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作者是谁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作者是梁漱溟。
该书是梁漱溟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21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过思想学术界的重视。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该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写作背景是什么
梁漱溟（1893-1988）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之家，梁漱溟的童年始终是在欢快自由的氛围中度过的，其父虽任职清廷，但他的发蒙教育却是当时最开放的中西小学堂，进入中学后，其倔强、顽强的个性日渐形成。
中学毕业后，他到当时的《民国报》当记者，痛恨私有财产，相信社会主义，对现存的一切都坚持强烈的批判精神。
在此前后，他也经历了早年人生的三大危机，即从如何救治社会流弊、如何安立人生，到最后如何“住世”的问题；其结果则是从谋求自杀到最后形成坚持一生的“茹素”习惯。
而在这几个阶段中，梁漱溟都始终坚持着切己的思考与真实的践行精神。
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其研究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受到蔡元培先生的关注，随即被聘为北京大学专讲印度哲学的特约讲师，由此进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
按照梁漱溟的个性，他讲印度哲学就是要“替释迦说个明白”，但由于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因而“趋新”、“趋西”以及“全盘反传统”是当时的主流思潮；而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巨擘也都聚首于北大，这就不能不使他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也不能不有一种沉重的“压迫”感。
不过，由于其从少年时代就形成的倔强性格，因而这种压力非但没有压垮他反而激发了他强烈的逆反心理与抗衡意识。
所以，他转而将自己“替释迦说个明白”的初衷及时调整为“替孔子说个明白”。
于是，就有了与胡适的对台戏，也就有了专门抗衡于西化之说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系列讲演。
关于其讲演的心态，他在该书出版时的《自序》中有非常具体的说明：“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
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
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
显然，这一剖白既是梁漱溟放弃佛家而“做孔家生活的缘故”，同时也是其发起“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系列讲演的具体因由。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虽然是一部应急之作，但以梁漱溟的个性及其重视切己与践行的学风，其书中所持倡的绝非一般所谓的抗俗、矫激主张，而是充满着对中西印三方文化的切己思考与真切的体认。
在该书中，他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他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住世”观念发达。
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梁漱溟关于中、西、印文化三路向的说法虽然只是一种直觉，但在当时却起到了“震撼”的作用，尤其是他对中、西、印不同文化路向的分析与说明，一下子避开了“全盘反传统”的锋芒，“使中国知识界感到迷惑，不知道应该怎样作出反应”（《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而对于一贯坚持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新儒学来说，这种不同路向的分析与说明却起到了唤醒的作用――唤醒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民族特色的注意。
所以，熊十力以“中流砥柱”来赞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牟宗三也赞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一部“深造自得之作”；而美国学者艾恺则认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不仅“引起了东西文化的争论，并为1923年的科玄论战准备了前提”（《最后一个儒家》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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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和西方世界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决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和哲学,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表示西方文 明路向意欲向前,中华文明意欲调和,印度文...
东西方文化和哲学，怎样进行融合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
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
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
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
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
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
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析。
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①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②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5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⑤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
至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维度，我们和国外的合作者正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实证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符合上述的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
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
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
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
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
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
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
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
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两种文化对人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思维方式研究可以回答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
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就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
但为什么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
心理学家把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叫做“尼德汉姆难题”。
很显然，如果考虑到东西方人的思维特性，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西方人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而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
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
西方人善于分解和分析，所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尼斯比特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理论也为文化多元性的理论提供了支持。
任何一种文化都来自于某种传统，文化可以互相影响，但一种文化永远不可能代替另一种文化。
时代在进步，文化也在发展。
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从对比中认识我们自身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同时也应该为继承和创造良好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服务。
相信随着心理学和其它诸多学科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关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必将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实践上讲，研究思维方式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看待同样问题的时候存在着很多的不同。
因此如何做到求同存异，对双方的有效沟通都显得极为重要。
只有认识到这种思维差异，并且以此去指导行为，才能够使双方的交往更有效。
我们相信，随着心理学对思维方式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对文化影响机制问题的认识也必将越来越深入。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作品目录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明确指出：“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
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
”正是这种“重术轻学”偏向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科学的正常发展。
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其所著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也曾指出，中国有许多技术发现，但只是经验科学，而不是理论科学，因而还够不上近代科学。
“重术轻学”必然导致过分注重实用性，而注重实用性就难以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李政道教授说：“体系是人类智慧的集中表现。
”如果只重实用、只求解决某种应用具体技术，就会只以合用为限，不可能对探索其中的未知现象产生浓厚的研究冲动，也必然缺乏探求自然规律所要求的足够宽阔的科学视野。
因此，也就不可能把触及到的一些个别发现拓展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科学规律，更不可能进一步把它完善成严谨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黑格尔在他所著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各种科学“缺少主观性的自由园地，和那种把科学当作一种理论研究而的确可以称为科学的兴趣，这里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
能够称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
浅谈东西方文化起源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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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造化之功，同时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格塑造影响的巨大。
“人的个性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
”[2]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而且也包括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得到某种熏陶和影响。
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
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
”[3] 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
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
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眷恋家园故土，提倡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
所谓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便是这个道理。
“东方人并不具有西方人的忙碌和竞争意识，他们总是显得严肃、执重，从不着急，时间观念淡漠。
就象‘效率’一词代表着西方社会中支配人们思想的基调那样，中国人常说的‘马马虎虎’一词也表明了他们对生活所持的态度。
”[4]生活圈子的狭隘与封闭，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固定性和长久性，为了能够和睦相处，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这也培养成国人谦 虚、谨慎、忍让、含蓄的传统美德。
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养成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
而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半岛之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
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形成其开放变易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倡导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
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
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养成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5]\\\/p> 因此，对于对形成的文化观念影响巨大的自然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我们既不能加于夸大，也不能过于缩小，既不能过于强调，也不能随意忽视，而应该客观、公正。
正如罗素所说的“目前的科学不能完整地说明国民性问题。
气候和经济环境虽说明了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6] 二 .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按照中西双方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分别概括为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
“利义之辨”是贯穿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
主张义利兼顾的墨家由于失去生存的土壤而中道而忘，而主张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义利皆无的道家则把把功绩和名利完全剔除在人格标准之外，这种主张尽管一度与儒家义利观并驾齐驱，但由于不合当时社会需要而不为统治阶级所用。
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 “以义制利”，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
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导致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从而导致科学在古代中国失去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
人专注于自身的内心世界，丧失对理性和自然的兴趣，缺乏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和对科学的探索热情。
道德与理性的分离，使中国传统出现反理性的倾向，从而阻碍了中国科学精神的发育。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空论玄谈盛行,科学衰微和商业不发达的深层原因之所在。
科学技术被视为淫技奇巧,商人被贬为四民之末,从而也导致中国古代科学尽管发达却难于付诸施用,商业发展缓慢，国家积贫积弱的严重后果，到了近代更成了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对象。
在西方,尽管我们说,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其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样,但是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个人的权益的实现,并且认为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与生既来的,是天赋的。
趋利避苦是个体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在追求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不须负任何道德责任,可以不择手段。
故此，功利主义始终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
毫无疑问,这种功利主义对于催生后世资本主义萌芽取着催化剂地作用,但也使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变得非常地残酷和血腥。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7]西方社会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个体追求利益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与科学的发展,但对义的鄙视和贬低又容易导致西方社会片面追逐物质利益而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变质，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物质利益关系。
在西方历史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不衰，构成了西方主流价值取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了社会亘古不变的信条。
在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的利益观念的驱动下，科学与技术在西方尤为受到重视，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西方非常发达。
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表现出求新奇、好创新、重功利的人格精神。
科学观念和技术意识深入人心，成钩扇烁竦闹匾蛩亍U庖驳贾挛鞣缴缁嶂乩硇远崆楦?长于说理而短于谈情，善于逻辑思维而疏于直观感受。
三 .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别归结为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侧重于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获罪于天，无可祷也”[8]。
“一个特点是中国文化不仅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
”[9]中国文化主要地是把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和征服的对象，作为想象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探究的对象。
对于自然，由于“天道远，人道迩”[10]，过于执迷于对虚幻天道的探求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徒劳的。
我们只须向内心诉求，人心中就蕴涵着自然的普遍法则，尽心就能知性，知性则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矣。
”[11]所以，中国古代文化更多的是重人事而轻天道，重道德而轻知识。
在处理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文化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
它对人进行规劝与约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及创造精神，漠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
中国文化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 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志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观、顺从诚敬意识等，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处理途径。
中国文化的那种和谐观念，同时也体现和培育了国民顺从、屈服、保守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 视锌拐馐逗头磁延缕
爸泄似毡樾攀亍觳槐?道亦不变’的历史观念,从而使得欧洲人与美国人普遍认为:1990年的中国和孔子时代的中国别无二致。
”“所有的旧东西都是极有价值的,而所有的新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
”[12] 从而也造成了谦虚谨慎、含蓄内向的柔弱的文化品格。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
赫拉克利特窥出“和谐来自斗争”[13]，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便是人与自然孑然分立的鲜明写照。
尽管到苏格拉底那里，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但西方文化对自然的探索与征服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西方商业社会海上航运的冒险生涯，以及在其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难以把握的自然规律使西方人时刻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人们正是在对诡异的自然现象的惊异和困惑中开始哲学探索的。
古希腊的哲学从开始就主要是一种自然哲学，把自然作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对象。
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
在处理人与人关系上，西方更为崇尚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人格独立，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尊严，重视私有财产的获取和保护，整体意识和集体观念淡薄。
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去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从而形成率直、豁达，具有刚硬的文化品格。
中国文化由于主张“天人合一”,人道法天,以人道应天道,以天道设人道, 以德配天，天人合德，故生存意识异常发达,形象思维非常突出,注重直观感觉和诗化想象, 重人事而轻天道、轻实证而重玄想，从而导致自然科学不甚发达人文科学异常繁荣。
“如果按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那么这种意识的不发达也应该是科学在中国不出现的一部分原因。
”[14]西方文化由于倡导天人相分,人定胜天,不仅认识自然解释自然而且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科技意识发达,抽象思维突出，注重逻辑推论和实证研究。
故而中国有的是“小心求证”的陈景润,而西方有的是“大胆假设”的歌德巴赫。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三方面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的比较，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各有其特征。
中西方文明由于建立在各自自成系统的迥然各异的文化背景上，两种孑然不同差异悬殊的文化背景，造成中西双方在价值追求和伦理取向上旨趣迥异，从而使得中西方现实人格特征大异其趣。
另外，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深层次探讨的意义重大，它将解开诸如中西方科技发展差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谜团，从而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