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游园惊梦》读后感
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是一篇让人读出来有种悲凉在里面的小说。
像《孤恋花》一样，白先勇在描写女人时，依然让你看不出这是出自一个男人的手笔。
他是那些的谙熟女人，就像他本身就是一个女人一样。
《孤恋恋》里的女司令，那样的深知世间的一切，活的是那样的清醒且理智。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总是像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总是会一下子涌来好多人，他们往往不需要刻意地表白自己，也不需要更多的笔墨交待。
只是在一投手一投足之间，就已经将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一切都交待清楚了。
这或许要归于白先勇的意识流写法。
也只有这样的写法，才能在让所有的故事讲述的有条有理，看似凌乱的人物，却有不凌乱的故事情节。
其实惊醒的何止是梦，其实还有别的部分，苏醒的也许不仅仅是生命，其实还有现实。
这一次她又来游园了，当她穿着在旧时的旗袍，原以为自己还是那时的钱夫人，还以为自己还是那时候的风光。
可是她的梦还是惊醒了。
这便是人生吧
当从梦中惊醒时，这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一无所有的。
原来所有的，无非是梦一样。
其实当窦夫人问她对台北有什么印象时，她只能喃喃地道，这里变的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那么多的高楼大厦。
小说总是在写之前要找到切割点的，就是像洋葱那样，能够一刀下去，看到每一个层面的纹理。
那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可以练成的。
也不是一刀下去就能够找准地方的。
其实写小说真的不容易，其实写什么东西都不容易。
文字有时候就像一座华丽的宫殿，而每一个写字的人，都需要将自己脑海里最美丽的东西用文字将其搭建起来，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能够为其美而吸引，那时候才处划功得圆满。
可是这又谈何容易
毕竟这是脑海里最美好的东西，是抽象的东西，像借用文字建造，那还是需要学习与磨练的
如何评价白先勇
转载自知乎不提其父白崇禧，白先勇先生就只是知名作家之一。
那句传统文化是我的故乡，闻之祥和。
一把其父作背景特意推出，观感就异样了:意欲何为呢
再譬如，不提原姓叶赫那拉，叶嘉莹先生也只是知名词作家之一，闻之已钦。
一强调其祖上，并因此睥睨了当世，观感也异样了:意欲何为呢
再譬如，不提曾外祖父李鸿章，张爱玲女士也是民国才女之一，读之已服。
一前缀李鸿章的重外孙女，观感也有趣了: 需要如此么
中国的阶层斗争，明明灭灭，一直暗流涌动。
人们被自己的阶层归属，他人的阶层归属强硬隔膜，在人为的森森壁垒里，想当然恪守着顽固的偏见与睥睨，不肯平视彼此的基本归属: 都是人，而已。
所以，真正的和谐，道苍苍，路漫漫，雾茫茫，其修远兮。
作者：天青无雪链接：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鱼三咩链接：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世人大多眼孔浅显，只见皮相，未见骨相陌上人如玉，翩翩公子世无双昨天恰巧看到一篇写白先勇的文章，没读过太多他的作品，甚至有些只是从改编的台剧上涉及一星半点，但并不影响对他的感觉，总结起来只能用“翩翩公子”这四字。
与项脊轩志异曲同工，白先勇在《树犹如此》里写，冬去春来，我园中六七十棵茶花竞相开发，娇红嫩白，热闹非凡。
我与王国祥从前种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后，已经高攀屋搪，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
春日负喧，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
美中不足的是，抬眼望，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王国祥是他爱人，两人17岁认识，相伴38年，直到王国祥因再生不良性贫血去世。
他们一起在美国留学，在圣芭芭拉耕劳，没什么惊天动地、撕心裂肺，却也坦坦荡荡、熠熠生辉。
文章写尽了两人在美国时的美好时光，也有王国祥旧病复发，白先勇四处为他求医问药，直至最后只能对着一园的柏树睹物思人。
这种爱人离去的悲痛很易被人理解，但“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是一种怎么样的痛楚，后来，白先勇在《红楼梦》讲座里说到，那块石头将来要补的是情天，那是比天裂更大，更难补的洞口。
1976年，白先勇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也成了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名叫《孽子》。
书里描述了一群被称为“青春鸟”的同性恋沦落少年，不是因性取向沦落，也是因性取向沦落，在社会、家庭、国家的边缘游走、挣扎，身体与心灵双重流亡，从父子冲突，到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从家庭关系到整个社会矛盾。
几个年轻人在社会边缘的压抑和歇斯底里，几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在处理与儿子的关系，对待儿子性向的态度，都折射出现实社会的难以治愈的病症。
小说一问世，就引起很大共鸣，书里同性恋聚集的台北“新公园”，已改名228公园，依然有很多同志群体在那里聚会，并且，成为台北的同志地标。
2003年，《孽子》被改编成电视剧，获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连续剧、连续剧女主角奖、连续剧导演、音效、灯光、美术指导等奖。
有一段采访里，记者问，如果您父亲还在（1966年白父去世），看到这本书会有什么反应
白先勇说，我和父亲没有谈过这方面的事情，但父母对儿女有种直觉，我想他是知道我的性向的。
之所以问到白先勇的父亲，那是因为白先勇的父亲是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
统一广西的著名军事家，曾是“中华民国国防部长”，抗日英豪，被日本人成为“中国战神”。
白先勇是白崇禧的第八个孩子，从小体弱多病，单独住在山坡上的房子里，天天站在山坡上看家里的灯火，只能在收音机里听《红楼梦》，所以从小养成敏感多思、内敛悲悯的气质，从而也影响了他的文字。
少年白先勇读书很棒，国英数理，样样优秀。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大学水利工程系一年后转至台湾大学外文系，改学英国文学。
21岁发表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那年是1958年。
后来又写了小说集《台北人》，1964年《芝加哥之死》是他的转型做，少年时代经历显赫的父辈，上层社会的气派，中西文化的熏陶，以及在大陆、台湾、美国的生活，后来经历了背井离乡、窘困挣扎，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平淡的性格，促使他的作品也不再是充满个人色彩和幻想，而是以跳脱故事之外的白描叙述，虽跳脱但代入感很强，有点像王小波，以旁观者的语气淡淡的讲个故事，不刻意煽情反而更显悲悯。
他小说的主角大部分是女性，沉醉于纸醉金迷中，又清醒的可怕，表面虚伪光鲜，骨子里可怜可悲得很。
当她把滚热的面腮轻轻地偎贴在月如冰凉的脚背上时，她又禁不住默默地哭泣起来了。
“这个舞我不会跳了”那个年轻的男人说道。
他停了下来，尴尬地望着金大班，乐队刚换了一支曲子。
金大班凝望了他片刻，终于温柔地笑了起来，说道：“不要紧，这是三步，最容易，你跟着我，我来替你数拍子。
”说完她便把那个年轻男人搂进怀里，面腮贴近了他的耳朵，轻轻地，柔柔的数着：一二三一二三.....金大班突然觉得一腔怒火给勾了起来，这种没耳性的小婊子，自然是让人家吃的了。
她倒不是为着朱凤可惜，她是为着自己花在朱凤身上那番心血白白糟蹋了，实在气不忿。
好不容易，把这么个乡下土豆儿脱胎换骨，调理得水葱儿似的，眼看着就要大红大紫起来了，连万国的陈胖婆儿陈大班都跑来向她打听过朱凤的身价。
她拉起朱凤的耳朵，咬着牙齿对她说：再忍一下，你出头的日子就到了。
玩是玩，耍是耍，货腰娘第一大忌是让人家睡大肚皮。
舞客里哪个不是狼心狗肺
哪怕你红遍了半边天，一知道你给人睡坏了，一个个都捏起鼻子鬼一样的跑了，就好像你身上。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看他的文章，总让我想到纳兰性德，同样有着上流社会的气质，心怀悲悯，文字力透纸背，他母亲去世时悲痛万分，“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却又不一样，白先勇晚期似乎更坦然，捱过冬季的寒冷便能不惊喜春季的温暖的淡定，纳兰性德耿耿于怀的还有江山社稷，白先勇深藏于心的是份情谊。
《一把青》后来也被改编成电视剧，1945年代空军爱情故事，众人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时，马上面临继起的国共内战，再次被战火无情催逼、生死两隔的动人情感。
以飞行员妻子的视角，展现了在英雄底下的彷徨和惜命，还有一个时代的女性的坚韧。
他总是喜欢选一些社会地位很特别的女性作为切入点，有人拿张爱玲跟他比较，张笔下的女主多是正经人家的女孩，生活所迫的压力来于外在，情感细腻，白先勇的女主们更有时代特点，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变迁导致了他们人生的变化，《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舞女金大班、《永远的尹雪艳》交际花尹雪艳、《一把青》军人遗孀朱青。
对比看来，张的女主更显小女人的细腻情感，白的女主都是社会洪流中苦苦挣扎的一根草，时代特性、历史本身都是小说的组成，他跳出历史，又把历史和作品融合在一起，这样恢宏的架构只有他历尽变迁、往事重提的语气才讲得出。
除此，《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等都是把西方现代文学的 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文字中，章诒和说他的文章“好看、耐看”。
晚期的白先勇已经没有多少作品了，甚至鲜少有新作品，他开始专心研究幼年时在收音机里听到的《红楼梦》，他不像其他红学研究者那样从历史学、社会学、甚至封建宫闱秘史勾心斗角方面研究，把一本小说演变成更复杂的史料，这好像有点偏离文学。
白先勇则是单单从小说艺术研究，譬如架构、人物塑造、叙述、隐喻象征等等，从文学的角度解读一本文学作品。
他这一生都在经历传奇，无论时代还是自己本身，都不可否认。
作者：艾三吉链接：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白先勇的文章，我认为是被世人所小瞧了的。
白先勇在当代作家群众中，是蛮另类的那一个，他不同于很多大陆作家，作品里全是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和加缪和一干对大陆造成最近一次文学冲击的外国作家的影子，他也不同于许多台湾作家，滞留在一个狭小的，矫揉造作的，被称为“小文学”的范畴里（主要表现为格局太小，如广受人追捧的诸位台湾“哲理”作家）。
他的视野很宽广，选材很独特，尤其在于他的叙事技巧，应当 说走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最前沿。
他在爱荷华学过国外文学创作课，受外国影响很深，但你看他的小说，就好比《游园惊梦》，在意识流的框架下，不得不承认他的主干是中国传统的叙事，无论是对于悲剧命运的关注，还是那种很沉静的，对于生活现实的切入，可以说和《红楼》传统一脉相承。
他很成功地，用外国手法，融合进中国叙事，而不是和很多作家一样，写了本发生在中国背景的《百年孤独》或别的什么。
这一点，我认为他的成就堪比后期的汪曾祺，他们都是融入了西方文学的技巧，去延续一个中国的叙事传统，并且，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除此之外，他的语言，他字里行间的细腻处理，在男作家中，可谓格外突出，令人尤为感动的，或说也不免为人所诟病的，是他几乎成惯例的，清淡而充满回音的结尾，试举两例：“罗伯娘伫立在草丛中，她合起了双手，抱在她的大肚子上，觑起眼睛，仰面往那暮云沉沉的天空望去，寒风把她那一头白麻般的粗发吹得统统飞张起来。
”——《思旧赋》“街上没有什么车辆，两旁的行人也十分稀少，我没有想到纽约市最热闹的一条街道，在星期日的清晨，也会变得这么空荡，这么寂寥起来”——《谪仙记》此类结尾，配合全文来阅读，在文章最后，将悲剧色彩推向顶点，往往有摄人心魂的力量，但无奈之处在于几乎也成了定例，每每看到，有一种面对欧亨利般的无奈：怎么又是你
这也是白先勇先生的最大弊病之一：他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近乎巅峰，但创作太少，缺乏大部头（孽子没有做出本质性的突破）的磨砺，已经无力去探索新的世界了。
他的作品尽管十分优秀，但面目是相近的，对于创作核心理念的探寻，也已经近乎停止了。
但这不影响他作品横向对比时的杰出，坦率地说，大陆的短篇小说水准，落后时代不是一点两点，比起民国及建国始老一代作家的作品，恐怕还犹有不及。
而非大陆作家里，能在短篇小说上，与白先生相抗的，恐怕也实在不多。
如果要详细评论，篇幅实在太长，所以我只谈我一直感兴趣的两小点，总之我对白先生的评价是，他是当代短篇小说届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奇才，一位对文体改革有贡献的作家，在当代华文作家中，他不是魁首，但绝对，是一位值得被后代铭记的，可以部分代表中国文学的，第一流大师。
救我呀!!! 白先勇的作品读後感300字.(不能是蓦然回首).快呀,高分,........请好心人快来 !!!
白先勇是白崇喜的儿子，是同性恋，文采不错。
拜托请告诉我白先勇台北人<孤恋花>的赏析
《孤恋花》的幽深暖昧含义与作者的表现技巧 作者：欧阳子 《孤恋花》这个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作者以隐喻方式，对人类命运所下的注评，对人类孽根所做的探讨。
小说内容与旨意，幽暗神秘，扑朔迷离，我们凭着知性和理性，不能予以合理的分析争说。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现实世界的黑社会（或地下社会）为象征，影射人性之中最幽黯可怖的一隅。
换句话说，作者用人间的地狱，影射人心的地狱，我们许多人，很可能一辈子没亲眼看过、亲身接触过下流社会，但我们都知道“黑社会”确实是存在的。
同样，我们许多人，活一辈子，可能从未十分意识到自我黑暗罪恶的一面，而恶性也很可能没有十足发作过。
但《孤恋花》的作者显然认为，在所有理性修养与意识控制的掩盖下，人心深处确实隐匿着一个幽暗阴森的罪孽渊薮，而当这份“孽”不幸而发作起来，就是一股绝对无法抗拒的魔力，把人往下拖拉，吸吞人这一个不见天日、幽暗无比的深渊。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叙述者是一个中年的酒家女，以前在上海万春楼陪客，现在在台北五月花却当起“经理”来，看管年轻的酒女，因而得一绰号，叫“总司令”。
她显然是一个同性恋者，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同在万春楼当妓女，比她年轻名叫五宝的女孩同居，后来五宝被吸鸦片烟的流氓华三肉体虐待，不堪痛苦而自杀，死前口口声声对叙述者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
”十几年后，在台北五月花，叙述者结识另一酒女娟娟，娟娟唱台湾小调，和五宝以前唱戏同样，“也是那一种悲苦的神情”。
两人脸形相似，“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
“总司令”把娟娟带回自己家同居，后来她花费一生的积蓄，并变卖珍留的一对翡翠镯子（五宝的遗物），拼凑着在金华街买下一栋公寓，与娟娟“成家”，娟娟是苏澳乡下的人。
她母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被丈夫用铁链子套在颈脖上，锁在猪栏里。
娟娟幼年时，有一天偶然得知这疯子就是自己母亲，于是拿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递给她。
不料肌肤一接触，疯子就惨叫一声，伸出手爪捞住娟娟，猛咬她喉咙。
从此，娟娟的咽喉下端就横着一条手指粗，像蚯蚓般鲜亮的红疤。
娟娟的单薄身子，不但容纳着母亲遗传下来的疯癫症，更烙印着父亲加之于她的乱伦罪。
真正是载满了罪孽。
和“总司令”同居约一年后，娟娟被一个有吗啡瘾的“黑窝主”柯老雄缠上，于是“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而不抗拒。
可是到了中元节的晚上，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豆腐渣似的灰白脑浆洒得一地。
杀死柯老雄后，娟娟完全疯掉，被关在新竹海边的一个疯人院里。
小说的末尾，“总司令”由林三郎陪伴，一同去新竹看娟娟。
林三郎是五月花的一个老乐师，日据时代颇有些名气，自己会写歌，《孤恋花》这一首凄凉歌曲，就是他写的。
两人见到了娟娟。
她带着手铐，因为她变得会咬人。
她不再认得人，“总司令”叫了她几声，她才笑了一下，“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
坐了一阵子，没什么话说，两人便走出疯人院。
在刮着海风的秋日黄昏，沿着漫长寂寞的黄泥道路，“总司令”搀扶着眼睛差不多全瞎掉的林三郎，一步一步走上了归程。
在这样一个看来好像以耸人听闻的离奇情节来取胜的短篇小说里，却埋伏着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基本看法与总评。
我们可以说，白先勇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宿命论者。
他的种种“迷信”观念，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完全符合，但却使讲究科学理性的现代人惊诧不解。
白先勇简直不是我们今日世界的人。
他，就是“过去”，就是他以为命中注定必须衰微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灵。
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将“宿命”观念织入《孤恋花》情节里。
小说叙述者，到五月花不当酒女之后，有一天碰见从前上海的老客卢根荣卢九。
他一看见我便直跺脚，好像惋惜什么似的： “阿六，你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
” 我对他笑着答道： “九爷，那也是各人的命吧
” 叙述者回忆在上海时，五宝被华三虐待，雪白的胳膊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用他那杆烟枪子烙的。
可是叙述者一劝她摆脱华三，五宝就冷笑道： “这是命，阿姐。
” 后来娟娟被柯老雄缠上，受他虐待，弄得全身“七痨五伤”。
叙述者劝阻她，娟娟就凄笑一下，十分无奈的说道： “没法子哟，总司令——” 小说人物的想法，当然不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想法。
然而像这样子再三重复同一调子，好比交响乐里主题旋律之一再重复，显然与“主题”有关，不仅是“写实”。
另外，作者更藉由叙述者之观点，一再强调娟娟的“薄命相”，以及她任由命运摆布却无能抗拒的凄苦：她唱歌神情“悲苦”，像在“诉冤”。
没有酒量的她，被日本狎客来回猛灌酒，却“并不推拒”，“连声也不吭”，三角脸上“一抹笑容，竟比哭泣还要凄凉”。
她那“一捻细腰左右摇曳得随时都会断折一般”；天边的落日，“染得她那张苍白的三角脸好像溅满了血”。
柯老雄的赤黑粗膀子，把娟娟那把细腰，“夹得紧紧的”，“扭得折成了两截”。
“不知娟娟命中到底冲犯了什么，招来这些魔头”。
叙述者觉得“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拿娟娟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
白先勇似乎认为，一个人的“命”，和祖宗血液遗传很有关系。
娟娟体内遗传得到母亲的疯癫症，所以在她出生时，甚至成胎时，她的悲惨命运就可说是已经注定的了，她咽喉上被母亲咬成的红疤，就是“孽”的象征。
叙述者抚摩着她颈项，“觉得那条蚯蚓似的红疤，滑溜溜的，蠕动了起来一般”。
如此，作者以“孽痕”之蠕动，预示娟娟身上的“孽”将十足发作起来。
而在来自母亲的先天“孽”上，后又加添乱伦罪孽，娟娟的凶命到此已完全铸成。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她的乱伦，对象是亲父。
作者如此再度暗示“孽”来自父母祖宗之旨意。
二、这乱伦之孽是被迫加在她身上的，绝非她自由意志的选择。
所以她先天的孽和后大的孽，都是“冤”孽，完全超出自我能力控制的范围。
作者如此暗示，人的命运全是天定。
一切人为的反抗和挣扎，都不能扭转改变天命的轨道。
而作者心目中的“孽”，和肉体与肉欲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
人类兼具灵性与兽性；人之不能脱离“肉”而生存，显然是作者最大的怅恨。
在作者心目中，肉体与肉欲是上天加诸人类的“孽”，就因为这个“孽”，人类成不得“仙”。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有了人类以后，这个“孽”，就一代一代遗传下来，千年万载也消除不去。
正如娟娟唱歌，像在悲苦诉冤，“也不知在唱给谁听”，《孤恋花》的小说作者，仿佛代表整个人类，向茫茫苍空诉冤：我有何罪，必须遭受如此的天谴
小说里，华三和柯老雄二人，就是人类兽性部分的象征。
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象征。
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同一个人，都是黑社会里的大恶棍，皆有毒瘾，有虐待狂，淫荡、凶暴、龌龊、野蛮。
他们简直不是人，而是兽。
试看作者如何把“兽”的意象加诸柯老雄一角： 柯老雄脱去了上衣，光着两个赤黑的粗膀子，膈肢窝下露出两大丛黑毛来，他的裤头带也松开了，裤上的拉链，掉下了一半，他剃着个小平头，一只偌大的头颅后脑刮得光光的，天平上却耸着一撮根根倒竖猪鬃似的硬发。
他的脑后见腮，两个牙巴骨，像鲤鱼腮，往外撑开，一对猪眼睛，眼泡子肿起，满布着血丝，乌黑的厚嘴唇，翻翘着，闪着一口金牙齿。
一头的汗，一身的汗，还没走近他，我己闻到一阵带鱼腥的狐臭了。
柯老雄有“鱼”腥味，有“狐”臭，两个牙已骨像“鲤鱼”腮，倒竖之硬发如“猪”鬃，还长着一对满布血丝的“猪”眼睛。
作者显然认为所有动物中，猪最能代表肮脏的肉体，亦即人类之“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作者把娟娟的母亲——娟娟的“孽”之来源——安排在猪栏里。
柯老雄不但长的样子像野兽，行动举止也龌龊如兽：“嘴里不干不净的吆喝着”，“尖起鼻子便在娟娟的颈脖嗅了一轮，一只手在她胸上摩掌起来”，“伸出舌头便在她腋下舐了几下”，“抓住她的手，便往他腹下摸去”。
可怜的娟娟，被这样一个野兽“夹得紧紧的”。
尽管她惊惶得“拼命挣扎”，细腰“扭得折成了两截”，哪里有逃脱的可能
（正如我们人类，那里有逃脱“肉”的可能）开始一度惊惶过去后，娟娟“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由柯老雄虐待施暴，不再挣扎抗拒。
（显然，兽性或肉性，一方面令人深恶痛恨，一方面却又有惑人魅力，使人迷失心窍，愈堕愈深，终于不能自拔。
）娟娟逐渐染上吗啡瘾，就是作者暗示，兽性使灵性麻痹。
亦暗示人类自出生到成长，逐渐麻醉于肉性，终于完全丧失敏锐灵性。
然而，生为“万物之灵”的人，岂能甘心于灵性的丧亡
岂能接受如许之“冤孽”
所以，娟娟总是诉冤一般，哼着一些凄酸的哭调，“声音空空洞洞的，好像寡妇哭丧一般”。
但她显然是个“被虐狂”患者，继续承受柯老雄的淫笑叱喝，肉体凌虐，而发着“一声声病猫似的哀吟”。
可是，当我们认为她已无药可救，堕陷得不可自拔，她却突然“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脑浆洒得一地。
娟娟之凶杀柯老雄，可以说是她对自身“冤孽”之报复。
这“冤孽”，当然，一方面是情节里表明的源自母亲的疯癫症和源自父亲的乱伦罪，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所暗示的来自人类原始祖先的天谴。
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娟娟杀死柯老雄的方式，是敲开他的天灵盖。
作者用“天灵盖”三字，取代“脑壳”，绝对不是偶然的。
我已说过，在作者心目中，人的兽性或肉性，就是人类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孽”。
而柯老雄这个角色，就是兽性的象征。
所以杀死柯老雄就是歼灭兽性肉性，而歼灭了兽性肉性就有希望重获天性灵性。
如此，娟娟猛锤柯老雄那长着“一撮猪鬃似的硬发”的“天灵”“盖”，因为如果不先把这长满兽毛的“盖子”敲开，就根本没有希望达获“天灵”。
而娟娟，杀死了柯老雄后，的确好像达获了“天灵”：总司令和林三郎去新竹疯人院看她时，觉得“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
娟娟身上的罪孽，仿佛由于敲开了柯老雄的天灵盖，而获得净化。
她似乎突然拾回久已失去的“童真”（innocence），变回婴儿一般的洁净。
可是，当然，她是“完全疯掉了”。
到底她逃避不了母亲遗传给她的“孽”。
但谁能逃避人类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孽”
人既受圃于肉体桎梏，灵魂永远得不到自由解放。
无怪乎娟娟，虽然好像敲开了天灵盖，最后还必须戴着手铐
此外，娟娟的发疯亦暗示，一个人若想毁灭肉性，独拥灵性，必然成为现实世界的失败者。
如此，《孤恋花》这篇小说，从作者对“天命”的探索，推演而成类似《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灵肉对立的故事。
事实上，这两篇小说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小说的叙述观点。
这两篇，都是第一人称写成的。
而且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都是故事里较次要的角色。
作者惜用他们的眼睛观察小说主角，并用他们的口吻叙述故事。
《孤恋花》的叙述者“总司令”，比起《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叙述者“表少爷”，参与情节动作的程度大得多。
而且叙述故事时，纠缠许多自己感情，混含很多主观的意见，远不似“表少爷”那样客观、冷静。
这是因为“总司令”，异于“表少爷”，和小说主角关系十分亲密的缘故。
“总司令”起先和五宝，后来和娟娟，显然有同性恋爱的关系。
作者在小说里并未明说，但到处给予暗示。
她属于女同性恋得中的“男性化”型；这从她被称做“总司令”之事实，亦可猜知一二。
她“是在男人堆子里混出来的”，“和他们拼惯了”。
她厌恶男性；同样一句话，若是“男人嘴里骂出来的，愈更龌龊”。
她说：“我知道，男人上了床，什么下流事都干得出来的。
”提起五月花那些酒女，她就说“那起小查某”，“那些女孩儿”，好像自己不属于女性似的。
但当然，最明显的证据，是她和五宝、娟娟先后同居的事实。
以及她服侍她们上床睡觉，把五宝“攥入怀里”“亲了她两下”，搂娟娟肩膀，抚摩她颈项，替她卸奶罩，梳头，等等肌肤接触的亲密动作。
还有就是她所叙述的： 从前我和五宝两人许下一个心愿：日后攒够了钱，我们买一栋房住在一块儿，成一个家，我们还说去赎一个小清倌人回来养。
以及： 五宝死得早，我们那桩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漂泊了半辈子，碰到娟娟，我才又起了成家的念头。
虽然作者多方给予明示暗示，但这份同性恋爱关系只是被作者用来做小说背景的，与小说的主旨含义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也就是说，这个同性恋爱关系，和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与罪孽，并不相关。
而且，如果真要论起来，她们这种不寻常的恋爱关系，由于除了肉体之外含有更多成分的感情，所以和华三、柯老雄的兽性相对而立，形成作者对人生较肯定的一面。
“总司令”这个角色，以及她的同性恋癖，除了叙述故事，供给小说背景外，另又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做为一个中间媒介，把五宝和娟娟这两个看来毫不相干而且从未互相见面的人物，十分神秘十分奥妙地拉合在一起。
于是，这两个薄命女人，变成一而二，二而一，扑朔迷离，是非难辨。
当“总司令”见娟娟像诉冤一般唱着《孤恋花》一曲，她突然想起以前在上海，五宝唱起戏来也有同样悲苦的神情。
从前我们一道出堂差，总爱配一出《再生缘》，我去孟丽君，五宝唱苏映雪，她也是爱那样把双眉头蹙成一堆，一段二簧，满腔的怨情都给唱尽了似的。
北京大学白先勇简历
1成长经历编辑作家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白先勇生于中国广西桂林，父亲白崇禧是中国国民党桂系将领，母亲名马佩璋；白先勇排第八，另有九名兄弟姊妹（只五人还在世），电台名人白韵琴则为他的堂妹，而家族大多仍居住在台湾。
白先勇7岁时，经医诊断患有肺结核，不能就学，因此他的童年时间多半独自度过。
抗日战争时他与家人到过重庆，上海和南京，后来于1948年迁居香港，就读于喇沙书院。
不久之后在1952年移居台湾。
1956年在建国中学毕业后，由于他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今“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
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
1958年，他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
两年后，他与台大的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等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并在此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多篇。
于1961年大学毕业。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去世。
据他自传文章《蓦然回首》提及，“母亲下白先勇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
”母亲去世后，他飞往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爱阿华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当时父亲白崇禧也来送行，也是白与父亲最后一次会面。
1963年赴美国，到衣阿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
1965年，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
他在1994年退休。
1999年11月1日发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间国共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台北《当代》第147期)一文，为父亲白崇禧立传。
白先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
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2004年，由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作品集《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选集》，以及新作《姹紫嫣红牡丹亭》。
白先勇喜爱中国地方戏曲昆曲如《牡丹亭》，对于其保存及传承，亦不遗余力。
2创作经历编辑贯通中西白先勇白先勇从小就喜爱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作品。
如《薛仁贵征东》、《樊梨花征西》、《说唐》、《蜀山剑侠传》、《啼笑姻缘》；巴金的《家》、《春》、《秋》；《三国》、《水浒》、《西游记》，特别是《红楼梦》，都是他所喜爱熟读的作品。
在大学时代，由于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白先勇开始阅读和介绍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在创作上也开始模仿西方文学。
但是毕业后入美国爱荷华创作班学习班，作者又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研究。
对中国民间故事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使他具有比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素养，这就是为什么自先勇长期生活在台湾和美国，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却仍能保持着比较鲜明的民族风格的原因。
白先勇从小热爱祖国的锦绣山河，对祖国和民族有较深厚的感情。
巴蜀情结作者少年时代曾在天府之国的重庆生活，当他回忆起幼年时见到的巴山蜀水时，至今还非常神往。
高中毕业时，由于热爱祖国的锦绣山河，白先勇放弃了保送台大的有利条件，入了台湾水利学院。
后因发现自己对水利没有兴趣，才转入台大外文系。
他对祖国大陆的印象极其深刻。
非常怀念。
他所日夜思念的所谓总合性的“家”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
正是这种对民族和祖国的深沉感情，使这位远离祖国的游子在作品中散发出漠漠的“乡愁”。
同情劳动者白先勇白先勇虽然生长于官宦之家，生活条件比一般人优越，但他从小对他所接触到的下层劳动者，却颇为同情。
作者在《孤恋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充满同情地描写出了娟娟、朱凤、王华这一类下层人物的形象和他们的悲惨命运，当然不是偶然的。
他对自己的家庭身世感慨颇多。
据作者自己说，1963年出国前夕，母亲去世，等到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
这件事情对他的心灵震撼较大。
作者曾写道：“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
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
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这些思想情绪都是相当消极的，后来作者写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中的吴汉魂、李彤等一个个投水自杀，大概与作者这一时期的悲凉心境不无关系。
白先勇于50年代末期开始从事创作活动。
从1958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金大奶奶》，到1979年8月在香港《八方》文艺丛刊发表《夜曲》为止，共发表了30多个短篇小说。
1960年，他在台湾与欧阳子、王文兴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先在这个杂志发表，然后陆续汇编成《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谪仙记》等几个短篇小说集。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孽子》，从1977年开始在《现代文学》上连载，已由台湾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
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早期作品，主要是描写作者少年时代所接触的生活，或模拟西洋文学的作品，如《寂寞的十七岁》中的大部分作品；二是描写台湾上层社会生活的作品，如《台北人》；三是描写旅美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如《纽约客》；四是描写台湾下层人物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孽子》。
3人物轶事编辑评同性恋白先勇及其家人白先勇曾在香港公开表示自己为同性恋者，但在台湾公开场合极少提及自己的性倾向。
白先勇曾说，他相信父亲知道他的同性恋倾向，但并没有真正和他谈论过此事。
白先勇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1983年）除骨肉亲情外，书中对于台北部分男同性恋社群的次文化，以及同性性交易等情节不避讳的描写，格外引人注意。
《孽子》以一名因其同性性倾向遭乃父逐出家门的少男“李青”的视角，讲述一群以1970年代台北新公园为集散地，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男同性恋者的故事；而作者对于父子亲情的描写，亦为本书之主题。
2003年，台湾公共电视台将其改编拍摄为同名电视剧，引起社会上各种关于同性恋议题的谈论。
在2002年的《扬起彩虹旗》新书发表会上，台湾同性恋权益运动者陈俊志指责白先勇与舞蹈家林怀民对台湾同志运动没有尽心尽力。
个人信仰白先勇，接受《凤凰周刊》采访。
您的作品受回教影响多，还是佛教
答：佛教。
我受到回教血液叛逆的、非正统的影响，但我对伊斯兰教在宗教教义上面不是很近。
我念过天主教学校，在香港念初中时我是背圣经的，但慢慢的年纪大一点了，我想皈依的，偏向了佛教。
我父母都信回教，中国回教协会是我父亲创立的。
但是对孩子是宗教信仰自由。
我二姐就信仰天主教。
我而今信佛，我想他若知道了，可能会失望，但是也不会干涉。
呵呵，我常说他是“开明君主制”。
”桂林情结白先勇不建党的经历和不同于常人的情感世界，铸就了他特殊的性格。
懂得中国当代文学概况的人，一定会懂得白先勇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对台湾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而白先勇的文学作品，白先勇的兴趣爱好，甚至白先勇的语言和思维，都离不开桂林这块生他养他的山水宝地，离不开勤劳智慧的桂林人。
白先勇的一生，有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绪：那便是对桂林故土的眷恋。
其实，他在桂林只生活了7年，12岁时去了台湾，25岁远赴美国，但一口桂林话却说得十分正宗。
白先勇在他的小说中，运用了许多桂林方言。
例如“蚂捞车”、“鸡猫鬼叫”等等，桂林方言在他的怀旧小说中灵活而恰到好处的运用，使作品增添了一层独特的色彩。
老桂林也许会有一个感觉，金大奶奶这个题目，本身就极富桂林味。
当然，《金大奶奶》中不乏白先勇童年听来的故事，那些人物生活的背景，有桂林的影子。
白先勇不仅能说一口正宗流利的桂林话，还酷爱桂林米粉。
据白先勇说，他父亲白崇禧以前打仗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喊隔壁婶娘过来熬卤水做冒热米粉吃。
白家四十年代末在南京、上海生活，还常常请人做桂林米粉吃，后来到了台北，很少能吃到桂林米粉，白先勇很是怀念这种特殊的地方风味。
在他的名篇《花桥荣记》中，就津津有味地讲起桂林米粉的故事。
1993年9月，白先勇回桂林时住在榕湖饭店，见餐厅服务员就问“有没有桂林冒热米粉
”当服务员回答有时，他便啧啧嘴，大喊“先来两碗”。
白先勇对笔者说，桂林米粉可谓“天下第一味”，好吃得不得了。
2000年元月，白先勇再次回到桂林时，与上次回桂林一样，白先勇一进饭店便问“有没有桂林米粉”，得到肯定回答后又连来两碗，还直说，多来些芫荽、酥豆，好吃好吃
白先勇吃米粉，那动作也是训之有素的。
尽管米粉堆得高，那双筷子可以上下自如地在碗里打翻而不让佐料掉出来。
这大概是桂林人的饮食本事。
除了桂话桂林米粉，白先勇十分喜欢桂林的传统艺术桂剧。
在7岁离开桂林前的日子里，白先勇常在母亲的怀里抱着看桂剧，所以即使是57岁回桂林时，白先勇仍然对桂剧如此钟情神往。
[3] 4主要著作编辑《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一九九九年一月廿六日《联合报》《夜曲》－－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七九年。
《孽子》－－长篇小说“孽子”开始连载于《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一九七七年。
《秋思》－－刊中国时报，一九七一年。
《国葬》－－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三期，一九七一年。
《花桥荣记》－－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二期，一九七〇年。
《冬夜》－－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一期，一九七〇年。
《孤恋花》－－刊现代文学第四十期，一九七〇年。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八期，一九六九年。
《思旧赋》－－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七期，一九六九年。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六期，一九六九年。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四期，一九六八年。
《梁父吟》－－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三期，一九六七年。
《岁除》－－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二期，一九六七年。
《游园惊梦》－－刊现代文学第三十期，一九六六年。
《一把青》－－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九期，一九六六年。
《谪仙记》－－“纽约客”首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五期。
《火岛之行》－－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三期，一九六五年。
《永远的尹雪艳》－－“台北人”首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四期，一九六五年。
《安乐乡的一日》－－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二期，一九六四年。
《香港:一九六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一期，一九六四年。
《上摩天楼去》－－刊现代文学第二十期，一九六四年。
《芝加哥之死》－－刊现代文学第十九期，一九六四年。
《那晚的月光》－－又名“毕业”，刊现代文学第十二期，一九六二年。
《寂寞的十七岁》－－刊现代文学第十一期，一九六一年。
《藏在裤袋里的手》－－刊现代文学第八期，一九六一年。
《青春》－－刊现代文学第七期，一九六一年。
《小阳春》－－刊现代文学第六期，一九六一年。
《黑虹》－－刊现代文学第二期，一九六〇年。
《玉卿嫂》－－刊现代文学第一期，一九六〇年。
《月梦》－－刊现代文学第一期，一九六〇年。
《闷雷》－－刊笔汇革新号一卷六期，一九五九年。
《骨灰》－－收录于《纽约客》。
《等》《谪仙怨》－－收录于《纽约客》。
《我们看菊花去》《Danny Boy》──收录于《纽约客》《tea for two》──收录于《纽约客》小说分期白先勇的小说可分为前期和后期。
一般以1964年在美国发表的《芝加哥之死》为界线，在这篇小说之前所有在台湾写的小说称为前期作品，在这之后所有在美国写的小说称为后期作品。
前期作品，受西方文学影响较重，较多个人色彩和幻想成份，思想上和艺术上尚未成熟。
后期作品，继承中国民族文学传统较多，将传统熔入现代，作品的现实性和历史感较强，艺术上也日臻成熟。
白先勇是台湾现代派中现实主义精神较强的作家。
他曾生活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等几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这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
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国民党的官僚家庭度过的，先辈们的“显赫”和上流社会的“气派”，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台湾后，又目睹了国民党旧官僚的没落，以及许多离乡背井、流落台湾的下层人民的痛苦挣扎，他们的思乡和怀旧情绪，都影响著作者；在美国，旅美中国人对美国物质文明的向往和对西方文化腐朽一面的厌恶，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执着和飘泊海外而无根的痛苦感觉，同时涌入他的心胸。
这些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真实的反映。
5出版履历编辑2012年，《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上、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Tea for two（白先勇小说卷）》，作家出版社。
《姹紫嫣红开遍（白先勇散文卷）》，作家出版社。
2008年，《白先勇作品集》，天下文化出版。
全套12大册，随书附《青春版牡丹亭－牡丹一百DVD》。
2008年，《白先勇书话》，隐地编，尔雅出版。
2007年七月二十日，《纽约客》在台湾出版。
2004年，《说昆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2004年，《姹紫嫣红牡丹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2002年，《树犹如此》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1年，《台北人》出版30周年纪念典藏版。
1995年，《第六只手指》。
尔雅出版。
1984年，《明星咖啡馆》散文集出版。
1983年，出版长篇小说《孽子》。
1982年，《白先勇短篇小说选》出版。
1980年，《白先勇小说选》出版。
1978年，《蓦然回首》散文集出版。
1976年，出版《寂寞的十七岁》小说集。
1971年，作品开始被译成英文（第一篇为《谪仙记》），其作品陆续被译成英文、韩文、德文等语言。
同年，出版《台北人》短篇小说集。
1968年，出版《游园惊梦》短篇小说集。
《台北人》小说集。
1967年，出版《谪仙记》，短篇小说集。
文星书店。
文星丛刊。
6与昆曲编辑一种集合歌、舞、诗、戏的精致优美表演形式，一种抒情、写意、象征、诗化的艺术，一出爱得死去活来的爱情悲喜剧，白先勇先生集合两岸三地一流的创意设计家，联手打造文化工程青春版《牡丹亭》先后在台湾、香港和苏州、北京、上海等地上演，场场爆满，而且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被称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牡丹亭》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是中国浪漫文学传统中一座巍巍高峰。
其以曲调优雅，唱腔悠扬，唱词华丽，四百年来一直是昆曲传统经典曲目。
《牡丹亭》的火热,使久已低迷的昆曲舞台骤然升温，这和白先勇的努力密不可分。
曾笑称自己是昆曲义工的白先勇，为了昆曲的发展，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昆曲的魅力，不惜暂停自己的本行，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精心打造《牡丹亭》,并在校园进行公益演出，为昆曲争取了更多的年轻观众，这是昆曲艺术存续的肥沃土壤。
白先勇说，希望看过这些（昆曲）的年轻人，在他们心中播下那么一个种子，有一天他们可能也来制作昆曲，也成为昆曲的推广人，或者是至少成为昆曲的忠实观众。
自小与昆剧结下不解缘，其小说《游园惊梦》即受昆剧《牡丹亭》启发。
他对昆剧艺术一往情深，作了二十年推广昆剧的'义工'。
更热心向年轻一代介绍昆剧，经常在港、台地区与昆剧艺术家合作，做公开演讲。
制作青春版《牡丹亭》是他多年的梦想，这个梦想终于在2004年得以实现。
推广昆曲白先勇幼年时与家人在上海听了梅兰芳复出演唱的昆曲《游园惊梦》（俞振飞、言慧珠等合演），21世纪在全世界做了大量工作推广昆曲，自诩为昆曲义工。
7人物评价编辑“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白先勇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于梨华和白先勇。
”他甚至赞誉白氏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评“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
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
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
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有以简单的倒叙法 (flashback)叙说的《寂寞的十七岁》，有用复杂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表白的《香港－－一九六0》，更有用“直叙”与“意识流”两法交插并用以显示给读者的《游园惊梦》。
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
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香港－－一九六○》便是个好例子。
而在《玉卿嫂》里，他采用广西桂林地区的口语，使该篇小说染上很浓的地方色彩。
他的头几篇小说，即他在台湾时写的作品，文字比较简易朴素。
从第五篇《上摩天楼去》起，他开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藉着文句适当的选择与排列，配合各种恰当‘象征’(symbolism)的运用，而将各种各样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
”——旅美作家欧阳子评
白先勇<<冬夜>>主题思想是?
白先勇的小说《冬夜》以知识分子为题材,主题明显超越了《台北人》怀旧与乡愁的基调,具有丰富性和多意性。
首先,小说通过余钦磊和吴柱国的今昔之比,批判了失去激情、泯灭理想的老派知识分子;其次,借反思“五四”,批判了成长中的青年由于抛弃传统、一味崇洋而出现的价值观混乱,强调了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结合作者此时的心理境况,小说在创作中明显有“切身感”,因而成为白先勇留美前后心路历程的某种折射。
《冬夜》是白先勇唯一一篇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由于其主题很难统一于《台北人》怀旧与乡愁的总体框架,因而一直少有人评论,成为解读《台北人》的一个盲点。
但恰恰也正是这种难以规约性成为凸现作者思想变动的关节点,因而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小说主要塑造了父子两代知识分 感伤如一根红线贯穿于白先勇创作的始终。
无论是初期创作中以残缺的视角对于情感、青春、自由的追求,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守卫,还是后期作品中以冷峻的笔触对于偏安台湾一隅的大陆故人生存现状的描绘,对于海外学子的生存图景的展示中,都流露出浓郁的感伤色彩。
以感伤为基点对白先勇的小说进行一次深入的回顾与解读,能使我们更深层次的把握作品内蕴和进行更加深入的作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