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那五》、张洁《沉痛的翅膀》和池莉《太阳出世》得故事梗概
只看过池莉《太阳出世》，大意是：一对武汉的新婚夫妇，男的有点混（结婚当天与人打架），女的有点泼（结婚当天骂街)，后来女的怀孕了，两人在本不想要孩子，但女的在病房里改变了主意。
在女的怀孕过程中，两人的生活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对孩子充满希望和憧憬。
孩子出生后，决定将孩子起名“朝阳”。
后来两人都变得很“正常”了，也有了进取心和务实态度。
总的来说就是：孩子是父母的太阳，他的出世改变了父母的价值观。
池莉作品集
1957年生，湖北沔阳人。
曾做过知青、乡村小学教师，并从事医务工作多年。
毕业于冶金医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
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你是一条河》等，已出版小说集《烦恼人生》。
其作中篇小说《烦恼人生》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小说月报》第三届百花奖。
中篇小说《太阳出世》获本刊第四届百花奖。
中篇小说《你是一条河》、短篇小说《冷也好 热也好 活着就好》获《小说月报》第五届百花奖，《你以为你是谁》获《小说月报》第七届百花奖。
另著有《池莉文集》(六卷)，长篇小说《来来往往》以及散文随笔集多部。
其作品有多种文字的译本，获多种文学奖，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社会职务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池莉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不少作品问世后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好评，成名作中篇小说《烦恼人生》，此作被誉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她也被公认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
池莉的小说大多表现女性视野中的武汉都市生活，人物往往是带有世俗气的芸芸众生，远离英雄主义的凡夫俗子；同时，在现实主义的描写中不闪避自然主义，人物事件均被一层生活原色所笼罩，给人以更为自然、逼真的艺术感受。
创作即重视发挥故事的功能，又不排斥各种现代新手法。
小说语言善于吸收武汉地域的方言俚语，或幽默俏皮，或质朴凝重，有着独特的风格.1987年，池莉发表了《烦恼人生》，使广大读者产生了震惊。
在“先锋小说”精心营构各种语言迷宫和故事圈套的时候，《烦恼人生》却透过纷乱、琐屑的原生态的生活表象而显露出了丰富的内涵。
这篇小说“单枪匹马”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力。
池莉出生于湖北沔阳。
高中毕业之后就同当时的广大青年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插队，并在农村当过小学教师。
后开始学习医学，三年学习期满后到武汉钢铁公司当了五年医生。
又重返校园，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芳草》杂志社编辑，后在武汉市文联从事创作，并任武汉市作协副主席。
1978年起就开始创作诗歌、散文。
1981年起开始发表小说。
主要作品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等。
《烦恼人生》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池莉的小说大多取材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呈现一种生活的本真状态。
冷静的叙述态度，使她成为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
一、选择的困惑池莉刚刚开始文学创作时由于年纪尚轻，虽然她在学校在农村中体验到了那种生活的艰辛与苦涩，但她仍用美好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生活，仍然用童年的温馨的梦想审视人们的现实生活，用诗意般的心灵和美丽的语言歌唱那些纠缠于各种矛盾中的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她的笔下流淌出的恰似一首首动人的小夜曲，但是在这些诗意小说的背后，却是对生活艰难发出的咏叹调。
池莉有着知青生活的经历，在她刚刚提笔创作时这段生活自然成为她的写作素材，在对知青生活的眷恋和回忆中描写了知青生活中的爱情、友谊、理想与忧伤，她以温泉般的柔情描写了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之中，虽然他们稚气未脱，但现实的生活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成熟了，懂得了友谊和爱情，知道了生活的艰辛。
中篇小说《勇敢如斯》（后改名为《有土地就会有足迹》）即是这段生活的记录。
涉世不深的伟秋宜靠坚定的信心、执着的追求，以纯朴为美，以高尚为美，最终成为生活的强者；纯情而又带有浪漫气质的赵罗娜，爱得深刻又热烈，虽然遭受到的是心灵痛苦的折磨，收获的酸涩的苦果，但最终也成为脚踏实地的强者，小说中的另外几位人物如忠厚的吕炜、朴实的欧光星、失足的容小多也写得各具个性。
这篇小说是池莉以自身的体验，咀嚼亲身的经历而写成的，虽然写得平实，但也显示出了她善于编织平凡人的平凡的故事。
她的另一篇小说《青奴》更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青奴》形象是作品意象的一个载体，通过这一纯洁美丽的形象，池莉把诗意的梦幻曲弹奏得如梦如幻、如痴如迷。
《青奴》比以一种写意——象征的艺术模式表现传统农业文化与城镇商业文化的冲突。
作为一篇写意象征小说，它保留着一个故事的框架。
泽浩携青奴从黄埔江回到汉水流域的沔水镇，给人们带来了城市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使小镇上的人们从愚昧的生活中学会了讲究卫生，学会了美的追求。
这些人原来守着肥沃的土地却拥有贫乏，他们傍依着清静的河水却环绕着肮脏，他们这里的男人宁可让酒灌饱也不用饭菜填饱，他们的女人情愿用蓖子蓖头也不用河水洗头。
他们的男男女女都喜欢趿着鞋子，邋里邋遢地打发日子。
青奴怀抱理想改变这里的一切。
她首先教女人们刷牙、洗发，此前这些女人从不刷牙洗发的。
又教会她们开脸，使人变得面目皎洁。
治好孩子们的病，使延续了多少代的吃观音土的习惯绝迹了。
泽浩则教男人做生意。
这时候他们代表的先进城市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冲击与改造。
商业的观念、卫生的观念、美的观念开始取代原来自给自足、不讲卫生、不知美丑的落后生活方式。
更为有趣而深刻的是，作品表现了这两种文化冲突的复杂状态，并不是先进的城市文化一来，落后的农业文化就销声匿迹了，而是有着拉锯状的反复交锋的过程。
关键的问题在于泽浩身上有着浓重的乡村文化基因。
他教会了人们经商做生意，他自己经营的商行却停业了，因为小镇上的人们每家商行开业都请泽浩主持，而每次他都喝得大醉，然后就去狂赌一把。
“泽浩起初不愿意这样，但一旦这样他便不能违例了。
他是太阳，应该公正地向每一家洒去阳光。
厚此薄彼是家乡祖祖辈辈深恶痛绝的丑恶行为，泽浩天性就容不得厚此薄彼。
”泽浩的这种想法是一种乡村情感方式，是一种功利的人情关系。
但青奴由于不肯给泽浩钱还赌债而被他杀死后，泽浩也远走他乡。
这正是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反扑。
更为悲伤的是青奴死后的遭遇，一开始人们准备厚葬她，女人们手掌拍地，“嚎丧嚎出了青奴千般的美丽和万般的好处。
”可是人情薄如纸，传统的道德偏见很快占了上风。
人们对青奴葬礼的改变，说明这时乡村文化完全淹没了城市文化。
这篇小说采用了魔幻笔法，让青奴如一个谜，不说她的身世和来历，让青奴生前清白如水，死后藏有大量金珠财宝，又让同样来历不明的德先生为她徇情而死，使青奴成为纯洁、正义、善良的象征，批判了人性的丑恶、贬斥了物欲罪恶和世态炎凉。
这篇小说鲜明地体现了池莉对诗意的人性美的歌颂的审美理想，也同样表达了她对生存选择的艰难的困惑，对美好毁灭的惋惜和对世俗的讽刺。
二、生存的烦恼真正确立池莉在当代文坛地位的作品是《烦恼人生》。
这篇作品集中地体现了池莉的写作态度和写作风格。
可以说以“烦恼”概括她的作品有一定的准确性。
总之，读完池莉的一系列作品后，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烦恼人生，人生烦恼，人生总是甩不开的烦恼，烦恼总是与人生形影不离。
同时，为池莉赢得盛誉的这些作品也有类似文化上的特色。
《不谈爱情》写婚姻的烦恼，《太阳出世》写了生育的烦恼。
《金手》写了爱情的烦恼，《一去不永不回》写了青春的烦恼，《白云苍狗谣》写了事业的烦恼。
可以说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生烦恼三步曲”。
这些作品所集中探讨的，是中西哲学和宗教共同关心的人生“烦恼”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把“烦恼”看作人生乃至人类无法摆脱的一种生存的困境，认为造成人生“烦恼”的根源是人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和需求。
既然如此，从根本上摆脱人生“烦恼”的办法唯一的只有同时也让人生得到解脱。
池莉的作品深得此味。
池莉所描写的烦恼却又是生活之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会遇到的烦恼。
《烦恼人生》中主人公印家厚，现代化钢板厂的现代化操作工，经过了日本专家的严格培训，他对工作充满自豪感，他的精神状态极好。
但是低层次的文化现状——物质的和精神的，在整整一天之内，不断地袭击他，使他成为生活的被动者。
房子狭小，夫妻纠纷，乘车拥挤，儿子的教育问题，评奖的不公等等。
“仅仅只过了四个钟头，印家厚的自信就完全被自卑所代替了。
”这种种低层次文化状况带给他的烦恼“几乎没有一刻使他不在为难之中”。
但他并不灰心丧气，仍然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这正是普通工人的可贵之处，坚强、理智的可贵之处。
《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在他结婚之前快乐地生活着，他结婚结得并不顺利，但那些烦恼很快就被新婚的喜悦冲淡了，更何况当时又是两个人在同舟共济。
所以吉玲对烦恼的体会，要远比庄建非深刻。
但烦恼对每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庄建非很快地体会到：婚姻磨练男人。
同样，男人的确比女人更需要磨练，女人比男人更多地接触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因而更务实，也更懂生活。
至于庄建亚那样“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人，大概便只好下定决心去当“老姑娘”。
然而，“当代中国也不容忍独身的女人”，因此庄建亚也有烦恼。
三、独特的视角池莉被认为是“新写实主义“的一位主将。
新写实主义强调表现生活的原始形态，绝少作家的情感投入和主观想象、反对人为地粉饰和拔高现实。
池莉的小说突出人生的过程，它强调过程本身的含义和意境，强调还原生活，回避理性概括的阴影，避免各种习惯的“深度模式”。
她不是有意告诉我们什么，而是让我们自己“观看”，“告诉”的东西总是有限的，而在如实地追踪生活的过程中，却能激起我们复杂的、难以言叙的人生感受，统一起历史与人生的秘密。
池莉更擅长于表现市民家庭生活，反映世态人情，下层人民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心理；沿流溯源，又映射起和包含了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意味。
池莉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而她的“新”正在于观照角度，也就是新的现实观。
这里没有“英雄”和“普通人”的对立，没有超凡脱俗的“神圣”原则和精神意志。
在池莉的小说中，离开了世俗生活就再没有真正的“现实感”，脱离开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人生历程、基本需求、欲望与困惑、便也丧失了现实的普遍意义。
池莉对于市民生活、市民文化心理并非是取一种冷峻的、批判的态度，而是先予以充分的理解，理解中的同情及同情中的表现，从下层市民的生存实际出发，尊重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乐趣，其中也包含着人性健康的活力和质朴的情感。
请问张爱玲的《谈女人》里主要是说些什么的
A、吉庆街吉庆街不再只是武汉市的实有地名，它还作为当今市民文化的符号而飞扬在文学的殿堂里。
当然，这，都是在池莉的小说《生活秀》问世以后。
在笔者看来，京派、海派与汉派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汉派是一种既缺乏皇城根儿文化根基又较少吸纳海外现代意识，因而只能是土生土长强调自强自立（其另一面便是无所依从）的这样的文化道统。
这种文化道统在池莉的小说中得到了有力的实证——譬如她的著名的人生三部曲——《太阳出世》、《不谈爱情》和《烦恼人生》，那“话中含着寻衅意味”的老婆、幸福地怀孕生小孩对生活充满了憧憬的李小兰和出身于花楼街的吉玲无比一致地显露出来了你无法忽视的汉派作法:精明，强悍，个性与生存能力一样令人瞠目结舌……而到了集大成者《生活秀》中，来双扬这个在吉庆街卖鸭颈的单身女人，上要照顾父兄，下要牵挂弟侄，气质高雅，行为精明，能动泼辣，活脱脱当代汉味女将形象。
池莉将之定位于“卖鸭颈的”，正在于表明作者对于“食”的看重；让其充当主角，无非想表明女性在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在我们看来，吉庆街，正是作者所欣赏的充满着嘈杂和欲望、涌动着精明和粗俗的现代世俗园地。
B、浴缸与镜 与池莉有别，陈染更喜欢表现女性的自恋与无奈。
《黛二小姐》中的黛二其实就是《私人生活》中倪拗拗的前身。
笔者感兴趣的是，陈染让其心爱的主人公退回到浴室对镜自怜、蜷缩在浴缸以求自保这一经典意象，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概括还是自己基于女性主义的理论惯性而作出的白日幻想
众所周知，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之所以乐此不疲地衍借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迫的”这样的话语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是因为她们更愿意模仿英美女权主义者（而不是法国女性主义者），更喜欢从社会、压迫、同志、斗争、革命的两极思维模式来清算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并以此表达当今女性对菲勒斯主义的无从回避的生死决斗。
这，已经从翟永明的“黑夜”、伊蕾的孤独的卧室向前进化了许多。
现在的问题是 ，女性的对镜自怜也常常会衍变成孤芳自赏甚至变成某些作家、某些作品的卖点，譬如九丹的《乌鸦》等。
另一有趣的事件是，曾以《金色笔记本》一书担当全球数百万女性独立之教科书，并被Gloria Stienm 和 Germaine Greer 等激进人物所拥护的女权主义之先锋读本，其作者多丽丝 • 莱辛（Doris Lessing ）在今天却指责如今的许多女性“自以为是、伪善”，并将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女权运动称之为“看我的屁股”的运动，后来干脆否认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
这真令人啼笑皆非。
C、张爱玲 张爱玲的炙手可热，在中国大陆，除了张氏作品的自身特色外，更多的还是作为了一种象征、一种道路、一种思维模式。
换言之，被如此推崇的张爱玲，是在与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作家的比照中显示其独到意义的。
尽管《传奇》本身充满了睿智、沉着和文化内蕴，惹得水晶之类的张迷恨不得终生做张氏门下犬（连见多识广的新闻记者戴文采也要从张爱铃的洛杉矶寓所的垃圾堆中翻检新闻），然而，笔者还是认定，没有20世纪的主流文学的强大而深厚的背景，张爱玲就不会有今天的大红大紫。
当年有人谓“抗日战争的爆发成全了张爱玲”，剔除其中的逻辑乖谬外（置民族大义、社会情感于个人之下），此言还是有其特别“道理”的。
然，当今的一些人或者孤立地开掘张氏，以之为中国文坛的智性另类；或者干脆将张氏哄抬到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作家整体之上，全然抛却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的“社会语境”——如此等等，只能说是舍本逐木、顾此失彼而已。
诚然，笔者不想否认张爱玲对人性的发掘，不想否认其孤行另类道路的积极意义，只想强调:没有张爱玲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不够完整的，但只有张爱玲而没有艾青、田间、茅盾、郭沫若诸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令人悲哀的。
D、后现代“后现代”始终是一个异常沉重的话题。
1985年秋天，美国学者弗雷得里克•杰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学术演讲。
这些演讲后来被编辑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
正是在这本书中，也可以说，正是在这为期四个月的演讲中，弗雷得里克•杰姆逊教授第一次提出了“后现代”、“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概念。
显然，正如中国学者都已赞同、认可的那样，“后现代（主义）”的提出是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及其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具体地说，弗雷得里克认为1880——1930年左右是“现代”期，1960年以后就是“后现代期”。
20世纪60年代以后相伴而生的是什么
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后殖民文化的全球性发散。
其文化的表征便是视觉媒体的极端发达和历史的平面化（深度削平），以及对现实秩序的颠覆。
非常有意味的是，在中国，最为乐于实证这种后现代理论的，并不是那些男性作家，而是一茬又一茬的女性作家。
想来，后现代理论中的“颠覆”等理论精髓在很大程度上切合了中国诸多女性作家的冲动性历史诉求。
换言之，中国女性作家终于可以借助这种世界性思维，通过文本实践作出一种想象性的“二次革命”，这就是打倒一切“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理上的桎梏。
在她们看来，新中国的建立使得中国女性从四条绳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也不过是将祥林嫂变成了李双双。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男女平等”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很可能抹杀了女性的特质并造成了客观意义上的男女“不平等”，因为这离真正意义上的“女人”还差得很远。
这样，就有必要进行“二次革命”，也就是再一次地“释放”女性，颠覆依然是男性把持文化大权尤其是话语权的现实局面。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是女作家如陈染、海男、林白等人（而不是王蒙、蒋子龙、李国文、张承志、张炜等）乐于实证这种“后现代”理论。
E、Sex 谁能想到，当年张资平小说中以“△”代替的Sex（性）今天竟然成了诸多作家文本中的一道正餐。
不过，仔细研究一下，我们也就很容易发现，Sex的进化也有一个过程。
在池莉的《烦恼人生》中，印家厚一天劳累之余，听老婆讲在北京读大学的表弟要来，为房所困的印家厚立即要做的便是解决一下Sex问题。
在这里，Sex不是两情相悦的结果，更不是什么“批评的武器”。
Sex只是不得不将就的人生中的一道程序。
显然，作家将Sex完全置于“屈从”的地位。
而到了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倪拗拗的Sex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当倪拗拗受T老师的引诱，又遭受同学的遗弃之后，她便把两性变成了“单性”——与可人的禾寡妇建立起了“姐妹关系”（同性恋）。
这里，性是一种反抗男性菲勒斯主义的道具，它成了女性主义作家笔下的“批判的武器”。
再到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倪拗拗“进化”成了倪可，那种寻找在男性（马克）胯下“欲仙欲死”感觉的冲动，就将现代女性抽象为巨大的纯粹的Sex。
在卫慧之流看来，Sex本来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一种资源，“我是我自己的，我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
”以至于倪可竟把作为上海标志之一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看作是男性的阳具
——只是这到底是文明的进化还是文化的倒退
是女性赖以批判男性、颠覆菲勒斯中心的利器还是仍然以男性为诱惑对象
是对女性自身隐秘世界的真诚而坦率的书写还是一种并无多少深度的自戕式冲动
不管怎样说，在Sex横行天下的今天，我们仍旧不得不时常面对这样一个剪不断、理还乱、道不清、说不明又不得不尴尬面对的问题。
人生三部曲分别是什么
沈从文 汪曾祺 王蒙 宗璞 丰子恺老舍 余光中 苏曼殊 萧红这些我都看过,不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