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成事之道读后感》 不少于3000字
千夫所指是国贼\\\/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评论李鸿章\\\/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作者：朱骥 李鸿章到底是不是汉奸卖国贼。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不存在问题。
可现在不但成了问题还成了大问题成了历史界学术界争论的大问题。
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后，历史界、学术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股奇怪的翻案风席卷历史学界与学术界。
给汉奸卖国贼翻案。
给秦桧翻案说秦桧跪了几千年了也该站起来休息休息。
给袁世凯翻案、给李鸿章翻案。
更有甚者给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翻案竟然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这样的神圣讲堂上。
隋丽娟说慈禧后又竟然在杂志《百家讲坛》上发表《慈禧，想说爱你不容易》。
而争论最多争议最大的还是对李鸿章的争论。
特别是200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走向共和》更是将李鸿章、袁世凯拔到极点。
因此对李鸿章的争论尤为突出。
在众多对李鸿章的争论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还是杰出的外交家。
我们知道李鸿章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经受屈辱饱尝蹂躏与欺凌的时代，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大变革的时代。
而李鸿章做为当时朝廷最大的当权者之一，他在当时的一举一动当然是举足轻重备受国人与世人关注的焦点了。
而他做了什么呢
他既没有向林则徐那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当中领导人民抗击侵略者，也没有向左宗棠那样率兵出击收复故土失地。
倒是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两个中国最屈辱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却有人为他鸣不平，说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外争国权内主改革。
在cctv中央电视台教科文行动：中国史话的《呐喊声中图强变革》中刘坤宁说：在过去，李鸿章在签“李鸿章”三个字，绝对不会连笔的，但这一次不同，他把三个字连在一起，画得你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猛一眼看上去象个“肃”，这个“肃”字是清政府在他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给他的一个封号，即一等肃义伯。
这时候他就在想，我这是在给朝廷办事，不是想卖掉这个国家，是你皇帝叫我签这个字的，要卖这个国的，那就用你给我的这个封号，签上去算了，不要把我父母给我的名字，“李鸿章”这三个字签在上面，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马关条约》他是这样签的，《辛丑条约》也是这样签的。
我们无从得知李鸿章当时真实的想法是否真是这样。
可从刘坤宁为李鸿章的辩护中，我们看到与感受到的是李鸿章的无奈与痛心。
让人觉得李鸿章是多么的委屈多么值得同情。
可事实的确如此吗
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前的表演吧。
做为大清皇朝的全权代表李鸿章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是据理力争维护清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帮助帝国主义威胁朝廷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李鸿章在给清政府另一要员张之洞的电报中竟然说：电报每个字4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
......意思就是要张之洞不要再为力争国权而努力了。
可奇怪的是在《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要中国赔偿：9.8亿白银时李鸿章不嫌贵，在《马关条约》中日本要中国赔偿2万万两白银时李鸿章不嫌贵。
可偏偏对外争国权的张之洞为国家利益而努力花4角银圆一个字的电报费他嫌贵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李鸿章对卖国求荣他不嫌贵，对卖乖讨好帝国主义他不嫌贵。
而对爱国护国对外争国权就是1个铜板他都会嫌贵，更何况是4个银圆简直是天价了
可是不是真如现在一些人与李鸿章认为的那样赔款与国权就无争取之余地了
不是。
我们看看9.8亿两白银到底是什么概念。
9.8亿两白银可以组建160只北洋水师。
这么庞大的数字使侵华联军都不敢相信。
俄国公使拉姆斯道夫向沙皇汇报时得意忘形的狂叫：“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请注意拉姆斯道夫用的三个词：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
因为赔款数额远远高于八国联军的损失。
美国人最初认为，只要能够得到100万两白银，就满足了。
可实际上他们分赃到了3千多万两白银。
赔款数额竟然比强盗的想要的价还高出30倍
现代的某些人与李鸿章竟然还认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现代的某些人居然还认为李鸿章外争国权尽力了
更有甚者现在有人还得意洋洋的说《辛丑条约》没有割地，由此来为李鸿章辩护。
真是这样的吗
“第七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
并独由使馆管理。
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
亦可由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宇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宇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
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
” 这是《辛丑条约》第7、8、9款之规定。
一个泱泱大国的首都划出一部分只准外国人居住不准中国人居住。
这不叫割地叫什么
一个连首都都可以割让的条约还恬不知耻的说什么外争国权
由此可见李鸿章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
二、李鸿章是忠臣还是逆臣。
1900年11月7日就在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后，李鸿章也灯枯油尽一命呜呼了。
清政府给李鸿章极高的荣膺懋赏赐谥号：文忠。
而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臣》中也说：“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
” 而说李鸿章是忠臣的依据是李鸿章办的两件事：1.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2.洋务运动。
对于第一件事是不存在争议的。
因为如果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当然是忠实于大清王朝。
关键是第二件事洋务运动。
历史学界还称之为“同治中兴”。
不光是李鸿章的“功劳”还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的“功劳”
可是无论别人怎么评论。
我们为什么不听听当事人李鸿章自己的评论呢
李鸿章自己就曾经反省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
” 说实在话我对李鸿章没什么好感。
可李鸿章能说出这样的话评论自己，这说明李鸿章有自知之明比起现在吹捧他的奴才们不知道要明智多少倍。
如果就凭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洋务运动而言应当说李鸿章是忠臣。
可别忘了李鸿章还干了一件事——卖国。
那就是签订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
何为忠臣
就是忠于国君。
忠于国君就是要忠于国家。
可是《马关条约》割台湾赔巨资。
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可如今宝岛台湾尽入倭寇贼手
亿兆黎民落入日酋瓮中
而《辛丑条约》更是连首都土地都割让给列强。
就不知道李鸿章忠于何君忠于哪国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激愤人们高呼：“恨不能食中堂肉”的话来。
可见当时的人民是多么痛恨李鸿章
最后让我们看看与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怎么评论李鸿章的来结束全文。
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这时我不由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
中国近代109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
从1871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哪一个不是去侍候洋人颜色呢
” 而在1982年9月24日也指出：“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 正如人民出版社2002年编撰的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中指出的：“李鸿章一类人是不能算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之列的。
”而我要加一句李鸿章一类人必将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千夫所指、万民唾弃之国贼
签订卖国条约时都不忘受贿的李鸿章（作者：一点五）文章提交者：yihongkuailv 加贴在 中国历史 铁血论坛 签订卖国条约时都不忘受贿的李鸿章（作者：一点五）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为同清政府签订更有利于自己的和约，不惜动用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七十万两）收买清朝高官。
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电告沙俄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璞科第说：“此款如不敷用，尚可增加”。
这样的“痛史”，今天的中国人大约只能在苏联的历史书中零星读到，如同中国政府喜欢揭批当年国民政府的黑暗一样，苏联政府也不忌讳曝光沙皇政权的“劣迹”。
至于其它的西方列强，这方面见之于史料的文字还不是很多，中国人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几乎还是空白。
反正在中国人眼里，那些“卖国条约”的签订都被定性为“外患”，从来少有人想到其中还有“内忧”。
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名臣，一生中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一系列条约。
在签订《马关条约》时，李鸿章被日本好战分子开枪打伤，特别为中国人同情；但《中法新约》则属于明显的“胜战败约”，为时人也为后人所诟病。
沙皇俄国由于一再侵华，与李鸿章打交道特别多，俄国人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此人是对帝国主义者实行卑鄙龌龊的妥协政策和最厚颜无耻地出卖民族利益的老手”。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人签订莫斯科条约，中国人又称为《中俄密约》。
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为诱使李鸿章就范，俄方答应签约后给李鸿章三百万卢布（约合白银210万两）的贿金。
实际交付了100万卢布，剩下的200万卢布，俄方一直拖延不付。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俄国人写道：“中国这个老官吏死了，因而使俄国政府省下了这笔钱”。
1898年3月2日，沙俄政府为从清政府手里租借旅顺口、大连湾，并取得从中东铁路修建通往这两个港口的铁路的权利，一次给李鸿章、张荫桓每人各七十万卢布（折合白银五十万两）。
3月27日，条约签订，沙俄政府如愿以偿。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再次启用贬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与列强交涉。
李鸿章接到诏书后，立即从广州打电报给维特，请求他派自己的老相识——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来华。
1900年9年，乌赫托姆斯基应李鸿章的邀请来到上海。
李鸿章安排他儿子与其商谈，承诺答应沙俄政府和谈条件，要求俄国政府把它原先答应李鸿章而未付清的贿金付给他，哪怕是先付一部分也好。
维特接到乌赫托姆斯基的报告，认为李鸿章尚未重掌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在李身上花钱是不值得的。
于是，沙俄政府转而下令关东州“总督”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也夫与清朝盛京将军增祺谈判。
谈判内容传出后，受到日本等列强反对，中俄谈判中断。
1901年8月，在李鸿章的要求下，中俄恢复谈判。
俄国谈判代表答应，在沙皇要求得到满足时给李鸿章三十万卢布的贿款。
然而，没等到事情办成，李鸿章于1901年11月3日去世。
后来接替李鸿章谈判的是王文韶。
沙俄买通王文韶及其随行官员，只花了四万零六百五十六卢布。
对此，沙俄官员拍手相庆：“已不如那个老头一贯索取的那么多了”。
李鸿章去世时留下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应验了民间“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
李鸿章是个奸臣还是个忠臣，是个能臣还是个愚臣
忠于慈西朝廷，奸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
清朝时期的李鸿章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
一味只说李鸿章卖国是个奸臣恐怕对李是不公平的一场洋务运动为风雨飘摇的中华大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李鸿章为落后的清朝建立了北洋 南洋 福建三支海军至于甲午战争失利这责任难道真的是李鸿章的吗作为统帅他不知道多想胜利,他更不愿意看见自己亲手建立的海军全军覆没割台湾更不能说是李鸿章所为,他在马关也曾苦苦哀求日本这样一位为过鞠躬尽瘁的人即使不给他忠臣的称号,那怎么也不该是个奸臣历史总要有人来承担罪责李鸿章也许就成了那只替罪羊吧
客观的评价一下清末重臣李鸿章
他其实是一个忠臣。
作为一个皇帝的下属，一些事情他不能拒绝，例如签订甲午中日条约。
上司派你去你能不去吗
况且他还在其中尽力争取。
他积极推动洋务运动，许多洋务重臣都是他提拔的。
一些最重要的洋务企业都是他间接或直接参与，因为手机答不方便细说。
晚清重臣李鸿章弟弟
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
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 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生于1821年，大鸿章2岁,小曾国藩10岁。
他在1849年先是弄了个拔贡，也就是从秀才中选出了优等生，后来因他父亲介绍到了北京，成了曾国藩的弟子。
1851年李瀚章被分配到了湖南，在永定县当县官。
如果没有大的变故，他或许就这样从基层做起，机遇好了就能一步步往上爬行，最终能弄个什么官位，那也很难说。
但是，风云突变的时局打乱了正常的秩序，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不但让他的老师曾国藩改变了人生的足迹，也让这位湖南小县官的工作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曾国藩回到老家训练湘军后，就将李瀚章叫到身边，让他当上了湘军后勤总管。
李瀚章在学问与官位上虽无法与其二弟鸿章相比，可他的经济头脑却很厉害，特别会“抓钱”管钱，是个非常出色的管家。
他在湘军内，依靠曾老师的关照与支持，积极活络地周旋于那些武人粗人之中，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把个后勤部管理得滴水不漏。
同时他还主动出击去筹措资金，为湘军提供军费支持。
他知道军粮军饷就是军队的生命，就是胜利的保障。
为了替湘军筹集军饷，他在江西主持报销局，到广东兴办厘卡收税，都颇有成效，大大地充实了曾国藩的“钱袋”。
曾国藩一再表扬他的忠诚，不时以把他的优秀表现专折上奏朝廷。
由于李瀚章为湘军立下汗马功劳，更由于他的老师的经常表扬与上奏清廷，为他说好话，所以这小子的官运也就自然不错，后为他一直截了当升到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湖南巡抚、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的位置上，成为当时清王朝地方上一个重要大员，一时间可与他的弟弟鸿章相提并论。
李瀚章的经济细胞源远流长，他的后代中出了几个善于办实业的好手。
别的不说，单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就都是他的后代创办的。
交通银行的第一任总理是他的二儿子李经楚，中国银行的第一任总理是他的外孙孙多森(李瀚章二女儿的二儿子)。
一家人占据了中国两家最大的银行的首把交椅，也这在是牛的不轻。
李家老三李鹤章书读得不怎么样，没有什么大功名，但他也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也在湘军和后来的淮军中统兵打过仗，也为朝廷立下了不少战功，但战后别人都论功得赏，都升了官发了财，可他却只当了一个管粮食的小官，这让他很生气，他一怒之下跑回了老家，开始搞起了经营，做起了买卖，赚了不少钱，开始又搞起了房地产，盖了许多的房子，还开了盐业与茶叶的当铺。
有了钱之后，李鹤章又造了一个拥有400多个房间的“李家楼”，还在合肥建了五进的豪宅，在安徽省的许多地方都有他的仓房与典当行。
不过他不是一个扣门的人，发财之后的李鹤章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又是办学堂，又是建庙宇，还出资修府志。
李鹤章自己尽管在官场上没有 弄个道道来，但他的二儿子他李经羲后来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也算是给他露了脸。
老四李蕴章因为有眼疾，除了在他大哥的衙门里短期做过事外，基本上是在安庆全力以赴置办家业，是个安庆城里的大财主。
此人眼虽不明，心却雪亮。
据说他能两只手同时打算盘，要是造房子，只要背着手绕着地基走一圈，就能算出需要多少材料，需要多少工时了；要是买地，他只要到地边走一走，就能闻出地里的“地气”，知道那地出不出粮食。
他先是开了一家盐号，那时经营盐业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到的，那需要官府有人才行，这一点对他不成问题，谁让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朝廷的大官呢
后来又开了当铺、钱庄，也搞起了房地产。
他买下了太平天国时期的英王府，也就是曾国藩收复安庆后的两江总督衙门，还买了遍布全城的几十处房子，其家业之大，即使其二哥李鸿章也望尘莫及。
老五李凤章对政治和军事没有兴趣，早年曾在曾国藩手下干过后勤，此后全部精力都放在做买卖上，也是个“闷声发大财”的人，据说拥有了大半个芜湖，在李氏兄弟中算是首富。
至于他如何成为首富?占了什么便宜有什么经营诀窍?却一直无人识得庐山真面目。
另外，这李凤章虽是买卖人，但书法很不错，我曾看到一几张他的字却有一种另类的风骨，当代的范曾书法中有李凤章的味道。
可能因他的家世与影响，加上他做了不少善事，他无意于官场，官府却找他上门，不时给个这个职务那个位置，都是些荣誉性质的。
比如，1892年诰授光禄大夫，1894年赠荣禄大夫。
有钱之后的李凤章与他的三哥李鹤章一样，也做了不少公益事情，他退居芜湖后，时时博施广济，1876年庐郡发生饥荒，他先后购谷五千石，分给族戚邻里，以赈灾荒，三次灾凤章均如前赈济。
1888年庐州旱荒甚大，凤章倡捐白米五千石归官赈济，捐米二千石分给族戚，筹谷万余石平粜各乡镇。
就是1899年山东黄河堤决，他闻知后也捐万金助赈。
三 李文安最小的儿子，也就是老六名叫李昭庆，为什么其他五位哥哥最后一字都是“章”，而独他没有呢
别人都是讲究辈的人，他怎么就乱了呢
这一点我还没有看到解释，但我想肯定是有原因的，否则读书人李文安不会这样随意给儿子弄个名字。
《庐州府志》一书上说李昭庆:“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文章得雄直气。
”由此可证，这老六也是个极聪明极有学问的人。
他父亲对这个小儿子很是器重，也很是喜爱，曾写诗夸他:“小时诚了了,长大岂不佳?”对他寄予厚望。
可是人的命运往往并不是自己一人能控制的,他后来的命运的确不佳,仗打了不少,苦吃了不少,但官没当上最后命也丢了。
其父去世的时候他刚20岁,天下正大乱,他的大哥、二哥、三哥或办团练,或在外当官,他就在家侍奉老母。
不久庐州府被太平军荡平,他的家乡被洗劫,他们兄弟只好陪着老母逃往江西,投靠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大哥李瀚章,从此兄弟几个都先后聚集在老曾的麾下。
1862年夏天,李瀚章奉命去广东办理厘金的时候,也正是李鸿章率领淮军初抵上海,实施“以沪平吴”战略的时候。
李瀚章原计划是带着小弟一同前往广东的,他们先一起到了上海,准备从上海乘船去广州。
这时瀚章鸿章与昭庆三兄弟在上海碰了面，哥仨商量对策，老大主张小弟弟随他南下，可老二要求小弟留在上海，跟随他，为他做事，因为他眼下正需要得力干将。
就这样，李昭庆没有走，他成为他二哥淮军中的一员战将。
不久他又奉二哥之命前往老家安徽招兵。
在湘军攻打天京之战时，他负责专防守无为州城。
后来在与江浙一带的太平军交战中,守常熟,打嘉兴,他都参与了前线的指挥作战；战事稍停,他也跟三李鹤章一样,得不到特别的奖赏。
因为李鸿章为了避嫌,不便为自己的弟弟请赏,宁可奖励别人。
这样李昭庆劳而无功,力气都白费了,自也是对二哥有一肚子的气。
打完太平军，北方又起了捻军，曾国藩先去镇压，结果失利，之后朝廷又派李鸿章的淮军前往。
李昭庆在曾国藩与他二哥去围攻捻军时都是先锋官，他在战场上又立下不少战功，成为独挡一方的猛将。
这期间，他已有了独立编制的武毅军和马队共万把人,整天奔驰在湖北、安徽、山东、河南广大的区域内,与捻军往返周旋,不得休息。
每次鏖战，李昭庆“匹马斫阵,所向无前,虽盛暑寒冬,与士卒同劳苦”,也许就在那时已落下了病根。
很不巧的是,那捻军首赖文光原先已是李昭庆的瓮中之鳖,可是在追赶了数百里后,赖文光跑到了扬州,却被留守扬州的吴毓兰部活捉了,功劳就是人家的了,到头来仍是“事不奏功”。
年年辛苦不少,战后论功,只得了一个记名盐运使,而且并无实授,只是个空衔而已，他当然闷闷不乐,向二哥坚决要求回家去,弄得二哥毫无办法，只好随他而去。
1872年5月，李昭庆有事到京城去，可病情发作，吐血不止。
已是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得知情况后马上将其小弟接到天津，并找来名医为其治疗，但数月之后，仍“咳嗽日夜不绝声,先痰后血,血尽则痰,浓晦胶粘,医谓肺肾两经先绝”，最后因吐痰不出,手足俱动,哽咽气绝,年方38岁。
据说他去世前还在生二哥的气，李鸿章去看他,他把头转到床里面去,不高兴理他。
不过民间对李昭庆之死却另有说法：说李昭庆因为长得身高马大,一表人才,非常英俊,到北京后进宫获慈禧召见,被留在宫中宴游数日,有人认为他得到“老佛爷”的宠幸，由此引起满朝文武背后议论纷。
曾国藩得知此事后就责问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子就害死了他的小弟。
但是这件事显然不值推敲——曾国藩于1872年3月去在南京去世了，而李昭庆进京是在同年的5月，一个死去的人怎么会责问李鸿章呢
或许是民间出于对“弱者”李昭庆的同情，因为他没有沾他二哥多少光。
在李家六兄弟中，老大老二都当大官，老三老四老五都发大财，而唯老六，相比之下却差了许多，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
但李昭庆的后代却很兴旺，他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
因为他二哥直到40岁还没有儿子，故他的大儿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当儿子，后来成为外交官，并跟随李鸿章到了日本，参与《马关条约》的签订。
另一个儿子过继给李凤章。
四个女儿都嫁得很风光，婆家都是有钱有势的主。
四 大致说完那些兄弟之后，还是要回过头来重点说说李鸿章，他不但是他们李家的主角，也是中国晚清时代的主角。
李鸿章的一生可谓丰富多采，既顺畅又坎坷，既得到了很高的地位很大的荣誉，又受到了很大很多的非议，在以往数十年的教科书中，他基本是一个被否定被批判的反面人物。
在我学历史和我教历史的日子里，一提到李鸿章，人们马上把他同卖国贼、刽子手、甚至是大汉奸等名称划等号。
最近几年，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理性地看待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对包括曾国藩与李鸿章这样的所谓“反面人物”，也有了新的客观的评价，那种一味谩骂式的说法基本不见了，代之更多的则是清醒的公正的看法。
当下的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在说“梦”，说中国梦，说国家的梦与个人的梦，在我看来，李鸿章一生就在做着一个大梦，那个梦就是强国之梦。
这个梦在他的晚年，特别是通过与外国打交道渐多之后，变得愈来愈强烈。
只有理解了他的梦，或者说在他的这个大梦有前提下，才可真正去理解他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才可以看到他的苦心、努力、挣扎、无奈与无助。
舍此之外，都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李鸿章的人生历程可以分那几个阶段： 从老家到北京读书交友、特别是拜曾国藩为师应为第一阶段。
这时候他心智早已成熟，在家乡苦读了很多书，加之他天资甚高、悟性又好，故到了京城之后又得名师指点，他如鱼得水，进步神速。
后来他在一首组诗《入都》中曾有两句概述了那时的经历或收获：“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有他老爹的引导推介，尤其是有他曾老师那杆大旗在树着，他以其天生之灵活与聪明，自然是结交了云集于北京的许多名人要人，这一点他的确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京师有道人”，当然首指曾国藩了，这位“有道人”早就入了他父亲李文安的法眼，心下明白曾氏是雄才大略，将来并非池中之物，必有大的作为，跟上这位湖南来的老曾，就肯定有了保障。
当年，李文安带着李鸿章去拜见曾国藩，让曾对其儿子进行教诲和照顾时，曾国藩正患肺病，暂居城南报国寺养病，闲暇之余常与经学家刘传莹等坐而论道。
这座又名慈仁寺的著名寺院，曾是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的栖居所，住在这里，曾国藩有意感觉一下顾炎武曾经的气场。
曾国藩一直有着大儒之风，面对内忧外患，他常常以顾亭林自喻。
曾国藩毕生所考虑的，是在乱世之中，在西方文化与科技的强烈冲击下，如何推动有着千年历史的儒学向前发展。
后来，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一学，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而这些精深的义理与教悔，特别是曾国藩身上不怒自威的气度，都深深感染着年轻的李鸿章。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正因为曾氏的教导与影响，才让李鸿章迅速成长起来。
李鸿章的人生第二阶段应在他参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
如果说在京城跟随曾氏读书，听他讲话，那还只是感受到理论与书本上的东西的话，那么到了战争中他则在具体的实际中不断磨练，他由原来的自负狂妄或急躁而渐渐变得沉稳冷静起来。
曾氏与他都是读书人，可人生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时局逼着他们以书生之身投入到残暴的战争之中。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再总结再战斗，以百折不挠之精神去完成一种历史的使命，这是曾氏的责任，也是他的责任。
作为秘书兼高级幕僚的李鸿章，并不是一味听从老师的安排，他起初的性格决定了他有话就说，不管是什么人，他都敢于直言不讳。
湘军高层多为湖南人，而他一个安徽人在里面，多多少少是受着一点排挤的，曾国藩不说什么，可他手下的一些人对李氏还是多有不满。
李鸿章当时最怕面对的一个人就是左宗棠了。
左宗棠为人狂傲，天分极高，目中无人。
在曾国藩幕府中目空一切，称呼他人从来都是直呼其名，即使是对曾国藩，也以曾氏的大号“涤生”称呼。
有一次，曾国藩与左宗棠在一起玩一种文字游戏，将各人的姓名列入诗中，自得其乐。
曾国藩先出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巧妙地将“左季高”三字嵌入联中。
谁想左宗棠马上对出的下联却是:“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左宗棠是直接将“曾国藩”大名三字纳入了。
以字相称，本是尊敬，而左宗棠却直呼其名，就有点不恭了。
因为是游戏，曾国藩也不好说什么。
左宗棠对曾国藩尚且如此，而对新来的后生李鸿章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样的局面中，肯定会受很多窝囊气。
或许两人的的梁子就是这个时候结下的，在后来的日子里，两人虽都是朝中重臣，可意见总是和，你说海防重要，我说边疆更重要。
曾氏去世后，左带兵收复了新疆，一时间声望高于李。
李鸿章对左法宗棠有几分惧意，因他年岁比自己大，学问厉害，反应特快，与他争斗得不到半点好处，可对湘军的其他人，年轻力盛的李鸿章却并不买帐。
有一次，曾氏主持会议之余，一群幕僚在一起吃饭闲聊，话题转到安徽人身上。
曾国藩手下的一员大将彭玉麟因为其父亲早年在合肥一带做过小吏，期间颇不得志，所以吃饭进就带头说安徽人的不好之处，跟随的一帮湖南人在言语之中对安徽人有些讥笑的成分。
李鸿章虽奋力辩白，但孤掌难鸣，一直处于劣势。
他忍无可忍，恼羞成怒，竟然动了粗，一拳打向彭玉麟。
彭玉麟也忍不住还击，两人搂在一起，直到摔在地上，还是你一拳我一拳。
大家拼命拉架，才没有引起大事端。
尽管湘军中的一些人对李鸿章这个安徽人有那么一点地域是的排挤，但他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公认，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他都写得条理清晰，严丝合缝，让曾国藩省了不少心。
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弥补了曾国藩的很多不足。
曾氏生性“懦缓”，沉稳厚重，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反应快捷，每有大计，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
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
曾国藩曾经考虑将湘军转移到四川，以避开太平军锋芒。
李鸿章就不赞成，李鸿章在分析形势之后，主张曾国藩坚守长江一带，决不退却，耗去太平军锐气之后，给予打击。
从后来的情况看，李鸿章的这些谋略都堪称正确。
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 所以，这一阶段，李鸿章也算是为他的老师出了大力立了大功，他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练与提高，为他以后独立担当大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应是他独立担当淮军及在洋务运动的表现，这一时期是他更为成熟与眼界更为开阔的时期，也是他与其曾老师并驾齐驱、甚至在对外认识上超过其老师的阶段。
有了在湘军的历练，李鸿章的各方面都得提以提升，他知道如何带兵打仗了，也懂得如何去驾驭和管理军队了，所以他训练了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基本组成人员都是以安徽人为主，他着力培养了一批来自家乡的骨干，如后来赫赫有名的刘铭传与丁汝昌等都是他的得力干将，也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在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在上海就开始与洋人接触，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威力，自此他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有了真实的感受，并从此坚信中国也只有走那条道路才是唯一的同出路，他崇尚洋物，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购买，他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办近代的军工企业，生产出全新军用物资来。
为此，他开办了影响巨大的江南制造局，同时也在其他地方兴办了许多近代厂矿。
在接受欧风美雨熏陶的时候， 他固然的思想的深处格守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以其为主导，但他并不像张之洞那样过份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比其他清廷的官员更有开放的意识与主动向往西方的倾向，这一点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官员的重要方面。
在1872年曾国藩去世之后，李鸿章就是公认的汉人在朝中的代表性人物，人们多以李忠堂称之。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人生的后期，他走出国门，眼界进一步开阔，但在国内他又不得承担着收拾残局的重任。
他欲有所为而又无能为力，他在努力挽救大清将要灭亡的命运，他想做一个中兴之功臣，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成为徒劳的挣扎，最后自己弄了个身败名裂。
在这一时期，他在与洋人打交道日渐增多之后，骨子里自觉不自觉地就有些惧怕洋人，所以在中法战争中，在中国军队取得胜利之际，他却急令停战签约，导致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他一手创建的北洋水师，本是亚洲最强的海军，拥有世界上先进的舰队，可一场甲午战争，堂堂的大中国竟败在了小日本的手中，他又不得不去赴东洋与人家谈判。
面对屈辱的条约，他也曾抵抗过不满过，也想拒签，但伊滕博文制造了一场枪击事件却让他魂不守舍，彻底失去了退路，加之混蛋腐败的朝廷的意思，所以他只好在那条约上签了字，由此他也被看成是国家的罪人，他的声望一落千丈，回到国内他一度曾不敢出门。
紧接着八国联军来了，那个更加屈辱的《辛丑条约》还是由他来签字，这时他离去世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
至此，他的人生也该划上一个句号。
五 但是，也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老佛爷”念他对大清有功，特批准他出去散散心，顺便考察一下西方列强的情况，这样他有机会出访欧美许多国家，他是西方人在他们本土看到的最大的一位中国官员。
从1896年3月28日他乘船离开上海，到同年10月3日回到天津，他在历时190天里，经过四大洲，横渡三大洋，水陆行程达九万里，出访了包括俄罗斯、德国、荷兰、法国、英国、比利时、英国、美国、加拿大八个国家。
他的到来也曾引起过那些国家的一时轰动，包括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总统格利夫兰、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等要人都会见过他，都举行过隆重的仪式给予他热烈的欢迎。
俄罗斯的总理大臣维特曾回忆说：李鸿章是“卓越的政治家。
他与已退职的前德国宰相俾斯麦的谈话，最能透视出他内心的世界。
他问俾：“怎样才能在中国进行改革
”俾说：对中国的情况我不了解，我不敢断言。
李又说：在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有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的，我不知怎么办
俾说：反朝廷是不行的。
如果最高层完全站在你的这一方，有许多事情你可以放手去做。
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就无能为力了。
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在这个对话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内心的纠结，他是想改革的，可又深知有人会反对他。
俾斯麦的告诫也可看出同在专制体制下生存的人，不管他多么的英明，都难挣脱那体制的局限。
李鸿章何曾有过反朝廷的想法
他不会那样做，也不敢那样做，他的曾老师没有这样做过，他岂可这样呢
况且，在他的晚年，早就不复当年曾氏打下天京后的势力与威望了。
他想在体制内进行改革，但不可能突破体制的束缚。
李鸿章考察欧美八大国家，亲眼看到了人家的强大，看到了人家的富国强兵，可他看到了人家的民主与自由的制度了吗
他感受到了天赋人权的思想了吗
我看这一点，他或许有些感受，但又不能说出。
他在考察期间，也曾发表过演讲，在一次演讲中，他大声呼吁：“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
”所以，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他回国后正赶上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他也曾慨然以“维新同志”自许。
变法失败后，清政府下令追杀康梁余党，那时他正任两广总督，他却敢说“我决不做刀斧手”的硬气话，这也实在是难能可贵，至少表明他骨子里是同情维新志士的，与保守的僵死的满清王朝的一些官员相比，他还是清醒的。
李鸿章兄弟与曾国藩兄弟有点相似之处，哥弟兄都多，也是有的当大官，有的发大财，基本上都弄了个功名，都在乡里有了脸面，都在中国晚清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家是靠曾国藩这杆大旗，李家是靠李鸿章这杆大旗，一个在家中是老大，一个在家中列老二。
他们都荣极一时，延及后代。
但就家教的严正与厚重来看，曾家强过李家。
曾氏独家的家训，不仅智惠及其后人，也结中国社会的读书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家后人中多出官员与学者专家，李家后人中搞实业与金融者为多，这也看出曾国藩与李鸿章本人的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