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概述90年代的文学
变化中的文学环境90年代中国作家的生存方式以及作品的生产和流通，与国家机制仍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2年，中国社会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文学体制的改革也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开始施行。
作家和文学刊物、出版社等原则上不再依靠国家资助，而进入市场。
作家的生存方式因为市场化而改变，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例如《王朔文集》的出版，《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移民文学”热，《废都》、《白鹿原》等小说的出版所形成的“陕军东征”等。
文学作品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作家的个人行为，而成为受到市场选择的集体行为。
在80年代，“现代化”作为一种告别“历史暴政”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发展方案，在知识界的想象中，是充满希望的乐观前景。
80年代整个文化氛围的理想主义情绪大体是建立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想象的基础上的。
但在具体的实践真正降临之后，人们却发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偏差；随着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和消费文化的成熟，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趋向了“边缘化”。
他们开始对自身的价值、所追求的文学理想、曾经持有的文化观念产生了怀疑。
因而，在90年代文化意识和文学内容中，80年代那种进化论式的乐观情绪受到很大的削弱，作家们变得迷茫困惑，作品中批判和反省的基调大量凸现。
90年代的文学环境公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立场。
与80年代不同，90年代，更多地却是对“多元化”、“个人化”等的提倡。
对于原先那些被理解为集体性或统一性的观念，例如“发展”、“历史批判”等的认识，趋于分化。
这种分化不仅是一种描述性的认识，而且有其社会实践的依据。
自1992年市场经济政策提出后，文艺政策上也作出了调整。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使得文学作品可以通过“第二流通渠道”（即非官方的出版和销售渠道）传播。
同时，在90年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基本发展成型。
“大众文化”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需求，因而，90年代的文化分化更为明显。
对于这种分化的描述有多种方式。
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是区分为三种形态，即“主流文化”（又称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官方文化、正统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又称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又称流行文化、通俗文化）。
各种文化形态之间常常是互相交叉、渗透的。
文化的分流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进一步分化。
这种分化并不是以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在不断的文化争论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
其中最为重要，规模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是1993~1995年间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
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从对社会和文学中的一些现象的批判中提出问题，从而引起争论。
争论的核心主要是围绕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能问题展开。
什么是“人文精神”，如何看待消费性文化现象以及90年代的社会现实等，是其中主要的话题。
90年代文学的主要冲突，从80年代提倡文学的“独立性”，更多地转移到文学创作与商业操作之间的冲突上来。
“雅”与“俗”、“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分也被重新提出。
但在市场体制下，即使是“雅”或“纯”文学也无法离开出版运作和文化消费市场的选择。
因此，“雅”与“俗”的区分也变得含混起来。
文学现象90年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发生很大的改变，一些评论家提出了“新时期”结束话和“后新时期”概念。
他们在将“新时期文学”看成一个整体的同时，认为到了90年代，文学的主题、总体风格、读者与文学的关系都因为社会”转型“而开始转变”，因而，“新时期文学”“结束了”。
他们把“新时期文学”看作一种社会政治形态的文学，而90年代文学则是“商业社会”的写作形态。
对于“后新时期”的概念则未得到普遍认同。
“90年代”文学与80年代文学之间的“延续性”要大于两者的“断裂性”。
这是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社会文化并没有作有意识的全面调整。
在90年代，文学作品与发展着的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背景对文学的制约力量逐渐体现，并构成了文学的“实体性”的内容。
文学潮流的淡化是90年代的文学现象之一。
在“新写实”小说之后，文学界又提出过一些潮流性的命名，如“新历史小说”、“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等。
从90年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难以看出类似于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前中期）那样以潮流的方式推进的痕迹。
在一个已逐渐失去单一“主题”并呈现“多元化”的社会，对于文学的基本想象和要求已发生了变化。
而对于历史的反省，也使得要求历史发展和文学新潮对应的文学史观受到怀疑。
在文体样式上，作家们热衷于创作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的数量在90年代大大增加，而且也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在90年代较为活跃的小说家几乎都创作了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
王蒙、王安忆、贾平凹、张伟、韩少功、张承志、余华、刘震云、苏童、格非等，在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几乎都是长篇。
长篇小说的增多，可以看作是作家和文学“成熟”的某种标志。
作家针对更为广泛、复杂的问题而长时间地关注于一部作品的创作，有利于更好地表现时代主题。
王安忆、张承志、余华等作家都在他们的长篇小说中显示了鲜明的艺术个性。
但长篇小说的兴盛与商品化文学市场也有密切关系，而且长篇小说的出版往往能形成较大的影响。
从阅读上看，读者只要弄清了人物关系，对于一部长篇就可以不断地看下去，而不需要像读中短篇小说那样，每次阅读都必须从头开始。
从改编影视作品考虑，需要的也主要是长篇。
90年代文学的另一个现象是，文学批评变得越来越具有独立性。
如关于“学术规范”的问题，关于“后学”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等。
90年代的文学批评由于引进了欧美6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而日趋理论化，文学批评已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作出评价，而是寻求自身理论的完整性，是在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新批评、叙事学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诸种理论，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都有表现。
理论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批评的认知前提，也使得批评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同时，也对文学的阐释和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90年代由于文学在生产、传播方式上的变化，以及文化立场分化的显现，相应地在文学批评中出现了被称为“文化批评”的形态。
这种批评并不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品质作出判断，而关注作品的文化性质和它如何被生产、被接受的过程，因而对文学的市场化作出了更为有效的解释。
但是，由于这种批评越来越与文学创作脱节，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很多文学研究者的质疑；而作家从一种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出发，对90年代批评状况也发出许多责难。
90年代文学状况在90年代，大多数文学作品重点表现内容，不太重视文学形式的探索。
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以及一些“先锋”诗人对“叙事”和语言的自觉意识的强调，在90年代基本上已作为一种文学的“常识”被接受，融会在普遍的创作追求之中。
也有一些作家，如小说领域的韩东、朱文、鲁羊、述平、东西、李冯等，诗歌领域的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翟永明、孙文波、臧棣等，对文学的形式作了新的探索。
只不过，他们在文学界受到的关注，远不如80年代先锋实验那样热烈。
90年代文学创作仍然把反思历史作为主题，但在反思的立场和深度以及历史的指向上，却有了不同。
从90年代初期起，被称为“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历史题材的写作。
例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边缘》，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和《1937年的爱情》，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池莉的《预谋杀人》、《你是一条河》，方方的《何处是我家园》等。
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们以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为题材，在“正史”的背景下，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
有的小说（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历史只是一个忽略了时间限定的与当下的现实不同的空间。
所有这些历史题材小说中，都弥漫着一种沧桑感。
个人总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成为历史暴行中的牺牲品。
这些小说与五六十年代的史诗性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反思”性相比，更加重视的是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的经验和命运。
因此，有些批评家将之称为“新历史小说”。
在90年代的作品中，也包括有“反右”、“文革”等事件的反思性主题。
如李锐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
在散文领域，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50~70年代历史的纪实性回忆录。
主要的如“火凤凰文库”中收入的巴金的《再思录》、李辉的《人生扫描》等。
在批评领域，也有关于反思20世纪的“激进主义”等的讨论。
此外，还有一些50~70年代重要小说如《红旗谱》、《浩然文集》的重版和一些过去未能发表的《从文家书》、《无梦楼随笔》、《顾准日记》等的发掘。
这些都是对世纪末人民要求反思历史的不同的呼应。
90年代商业社会中的消费取向，使得一部分作家更急迫地关注生存的精神性问题。
这些作家在80年代就已经确立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文学地位，大多有“知青”生活的背景。
他们90年代的创作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关注精神问题和现实批判的主题。
这方面的创作有张承志的长篇小说《心灵史》和散文《荒芜英雄路》、《以笔为旗》，张炜的小说《家族》、《柏慧》和散文《融入野地》，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散文《夜行者梦语》，史铁生的小说《务虚笔记》和散文《我与地坛》，王安忆的小说《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和散文《重建乌托邦》。
这些作品往往保持一种“精英”立场，试图寻求反抗商业社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神资源。
因而，在这些作品中，强化了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等主题。
在90年代，文学作品着重表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由于与现实社会的发展保持一定的“同步”关注，这些作品往往重新被“现实主义”理论整合。
例如“新写实”在90年代的发展，“新状态”、“新体验”、等命名，都显示了这种取向。
文学在表现“现实”时的基本方式和内容都有一些变化。
与此同时“个人”经验在文学中具有了新的特别的含义。
一方面，意味着脱离80年代的集体性的政治化思想的独立姿态，另一方面，个人经验成了作家据以描述现实的主要参照。
前者更多地体现在诗歌写作中，通常从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以及个人的感受来组织小说的结构，如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自传体小说，以及以“亲历者”的身份切入小说的“新状态”、“新体验”小说，都是如此。
因此，“个人化写作”（或称“私人化写作”）是90年代作家和评论家谈论较多的话题。
张旻的小说可以看作是这种“个人化写作”的一例。
他的《情戒》、《情幻》、《自己的故事》等小说，多取材于校园人物的生活，以第一人称的视点展开主人公对自己故事的叙述。
主要内容往往与人物的个人情感经历与欲望体验相关，着意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体验。
张旻的叙述委婉平静，能比较精确地把握细节和感受。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日益突出的“新”现象，如都市生活，市民趣味等，成为了90年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
80年代“现实主义”所要表现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体制之内的人和事。
但在90年代，一些体制外的人与事，如都市白领，个体户，普通市民等，也迅速成了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
由于作家无法准确地把握这些现象，因此，他们一般会倾向于从物质存在对个人生存的巨大影响去考虑。
例如朱文的《我爱美元》、《单眼皮，单眼皮》，何顿的《弟弟你好》、《生活无罪》，邱华栋的《都市新人类》、《手上的星光》，张欣的《绝非偶然》、《首席》等。
这些小说尽管在内容上有新的开拓，但是缺乏思想深度。
朱文1991年开始小说写作，他着重于描写个人欲望的展开和表现形式。
所处理的题材往往带有某种“道德”反叛性，事件和叙述语言有粗俗化的特点，但是在叙述上却能够冷静地控制节奏，因而显示出一种特别的活力。
何顿擅长于写以“个体户”为主的城市小市民，表现这些由“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人群的生活经历。
他发展了王朔小说表现的市民生活内容，通过生动的故事具体地展示人物对金钱和欲望的追逐。
他的小说以湖南方言作为讲述语言，更增加了故事的“原生态”色彩。
请教大家:我最近正在写关于卡夫卡的论文,那为高手发一篇参考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
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
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
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
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
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
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
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
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
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
”[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
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
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
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
”[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
”[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
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
”[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
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
”[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
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
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
卡夫卡解放了我。
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
”[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
[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
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
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
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
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
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
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
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
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
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
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
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
”[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
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
”[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
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
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
”[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
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
”[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
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
[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
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
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
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
”[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
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
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
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
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
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
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
[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
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
”[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
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
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
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
”[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
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
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
”[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
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
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
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
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
”[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
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
”[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
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
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
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
”[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
”[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
”[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
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
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
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
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
”仲月楼说。
[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
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
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
”[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
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
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
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
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
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
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
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
”“我写作,所以我存在。
”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
”[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
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
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
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
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
[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
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
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
”[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
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
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
《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
”[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请教一下很熟悉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的人。
。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大概是如果你畏惧畏缩的活着、看待世界的话，那么其他的一切人，不顺利的事情都会显得过于强大，过于凶狠，不过当你自己能够无所畏惧、能够正视一切时，那么一切的不如意与困难都变得不再可怕，一己之见，大神勿喷
“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区别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
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
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
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
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
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
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
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
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
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
”[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
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
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
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
”[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
”[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
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
”[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
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
”[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
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
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
卡夫卡解放了我。
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
”[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
[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
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
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
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
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
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
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
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
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
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
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
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
”[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
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
”[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
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
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
”[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
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
”[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
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
[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
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
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
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
”[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
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
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
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
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
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
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
[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
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
”[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
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
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
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
”[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
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
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
”[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
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
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
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
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
”[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
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
”[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
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
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
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
”[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
”[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
”[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
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
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
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
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
”仲月楼说。
[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
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
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
”[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
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
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
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
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
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
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
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
”“我写作,所以我存在。
”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
”[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
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
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
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
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
[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
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
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
”[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
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
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
《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
”[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写关于卡夫卡的论文,主要从其作品《变形记》来分析卡夫卡的一生
这句话出自哪本书
去看看《人面桃花》吧今天看了一天《人面桃花》，觉得格非真是有非凡的叙述能力。
他用并不全知的全知视角为我们制造叙事空白。
悬念以及隐晦的叙述使阅读探索的兴趣激增，然而随着叙述的流动，你会发现，悬念与解释并非是对称的，所以有些问题你根本找不到答案，这就是格非，读者不得不和他一起思考。
面对格非的文本，思考是不能缺席的，而且格非具备这样的能力，他能够把你拉进某种思考。
在文本中，梦境与幻境的出现，让我想起了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
不同的是，在警幻仙子的太虚幻境中，诗歌文本是对文中人物命运走向的一种隐喻，是解读人物命运的线索和密码，他统摄了整个文本。
红楼梦的草蛇灰线，是有迹可寻，文本前后是一种没有缝隙的对称。
而格非的《人面桃花》，梦境与幻境虽然也是对人物走向的某种隐喻，但这种隐喻不是针对整个文本，只是人物行动的阶段性走向。
另外，作者所设置的悬念和后面的解答也不能形成一种对称，而是一种非对称，很多悬念被悬置了。
比如说饥荒时那一带米从何而来
梅芸和张季元如何相识
金蟾、金蝉又是怎么回事
等等等等，都是无法解开的谜团，这种悬置使文本变成了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对文本的阅读结束了，但是后阅读马上就会开始，读者会陷入一种持续的沉思，这也许是格非的意图，正如他在新浪网上与网友聊天时所说，他希望自己的文本能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我想效果的实现有赖于叙事空缺手段的使用吧。
长篇小说 《敌人》花城出版社1991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边缘》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欲望的旗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人面桃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作家出版社 2008年《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2007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年 《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中短篇小说篇目：《相遇》 （ 大家） 《傻瓜的是诗篇》 （1989钟山） 《锦瑟》 （1990花城） 《雨季的感觉》 （1991钟山） 《镶嵌》 （1992花城） 《赝品》 （1994收获） 《时间的炼金术》 （1996钟山） 《推背图》（武则天）（1994江南） 《湮灭》 （1994收获） 《打秋千》 （1995收获） 《不过是垃圾》 （2005长城）《蒙娜丽莎的微笑》《追忆乌攸先生》 《陷阱》 《迷舟》 《大年》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青黄》 《风琴》 《蚌壳》 《褐色鸟群》 《背景》 《夜郎之行》 《唿哨》 《凉州词》 《初恋》 《去罕达之路》 《紫竹院的约会》 《解决》 《沉默》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半夜鸡叫》 《谜语》 《失踪》 《喜悦无限》 《未来》 《苏醒》 《让他去》 《月亮花》 《戒指花》《公案》《黎明之轨》《窗前》《暗示》《废墟仪式》中短篇小说：《迷舟》作家出版社1988年 《追忆乌攸先生》 《陷阱》 《褐色鸟群》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迷舟》 《大年》 《青黄》 《风琴》 《蚌壳》《唿哨》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大年》 《背景》 《青黄》 《风琴》 《蚌壳》 《褐色鸟群》 《夜郎之行》 《傻瓜的诗篇》 《唿哨》 《雨季的感觉》新世界出版社1994年 《相遇》 《湮灭》 《傻瓜的诗篇》 《背景》 《锦瑟》 《夜郎之行》 《雨季的感觉》《格非文集》（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 1、树与石 ：《追忆乌攸先生》 《陷阱》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迷舟》 《大年》 《背景》 《青黄》 《风琴》 《蚌壳》 《褐色鸟群》 《夜郎之行》 《唿哨》 《凉州词》 《初恋》 《去罕达之路》 2、眺望： 《相遇》 《锦瑟》 《雨季的感觉》 《傻瓜的诗篇》 《湮灭》3、寂静的声音： 《敌人》 《边缘》《当代作家文库•格非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格非小说自选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 《傻瓜的诗篇：中国当代小说50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 《未来》 《让它去》 《月亮花》 《解决》 《锦瑟》 《时间的炼金术》 《半夜鸡叫》《紫竹院的约会》 《傻瓜的诗篇》 《苏醒》 《沉默》 《谜语》 《凉州词》 《初恋》 《镶嵌》 《失踪》 《喜悦无限》 《打秋千》 《赝品》 《相遇》 《湮灭》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格非卷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追忆乌攸先生》 《凉州词》 《初恋》 《紫竹院的约会》 《解决》 《沉默》《迷舟》 《褐色鸟群》 《蚌壳》 《青黄》 《背景》 《唿哨》 《傻瓜的诗篇》 《锦瑟》《雨季的感觉》 《相遇》 《镶嵌》 《时间的炼金术》 《赝品》《格非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青黄》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迷舟》 《大年》 《青黄》 《风琴》 《雨季的感觉》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推背图》《走向诺贝尔：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格非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边缘》 《相遇》 《雨季的感觉》 《傻瓜的诗篇》 《湮灭》 《打秋千》 《赝品》 《苏醒》 《紫竹院的约会》 《解决》 《月亮花》 《谜语》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沉默》《格非作品精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 《迷舟》 《褐色鸟群》 《青黄》 《紫竹院的约会》 《锦瑟》 《雨季的感觉》《傻瓜的诗篇》 《相遇》 《打秋千》 《赝品》《戒指花》（短篇小说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 《追忆乌攸先生》 《迷舟》 《褐色鸟群》 《青黄》 《蚌壳》 《背景》 《唿哨》 《凉州词》 《初恋》 《紫竹院的约会》 《解决》 《沉默》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戒指花》 《夜郞之行》 《风琴》 《苏醒》《不过是垃圾》（中篇小说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相遇》 《傻瓜的诗篇》 《锦瑟》 《雨季的感觉》 《镶嵌》 《时间的炼金术》《赝品》 《推背图》 《不过是垃圾》 专著 《小说艺术面面观》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第一章 小说与现实第二章 作者与读者第三章 故事第四章 结构第五章 语言第六章 小说的未来《小说叙事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一章 小说与现实 第二章 作者与读者 第三章 故事 第四章 结构 第五章 语言 第六章小说的未来 下编：叙事分析 第七章 卡夫卡的钟摆 第八章 麦尔维尔：《白鲸》 第九章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第十章 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 第十一章 废名小说的叙事研究：树 《塞壬的歌声》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辑 写作的恩惠第二辑 十年一日第三辑 塞壬的歌声第四辑 废名的意义《卡夫卡的钟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文学的邀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年导言： 现代文学的终结第一章：经验与想象第二章：作者及其意图第三章：时间与空间第四章：语言与修辞 关于长篇小说：以上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信息，这6部长篇都很喜欢。
关于版本，《敌人》收的是2001年，91年的版本不好买啊，《边缘》只有一个版本（当然边缘也可以在他的文集寂静的声音里找到），已经收了，《欲望的旗帜》收的是春风文艺的，《人面桃花》肯定是春风文艺的好，但是送人了，现在手里补了个作家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加个共和国作家文库，还鲜明的五星，看着很虐。
《山河入梦》应该要作家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好，《春尽江南》今年刚出。
关于中短篇小说与散文集：格非的成名作应该是 迷舟 青黄那一批，而且他的中短篇一样是值得反复品读的。
如上所列，如果不是为收藏版本而言，倒觉得07年春风文艺的两本中篇加短篇小说选集就比较全了，像88年的作家出版社的迷舟，孔夫子上基本都卖150元左右了。
但是那些早期的版本，每篇的序言倒是有意义的多了，因为篇目在07年的春风文艺基本都能找到。
还有觉得格非散文那篇里的篇目不常见，值得收阅，电子版也能找的到。
倒是觉得格非散文那篇里的篇目不常见，值得收阅，电子版也能找的到。
专著方面：小说艺术面面观就没必要了，有《小说叙事研究》就行（我只有扫描版），孔夫子上卖的也比较多。
最近一本是《文学的邀约》。
可惜被清华大学出版社装帧的太差劲了。
书是好书。
6本长篇：《边缘》《敌人》《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中篇选：《不过是垃圾》短篇选：《戒指花》《树与石》《文学的邀约》虽说早前的很多书的装帧设计，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许惨不忍睹，但是也正是那样，现在拿在手里才能感受一种时间的真实感，甚至有时隐隐觉得审美因一种对主流的反抗而有了偏向，当然前提绝对是格非的书是值得收藏的，反复阅读的。
所以那些早期的版本，能收到的话，除了爱书人的一种成就感（越难的就越有种成就感），而且在细节上，让我们这个年龄对那个时代有些隔膜的人，能更加扩大阅读的深度和广度。
《迷舟》的序言作者是吴洪森。
《唿哨》附录里张旭东评格非的文字，还有格非很多的自序，都可以看看。
还有关于仲月楼，一直想了解，资料也很少。
格非自己讲解小说很吸引人，其实他的作品本身也是当代文学非常值得解读的以上是格非所有版权书
现代文学：先锋，这是什么?
先锋文学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
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先锋文学 - 流派简介《我是少年酒坛子》“ 先锋文学”这个概念的基本定型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文学史家在梳理新时期文学史的时候，逐渐把原来不算清晰的作家群落归到先锋这个大旗之下。
现在所说的先锋文学通常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在这个大旗之下有余华、格非、苏童、莫言、洪峰、孙甘露、残雪等。
从1979年开始，出现了以全国都关心的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创作浪潮，这些创作关心身边的人群，关心自身处境和周围人的处境。
这种浪潮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文学在这一时期特别蓬勃、特别热烈，与公众的关系也前所未有的接近。
但到了1985年，文学仍在平稳向前移动的时候，像阿城和一些对写小说有热情的年轻人慢慢觉得出了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小说写了什么，而没人关心小说怎么写。
1984年末阿城的《棋王》和1985年初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 ，吹响了先锋文学的号角。
而后莫言、刘索拉、徐星、何立伟等一批作家的创作，把写作的焦点从写什么转到了怎么写。
小说的方法论是先锋文学运动的主题。
先锋文学“先锋文学”作家们的创作也不完全一样。
格非的小说优雅，有书卷气，他的学养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余华和苏童都是江南才子，但二者没有多少可比性。
余华特别狠特别残忍，也特别神经质；而苏童，温婉细致，比女人还解风情，写作非常成熟老到， 《妻妾成群》几近完美，简直无懈可击。
孙甘露的小说充满奇幻、有一种飘渺的诗意，人物都像影子，文字也特别有美感，随便抽取一段都是诗。
残雪小说中的人物也像影子，但读起来特别渗，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完全无视外人的存在。
莫言的小说一点也不精致，汪洋恣肆，他的创作一直大气磅礴，充满雄浑的力量。
这些不一样的作家，也不满足于被扣在“先锋”这一个帽子之下。
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把“先锋文学”这个名头定位到1985年我们这些新出现的作家身上来。
先锋文学 - 兴起原因孙甘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山花》第2期撰文认为，所谓“先锋文学”并不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而是具有高度的暧昧性的一个模糊的存在。
它有许多不同的表征。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关“戏剧观”的讨论、“朦胧诗”的崛起和“后新诗潮”的兴起、阿城等人的“寻根文学”的潮流、有关“现代派”的论战和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再认识等等无疑是先锋文学的关键的部分。
一般文学史叙述的从刘索拉、徐星的小说到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小说的历史应该说仅仅是这一历史氛围中产生的一个潮流和线索而已。
在刚走出“文革”梦魇的80年代，一种个人主体的解放的承诺，一种从计划经济的社会文化选择中脱离出去的个人的自由的承诺开始成为文学的主题。
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先锋文学”其实是一条“主体性”的自我的追寻的精神道路被勾勒了出来。
这种“主体性”在“先锋文学”中是从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一是体现为一种激进的脱离计划经济的个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二是通过“寻根”回到五四的追问“国民性”的传统。
而主体的解放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也异常直接地体现在形式上。
这种形式的追求也是五四以来“纯文学”想像的一种满足和完成。
从国际的角度看，当时全球仍处于冷战的格局，而中国乃是一个希望之地，一个西方的新发现。
“先锋文学”的应运而生为这种新的想像提供了可能的资源，于是许多西方汉学家争相译介中国“先锋文学”，许多当时的“先锋文学”作家也成了国际性的“中国”写作的象征。
先锋文学 - 衰退原因进入90年代后，“先锋文学”为何逐渐黯然退场
对此评论家有不同的解读。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翟红在《南方文坛》第1期撰文认为，自身的稚嫩以及对西方小说的明显学仿等等，使得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一开始就让很多人看成是无聊的“语言游戏”。
于是先锋小说兴起后不久便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孤独和边缘的境况，“先锋小说”似乎成了“滞销小说”的代名词。
张颐武则认为，90年代将80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先锋文学”的转型也不可避免。
先锋一方面变成了绝对小众的“纯文学”，如前卫诗歌的发展就是一个越来越走向特殊的“圈子”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是走向了一种高雅化的、与一个新的中产阶层读者相互依存的大众化的文学之中。
这些读者需要的是在激进的前卫实验和通俗小说之间的文学。
“先锋文学”当年对于计划经济中的解放的承诺如今似乎已经实现，但这种解放却是以“先锋文学”的消逝为代价的。
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这种“先锋性”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消费性”。
先锋文学 - 风格转变《活着》（海报）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 《妻妾成群》 、 《活着》 、 《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
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
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
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
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
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
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
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
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
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先锋文学 - 影响评价《兄弟》（余华） 先锋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端，到现在已有近20年。
虽然一些作品今天仍在出版，但大部分读者却已经对它产生隔膜。
这表现出历史残酷的一面，它在对人事进行重新定位、判断，渐渐把一些作家作品筛选、淘汰。
那些在今天被约定俗成称作是“先锋文学”的作家，当时各自的创作、倾向、方法、态度，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就会遮盖各个作家写作上、美学上的细微不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哈佛的宇文所安教授在研究唐诗的著作中提出，我们不是要从一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身上去发现时代的标准，而是要从那个时代的普遍标准来观察那个时代的诗人。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先锋文学在出现时是异端，很多人怀疑这样的写作方式和内容，虽然它现在已经被概括成一种文学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中的一部分。
现在，先锋作家们的写作也各自有了很大变动，有写作的变化，也有大环境对个人境遇的影响，这些最终都转换成作家作品中的态度。
而我们以前的作品，也是我们写这些作品之前的经验、阅读、判断、想象带来的。
把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关系上来观看它的意义，是一种方式。
但还可以有其它的方式。
文学和理论关心的东西不同。
理论直接通过抽象的思维活动对事情进行归纳总结，但文学永远不是直接说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它是诉诸感官的。
西方的新批评、文本分析等方法，都是接触文学作品的通道，能帮助人们进入文学作品，发现文学的意义。
但小说，或者说广义上的文学艺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人，如何建立它的意义，是有多种途径的。
当观赏者接触文学作品时，在某些时刻需要把自己的逻辑理性思维放开，动用感官。
文学作品中会有很多精妙的细节，有时会通过积累潜移默化，或者在结构中与其它细节构成关系，忽然使人“怦然心动”。
这样的阅读方式，可以超越很多批评方法，发现作品的意义。
20年过去，再回头看先锋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意义，看它带来的变化、影响，看它自身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有更客观、更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先锋文学
尽管“先锋文学”已退场，但关于“先锋文学”的反思对当前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仍具有不一般的意义。
翟红认为，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促使了叙述观念的变化，并以面貌一新的小说文本为文学的发展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先锋作家力图从不同的途径和层面使自己的写作贴近人的生存状态，试图在自身视阈对世界的理解中还原生命的原初性感受。
小说的语言实验使得一个重要的问题得以凸显，即现代汉语书写如何传达现代中国人个人的生存感受。
先锋小说贵就贵在一种先锋精神，这是一种敢于创新的青春锐气，因此“先锋文学”现在的退场不见得就是一曲《广陵散》 。
先锋文学 - 代表作家生平余华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
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
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
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
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和日文等在国外出版。
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
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
他也写了不少散文与文学音乐评论。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的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余华并不算是一名多产作家。
他的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加在一起亦不超过80万字。
他是以精致见长，作品大多写得真实和艰苦，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实。
余华曾自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
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
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活着》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
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而结构上，仍能给读者剧力万钧、富于电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觉。
主要作品《星星》、《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