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主要说的是什么
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 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各个构件之间的结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
中国古代木构架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
抬梁式是在立柱上架梁，梁上又抬梁，所以称为“抬梁式”。
宫殿、坛庙、寺院等大型建筑物中常采用这种结构方式。
穿斗式是用穿枋把一排排的柱子穿连起来成为排架，然后用枋、檩斗接而成，故称作穿斗式。
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
井干式是用木材交叉堆叠而成的，因其所围成的空间似井而得名。
这种结构比较原始简单，现在除少数森林地区外已很少使用。
木构架结构有很多优点，首先，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屋顶重量由木构架来承担，外墙起遮挡阳光、隔热防寒的作用，内墙起分割室内空间的作用。
由于墙壁不承重，这种结构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
其次，有利于防震、抗震，木构架结构很类似今天的框架结构，由于木材具有的特性，而构架的结构所用斗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伸缩余地，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可减少由地震对这种构架所引起的危害。
“墙倒屋不塌”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结构的特点。
中国古代建筑的高超技艺大体上是工匠之间口传身授，然而匠人社会地位 低下，少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每每暗于文字，虽然多有经典作品，可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
人微自然言轻，几千年来建筑学方面的专业著作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对于中国古代那些辉煌一时的建筑，除了考古的证据，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来玩味体会。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既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充满人性关怀的一个凄婉追求，也成为对于一代代建筑工官、工匠默默奉献的最嘹亮的赞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研究中国古建筑，并不能只看建筑，还要看城市。
因为建筑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财产分配模式、宗教信仰、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人口结构等都有关系，这些因素要站在城市这样的宏观角度，才能够分析。
我们古代的城市规划是非常发达的，城市 规划的基本思想历代都在探讨。
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赵红军所提出的看法，中国古代城市和欧洲前现代城市的基本区别在于，中国的城市是消费性的城市（消费农村剩余产品，有去无回的进贡形式），欧洲的城市大多是生产性的城市（与农村进行产品互换，贸易为主）；欧洲的城市大多起源于贸易，而中国的古代城市更多的起源于统治需要；中国的城市中心，被官府和衙门占据，而西方城市更多的是以宗教建筑和商业建筑为中心。
我们不带着有色眼镜来看的话，中国古典的城市规划，确实为当时的人民提供了一种心灵上安宁，使用起来心安理得的城市空间。
还有一个月就到我第二次考研了，可是仍然什么都没看，我到底怎么了，彷徨，失败
同学，我们情况很相似，相似的都快雷同。
“高二高三的时候突然就不想学习了，每天得过且过，至于考研想再来一次是因为我知道我每次提起劲来用心学习都是成绩很好的，所以想再给自己机会，可是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我真的好郁闷
”我连这些想法都跟你差不多。
（所以今天下午还在上网，刚刚百度了下想放弃考研。
）不过咱们还是应该对自己负一次责任，不能这么恶性循环。
30天什么都不要想了，只有书本，不要想着自己过去怎么样怎么样，看书走神的时候也不要怨自己，只要我们在回过神的那一刻就去看书就好，那就是自己在那一刻唯一能够做的了。
我没什么能祝福、鼓励的，咱们只能把自己唯一能做的做了，只能这样了，就算对不起父母，那也是过去了，现在只能这样了。
对自己认真一次，不找任何理由一次
我们的眼里只要有我们自己和书本就好
看到有人给你留言中的几句话，很让我受清醒。
“古语有云：“欲速则不达”。
说得通俗一点就叫：“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不要着急把远大的目标在短时间内完成，那只会使你手足无措，最后什么都做不好。
只需要有个总的目标，一步一步往下走，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 一个月后考不考的上我都再来这里给你留个言。
你好好看看这位小兄弟的留言，很真诚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读后感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马歇尔的《经 济学原理》是西方经济学史上三部划时代的著作。
《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 义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原理》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为经济自由主义作了 总结，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作为凯恩斯主义的经典之作，标志着凯恩斯主 义这一独立的理论体系的形成。
进入 20 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先后发生了多 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 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企业纷纷倒闭， 大批工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市场供求力量失衡，这一严重的现实使得新、旧古 典经济学理论陷入“经济学危机”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由于力 。
图挽救这次“经济学危机”而被称为对传统经济学的“革命”的。
它的核心问题 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
本书共分 6 篇 24 章。
第一篇引论中，批评了李嘉图及其以后的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如约翰、穆勒、马歇尔、庇古等人的两个“前提” ：一、工资等于劳动力 的边际产物; 当就业量不变时， 二、 工资的效用正好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这仅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能适用于普遍情况。
进而他分析了“有效需求原则” ： 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相交时的数值，就业量就是这个交点值。
第二篇中，他 则主要阐明了预期、所得、储蓄、投资的定义，以及使用者成本等问题。
第三篇 研究了消费者倾向，分析消费倾向的主客观因素、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的关系。
第四篇关于投资引诱，分析了资本边际效率、长期预期状态、偏好与利率、资本 性质以及利息与货币的特征。
第五篇货币工资与物价，阐述了货币工资的改变、 就业函数与物价的问题。
第六篇引用了几篇短论，分析了商业循环，论述了重商 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最后是结束语， 《通论》所引起的社会哲学。
而起中则是“有效需求理论” 是本书最核心精彩的部分，凯恩斯运用总量分析的方法，对总收入、总需求、总 供给、 投资、 消费、 就业水平、 物价水平等一系列总量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同时， 独辟蹊径地创造了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定理， 精辟的分析出导致现实失业与萧条的 原因，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
《通论》中我们比较认知的理论是它的有效需求理论，以及产出变动而非价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文献特征，求大神解释
关于社会保障税的文献综述2011-11-16 8:52 尧金仁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纠错】 摘要：以时间为脉络对社会保障税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综述，针对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寻求各方面研究成果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方面回顾论证社会保障税必要性的文献，并对当代西方文献提出的最优社会保障税设计进行梳理；另一方面重点阐述国内各种研究社会保障税的文献。
论述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讨论社会保障费转税的支持性意见和反对性意见；在此基础上总结并提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费；文献综述 社会保障税的征收要与一国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时代相适应，相关研究文献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国外早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保障税存在意义的研究，而当代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税这种筹资方式是否为最佳、社会保障税应达到何种程度为最佳以及如何对社会保障税进行改革以达到最佳等方面。
现阶段，我国国内研究的重点为关于是否应该开征社会保障税、现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条件是否成熟、开征以后税收制度应如何设计、相关制度应如何完善等问题。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早期研究 早期研究首先涉及到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过程。
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认社会救济制度，而随后德国的历史学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社会保障税存在的基础和意义。
1、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保障给其设想的受益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种制度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的精神。
而德国历史学派则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其代表人物Lujo Brentano（1892）等人认为凡是个人不能达到或者不能顺利达到的目标，都理应由国家完成。
国家必须制定劳动保险法、孤寡救济法以增进社会福利，实行社会改革。
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马克思（1885）则从社会必要扣除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设立社会保障基金的必要性，他认为社会总产品在分配前必须扣除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扩大生产的部分和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马克思的必要扣除理论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确立了指导思想。
3、凯恩斯（1933）在《通论》中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认为，为了刺激需求，政府应该直接举办公共工程，扩大社会福利设施，增加消费倾向，达到足够的总需求和充分就业。
因此，社会保障就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通过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开展社会福利，可以扩大总需求，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同时，他提出了社会保障税问题，建议实行累进税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理论为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福利国家和各国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凯恩斯的思想后来被许多国家如美国、英国等采纳，特别是在英国的贝弗里奇（1942）提出的计划中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该计划主张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六个原则，以实行全面的社会福利。
为了确保该计划的实施，筹集必要的社会保障资金，必须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保障税制体系。
美国经济学家Arrow（1963）发表了《不确定性和医疗保险的福利经济学》，提出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丰富了“市场失灵”理论，认为私人保险、商业保险不足以保障社会安定，必须开征社会保障税，实行国家保障。
t~J2001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也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
4、福利经济学则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庇古（1972）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为了增加国民福利，除了增加国民收入外，还可以确保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以达到这一目的，他主张国家通过征税等方式干预再分配或第二次分配。
应该在不减少国民收入总量的情况下，提高穷人所获得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来增加社会福利。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转移支付以及一些社会福利的理论，对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样，瑞典学派也是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倡导者，该学派代表人物维克塞尔（1983）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阐述。
“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理论是瑞典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主张扩大公共经济成分，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
（二）当代对社会保障税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保障税在开征及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调整，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税这种筹资方式是否为最佳、社会保障体系对公民的保障应达到何种程度为最佳以及如何对社会保障税进行改革以达到最佳等方面。
1、关于社会保障税是否为最佳筹资方式的研究。
Stephen Nickell（1997）认为较高的失业率和慷慨而无限制地发放救济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应当降低社会保障税税率，削减社会保障开支。
James E.Mc-Clure和T.Norman Van Cott（2000）认为社会保障税本身具有一些弊端，使它与其他税收的重复征收导致雇主和雇员税负不公平：由于社会保障税法定税负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但是雇主承担部分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而雇员承担部分不可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造成了税负不公平的问题。
因此，提出可以采用不会产生税负不公平现象的税（如州或地方所得税）或采用较小税负不公平现象的税来代替社会保障税进行筹资。
2、关于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程度的研究。
Rodrigo A.Cerda（2005）对社会保障体系盲目追求社会公平而忽视社会效率必将导致该体系的不可持续性进行论述，认为在分期付款的社会保障体系下，社会保障会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和生育决策，进而影响人口结构和劳动市场，使得社会保障税基减少，进而减少长期社会保障金的支付。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选择提高社会保障税率以满足社会保障资金的需要，而提高的税率又会影响人们的经济和生育决策，产生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这一保障系统的不可持续性。
3、关于如何完善社会保障税制度的研究。
约瑟夫A.佩契曼（1994）对美国工薪税改革的一种建议是完全取消工薪收入上限，降低其递减性，使其转为一项累进性的工薪收入税，或由所得税、总预算基金来取代工薪税的决策。
Alison Chopel、Nozomu Kuno和Sven StEinmo（2005）提倡社会保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改革：因为就本国现实情况来看，养老系统的福利待遇较高，甚至高于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这与老年人当前状况不符；而此时工作群体各方面压力较大，需要抚养孩子、偿还贷款、缴纳税收等，这部分群体需要减压；另外，其他群体（如单身母亲、无家可归者等）数量增多也需要政府给予更多的帮助；而政府财政赤字近年剧增，需要减少政府财政负担。
在此种情况下，需要对社会保障税的各项目、税率等进行调整，以使其在不增加政府负担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国内研究现状 对我国社会保障税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涉及是否应该开征社会保障税、现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条件是否成熟、开征后税收制度应如何设计、相关制度应如何配套完善等。
1、对开征社会保障税迫切性、必要性和意义的研究。
曲顺兰（2001）认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安全网”。
开征社会保障税能给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以一种安全感，必然会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马杰（2001）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会产生外部正效应，所以，不能以价格制度来调节其供求，应由政府来生产和供应这一产品，人们在消费这一公共物品时同消费其他公共物品一样具有搭便车的情况，因此，社会保障资金需要通过税收手段进行筹集。
黄旭明（2001）认为我国加入WTO后，开征社会保障税有利于与国际接轨，有利于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树立人们对社会保障的信心，刺激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等。
庞凤喜（2001）等学者认为作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一种手段，社会保障税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有利于增强资金的征收力度；实行收支两条线预算管理，有利于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在税的征收过程中充分发挥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机构系统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降低筹资成本。
王红敏、高晓辉（2006）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指标，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搞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但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来看，资金来源不足是制约这一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
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筹集好社会保障资金就显得尤为迫切，即迫切需要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科学合理的税制结构。
王继东（2006）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既可以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稳定又可强化社会保障基金的社会法律地位。
现在我国税源充足，社会环境日趋完备，已完全具备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条件，应尽快颁布《社会保障法》，做到有法可依。
张俊芳（2006）指出，开征社会保障税，是保障广大从业人员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开征社会保障税，将有利于充分利用政府的行政资源，提高征收效率。
2、对社会保障税持支持态度的研究。
这种观点认为现行社会保障费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应该用税来取代费。
黄钢平（2000）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而现行办法由于缺乏刚性制约，不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而且收费的筹集方式已经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开征社会保障税有利于社会保障机制的良性运行。
胡鞍钢（2001）是主张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主要代表，他主张开征社会保障税，由国家制定统一标准，统一征收、统一管理、调剂使用。
他认为我国已经具备开征社保税的基本条件，必须尽快开征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并对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许娟和王帅（2005）认为，目前社会保障基金以费的形式征收、软收硬支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缺乏稳定性，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大势所趋。
毛建平（2006）认为，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费征管体制已暴露了不少的弊端和问题，国家对社保的投入不足，社保所需资金缺口大，覆盖面窄，保障层次低。
王卓（2006）认为，社保基金总量小，覆盖面窄，而社会各成员对社保资金的需求强烈，从而造成供求之间的矛盾，而且社保基金的筹集缺乏强制性，征缴管理效率低。
闰晓丽（2006）指出，当前我国社保资金筹集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筹集办法多由地方做决定，难以收效；筹资机制不规范，地区间、部门与行业间负担不一，统筹面窄，社会互济范围小，多头管理，自收自支，缺乏宏观调控和监督机制，挤占、挪用时有发生，现收现付所形成的隔代支付与社会老龄化的矛盾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措施，参保的权利与义务透明度不够，影响参保积极性。
从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益处来讲，陈诚和邓茜（2008）认为社会保险费改税有利于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因为其依据的法律层次高，权威性强，更具公开性、公平性以及组织收入的及时性和稳定性，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横向公平，防止我国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3、对社会保障税持谨慎态度的研究。
这种观点认为尽管社会保障费改税是大势所趋，但是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条件。
从税收作用的预期来看，马杰（2001）提出尽管“费改税”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但是应该降低“费改税”预期。
著名经济学家、厦门大学教授邓子基（2002）认为在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较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不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未来二三十年内逐渐步入高峰期、各省市养老保险基金积累参差不齐、各地基本社会保险水平差异甚大的情况下，要确定一个适当的税率水平，使之不至于因此挤出强制性缴费的养老金计划下的个人储蓄，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朱智强（2004）认为应否开征社会保障税还需慎重考虑，因为如果将费改为税，一方面，由于工作负担的加重，税务机关的规模和人员配备势必要扩大和增加，需要更多的经费加以补偿，征税成本随之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削弱了以前多部门相互监管社会保障资金的机制，社会保障资金流失的风险必然会加大，而这个风险最终只能由财政来承担。
薛惠元（2006）认为，尽管我国社会保障费改税是大势所趋，从长远来看没有人会否定开征社会保障税，但现阶段时机尚不成熟，还存在种种顾虑和质疑。
这包括：费改税是否一定会增大强制性；费改税后，刚建立起来的统账模式该何去何从；税收的固定性、统一性与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及地区差异性的矛盾该如何协调；费改税该如何实现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是否已具备。
徐一千和冯丽霞（2006）也提出相近的观点，即应以谨慎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保障税。
认为尽管以社会保障税的形式来统筹社会保障基金，无论是从社会保障基金性质的角度，还是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看，都是合理的、必然的选择，但是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对其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论证方能施行。
北京大学白静（2006）指出：“开征社会保障税是一种较好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而我国目前开征此税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尚不具备确保其正常运行的外部条件。
目前当务之急不是尽快出台新税种，而是应当努力营造和改善相关的外部条件，即要创设良好的税制环境”。
4、对社会保障税持反对意见的研究。
郑功成（2001）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机制与国家福利机制不是一回事，国家提供的福利是国家职能的体现，与税的性质是一致的，而社会保险是受保人之间的风险分担，属于私人物品，为其筹资的社会保障缴款在性质上是费而不是税；社会保障缴款具有有偿性，这与税收的无偿性相矛盾；目前的社会保障缴款所采用的缴费方式已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的特征，因而无需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的公共性质与我国实行的部分积累制中个人账户的私人性质不相容；费改税后，国家财政将由后台走向前台，国家从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社会保险的间接责任主体变为直接责任主体，将会加大财政负担。
郑秉文（2007）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了“费改税”的弊端：一是普享型社保制度宜采取缴税 制，而我国的社保覆盖面小，不可能建立一个普享型的制度。
而采取缴费制可强化个人缴费的激励作用，防止道德风险，有利于激发社会成员参保的积极性，同时扩大覆盖面。
二是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如果采取缴税制，均贫富效应就会降低发达地区上缴社保供款的积极性，道德风险导致统筹层次难以提高。
三是我国实行的是统账结合制，其中个人账户供款带有强烈的个人储蓄性质，其明显的返还性质与税收性质刚好相反，如果费改税，会与制度结构产生严重冲突。
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好坏关键在于社保制度本身的设计是否符合国情，而非费或税的问题。
黎洁、李明明、刘俊（2007）从社会保障税的经济效益角度，对社会保障税收转嫁和归宿的分析可以看出，开征社会保障税对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筹集问题没有实质意义。
目前我国的情况是企业负担已经很重，而且劳动力极度丰富；提高税率对社会保障税税基的损害是相当大的。
根据拉弗定理，在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将使得工资水平不断下降，劳动力需求不断缩小，社会保障税收人会减少。
结果就是社会保障税税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越来越大。
除此以外，吴益民（2007）研究了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认为目前开征社会保障税则纳税人范畴具有不确定性：税收普遍性与目前农村人口不能纳入社会保障税征税范围相矛盾，一部分公务员和国企职员工资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与外资等企业职员工资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使得课税工资相差别，造成税收的征收有失公平；税源范围有失公正：对工资薪金课税而不对资本利得课税，使缴纳与收益脱节，本身的累退性难以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我国社会现有的保险缴费率偏高，使社会保障税初始起点高、负担重；由于人们纳税意识不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和财政体制不完善等原因，社会保障税在我国应该暂缓开征。
孙岩（2010）认为从公平视角下对照现实，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实施条件尚未成熟。
目前主张开征社会保障税的主要依据是社会保障税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实现全国统筹、扩大覆盖面、改变税制环境、解决偷费漏费行为等。
但是从国际趋势来，国际上对社会保障费、税实践和改革呈现一种“费→税→费”的过程，并未呈现出统一征税的趋势。
社会保障税费的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税改费或费改税的问题。
而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制度本身的现实模式来看，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方式只是手段之一，并不能完全消除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的制度性差异。
因此，对现在征收社会保障税要在公平的视角下作出理性的思考。
5、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性研究。
曲顺兰（2001）提出，通过征税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劳动者通过缴税付出的经济代价，通过社会保障而取得经济和心理需求满足，从而维持这种特定生产关系的继续存在，这是政府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点，也是劳动者能够接受且依法自觉纳税的理论基础。
在现阶段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上，李楠（2005）认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税源基础；广大群众保障意识的增强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税务机关健全的征管手段和严明的税收法规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较高的行政效率；国外的先进经验可以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借鉴。
高亚军（2006）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着手，探讨了社会保障税开征的税制基础问题。
6、在研究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税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出政策性建议的研究。
马国强、谷成（2002）分析了国外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经验和教训，并对我国社会保障税制设计的有关问题做了探讨，提出了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理论依据和应遵循的原则。
高枕（2002）在对国外社会保障税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构建应确立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全面开征原则；二是合理开征原则；三是负担与收益相对应原则；四是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原则。
李微和周实（2008）通过对美国社会保障立法制度的研究，提出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采取强制的司法措施以追缴社会保险费，对侵害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充分运用司法机制在保证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方面具有的强制性作用。
郑秉文（2009）提出社保基金法律组织形式可分为分散管理型（如法国）、中央控制型（如英国）、中央投资型（如瑞典）三种类型。
其中社会伙伴和互助体制在不同治理结构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分散管理型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央控制型和中央投资型是可供选择的重要参照系，在中国社保基金管理中，国家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
7、关于社会保障税税制设计的研究。
刘小兵（2001）在分析了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纳税对象、税率、征收管理等分别做了设计。
赵岩（2003）提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最终结果必须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
如果一味强调高福利、高保障水平是没有出路的。
社会保障税应与社会保障项目和保障范围相适应，从窄到宽逐渐拓展，税率从低到高逐渐调整，税收规模从小到大逐步扩大。
李绍光（2004）对社会保障税的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尝试提出了基金积累制等一些具有政策意义的建议。
叶丹（2005）指出，社会保障税的设计应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国家财力以及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等一系列现实国情。
按照普遍、公平、合理负担、循序渐进及征缴、管理、使用三分离的原则对纳税人、计税依据、税目、税率、税种归属、征收管理措施进行合理设计，并且需要配套改革措施使其发挥更强大的功效。
李乱欣、吕文静、龙立妹（2006）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应采用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纳税人应包括本国的所有工薪收入的人，按不同的保险项目设置不同的差别税率。
黄君洁（2006）提出在设计社会保障税时，征收范围应相对较窄，近期内不宜将农民纳入纳税人行列，而应随我国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而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税的征收范围，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税的征收范围。
8、关于社会保障税配套改革措施的研究。
张琦（2005）认为，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应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制。
闫晓丽（2006）指出，开征社会保障税势在必行，同时，又必须对社会保障制度、财政预算改革、税收制度、工资制度的相关政策等进行配套改革。
肖寓桐（2006）指出，社会保障税应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工作，社会保障税应当与物价指数挂钩，应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
三、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最后，笔者将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并阐述社会保障税研究领域几个可能在未来几年有重大进展的论题。
纵观不同时期的文献，其研究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即要与一国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时代相适应，而非千篇一律。
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社会保障支出的日益增加，许多国家陷入了“福利危机”之中，较高的失业率和慷慨而无限制地发放救济有着直接的联系，此时的研究重点更多地集中在如何设计最优税率，如何适当降低社会保障税税率，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减少工薪阶层的负担。
而我国目前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相关的研究重点更多地集中在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相关的法律如何完善、相关措施如何配套等前期工作，“税费之争”的焦点也不过是哪一种方式在当前更适合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得益于统计学以及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社会保障税研究获得了飞速的进步，所采用的估计方法和计量模型不断更新，研究范围和成果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但是社会保障税理论还很不完善，对于许多现实的问题社会保障税理论还没有给出明确的、令人满意的答案，经济学家在如何设计最优的税收体系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
将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应该在以下几个领域：首先，对社会保障税进行的分析不能只进行“局部均衡”分析，而应该从“一般均衡”的均衡模型角度分析社会保障税与其他税种之间的关系，否则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少数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运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对社会保障税进行分析，这方面仍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做。
其次，经济学家对法律、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保障税的征收效果还不甚了解，需要建立一种比较分析的框架对市场、法律和社会保障税进行成本收益方面的权衡。
第三，应该加强对社会保障税的实证研究，只有实证研究的结果才能让我们对影响社会保障税的因素有深入、准确的理解。
最后，近年来不完全契约理论作为思维方法和建模手段的重大发展，使得经济学家能从崭新的角度研究博弈问题。
未来更多的关于社会保障税的研究可能运用这一理论工具。
尽管西方关于社会保障税的研究对我国是否开征社会保障税以及如何开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制度的区别、国情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障税体系与西方的社会保障税体系仍存在很大的差别。
对于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研究而言，未来的研究重点可能集中在以下领域：首先，事权与财权如何匹配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分税制，如果事权和财权归地方政府，那么就只能建立起一个地方性的社会保障计划，这会影响到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基金的再分配，对特定的地方政府来说，则可能意味着财政风险的增加。
如果事权和财权归中央政府，那么可以保证全国范围内再分配的需要，但在目前保险基金缺口较大、保险覆盖面不宽、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进入高峰期、各省市养老保险基金积累参差不齐、各地基本社会保险水平差异甚大的情况下，如何确定一个适当的税率水平，无疑将是学术界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
其次，城乡如何协调
同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呈明显的二元化特征。
在城市，社会保障税如何使全体劳动者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如何能将农村人口纳入社会保障税征税范围
实行家庭保障与集体救助相结合而以前者为主的保障制度是否可行、如何实施
最后，我国法律、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保障税体系的建设
如何通过法律和制度规范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
政府和社会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边界在哪里
等等。
素如何影响社会保障税体系的建设?如何通过法律和制度规范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政府和社会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边界在哪里?等等。
高一 几篇文言文整理基础知识 超急啊
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有历史、有世界声誉。
尽管由于国家和资源的优势相对衰落，牛津和剑桥高 居于世界大学之冠的日子早已不再。
但它仍在英国社会和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也仍然有着世界性的影响。
英国甚至全世界教育界，言必称牛津；英国和 世界很多的青年学子们都以进牛津为理想。
19世纪以前的英国，仅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而剑桥大学也是13世纪初由牛津的部 分师生创办的。
在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曾就读于牛津，其中包括：13世纪的著名 学者马杰培根，14世纪曾任贝利奥尔学院院长，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圣经》 的组织者、开英国宗教改革先声的约翰威克利夫，16世纪的文学家沃尔特雷利和约翰 多恩，18世纪发起宗教复兴运动，创立卫理公会的约翰韦斯利和查尔斯韦斯利，文学 翻译家塞缪尔约翰逊，19世纪的儿童文学家查尔斯道奇森等。
在英国历史上40个首相 中，就有29个是牛津毕业生，包括当代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哈马德-威尔逊、爱德华- 希思、玛格丽特-撒彻尔,还有现在的首相汤尼-布莱尔。
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中还有一位 欧洲国家的总统、一位挪威国王、5位美国参议员，澳大利亚内阁1\\\/3的成员。
现代文 学家格林、奥登等人也毕业于牛津。
近代科学闻人如写时间简史的史蒂芬-霍金和证明 费马大定理的安德鲁-怀尔斯就都是在牛津读学士后在剑桥做博士的。
牛津大学毕业生 中还有21位获诺贝尔奖。
目前，牛津共有29个学院，6个准学院（称为“永久性私人学堂”-Permanent Private Halls、为各宗教教派所办），此外还有一个继续教育学院。
在35个学院中， 众灵学院目前没有学生，只有院士（包括访问院士）。
各学院规模不等，但都在500人 以下，学生、教师（院士）来自不同的专业学科。
除学院外，牛津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尤其是后者）主要由学部来组织，学部 不是大学内的自治单位，它们都是跨学院的机构，不附属于任何一个学院，不过各学 部的教师和学生首先必须是牛津大学内某一学院的一员。
牛津现有16个学部：人类学 和地理学学部，生物科学学部，临床医学学部，英语和文学学部，法学学部，经典、 哲学和古代历史学部，数学学部，中世纪和现代语言学部，现代历史学部，音乐学 部，东方学学部，物理科学学部，生理科学学部，心理学学部，社会学学部，神学学 部，文科学部下一般不再分系，理科学部下又分成30多个系，有的学部还设一些中心 和研究所。
此外，有的研究所（如教育研究所，招收有研究生）不隶属于上述各学 部，而直属于大学。
牛津的研究力量雄厚，在其教师队伍中，就有83位皇家学会会员，125位英国科学 院院士。
在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它都名列英国乃至世界 前茅。
近些年来，牛津不仅在文科而且在理科、不仅在基础科学而且在应用科学研究 中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生物医学领域，自从弗雷明在伦敦发现青霉素后，本世纪40年代牛津的科学家 弗罗里和蔡恩就将它投入临床应用，结果3人共享诺贝尔奖。
今天用得最广的抗生素 1955年为牛津的爱德华·阿布拉罕发现。
牛津也致力于将分子生物学应用于临床，将 核磁共振原理应用于医疗诊断，在发现人体的免疫瓜系统和应用基因工程技术于临床 问题方面，牛津亦起领导作用。
该校在爱滋病毒、移植手术和遗传病研究等方面也很 有潜力。
1987年，斯奎波父子公司赠予该校药学系2,000万英镑，以支持他们的研究工 作。
在环境科学领域，牛津的研究涉及森林史、气候变化、遥感、土地利用、野生动 物保护、家畜管理、污染、腐蚀、沙漠侵犯等众多课题。
牛津的固体物理、高磁学、激光研究、基本粒子研究和大气物理学等均在世界上 占领先地位。
物理系的克拉伦登实验室在世界核研究领域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基础研 究还导向重要的工业开发，包括建立了如牛津仪器公司和牛津激光公司之类的企业。
仅在化学系，牛津目前就拥有4位诺贝尔奖得主。
该校在蛋白质、新型无机材料合 成、分子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方面都有重大成果问世，并在化工、医药、微电子工业 等领域推广应用。
牛津在地球内部动力学、陆界变形研究、低温处理和古生物学等领域也很有成 就。
牛津数学研究所在许多数学分支学科中居于世界前列，计算机科学研究在国内外 亦有一定地位。
牛津被国际上公认为英国的经济学中心。
不仅金融、管理学科专家、 而且法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也参加到经济学研究中来。
1987年，进入工商界 的牛津毕业生已超过在其他行业就业的人数。
牛津的发展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亦很活跃进, 还被誉为研究当代中国最活跃的 中心之一。
牛津大学有许多杰出的神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音乐家、文学家和 文艺评论家，它的政治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力量都相当强。
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是英国第二大图书馆（仅次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书600万册。
牛津出版社举世闻名，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
尤其是它的20卷《牛津英语 词典》，享誉全球。
对青年学生来说，进牛津读书，应该说是佼佼者的机会，是既痛苦又诱惑无限的事 情，是光荣之路。
然而，对英国社会来说，光荣之外另有深意。
牛津、剑桥是通向最 高权力的重要而又充满希望的途径。
他们每年为英国培养出一批知识权贵，其中的一 些人将登上权力的高峰。
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种诱惑的分量。
1979年那一届 议会，339名保守党议员中，有94名来自牛津、75名来自剑桥。
这些校友们又组成俱乐 部、校友会，互相提携，同甘共苦，而且，由父一辈到子一辈，形成一个关系网，试 想想，这该是一种什么局面
1963年，英国《金融时报》社长、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提出了《罗宾斯报 告》。
指责牛津、剑桥的垄断地位和所带来的默守成规、保守难变的严重影响。
当时 的英国政府深以为然，在48小时内就批准了这份报告。
政府决定创办更多的大学以冲 淡牛津、剑桥的影响。
很快，8所大学就开工了。
但是人们惊诧地发现，8所大学几乎 和牛津、剑桥没有什么两样，校舍的建筑风格，校园的气派和格局，仿佛从牛津、剑 桥描过来的，更有意思的是，这8所大学，都分别由一位来自牛津或剑桥的副校长担任 校长。
二 历史 牛津是泰晤士河谷地的主要城市, 其重要性是1167年英国牛津大学在此成立。
；牛 津确定与牛有关。
传说古代牛群涉水而过，因而取名牛津（Oxford）。
牛津向来是伦 敦西行路线上的重点,早在1096年，就已有人在牛津讲学。
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
在12世纪之前，英国是没有大学的，人们都是 去法国和其他欧陆国家求学。
1167年，当时的英格兰国王同法兰西国王发生争吵，英 王一气之下，把寄读于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召回，禁止他们再去巴黎大学。
另一说法 是，法王一气之下，把英国学者从巴黎大学赶回英国。
不管如何，这些学者从巴黎回 国，聚集于牛津，从事经院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于是人们开始把牛津作为一个“总 学”，这实际上就是牛津大学的前身。
学者们之所以会聚集在牛津，是由于当时亨利 二世把他的一个宫殿建在牛津，学者们为取得国王的保护，就来到了这里。
12世纪 末，牛津被称为“师生大学”。
1201年，它有了第一位校长。
1213年，该校从罗马教 皇的使节那里得到第一张特许状。
在正是中世纪，那些思想活跃，生活不羁，常赊欠债务的青年学生，不可避免地 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
剑桥大学的创办也是13世纪初。
最大的一次冲突，几百名学生 被乱箭射死。
这件事的结果是国王出面镇压，并判市民赔偿牛津大学500年费用。
构成牛津大学的学院有许多在13及16世纪之间创立，基督教会学院是1525年渥西 枢机主教创建，作为培训主教的教会学院。
汤姆方园里的塔楼上半部是列恩在1682年 建造，为本市最大型塔楼。
1648年汤姆大钟挂上时，学院共有101名学生，因此在晚上 9：05分（牛津的时间比格林威治慢5分钟）大钟敲101下，提醒学生注意宵禁（1963年 起不再实施）。
默顿学院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1264年）。
其他有：新学院（1379年）、皇后学 院（1695年）等。
每所学院均有其辉煌的历史、神话般的建筑遗迹，可以描画出各种 有趣的史实。
17世纪内战期间许多战役在牛津附近开打，此地曾为受学生支持的查理一世的总司令 部。
当保皇党员被迫逃离牛津时，克伦维尔自封为大学的校长。
三 牛津与剑桥 长久以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直是被人们联在一起的。
在英文里则有专有的一个 词：牛桥-Oxbridge。
其实两校差别并不大。
学校组织，建筑格式等非常类似。
如前所 述，剑桥本身就是牛津大学学生和市民冲突在之后,师生流落到剑桥建立的。
两校之间 的接触交流一直很密切。
当然，不同处是不需刻意就可以找到的。
有人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做了分析，牛津 大学会问：“What do you think
”，剑桥大学会问：“What do you know
”看 来，牛津大学更注重思想，而剑桥大学更注重求知。
这大概就是牛津出了29名首相， 剑桥出了61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原因。
一所大学，成绩斐然至此，无人能出其右。
1168年，牛津大学成立。
1209年，牛津一位学生练习射箭，误杀了镇上一名妇女，引 发了一场骚乱。
愤怒的牛津市民抓了两个无辜的老师严刑拷打，从而引发冲突。
结果 师生们被市民追杀得四处逃窜。
12名牛津师生流落到剑桥，被伊利主教收容 。
之后， 其他地方的一些学者也慕名而来，一所新的大学逐渐建立起来，就是剑桥大学。
如今 的市民，多数都从事与学校有关的工作，早就与学生们和睦相处，但要指望民风淳朴 却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两座城镇已经是典型的旅游胜地。
两所学校间有些类似中国的清华与北大，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竞争很为人们关注。
就像 举世瞩目,一百多年来每年都要举行的划船赛，牛津赢了71次，剑桥赢了77次，基本拉 平。
一般的看法是牛津的人文科学更强一些，剑桥的工程技术更优势。
在英国每年都 有大学排名，两校通常是交替为第一二名。
近年来高技术强势，剑桥在前的次数多一 些。
2002年泰晤士报的最新综合排名是牛津居冠。
四 牛津城 牛津大学不同于其它的大学，城市与大学融为一体，街道就从校园穿过。
大学不仅没 有校门和围墙，而且连正式招牌也没有。
楼房的尖塔在烟雨蒙蒙中若隐若现，高高的 石墙上爬满老藤，稀疏的绿叶中绽放着红红的花朵，小城显得古朴素雅。
牛津城的建 筑古色古香，分属于不同历史年代的不同建筑流派。
在牛津街道上散步，不就像回到 了历史之中吗
这风情万种的建筑，这云飞浪卷的校园，这几百年积淀的斑斓文化。
英国人把牛津当做一种传统，一种象征，一种怀恋和一种追寻。
在那里可以回忆起过 去的美好时光，可以重温昔日的辉煌。
市内有圣迈克尔教堂的萨克森人塔楼，诺曼人 碉堡和城墙遗址等等，处处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难怪英国有一句民谚：“穿过牛津 城，犹如进入历史”。
齐尔维河和爱西斯河（泰晤士河流经本市之名）的河滨步道， 你也可租艘平底船，在齐尔维河上消磨悠闲的午后。
牛津的学院中有许多中世纪建筑瑰宝，并且群聚在市中心周围。
街两旁布满中世纪的 四合院，每个四合院就是一所学院，由于在当时学术是教会的专利，因此学院都以修 院式建筑来设计，不过四周往往围绕着美丽的庭园。
尽管大多数的学院这些年来多有 改变，但是依然融合许多原有特色。
每所学院均有其辉煌的历史、神话般的建筑遗 迹，可以描画出各种有趣的史实。
初到牛津的共同印象，均会觉得每个学院都像是中 国各地那些破旧的古庙，一进门就给人一种寂寞与荒凉的感觉。
因为每个学院完全是 中世纪修道院的模样，这也反应牛津人强烈的思古情怀。
城内多塔状建筑，故又得名“塔城”。
中世纪的塔楼古色古香，文艺复兴风格的建 筑，弥漫着浪漫气息；位于民众方庭的图书馆，建于1371年，是英格兰最古老的图书 馆；大学植物园，建于1621年，是英国最早的教学植物园；蜿蜒曲折，幽深绵长的皇 后小巷，从牛津建校一直保留到现在，快700年历史了，路边的石凳长满了青苔，让人 回忆起牛津的起始。
王尔德坐过的木凳，肖伯纳倚过的书架，都照原样没动。
外面环 境如此，走进楼内，让人更加感到历史的份量。
在学校最早的图书馆韩夫瑞公爵图书 馆里，时光仿佛是静止不动的，寂静充满了这书本的圣殿。
从地板到屋顶，全是手稿 和未刊资料，它们像宝库一样等待着后来的人去开发。
雷德克利夫广场（Radicliffe Square） 是大学举行厌典及各项文艺活动的中心，这 是整个古城的中心，它远隔了主要街道的喧闹。
附近红砖地的铜鼻小巷 （Brasenose Lane），巷中三两行人，绿树遮天，让人觉得心阔神逸。
圣玛利教堂（St. Mary's Church）座落於广场南边，十七世纪前，学校的主要厌典、音乐会都在这举行。
广场 西侧是建於一五0九年的 Brasenose College ，学院因创校时，大门上有一只铜制的 「狮鼻扣门环」而得名。
学院正门的天庭中，有一座宝蓝色的日晷钟，但因为英格兰 特有阴霾天气，一个夏天，也没能见到几次钟上的日影。
有人说：「英国只有气候， 没有天气。
」并不夸张，往往一日之间可以见到下雪、下雨、甚至出太阳，是很平常 的情况。
广场的西角是建於十五世纪的神学院（Divinity School）, 有古典式圆顶的雷德克利 夫建筑是牛津很特殊的建筑。
它是图书馆的原始建筑。
早期作为大学的研讨教室之 用，现在改为大学图书馆 Bodlien Library的阅览室。
克莱斯特教堂被牛津人亲切呼为“The House”。
灵圣学院（All S0u1s C011ege)是牛 津众多学院中唯一没有大学生的学院，因为学院中只有研究生，因而被视为世界最具 学术权威的高级学府之一。
城东的莫德林学院的城堡，被人们称为“凝固了的音 乐”，的确优美异常。
的钟楼以大青石砌筑，朝天高指。
据说，楼内挂着十口铁钟， 当它们相继敲响时，仿佛一曲雄浑磅礴的交响乐
建于十七世纪的谢尔登尼安剧院是列恩所设计的第一栋建筑，是牛津大学传统授予学 位典礼的举行场地。
。
每年夏天，学期结束时，身披黑袍，头戴方帽的学子们，将列 队经过大街，进入剧院，在此获得被授予学位的荣誉。
叹息桥(THE BRIDGE OF THE SIGHS)甚美, 这座优美的地标建于1914年，是威尼斯 陡峭拱桥的复制品，连接赫特福学院(HERTFORD COLLEGE)。
圣母教堂：据说此大学校用教堂是英格兰最多人参观的教区教堂，包括塔楼的古 老部分建于14世纪初，从塔顶可以欣赏秀丽风光。
教堂是三位牛津殉道者在1555年被 称为异教徒地方。
建筑的最大特色是建于1637年的巴洛克式南门廊。
基督教会学院是牛津最大的学院。
汤姆方园里的塔楼上半部是本市最大型塔楼。
林肯 学院：中世纪学院保存最好的一所。
校舍仍然保留早期屋顶，包括用来散烟的裂口。
莫德林学院：是既典型又美丽的牛津学院。
其15世纪方园的风格于齐尔维河畔为莫德 林侨横跨的公园成对比。
最可贵的是图书馆中，藏有许多名家文章、乐曲的手稿。
这些手稿置於精致的玻璃柜 中供人叁观。
但当每位叁观者看完后，管理人员立刻用黑色的绒布覆盖起来，其对古 物的珍惜保藏之情，可见一斑。
大学目前厌典活动的主要场地?薛多年剧院 （SheldonianTheatre），座落於广场的正北方。
在十七世纪左右，由於圣玛利教堂神 职人员，抗议过多的活动在教堂举行，影响了教堂清修。
於是在一六六九年，由当时 的大学校长Sheldonian大主教，筹资兴建这座剧院。
剧院的对面就是世界第二大书店 Blackwell 书店，在这可以买到或邮购到世界各地的书籍。
牛津是学术机构的天下。
牛津共有104个图书馆。
其中最大的博德利图书馆于1602 年开放，比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早150年，现有藏书600多万册，拥有巨大的地下藏书 库。
剑桥 也有近100个图书馆，藏书约500多万册，每年购书经费约300万英镑（折合 4000多万人民币）。
根据1611年英国书业公所的决定，英国任何一家出版社的图书都 必须免费提供一册给牛津和剑桥的图书馆，至今如此。
牛津的书店几乎与图书馆一样多，大大小小也有100多个。
有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性 书店布莱克韦尔书店（Blackwel）,也有许多非常小但内蕴丰富的旧书店。
百年老店布 莱克韦尔创建于1897年，坐落在博德林图书馆的对面，在销售图书的同时它还从事出 版事业。
从外表看，这家书店虽仅有三个不大的店面，但书店的三层楼和地下层连 通，最顶层还有二手书店，书的数量和种类多到找书必须借助指示牌的地步。
书店中 那块从开张就有的著名木牌镶在墙上。
牌上仍然是一百多年前开张时的那段让人高兴 的话：“没有人会来问你要什么，你想随手翻阅任何书籍，尽管自便。
如果你需要， 店里职员随时为你服务。
不论顾客来看书或是买书，都会受到一样的欢迎。
”它在英 国有78家连锁店，仅牛津就有10多家分店，分别经营艺术、文学等分类图书和音像资 料。
另外在其他国家也有许多分店。
而且现在通过网络，读者可以迅速查书、订书、 购书，享受一流的国际性服务。
1994年6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回母校牛津大学参加荣 誉院士的授予仪式，还特地到这家书店买书。
而书摊则随处可见。
与书店和图书馆相关的是出版社，在这里既有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牛津大学 出版社。
出版的词典、百科全书、专著和教科书常被世界各国的学者奉为经典，如20 卷的《牛津英语词典》 。
另外，在牛津博物馆也是重要的文化代表。
其中阿什莫尔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建于1683年，是英国第一座博物馆，比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早70 年，现为英国第二大博物馆。
其他如牛津故事博物馆、科学史博物馆、庇特河流人种 史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大学自然历史博馆等，它们在自然科学、艺术、文化等 领域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五. 学习在牛津 英国的高等教育规定，一般上大学，不需再行入学考试，凭中学毕业成绩即可进入； 但进牛津、剑桥还要单独报名。
按近几年情况，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首先，想报名的 中学生需要中学老师校长推荐在入学前一年报名。
所以一般是成绩优异学生才报名。
然后牛津、剑桥在报名的中学生中初选，通常是招生额的3-5倍。
一些工程专业可能低 些，另一些专业如医科等则可能到10倍以上。
入学至牛津大学须同时获得大学系所及学院入学的同意。
牛津初步录取的学生在年底 要在牛津的学院进行考试。
考试一般是三天，包括笔试和几次 面试(口试)。
这次通过 的学生可以拿到有条件录取，条件即学生明年的中学毕业考试成绩。
一般要求是三门 主课都是A。
但对于比较冷的专业或非常想要的学生，可能也会很低。
收到这个录取 的学子们如果在次年6月会考中拿到所需的成绩，则就可以在一个愉快的假期后，准备 入学了。
牛津大学创建之时没有规划统一的校区，当时学生和教师都租住在城内不同地方。
后 来为了管理方便就采用独立学院联合办学的方式,逐渐建起了学院，至今仍保持着这一 传统。
牛津学院及其机构散布于牛津全城。
每个学院由300－500个师生组成一个集 体，从事不同学科的教学与科研，文理工科基本齐全。
大学的建筑也基本都是各个学 院自成一体。
学院都是由一片片绿茸茸的草坪与四周环绕的中世纪的土黄色哥特式建 筑楼群构成的一座座四方院。
并且大多数学院是院中有院。
有的学院甚至河、湖、 花、草、虫、鱼、鸟、兽一应俱全。
汉语把英文词college译为“学院”，大概就来源 于牛津和剑桥的四方“院”。
虽然从建筑外表看，牛津十分古老，但从内部设备看， 却十分现代。
在大学科学区里，你可以看到工程科学、核物理学、生物学等各个领域 的先进设备。
至今牛津大学最老的据说是默顿学院，建于1264年，最年轻的叫圣凯瑟琳学院，建于 1963年，两个学院相差整整七个世纪。
学院除要照料学生食宿外，并安排各类体育、团体社交活动，负责指派导师（tutor） 照顾学生。
由於各学院财务状况不一，有的学院很有钱，有广大的场地及良好的设备 或福利，像客房、图书馆及研究室等。
而大学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向外代表各学 院，统一安排全校课堂讲授(lecture)及讨论会（Seminar），以及统一颁发毕业文凭 等工作。
就实质情况来看，学生和所属学院的关系，远超过了大学 。
学院的名称听起来很奇怪，其实不少学院的命名是很偶然的原因。
比如，基督教堂学 院，是因为牛津城最古老的大教堂就在学院之内；万灵学院是为了纪念百年战争战死 者的英灵；奥里尔学院则因为刚刚建立的时候，学院买了一所名叫“奥里尔”（意为 黄莺）的房子。
还有一所学院叫“布拉斯诺兹”，这个字是由英语“铜鼻子”一词演 变过来的，因为学院大门上的铜门环很像个鼻子，而且至今还供在学院的餐厅里。
学 院也不按专业划分，但在发展过程中，各个学院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比如，基督 教堂学院以浓厚的贵族气氛著称；默顿学院出了不少诗人；圣埃德蒙大厅学院特别喜 欢招收运动员；奥里尔学院侧重培养牧师；摩德林学院有许多赛艇高手。
这些学院彼 此平等，学生可以在任何一所学院学习，直到毕业。
钱钟书毕业的是埃可塞特学院(Exeter),就在耶稣(Jesus)学院对面。
在附近Walton Street旁边可以找到克来登小巷，钱就是以之为名编了个克来等大学。
学校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每10个学生学校配一名校工，照顾学生，替他们整理床 铺、打扫房间；除此之外，还负责早晨叫醒睡懒觉的学生，检查学生是否去上课。
校 工有这样双重的责任，所以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称呼，叫“侦察”。
牛津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导师制”。
学生的导师由研究人员担任，他们多为品学 俱佳的学者，在一定的领域卓有建树。
导师制要求学生每周与导师见一次面，将自己 一周内研究和撰写的论文向导师宣读。
此外，还有许多讲座。
每个讲座不论是导师还 是学生，不论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都可以自由发言，平等讨论。
海阔天空的议论是 很吸引人的，但在议论之后，要交作业。
与导师单独见面，宣读一周内研究和撰写的 论文时，导师要评论，要提问，如果论文质量不行，答辩不好，要影响成绩、影响毕 业。
须知，一周一次，不得耽误，而且周复一周，哪有那么多新见解、新思想呢
可 是，导师不相信解释。
这种学习方法确实带动、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督促学生 上进，但这一周一次的压力无论如何让青年学生轻松不起来。
六 学校资源及基本情况 牛津大学各学院学生总数有一万二千人左右，其中九千名左右是大学部学生，而教职 员共有五千四百人。
大学中的主要行政人员，均选自牛津本身的教授及研究员。
校长 (Chancellor)是一项名誉职，是学校的最高层人物，主持学校所有的主要仪式。
实际 行政工作，由学校每四年任命一位“副校长”(Vice Chancellor)管理，他掌管着学校 政务会--一个由选举出来的教员组成的负责学校日常事务的组织。
大学的学术性事务 则由总董事会管理，总董事会的主席每两年选举一次。
副校长由各学院轮流产生，任期四年。
由所有的牛津毕业生组成的大学评议会 (Convocation），负责选出每任校长。
而实际的行政监督、建议工作，则由教职员大 会(Congregation)所负责。
大会选出十八名执行委员（Hebdomadal Council），每周 开会，会同校中行政人员，决定学校发展方向。
大学中的训导长也由各学院轮流选 出。
担任训导长的额外报酬，是可以在任期内，获赠牛津大学出版部的所有出版书 籍，而在他们的学位袍上，亦可终身加配一条黑色的肩带，以表学校对其工作的感 谢。
另外大学中的校警，被学生昵称为牛头犬（Bulldog）。
他们执行工作时，仍头 戴传统的大礼帽，颇有古风，校警向大学的训导长负责。
牛津的学校组织以16个学部(Faculty)为基础，有些学院还设有下属学部。
每个学院都 有一个经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该董事会对它所在学院的本科生课程负责。
每个学院自 行承认、监督、检测所有毕业生相关科目的成绩。
在得到总董事会认可的情况下，它 同时负责聘任教职员，以及与学院所包含科目有关的一切学术性事物。
许多学院是以 系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不以系为组织单位的主要是人文艺术学院。
有些课程(如教育 学)由委员会而不是由学院董事会负责。
在学科中担任教学研究任务的学术人员通常隶 属于某一个学院。
学院是牛津的核心组成部分。
如今，牛津共有29个独立的自我管理的学院，它们和学 校的关系就象美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那样采用联邦制形式。
每一所学院都由 Head of House和几个Fellows管理，他们都是各种学术领域的专家，其中大多数在学 校都有职位。
此外还有6个Permanent Private Halls, 这是由不同的新教教会建立 的，至今还保留着它们的宗教特许状。
Halls的权力和责任与学院相似。
目前牛津大学 除七所学院以招收研究生为限外，其馀Halls和学院学院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
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
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
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
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
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
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
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
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
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
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
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
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
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
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
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
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
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
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
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
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
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
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
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
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
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
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
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
”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
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
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
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
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
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
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
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
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
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
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
“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
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
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
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
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
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
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
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
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
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
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
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
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
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
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
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
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
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
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
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
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
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