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记，三千字，谢谢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
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国民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被尊称为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1]。
孙中山在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季子。
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
孙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
1881年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
之后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
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于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
次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
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之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最初未言革命，尝于1894年《上李鸿章万言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
失望之余，孙中山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准备筹划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目标。
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
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先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
孙中山以志业相近，遂与辅仁会社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于是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干亨行”。
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兴中会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当时称为伯理玺德天，即 President），孙为秘书。
3月16日（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
孙中山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重阳节（10月26日）为起义之日。
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作收，以陆皓东为首的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孙于11月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同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
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孙并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经加拿大，转往日本。
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也答应与其会见。
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不过是个清廷陷阱。
而后李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
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而失败，孙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
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
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
孙中山之后到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
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于1905年中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
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
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
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
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
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是第三次起义。
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再今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是第四次起义。
7月6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
同年7月，孙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
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是第七次起义。
4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义。
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是第九次起义。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在旅途之上，曾环游地球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一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
此外又先后发动包括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内的多次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在危难中奋击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咸起响应。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
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
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据《凤凰周刊》说当时的孙中山还在那里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自1907年起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丹佛而不在中国。
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
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
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即于13日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
兹后苦心孤诣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
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
最后孙与袁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完全取代过去的帝国体制。
隔日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
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
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
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孙中山先生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
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
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
至于为什么诊断会有差别。
医学界给出的答案是。
活体人类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现代医学设备并不能完全的检查出病因及所属部位，只有解剖后才能完全确诊。
历史人物的出现使我们能从中学到经验，知识，小之而言，可为我们分辨是非，大之而言，可为国家的发展指明出路，所以对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用片面的方法去分辨，不能用简单的对或错，就直接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全面的，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评价。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在涉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具体史实时，由于人们所持的视角和论旨的不尽相同，却出现了种种歧义。
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说成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大失误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缺乏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指导思想、缺乏先进的建党理论、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认作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等等。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客观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经过斗争后被迫接受与袁世凯妥协的条件，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
这是中国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外国干涉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国若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将严重损害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重要意义和贡献。
）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刘觉民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
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庭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 ，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
在丰富多彩的孙中山历史研究的文章作品中间，有一种史说或史论，在评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命题时，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孙中山及革命党领导人物“缺乏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没有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缺乏先进的建党路线，没有用远大理想武装革命党人的头脑；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没有建立起一支统一指挥的革命军队”之历史局限性。
是的，如若撇开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用后代人的视角去俯视前代人的史实，此类评说似乎理正言顺无可挑剔；然而，须知，时处清末民初，马列主义未入国门，孙中山远渡重洋游历英、美、日本诸国，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的教化，他所从事和领导的革命事业只能归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后人所持有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自然会有不同之处，孙中山领导的“起共和而终帝制”与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的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存在差距。
于是乎，这种以后人的成功去衡量前人的失败、以今人的觉悟去审视古人的意识所得出的所谓“孙中山的历史局限性”，成了空中楼阁式的高谈阔论，失去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何况，孙中山到了晚年，从军阀割据残民误国、帝国主义侵略有进无退、武装起义屡遭失利、共和大业日暮途穷的逆境中反思自省脱身而出，慷慨接受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新潮思想的洗涤，重新解释旧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黄埔军校，重新培育革命队伍，在思想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未必不能成为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便是“历史局限性”一说并不恰当的历史明证。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
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
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
故而，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历史课本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透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
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每逢重大节日（如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都会悬挂一幅巨大的孙中山先生画像，可见中山先生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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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父子的现实矛盾、五四精神对朱自清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这三个方面逐层深入地考察《背影》的文化语境。
（一）现实生活中，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冲突是尖锐的、长时间的 关于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冲突，朱自清本人在《笑的历史》[1] 中通过一个少妇的口吻，有所透露：“你有了事以后，虽统共只拿了70块钱一月，他们却指望你很大。
他们恨不得你将这70块钱全给家里
”此外，关于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矛盾，关坤英在《朱自清评传》中的记述更为具体，并有史料依据： 根据已得到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朱自清从大学毕业后不久，一直到写《背影》时的1925年，他和父亲有过一段感情的摩擦，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时是很激烈的。
他上北大的第二年（1917年），父亲的差事交卸了，一家大小断了经济来源，从此生计日艰，进而债台高筑。
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他要负担家庭的经济，但是承担多少，承担有没有限度，他个人有没有独立支配经济的自由。
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一次龃龉。
1921年暑假，他回到扬州八中任教务主任，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让校长将儿子的每月薪金直接送到家里，而朱自清本人不得支领。
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
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
父子从此失和，这年冬天他不得不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
1922年暑假，他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先是不准他进家门，后则不予理睬。
过了几天没趣的日子又悻悻而去。
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就是《毁灭》中所说的“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
1923年暑假虽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
[2](P165—166) 这段话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朱自清父子之间激烈的矛盾，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父子矛盾的根源。
表面看，父子冲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本质上看，是自由和专制的矛盾斗争造成的。
经济冲突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显现。
实际内容是一个要保传统文化，维护对儿子的支配权；一个要向传统文化挑战，追求自由独立。
因此，父亲的封建家长制垄断与儿子张扬个性的要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且不说后来父亲不让儿子进家门的冷酷，只就他通过与校长的私交而支取儿子全部薪金这一做法本身来说，就是对儿子的极大不尊重，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
这在一般人都是不能忍受的，更何况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朱自清呢
（二）五四精神对朱自清的巨大影响 朱自清于1917—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北大是以新伦理革命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五四精神与北大的文化场塑造着朱自清，他的思想接受着时代大潮的洗礼。
1916年底，《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往北京。
这样，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由上海移往北京。
陈独秀曾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这篇发刊词大力宣传人权、自由，号召青年勇敢奋斗，挣脱封建专制和陈腐伦理的束缚，争取人格独立的新生活。
在这种以人的解放为核心、追求人格独立精神的感召下，朱自清于1920年加入了北大部分学生组织的“新潮社”。
“新潮社”的月刊《新潮》坚持与《新青年》一致的立场，高举“伦理革命”的旗帜，猛烈抨击一切封建“纲常名教”，痛斥封建家庭为万恶之源，高声呐喊个性解放。
朱自清曾在《新潮》上发表《怅惘》、《小草》等新诗。
当时朱自清与傅斯年、叶圣陶、杨振声、康白情、周作人、孙伏园等社员一起讨论稿件或学术问题。
亲身参加《新潮》创办的朱自清，无疑受着新思想的熏染，他对传统陈腐的家庭伦理道德有着激愤之情，他不满于父亲的专横，努力争取个人的独立和自由。
朱自清追求自由的愿望具有时代特征，而这种追求又是那么艰难曲折，阻力重重。
“被推着，被挽着，长只在俯俯仰仰间，你曾做得一分半分儿主
”[3](P79) 这是向以父亲为代表的专制制度发出的诘问和责难
朱自清大半辈子都没有摆脱父亲对他的束缚。
他直到逝世前，才替父亲还清高利贷。
他对父亲的反抗不仅仅是经济上要求自主，更主要的是他对旧家庭的不满，他厌恶姨娘的挑唆，他憎恨旧的婚姻制度，他曾告诫弟弟不要纳妾。
从这一层来看，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矛盾是时代语境造成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是新思想和旧思想的斗争，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境遇。
要透彻理解这一点，还得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说起。
徐志摩的人品好不好
渣男，不爱原妻，却不停生养。
专挖兄弟、朋友墙脚，自认为多读了几年书，忘掉做人的基本。
用多情的性格写了几首抒情的诗句被捧上了天。
教育部规定小学生课外阅读书有哪些
1.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
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 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
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 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
然而，作为儒家始祖 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
这两个方面，可以用 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
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 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
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 这是很忌讳的。
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
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 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 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 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 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 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
有一回，孔子和他的 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
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
惟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 凉，一路唱歌回来。
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
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 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 ，以志纪念。
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 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 的范围。
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 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
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 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
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 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
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 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 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 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
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 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
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 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
信是他亲自 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 硁硁然小人哉)。
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
他还 反对遇事过分谨慎。
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 ，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
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 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点 不洒脱呢? 2.孔子人道思想的结构 钱永森 [摘要]：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之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
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
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
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一 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从孔子写起的。
春秋以降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就一直是士人学者研读、诠释，乃至批判、辩驳的经典文本。
可以说，有多少人思考了孔子思想，就有多少个面貌不尽相同的孔子。
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天赋才情气质，受时代学术思想风尚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角度诠释孔子，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是难以避免的。
在对传统文本的解释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个别细节与文本的整体结构间不停地交流和对话，相互作用的双方同时包含着创造性和能动性，正如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有先见的解读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周文化的内存生命力得到激发和全新的阐扬，对作为经典文本的孔子思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的解读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会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并激发思考者的创造性，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与新生的思想动力。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大流派：一是历时性的研究，即从孔子生存时代与生平、其思想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根源、对后学产生的影响诸方面，力求恢复孔子思想的历史真相；二是共时性的研究，即哲学的方法，更关心孔子思想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本质意义而非本来含义，探讨其言行所由来的思维体系及逻辑上演变的可能性。
赫施将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区分开来。
含义是指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唯一确定不变的东西，但作品的意义却有多种多样，视人们对作品的阅读而定。
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不确定性，是就意义而言。
我这里来探讨孔子思想的意义。
孔子思想是为拯救奴隶社会呐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建构张目，都并不是我要讨论和关心的。
毫无疑问，在现有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资料中，有年轻时的孔子，也有老年时的孔子；有作为教导者的孔子，也有独立思想时的孔子；有被弟子理解领会的思想，也有被完全误解了的思想。
一一厘清其线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
如孔子般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灵感通常会突如其来，但一定有其相关的理论背景。
我关注的是孔子怎样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是在怎样的理论背景下表述他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
二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
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
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
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
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
以此推论，后来不著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著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辩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
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
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都把仁学思想视为孔子的思想核心。
于是，杨国荣先生就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公认的看法。
实际上，公认只是过于自信的一厢情愿，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蔡尚思就自承经过了由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礼的转变，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围绕儒家的礼学来展开争鸣的。
至于五四以来直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批孔思潮也多是从礼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在先秦时代，孔门弟子关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发生了歧义。
孔子没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集徒众讲学或从事经济政治活动，宣扬并践履孔子学说。
由于各门徒知识背景及个人性情本不相同，于孔子学说亦取舍不一，旨趣多异，遂有不同的派别，儒学内部产生分化。
曾子重孝，孟子言仁，荀子推礼。
哲学史上，大哲后学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今人的争论不过是孟荀之分化的继续。
所谓的核心其实往往是叙述的起始概念，对核心的不同选择正是思想创新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的不同态度大都隐含一个前提：一个思想家必然也必须有思辨的哲学为基础，而天才的思想巨人则更应能够构筑一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的理论构架。
其实是，假定存在着一种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
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以及孔子哲学中的仁等。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东西方哲学的精神与路径不同，但仍然在努力寻求孔子语录背后的哲学基础与体系的核心。
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
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知道、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晚年或许因此而有些思辩的成果亦未可知。
黑格尔显然不知孔子与《易》的关系，他也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
《论语》极少有思辩与纯粹的范畴，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往往仍然指向具体的经验世界。
可见，孔子并未把周易的思想作为创立他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哲学基础。
这或许与孔子年轻时因对周易的误解而采取排斥的态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孔子的平生抱负与文化选择。
思想巨人的伟大是一样的，但总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周文化的继承者，以平治天下为已任，那么，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重要的，而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
这是继续了商周以来思想上的人道倾向，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构成的集体所世代关注的重要问题。
因而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
其中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可靠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
因此，孔子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学的功能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孔子重点阐述了君子、仁、礼等概念的具体行为指向与社会意义，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个人的人格系统，仁义智信的文化价值系统和礼制的社会控制系统。
三 如果找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作为叙述的开始，那么成人是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
因为人是行动者，是实现价值、引导社会的承担者。
《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又刘向《说苑》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
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
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
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说苑》卷十八）成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的价值、礼仪的规范。
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得仁知礼。
孔子又提出君子这个词，作为人生的模范。
君子原本指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阶级，孔子所说君子之意有了转化，常用来指品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能尽人道的人。
这种转化的基础在于君子是受人尊敬的有较高社会地位、承当社会主导责任的人。
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逐步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君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较为笼统，无条理清晰的分类。
这或许正显示了君子概念的转换过程。
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宪问》）是说君子（贵族阶级）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者能仁，小人根本无仁的资格。
但也开始把君子与仁联系在一起。
又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言及君子与小人品性不同。
比较重要的规定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宪问》）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宪问》）所谓君子，《论语》中亦同于时用的士的规定，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君子、士即成人之人，乃是仁的体现者，礼的遵行者。
孔子对这些内涵本不相同的概念的混用，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系统的构铸过程。
君子当有三戒、三畏、九思。
（《季氏》）这些品质的获得必须通过学习礼乐及圣人之言、之行和修已、克已等途径。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作为道德主体，从来就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是世界的中心及行动的根本目的，而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是关系中的一点，既不体现个人中心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把历史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稳定平衡的控制机制沟通互动的关键。
一方面，孔子极重视自我实现问题。
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已即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
孔子一贯以古非今，古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形态，以为人反托为已，意味着将评价的标准转向自我。
为已之学的提出是孔子儒学的一大特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确认了人的自由与能动性。
由此而生发的华夏文化精神乃是对自我努力的乐观自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在道德实践中，抑或是在德性涵养中，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主体是否遵循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外部力量。
孔子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
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里仁》） 另一方面，自我实现又非排斥他人及社会的封闭观念。
自我价值的自主选择及实现本身就包含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并通过忠恕的思想，使道德主体与社会整体进行沟通。
《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胡适认为，一以贯之之道的忠恕不仅是尽已之心，推已及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方法论。
应当说是极有见地的。
自我构成了整个行为的出发点，但又不能停留在立已、达已之上，不是要培养独特的个性，而应推已及人而至立人、达人。
可以说，立人、达人正是立已、达已的内容与目的，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
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指向群体，这便达到了仁的境界。
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仅从方法论上看，忠恕之道即是一种外化，近于后来的大乘佛学的自渡渡人，尽管成人与成佛的内涵完全不同。
所谓修已，即是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整体规则、制度相协调并促进其发展；一是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性即与构成文化模式的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的认同和主动性的创造，是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蕴含的美好道德内化为自我品性，并通过个人努力与忠恕的观念，推已及人，把文化价值系统社会化、具体化、体制化，并为社会整体的维护与发展提供整合力量。
内在品性的培养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及其内化是循礼。
内外互动也显示了孔子思想既非后世腐儒的自我封闭，亦非自我的扩张。
以仁为总体抽象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以礼为总体象征的社会化规范系统在此相衔结并相互影响与推动。
对作为行动者的君子、士、仁者的规定也构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格系统，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
如果一定要寻求孔子思想的核心，不如说这个没有定名的孔子心目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精神。
君子修已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概念是仁。
仁在孔子思想中毫无疑问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孔子并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的具体情境下的对话及对人物事件的评论进行限定与论述，从而使抽象的概念指向具体的事物与现世生活。
因而就仁的每一次论述都不能作为孔子关于仁的全部认识与定义。
比如，《论语·阳货》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对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换句话说，君子、士人通过学习与修养具备了某些品性，便能先难而后获、（《雍也》）其言也訒，（《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或者刚毅、木讷，（《子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能克已复礼。
甚而至于民受其赐（《宪问》）,为正义而杀身成仁。
（《卫灵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
此话甚是。
仁本意有美、完备之意，孔子把它提升为代表一切美好的品德及文化价值与传统信仰的普遍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具体的道德观念。
程颢是这样理解仁的：学者须先识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知信皆仁也。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近是。
冯友兰也认为仁人即全德之人，释为Perfect Virtue。
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在循礼的过程中被内化为行动者（仁者）的内在品性，指导与调整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使其达到或近于一种期望中的社会角色。
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爱人，（《颜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等等，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儒学的象征。
另一方面，孔子当时针对不同弟子不同情境下的发问，有具体的行为指向，这些答复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及知识、文化、信仰的基础相关的，并不具普遍意义。
孔子也未曾有意把这些当作万世不易之箴言。
后世学者或由于迷信，或因惑于论述之繁复，或引一点阐发深意而不及其余，或混于德、礼等概念而不知其本来。
礼是孔子思想中又一极其重要的概念。
礼本来是一种民族内部自然形成的包括禁忌在内的习俗与外在规范，但自形成时起便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的整合功能。
周礼也是从周氏族习俗演化而来，在政治领域的扩展中，结合了包括夏、商诸部族在内的各地各部的礼俗，趋向政治化、伦理化并逐渐繁复。
它不是个人主观塑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和文化演进的结果，儒家所称的五礼，即吉、凶、宾、军、嘉，都是些具体的礼仪，并非由为政者或思想者所人为创设，乃是与氏族的形成、扩展同时形成的代替权力维持的一种秩序。
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显示了周公在礼乐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儒家造圣运动的产物。
而周公的主要作用恐怕还在于以武功助周礼达于四境，即以周礼整一华夏，形成广大区域内的新秩序。
根据西周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大约到西周中期，周礼才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
可见，礼的发展即是秩序的形成。
冯友兰认为，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
但我们可以想象：对祖先没有感情的人也会行礼。
这时，行礼是价值认同和融入社会的方式。
孔子眼中的周礼乃是一种社会的文明与秩序，能够成德成义、教训正俗、决疑息争，使上下有序，具有节制情感、欲望、安份守已的社会功能。
因而，孔子极重视礼的层次，提升礼乐文化中的文化价值内涵，主张学礼、知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并著《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悬赏100分:请各位谈谈对鲁迅的印象与看法(200字左右)
1 印象中的鲁迅先生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句话，我还是相信的。
一个人，即使完整地看完《鲁迅全集》，也未必能够给鲁迅先生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仅仅读了鲁迅的部分作品，或者竟没有看，就滔滔不绝地评说人家短长，诚然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应该有的态度。
我不是什么学者，似乎可以宽容一些，可是我觉得还是慎重一点比较好。
这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因此，我必须在此声明，这篇文章要表达的，不过是笔者的一些印象罢了。
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除了我不了解的少数民族地区，只要他（她）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就会知道鲁迅。
鲁迅和老舍朱自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成了学校教学和考试的重点。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鲁迅等作家尤其是鲁迅，成为“迫害”数以亿计的学生的打手。
某些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疾的学生，也不喜欢鲁迅，估计与此不无关系。
而我自己却没有这么极端。
我认为他的文章晦涩难懂，而且老是拐弯抹角、指桑骂槐，同时相信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上高中后，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鲁迅的形象，也仿佛更加清晰起来。
鲁迅以笔作投枪匕首，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更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现实，而且，他赞同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现下共产党的腐败和过去在“文革”中犯下的过错，是绝无可能出现在鲁迅的文章里面的。
鲁迅继续在课本中咒骂黑暗的国民政府，似乎有掩饰现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的嫌疑。
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对鲁迅感到反感。
后来，出于一种重新认识鲁迅的渴望，我主动找来了鲁迅的文集，读了他的一些文章。
事实表明，我的做法改变了我的某些看法。
譬如说，我已不觉得他的文章艰深、难以理解——当然，不可否认，这跟我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还有，我明白了一个事实，鲁迅生活的年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的现实不等于现在的现实，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他的观点来说事。
至于他勇于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暗的精神，却是任何时代都适用的。
这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2 鲁迅一生的四个污点
2006年11月07日 星期二 下午 08:48 一、 鲁迅也曾贪生怕死。
鲁迅留学日本时曾参加过光复会。
这是一个以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为主的反清组织，年轻的鲁迅以其激烈的救国热情成为这个组织的积极分子。
当时的光复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结果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消息传到东京，鲁迅在集会中义愤填膺慷慨陈辞，大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意思。
但是不久另一个刺杀任务被派到他的头上，鲁迅最初答应了，但临行之前却又退缩，理由是他有母亲需要奉养。
这个理由当然真实，鲁迅事母至孝，我们一直都知道，但是如果内中没有一点贪生怕死的因素，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人相信的。
二、 鲁迅也曾误人终生。
一九○六年夏天，鲁迅遵循母命娶了朱安，从此一直把后者作为母亲送给他的一个礼物束之高搁。
这个可怜的女人曾经抱怨过：大先生不进我的房，我怎么能生孩子呢
这里面有太多时代的错误，有太多时代的悲剧，但同样是旧式女人，嫁给胡适之显然比嫁给周树人幸福得多。
三、 鲁迅也曾贪恋荣华 自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佥事。
佥事也不算个什么官儿，鲁迅这样自嘲过，但每月三百大洋的薪水，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万年薪吧
当然鲁迅的钱大部分用来养家了。
只是虽然他一面有着不得不做官的痛苦，另一方面却一直不愿放弃这样的荣华富贵。
五四之后的北洋政府，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其实已丧失了合法性。
许多知识分子是不屑为其供职的，但是鲁迅不仅不辞职，反而在因支持女师大风潮而被罢了官之后，向法院起诉以恢复原来的职位，要知道，他的两位同事也是朋友许寿裳和齐寿山，因为鲁迅被免职的事，已经愤而辞去了公职。
四、 鲁迅也曾禁锢爱人 和许广平相恋之后，鲁迅缺乏直面世人的勇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地下同居状态，直到许广平怀孕之后。
这也罢了，只是作为女师大风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许广平，曾经是多么有活力和有能力社会活动家，和鲁迅同居之后，却成为一个朱安式的旧式女人，成为鲁迅的私人秘书，再未抛头露面从事过社会活动。
而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最后几年，无疑过足了旧式老爷的瘾，连孩子淘气许广平没有及时抱去，也要发点脾气和牢骚。
这对主张女性解放的鲁迅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
附记： 鲁迅先生当年曾经谈起，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速朽，不幸七十年后的今天，先生的小说和杂文，还是如此的有生命力。
当今中国的文化界，有多少人是地吃鲁迅饭，恐怕亦殊不可考。
这些人之中，有以鲁迅精神传承者自居的，有以鲁迅为精神导师的，有主张还原鲁迅本真面目的，有以为鲁迅不过如此的，当然也有批判鲁迅甚至打倒鲁迅的。
种种情况不一而足，除了说明鲁迅具有的独特魅力，以及现代史上的不可替代性，其他的，于我等众生，似乎关联不是很大。
我是读鲁迅先生的书长大的。
从接触先生的文字开始，我就对他充满敬意，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这样显著的头衔，似乎至今仍未有第二人享用过。
稍大一点，我在先生文字里读出的严厉、深刻、幽默和悲愤一度影响了我为文和做人的各个方面。
有一阵子我模仿先生的文字作文，令我当时的老师们到处传阅，自己也深为自得。
有一阵子我冷眼看人，觉得这世界上无一不是嘲讽的对象。
进了大学，我办了图书借阅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先生的全集，从第一册读起，一直到最后一册，越读越是茫然。
这不是我印象中的鲁迅了，虽然严厉、深刻、幽默和悲愤仍然动我的心，但字里行间，我也看到另一个，缺了点平和和宽厚，多了点疑心和苛责的形象。
甚至后期的一些杂文和短评，几乎完全丧失了文才，成了时事和牢骚的堆砌。
先生说过：三十岁之后再读我的书。
于是我把鲁迅放下了，这一放，就是十多年。
在参加工作的第十个年头，终于重拾先生的文集。
拿这十多年的耳闻目睹，与先生的文字一相印证，只觉原先对他的理解，实是太也肤浅不过。
一个冷峭的，站在半空中俯视着国民的麻木的魂灵的长者，一个看穿了一切洞悉了世事的智者，一个乜你一眼即能看出你外衣下裹着的小的巫者，交替出现在我的阅读印象里，心头莫名的出现一句话：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学识，什么样的熔炉，能炼出这样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原先关于先生的点点印象串联起来，不够，远远不够，对先生的生平实在是了解太少了。
虽然很早的时候就读过一本印着领袖语录的鲁迅先生故事集，但强烈的渴望了解先生生平的念头攫住了我，接连的，我读了曹聚仁先生的《鲁迅评传》和王晓明先生的《鲁迅传》。
王晓明先生在自序中说：“时间飞快的过去，人生体验不断增加，我现在对鲁迅的看法，自然和先前大不相同。
”他指的是对鲁迅有一个从崇拜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而我的痛苦的恰恰在于，越是理性的认识这么一个人，越是深刻的感受到他的过人之处，越是深刻的感到自己的渺小、脆弱、浅薄和无聊。
所以我才吹毛求疵般的发现出先生身上的几个不足，以证明他和我一样，也曾真实的活在这个人间，尽管他去世已经七十年了。
----一面也让我平衡一点，增加一点直面这个世界的勇气。
当然，这些都是废话。
3 如何去读鲁迅
－－写在鲁迅诞生日 在今天的文化人中，对鲁迅（1881－1936）其人，无论于他的文字还是他的性格，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的。
但是对于一个深刻的鲁迅，对于还在不断深入中的鲁迅研究，除少数学者外，总之还是知之有限的。
国人除了记得诸如自己的生辰、有用的电话号码、每个月的工资、孩子上学的学费，以及一些民俗性的文化和那些刻骨铭心的政治和社会事件，比如八月中秋和嫦娥、五月端午和屈原、9.18和日本人还有1966年和文*革等等外，对于其他的什么“日子”什么“事件”大多是漠视的。
至于今天是个何日子，连我自己也是不经意中所察觉。
本来是成年累日在桌上作样子吃灰的的“知识台历”，日前我鬼使神差的去翻了两叶，不打紧，“鲁迅”那两个字就跳进了我的眼中，一个清瘦睿智的面容也立时映入了我的脑海，9月25号是鲁迅的生辰
我突的萌生出了要写几句鲁迅的愿望。
谓“愿望”，是说我的行当与鲁迅风马牛不相及，对鲁迅真的还知之甚少，我以为我是没有资格写鲁迅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的
对一位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字，对一位颇有个性、学富五车的历史老人，我生出肃然起敬的感觉是真实的。
因为我知道，“鲁迅”事实上成为了一种中国文化的品牌。
在我印象中，鲁迅先生是新中国邮票上的第一位文学家
而且，鲁迅的形象接二连三的搬上了中国纪念邮票的方寸上，除了“”五次作为中国纪念邮票的重大题材外，再无他人能出鲁迅其右。
就连万世师表之孔圣人的邮票也只发行过一次。
可见鲁迅所享之文化殊荣是如何之崇高
鲁迅利用他人喝咖啡的时间，在30多年的时间内，写出了700多万字的等身著作，手稿有16000多页。
特别是其生命最后的10年，鲁迅抱病写了500 多篇铿锵有声的杂文，鲁迅在中国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都是无可动摇的
有心人将鲁迅的19种杂文集联缀成了一首诗：热心华盖坟而已，三闲二心南北集。
自由风月花边文，且介三编集外遗。
译文古籍两序跋，续编补编不忘记。
”读来饶有趣味。
以前不写字的日子，对鲁迅的大名我多持敬畏，唯印象深一点的事是，中学时曾硬着头皮写过一篇议论“痛打落水狗”的作文。
不过，随着我识字的增多，当一系列如雷贯耳的绍兴籍的名字：如大禹、勾践、王羲之、陆游、秋瑾、周恩来、蔡元培、钱三强等等，从我眼前一个个出现的时候，我当然也就知道了鲁迅先生，这位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正是从绍兴城里很有名气的私塾，造就了一代巨匠的三味书屋走出来的。
其实，有关鲁迅的的生平和其文字，以及如何明鉴鲁迅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我想，在浩如烟海的传统的鲁迅研究的资料中都可看到。
而近些年对于鲁迅的最新的研究结果，我除了有些微浅浅的概念外，也无更多的关注，也不赘。
那么，对于中国普通的文化人，应该知道鲁迅一点什么呢
比如，你学了牛顿（1642－1727），知道了牛顿是英国人，知道了牛顿发现的力学三大定律，知道了牛顿创立的微积分，这就不错了
这些至功至伟的事实就是牛顿的化身
当然能了解牛顿写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在近代光学领域的杰出贡献，那就更不少了
倘如果你还知道牛顿为何醉心于苹果落地
牛顿为何被英女王封为爵士
牛顿的晚年为何是在潜心于虚无的神学中度过的
那么你就准备拿“牛顿研究”的学位吧
我是说，一般的中国人，即使还算是一个非鲁迅研究的文化人，就莫要在鲁迅的身上打主意、作文章抑或装深刻
而专门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其“深刻”的经院式的研究，那也大都不是针对普通百姓的
我是说，你知道一点鲁迅的基本东西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完全不理不识“鲁迅”，就会造成你读文学、看历史的些许障碍，那你“学人”之架式就不完全到位，甚至与你的身份也偶尔冲突。
为认识鲁迅，我摘录两段来自不同时代之新闻稿，其一见于《20世纪中国全纪录》，题为“文豪鲁迅逝世”。
其二见于《中国百科年鉴1987》，题为“鲁迅逝世50周年纪念”。
先看其一：“毕生致力改造中国国民精神、图以呐喊唤醒中国民众的大文学家鲁迅今天在上海家中病逝。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1902年赴日本学医，期间决心弃医从文，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呕心沥血式的努力。
1909年回国，1918年发表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成为新文化运动悍将之一。
《呐喊》、《彷徨》及杂文集《热风》随后相继出版。
其中的《阿Q 正传》是奠定他文坛地位的巨著。
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以撰写杂文为主，但初衷毕生未改，文笔和思想始终激烈和痛切。
” 再看其二：“1986年10月19日是伟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
在此前后，全国各地相继举行了包括座谈会、报告会、学术讨论会在内的各种纪念活动。
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纪念座谈会。
与会者一致认为，鲁迅逝世后的50年间，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哺育了整整三代人, 今天仍是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珍贵财富。
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应是文艺界的重要职责。
10月15号，北京鲁迅博物馆修茸一新后重新开放。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在北京主持召开了‘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胡乔木在会上作了《鲁迅对中外文化的态度》的讲话。
一批鲁迅研究的学术论著及鲁迅著作也在纪念活动期间出版。
” 我以为这两段新闻稿，已基本上可读出鲁迅的生前身后。
前者偏于鲁迅的基本人生轨迹以及其主要的文学成就，无有过甚之感性色彩。
当然也可窥见鲁迅个性之一斑。
而后者重于鲁迅的历史评价以及后人们为缅怀鲁迅所作的种种工作。
也看得出两条新闻稿，字里行间透出的时代印痕是十分显著的，对鲁迅身后的评价当也有点非同日而语。
前者只涉及鲁迅的文学地位及个人的品格追求；而后者则是对鲁迅的文学思想和态度，特别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作出了全面的定位。
不过，有一很容易看出的共同点是，鲁迅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鲁迅确实是以文字作投枪、作匕首，对一切落后、黑暗的东西疾恶如仇，鲁迅处处表现为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也可间接了解，鲁迅在写作中面对“文化围剿”的不韧的人生态度。
但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前者是在一个连续的时空中，近距离的评价；而后者是在一个没有连续的时空中，远距离的评价。
两者所处的时空环境是完全相左的。
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时空中不同的意识形态，加上鲁迅时代与当代的不连续，一当社会形态又发生变异时，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识总是会生起波澜的，这当然不是愿不愿意或对不对的事
于是，在近些年，关于鲁迅的研究中，也确实有了一些与往不同的命题和声音。
除了上帝遥不可及外，对凡胎肉体的人类，用一种批判和审视的眼光，是再自然不过了
肚子饿了想吃饭是一种人的本能，而如何找饭吃则是人的潜能，或说是智慧人类的的基本能力，而会思考正是人类的能力之一。
只是我从事于自然科学的领域，于这方面的人文思考几乎为零，我尚未因缺少人文思考而有饥饿的感觉，因而也就没有激发出这类的潜能。
传统意义上的鲁迅，我以为从这两段新闻稿中大体就读出来了，也可以说是领略了“鲁迅”的基本概念，但是下面的字，对于读出较完整的鲁迅也许不无帮助。
是谁首先发现并扶持鲁迅走上的文坛呢
该人是商务印书馆的早期著名编辑恽铁樵（1878－1935）。
1913年鲁迅写出了第一篇小说《怀旧》，寄给《小说月报》，当时的主编就是恽铁樵。
他看出《怀旧》的作者虽不出名但很有才华，尽管与鲁迅素不相识，还是热情复信，并把文章安排在卷首，而且加上评语，向社会推荐这篇小说及其作者。
鲁迅就这样在《小说月报》上诞生了他的小说处女作《怀旧》。
从此中国文坛走出了一位让世人瞩目的大家
关于“鲁迅”这个笔名，值得一提。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始用“鲁迅”的名字发表。
对于此笔名，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询问过鲁迅。
鲁迅告之曰有理由三。
其一是母亲姓鲁；其二是取愚鲁而迅速的意思；其三是周鲁是同姓之国。
从历史的逻辑看，正是“鲁迅”两字，反映出鲁迅前期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叛逆精神。
关于鲁迅的笔名，还有一件史实一提。
鲁迅翻译完了《毁灭》后在进步刊物《萌芽》上以《溃灭》之名分期发表，不久《萌芽》遭国民党查封。
鲁迅遂将《溃灭》改名《毁灭》，并将译者改为“隋洛文”，其由“堕落文人”而来，颇含有对国民党的反讥意味。
鲁迅除了杂文外，小说和译著在数量上平分秋色，60年代出版的鲁迅文集中小说和译著各浩浩十卷，后来增补如何
我寡闻而不知。
可看出鲁迅的翻译造诣也是十分了得的
而最初介绍鲁迅的文字于国外者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曹靖华先生。
一次极偶然的机会，一位苏联朋友在曹靖华那儿见到了鲁迅的《呐喊》，并对曹靖华惊异的叫道：“了不起
了不起
”，随后这位名叫王希礼的俄国人，将《呐喊》带回苏联并翻译给了苏联人民。
从此鲁迅与曹靖华先生开始了通信，鲁迅的作品也像一只只衔着中国文学的花蕾的春燕，横越浩瀚的蒙古沙漠，向苏联、向西方世界飞去。
鲁迅很喜爱木刻和篆刻，文人治印也是一种千芳流古的雅兴。
鲁迅对篆刻艺术也深有研究。
其生前使用的各种印章大约有七八十方之多。
现存的鲁迅印章有57方，其中有类似周氏、鲁迅、周树所藏以及戎马书生等的姓氏印、别号印、收藏印及闲章。
也有少量鉴定印和社团印。
印章之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及长方形。
当鲁迅在政府任职教育部员时，其同事，吴昌硕的得意弟子陈师曾先后为鲁迅治了三方好印，而齐白石的高足刘淑度女士，也用寿山石为鲁迅刻了白文和朱文各一方印，鲁迅均视为至宝。
这儿看出鲁迅的治学态度于他的文化同仁们是相当谦逊的。
当然鲁迅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以及主持左翼作家联盟、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和民权保障同盟的进步活动中。
鲁迅一生以如椽之笔，勤奋耕耘。
其存世的文字和思想超越了文化理论和文化观念的表层，进入到了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的深层。
鲁迅可谓之中国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凤毛麟角者。
但后世也不免为他抱憾，其实也是鲁迅自己的遗憾，那就是他终没能给世人留下一部长篇小说，虽然他已着手了关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篇小说题材之准备；同时他也打算写一部类似高尔基的《克里木萨. 姆金的一生》的长篇巨著, 而且还在自忖着：“这倒可以慢慢想想看，如果能够再活十年...。
” 然而，由于他的生活“一面是不能动弹，好像软禁在狱室里，一面却又琐事多得很，”“终于觉得不行。
”鲁迅就在这样的矛盾与苦恼中，没能从上帝那儿得到更多的时间，走完了他人生并不是很长但又极具艰辛的55年的历程。
鲁迅的遗憾当然不止这，尽管他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也极富创造，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等等文字，但他一直念念不忘写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字变迁史》。
甚至鲁迅还欲在其散文大成中，增加一篇关于“穷”的文章，他说过：“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点，因为穷就是弱。
又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
”也许鲁迅的诸多遗憾只能随鲁迅去了，然而面对鲁迅身后皇皇之卷帖，那精美之诗歌；那典雅之散文；那深邃精悍之短篇；更有那犀利冷峻之杂文，除了“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之概叹
你如何还能生得出“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感觉呢
我觉得，到此为止，一个立体的鲁迅，就算还没有能呼之欲出，但一个已具棱角的鲁迅已然写出。
倘你只希望了解鲁迅人生之一二，够了
倘你希望知道鲁迅生平之喜怒哀乐及某些背景，也大体够了
倘你欲懂得鲁迅投身革命文艺运动的思想基础和鲁迅文学创作的历史影响，找一本的《新民主主义论》读读吧
总之，我以为，我所知道的鲁迅，其文字，写出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精神，表达了“寄意寒心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普通人读鲁迅，大体就这些够了
4 当提到鲁迅，印象里面只有初中高中课本里面的几篇短文或一些片段，现在已经很模糊了。
因为是为了应试才去学习那些课文，没什么细细的读出什么，反正做笔记，听老师的，死死板板地记住就行了。
正所谓来的快去的快，高考过去了应该说语文考试一考完，全部完掉，这也是老师提倡的考一科忘一科。
现在隐约还记得老师给我们讲的鲁迅已开始去日本学医，然后在看电影中顿悟，发现即使有强壮的体魄，没有爱国的灵魂也只能是空壳一个，于是他弃医从文，开始用“新硬”的白话文继续着自己的理想——让民族觉醒。
最后病死了。
这不知道是我的悲哀还是我的悲哀，反正这么一个大人物，自己没什么感觉。
他的故事听听就算，他的文章绝对不会主动去读。
上了大学，因为是工科，再也不用学习讨厌的语文，但我却觉得自己是爱好文学的，于是选择了“大学语文”这一门选修，上了几节发现感觉还不错。
因为老师说鲁迅也写爱情小说了，于是我读了，不长，因为某些原因，断断续续，期间用了满长的时间。
读完后发现和我印象中的鲁迅还是一样的，文字一样那么“新硬”，难读，并没有什么行云流水的感觉。
有时候读少一个字，再读下一个字的时候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或许也是艺术，让读者字字体味的笔法。
读过不少的言情小说，发现了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笔法，不一样的开头，不一样的结尾……并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更多的是直白的描述。
虽然是简单地描述，但也有不一样的感觉，是平白见奇的感觉。
文章使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故事，开遍不久便到了两人同居，之后是两人生活细述，一步一步把两人的矛盾激化，最后是悲惨的结局，让人看了不怎么喜欢的结局----迫于生活，分开了，娟生死了，子君在深深的自责中选择遗忘。
但是这正是现实，残酷的现实，没有一点唯美的东西存在。
我不知道想具体给读者的是什么，或许没人会知道，但至少给读者显示了一个现实，即使我知道现实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但是被鲁老师再一提起来，仿佛是被他揭了我的伤疤，心里不是滋味。
鲁迅就是这样，不会含蓄，不会隐约，只是提起你的耳朵，把道理一字一字直白的灌进去。
这种犀利的语言让人感觉不怎么好，但你又不得不感觉他的正确，不可置否。
这是一篇我第一篇自己真真选择去读，而且一直读下来的小说，现在心中的感觉还是很复杂，没有什么确定的体会，只是些零散的滋味。
我现在终于觉得了：鲁迅是个不简单的人，一个不简单的文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