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唐宋贬谪文学的区别和造成区别的原因，从动机、情感、写作手法等方面论述~~~
穷达皆能为国忧 ——论唐宋贬谪文学的济世心态 儒家济世拯民思想是中国历代文士毕生追求的崇高理想。
在唐宋文士心中，因受贬谪之沉重打击，他们虽一时对仕途感到失意，且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加以调适，但并未因此而完全绝望，而是初衷不改，仍想东山再起，再次肯定自己的人生追求。
因而，在贬谪诗文中，无论其表现出的是如何的淡泊、超脱、旷达，皆可视为济世拯民心理的一种艺术反拨。
一、文士济世心理的形成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孔门弟子子夏的话，其本意是读书人有余力就去当官，后来指学习成绩优秀，便可提拔做官。
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学而优则仕”已成为一条社会通则，是读书人走上仕途的必要手段。
由发愤读书到谋得官位，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就象农夫必须耕作一样，否则就不合乎儒家的法则，就是“无义”。
对此，孟老夫子说得特别清楚， “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1] 《礼记•大学》曰：“古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2]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为士人实现个体人生价值所设计的一套理想人生模式。
在其指引下，士人首先由一个完满的道德之身施之于家，建立一个充满伦理温情的家族；然后投身于政治，建立一个人人内怀政治伦理的完美的政治秩序。
这种价值观，从童蒙教育阶段即开始灌输。
宋代以后广为流传的《神童诗》起首有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读好了，就可以从政做官，就可以获得世俗的种种享乐，就可以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
特别是隋以后实行开科取士，一改魏晋九品中正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境况，从而为广大庶族地主敞开了入仕的大门。
所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科举考试的实行，强化了士人的济世心态。
由此，历代士子文人把“圣贤”，尤其是“贤”作为理想人格，以道德为价值取向，带着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去精研六艺、修养品行，“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以其才德辅佐圣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于是，以天下家国为己任的深沉的历史使命感、讲究个人品德修养、重视名号、以功名利禄为荣誉等等，便成为士人们一种普遍深厚的心态。
独立人格和济世情怀，是中国士大夫文人永恒之追求。
如李白年轻时就有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他的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3] 苏轼也是在少年时就“奋厉有当世志”，他努力考察“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15 变”，“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4]不论穷达，都志在兼济，是唐宋士人人生追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青年时代对自己才学理想的高度自信，到入仕后对政治革新的积极参与，再到被贬谪后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再次认定，对国家时局的一直关注，对谪居地社会生活及环境条件的主动改造，都体现出济世思想的坚定与执著。
二、贬谪使得文士济世心理遇挫唐宋文士虽然个个心怀济世理想，并企图通过出仕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然而，他们在现实的参政的过程中，往往屡遭贬谪，常受排挤。
这其间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客观上朝政黑暗、官场倾轧；二是在深层文化背景下也与文人追求尽善尽美的政治模式、情感化形象化的艺术思维习惯以及期望完善人格的独特个性有关；三是有些人受贬谪是因其自身人品低下，确有其罪的。
元和十年正月（815 年），节度使吴元济、李师道先后举兵叛乱。
李师道勾结宦官派人潜入长安，刺死宰相武元衡，刺伤刑部侍郎裴度。
对这种局面，白居易觉得难以坐视，立刻上书请捕杀刺客。
当时朝中的旧官僚与宦官集团以至地方藩镇，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且白居易的忠直敢言，早已使一般权贵怀恨在心，于是他们借口白居易不是谏官，无权过问朝政，又加以种种诬蔑罪名，把他贬为江州司马。
江州离长安四千多里，路途遥远。
但按当时制度，凡属贬谪，诏下必须马上动身。
诗人启程时，许多亲友都不及相送，其景状是十分凄惨的。
“伤禽侧翅惊弓箭，老妇低颜事舅姑”（《初到江州，寄翰林张李杜三学士》），这就是白居易至江州后的处境和心情。
岁暮，在一个苦寒之夜，诗人给旧日笃友元稹（当时元稹亦受排挤远放四川通州）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长信，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著名文献——《与元九书》。
在这封信里，诗人追溯了早年时从政的理想，向挚友倾诉了心中的积郁和哀怨。
在江州三年，白居易写了很多诗。
他的著名长诗《琵琶行》，就是在这时候写成的。
元祐八年九月（1093 年），太皇太后高氏逝世，哲宗赵煦亲政，起复章惇为相（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乃将过去反新法的官员一律称为“党人”，株连获罪者竟达数百人之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祐党祸”。
苏轼只得再乞补外，朝廷罢去他的礼部尚书职，以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出知定州。
1094 年，新党政权已经变质，专搞派性的无原则报复，大贬元祐旧臣。
五十九岁的苏轼再遭诬陷，复以其过去文字“语涉讥讪”、“讥斥先朝”的罪名，先落两学士职，谪知英州（今广东英德）。
途中未至，又三易诰命，钦差快马传旨曰：“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这种残酷的政治迫害，使苏轼迭遭苦难。
惠州地处岭南，属蛮貊之邦、瘴疠之地，是古来封建统治阶级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险恶场所。
苏轼白发萧散，饱经风霜，长途跋涉到达惠州贬所之时，正是他全身心感到疲倦之日。
“鹤骨霜髯心已灰” （《赠岭上老人》）的感受，正是他当时精神状态的典型写照。
有一天，孤寂老人写下一首借以自嘲的七言绝句：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谁知被多事人传至京师，宰相章惇以为有意讥刺，再把苏轼发配到最边远、最险恶的蛮荒之地——儋州（今海南岛儋县）去活受罪。
六十二岁的苏轼，初闻再贬儋州，惊心怵目，认为此行必死无疑：“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
生还无期，死有余责。
”（《昌化军谢表》）所以当他启程南赴之时，“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
” 贬谪，特别是忠而见谗、位尊而远斥的贬黜，这对于被贬者来说，不仅政治地位、生活状况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其思想情感、心理心态也必然会产生震荡与裂变，尤其是感触灵敏、情感细腻的文士更为明显。
他们会惊惧于前途的不可知，会怨愤于自己的不平遭遇，会极端地怀恋失去的一切，也会以陌生的眼光和复杂的情绪面对新的环境。
他们将不得不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作各种必须的调整。
三、济世心理在贬谪文学中的体现贬谪诗文虽然不直接抒发诗人的济世之志，但透过诗文内容，我们仍可真切地感受到诗人以一种曲折甚至相反的形式表达这种济世心理。
如在诗文中对官职念念不忘，对旧日朝中生活的深情怀念，对国家时局的热切关注等，无不是诗人济世心理的一种反拨。
以白居易谪居江州诗为证，唐宋士人的济世心理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首先，诗人对官职升降非常敏感。
白居易谪居江州四年近三百首诗，不少都与自己或别人的官职升降相关。
初遭贬谪，他是“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
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
船中有病客，左迁到江州。
”朔风冷雨，涛声如诉，被贬的白居易无异于大病一场，满腹愁绪，无穷沮丧。
谪居几年，不见复职，对他人的升迁便表现出一种羡慕，几近酸溜溜，“喜欢雨露同沾泽，冬叹风霜独满衣；留滞多时如我少，迁移好处似君稀。
”（《送韦侍御移金州司马》）同时被贬者皆得到升职，而“时予官独未出”，心里忐忑不安，焦急之情溢于言表。
“官职声名俱入手，近来诗客似君稀”（《闻杨十二新拜省郎遥以诗贺》），反映出“官职声名”乃是其所追求的目标理想。
而一旦得官，虽说是由司马改为刺史，只升了半级，但毕竟是一州之长，不再是有职无权还带有罪犯色彩的司马了，于是“乡觉前程近，心随处事宽。
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一改前面的抑郁难禁，简直是破涕为笑，喜不自胜。
“假著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以前怨愤烟消云散，进而对统治者感激涕零，不计前嫌。
其次，大量诗文流露出对旧日生活环境的无限留恋。
“文昌新人有光辉，紫界宫墙白粉围。
晓日鸡人传漏箭，春风侍女护朝衣。
”（《闻杨十二新拜省郎遥以诗贺》）“一别浮云散，双瞻列宿荣。
螭头阶下立。
龙尾道前行。
封事频闻奏，除书数见名。
虚怀事缭友，平步取公卿。
漏尽鸡人报。
朝回幼女迎。
可怜白司马，老大在湓城。
”（《浔阳岁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员外》）贬谪期间住的是透风的“芦荻编房”，自然就想起过去的“紫界宫墙白粉围”、“螭头阶，龙尾道”；过去在朝中的生活是奴仆前呼后拥，丫鬟递茶送水，出入都有人侍候，而现在却是“疏散郡丞同野客，幽闲官舍抵山家”（《北亭招客》），“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
今日料君朝退后，迎寒新酌暖开颜。
”（《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人》）诗人看似在想象朝中旧友的生活情形，实则是对自己往日生活的一种怀念：公事之余，小酌几杯，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而现在只是借酒浇愁。
所有这些，无不流露出诗人对朝廷和往昔朝中生活的深情怀念。
“但知莫作江西意，风景何曾异帝乡”（《代春赠》）、“草烟低重水花明，从道风光似帝京，其奈山猿江上叫，故乡无此断肠声”（《答春》）、“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春末夏初，闲游江廓二首》）、“停杯看柳色，各忆故园春”（《风雨中寻李十一，因题船上》）、“草香沙暖水云晴，风景令人忆帝京”（《寒食江畔》）。
贬谪诗人往往用频繁的登高望远来寄托强烈的漂泊之苦和难忍的故土之思。
唐宋贬谪官员一般都往南方，尽管“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较之于北方有了长足发展，因此刺激了南方文化的发展，但以仕为人生价值的体现的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向往着政治中心所在的地方。
再次，即使在被贬期间，诗人仍对国是民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正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白雪楼中一望乡，青山簇簇水茫茫。
朝来渡口逢京使，说道烟尘近洛阳”（《登郢州白雪楼》）。
刚上贬途，去国未远，遇见来自帝京的人，便打听朝中之事，得知战火逼近，心中满是忧伤。
当他知道朝廷讨伐淮西吴元济战事未息，又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中生，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
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
”（《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而成章》）的冲动，身虽获罪遭贬，心仍系国家安危，“欲请长缨”报效皇恩。
“卧逃秦乱起安刘，舒卷如云得自由。
若有精灵应笑我，不成一事谪江州”（白居易《题四皓庙》），流露出伤悼故国，欲报国而不能的怅恨。
唐宋士人对入仕的渴望和看重，对济世理想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卿选择了完全的逃避——死亡。
这种境况下我们可以理解焦仲卿的选择，但绝不能说他是殉情。
焦仲卿的死与爱情沾边，但爱情不是全部。
解读文本的方式总是多样的，文本的解读结果也呈现多元化。
在新的心理和时代背景下，回读经典，总能揭开不同的面纱。
回到《孔雀东南飞》的标题和小序。
从该诗的标题看，最早刊该诗的是南北朝时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旧题为《古诗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到了汉代成为乐府中的名篇后名称依然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到了宋代才依照乐府的一般取题方式，把诗歌的第一句作为诗名。
乐府民歌出于下层民众之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人们从中表达的是自己的心声，道出的是民众的爱憎。
从旧题中可见人们虽然在刘兰芝的名前冠上了丈夫的名字，但实际意在赞颂刘兰芝的贞烈与对爱情的忠贞，对焦仲卿怜悯的成分更多。
休妻没有逼迫，孝母出于无奈，绝望中的焦仲卿选择死亡哪里会关注爱情。
既然是经典，作为人的情感层面，有许多东西穿越历史，依然可还原。
参考文献： [1]杨朴.《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悲剧—〈孔雀东南飞〉主题的重新探讨》[J].名作欣赏，2006,(4). [2]胡爱平.焦仲卿形象新析[J].语文教学与研究（大众版），2007,(02). [3]肖慧.焦仲卿—刘兰芝悲剧的直接制造者[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7,(10). [4]秦惠民.中国古代诗体通论[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3). [5]谢建兵.焦仲卿：一个被误读的人物[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6,(02). [6]黄欣.试论《孔雀东南飞》人物的悲剧根源[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01). （上接15 页） 参考文献： [1]杨逢彬注.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2003:101. [2]杨天宇.礼记译注（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1034. [3]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1. [4]王文皓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1.
求余秋雨散文读后感两篇300字的
评《余散文集》 我不能不能算作看过一本书，也不知能不能算作一本书必人们对余秋雨的散文所作的评论已是多如繁星的了，我此举不免有班门弄斧之嫌。
我没有看过很多所谓的世界名著，只因自己没有这么高的品味。
然而对这些著作等身的大作家评足论道，又不免太肤浅了。
终究还是忍受不住激情的诱惑，心灵的撩拨。
秋雨散文历史的气息很浓。
像《酒公墓》、《寂寞天柱山》、《阳关雪》等许许多多的篇章其中浓缩了历史，浓缩了人生。
秋雨是年轻的，他能冲着王维的《渭城曲》而去寻访阳关雪，仅仅是为了一个多年的梦，为了一份童真。
因而他又是洒脱的，试想在各种现代文明的烦扰下，又有谁有这么的一份闲情逸致呢。
谁心中无一个饶撩的梦想，但谁依然有这么的一份纯真呢
我们对很多在年轻的心中是新奇的东西已见惯不怪了，甚至对于诸如抢劫、盗窃的现象也视而不见，不知道这些能不能看作麻木不仁，但至少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份童真，我们的心已经老了。
秋雨是年轻的却又如一位睿智的老人。
在秋雨的心中历史虽然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更多的是给我们无穷的悔恨。
在《道士塔》心中透露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
人们往往把敦煌石窟的罪人归结为王道士。
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当时的那种所谓“官员”的官员的错，一个国家都如此的了，又何况一个如此无助的人呢
王道士为生活的所迫也只能如此的了。
作为华夏子孙莫不对此感到悲愤的，却很少人像秋雨那样洞察更深层的原因。
对于往事的描述，秋雨能如一位老人用历史的心态看待，平和而非柔弱，悲愤而能决无忘其所然。
秋雨应该对历史有很深刻的了解。
有纯真的童真，有老人的睿智，秋雨也不乏丰富的情感。
在《老师》一文中，为在自己老师面前大声喧哗却能听于劝阻的学生表示感激。
为昔日叫老师的绰号而悔疚。
文中有这么一段“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梯的拐角处，期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
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期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
”由此可见秋雨心中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友情对秋雨来说也有重要的地位，如他写道“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老了。
三十人的班级，已有四个同学去世，每次追悼会，同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
”也正如他所写的那样“来一次世间，容易吗
有一次相遇，容易吗
叫一声朋友，容易吗
仍然是那句话——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 读秋雨散文，就如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有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个人情感.。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他的心又是迟暮的。
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
因此他的人生应是美丽的。
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
更是由于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
他追寻的心中的“阳关雪”，他对对待敦煌文明隐没的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个无力回天的王道士。
历史的失落该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
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
有了老人的睿智，有了儿童的心情，方有正视历史的勇气
柳宗元的贬谪经历及心情
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同时也是一位独特而又有巨大影响的诗人。
“人生作语不必多,只要远传,如柳子厚,能几首诗?万世不能磨灭。
”…虽有夸大之嫌,但柳宗元于中唐元白浅俗和韩孟险怪诗风的洪流中卓然而立、自成一家,确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柳宗元的古文,今人有很多研究;但对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他的情感变化具有落差性的诗歌,后人较少研究。
本文拟从这个方面来探讨柳宗元的诗歌情感特点,以更好地理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学成就。
“吟咏情性”的诗歌经过创作主体酝酿直觉生成后,就必须由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由想象幻想的艺术世界到可见可感的语言文字世界。
“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选择恰当的文字传神地传达情感是诗歌抒情中重要的因素。
贬谪后,柳宗元作诗非常重视遣词造句,喜欢用对比性强的词语来表现自己跌宕起伏、落差性大的感情。
如:“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 (《再上湘江》)、“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追诏赴都二月至灞亭上》)中就用“去”、“回”以及“南”和“北”来表达自己对坎坷命运产生的心灵震动,展现了不同处境中情感的巨大落差。
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初贬为邵州刺史,“朝议谓王叔文党和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l4l。
十一月,再贬为永州司马,诗人沿湘水南下永州。
经过十年“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的贬谪沉沦生活后终于在元和十年奉诏回京,心情十分喜悦,“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汨日罗遇风》),理想再次燃烧,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 (《汨罗遇风》)自以为可以重展才华,建功立业。
情绪也由抑郁悲伤的低谷上升到饱和快乐的顶峰!诗人重新进入政治中心却落空!几个月后又被贬到更加荒远更加偏避的柳州!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作岭外行”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人情感在突变的时事面前,在脆弱的个人命运面前,不得不陡然直下,形成落差。
《再上湘江》即是在此情此景下,在情绪落差变化巨大的情况下,诗人创作的内涵深沉、外在形式淡泊的文短意长的小诗。
方向对立的动词“去”“回”包含两层意思:湘水逝去何日重来?斯人独去何日重回?或许永无归期,埋骨异荒!同样,其它诗中的方向相反的名词, “南”“北”也具有独特而对立的情感。
柳宗元年少立志高远,自我期待价值很高。
“永贞革新”前仕途一帆风顺,“进士出身授校书、正字,然后任畿县尉,再登台、省做郎官”。
加上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富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志同道合的刘禹锡、韩泰、凌准、韩晔等在政坛上叱咤风云,锋芒毕露。
虽造成“疑生所怪,怒起特殊。
齿舌嗷嗷,雷动风驱” (《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的众矢之的的不利局面,但他仍坚定不移竭其所能地参加革新。
这种早期的经历养成了他坚毅执着的性格,也使他被贬谪后仍渴望有朝一日能再展宏图,南方贬谪之实与诗人内心渴望北归立业之虚促使了他情感性格的变化。
执着的人生追求,奔放开阔的性格,自强不息的心态,却错误地闲置在荒疠偏避的南荒之地! 所以,虽然在一贬再贬沉冤难申和体弱多病心灵受伤的艰难情况下,诗人对生命的渴求以及对人生的追求和期待不是降低——消极沉沦或自我迷醉地发?世不遇的生命,而是增强——浪迹山水寻求舒适,亲植嘉木涵养精神。
这种心态使诗人情感期待以“欣”“笑”“歌”“乐”等积极性也是表层性为目的,以舒适自我、调节自我心绪为旨归,如:“发春念长违,中夏欣再睹” (《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等诗都表现了柳宗元主观愿望上期待舒适快乐之情。
诗人主观上始终是积极向上的,至少是努力向上的!在其诗中,主观施事性很强的动词“舒”“适”也屡屡出现,如“神舒屏羁锁,志适忘幽潺;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 《构法华寺西亭》)就高扬突出欢快愉悦之情来抑制超越孤寂幽怨之情。
诗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出处
古制中国，宦浮，稍不留意，受到贬谪。
在数不清的遭员之中，常常读诗书之人。
贬了官，失了宠，摔了跤，悲剧意识就来了。
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
过些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时过境迁，天子觉得此人不错，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于是受贬官员人品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通之后人。
又因他们在受贬期间亲热过山水亭阁，足迹所到之处，便成了遗迹，这些文化便形成了贬官文化。
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谪守岳阳友人腾子京重修了岳阳楼，便邀其写一篇楼记。
落寞之人，情感百转，看浩瀚洞庭，想人生荣辱，因之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文章开头即写，巴陵洞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而后又写洞庭，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长烟一空，皓月千里……岳阳楼之大观被范仲淹写得淋漓尽致。
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
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感动，后人便在楼内将其文章以巨幅木刻列于岳阳楼中堂。
由此，人、楼声誉日大。
公元815年，被贬永州10年的柳宗元被一纸诏书召回长安。
他按捺不住喜悦，急急赶去。
从永州至长安，他经过了汨罗江，屈原的形貌在自己的心中立即交叠了起来。
他随口吟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柳宗元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提到了屈原。
同是汨罗江畔，当年的屈原悲悲戚戚，今年的柳宗元喜气洋洋，心态相仿，心境不同。
然而，柳宗元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面南而坐的皇帝，御笔一划，他又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与他做游戏，让他在大一统的版图上走来走去。
对朝廷而言，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帝王的唯我独尊，不应有生命的实体，你不是你。
柳宗元戚楚南回，与被贬广东连州的刘禹锡同路。
分手之际，柳宗元嘴角笑容一绽，随即吟出：“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南行。
”而后，他进入了当时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之地，并利用他的贬谪官职种树、办学、修寺庙。
由此，那荒凉之地，不再寂寞。
柳宗元晚年所做之事，都按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并不考据各种政治规范。
做了又以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因而成了一种特殊文化。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
他死后，重蹈他覆辙的贬官在南下途中，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
由此，柳宗元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进一步上升。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准确地说，贬官文化应是社会洪波中的一点波光，正是因为皇帝们的御批，才有了这些贬官和他们的文化，也正因如此，中国的文采华章就更有了张力。
被贬谪的历代文人
宗在熙宁（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
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
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
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
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
”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
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
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
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
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
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
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
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
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
有人推荐杨朴出来。
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答道：‘臣不会。
’他想演示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
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 家人听了故事，心里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
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
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
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
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
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
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
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
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
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
依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
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
“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
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蛋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
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
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
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
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
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
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
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
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
”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
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
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
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
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
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
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
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
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
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
”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
*人指控之下，仗义直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蛋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圭（加“土”旁）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木会）》诗。
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圭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
彼自咏（木会），何预朕事
”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木会）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
”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国“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木会）诗就是一例。
还有《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
“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
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
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
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虫”）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
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
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
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
那次是儿子苏迈要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
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
苏轼大惊，就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
李定、舒蛋、王圭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
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
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蛋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
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
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
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诗案总算了结了。
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