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营中的较量的读后感怎么写
夏令营中的较量读后感（一） 较量，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关键是看我们如何面对、如何行动。
在人生的较量中，你会怎样选择
今天我无意中翻开了《夏令营中的较量》，并被这篇文章深深震撼着。
这场较量是真实的，讲的是作者亲身所经历的事情。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孩子共同参加了一次草原探险夏令营，不同的是，这个夏令营的目的不是游山玩水，而是磨砺意志、增进体质、学会生存。
因此这个夏令营很苦，设置了无数困难和障碍，面对这些困难，中日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们的态度和行为是怎样的呢
中国孩子一生病就马上回大本营休息，日本孩子生病了仍然硬挺着走到底；中国孩子家长听说孩子病了，立即开车来把孩子带走，日本家长看见孩子发高烧，只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就独自乘车离开了；……作者讲的这一切，是在警醒我们什么
作者是想告诉我们：快醒醒吧，如果再不改变教育方式和教育观念，那么中国的孩子不仅仅是在夏令营较量中输掉，还会在未来的国家较量中输掉，因为温室里的花朵是长不成参天大树的，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到彩虹
心中只有自己没有团队、不愿付出不愿吃苦、见困难就后退的一代人如何担当起建设祖国、服务社会的重任
所以，作者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写下了这篇文章，他坚信每个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被触动。
确实如此，看了这篇文章，再想想自己，真是觉得很惭愧。
在学习中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才弹一会儿钢琴就嚷着累死了；早晨赖在被窝里不想起床；做起事情来总是磨磨蹭蹭；日记是能不写就不写…… 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不和谐的音符：豪华轿车中扔出的果皮；走在路上边吃边扔的果壳；气势汹汹的吵架声；无所顾忌的吐痰声；闯红灯、翻栏杆、践踏草坪、乱倒垃圾…… 在这次夏令营的较量中，从身心素质到精神意志，中国青少年都是大败特败。
一次失败不可怕，关键是面对失败我们该反思些什么
该改变些什么
我给出的回答就是：改变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成就自我。
夏令营中的较量读后感（二） 《夏令营中的较量》是一部着名的反映中日青少年素质差异的报告文学作品，由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孙云晓创作。
该报告文学记录了1992年8月中日少年在内蒙古举行的一次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中充分暴露出中国孩子在生存能力方面和中国青少年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93年，《夏令营中的较量》的发表如石破天惊，引起了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强烈震动。
他们纷纷发表看法，采取对策，以极大的努力改变教育的失误，通过这个杂志，许多人们感到教育方式和方法的不足。
在大讨论和大争论中，《夏令营中的较量》中的某些细节也得到更正，如孩子负重实为10千克，至少行进23—29千米路，乡田实为日方队长，并非议员等等。
夏令营确有其事，并在教育部的调查中得到证实，但在文中事例截取过于片面。
讨论中，也有不少父母不以为然。
有位独生女的父亲担任某报副总编辑，发表长篇文章批判《夏令营中的较量》；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发表批判《夏令营中的较量》的诗歌，评价作者“抑扬文字没心肝”，“武后焉能贬牡丹”。
孙云晓在2010年表示，《夏令营的较量》这篇报告文学，可以说引发了一场中国教育的大变革。
首先是大讨论，直到现在为止这场讨论或者争论都没有结束。
这篇文章被印了很多次。
这17年来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国家已经把素质教学作为国家的一个主体教育思想，在中小学校加强社会实践教育，加强综合能力的培养。
具体到夏令营来说，许多学校、老师和父母都对夏令营有了新的理解，普遍地开展起这项活动。
但是由于过度提高夏令营的重要性，而造成社会盲目跟风，比方说夏令营缺乏制度规范。
现状混乱，名不副实，价格昂贵，另外由于担心意外伤害的发生，法律制度、保险制度以及安全行为训练上都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目前中国青少年的夏令营活动还处在比较低的生活水平。
甚至有持不同意见的网友指出，孙先生的夫人陈延女士恰好曾经是在旅游集团任职，并且还当上了总经理的职务，因此质疑孙先生是否有炒作夏令营之疑。
但另有不知名网友透露，神舟国旅集团成立于1999年12月，历任10位总经理，陈女士2005年上任，2009年就已经退休。
此系列事件也说明《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影响之广泛，引起的争论之激烈。
不管《夏令营中的较量》中所举事例是真是假，唯一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中国的教育真的长期以往，那么，即使是那些假的事例终有一天会变成全中国人的噩梦。
，家长们啊，是时候放开你们紧紧保护的翅膀，让孩子们在广阔的天空中飞翔。
中日夏令营的较量的原文
《夏令营中的》 孙云晓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内蒙古,与30名中国一起举行了一个草险夏令营。
A 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
在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当年放牧的乌兰察布盟草原,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20公斤（经核实应为11公斤以下---作者1994年更正）,匆匆前进着。
他们的年龄在11—16岁之间。
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公里路（经核实应为19--21公里---作者1994年更正）,而若按日本人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公里!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孩子叫若不迭之时,他们的背包带子纷纷断落。
产品质量差给他们偷懒制造了极好的理由。
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背包扔进马车里,揉揉勒得酸痛的双肩,轻松得又说又笑起来。
可惜,有个漂亮女孩背的是军用迷彩包,带子结结实实,使她没有理由把包扔进马车。
男孩子背自己的包没劲儿,替女孩背包不但精神焕发,还千方百计让她开心。
他们打打闹闹,落在了日本孩子的后面。
尽管有男孩子照顾,这位漂亮女孩刚走几里路就病倒了,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一见医生泪如滚珠。
于是,她被送回大本营,重新躺在席梦思床上,品尝着内蒙古奶茶的清香。
日本孩子也是孩子,也照样生病。
矮小的男孩子黑木雄介肚子疼,脸色苍白,汗球如豆。
中国领队发现后,让他放下包他不放,让他坐车更是不肯。
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当了逃兵是耻辱,怎么回去向教师和家长交待?我能挺得住,我一定要走到底!”在医生的劝说下,他才在草地上仰面躺下,大口大口地喘息。
只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继续前进了。
B 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下午,风雨交加,草原变得更难走了,踩下去便是一脚泥水。
当晚7点,队伍抵达了目的地———大井梁。
孩子们支起了十几顶帐逢,准备就地野炊和宿营。
内蒙古的孩子生起了篝火。
日本孩子将黄瓜、香肠、柿子椒混在一起炒,又熬了米粥,这就是晚餐了。
日本孩子先礼貌地请大人们吃,紧接着自己也狼吞虎咽起来。
倒霉的是中国孩子,他们以为会有人把饭送到自己面前,至少也该保证人人有份吧,可那只是童话。
于是,有些饿着肚子的中国孩子向中国领队哭冤叫屈。
饭没了,屈有何用? 第二天早饭后,为了锻炼寻路本领,探险队伍分成十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朝大本营狼宿海前进。
在茫茫草原上,根本没有现成的路,他们只能凭着指南针和地图探索前进。
如果哪一组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将离大队人马越来越远,后果难以预料。
出发之前,日本宫崎市议员（经核实应改为日方队长----作者1994年更正）乡田实先生驱车赶来,看望了两国的孩子。
这时,他的孙子已经发高烧一天多,许多人以为他会将孩子接走。
谁知,他只鼓励了孙子几句,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
这让人想起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当发现道路被洪水冲垮时,某地一位少工委干部马上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风驰电掣地冲出艰难地带。
中日两位家长对孩子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的独生子女娇气,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可这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 C 日本孩子吼声在草原上震荡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中日两国孩子胜利抵达了目的地狼宿海。
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宫崎市议员（同上）乡田实先生作了总结。
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 77个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 “天空蓝不蓝?” “蓝!” “你们还来不来?” “来!” 这几声狂吼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
天哪!这就是日本人对后代的教育吗?这就是大和民族精神吗?当日本孩子抬起头时,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
在这群日本孩子身后,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
据悉,这次由日本福冈民间团体组织孩子到中国探险的活动得到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
政府和新闻机构、企业不仅提供赞助,政界要员和企业老板还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探险队。
许多教授、工程师、医生、大学生、小学教师自愿参加服务工作。
活动的发起者、该团体的创始人河边新一先生与其三位女儿都参加了探险队的工作。
他们的夏令营向社会公开招生,每个报名的孩子需交纳折合7000元人民币的日元。
一句话,日本人愿意花钱送孩子到国外历险受罪。
D 中国孩子的表现在我们心中压上沉甸甸的问号 日本人满面笑容地离开中国,神态很轻松,但留给中国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刚上路时,日本孩子的背包鼓鼓囊囊,装满了食品和野营用具;而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却几乎是空的,装样子,只背点吃的。
才走一半路,有的中国孩子便把水渴光、干粮吃尽,只好靠别人支援,他们的生存意识太差! 运输车陷进了泥坑里,许多人都冲上去推车,连当地老乡也来帮忙。
可有位少先队“小干部”却站在一边高喊“加油”,当惯了“官儿”,从小就只习惯于指挥别人。
野炊的时候,凡是又白又胖抄着手啥也不干的,全是中国孩子。
中方大人批评他们:“你们不劳而获,好意思吃吗?”可这些中国孩子反应很麻木。
在咱们中国的草原上,日本孩子用过的杂物都用塑料袋装好带走。
他们发现了百灵鸟蛋,马上用小木棍围起来,提醒大家不要踩。
可中国孩子却走一路丢一路东西…… 短短的一次夏令营,暴露出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
第一,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要培养的是什么人?光讲大话空话行吗?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加公德;我们呢?望子成龙,可是成什么龙?我们的爱心表现为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呵护可能使他们失去生存能力。
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第二,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还面临一个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
是布道式的,还是野外磨练式的?敢不敢为此承担一些风险和责任?许多人对探险夏令营赞不绝口,可一让他们承办或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来,却都缩了回去,这说明了什么呢? 是的,一切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值得想一想,这个现实的矛盾说明了什么。
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
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中国能不落伍
（1993年11期《读者》摘自同年7期《黄金时代》，该文被评选为《读者》创刊20年最有影响力的10篇文章之一）
关于上班,改变态度,以后如何做,培训心得体会500字怎么写?
公司的这一次培训，从培训的效果就可以看出公司对培训是非常着重的，让我们在培训内充分感受到了公司对员工的负责的态度和良苦用心，这是一篇公司培训学习心得体会500字，欢迎大家阅读。
首先，我非常感谢公司给我们全体员工的集体培训，也很荣幸参加了这次培训，这说明公司对我们员工培训的重视，反映了公司“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战略方针;对于服务行业的我，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经过这几天的培训，完全打破了我没培训之前认为这是个很枯燥乏味的过程的那种想法，让原本对服务行业不感兴趣的我，渐渐对服务充满浓厚的兴趣，服务作为一个大众化消费群体，我个认为最主要的是，它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完善自我的的行业，而且与生活紧密相连。
在这几天的培训中我还学到了，卖场的布局，商品的陈列，及在管理方面的根基，让我更加的了解超市是需要细心强和责任心强的员工。
如果在工作中我们失去了细心，那么在布局及陈列当中就不能很好的抓住顾客的购买欲。
及顾客的购物动向，巨大磁石点也将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失去应有的价值;另外货架的陈列要求我们了解：怎样的陈列才能利用好货架的每一层，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及效益;然而色彩的对比也能很大程度点亮顾客的眼睛，吸引并留住顾客的脚步。
公司的这一次培训，从培训的效果就可以看出公司对培训是非常着重的，老板及培训人员都做了很多准备，让我们在培训内充分感受到了公司对员工的负责的态度和良苦用心，让我们融为一体，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端正心态，更加努力!更加自信! 接下来的培训，我想会更有趣、更专业，所以我会更认真听，理论与实践更加强化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也很热爱且珍惜这份工作! 学习能让人进步，工作能让人自信，相信我们在不断地学习和工作经验当中让我们把超市变得更加美好。
春秋战国时期有哪些成语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节奏的加快，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现实，因而也必然要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
心理学家发现，心理素质优良的成功者，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面对现实从容不迫；第二，兴趣广泛；第三，有控制事物的能力。
那么如何提高心理承受能力，以适应社会环境，确保心理健康、心态平衡
1、生活要有目标。
不断地完成既定目标，同时创立新目标，并为之坚忍不拔地努力奋斗。
2、有乐观的生活态度。
以微笑的目光、平静的心态去看待一切，建立健康、愉丰富的生活模式。
3、有多元思维方式。
面对同一种境况要有多种考虑和选 4、不断地充实自己。
把环境的变化看成是迎接挑战和再学习的机会。
不要在瞬息万变的事物面前惊惶失措，愁眉不展。
5、做命运的主人和生活的主要参与者。
把兴趣力倾注于目前的事业中，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
6、遇事不慌，致力于问题的解决。
通过回顾和全面分析，发现目前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制定解决的对策。
列举一位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和其主要的社会活动及对中国的影响。
分割线下面的这篇文章是写创造性人才的产生与特点的，感觉对写这篇作文应该很有参考价值。
其中例举了N多个有关创造性人才的故事。
谷传华，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长期致力于思考这个问题的青年学者，他从近代名人人生经历入手，历时三年多，深入剖析解读，勾画出一条近代名人们“社会创造性人格”的练就之路。
1、社会创造性也具有一个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2、青少年时期的英雄人物表面普普通通，却有共同的显著特征———自命不凡 3、外向型性格，敢于反抗在他们的人格中凸现出来 4、热衷冒险让他们开始尝试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5、成就欲发挥着“动力燃料”的作用，指引他们奔向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 6、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 ------------------------------------------------------------------------------------------------------- 下面是原文，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假设的。
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英雄人物们的早年生活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从汉高祖斩白蛇到赵匡胤降生时的“体有异香，三日不散”，英雄似乎冥冥中注定为承担某种济世救民的使命而来。
但凡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展现出超常的创造性，取得辉煌成就，英雄的神化过程也随之开始，即使到了近代，此类神异故事依旧在民间流传。
据传说，孙中山出生时出现了“紫气东来”的“瑞象”，李立三降生的那一年，他家里的铁树开了花，贺龙降生后，家乡遭遇罕见的龙卷风，石龙坠落门前，仇人遭雷击致死。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阅读英雄人物的生平传记，就会发现，他们的早年生活是平凡的，与常人并无十分明显的差别。
一句简单的“时势造英雄”也难于解释他们的成功，是什么让他们脱颖而出
他们的性格和常人相比，又有哪些迥异之处呢
社会创造性也具有一个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谷传华，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长期致力于思考这个问题的青年学者，他从近代名人人生经历入手，历时三年多，深入剖析解读，勾画出一条近代名人们“社会创造性人格”的练就之路。
他先从多部中国近现代社会名人大辞典中搜集到300位社会名人，然后请三位历史学专业人员从中精选30名历史资料相对充分、比较典型的具有创造性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或外交等社会领域，曾以高度的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做出了历史所公认的杰出贡献，表现出非凡的社会创造性。
谷传华主要运用历史测量学方法和个案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做了大量的统计分析，研究的结果却让人大感意外。
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在出生以及出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凡人”并无明显差别。
这意味着，与其他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一样，社会创造性也具有一个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青少年时期的英雄人物表面普普通通，却有共同的显著特征———自命不凡 “大多数‘英雄’早期并无杰出的表现，而是与周围的同龄人一样，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像其他的孩子一样玩耍、游戏，与成绩平平的兄弟姐妹一样遵守着族规家法和封建礼教，与同伴们一起读《四书》、《五经》，并经受着各种新潮流、新思想的冲击。
” 他发现，这种平凡性还表现在早期生活的愿望和学习的动机上，他们大多仅仅想通过教育改变或改善当时家庭的生活，或者为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做准备。
而在一些贫困的家庭中，学习则是为维持生存，养家糊口。
然而，在史料展现的蛛丝马迹中，这些貌似平凡的少年英雄们不为人知的一些性格特点被挖掘出来，而自命不凡就是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
“这反映出个体相对于一般社会群体的边缘感和自我优越感，这成为他们领导或试图领导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心理因素，某些传说或偶合也促成了这种领袖欲。
”谷传华分析说。
“贺龙出生时的特殊气象无疑给父母、家人以及周围的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觉得他有可能成为”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
人们会有意无意地通过惊奇、关爱、接近、褒扬或排斥、妒忌等方式将自己的预测或期望传达给孩子。
而在学业、社会活动中取得的成功或优异成绩常常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命不凡或优越感。
另一方面，英雄崇拜则发挥了榜样学习或观察学习的作用，增强了个体进行非凡行动的倾向。
” 外向型性格，敢于反抗在他们的人格中凸现出来 与自命不凡相伴而成的是外向型性格，这些英雄人物在青少年时期表现非常明显。
“他们喜欢探索外部世界，热情乐观，主动面对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能主动地与人交往，表现出合群、自信、坦率等行为倾向。
对社会交往的敏感性促进了随后的‘社交性’性格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性格特征包括合群、勇敢、激进、上进、友好、坦诚、泼辣、力行、勤奋、精力充沛、理想主义等。
”英雄人物青少年时期在特定人格维度上往往表现出“极端化”的倾向，也让他们在性格层面凸现出来。
通常“坦率而非含蓄、直率而非深沉、激进而非中庸、竞争而非谦让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常常通过反抗、冒险、高成就动机表现出来。
” 谷传华博士告诉记者，在研究对象们早期生活的记录中，很容易发现他们反抗或叛逆行为的迹象，而反抗的成功或社会活动的成绩无疑起到了某种强化作用。
比如，曾回忆说，十三岁左右，“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
这使我大发其火……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便跳下去。
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
”结果，父子互相妥协，结束了“战事”。
他分析认为，少年总结出来的这一“反抗成功律”，即公开反抗导致对方的妥协或客气，而怯懦屈服导致对方的压迫加剧这一“公式”，影响了他随后的生活。
他后来所领导的一系列罢工、罢课以及农民起义，都有将“反抗成功律”实际应用的影子。
李立三、叶剑英等均有过与少年类似的经历。
反抗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强化作用往往促成了个体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反抗斗争。
热衷冒险让他们开始尝试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此外，“冒险性也是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另一重要特征，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性问题情境的探索性，换句话说，冒险性是探索性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在人们的印象中，冒险意味着可能会获得某种非同寻常的成功，从而改善自身的境况或社会环境，赢得极大的社会荣誉；也可能彻底失败，而带来消极的痛苦体验和社会评价。
谷传华发现，“他们的冒险性表现于各种社会情境中，不仅包括为了探求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和自我发展机会而进行的‘学业冒险’，而且包括为了实现某种抱负或理想而进行的‘革命冒险’。
另外，还有为了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改革性冒险’”。
据回忆，他的第一次冒险是因反对塾师的严厉管教而离校出走，在外“漂流”三日方才回家，少年此时所面临的危险在于可能受到父亲和教师更严厉的惩罚，丧失学习机会，幸运的是，他的第一次冒险就获得了成功：回家之后，“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
“相对于前三种冒险，政治冒险则是他们最典型、最普遍的冒险形式。
、周恩来、孙中山等人都有过带头剪发辫的革命行动。
这可以说是他们人生中较早的政治冒险。
” 谷传华认为，这种更高层次上的冒险使个体不仅要面临某种机会（求学、谋生、职业机会）丧失的危险，不能得到传统家庭和世俗社会的认同，而且更要面临地位、荣誉、前途乃至生命丧失的危险，青少年时期的冒险是个体在事业、前途上的冒险，是对自身生活道路的重大选择，它为成年后的生活模式奠定了基础，成为职业革命家、职业政治家、职业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训练营”，他们开始尝试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成就欲发挥着“动力燃料”的作用，指引他们奔向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 走过青葱岁月的懵懂，社会创造性群体在自己的性格中埋下了成功的种子。
而当成年初期走向革命之路，这时期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一生的方向。
谷传华对这个群体在成年初期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人格主要表现在坚定有为性、尽责性、自我完善性、开拓求新性、外向独立性五个方面，其中坚定有为性居于首要地位。
总体上看，高度的成就欲、力行、冒险和理想主义是成年初期最为突出的人格特点。
在他看来，“成就欲不仅指一个人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力求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取得最优秀的成绩的动机，而且指个体在某个方面或领域获得最高成就的人格倾向。
” 而社会领域的创造性人物高度的成就欲，也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在每一件具体的社会工作或解决每一社会性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最优的成绩，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二是力所能及地取得最高的社会成就，对社会发挥最大的作用或影响，即渴望“建功立业”。
以孙中山先生为例，他放弃可以为个人带来舒适生活的行医职业，而选择充满艰险的革命职业，证明“孙中山追求的是获得轰轰烈烈的”社会成就“，而不是狭隘、自私的”个人成就“，他要立的是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而不是保障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自我之功“。
他的成就动机直接指向革新社会这一宏大的社会问题，这种成就欲反映了他对社会改革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挑战性。
”谷传华说。
他认为，可以把成年初期的成就欲理解为某种强烈的“事业心”，它指引着个体通过实际的、具体而细微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为，奔向某种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
这种成就欲发挥着“动力燃料”的作用。
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 梁启超在《管子传》中曾说：“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
三日于菟，其气如牛；江河发源，势已吞海。
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终于失败者也。
”点出了历史上英雄成年后的理想主义“情结”。
“详细分析这一群体成年后的言语和行为后，我发现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
”谷传华说。
不仅如此，“在理想确立后的漫长时期，他们都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而且，实现自我潜能和价值的每一个行动都掷地有声。
”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同学陈少白回忆说，孙先生那时革命思想很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指宣传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
香港兴中会的早期会员谢缵泰在1895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
他早晚会发疯的。
” 与孙中山一样，在确立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之前，、刘少奇、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都拥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英雄梦想，这种理想一旦确立，就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不但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信仰，而且将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一切日常事务都溶入实践这种信仰的行动中。
谷传华发现，为理想而力行，突出地表现于他们的英勇、果断、冒险行为上。
孙中山、、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几乎都有过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
“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社会背景下，每一个重大的决策都是一种可怕的冒险，都面临牺牲或死亡的考验。
在此过程中，他们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练就了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创造性人格。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曾将历史上的英雄分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
谷传华表示，虽然无法严格地确定所考察的这些英雄们到底是“造时势”还是“为时势所造”，但他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涌现的，而他们的诞生又为时代提供了引领者或先驱者。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既属于‘应时’之英雄，又属于‘先时’之英雄。
”梁启超归纳了“先时”英雄的三种“最不可缺之德性”：理想、热诚、胆气，认为“三者为本，自余则皆枝叶焉耳。
” 可以说，梁启超所说的这三种品质，正是我们所考察的英雄们在成年初期表现的突出人格特征。
作为近代社会的“越轨者”，他们不遗余力地反抗着、改变着陈旧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而他们也为自己赢得了辉煌的人生业绩。
《街头》的这一小首诗的意思是什么
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在这一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最值得 我们研究的就是新诗的未来。
——闻一多：《文学的发展历史》 现今，我们写诗不是为了个人的快乐， 而是为了给一个完整的传统奠基。
——吴新华：《今日新诗》 废名(1901-67)在《街头》一诗中抓住了中国现代诗的根本： 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 乃有邮筒寂寞。
邮筒PO， 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 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 汽车寂寞， 大街寂寞， 人类寂寞。
(1) 我相信，谁也不会错把它认作一首传统诗；有几点显著的迹象表明了其现代源起。
首先，就诗在纸面上的有形呈现而言，我们看到了直接的断行。
中国古典诗歌不直接断行。
这是从二十世纪早期的西方引进的。
标点也借自西方。
在形式方面，逐行的字数有所变化，多可如第一行的10个字，少可如第三、七、八行的4个字（在原文中）。
确实，《诗经》以降的某些古典诗歌形式，例如词和曲，行行的字数也有所变化，但通常都有固定的格式，而这首诗却没有。
其次，虽然guo（“汽车驰过”的“过”）和mo（“寂寞”的“寞”）押韵，却没有读法上通盘的押韵设计。
类似地，在这首八行的中文诗中，“寂寞”一词引人注目地重复出现了5次。
尽管在古典诗歌中为了强调或其它效果会有意识地运用重复（例如罗隐[833-909]的著名联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伤悲明日悲”(2)），但这首诗的使用频率及其所居有的结构性地位却排除了将其归入传统的可能性。
最后是一些相关的意象。
汽车和邮筒、阿拉伯数字和罗马字母都是现代技术、商业和多种文化际会之世界的一部分。
但是比前述形式和主题因素更重要的是感受性，这种感受性显然使诗变得现代。
诗起手得漫不经意。
诗人废名在街上散步，街头有一只邮筒，这时，由于看见一辆汽车从身边疾驰而过，他的心头突然袭上一种寂寞感。
这首诗有一个自发的触机，几乎是即兴的——一种被简捷的句法和陈述的直接了当所强调的印象。
诗人看来不是从一个先定的主题——诸如现代人的异化之类——，而是从寂寞感的形成（由三处“乃”所标志）出发，以此贯穿快节奏的感知过程：由汽车到它的疾速消逝，到寂然伫立的邮筒，到诗人的无力回忆汽车牌号，再到汽车和邮筒、街道和汽车、以及街道和诗人之间实质性联系的缺失。
这种瞬间感知过程的展开赋予了诗以生命。
诗所传达的不是一种主题的蓄意呈现，而是直接而自发的感受。
考虑到这首诗写于1937年，它可以被视为对其时令人迷惑的、迅速变化的中国——在那里，诸如小汽车这样的西方发明相对说来还是新奇和罕见的——的一种应答。
诗中的寂寞可以被阐释为一种衍生的感觉，它来自诗人对现代科技（汽车是一种其速度令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怪物）那种难以言表的疏离；来自汽车消逝的速度和街头邮筒（诗人
）无助的静止之间的对比；最后，来自突然意识到的现代生活的内在悖谬——人类进步（就便利和物质的舒适而言）和丧失（就关联和相通而言）的同时共存。
废名的寂寞和中国古典诗歌中通常觉察到的寂寞迥然不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寂寞来自个人交流的匮乏，以及诗人对他是如何有别于他周围人群的强烈意识。
这种分离常常被归结为精神癖好和道德信条；因此，寂寞在传统意义上是诗人寻求精神同类（诗意的说法是“知音”(3)）而不得的结果。
然而，就废名而言，寂寞源自他在现代物质条件下深陷某种悖谬所感到的困惑，这种悖谬在于，外部世界的挤迫和喧嚣灌注于他的，只是深深的孤独和无助的感觉而已。
自我克制和通常构成传统诗人之寂寞的宁静，在现代诗中是异常欠缺的。
把这首诗与唐代诗人李商隐(813?-858)的著名四行诗《乐游原》相比较，可以明显见出现代诗与传统诗之间的区别： 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4) 撇开形式上的区别不论(5)，这首诗与废名的诗显然存在相似之处。
二者都可被称为即兴的，且都表达了某种感受或情绪：废名诗中的寂寞和李诗中的忧郁。
叙述的因素在这两首诗中都提供了相应的背景，但又都保持在最低限度。
同时，如同现代诗一样，李诗中的忧郁也呈现为一个展开过程，据此他表达了超乎倏忽无常的美之上的悲哀。
然而，从意象和诗意常规的用法上还是能见出微妙的差异。
虽然二者都使用了具体意象以表达情绪，但李诗中的“夕阳”是一个传统中国诗中频繁使用的、无常的自然象征。
我说“自然”，意指是夕阳的内在特性——它的稍纵即逝的美——导致了它成为一个象征。
因此不难理解，它适宜于表达悲哀、怀旧或类似的意绪。
夕阳往往关联着分离（例如应(?-217)的“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6)）、老年（杜甫(721-770):“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7)），以及时光的迅速流逝（刘琨(271-318):“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8)）。
在每一种情况下，夕阳所内蕴的濒临结束的意味都由自然转向了人生。
比较之下，废名诗中的意象——邮筒、汽车和阿拉伯数字——都没有寂寞的内在属性。
倒不如说，寂寞是它们之中，以及它们与唤起这种感觉的诗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诗人在那一刻体验到的分离导致了寂寞；它不是任何被觉察到的客体固有的。
第二点区别在于诗意常规的使用。
和废名一样，李商隐描述了一种自发的精神病痛及其显形过程。
然而，进一步的考察表明，李的自发性事实上根植于若干可以辨识的传统诗歌策略之中。
诗人起笔即表示他感到“意不适”，尽管确切的原因仍然隐藏着。
第二行“登古原”的意象（乐游原在长安的东南方，是京城的最高处）是一个从《诗经》经魏晋到唐代的中国传统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动机，用以表达沉思或悲伤的意绪(9)。
早在西汉时期，它就见于《汉书》的一句短语，即“登高能赋”(10)。
而正如H.H.弗朗克所阐明的，及至唐代，它业已变成一个与引发过去联系在一起的、众所皆知的陈旧套路(11)。
如果说在意象层面上，高处为诗人提供了一个空间的全景视野的话，那么，在象征层面上，一览无遗的视野就使他置身于一个等价的、其范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映像。
这样一种独自注视的自然，按照弗朗克的说法，常常是忧郁多于快乐，很可能哀挽多于赞美，因为现在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是往日辉煌的衰落，而自然的永恒则被看作是对人世无常的辛辣暗示。
如此一来，李诗中登高的套路不仅开宗明义地为读者预备了短暂之美和人类受限主题的最终揭示，而且这一套路的历史还增加了另一重尺度。
由于唐诗经历的历史性转向，我们除了更多地读出这首诗的宇宙意味外，还能读出一种对大唐帝国衰落的悲伤。
这种诗意常规的运用并没有否定李的独创性。
李的前辈诗人往往以比照为转移运用登高主题，先入为主地将自然的持恒（举高处为例——通常是一座山）与人世的无常对立起来；和他们不同，李认为自然中同样充满了无常，并且同样难以超越。
在这种情况下，悲哀不是来自比照，而是来自人类和自然的关联。
缘此，李把两个为人熟知的动机——登高和夕阳——结合起来，并据此阐发了他对生命的深厚同情，从而为这首诗在运用了同一常规的众多汉语诗篇中据有某种永久性的地位提供了保证。
除了这些动机之外，李商隐还运用了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诗意常规。
既然已经领略了第一联的意绪，读者就期待在诗余下的部分中找到一个诗人情感的客观对应物，一个与其内心陈述相应的外部意象。
诗人经常运用这种“情景交融”的手法，王夫之(1619-92)在《姜斋诗话》中对此作了最雄辩、最清晰的表达(12)。
但是，早在得到系统阐发之前很久，这一概念就见于诸如陆机(261-303)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经典文学批评论著(13)。
换句话说，李诗表面上的自发性举证了为诗人和具有高度教养的读者所接受的另一层面上的诗意常规。
相比之下，可以辨识的传统诗意常规在废名诗中的缺席似乎暗示了一种新的诗歌态度，一种写诗和读诗的新路途。
中国古典和现代诗歌之间的重要区别超出了显而易见的形式和语言差异的范围，它迫使人们质疑有关诗歌和诗歌阅读的前提。
对废名来说，诗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一个辨别到目前为止人和世界之间未知关系的过程，或一种用以发现自身和世界的工具。
诗歌创造新知识的前提对传统思想来说是陌生的，后者强调人和宇宙之间本质上的统一和直觉共振(14)。
其次，不了解传统诗的音韵知识就无法充分鉴赏李商隐的诗，而这种了解对废名的诗是不需要的。
事实上，废名的诗请求——假如不是需要的话——各式各样读者的参与。
从第一行（“汽车驰过”）到第二行（“乃有邮筒寂寞”）存在一个陡峭的转变。
“乃”这一指明结果的词，其原因却付阙未加解释。
这就造成了一个必须由读者填充的逻辑上的间隙。
出于同一原因，读者还必须从第一个“乃”到第二个“乃”，再从第二个“乃”到第三个“乃”，作概念的跳跃以获得诗的感觉。
如果说诗中表现的经验是自发的话，那么读者的经验却不是。
诗的分离性语义结构吸引着读者的注意乃至阅读过程本身。
一个古典诗歌的读者无论在感觉上扮演怎样能动的角色，他或她都必须借助充分的文学（包括诗意常规和传统象征）和其它文化领域的背景；而一个现代诗的读者则宁愿参与创造意义，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古典诗和现代诗在诗歌前提和表现方式上的区别并非是对单个诗人的限定，它或可表明近代中国诗歌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根本性质。
中国现代诗歌诞生于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后者被归入1919年五四运动的名下。
回想起来，和其它文类相比较，中国现代诗一走着一条特别曲折的道路。
例如，和中国现代小说——后者大可争议地继承并借助了传统小说——不同，现代诗宣称自己是一个反对偶像崇拜者，正和一位令人生畏的前辈——三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现代诗的发展大概一直是反对者多于赞美者，并被认为其可疑大于可信，甚至在诗人自己中间有时也是如此(15)。
在世界文学史上，或许还没有哪一诗歌时期象中国现代诗这样，由于其诞生恰好与寻求置换中国文化之根的大规模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相一致，而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激起了如此剧烈的论争。
1919年的五四运动通常被视为这样一种革命精神的巅峰：如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它开始作出一系列的自身努力，以应对外国的军事入侵和经济剥削(16)。
说到诗，早在1870年就出现了改革的呼声，其时一些年轻的知识份子如黄遵宪(1848-1905)、谭嗣同(1856-98)、夏曾佑(1865-1924)、梁启超(1873-1929)等，倡导在既往使用做作的古典措词的场合使用口语(17)。
这种语言手段的变革后来成了1917年新文学运动的奠基石，中国现代诗即在这场运动中应运而生。
1917年1月，中国现代诗之父胡适(1891-1962)在他宣言式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了关于他所预期的新诗的八个要点。
其中至少有四点涉及语言问题：须讲求语法；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避俗字俗语(18)。
胡提倡通俗易懂的口头语言，以区别于古典诗歌精致优雅、充满典故的修辞风格；提倡自由体，而不是因循传统诗关于格律和结构的僵硬规定。
总之，新文学运动追求自由的、活生生的语言表达，以取代被古典诗和文言文（例如“八股文”）所束缚的僵死的语言。
自然，这些革命性的主张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一般说来，拒绝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是以林纾（1852-1924，即闻名天下的林琴南）为代表的守旧文人，他们视文学改革为阴谋推翻孔学道统的别一种借口。
其二是诸如梅光迪1890-1945)、胡先(1894-1968)和吴宓(1894-1978)这样一些倡导“复古”的新古典主义者，他们原则上赞同改革，却把古典散文看作楷模(19)。
他们顽固的拒绝最终无济于事。
白话诗（其时也称“新诗”，现在有时还这么称呼）很快成了更年轻一代的大本营。
经由晚清白话文和白话诗的最初发扬，到1920年官方采用白话从事基础教育，至二十年代初，作为“国语”的白话文业已牢固地确立了其作为文学手段的地位。
古典和白话诗之间的论争由于输入外国诗，主要是西方诗而更为激化。
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诗的先锋人物都是在国外（日本、美国和欧洲）受的教育，对他们来说，为了选择范例而转向其它文学传统是很自然的事。
随之，诸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意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样一些主要的西方思潮被介绍到中国，并经常激发起改写和摹仿的热情(20)。
由西方诗的句法和隐喻、象征用语演化出来的外来因素也出现在中国现代诗中。
对中国现代诗来说，西方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先进的同义语，并被用作主要的范本，最初是在20和30年代，其后是在60和70年代初的台湾(21)。
追溯其影响的根源和接受的来龙去脉当然是值得的；但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那些使中国现代诗人得以接受外来影响的本土传统因素。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追问：中国文学景况中的哪些内在条件有助于外来范本的输入和接受
中国身上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允许并确实创造出了它所必须的、来自外部的选择方法和眼光
当我们试图理解汉语诗歌自中国文化内部发生的根本变化时，把本土和外国截然两分就变得简单化和可疑了。
1917年以来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应视为诗人们在多元的选择中探索各种形式和风格，以表达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结果；尽管其中的某些因素可能由外国文学所激发，甚至为后者所派生，某些则来自与外国文学相似的内在要求和本土经验。
虽然废名在学院里学习英语文学，其表达多有与诸如M.塞万提斯、W.莎士比亚、T.哈代等西方作家相近之处，却唯有他在其关于现代诗的观点中吸收了中国古典诗的观点；他的批评文章表明，他对外国文学几乎没有什么深厚的兴趣，这方面的知识也有限。
他自己的诗和诗歌批评受道家和佛家的强烈影响，而对认识他的朋友来说，他乃是一位禅宗的实践者(22)。
但毋庸置疑，他的诗是现代的。
为了理解汉语诗歌这一根本性新开端的范围和深度，我们需要超出表面影响进行探究，审察有关1917年以来诗歌的主要前提和普遍看法。
由于拒绝了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传统的诗歌规范，中国现代诗很自然地，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反思诗的基本命题，为诗重新定义，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诗歌规范。
废名注意到：“每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必有一种内在的、不可控制的力量，它要求、甚至强迫一种变化——这种力量是自觉或是相反倒无关紧要……这种不可控制的力量不是别的，就是作家们必须掌握的新文学的实质。
这种新实质往往采取最合身的形体，因而，一种新文学会无可阻挡地走向繁荣”(23)。
我将尝试描述这种诗歌规范变化——其结果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国诗的根本变革——背后的“不可控制的力量”。
首先，存在一个外部的因素，它可以从社会政治和教育这两个角度进行讨论。
随着1912年政治结构由君主制向共和制的根本转变，以及更早开始的由一个农业社会向一个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社会的逐步演化，诗的角色也在变化。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学士最推重的始终是诗。
在一个建立在孔子伦理学和实用主义基础上的社会里，诗适用于好几重目标，其中最高的是作为道德文化修养的基石。
这一意图在孔子的《论语》中被神圣化了；在《论语》中，诗作为首要因素，和礼、乐一起，被列为导向道德完善的“三门基础课”(24)。
在政治领域，诗有一种进身的实际意义。
因为种种文学技巧通常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基本功；而自七世纪初以来，韵文的两种形式——赋与诗——一直采取命题的方式(25)。
天赋高的诗人定期接受来自高层、甚至是皇帝本人恩赐的官职(26)。
最后，在一个更为平淡的层面上，诗作为一种普遍的形式，被用来联系家庭、朋友和同僚，就象那些为了每一个能够想象的场合写下的、不可胜数的古典诗作所表明的那样。
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诗歌写作在政治上不再是一件可人之事，那些把科举制度当作进入文官阶层入口的士绅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精英的地位。
随之，曾经是传统学问的核心和治理国家的纲领的孔学经典也失去了其神圣性。
再进一步，正如中国的现代化曾经（现在依旧）被等同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现代生活变得越来越零散化和城市化一样，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有别于生活中其它领域的、更狭小、更具私人性质的景观。
在中国历史上或许是第一次，诗歌写作必须被证明是正当的，因为其功能和价值都不再得到普遍承认。
周期性爆发的为艺术而艺术对为人生而艺术的论争贯穿了中国现代诗七十年的历史：从1920年“新月社”和“文学研究会”之间的早期论争，到70年代中晚期台湾的“现代派”和“乡土文学运动”倡导者之间的论争，再到更晚近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大陆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概莫能外(27)。
早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有失落和疏离的感觉，他们“发现他们不属于社会上的任何阶级……由于缺少一种共同的身份，他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或者求助于自身，或者只和有类似体验的人们发生联系”(28)。
然而，与那些写作小说的同代人相比，中国现代诗人大概经受了更严重的身份危机和更大程度的疏离之苦。
自晚清以来，小说一直被当成一种有用的“民族改良的工具”，“履行着一种极为重要的权力”(29)，而诗在现代却不得不论证其社会关联。
尽管诸如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既倡导新诗，也倡导新小说，于二者都扮演着突出的角色，他们却指认小说为“社会和政治革新的有力手段”，对诗则较少热情，表达得也不够清晰(30)。
清末的“诗界革命”通过促进把白话作为诗歌的优先手段，对中国现代诗的诞生作出了贡献；然而它既没有恢复诗歌在传统上所享有的崇高地位，也没有为诗歌阅读和写作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早期的现代小说作家负有某种“自任的时代发言人的使命”(31)，寻求改变人们的意识，以使他们能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同一时期的诗人则缺少明确的使命和方向感。
早期现代诗同样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个炼狱，即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忍受一个陌生的读者。
中国传统诗的作者和读者大多是些具有高度教养的精英人物，他们学富五车、好整以暇、倾心于探究错综复杂的诗艺。
在创作群体和阐释群体之间——或简而言之，诗人和读者之间，存在一种精妙的契合。
正如吴新华（1921-66）所扼要指出的，古典诗歌 拥有为数众多的背景相同的读者。
即便他们的姿态有所区别，但对如何阐释一 首诗通常持一致的看法。
他们知道在诗中可以和不可以使用哪些隐喻。
他们十 分清楚形式的困难，同样清楚其强度和缺陷。
换句话说，在传统诗歌中，读者 和诗人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彼此有所谓灵犀一点。
诗人用不着担心 读者是否会读懂他的诗。
另一方面，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置身诗人的情境并从 诗中获取最大程度的快感(32)。
然而，对现代诗来说，这种诗人和读者之间相互移情的前提不再有效了。
十九世纪末开始的教育改革导致建立了一批西方风格的学校，同时引进了现代的训练方式。
其结果是，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越多，他们所受的教育就越是多样化（中国典籍的重要程度随之就越低），他们的教育水准就越缺少一致性。
对现代诗人来说，回答“谁是我的读者”这一问题成了一件高度个人化的事。
他们可能是大众（至少从理论上说，其口头语言是诗的媒体），是少数有鉴赏力的知识分子，或一小批其他的诗人。
现代诗人对读者的态度呈现为一条广阔的光谱。
在光谱的一端，一些人坚持诗普遍服务于社会，这可以被视为克服现代生活中实用性和私人性的追求彼此分裂的一种企图。
为了尝试重建诗的社会价值，这一群体强调主题性关联，并每每采用一种相当狭隘的文学定义，拒绝纯粹的美学考虑。
这种态度可见于，例如，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抵抗诗歌和毛主义时期（1942-76）的共产主义诗歌。
前者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唤起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战斗，保卫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宣称诗人应该为大众写作，通过创造典型人物向他们灌输正确的政治观点。
陈就毛主义中国的诗人境遇评论道：“他的源泉显然是公众，他的想象和意图绝对遵照官方认可的道德和美学运作，……他的自我否定必须是对极度强有力的集体主义的完全赞同……他的象喻总是不得不表达一个附加的国家目标，这使他的诗充满无阴影的公共意识，缺少来自更深的精神领域的暗示”(3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较之任何其它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毛主义关于文学必须为劳动阶级服务的名言更多呼应了在“文以载道”（文学作为一种道德的运载工具）和“文以贯道”（文学作为道德的体现）名下的儒家传统的说教实用主义观点。
正如查尔斯.哈特曼（Charles Hartman）所指出的，尽管韩愈（768-824）关于“文”和“道”的整体概念较之他的宋代追随者远为复杂精致，但对韩以及其后的儒者来说，有一点讲得很明白，即文学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其反映道德的程度，而且要据其所反映的道德作出判断(34)。
因此，毛主义使文学屈服于政治标准的实践可以被讽刺性地看作与儒家说教传统并行不悖，而后者在想象中由共产主义体制进行了彻底检修。
由于这种现代条件下艺术臣服于政治和社会标准的状态倾向于禁止诗歌和美学理论方面的实验，我在本书中对这样的诗将不予论列。
在光谱的另一端是“憎恶理解的诗人”，一种显然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而形成的成见。
王独清（1898-1940）早在1926年就宣称：“不但诗是最忌说明，诗人也是最忌求人了解
求人了解的诗人，只是一种迎合妇孺的卖唱者，不能算是纯粹的诗人
”(35)诗人纪弦（1913-）在《狼之独步》（1964）一诗中，以其典型的刻薄风格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没有半个字的叹息。
而恒以数声凄厉已极的长嗥 摇撼彼空无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战栗如同发了疟疾； 并刮起了凉风飒飒的，飒飒飒飒的： 这就是一种过瘾。
(36) 诗人发现自已置身荒原，陷入完全的孤独。
第二行否定当一个先知听起来象是针对象征主义的诗人观所作的声明，但实际上是对与世界交流（即便是来自较高层次）的断然拒绝。
在这个意义上，诗行暗示了一种甚至较之象征主义者的境遇更为孤绝的自我感受；与象征主义者梦幻式地为精选的少数读者作智慧的言说，并经由平民百姓获得世俗的误读相反，这里诗人甚至不存在被误读的机会，他已完全放弃了寻求对话的努力。
在被选择的孤独中，他享受某种痛苦，为世界无力而怯懦的反应而感到近乎施虐狂式的欣喜——这是断言他独立存在的唯一方式。
我相信，无论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在20年代由王独清和其他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的诗人首先予以表述，随后又由纪弦和他的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伙伴于60年代加以重申的“纯诗”理论的背后，这种诗人和读者之间的隔阂是一个主要事实。
为了证明疏离读者的诗存在的正当性，许多现代诗人一直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即诗为自身而存在。
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的学生梁宗岱（1903-83）曾有如下一段代表性的论述：“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
”(37) 贯穿现代时期的批评家和诗人——不仅是受西方象征主义影响的那些——相信，诗应当依据自身的条件得到理解和评判。
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早期现代理论家王国维（1877-1927）。
由于其著名的“境界”——一个经由美学意味创造出来的统一世界——学说明显吸收了更早的批评家，诸如王夫之、严羽（约1180-1235），甚至司空图（837-908）的直觉理论，他通常被视作属于古典传统中的批评家；然而，王对把文学用作道德说教工具的厌恶，以及他关于文学的自主性、普遍性和永久性的基本设定，却使他成了中国现代诗的先驱者。
在说到文学（和艺术）与哲学的先天血缘关系时王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神圣、最宝贵但又最没有用处的就是哲学和艺术……哲学和艺术的目标……是宇宙的真理,而不是时代的真理”(38)。
显然是受了伊曼纽.康德的影响，王断言：“美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可以被欣赏而不能被利用……虽然我们偶然也会利用一样美的事物，但当一个人陷入对它的美学沉思时，是决不会将其有用性纳入考虑的”(39)。
作为大学生我们要学习解放军哪些优良传统
一个民族拥有了崇高的价值追求，就拥有了走向振兴的航标； 一支军队拥有了崇高的价值追求，就拥有了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支柱。
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日趋激烈；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国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
党中央、中央军委纵览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历史和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明确提出：必须把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抓紧抓好，使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得到传承和发扬，为官兵全面发展和履行使命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一 核心价值观是一支军队具有强大战斗力、能够有效履行使命的精神支柱，是军队的灵魂、官兵的“精气神”。
我军作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确立了体现我军性质和宗旨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革命战争年代，同志为我军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力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革命精神；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同志强调我军“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发扬“五种革命精神”，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江泽民同志要求我军做到“打得赢、不变质”，强调铸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军魂，倡导开展“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艰苦奋斗和尊干爱兵”教育……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军历史使命有了新的拓展。
胡锦涛同志着眼我军永葆政治本色、实现科学发展和有效履行使命，高度重视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2004年9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包含着我军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根本制度，包含着我军特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是我军70多年发展积累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军的传家法宝。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远不能丢。
2007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构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此后，在一年多时间里，胡锦涛同志相继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及时指导全军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中央军委把构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2008年全军政治工作的一件大事，进行研究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多次强调，构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军队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一定要抓紧抓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多次听取汇报，并与专家学者和部队官兵代表座谈研究。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要求，总政治部组织部队领导和专家组成课题组走进部队和院校，围绕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和胡锦涛同志关于革命军人价值观论述、我军思想道德建设优良传统、中华传统武德和外军培塑军人价值观做法等，紧密结合部队官兵思想实际和反映出来的价值取向，深入细致地开展研究。
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一场关于当代革命军人价值观的大讨论在全军部队迅速。
各大单位党委常委进行了专门讨论；近万名官兵参加了各级组织的革命军人价值观问卷调查；部队围绕当代革命军人应有的价值追求，开展“军人价值观大家谈”、网上讨论和典型现身说法等群众性教育活动；总政各类刊物和政工网收到部队领导、机关干部和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2000多篇…… 凝聚全军智慧，广纳中外经验，2008年12月，胡锦涛同志对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了深刻阐述，并将其高度凝练地概括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
五个方面，二十个字，字字千钧，句句警策。
从我军官兵与党、人民、国家、军队的关系以及我军官兵相互间关系等方面，揭示和确立了当代革命军人必须遵循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科学阐明了我军官兵的根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面对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和使命任务的新要求，当代中国军人有了属于自己的、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价值宣言。
二 把眼光投向历史深处，可以发现，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元素早已融进了人民军队的血脉之中。
——从诞生于南昌城头那天起，人民军队就坚定地站立在党的旗帜下，为着民族独立和解放，一往无前、冲锋陷阵。
和平时期，它坚决听从党的指挥，用忠诚铸起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
“金星闪耀在军旗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鲜红的八一军旗之所以历经风雨而不褪色，人民军队之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因为这支军队始终把党所指引的方向作为自己前进的方向，始终坚持用党的思想理论凝聚军心。
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在哪里，党叫干啥就干啥。
忠诚于党，这是我军生命之所系，力量之所在，这是我军的建军之本、立军之魂。
——洪水涌来，他们冲锋在波峰浪尖上；大地震颤，他们争先投身于抗震救灾第一线，义无反顾地奔赴离死神最近的地方……每逢灾难，人民子弟兵总是挺身而出，赴汤蹈火，用血肉之躯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从建设川藏、青藏公路，到引滦入津、三峡工程建设，从西部大开发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民子弟兵把“服务人民”的誓言，镌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处处工地上……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数以万计的官兵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革命战争年代，子弟兵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打败了极其凶恶的国内外敌人。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子弟兵严守祖国万里边海防，依法履行香港、澳门防务职责，为国家发展繁荣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证。
国家危难之际，勇赴国难、战死疆场；国家昌盛祥和之时，枕戈待旦，苦练精兵，日夜守卫着人民的和平劳动。
人民军队80多年的建军史，就是一部报效国家的奋斗史。
——长征途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红军将士越过了雪山，走出了草地，挺进到了抗日最前线。
八年抗战，深入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浴血奋战，把千百万庄稼汉锤炼成了无处不在的抗日大军。
三年解放战争，人民军队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以空前的胜利赢得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 献身使命，不负重托，从南昌起义、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人民军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地依靠中国人民，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历经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大渡河十七勇士”“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等一面面鲜艳旗帜，张思德、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雷锋、苏宁、李向群、杨业功，以及丁晓兵、李中华、杨利伟、方永刚等一个个闪光名字，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厚爱与褒奖，代表着人民军队的贡献与功勋，昭示着人民军队的威武与文明……从创建之始，英雄的人民军队就踏着英勇善战的强劲节拍奏响了崇尚荣誉的动人旋律。
80多年风雨征程，荣誉之光照耀着人民军队勇往直前； 80多年发展壮大，荣誉之旗指引着人民军队无往而不胜…… 在刀光剑影中铸就辉煌，在硝烟散尽的和平环境中经受检验。
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充分体现了我军优良传统、时代发展要求和官兵的价值追求，它深刻蕴含着人民军队峥嵘的历史和未来更加灿烂的发展方向。
2008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郑重指出：着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方面，是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现实需要，是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又为了人民，像种子一样撒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在社会思想多样、多变的今天，努力在精神文明建设上走在全社会前列，是党和人民对我军的要求与期望。
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大力倡导和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就是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当今世界，先进军事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军事软实力、赢得军事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官兵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新形势下，要坚持军事文化繁荣发展的正确方向，充分发挥先进军事文化的育人功能，有效增强我军软实力，就必须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军队因使命而存在，军人为使命而献身。
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我军担负的任务更加多样、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面临的考验更加严峻。
使命延伸到哪里，政治工作就应该跟进和保证到哪里。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在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同时，熔铸进了新的时代元素，为人民军队履职尽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泉。
理想穿越历史，精神辉映未来。
大力倡导和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必将激励起三军将士全力以赴、不辱使命，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阔步向前。
三 当参加抗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战士累到“站着也能睡着”，当一名普通士兵因抗震救灾劳累过度而光荣牺牲，当一个直升机组为了抢救受灾群众献出全部生命…… 风云激荡的2008年，自觉践行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人民子弟兵一往无前、勇挑重担，经受住了一个又一个严峻考验。
那震撼人心的一幕幕再次证明：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胡锦涛同志对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出科学概括后，中央军委把在全军开展培育活动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战略举措，给予高度重视。
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强调，要坚决贯彻胡主席的指示要求，坚持不懈地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引领官兵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官兵始终保持政治坚定和思想道德纯洁，真正做到打得赢、不变质。
要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融入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抓好思想教育、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典型示范、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使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为官兵普遍理解认同、自觉培养践行。
2009年1月21日，对于北京军区某部二营四连官兵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二排四班宿舍，给他们带来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新春祝福。
在详细询问战士们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后，胡锦涛同志勉励大家：培育好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不仅对于部队建设有长远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进步也非常重要。
希望你们在部队日常的学习、工作、训练和生活当中，要认真地实践、自觉地培养，使核心价值观成为我们每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3月11日，胡锦涛同志来到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面对来自全军部队的人大代表，他强调指出，必须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军，扎实抓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大力倡导和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郭伯雄、徐才厚等中央军委领导，也通过到部队调研、座谈，撰写发表学习体会文章，对在全军部队开展培育活动提出明确要求。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要求所属机关和部队在开展培育活动中走在全军前列。
总政治部下发《关于贯彻落实胡主席重要指示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通知》《关于在全军广泛开展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的意见》，对培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军区以及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武警部队党委普遍召开党委会，对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活动进行研究部署。
各大单位根据不同类型部队的实际，通过试点抓好教育先行，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确保主题教育活动扎实起步、深入发展。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推动下，从利剑出鞘的演兵场到勇攀高峰的科研院所，从驻守北疆的边防哨所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海军护航编队，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活动在全军迅速—— 总装备部某基地汇编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口袋书”，用典型事例、生动图片、通俗解读，对每个方面的要求进行深入诠释，促进官兵对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同深化； 历史上曾经首创并叫响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口号的成都军区某师，组织官兵参观师、团史馆，营（连）荣誉室，阅读优良传统史料，引导官兵认清发扬“两不怕”精神，在当前就是要学习和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曾经参加过实兵检验性演习、四川汶川抗震救灾、支援北京奥运、赴苏丹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的济南军区某师，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进行细化，组织编印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行为守则50条》，全师官兵人手一册，遵照执行； 针对青年官兵价值取向趋于多样化的特点，北京军区某炮兵旅以“创新理论解析、先进文化赏析、社会现象透析、反面事例剖析、疑点问题辨析”等“五析”活动为载体，引导官兵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想和行动……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正日益成为全军官兵思想行动的指南，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自觉性、坚定性进一步增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想和行为的全军官兵，必将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伟大实践，再创人民军队新的辉煌。
评论|13xiaoyacctv|八级采纳率30%擅长：文档\\\/报告共享网站使用按默认排序|按时间排序其他2条回答2010-07-1515:52戚家人|十八级当代革命军人要牢固树立核心价值观时代变革与社会的转型，我军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在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如何塑造主流精神；另一个是军队的使命任务有了新的拓展，要保证高标准履行好使命任务，必须在提高硬打击能力的同时，激发官兵的战斗精神，这无疑需要具有包括理想信念在内的核心价值观作支撑。
一、核心价值观是军人的精神支柱世界绝大多数军队都有其核心价值观。
美军更重视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甚至军兵种和院校都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例如，美国空军核心价值观是：“正直、进取、忠诚、坚毅、无畏和奉献精神”；美国海军的核心价值观是：“荣誉、勇气、奉献”。
著名的西点军校是“责任、荣誉、国家”。
这些核心价值观都是他们教育训练的内容，以促进官兵品格的形成和战斗精神培养。
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军队也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如法国军队强调的是“纪律、忠诚、献身”，印度军队倡导的是“克制、自尊、守纪、集体精神”，等等。
我们应从我国国情、军情和我军的性质宗旨出发，确立我军的核心价值观。
当代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使命、忠诚、纪律、牺牲。
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必须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必须为“不变质”提供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必须为和谐军营建设提供行之有效的基本准则；必须为官兵的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军队“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我军凝聚力、战斗力的形成。
在“高度现代化的全球化时代”,“软实力”成为愈益凸显的影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军队尤为重视军队的“软实力”建设,尤为重视军人核心价值观建设,重视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及其养成,以便在当今多元文化价值观的激荡碰撞中更好地凝聚军心,增强战斗力。
军队履行使命需要强大的战斗精神作支撑，而战斗精神源自广大官兵心灵中坚守的核心价值观。
看一下中国的文化史，军事文化是特殊一脉，这种文化已经对军队和军人的价值取向作了深度定位，比如“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价值判断，“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千年追问，都映射出军队是一个承载最大牺牲的集团，这是不可更改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底线。
二、坚定奉行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中，使命是核心，忠诚是前提，纪律是条件，牺牲是要求。
使命，我军是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而我军长期以来坚持的就是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目标为目标，并用实践证明了它的真理性。
这就决定着使命意识必须是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
全军优秀士官的典型代表，海军哈尔滨舰燃气轮机班长朱桂全充分体现了军人的神圣使命。
朱桂全从军19年，大胆进行技术改进，勇于改革创新，由一个“执掌装备”的普通士兵成长为成绩突出的“革新能手”，先后获得13项技术革新成果，挖掘了现有装备潜能，促进了部队战斗力建设。
从新兵到五级士官，一干就是19年，他用青春和热血履行了军人的使命；谱写了一曲当代军人的奉献之歌。
忠诚，任何国家都强调军队的忠诚，甚至把忠诚与否作为鉴别一支军队及其成员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标准。
基于我军的成长历史、国家的政治制度、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途径诸因素，我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方永刚，用生命奉行着当代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他是一名忠诚的战士
“今天我给你们上课，感觉很幸福……”方永刚的最后一句话，淹没在一片掌声中。
学生们的记忆里，将永远定格这么一幕：教学楼前110级台阶的陡坡，他们的方教授竭尽全力，一步一步向上攀登……迈步之前，方永刚整了整军装。
远山如黛，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前方6个鲜红的大字上——使命——忠诚——献身。
人民网网友盛赞“永刚精神”，“他是一个忠诚无畏的战士
”纪律，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保证，历数古今中外的军队发展史，无不把建立和执行铁的纪律作为建军的重要原则。
制定什么样的纪律，并不仅仅表现为集团的行为规范，还反映着集团的政治理念，因为向谁执行纪律，纪律维护的是哪个集团的利益，纪律要达成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在不同军队有着不同的要求。
我军历来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威武之师。
战斗英雄邱少云忍受大火烧身的极大痛苦，也决不暴露部队的目标，确保了部队战斗任务的完成，堪称遵守纪律的楷模。
牺牲，相对于各个社会阶层和集团，军人的牺牲是无条件的和最为彻底的。
比如，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在面对死亡时，是否奋不顾身，的是道义上的倡导，而非法规和纪律的强制，军人却不同，只要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只要军令下达，明知面对的是死亡，仍然要勇于扑向死亡。
军人的牺牲范围广泛，要求明确，不能回避，只能承担。
某部队护士李淑君,在20多年的护理生涯中,她历经战火硝烟、“98抗洪”和抗击非典的战斗,经受住了生与死、得与失的严峻考验,以革命军人的牺牲精神和献身护理事业的高尚情怀,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护理岗位上做出了令人敬佩的成绩,曾多次荣立过战功和被评为优秀护士,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南丁格尔精神。
1988年,南疆战事吃紧。
李淑君立即向院党委递交了请战书,坚决要求上前线。
她给父母写了一封遗书:如果我牺牲了,请为女儿自豪。
到达前沿战地救护所,看到流血牺牲的战友、受伤致残的伤员,她感到了一名军人的含义,懂得了一名战地护士的价值。
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军广大指战员，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抢险救灾，谱写了奉行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凯歌。
三、时刻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核心价值观对部队的影响和反馈，是一个长期过程。
以“使命、忠诚、纪律、牺牲”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思想和精神理念一直存在着，并处于不间断地灌注和传承之中，形成了我军所特有的精神气质。
当前，要努力将核心价值观灌输到部队文化中去，使之成为军事文化乃至我军优良传统的基本构成。
实践证明，一种政治和道德理念只有化为文化的构成要素时，才能产生无形但却有力的影响。
要充分发挥军营特有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的熏陶，价值观念导引的作用；要将由系统推行的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官兵的精神诉求。
在构建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努力把外部施加的影响变成每个官兵的自觉行动，让每个官兵感知核心价值观对于个人的价值的实现具有什么样的作用；要把核心价值观作为军人日常学习的基本内容。
全军需上下共同努力,扎扎实实,锲而不舍,宣传、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军人核心价值观,并将之贯彻到军事、政治、后勤、装备等各项建设中,贯彻到日常战备训练、执勤、施工和生活的具体环节中,贯彻到思想政治建设、战斗精神培育、作风纪律养成和保障能力提高等各个方面,使之真正渗入官兵的内心世界,成为我军的“精”、“气”、“神”,把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提升到新的水平。
评论|0检举|2010-07-1419:01zy976154779|一级人生价值观是人们对人生价值的一种观点和评价标准，它对人的日常行为有很大的导向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是个体适应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
人生价值观是人生的导向，指明人生的方向。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你有什么样的做为。
联系胡锦涛同志对军人思想道德和行业方式起主导作用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论述“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
说起军人，老一辈的人会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娓娓道来，战争的代中，积淀、练就了他们的铮铮铁骨、不朽的信念。
和平年代“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继承并完善了老辈的优良传统，而胡主席提出的“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每个方面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紧密相连。
忠诚于党----自建党开始，把思想工作作到基层，作的扎实，是我军思想工作的核心，就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听党指挥，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指挥，胜利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这不仅仅是一句誓言，走过我党成长的足迹，多少可歌可泣的赤胆忠魂，方志敏、杨靖宇，江姐，小萝卜头他们的慷慨大义时刻提醒着我们；孟祥斌、陈大桂；杨利伟、聂海胜他们无不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着在党旗下的誓言。
热爱人民-----是革命军人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思想前提和感情基础，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最朴素的感情起，军队从来与人民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子弟兵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挺身而出，冲锋在前。
舍生忘死勇斗歹徒、重伤后不忘救助他人李安启，为了抢救一个落水孩子，自己却被一个浪花夺去了年轻的生命的吕式光，在灾难面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在如今的和平时期，在无数次的天灾、人祸中，，一次次的临危请命，一次次的冲锋陷阵，浇铸出更深、更浓军民鱼水情。
报效国家-----和平年代的报效国家的是要把个人的幸福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多做贡献。
高明，作为一名北大在校大学生，告别了宁静柔美的未名湖畔，投身到军歌嘹亮的绿色军营。
携笔从戎，高明的知识、才能、努力、以及他独特的人生价值观取向给所在部队带来了蓬勃生机，也给同龄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应该怎么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在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矛盾，作为当代军人更应该部队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应对突发的各种状况。
从他身上大家更能深刻感受到报国是一种责任，奉献是一种责任。
献身使命-----这绝对不是一句华丽的誓言，生命与每个人只有一次，珍贵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同志说过“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
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绝不停止”，在经历了“5.12”灾难后，人们永远会记住那壮烈的一幕，需从近5000米的高空拼死伞降，在请战书中，他们写道“我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去挽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实现我们军人的价值
”，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这此去意味着什么，可是，“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作为军人，使命是至高无尚的，为了这神圣的使命，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为迎接不断的胜利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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