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议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论文提要：对于几来维系中华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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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
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
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
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
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
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
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
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
有许多东西是好的。
有许多东西是糟粕。
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
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
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
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
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
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
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
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
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
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
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
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
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
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
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
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
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
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
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
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
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
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
不过是男人附庸。
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
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
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
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
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
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
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
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
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
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
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
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
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
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
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
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
闭关自守，夜郎自大。
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
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
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
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
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
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骗，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
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
（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
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
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
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
“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仁者爱人”。
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
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
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
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
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
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
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
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
试概括出几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
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
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
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
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
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
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
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
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
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
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
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
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
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
以权力代替法律。
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
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
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
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
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
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
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
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
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
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
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
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
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
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
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
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
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
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
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
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
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
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
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
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
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
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
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
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
（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
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
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
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
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
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
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
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
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
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
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
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
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
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
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
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
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
继承是必要的。
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
但要反对无限拔高。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
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
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
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
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
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
还要虚心学习。
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
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
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
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
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
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
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
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
这是肯定的。
不同在哪里
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
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
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
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
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
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
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
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
害了谁
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
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
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
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
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
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
关于创新。
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
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
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
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创新不易。
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
根深叶茂。
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
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
二要明确方向。
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
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
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
三要有宽松环境。
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
四要有勇气和意志。
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
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
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
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
总的印象，是太慢了。
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
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
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
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
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
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
时代不同了。
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
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
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
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
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
有人把千古罪学当成国学，其实把自己也变成了千古罪人。
当代人如何评价张伯苓
爱国教育家、南开之父张伯苓生平 张伯苓，名寿春，宇伯苓。
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
其祖父张虔，为国学生，因屡试不第，致疯狂病逝，年仅三十八岁。
其父张云藻，为独生子，且兼继承五门，不以科举功名为重，酷爱音乐，醉心骑射，访求名师，弹拉吹打，无一不精，尤擅长琵琶，天津人称之为“琵琶张”。
张伯苓六岁时入私塾读书。
白天在义学里念《三字经》、《千字文》，放学回家后，其父再辅以教导和讲解，督促甚严。
在这种义学中使张伯苓接触了更多的贫家子弟。
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
北洋水师学堂是洋务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植北洋海军人才而建立的。
学堂总办是船政大臣吴虞成，总教习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主张变法维新的严复。
教习多半是留英学生。
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
总之，到这里来上学，叫做上洋学。
清政府为吸引学生，不但学费全免，还管吃管住，这对家境日趋贫困的张伯苓确有很大的吸引力。
张伯苓在水师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大开眼界。
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
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驾驶班学生在学堂习完四年毕业，派上练船学习船艺一年，送原学堂再习三月，然后拨人枪炮练船，再学三月。
考核及格，派归兵船差遣补用。
” 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趁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
战争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被击溃，于是急调北洋水师增援。
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参加了这一历史性战役。
9月17日，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享率领联合舰队袭击北洋水师，在波涛汹涌的黄海海面上发生了一场大海战。
双方激战五个多小时，互有损伤。
张伯苓又随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海军基地。
1895年1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丁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
2月12日敌军占据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开始参战时，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
张伯苓含泪饮恨与众人返师归来。
这是张伯苓的爱国热忱受到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1897年，承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妄图瓜分中国。
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
俄、法、德三国以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租占了广州湾，而英国强租九龙与威海卫。
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舰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
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
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
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五内俱裂。
他从威海卫归来之后，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甲午之战是中国大失败的开始。
海军军舰全军覆没，这次大失败的教训，激励了张伯苓的志气，坚定了他一生的爱国热忱。
当时科举虽还未废， 而要求变法维新以求富强，已成为一般有志青年的愿望。
张伯苓决心创办新式教育。
适值天津名绅严范孙倡办新学，1898年乃延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
张伯苓结识严范孙，对其后来南开一系列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影响很大。
张伯苓在严馆执教时期除教授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和理化外，并提倡体育。
那时没有体育设施，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
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1901年，即义和团运动的次年，天津邑绅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教其于侄，是谓“王馆”。
张伯苓在严、王两馆，循环往复，诲人不倦。
两馆教法大体相同，只是附读学生逐年增多，设备及教法都还不完备。
1903年，张伯苓有感于日本蕞尔小邦，居然胜中国，挫强俄，一跃跻身于世界列强，必有所以致此之道，不可不往一观。
在严修、王奎章的大力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
1904年 5月，张伯苓和严修二渡扶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
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
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他的宏愿。
张伯苓自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
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他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
社会的需要，使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
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
12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
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
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
1919年9月5、6日，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25日正式上课。
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
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
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得的。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对张伯苓来说，并不意味着兴办教育的终结。
建立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才是他兴办教育的宏伟大略。
张伯苓于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
接着在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
为开展学术研究和造就高层次人才，张伯苓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既以办学为救国的手段，故早就不以在天津创办学校为满足。
1931年以后，日本军阀在华北屡生事端，他看到两国终不免一战，而天津定首当其冲。
及至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
张伯苓深为忧虑。
1935年，他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心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
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
并于当年九月开学。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
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在汉口成立了国民党参政会。
蒋介石为了装璜门面，拉拢在南方有一定声望的张一麟和在北方颇有影响的张伯苓担任参政会的副议长。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
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后，目睹国民党政府，政治黑暗腐败，心情很不愉快。
年末，他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老寓所，终日深居简出。
解放前夕，蒋介石三番两次到沙坪坝津南村，要求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后来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
1949年，他毅然留在重庆迎接解放。
解放后，他衷心地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其内外政策。
1951年2月23日因病谢世，享年76岁。
在他的遗嘱中，对国家民族无限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勉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务共努力”，“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张伯苓作为在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在其晚年，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但是，张伯苓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
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
张怕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
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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