚韧、宽容、淡定，是一出坎坷的人生所给予生命的一道华彩。
先前读过艾青的许多诗，那一首《礁石》便是艾青生的写照，“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一样\\\/但他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直到艾青年老的时候，有人劝他写一下传记，他都笑着拒绝了，那是一位长者与智者对历史的宽容，对错误的宽容，是对逝去一切的深爱和对生命以及感情的领悟与尊重。
艾青与高瑛结婚之前都各自有过不幸的婚姻以及各自的孩子，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是勇敢地相爱了，先前是浪漫、痴情、转而是坚韧、不离不弃，再是挚爱与深沉，他们的爱情，绝非市侩们可以想象，22年的放逐，22年的炼狱，有什么样的肌肤不腐烂，有什么样的心灵不破碎。
正是凭着诗生的无畏与对生命的挚爱与宽容，更有风雨同舟、生死不渝的爱情，才能陪伴他们从容地走过漫长、困苦的人生。
一个不会用艾青的诗去换稿费，而只会用囊中仅有的生活费去买回艾青诗篇的女人；一个是自己瞎了左眼都无所畏，重病缠身却每天必须打扫连队十三个厕所、住着地窝子都笑着挺过去，但是当抄家的红卫兵，把那些用多少心血写就的长诗诗稿拿走时，他就绝望得想自杀。
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东方大地上，他用爱的乳汗抚育诗歌，让我们明白，黄土下紫色的灵魂，才是中国文化之根和精神命脉之源，“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正是这份深沉的爱铸就了一位诗人的灵魂。
他的妻子用她个性一样的笔触画出了“艾青的灵魂”，用自然、亲切、质朴的语言，让我们走近艾青，了解一个全面的艾青，其间渗透着艾青这位中国诗歌学会第一任会长那诗人的情怀与诗者的智慧与勇气。
艾青的存在，是生命的奇迹，又是艺术的奇迹，也许正是经历过长夜的黑暗，长能喷薄出璀璨的光芒，他的抒情长诗《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是中国新时期诗史上的两座丰碑，那真指心灵的语言，依然插着金色的翅膀，穿越时空，穿越异国的山水，走向一种哲学的永恒。
匆匆写下读后感，只因心灵有了触动
<拿破仑全传>读后感 拿破仑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意大利的科西嘉岛，小时候家人叫他拿波里昂尼。
父亲夏尔·波拿巴，是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母亲莱蒂齐亚·波拿巴，是一个坚忍不拔的女子，也是一位严酷的母亲。
1778年，拿破仑9岁那年，为了生计，他跟随父亲、舅舅约瑟夫·费舍及兄长约瑟夫离开母亲从阿雅克肖港出发前往法国。
从此以后，兄长约瑟夫走向了神甫，拿破仑去了军校，舅舅做了神职人员，四人去法标志着拿破仑的少年时代从此结束。
少年时代的拿破仑没有波澜起伏，但军校的生活却开始改变他的人生。
家庭的清贫使得他过早的成熟，刚刚进入军校仅仅9岁的他便深知，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世界上将一无所有，当时他的成熟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
在军校时，他相信他的意志力注定会使他成功。
为了毫不怀疑的取得成功，他充分利用军校提供的一切优越性，无论多么谦卑也在所不惜。
1784年，15岁的拿破仑进入了巴黎皇家军官学校。
由于扎实的数学功底，他成为了14名精选出来的非贵族炮兵学员之一，开始了真正的军训生活。
拿破仑沉默寡言、勤奋好学。
他对于抽象的科学他能够运用自如，其数学和地理知识扎实。
他安静而孤独，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傲慢自大、雄心勃勃和抱负不凡。
拿破仑一生体现出了人类的超越性，他是个愤怒的理想主义者。
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改变整个欧洲的丰功伟绩，还有他的勤奋与荣誉。
拿破仑自己这样形容：“事业和前程的大门是向有才华的人敞开的，而不论其出身或财产如何。
”对于我来说，如果可以归类的话，自己的永不满足和大胆的欲望可以归类到野心。
野心是拿破仑心智的原动力和他意志的永恒实质，它是如此紧密，以至不能同他本身区别开来，甚至有时还达到了不知不觉的程度。
法国人视拿破仑为民族英雄，但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拿破仑的征服下深受凌辱，表示憎恨。
《孙中山全传》 《孙中山全传》讲述了中国伟大的人物孙中山从小到大经历过的事，讲述了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奔走一生，最后为救国救民而鞠躬精粹的曲折历程。
孙中山出生贫苦，祖籍广东，12岁时随哥哥孙眉到夏威夷去，到了意奥兰尼中学，全校的教师只有一个是夏威夷人，其余都是英国人，他们用英语进行教学。
孙中山听不懂老师的话，更不认得黑板上的那些字。
他没有因此而气馁，认真学英文，最后他把英、汉两种语言相对地比较，英语较好学。
他发现，英语有26个字母，由26个字母组成各种各样的单词。
学校开设的课程是上私塾时所没有的，这些课程大大地激发了他学习的积极性。
在三年以后，孙中山毕业了，他的英语语法课获得了全校第2名
后来他又到了奥阿厚书院读书，在学校一直是优等生。
由于哥哥孙眉担心孙中山会变成一个洋人，就迫使他离开檀香山，回到翠亨村，这时他已经是一个17岁的大小伙子了。
他有了新知识、新思想，胸中燃烧着改革的热情。
他一面帮助家人做些农活，一面在村民中大力宣传社会改革，抨击腐败的中国政治和落后的社会习俗。
1883年11月，孙中山再次告别家乡、告别父母，到香港求学。
他学习努力、成绩优秀。
他从中央书院毕业后，改学医学，他想“由医人而医国，借医术为入世之媒”。
在西医书院念书期间，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宣传革命、策划革命上了，满脑子都是革命思想，见人就谈革命。
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当了一名西医师。
但他认为“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医国”比“医人”更重要。
1893年冬，他组织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
他先后组织了10次革命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没有气馁，继续组织发动革命武装起义，终于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取得了成功，推翻了清朝政府，这就是有名的辛亥革命。
由于孙中山轻信袁世凯，把总统之位让给了他，革命果实就这样被窃取了。
孙中山又开始讨袁护国活动。
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后，孙中山又奋起斗军阀。
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后，为求统一，扶病北上，最后鞠躬尽瘁，为革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孙中山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
他一生成就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帝国，从而也就结束了自秦始皇以来绵延了2133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另一件是高举起反帝反军阀的旗帜，坚定地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三民主义和公产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
他一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却在失败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他在失败和成功的辨证统一中，铸就了自己的人格。
他有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愈挫愈奋的坚强斗志、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和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
这就是孙中山，这就是孙中山留给我们的遗产。
孙中山是伟大的，也是平凡的。
他生为平民，死为平民，在平凡中见伟大。
读完《孙中山》以后，我越来越感觉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他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的“博爱”和“天下为公”。
我决心：一定要向他学习，刻苦学习，将来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为自己的责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名人传》读后感 翻开《名人传》，在首篇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
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
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而死，人类喘不过气来。
打开窗子罢
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
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 显然，罗曼·罗兰要用英雄主义的精神来矫正时代的偏向。
在罗曼·罗兰看来，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伟大是痛苦和孤独，是自我同无形物的抗争。
在同一引言中他还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伟大的人。
”他正是紧紧抓住了英雄伟人痛苦的心灵，把战胜苦难作为衡量英雄的一把闪亮标尺。
而他的《名人传》就是揭示人类历史上三位苦难英雄的心灵传记，他们是19世纪德国伟大音乐家贝多芬、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文坛巨子托尔斯泰。
他在《贝多芬传》的结尾这样写道：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的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用痛苦换来欢迎。
”确实，“用痛苦换来欢乐”正是罗曼·罗兰追踪贝多芬一生命运的视野，这句话构成了《贝多芬传》内在的紧张和扣人心魂的思想魅力之所在。
是什么支持着贝多芬
是不向皇权低头的品质，是不被金钱收买的决心，是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
正是依靠着这些超凡的精神力量，贝多芬越过了人生的无数个痛苦险峰，达到了对人生最清醒的领悟。
如果说《贝多芬传》是英雄主义的号召，是力的颂歌，那么《托尔斯泰传》则是一首安魂曲、一支哀歌，一阕送葬曲。
贝多芬伟大的痛苦是因为他在人生的盛年遭到厄运，托尔斯泰伟大的痛苦在他自身主观意志的选择。
《复活》是托尔斯泰暮年的又一部力作，罗曼·罗兰所说：“妻子、儿女、朋友、敌人都没有理解他，都认为他是堂·吉诃德，因为他们都看不见他与之斗争的那个敌人，其实这个敌人就是他自己。
” “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的主义而生活
”他痛苦地回答：“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被人蔑视。
”终于，在82岁的暮年，托尔斯泰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独自逃出了家门，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一病不起。
弥留之际，他号啕大哭，对守在他周围的人们说道； “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 其实，托尔斯泰发出的是对苍生的疑问，也是对痛苦心灵的回应，在这里我们分明又听到了贝多芬对生命的欢乐歌唱。
这就是罗曼·罗兰在《名人传》里留给我们的永恒的精神光芒。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 打开《海底两万里》，我怀着好奇心，和书中的主人翁探险者博物学家阿尤那斯一起乘坐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海底之旅。
一起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以及南极和北冰洋，遇见了许多罕见海底动植物，还有海底洞穴、暗道和遗址等等。
让我知道了大量的科学文化和地理地质知识，尤其是光的折射、珍珠的分类、采集、潜水艇的构造……这些东西如今都已变成了现实，我感叹作者儒勒.凡尔纳的想象力，竟能在还未发明电灯的社会中预料到未来世界，把科学与故事结合，创造出一个神奇的海底世界。
鹦鹉螺号的尼摩船长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性格阴郁，却又知识渊博。
他可以为法国偿还几百亿国债；看到朋友死去会无声地落泪；会把上百万黄金送给穷苦的人；会收容所有厌恶陆地的人；会把满口袋的珍珠送给可怜的采珠人；会逃避人类，施行可怕的报复……尼摩船长对人类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的心中充满无尽的痛苦，却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在南极缺氧的时候，当时只有潜水服上的储蓄罐里还有一丝空气，那时由于缺乏空气，他们几乎虚脱。
这时，尼摩船长没有去吸最后一丝空气来维持生命，而是把生还的机会留给了教授。
他为了别人的生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行为感动了无数读者. 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作者还同时告诫人们：在看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要重视防止被利用、危害人类自身危机的行为。
儒勒.凡尔纳提出要爱护海豹、鲸等海洋生物，谴责滥杀滥捕的观念……面对这早在两百年前的先知者的呼吁，我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此书只是让读者感受丰富多彩的历险和涉取传神知识吗
不，它是在启发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对自然科学有更大的收获。
儒勒.凡尔纳是在告诉我们：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只有当时具备一定的科学背景，才可能有来源于现实或高于现实的想象，否则不是科幻只是空想；而如果连想象都没有，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更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
写一篇关于读书的作文，400字左右，题目《读书》急急急
如果你问我最喜欢什么
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最喜欢书。
每当我读到一本好书时，就像驾着一叶轻舟在海上扬帆，乘风破浪。
书上的一句句好句子像阳光一样洒满我的心灵。
我的视野变得空前开阔……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书，我的生活将会变得如何单调。
我总是如饥似渴的读书，爸妈也会及时地买我喜欢的书。
小时候，我热衷于听妈妈读书，每次睡觉前都要听，甚至养成了习惯，不听故事还睡不着觉。
我渐渐长大了，认识的汉字也有一千多个了，便试着自己读书。
一开始只是读《格林童话》一类的书，这类书便开始成为我幻想的根本。
从三年级开始，我便倾向于作文大全一类的书，作文书中小作者那优美的语句更吸引着我。
现在，我更热衷于读那一本本厚厚的名著。
《白鲸》中亚哈船长与海上恶魔……白鲸殊死搏斗的故事，扣人心弦；法国著名作家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的引人入胜，令我惊讶；高尔基《童年》中的一个个故事，令我深思；《中华上下五千年》中讲述的中国历史，使我深深地佩服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 这些名著就像有莫大的魅力，使我一捧起来就再也舍不得放下。
看书的时候，我总是会把自己想象成书中的主人公，和他一起欢笑、哭泣。
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也让我乐此不疲。
记得妈妈一次给我买了四本《哈利·波特》让我暑假里完成作业后再看。
我便开始了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中遨游，居然不觉得饿，直到妈妈晚上下班回来才发现我没有吃午饭。
就这样仅用了五天把四本《哈利·波特》全部看完。
看一遍还觉得不够，便又看了一遍。
书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的喜怒哀乐与它紧紧地连在一起，它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书给我带来的益处是多方面的。
它既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又陶冶了我的情操，使我懂得了生活中的美。
儿童文学中对游戏歌的理并举例说明
一 “糖衣”效应：教育型儿童文学的窘境 在人类的文化创生机制中，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儿童文化，其诞生有不同于整体文化的亚文化轨迹。
具体在于，和成人文化的自然发生不同，儿童文化的诞生受制于成人“童年的发现”与“儿童观”的建立。
也就是说，先有“童年的发现”和“儿童观”的建构，后有儿童文化的创生。
这就说明了儿童文化是一种“后起”的文化类型，其受儿童观的影响深刻而久远。
而儿童观的类型，则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化的面貌。
作为儿童文化的内部构件，儿童文学更是如此。
仅以世界儿童文学的策源地欧洲为例。
如果我们把法国作家夏尔·贝洛于1697年出版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当作儿童文学正式源头的话，追溯至今，世界儿童文学也仅仅300多年的历史。
这期间，成人在人生哲学层面上对“儿童”这一社会存在的认识变迁(儿童观)很大程度上制约或催生了儿童文学的发展。
实际上，在儿童文学开辟鸿蒙之前，无论欧洲，还是东方，成人出于“教化”目的为儿童提供的读物就是“儿童文化”(这里的“儿童文化”是一种虚拟、一种假设。
因为在“童年”被发现之前，现实的“儿童文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的主体内容。
然而，那些弥漫着浓厚“训教”意味的宗教读物(如清教徒詹姆斯·简威写的给儿童看的宗教普及读物《给孩子们的纪念品》)和道德、认知读物(如中国古代的《三字经》《百家姓》《童蒙训》等童蒙读物)还根本不能算文学作品。
这些成人硬塞给孩子们的所谓“儿童读物”不但理念充斥、干巴枯燥，毫无趣味可言，而且还深含着基督教“原罪”“救赎”的宗教意识，以及封建伦理道德的陈腐观念。
其折射出的完全是一种以成年为生命旨归，而视儿童为“罪孽源头”“缩小了的成人”，从而漠视其独立存在的落后的儿童观。
当这种针对童年的人生哲学观念以“训教孩子”为童年文化的唯一价值取向时，其客观上必然造成了童年阅读层面上对儿童天性的压抑和束缚。
不仅如此，这种“训教主义”倾向因其教育立场的“合法性”，一经诞生，就显示了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延展、笼罩、渗透了儿童文学的整个流程，成为制约、甚至框范世界儿童文学走向的一种重要力量。
而氤氲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儿童文学原点和哲学依托的儿童观于近代文明的滚滚车轮声里，也由犹疑观瞻，而渐次前行，先后出现了主张尊重“童年独立价值”的卢梭主义儿童观、张扬情感和想象力的浪漫主义儿童观、蕴涵对成人文化批判精神的童心主义儿童观，以及站在儿童生命的根本立场上，解放和发展儿童的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
与之相呼应，世界儿童文学流脉在此过程中，也波澜起伏，源流丛生，历经民间童话搜集、整理、改编与作家创作的不同阶段，由“教训主义”而浪漫主义、而童心主义、而本位主义，一路浩浩汤汤，成就了今天世界儿童文学洋洋大观的壮丽风貌。
从总体看，世界儿童文学诞生至今，从功能上，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教育性儿童文学”。
其特点在于，以自我完善和增进知识为目的，格外关注教育价值。
创作中，作家主要运用比较接近现实和理性的创作方法；另一类是“审美性儿童文学”。
其特征为以游戏、娱乐和陶冶性情为目的，侧重于激发和满足儿童想象的天性，创作中，写作者多运用充满想象的创作方法。
而在文学的价值取向上，两者也有本质的区别。
“教育性儿童文学”以“人格自我完善”“增进文化知识”“获得道德认同”为旨归，在教育的价值坐标轴上，延伸出丝丝缕缕审美、娱乐、游戏、抚慰等功能。
“教育”是目的，是统摄，为了这个目标，上至情节、故事、结构、语言等文学要素，下至想象、幽默、趣味、游戏等文学手段都可以为我所驱、为我所用。
手段尽可以五彩斑斓、花样翻新，目的却只有一个——教育。
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教育”恰恰也就是此类儿童文学终生无法摆脱的价值宿命。
“审美性儿童文学”则致力于让儿童读者的情感、想象力得到激发、启迪与释放。
“娱乐生活”、“游戏心境”、“陶冶性情”、“品味人生”是其作为文学的价值。
“审美性儿童文学”惯于依托各种文学因素、艺术手段，创造一个异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心象世界)。
和“教育性儿童文学”不同，想象、幽默、游戏、趣味在“审美性儿童文学”中都具有本体的价值，其不仅仅是实现和达成审美、游戏、娱乐、情感等功能的手段、工具，同时更是文学作为审美游戏的本源和目的，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
在此基础上，“审美性儿童文学”的游戏性和文学性是同构的。
游戏性就是文学性，文学性也等同于游戏性。
二者异体同构，水乳交融。
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是儿童文学实现游戏精神的基座。
儿童文学在精神品格上能否葆有想象激荡、幽默昂扬、趣味洋溢、气韵不凡的独特风貌，其作为审美游戏的价值取向和内在审美机制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反过来讲，“教育”作为理性因素，则是游戏效应的“天敌”，其无所不在的身影，许多时候制约了以想象创造为核心的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中的勃兴，也让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格限于首鼠两端、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
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最典型的，就是在欧洲儿童文学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家庭女教师”文学。
在这里，笔者仅以其中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鲍曼夫人和琼里斯夫人的创作为例。
鲍曼夫人是法国继夏尔·贝洛之后出现的又一位影响极大的童话作家。
其创作以“教育”为核心，自诩为“贤明的女家庭教师”。
从身世上看，鲍曼夫人的儿童文学创作观也属于“事出有因”。
因为对婚姻感到幻灭，少女时代结束不久，她就只身渡过海峡到英国当家庭教师，同时立志全身心投入儿童教育。
在这期间，她以惊人的毅力，先后撰写了七十卷童话作品，并于1757年出版了影响深远的《儿童杂志》。
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童话作品，还是《儿童杂志》，实际上都成为鲍曼夫人实施“教育”的工具。
正如她在《儿童杂志》的刊头语中所说：儿童杂志，或许可以说是贤明的女教师和优等生的对话。
透过这番对话，就可以教育少年们，充分依照自己的天赋、气质、爱好，去思考事物，去表达意志，去采取行动。
同时也由于这番对话，显现出各该年龄的需要，了解应该运用怎样的手段去矫正…… 出于这样的目的，鲍曼夫人在自己的童话创作和《儿童杂志》中调动各种文学手段力求将包括历史、寓言、地理等资料的作品写得生动有趣，“让孩子们能够在快乐中，亲近有教育价值的故事”。
鲍曼夫人之所以持此观念，和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关。
在那个时代，成人们诉诸孩子们的主要愿望就是：好好读书、学知识，尽快成长为“小大人”，切不可浪费片刻的光阴。
在此社会意识下，当时法国社会许多有名望的人物，都热衷于用游戏的乐趣来从事教育工作。
鲍曼夫人仅仅是其中之一。
而基于这样的童年观念和教育意识，“在鲍曼夫人笔下，想象力和感性本身，已经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而只是教训的一种手段罢了”。
[1] 这样的作品正如同包裹了“糖衣”的苦药，外表的甘醇、甜美遮掩不了内里的苦涩、辛辣，其趣味仅仅是幌子，是“孔雀尾羽”式的诱引，真正的审美快感和游戏趣味却几无存身之地。
无独有偶，在卢梭出版了著名的教育小说《爱弥尔》之后，接受他儿童观与教育思想的影响，欧洲又涌现了一批“家庭教师”类型的作家。
他们没有吸收卢梭儿童观和教育思想中积极、前瞻的观念，而是皮相化地接受了卢梭“把想象力视为危险”的消极文学思想以及卢梭既崇尚“自然教育”，却又宣扬强制管束的教育思想的保守性、矛盾性，创作出了一大批否定想象力、游戏性，极力宣扬知识、美德、理性的教训主义儿童文学。
他们当中的代表性人物是琼里斯夫人。
琼里斯夫人是卢梭的弟子，和同时代的许多儿童读物作家一样，她极力贬抑想象力的价值。
她不仅禁止自己的孩子读民间童话和《一千零一夜》、《列那狐故事》等作品，还对仙女故事充满了仇视。
因为在她看来，好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应该是充满教训的。
真正有益的读书是获得知识和道德教育，而仙女故事只会引诱孩子寻求快乐，而忘却、忽视对他们最有帮助的的教训(假使其中有教训的话)。
不仅如此，她还固执地认为，阅读仙女故事的孩子会把虚幻的想象当成真实生活的存在，这样的幻想将给孩子们带来严重的错误观念，同时也会阻碍孩子们理性的发展，更糟糕的是会让孩子们厌恶阅读“真正有益的书”。
本着这样的观念，琼里斯夫人不但自己炮制出《城堡之夜的故事》《教育剧场》等一系列否定想象力的枯燥乏味的作品，而且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诸多富含想象力、游戏趣味的民间童话打入冷宫。
以上仅仅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个例。
实际上，世界范围内，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前半叶，教训主义思想对儿童文学的笼罩、渗透是以一贯之的。
甚至，即使是安徒生这样的享誉世界的童话大师也未能幸免。
据安徒生在其传记中披露，他的第一本《童话集》出版之后，曾遭受了来自教育主义的攻击和质疑：这些童话只会逗乐孩子们，但它们决不包含什么有教益的东西……[2] 前苏联儿童文学学者克鲁内依·丘克夫斯基在《两岁至五岁》一书中也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29年，他在一个疗养院里，给一群孩子朗读《吹牛大王历险记》，孩子们听得如醉如痴、兴高采烈。
可是，旁边的一位妇女和年轻男子却听得气急败坏，不但当场把书夺了下来，还训斥他：“你有什么权利给孩子们读这种荒唐无稽的东西
”而当他耐心向他们解释的时候，他们不仅不听，还振振有辞地训诫他说：“儿童图书不能有幻想和编造的故事，必须百分之百讲述现实生活中的事实。
” 可见，教训主义在儿童文学、儿童阅读中的蔓延、渗透绝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跨越地域、时空的广泛性。
其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境域中的弥漫不仅极大地挫伤了各个民族儿童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认同感和阅读接受热情，而且也给以情感和想象力为核心的“审美型儿童文学”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与此同时，“教训主义”儿童文学对以幻想和想象为核心的审美游戏性的排斥，更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型儿童文学”审美价值的游戏转化与艺术品位的审美提升。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因为“教训主义”的弥漫、渗透或变异，“教育型儿童文学”由于选择了“教育”立场而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走向了文学审美游戏精神的反面，成为了无趣味、阈于自身、故步自封的成人精神衍生品，其在“为儿童”的旗帜下，所演绎的一系列情节、故事、结构、语言，都成为“为教育”的幌子。
这种表里不一、心猿意马的文学姿态在孩子那里，往往是不受欢迎的。
其内在的和谐和平衡也很难维系。
因为，面对成人世界耳提面命的训教“馈赠”，孩子们从来不是束手无策的。
许多时候，孩子们依靠机智和灵活，轻易就闪避了那些了无乐趣的阅读痛苦。
他们有一种超越框范的自我塑造能力。
他们从被成人束之高阁的诸如儿歌、民谣、民间故事、英雄传说、浪漫传奇和冒险故事中寻找阅读的快慰和乐趣，同时也凭着天生的敏感，把那些充满奇思异想，本来是为成人写的文学作品占为己有。
这样的作品名目繁多。
中国的有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等等；外国的则有《巨人传》《鲁宾逊漂流记》《天路历程》《格里佛游记》《罗宾汉的故事》《金银岛》《海底两万里》《福尔摩斯探案集》等等。
儿童读者在这些本来不是写给自己的作品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梦想、渴望、快乐、抚慰。
于是，他们把这些书紧紧抱在怀里，如痴如醉游走于那些神奇的世界。
与此同时，孩子们也对成人教育理念支配下处心积虑的文学馈赠、阅读安排开始阳奉阴违、密谋“背叛”。
障眼法、路灯阅读、被窝阅读、课堂窥读等等，都成为他们抗拒“教训主义”文学预设、阅读强制的手法。
也就是说，“教育型儿童文学”实际上一直是在他们的服务对象“儿童读者”的阅读排斥中谋求发展的。
“教育”“教训”越是裸露、凸显，孩子们的排斥、厌恶就越是强烈。
而那些极端呆板的“说教型”作品最终也难逃被自己的“上帝”所抛弃的命运。
关于这一点，“教训主义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逐渐衰微乃至绝迹的事实就是明证。
这是“教育型儿童文学”走向“游戏效应”对立面的负面例子。
而当“教育型儿童文学”回应孩子们的质疑情绪，“痛改前非”，让“教训”逐渐淡出水面乃至消隐山林，使游戏趣味渐渐高涨弥散时，孩子们倒是转而开始趋之若骛、奉之若酪了。
然而，要让“教育”完全化影无形，为审美所遮蔽或融合，这也是“教训主义”儿童文学的“始作俑者”们心有不甘的。
毕竟“教育”“教训”的迷失，就等于在文本实践中取消了“教育型儿童文学”的存在。
这自然是儿童文学的“教育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儿童文学中，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教育却是万万不能的。
有鉴于此，“教育型儿童文学”在来自现实儿童阅读的讦难、质讯时，常常会陷入既难以两全，又不肯两舍的窘境。
这种境况有台湾学者描述为：当文学向儿童分化、扩散，逐步形成“从文学走向儿童”的倾斜同时；另一方面，儿童在张望未来时自觉地酝酿、分化与成长，也崭露出“从儿童走向文学”的倾斜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就在“成人的儿童观”和“儿童自我塑造”着两组反向运作的力量相互渗透、回应的过程中，儿童文学的诸多面向日渐清楚。
[3]应该说，这是一种切中肯綮的看法。
由是，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就出现了一个奇异的情景：一明一暗、双线并置。
当“教育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儿童阅读的游戏追求就以一股潜流的形式，悄悄流淌于民间孩子们的阅读生活里。
而当“游戏精神”畅达无阻、热情高涨的时刻，“教育主义”则偃旗息鼓、惨淡经营着属于自己的黯淡田园。
至此，“游戏性”或曰“游戏精神”在“教育主义”儿童文学的流域里始终是以一种“敌对”或“反面”的力量存在，制约着“教育”的恣意蔓延与无限扩张。
最终，演化为来自儿童观、文学观以及儿童读者一种关乎儿童文学前途命运的强有力的纠错与呼唤。
当然，这也决定了，对“教训主义”的冲破和对审美游戏性的不懈追求成为儿童文学游戏精神铺陈与建构的必由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世界儿童文学的进程，实际上是“教育主义”与“游戏精神”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它们之间的相互缠夹、排斥、解构、融合正如同冰雪消融而汇聚的一股春潮，催动着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潮流滚滚向前…… 二 审美转化：民间故事的浴火重生 但凡对儿童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儿童文学作为成人社会对于童年生命 的审美表达和精神观照形式，是存在多种面貌的。
“家庭女教师”“糖衣苦药”式的“教训主义”作品作为儿童文学“始生之物”，在满足成人之于儿童的教育期望的同时，固然能局部补偿孩子对于文学阅读的心理诉求，但是，儿童心灵放飞、人格成长所需要的丰富而又驳杂的想象体验与精神诉求，却是狭隘、单一的“糖衣式”安慰所根本无法满足与回应的。
非但如此，事实上，那些“糖衣苦药”式的儿童文学作品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遭受着来自儿童读者的质疑，勉为其难地扮演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这个事实无形中也是在提醒人们，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来就不是“单向”、“单一”的，而是“双向”、“复合”的。
成人社会在本着关注童年、引领成长的目的，处心积虑、苦心孤诣为孩子们提供精神养料的同时，不能不顾及来自孩子们的眼光和态度。
成人的“给予”和儿童的“选择”之间，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可能，而是存在着多种“向度”：或相异；或错位；或相交；或叠加；或包容；或暗合……不一而足。
这既是作为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家与儿童读者的交流，更是一个社会的童年意识在机体内的激荡和回响。
一般情况下，按照常理，当“交流”通畅、回响热烈时，双方自然皆大欢喜、额手称庆。
或者，当“交流”受阻，回响微弱时，双方则相互质疑、各行其是。
这似乎应该作为儿童文学审美阅读的常态效应。
但是，正如历史的演进从来就不是直线式的上升或下降，而是偏爱螺旋式的轨迹一样，世界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潮流在传达“一江春水向东流”昂扬讯息的同时，也始终终纠结着各种社会、文化、教育因素，呈现出某种斑驳而繁复的面貌。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儿童文学是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错位的文学。
是“成人”写，“儿童”读的文学。
如此一来，成人社会、成人作家对儿童生命理解、认识、体验的广度、深度、纯度，就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的具体类型和面貌。
人类文明曾诞生过多少种儿童观，就会有多少种儿童文学的样态。
有多少种看待儿童的眼光，就有多少种儿童文学的面貌。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型”儿童文学仅仅是儿童文学“冰山”之一角，仅仅是成人“教育眼光”“教育意识”在儿童文学这一社会存在上的反映与折射，而更多的社会需求、成长关怀则是经由别样的儿童文学形态来体现的。
关于这一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在其广受好评的理论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曾将之总结为：“三种眼光”对应“三大母题”——“成人对于儿童的眼光”对应“爱的母题”；“儿童自己的眼光”对应“顽童母题”；“人类共同的目光”对应“自然的母题”。
应该说，这是非常有创意的理论发现。
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宏观把握固然高屋建瓴，但毕竟还是有些失之笼统了。
实际上，单就“成人对于儿童的眼光”而言，细分起来，就有多种不同的内涵和意味，也并非单一的“母爱”“父爱”所能容纳。
比如师生之间出于责任的引领、关切、呵护；长幼之间毫无亲缘的理解、怜悯、尊重；亲情背后的狭隘、自私、放任……等等。
这样的生命现象、心灵状态一旦进入文学审美，都将是具体而微的。
“爱的母题”纵然能够统摄，但是，完全忽略其不同侧面的辐射、延伸、变异来整体观照、命意，也未必很准确。
但是，尽管如此，无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当这些“成人对于儿童的眼光”进入儿童文学视野，成为成人社会之于儿童的精神馈赠时，其外在的形态、内在的意味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点，在民间故事的传承、发展中有深刻体现。
从世界范围看，民间故事往往被当作儿童文学的源头。
在通常的社会意识里，民间故事的编创者大都是和孩子最亲近的妈妈们。
理由是，一方面因为从中世纪到近代，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家庭结构中，妈妈是主要的儿童抚养者、监护人，她们有着更多的闲暇和热情陪伴孩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母亲大多细腻、敏感、聪慧，天性与孩子心灵相通。
她们最懂得孩子的精神渴望和心灵需求，也最能成为孩子心灵成长的按摩师、引路人。
当然，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还有一个依据，那就在于妈妈们讲故事的对象是——孩子。
在他们看来，“妈妈们”无论怎样富有故事的创造力，但也毕竟只是单方面的主观因素。
没有客观的个体、群体需要，没有特定的环境氛围激发，故事断不会自行产生。
也就是说，在“民间故事”的发生学里，最本质的源头还在于孩子。
正是孩子们对于故事的天然喜好，才在无数个“围炉夜话”的傍晚，数不清的“绕膝而坐”的午后，催生了“妈妈们”的故事灵感。
于是，“妈妈们”的故事一出襁褓，自然深深镀上了母性的釉彩，打上了母爱的烙印…… 类似的观点，在人们关于“民间故事”的认识里，流传久远。
因为，在人们看来，民间故事自呱呱坠地之日起，其故事样态就固定了，剩下的就是怎样被收录、整理、编纂、修润，一代一代在民间流传。
其实，这样的观点其实是有很大遮蔽性的。
实际上，民间故事的传承是一个不断分化、拆解、融合、组接、修正、改造的过程。
其儿童观念、社会意识的整合性非常明显。
民间故事从远古走向现代，从口传走向书面，从“民间”走向“儿童”，是一种概念的重塑和文学的建构过程。
这个过程对现实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儿童文学化”。
这一文本形态改造，一般来讲，是由两个人群来完成的。
一个是给孩子们讲述或转述“民间故事”的“妈妈们”；另一个则是对民间故事的传承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学者、作家们，如夏尔·贝洛、格林兄弟、安德鲁·朗格、安徒生、卡尔维诺等等。
首先，“妈妈们”功不可没。
因为“妈妈们”的故事大多是为了“娱乐”孩子，或满足孩子的好奇，或抚慰孩子的情绪，或逗引孩子开心。
这样的故事出发点自是与“家庭女教师”们不同。
出于这样的目的，“妈妈们”讲起故事来，自然也就少了诸多教育、教训理念的渗透，多了一些爱心的沉浸；少了一些刻意的人生启迪、引导，多了一些趣味的延伸；少了一些题外因素的强力介入，多了一些源自故事本身的吸引。
于是乎，那些被“家庭女教师”们束之高阁、逐出门外的仙女、海盗、巫婆、矮人纷纷盛装亮相、闪亮登场；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青蛙、驴子、山羊、狐狸个个开口说话、招摇过市…… 除此之外，“妈妈们”还靠着天性的温柔、善良、敏感、机智让故事更加切近儿童的心灵。
为此，她们会改造或剔除掉一些不适合给孩子看的构思、情节、细节。
而所有这些，则构成了民间故事既浑然天成，又趣味、温馨的总体特征。
当然，“妈妈们”对故事的改造还仅仅是自发的、下意识的，难以构成民间故事“儿童化”、“文学化”的主体，难以促成民间故事“儿童文学化”的主脉。
实际上，真正让民间故事具有了完备的文学形态与生动、细腻的语言、情节结构的，还是一些高瞻远瞩的专家、学者们。
《格林童话》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部世界范围内妇孺皆知的儿童文学经典，就是格林兄弟在对流传于德国民间的各种传说、故事进行长期搜寻、整理的基础上，经过大量的改造、改编、改写，才形成今天的文本面貌的。
实际上，正如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学者彭懿在其博士论文《走进魔法世界——格林童话研究》中所指出的：今天印行在世的《格林童话》实际上是格林兄弟反复改造、修订、润饰后的第8个版本(1857年版)，而非以往国内德语翻译界所谓的第1版。
[4]足见，“民间故事”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儿童化”“文学化”了。
而这其中，已经深深融合、渗透、寄寓了成人社会对于“儿童”的生命观照和精神守望。
这里，笔者试以为全世界读者所耳熟能详的民间童话故事《小红帽》为例，做一些分析。
比如，同样是《小红帽》，1697年出版的夏尔·贝洛《鹅妈妈的故事——或昔日寓含道德教训的故事》中，结尾是这样的： …… “奶奶，你的嘴巴怎么这么大啊
” “这样，才可以吃你呀
” 凶狠的狼说了这句话，就向小红帽扑去，一口把她吃掉了。
这样惨烈的结局肯定是给孩子讲故事的“妈妈们”不满意的，也是后世致力于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的有识之士所难以认同的。
因此，我们看到了格林兄弟1812-1822年发表的三卷本德国童话(就是后来《格林童话》的最初底本)中的《小红帽》结尾： …… “奶奶，你怎么有这样的大嘴巴
” “这样，我吃起你来才比较方便
” 狼刚讲完这句话，就从床上一跃而起，吞下了可怜的小红帽。
狼满足了自己的食欲之后，又重新躺到床上，睡着了，鼾声大作。
这时，猎人正好从屋前经过，就觉得纳闷：“屋里的老太太打呼噜怎么这么响啊，是不是生病了，我要进去看看。
” 猎人推开门，走进房间，发现狼躺在床上，肚皮鼓得像小山一样。
“哈哈，我总算找到你了。
你这个作恶多端的坏家伙”。
猎人说完，刚要举枪瞄准，突然想到，狼肚皮这么鼓，一定是把老太太吃了。
不能开枪，要先救出老太太。
这么想着，他拿把剪刀，把沉睡着的狼的肚皮剖开。
才剪了几下，就看到了小红帽闪着亮光，再剪几刀，小姑娘从狼肚子里跳出来了，嘴里还喊着：“啊，我多么害怕，狼肚子里有多黑暗啊
” 接着，老奶奶也被救出来了，她在狼肚子里呆的时间比较长，都快憋断了气。
小红帽很快捡来了一些大石头，填进狼的肚子里。
狼从梦中醒来，想立刻逃走，可是肚子里的石块很重，拖着它摇摇晃晃只走了几步，就倒在地上死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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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都是教育部推荐的书，跟“大语文书系”差不多。
你可以看看其中的书有没有合胃口的，多读好书没坏处~另外其中的四大名著是简缩本，如果你能够读原著了，最好还是读原著。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手抄报怎么做
海伦·凯勒(1880年6月27日-1968年6月1日)，是美国一位残障教育家。
她在19个月大时因为一次高烧而引致失明及失聪。
后来籍着她的导师安·沙利文(Anne Sullivan)的努力，使她学会说话，并开始和其他人沟通。
并且毕业于哈佛大学是海伦凯勒
~她是一个聋盲哑 1880年6月27出生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塔斯喀姆比亚。
1882年1月因患猩红热致盲致聋。
1887年3月安妮·沙利文成为凯勒的老师。
1899年6月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
1902–1903撰写出版《我的一生》（有的译作《我生活的故事》）。
1904年6月以优等成绩大学毕业。
1908–1913 著《我的天地》（又译作《我生活中的世界》）、《石墙之歌》、《冲出黑暗》。
1916年遭受婚姻不幸。
1919年应邀去好莱坞主演电影。
1924年成为美国盲人基金会的主要领导人。
1929年著《我的后半生》（也译作《中流––––我以后的生活》）。
1930年旅游英国。
1931–1933年荣获坦普尔大学荣誉学位。
访问法国、南斯拉夫、英国。
1936年10月20日老师安妮·沙利文去世。
1942–1952年出访欧、亚、非、澳各大洲十三国。
1953年美国上映凯勒生活和工作的记录片《不可征服的人》。
1955年著《老师：安妮·沙利文·梅西》 荣获哈佛大学荣誉学位 1959年联合国发起“海伦·凯勒”世界运动。
1960年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颁布“海伦·凯勒”奖金。
1964年荣获总统自由勋章。
1968年6月1日与世长辞。
海伦凯勒延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塔斯比亚城。
她天生聪明伶俐，出生不到六个月，便能清楚地说出「tea」（茶）、「water」（水）等几个单字，对周遭事物的感受性更是敏锐。
刚满周岁那年，一天傍晚，母亲趁太阳西下以前，放了一盆热水为海伦凯勒擦洗身子。
可是，当母亲自浴盆把海伦凯勒抱了起来，放在膝盖上，正想拿条大毛巾替她包裹身子的时候，海伦凯勒的目光，突然被地板上摇晃不定的树影给吸引了过去。
她好奇地看著，看得很入神，眼珠子动也不动一下，而且还忍不住伸长小手扑了过去，好像非得揪住它不可。
当时，母亲虽然已经注意到海伦凯勒的眼神，但是看在母亲的眼里，树影不过是平常又自然的现象，没什麼好大惊小怪的。
所以，她万万没有想到海伦凯勒会使出这麼原劲儿往前倾，结果不小心一溜手，竟让海伦凯勒滑倒在地，哇哇大哭个不停。
母亲知道女儿受了惊吓，飞快地将海伦凯勒搂进怀里，连哄带骗了好一阵子，海伦凯勒才安静了下来。
事隔不久，母亲一个人静静回想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她发现海伦凯勒的观察力似乎特别灵敏。
通常一个周岁大 的婴儿，应该是懵懵懂懂的，对什麼事情都没有企图深入了解的倾向，可是海伦凯勒却别有细腻的之思，甚至於想用自己的肢体去感受变化的奇妙。
当然，跟大人比起来，海伦凯勒的表现并不成熟，如果跟其他的婴孩相比，可就不能不算特殊了。
而为人父母的，能幸运地生下一个天赋优异的小孩，当然是得意洋洋罗
每逢亲朋好友到家里做客，不谈起女儿也就罢了，一旦话题转到海伦凯勒身上，母亲心满意足的喜悦，就会自然而然地从言谈中流露了出来。
但是这份喜悦到底能持续多久呢
当父母亲正兴高鸟烈畅谈海伦凯勒美好未来的当儿，海伦凯勒却莫名其妙生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不但夺走了父母心中的希望，更使海伦凯勒变成一个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小女孩。
可怜的海伦凯勒，该如何去面对一个没有光线，没有声音的世界呢
这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通常教育一个五官健全的孩子，已经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更何况海伦凯勒又瞎又聋
也许，父母亲他们可以猜测、也可以想像海伦凯勒的心情，但是他们绝对无法体会，就如同海伦凯勒无法体会正常人的生活一样，他们真的无从体会。
起先，父母亲采用实验的方法，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虽然他们失败过无数次，但是日子久了，也摸索出不少要领，他们除了被动地猜想海伦凯勒的比手画脚，有时也教导海伦凯勒凭藉肢体动作，表达喜怒哀乐。
另外，海伦凯勒也学习运用触觉去感受周遭的事事物物。
就这样一点一的累积，四、五年以后，大凡孩子们用眼睛、耳朵能感受的，海伦凯勒都能以触摸的方式领略。
只是父母亲不是残障教育的专家，所以海伦凯勒学到的肢体语言，只有父母才看得懂，至於外人可就很难说了。
向来关心女儿的父母亲，也一直挂心这个问题，尤其他们想到自己终有年老体衰的一天，到时候要是海伦凯勒仍然不能跟外人沟通，那海伦凯勒往后的遭遇，将是非常悲惨的。
於是，在海伦凯勒七岁那年，他们从外地请来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苏利文老师。
苏利文老师跟海伦凯勒很投缘，她们认识没有几天就相处融洽，而且海伦凯勒还从苏利文老师那里学会了认字。
一天，老师在海伦凯勒的手心写了「水」这个字，海伦凯勒不知怎麼搞的，总是没法子记下来。
老师知道海伦凯勒的困难处在哪儿，她带著海伦凯勒走到喷水池边，要海伦凯勒把小手放在喷水孔下，让清凉的泉水溅溢在海伦凯勒的手上。
接著，苏利文老师又在海伦凯勒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字，从此海伦凯勒就牢牢记住了，再也不会搞不清楚。
不过，苏利文老师认为，光是懂得认字而说不出话来，仍然不方便沟通。
可是，从小又聋又瞎的海伦凯勒，一来听不见别人说话的声音，二来看不见别人说话的嘴型，所以，尽管她不是不能说话的哑巴，却也没法子说话。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苏利文老师替海伦凯勒找了一位专家，教导她利用双手去感受别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鼻腔吸气、吐气的不同，来学习发音。
当然，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过，海伦凯勒还是做到了。
盲人作家海伦凯勒，除了突破官能障碍学会说话，更奉献自己的一生，四处为残障人士演讲，鼓励他们肯定自己，立志做一个残而不废的人。
海伦凯勒这份爱心，不但给予残障人士十足的信心，更激起各国人士正视残障福利，纷纷设立服务机构，辅助他们健康快乐的过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