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白鹿原的读后感
一部好的小说，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离奇动人，也不仅仅在于语言的华丽，也不仅仅在于对历史的感悟，对人生的思考。
好的小说应当是以上因素的集合。
它能让人爱不释手，一气和呵成地读下来。
陈忠实的《白鹿原》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鲜明，个性独特，一开篇便牢牢地抓住了人的精神。
围绕着主人公白嘉轩，展开了一幅近代传统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故事，纯朴的人生观所展现出的关中风情画卷。
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人物：白嘉轩的父母、他的长工、品德不端的大财主鹿子霖、医术高超重义守信的乡医冷先生，以及他们的子女。
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家庭斗争、政治斗争，清末统治者及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阀对农民的统治，以及国民党、共产党内战时期农民的艰难生活等等让人回味无穷。
让人心神宁静的纯朴的民风、稳定的生活也是葬送在了那些革命的斗争中。
白嘉轩是一位中国传统农民的代表。
他热爱劳动，他最能体验劳动的乐趣。
在劳动时，他浑身的骨节都在咯咯作响。
他雇的长工鹿三，似乎是无产阶级所认为的那种剥削压迫关系，而在故事中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却是那么融洽。
竟胜似一家人一样，绝对的尊重，绝对的平等，最后竟成了生死之交。
白嘉轩的家风非常严谨。
他父亲也是一个正统的农民，对白嘉轩管教非常严格。
白嘉轩在家境日渐败落的情况下，就是靠着坚定的信念，靠着自己的艰辛劳动，一步步地将家境扭转过来。
白喜轩对后代的管教也同样是非常严厉。
然而，人们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时，免不了要被本性中恶的一面所屈服。
他的大儿子白孝义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子承父位，原打算要接过父亲的族长位置。
这时，邪恶的代表鹿子霖便利用美色勾引孝义，以败坏白家的名声。
孝义被一个色相十足不守贞节的坏女人田小娥所迷惑。
白嘉轩为了严正家风，亲自主持家法，在全族人面前对孝义进行惩罚。
从此，孝义堕落了下来。
鹿子霖乘机把白孝义的家产给侵吞。
最后孝义被逼沿街乞讨，险些饿死街头。
似乎是邪恶占了上风.然而在紧急关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孝义本性中的善的一面又电光火石般出现。
他戒掉了大烟，从头干起，最后竟成了一县之长。
白嘉轩也有失败之处。
他的小女儿白灵从小就比较娇惯，最后被共产党所吸引，为共产党闹革命。
拿砖头将正在作报告的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鼻子砸扁。
可以说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而当她既将从西安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时，却被共产党怀疑为特务，被活埋。
多么可悲的下场。
这虽对白嘉轩打击很大，但最后他却成了革命烈士的家属。
在随后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还是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
故事中的人物似乎不信神，他们所信奉的是祖宗，信奉的是公理。
他们所生活的白鹿原虽说有白和鹿两姓，但他们有共同的祠堂，共同的祖宗。
他们共同举行对祖宗的祭祀活动。
这两姓可说是矛盾的统一体。
鹿姓的代表人物鹿子霖便是一个反面代表。
>鹿子霖父亲在世时，对儿子的恶行便放纵、指使。
这就决定了鹿子霖的邪恶本性。
但鹿子霖并不是坏得十恶不赦，他只是干些吃、喝、嫖、赌勾当。
比起土匪还要善得多。
他利用职权霸占了黑娃的妻子小娥，又唆使小娥勾引白孝义。
故事的结局体现了因果报应的道理。
他的儿子不听他的管教，不与新娶的媳妇同房，参加共产党后给家里带来无穷灾难。
最后，他受这个共产党儿子的连累被拉上刑场陪同枪毙的死刑犯。
被吓成精神病，冻死在野外。
故事中的人物各具特点、各具性格，又各具命运。
一个个活灵活现地立于纸上。
令人深思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旧时的大知识分子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另一个是不守贞洁的女人田小娥。
朱先生是孔孟思想的代表。
每日吟诵圣贤书便是他的最大乐趣。
他与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不同，他在考取了功名后，看到时局不定，便拒官不做，在家乡开办白鹿书院，研究修身之法，编纂县志，一度时期曾招生传道。
他在故事中是一个大智大悟者，甚至具有了通神的本领，可以未卜先知。
他的一些预见屡屡应验。
最主要的是他对时局的预测。
在白嘉轩的长工鹿三死后，他不让雇佣了一辈子长工的白嘉轩再雇长工，结果在共产党夺取天下后，他因为解放前三年没有雇工而没有被评为地主。
朱先生不为名所诱，不为利所动。
他是一个极受人尊重的文人。
无论是军阀土匪、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尊重万分。
而在他死后几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他却被混蛋红卫兵给掘了坟，烧毁了尸骨。
他的命运不就是现代版的孔子和孟子吗
这也算是新派小说中不多见的对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点批判
田小娥出身秀才之家，却嫁给了一个老举人做小妾。
年轻漂亮的她耐不住寂寞，便与长工黑娃勾搭成奸。
这是当时社会所绝不能容忍的事情。
她被老举人休回了家。
黑娃寻到她带她回到白鹿原。
而祖宗的祠堂又将他们拒之门外。
他们便在村外东头买个窑洞住。
人们都把这个田小娥，这个不贞的女人当成灾星。
黑娃被传统社会所拒绝、排斥。
而田小娥的美色是令男人神魂颠倒的。
在宗法制度的压迫下，黑娃没有抛弃小娥，与小娥厮守在一起。
反倒是与社会为敌而投奔了共产党。
后来被打散，又占山为王当起土匪。
黑娃出走后，小娥住的窖洞便像臭鸡蛋吸引苍蝇蚊子一样，成了一些男人所追逐的处所。
老色棍鹿子霖不时地来苟且，无懒时常来到窗下骚扰，白孝义又中了美色圈套不时地来偷情。
最后，黑娃的父亲鹿三见田小娥害人不浅，便用矛枪刺入小娥后心，将小娥杀死。
小娥的命运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牺牲品。
因为她触犯了封建宗法制度，便被社会抛入最低层。
但是人是有感情的有需要的，人人都有权追求幸福。
她如果能与黑娃过上正常的日子，也不会造成那么多危害后果。
在强大的宗法制度面前，田小娥太弱小了。
她死的太屈
太屈
后来作品中写到了一些诡异的迷信故事：她的鬼魂附体到她公公鹿三身上，并使鹿三的精髓被吸掉，早早地死亡。
算是张扬了一下弱者对社会的抗争与呐喊。
《白鹿原》的可贵之处是对当时的共产党没有什么正面评价，这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现在的小说大都对现实社会有种反叛精神，但这部书的反叛还是比较彻底的。
另一方面小说也张扬了旧时代的纯正民风，农民生活与旧制度的和谐有序。
当然小说中的因果报应思想是要注意剔除的
白鹿原读后感150字，快
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历史变迁下白鹿原上两大家族白、鹿两家的恩怨纠葛，以主人公白嘉轩主动找鹿子霖换地开篇，也以白嘉轩对鹿子霖的那句“子霖我对不住你，这是我这辈子干的唯一一件见不得人的事”结尾。
故事情节曲折但主线明确，作者陈忠实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记录了在动荡的年代里，中国某地区平凡小老百姓上演的不平凡人生。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平凡的世界》，在历史变迁中，绝大数人都像是蝼蚁，有多少人会被后人永远铭记
几十年后这个世界不会有我存在过的痕迹，而我只能来这世界一次。
所以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要不断学习，为了小小的梦想一步步努力着，进步着。
要善待父母，他们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
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违反良心道德的事不做。
要快乐自在的活着，安然无憾的结束这段人生之旅。
《白鹿原》读后感是什么
白鹿原读后感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文章情节结构大开大合，大起大落，每个细节部分的描写又非常的精致、缜密、充实，完全是史诗规模和史诗的笔法。
全书描写了一个原，两个家族，三代人，四股力量，五种斗争，六件大事，熔历史风云，男女风月，文化兴替于一炉，表现了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后近五十年的血淋淋的历史进程，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文化变迁，它以浩瀚，深厚、大气、诗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巅峰之作。
《白鹿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原上的“乡约”，为本地宋代状元吕大焕所作，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三大部分，几乎集中了儒家文化的全部精华。
小说中的《乡约》为朱先生所作，白鹿原因它而一片朗朗书声，人和人的关系从此根本改变：耕织、家教、祭祖、满月酒、婚礼、求雨、治丧、迁坟、认干亲、拜亲人，一切都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
《白鹿原》中祥和兴盛、无争无斗的原上世界，寄托了作者文化救国、礼仪兴邦的儒家理想。
白鹿原做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以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有以鹿兆谦(黑娃)，大拇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
以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
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
小说写残酷的斗争，目的是对斗争予以批评，原上的儒家思想兴盛不衰，很快被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所取代，白嘉轩不但腰被土匪打断，而且很快被革命政权从组长的位置上拉了下来。
黑娃十兄弟在白鹿原上搞农民运动，地主和乡长都被戴高帽子游街，国民党打回来后，乡长田福贤在白鹿村开反攻倒算大会，残酷批斗并且处决农会干部，小说借朱先生之口，说白鹿原简直成了一只“鏊子”，老百姓成了鏊子上翻来覆去的烙饼，为了反对无谓的斗争，《白鹿原》还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例如将白灵这样一位坚定、纯洁的老资深女革命者打成特务后活埋。
白鹿原上仁义白鹿村的败坏说明了暴力斗争的恶果的极其可怕。
在《白鹿原》的创作手法上，可以说他已现实主义为主，以史诗笔法叙写人事，又融合了潜意识、魔幻现实主义等其他创作手法。
作为一个“民族的秘史”，它把叙事的焦点始终对准白鹿原这块西北黄土地上的文化状态和文化冲突，突出地描绘了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等，以及众多生命在传统礼教压抑下的被扭曲、荼毒、萎谢，展示出白鹿原一片惨烈的文化景象：田小娥之死、白孝文的堕落、黑娃的出走等等。
）无论是描绘白、鹿两姓的宗法关系和冲突，还是叙述白、鹿两家年轻一代的生死、爱情、出走、回归，作者都着力于揭示历史生活形态后面所隐藏的文化因素，将家族作为民族文化的聚焦点，借白、鹿家族的兴衰变迁，去探索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隐秘。
这就使《白鹿原》的主题超越了一般的政治、阶级、社会、历史的层面，而通过诸如出走与回归、繁衍与毁灭、腐朽与再生、必然与偶然、机遇与宿命等的描写，将主题提升到生命哲学、文化哲学的高度。
西方现代主义在80年代初传入中国，在10年时间内将西方现代主义100多年的历史全部上演了一遍。
《白鹿原》有选择地加以吸收。
把潜意识、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的手法大胆引进作品中。
如：白鹿原上世代相传的白鹿奇闻——白鹿精灵。
田小娥死后在鹿三身上的灵魂附体，白灵死时分别向她的祖母、父亲和母亲托梦，朱先生死后化为白鹿飘然而去等，都给小说增添了浪漫和魔幻的意味。
《白鹿原》从文化人格的角度，塑造了一批经历独特、性格鲜明、思想行为惊心动魄的人物形象，构建起了白鹿原文化关系变迁网。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急公好义的儒家文化的乡村领袖，封建家族的族长：白嘉轩。
白嘉轩有刚毅的意志。
他的一生可谓多灾多难，不仅同整个白鹿原上的广大群众一样经历里了兵灾、匪祸、饥谨、瘟疫，而且本人年轻时在婚姻上就遭到六娶六丧的严重挫折，《白鹿原》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白嘉轩最为壮豪的就是一生中娶了七房女人”。
中年以后更经历了长子白孝文的堕落，爱女白灵的背叛，贤妻吴仙草的暴死，以及自己被土匪打折腰杆等沉重打击。
他腰虽然弯，但头仍然昂着。
表现了他刚毅坚韧的精神。
他有着慎独的品行。
慎独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也就是一个人独处时，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白嘉轩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对儒家文化中“修身为本”的精义能心领神会和身体力行，坚持耕读传家。
他有仁义的精神。
如对长工鹿三。
但是也有残忍的习性，在其宗族范围内，一旦有谁触犯了儒家礼义和族规乡约，他就显得刻薄寡恩，心冷手硬。
甚至是对他的亲生儿子，他也决不手软，严施酷刑，显示出其残忍的一面。
尤其是对田小娥残忍狠毒。
可见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也是最阴冷的食人者，这也再次证明中国历史的每一页虽然都写着仁义道德，但是字缝里却写满了“吃人”二字。
文中的黑娃和白孝文可以说一个是无根的浮萍，一个是笼中的野兽。
因为同一个女人堕落的两个男人，却有着天壤之别。
黑娃和田小娥是对自由恋爱的落草鸳鸯，革命的风暴让黑娃，落草为寇。
在匪巢内乱之后有被招安，他立志改过自新，从头做人。
强行戒烟 求学朱先生，重归祠堂，过上安静的生活。
然而最终被杀害，他无法真正融入传统文化，，又见弃与革命文化，无论新旧时代，都没有他的真正位置，他像无根的浮萍，孤独的灵魂无处依傍，无以为家。
而白孝文和田小娥是鹿子霖的圈套，他成了个无辜的牺牲品，他像一个文化变色龙，一次次脱胎换骨，改变着自己的角色，最终成了深谙政治韬晦之术的大阴谋家。
他成了笼中的野兽，心狠手辣。
白灵与兆海最初相恋，都是满腔热忱的爱国少年，都急于报效祖国，因而掷硬币选择分别加入国共两党。
然而世事难料，他们对待党的了解和认识发生分歧，党派政治干预进他们的感情生活，即便情感 被政治思想所阻碍。
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永远存在，他们两个的对立也永远存在，他们的感情终不能有结果。
百灵和鹿兆鹏才是真正的白鹿精魂，他们相对于黑娃和白孝文来说是一种超越。
他们二人有惊人的相似，同样接受先进的教育有独立的思想、同样是新文化的代表。
他们都不愿意遵守父母之命，鹿兆鹏不愿娶，白领不愿嫁，都选择离家出走。
他们身上洋溢着青春的热情，流淌着叛逆的热血。
他们有百折不挠的勇气，为后人闯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而令人惋惜的是，白领死在革命者的刀下，鹿兆鹏也在革命胜利后远走他乡，不知所终。
这也许是作者要揭示的民族秘史，一种崭新的思想形成要付出代价。
他们两人，就像双飞的蝴蝶，向光明和未来而去
《白鹿原》中人物的人生各有不同，朱先生是作者心中的理想化人物，清贫正直，令人敬佩，飘逸走过一生。
冷先生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悬壶济世，冷冷的走过一生。
鹿三则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勤劳一生，儿子却叛逆，最终杀死儿媳，致疯而死，是个悲剧人物。
田小娥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封建的叛逆者，也是封建的牺牲品。
小说中人物死的结局有很多，像仙草的死是那么地镇静；像鹿兆鹏家里，那位鹿兆鹏的媳妇，死又是那么地让人感到可怜与可怖；像最后鹿子霖的死又是那么地窝囊，一切仿佛都是因果缘分。
不禁让人感叹：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书的开头有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作者陈忠实以巴尔扎克这句名言做为小说的题记,表达出其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宏愿与艺术追求。
诚然，一个民族的许多秘密都在小说中佝偻着。
它们太小了，却又太重要了。
就像书中的一样，秘密无处不在。
他隐藏在每一个角落，他隐藏在骡子的背上，隐藏在白家那个只进钱不出钱的盒子里，他隐藏在芰荠菜水饭里，隐藏在或是白赵氏或是鹿贺氏或是朱白氏忙碌的身影中，隐藏在木桌上的羊肉泡馍里，也隐藏在长工们的老茧和丰收时的麦浪里，更隐藏在跳跃在原上的白鹿中。
白鹿原第二章读后感
《白鹿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原上的“乡约”，为本地宋代状元吕大焕所作，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三大部分，几乎集中了儒家文化的全部精华。
小说中的《乡约》为朱先生所作，白鹿原因它而一片朗朗书声，人和人的关系从此根本改变：耕织、家教、祭祖、满月酒、婚礼、求雨、治丧、迁坟、认干亲、拜亲人，一切都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
《白鹿原》中祥和兴盛、无争无斗的原上世界，寄托了作者文化救国、礼仪兴邦的儒家理想。
总结说明《白鹿原》艺术特色
陈忠实的，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 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把这部 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 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
即使与当代世界 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
因 此，早就该有一本关于它的评论专集出版了。
一 好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评论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评。
早在1993年问世之初，就好评如潮，不仅评论界以一种显然 久违了的热情表示了肯定与称赞，而且广大读者争相购买、传阅、议论 ，新闻媒体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一时间形成了所谓“陕军 东征”的热门话题。
当然，也存在着争议，有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很 正常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评论集，我以为无论对读者领 略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对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抑或对作家本人， 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举双手赞成。
因此，当这本评论集经过先后 几位论者多方搜求并最终由李建军编定时，何启治先生打电话给我，命 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诺，虽然自分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刚刚刊行问世时就仔细读过这部作品的，作者的 笔力和作品的凝重、苍茫，令我折服，让我震惊，一时思绪浪涌，兴感 云屯。
直觉告诉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鹏程这些当代小说大师之后，陈 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
然 而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白鹿原》的评论，只在北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 讨会上做过一次不长的发言，另外在一篇关于文学鉴赏的地域文化因素 的论文和一篇叫做的文章里作为个例，有所涉 及。
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让自己初读后的纷繁思絮和激越情怀沉淀沉淀 ；二是在稍长一点的时段里印证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觉，它们也同样需要 接受时间的检验与磨洗。
新近，为了写这篇序言，我又重读了《白鹿原 》，感觉依旧新颖。
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 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 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得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 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仍然引我 遐思，让我感喟。
我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 评论，我仍然觉得有话可说，我应该相信自己初读时的直觉。
二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有许多在初发表时我就在有关报刊上读 过，还有相当一些，过去不曾读过。
无论以前是否曾经寓目，这次写序 ，我都把入选的文字，从头到尾，逐篇读过，并且做了笔记。
读完这些 评论之后，我有这样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丰厚的内蕴 ，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历史的，民俗风习的、 人情人性的等等，还有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包括结构、叙述、语言运 用等等，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评说的对象，供他们开掘、阐释、发挥。
评 说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同时也是深入肌理的。
这说明 《白鹿原》是经得起批评的，它没有被有分量的批评压碎，而是在这些 批评中更见光华。
其二，这本评论集中所收的文章，并非《白鹿原》评 论的全部，而是选收。
尽管水平互见参差，但多数言之有物，持之有故 ，足备一家之说，能够从中见出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作品 的评论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
其三，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评论对象是同 一个《白鹿原》，但批评家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各人的才性、气质 、行文风格自不必说，就是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标准也相当不同 ，因而就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的多元互补的评论格局。
这种格局，恰好 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体作品评论中的缩微展示， 可以以小见大。
其四，，《白鹿原》是很难说尽的，尽管这个集子选收 了四十余篇评论和阐释文章，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或 虽有涉及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
这说明，对《白鹿原》的研究，还 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间。
其五，《白鹿原》的接受过程 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的基 本上被承认，它的终于能在上一世纪中国长篇艺术精品长廊里占有一个 公认的位置，广大读者的欢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荐， 评论界的卓有见地的阐释与评价，则尤其功不可没。
收在本书中的首篇评论是雷达的。
这篇文字，理 路沉雄劲锐，穿透力极好，写得华滋勃郁，情文并茂，且论证分析，多 有独到见地，能够发人所未发，见人所难见，可以说是第一篇给了《白 鹿原》以系统全面的准确评价的文章。
这篇文章，不仅以其准确的评价 ，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许多见解至今未被超越 ，而且相当真实地记录了批评主体在欣赏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巨大的震撼 和魅力。
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能够从中见出对批评对象的准确把握，但 这也同时未始不可以从中见出批评家本人的学力，阅历，眼光和识断。
正是如此。
职业的评论家，固然有一双特别挑剔的眼 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并且会在这一 兴奋中迅速建立起与作家作品的交流关系，激活自己相对应的知识积累 和人生体验，形成共鸣和共振，于是万途竞萌，灵感纷至沓来，秉笔而 书，便有了好的批评文字。
我敢断言，雷达的《白鹿原》论正是在类似 于这样的昂奋状态下形诸笔墨的。
评论的水平，不是评论对象的水平， 而是评论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敏锐地捕捉对象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能力 ，正足以见出评论家的实力。
在我所读过的雷达的作家品论中，这篇《 废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属于他的上乘之作。
正是《白鹿原》 的成功和出现，为如雷达这样颇具实力的评论家们提供了对象，提供了 驰骋才思的空间。
这样，我们便在《白鹿原》的评论中，看到了当代中 国几代批评家的一次小小的汇集，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如果说，《白鹿原》能够反映九十年代我国文学创作所达到 的水平，那么，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 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
三 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
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 重的神力。
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 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具权威性。
其实，绝大多 数有关《白鹿原》的精彩评论，只要说到点子上，触及要害处，都无不 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
世纪之末，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对象以中 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行程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 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但反思的主体始终是以知 识界，即我们这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群体，为骨干，为中坚的。
这股反思 的潮流，初起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
就是说，它是被一场持 续十年的人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
当其初起之时，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 很快漫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
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反思开 始突破纯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与扣问，甚至出现了 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这就在文学潮流上衍变出了名噪一时的“ 文化寻根”小说。
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殊的条件，再 加上新旧世纪之交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回顾 与前瞻的心理趋向，知识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扩展，而 文学的反思，也仿佛是总结了、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 文化寻根”小说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历史生活的层面突进了。
《白鹿原》就是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单以小说而论，在 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张炜的，在它之后面世 的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 》，李佩甫的等，都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
反思，必然要变 换角度，变换评价的观念和标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立 场上。
就时间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一世纪的 前五十年，只有少数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
类似的题材，《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涉及过。
但《白 鹿原》写出了新意。
它虽然仍有政治的视角，但却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 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
更重要 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 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 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 于开掘出来了。
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鹿原》能够给人以震撼，让人耳 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
“扛鼎”之议，首先与此有关。
因此，许多有眼 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变换角度的反思的特点。
雷 达为了说明这一点，还专门把《白鹿原》和作了对照的分析 和评论。
指出浩然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 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
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 》，洋洋万言，更是把反思作为自己论述的一个基本支点。
王 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他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 创作主体的分析。
他认为，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反思 的，处于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
这样，他就从《白鹿原 》叙事中捕捉到了更为根本、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
在他看来，民 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 宿点。
而王仲生也正是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 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支撑起他解读 《白鹿原》的理性架构。
评论家在这里既评价着作家的反思，同时也是 伴随作家而进行着他自己的反思。
评论家的这种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 虽说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长线上，却相互发明，起着一种放大原作品的反 思的作用。
关于反思，王仲生还说，陈忠实不是听从既定的结论，并从这结论 出发，预设框架，而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和反思。
其实不止王仲 生，其他批评家都是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 己的兴奋点的。
李星的评论文章题为《世纪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 反思。
文学的反思，当然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但它是审美的 ，而非论理的。
它体现在作家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中，渗透于 活动在这幅画卷里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的命运中，性格中，心理 活动和外部行动中。
因此，批评家也像一般读者一样，在《白鹿原》中 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而反思的性质及意义，则是从 对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解析中读出的。
比如李星就从陈忠实的同时也可 以说是他自己的“世纪回眸”中读出了“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 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读出了“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 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
在他 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 。
确实，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很可能 是读完《白鹿原》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个人物。
雷达的感受与李星 接近，他说白嘉轩实际上是作者要写的人格神，他看出了这个人物身上 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就会很自 然地触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场，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 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 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 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
”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 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 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
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 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
从历 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 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
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 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
如果前推五十年 ，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 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
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 的冲突。
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 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 顽强存在。
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 。
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 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 收与借鉴的因素。
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 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
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 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 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 韵”。
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 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
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 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 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
《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 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 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 的解读。
四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 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 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 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
传说是美丽的，迷 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
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 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
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 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 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 采的。
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 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 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
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 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
当然，作为地域文 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 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 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 ，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 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
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 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
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 来的呢
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 写的物象。
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 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
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 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 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
不少评论只是 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 不详了。
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 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 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
在这些人物中， 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
一是他有文化人的 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 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 景。
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 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 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
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 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
但问题 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 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
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 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
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 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
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 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
白鹿原 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 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
这一带地处北 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 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 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 当清楚了。
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 ，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以明 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 ，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
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 学问，著述甚丰。
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 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
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 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 化传统。
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 而尚义。
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
”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 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 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 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 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
它不仅能 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 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
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 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 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 。
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 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 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
小 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 印记。
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 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 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
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 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 域文化的中心地带。
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 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 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 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
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 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
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 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
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 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 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 《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
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 心”，“披文以入情”的话。
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 体的主观方面。
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 》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 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 灵历程。
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 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 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 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
照我看 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
五 尽管《白鹿原》的评论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读完 这些评论，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叹于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 和如此大的艺术空间，供给操各种枪法的批评家们去评说，去发挥，去 驰骋他们的才思。
同时许多批评家也能够把他们的批评方法发挥到相当 高的水平。
不少批评家谈到了《白鹿原》的史诗特点。
史诗作为一种类型的长 篇小说的质素和特点，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史，一个是诗 。
评论家们论评《白鹿原》的史诗品格，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史，而在 诗的方面则开掘和发挥得很不够。
例如白烨的《史志意蕴·史诗风格》 ，在抓住史诗一点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一是讲“史”多，而基本 未涉及“志”，讲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纠葛，至于“史诗”之“ 诗”，则作为风格，一笔带过，其实在这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畅广元 在与屈雅君、李凌泽的对话《负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赞赏作家“秉笔直 书的史家心态”，说“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 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 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 今朝，透析明天”。
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断。
然而陈 忠实《白鹿原》的重史，自觉地追求诗史效应，就关中这块土地上的文 化传统来说，其实是渊源有目的。
周秦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不仅 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 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
在汉民族的早期历 史上，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于荷马史诗那样的文学形态，但并非没有自己 的史诗，《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 篇什，至少是带有史诗性质的。
而这些诗的产生地，正好在关中一带。
重视史，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顾准把这种文化称为“史官文化”， 虽更多地着眼于它的负面，但却抓住了重史这个不争的事实。
先秦典籍 中的《尚书》，在唐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被列为“记言 ”之史。
它的被韩愈在《进学解》里形容为“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 ”，显然早于孔子因鲁史而作的编年《春秋》。
周《诰》之类，就产生 在以关中为中心的周地。
史的传统，到两汉达到了它的辉煌期。
它的两 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
一在左冯羽， 一在右扶风。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 《史记》（《太史公书》），还有他的伟岸人格，而给后世文学和史学 以巨大的影响，开百代之轨则。
班固的《汉书》以其严谨而称著。
司马 迁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就是治史的；班 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气横溢的妹妹班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为有了这个妹妹，《汉书》才最终划上了完满的 句号。
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给屈原以可“与日光争光”的崇 高评价，而他的《史记》也被后人目为“无韵之《离骚》”。
就是说， 以审美的眼光读史，人们在司马迁身上到了诗与史的结合，从史中读出 了诗。
这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
准此， 则我以为，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陈忠实的 史诗效应的追求，其
白鹿原中的白鹿精魂到底指的是什么?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极富民间文化特色的作品，它之所以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成绩不凡，其中许多栩栩如生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人物形象。
是以民间文化为底蕴作铺垫而成的。
换句话来说，没有那些丰富的民间文化在作品中的渗透，就不会有《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
在《白鹿原》中，这种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还不仅仅是一种拿来即用的胶合状态，而是非常好的融化一体。
本文将对《白鹿原》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这种民间性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民间性的体现我们知道，一个内涵深刻、形象丰富的人物形象，一般由姓氏称谓、肖像、性格三个层面来构成。
在《白鹿原》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也主要通过这三个层面来表现。
（一）人物姓氏中的民间性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姓氏称谓标志着一个人的血统、家世、身份和前程，据说伏羲氏就开始“正姓氏，别婚姻了”。
生活中，顺姓起名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希望和祝愿往往都寄托在姓名上面。
而在文学作品里更是如此，主要人物的姓名称呼一般是不能随意给定的，总是根据作家的意图、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命运来取上适当的姓名，使其“名副其实”。
这种起名方式反映了作家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继承了民俗崇拜信仰的传统，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姓氏称谓早已成为一种民俗，它附和在人物形象身上，人物形象就会有这种姓氏内含的文化辐射力。
先就白鹿原三个字来说，它在作品中是一个地理的符号，它的命名由于那个神奇莫测、普救生灵的白鹿神灵的传说依附，使得它成为一种地域文化中美善的象征了，蕴涵着丰富的民间意象，体现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以及这些人们在全部生命活动中形成的传统、风俗、生存方式、思想观念等。
从这个角度看，陈忠实把作品命名为白鹿原，其实是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创造一种民间的文化氛围。
《白鹿原》中的第一人物白嘉轩是白鹿村里的族长，姓名本身就象征着这位族长威严的地位和美好的品格，隐含着源远流长的必然的“活的历史连扣” [1]。
“白”色在中华民族远古的民俗里，是作为纯洁、吉祥的象征而得到崇拜的，“白”在汉字里含有洁净、彰明、清楚、真率之意。
如屈原《九章·橘颂》：“精色内白，类任道兮。
”[2]《荀子·不苟》：“身死而名愈白。
”③《逸周书·谥法》中也解释为：“内外贞复曰白。
”④嘉轩二字同义重复，强调形象的品正德厚。
再如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她是一个悲剧角色，又有着反抗精神，连死后的鬼魂都有一股强烈的复仇精神，由此作家在她的命名上运用了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反封建象征，“娥”字的名字，与元杂剧《窦娥冤》女主人公同名。
不言而喻，这绝不是一般的命名，它们之间有着较深的姓氏民俗意蕴关联，使我们从视觉、心理上就会与之产生联想，这种“娥”字命名方式由于它固有的文化积淀，使得女性形象的地位、性格、命运都得以不同程度的显现。
又如白嘉轩唯一的女儿，白灵，这个名字民间寓意深刻
她是伴着百灵鸟叫声而呱呱落地的，因此取名“灵灵”，而百灵鸟在我国民间自古就被认为是最美的鸟，吉祥的鸟，所以白灵在作品中也是美的化身、正义的化身。
在《白鹿原》姓氏称谓的命名方式中，还有一种很具地域特色的习俗，即给人物的乳名、小名起贱名。
作品中长工鹿三的两个儿子黑娃、兔娃就属此类。
因为初生的婴儿、幼小的孩童，民间俗信认为是不该有堂堂正正名号的，否则难以养育，相反，那些贱类，狗啊、猫的，不用操心，一个个长的活蹦乱跳的，这种反其意而用之，正体现出人们的心理期望和民间的俗规。
此外我们也都知道，关中地域属黄土高原地带，民生贫瘠，生计困难，特别是近代以来战乱频繁，天灾人祸，这一切都在普通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和苦涩的回忆，反映在命名上自然不会有过高的期望。
另外，《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特别是男性，如白嘉轩、白孝文（武）、鹿兆谦（黑娃）、鹿子霖、鹿兆鹏（海）等，他们的姓名都是三个字。
也许是巧合，连书名都采用三个字。
读起来有种顿挫的韵味。
这种内在的结构其实反映出民间文化里的一种思维倾向：两点不够稳定，三点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平面。
显示出民间文化中对人生命运一种理想化的希冀。
（二）人物肖像中的民间性《白鹿原》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民间性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肖像。
民间文化对作家文学中形象的切入表现在姓名称谓中一般只是停留在形象勾勒的浅表层，而对人物肖像描写的切入，则进一步深入到人物形象的深层结构中。
所谓肖像，即具体到人物音容笑貌、体态服饰等外貌描写，比如我们常说某某长的象关公，红脸、长髯，为什么红脸、长髯就象关公呢
这正是因为传统民俗意象和汉代时尚审美习俗在人们肖像中的积淀。
这一点在《白鹿原》人物形象中表现的也十分充分。
朱先生是《白鹿原》人物中最具智力和预见力的人，是带有点“仙骨”的人物形象，在刻画他是白鹿精魂之化身的肖像上，最为传神的是关于他去世前的一段描写，先生预感他即将离世，一袭白衫的他坐在椅子上，让他的妻子为他寻找头发上是否还有黑发，结果寻找了半天，只找到最后半根黑头发
妻子说：“你成了一只白毛鹿了
”随后，当朱先生走到前院时，妻子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腾起一只白鹿，掠过房檐飘过屋脊在原坡上消失了，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意味了：白鹿原上最具智力的先生化成白鹿飞走了。
作家有意为之契合上民间的光环，一头白发，一袭白衫，更凸现了朱先生白鹿化身的神秘性。
另外一个白鹿化身者——白灵,作家也倾注了很多笔墨，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革命时代，白灵最爱穿的就是白色的衣服。
在作家的眼里，他们是美和善的象征，因而他们的外貌也必然是美好的，而白色就如我们在姓氏中民间性的论述一样，它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里，是纯洁和吉祥的象征。
在《白鹿原》第二章中，有关白鹿的外形和相关描写很传神：“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过………麦苗忽地窜高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捡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砾，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的鲜若桃花…………。
”白鹿这样的外形和善行无疑是朱先生和白灵美和善形象的民间性来源。
而那个舍身救夫的田小娥，当她被自己丈夫的“亲大”杀死的那一刻，她绝望而悲惨的喊了一声“大啊”，就是这一声，深深地刻入了鹿三的脑中，随之而来的是田小娥疯狂的复仇：她把自己的魂魄附在了鹿三的身上，直至鹿三精神彻底垮掉。
而且她还借鹿三之口公开了一个秘密：眼下浪漫在原上的瘟疫是她招来的………。
这种人鬼混同、光怪陆离的世界，其实是地域文化和民间习俗的反映。
田小娥以冤鬼、厉鬼的复仇者面目出现，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传统中“冤有头，债有主”、“此仇不报，阴间变成厉鬼也不让你平安”的一种因果报应观念。
再看死后的田小娥骨殖发绿，被焚烧后埋葬，在冬季雪后，坟上的枯草中却有成群的蝴蝶飞舞。
这种景象看起来荒诞不经，其实还是化用民间传说中的形象，梁山伯和祝英台合葬后不也是化蝶双飞吗。
这种传说的化用，使作品具有浓厚的东方古典神秘色彩。
肖像中的民间性还体现在衣饰上，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衣饰特点、习俗。
在《白鹿原》第22章里有一段描写鹿兆鹏逃亡时的装扮：“他头上缠裹着一条脏兮兮的蓝布帕子，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对襟布衫………白布裹毡从脚趾一直缠扎到膝盖。
”头上的帕子是为了挡风沙、擦汗水，扎腿是为了方便在原上干农活、行路，那对襟的布衫更是千百年来西北农民最典型的服饰。
这副行头很显然是一位“土里土气”的黄土高原农民的形象。
描写更为凝练的肖像是罗锅白嘉轩。
作为族长，他必须担起整个原上的一切大事。
大旱之季，他率领村民到龙王庙求雨：“白嘉轩跪在槐树下，”面前摆着各色求雨的供品，祭祀用的香蜡纸表“沸腾”地燃烧着，“白嘉轩霍地站起………一甩手走到关公象前，点燃三支香插进香炉，作揖长拜之后就伏下去一动不动………继而又忽然像一只追袭兔子的狗奔到槐树下，双掌往桌面上一按就跳上方桌，大吼一声，‘吾乃西海黑乌梢’，接着又‘啊’地大喊一声，只听‘扑哧’一响，一根烧的透红的钢钎儿从他的左腮穿到右腮，冒起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烟，白嘉轩狗似的佝偻着的腰杆端戳戳直立起来，守侯两旁的人忙取出备当的一根两头系着小环的皮带，把两只小环套住穿通两腮的钢钎儿，吊套在头顶，恰如骡马口中的嚼铁，白嘉轩被人扶上抬架，八个人抬着，绕在他头上身上的黄绸飘飘，腾起威武悲壮的气势……。
”这分明是古老部落里神圣祭祀的再现，诸多对白嘉轩言行体态的刻画无不透露出白鹿原族长身上被民间习俗所烙上的痕迹，这种置身于风俗之中的人物肖像描写，更形象地勾勒出人物大抵的秉性和脾气，画出了人物性格的轮廓。
（三）人物性格中的民间性塑造一个人物形象，主要是要写出人物有血有肉的鲜明个性。
姓名、称谓、肖像外貌都是为人物性格这个中心服务的。
民间性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切入，关键是要深化到人物内在的性格中去，糅合在人物形象的结构深处，成为支配人物行动、展示人物主要特征的带有密码指令的性格基因。
这种性格基因应该是传承于群体心理意识中，经过历代民间大众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艺术概括，进而以稳定的形式呈现在一定的民间人物形象中，成为一类人的象征。
当进入文学作品中时，这种基因就会决定着人物的形象面貌，如诸葛亮的智慧、张飞的猛勇、猪八戒的懒笨等。
在《白鹿原》中，人物形象有着丰富的民间性格基因。
首先看白嘉轩，评论家朱寨曾言：“白嘉轩是我们民族的最后一个族长。
”为了恪守传统道德伦理，支撑白鹿原上的一切固有秩序，维护他的威仪，为此，他以身作则，与长工鹿三有着“亲兄弟”般的关系；他不计前嫌，尽力搭救狱中的黑娃、鹿子霖；他可以大义灭亲，与“不孝”的长子白孝文断绝关系；他可以不辞艰苦，去自残式地拜神求雨。
总之，他的一切都是在完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原上的族长，而是升华为古老民族中享有民族图腾和祖先崇拜地位的“族长形象”。
这就是白嘉轩仁义性格的民俗来源。
但这只是白嘉轩性格的一面，民间性格对他的切入并不是单一的 。
为固守祖规，他不让黑娃和田小娥进宗祠祭祀祖宗，并带头用刺刷惩治田小娥；当他获知原上的瘟疫是由田小娥的鬼魂招来的，更是力主筑一座镇妖之塔，以除邪避鬼，让田小娥的灵魂永世不得翻身。
也许他是为白鹿原着想，但我们不得不说，这与白娘子被法海镇在雷锋塔下有异曲同工之效，白嘉轩的性格基因里还有一个法海的形象。
说到朱先生，自然是一个可爱的人。
他的智力可以使那个清朝巡抚的几十万兵勇退却，可以禁绝原上的鸦片种植，他博古通今，竟能预测几十年后的红卫兵掘了他的坟墓。
这么一个智者、圣贤，他的一举一动很令我们想到那个民间的“阿凡提”，也可以想到诸葛亮。
总之是我们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经常见到的人物，一方面有着智慧的基因，一方面又有着仁义道德的光环，因为他本身是白鹿的化身，是这个原上美和善的象征。
有美和善，也就有恶和丑。
白孝文，这个曾是族长继承人的白家长子，却成为了讽刺白嘉轩的败家子。
他陷入与田小娥的偷情而不能自拔，不顾妻子饿死在家中，卖光宅田，还抽起了鸦片。
一切民间里不孝子的行为他全占了。
尽管后来他浪子回头，衣锦还乡，但毋用置疑，他的身上渗透着民间众多“逆子”的基因。
《白鹿原》中，黑娃夫妇的性格里也同样凝聚着民间的基因。
黑娃的一生多是以土匪的形象出现的，但在他的性格里，有着匪性和人性的杂糅：他打死鹿子霖的老爹，撞折白嘉轩的腰杆；他又有着深爱的人——田小娥，跪在母亲坟前时，哭昏了好几次。
他的人生与《水浒》里的英雄们一样，被逼离家（官府欺压）——聚山为匪（逼上梁山）——投诚国共（朝廷招安）——被杀。
这仿佛是一个宿命，民间里的好汉们与时代里的土匪都在演义着相似的民间故事。
但相比之下，他妻子的景况要更令人怜悯些。
这个乡间的妇女形象，她为了救黑娃，可以不顾一切，可以献出一切。
但当这一切都令她失望，以至绝望被自己丈夫的亲爹杀死时，她发起了反抗，她一如孟姜女哭倒长城一样，把瘟疫招到这个原子上，死了无数无辜的人；她把鬼魂附在鹿三身上，直至缠死他。
即使骨殖被焚，灵魂压在镇妖塔下，她仍化成彩蝶飞舞在冬季的原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田小娥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剧人物，她虽没有孟姜女的忠贞形象，却有着孟姜女敢于反抗的性格，复仇就是她反抗性的最好体现。
而且她没有死，就像孟姜女化成了大海里的鱼一样，她化成了原上的蝴蝶，把自己的生命化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二、民间性带来的意义我们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论述《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是为了突出其层次性，其实在《白鹿原》里，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应该是三方面的融合（当然，其中是以性格为主的，因为性格才是决定人物形象面貌的主因）。
从民间土壤里走出的人物一旦走入作家文学里，由于自身先天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将会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甚至整个作品的解读空间和审美意义得到大大拓展。
在作家陈忠实看来，将这些民间性融化在人物形象中，自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目的和审美追求。
（一）增强作品的民族性正如作家在作品扉页上写的那样：“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巴尔扎克语）历史自然是由人创造的，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历史，却只指那些允许让全社会人看的一部分，民族的秘史隐含着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另一面：即那些民间的、乡野的的东西。
它们隐于历史斗争的背后，只有靠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们的一切活动才能反映。
在《白鹿原》中，许多过去不被了解、不让知道的甚至有点神秘的东西终于被挖掘出来了。
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白孝文等这群生长于斯的人们，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民族历史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
这些精心刻画的灵魂，无论是白嘉轩的“族长”形象，还是白孝文的“逆子”形象，“都有着很深的文化象征意味，都是民间文化积淀的产物，展示了民族文化的深邃与厚重”[3]。
在他们身上，我们既看到民间文化里积极的一面，又审察到他们身上固有的劣根性。
从上文分析人物形象中的民间性体现我们可以看出，美与丑，善与恶，在民间里从来就是对立又并行出现的，即使是白嘉轩这个仁义的化身，也有着法海形象的一面。
作家虽然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几近完美的的民族道德，但还是以理智的态度审视了他固有的劣根性。
作家用毫不讳避的笔直戳民族灵魂的核心，借以表达了他对民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化的关切和批判。
如果说民族灵魂是一部充满奥秘的大书，《白鹿原》就是一部诗化的民族灵魂画卷。
面对复杂的民族灵魂，如何去继承与发扬、摒弃与超越，《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二）增强作品的地域性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写出那些人物，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死后有一部用来垫棺材枕头的书”[4]。
作家在白鹿原里寄托了他对生长于斯的人们的关切之情，以求了结一个从此原上走出来的农民儿子的恋乡情结。
从我们的分析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着自己的民间原型意象，都有着地域民族文化底蕴的支撑。
总之，他们的身后是广袤无垠的关中民间文化海洋。
他们的言行举止、衣饰打扮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习俗，是关中民俗服饰的艺术写照；他们又是天然的地域方言专家，俚语土话使他们活在黄土的深处。
《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在民间性的关照下，还产生了另一层的地域文化审美意义。
卡西尔在其《人论》中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一个生活在特定地域文化氛围里的人，他的行为必然打着深刻的地域文化烙印。
这种文化对他的影响也必然如遗传基因一样深植在他的意识深处，使他成为带有鲜明特征的这种文化的“符号”。
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等都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他们的血管里浸润着关中文化的神韵，他们就是关中白鹿原的“符号”，他们的秉性以及一举一动都与白鹿原自然、文化的环境构成一种内在同构的性质，形成一种互动的和谐关系。
民间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的越精湛，越深厚，他们的个性化品格也就越突出，这些人物的身上由此也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有人性内涵和复杂性格。
他们在感性和理性、社会规范和家庭利益等矛盾纠葛中，生动地展现了关中民间的理想、欲望、情感、意志在时代变革中的原生情态。
凭着这种自觉民间视角的审美追求，白嘉轩一类的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史画廊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审美价值。
（三）增强作品的通俗性《白鹿原》反映的主题和意义是严肃、深刻的，但这并不能否认它的通俗性。
在民间性的孕育下，加之作家有意识的追求，那些从作家的笔下走出的人物形象，很是增强了作品在语言、故事等方面的通俗性，使作品有着令人爱不释卷的可读性、趣味性。
首先，这种通俗性表现在《白鹿原》的语言上。
相比较高雅文学的语言而言，通俗性的语言应充分考虑到一般民众的欣赏习惯，它不能太玄虚、深奥。
戏曲家李渔曾言：“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取隐僻，其句则采街谈巷议……总而言之，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
”[5]这里所言传奇、戏文的“贵浅不贵深”，就是指语言的通俗性。
《白鹿原》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作品第七章有段文字相当精彩：“四月十三日，白鹿镇上贴出两张布告，一张是罢免史维华滋水县长的命令，同时任命一位叫何德治的人接任。
……白鹿镇逢集，围观的人津津乐道，走了一个死（史）的，来了一个活（活）的；死的到死也没维持（维华）的下，活的治得住（德治）治不住还难说。
……”这种把方言与人名进行了巧妙的谐音联系，是典型的民间幽默，它不仅表现出民间大众的才智，而且它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这不是一个特例，纵观整部作品，它的语言都有着很浓厚的通俗性，关中土语的运用，信天游体式的唱词，民间笑话的引用等不胜枚举。
民间性带来得通俗性更重要的体现在在故事性上，所谓故事性，就是指故事情节的曲折和引人入胜，它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能够调动读者情绪体验的强度、密度和复杂性。
在民间性的渗透下，《白鹿原》中的民间神话、传说使得人物的生活、命运构成了故事性很强的情节，整部作品情节曲折，故事奇巧，写事，不仅写寻常事，而且还写怪事、秘事、战事，甚至鬼事；写人，不仅写普通人，且还大量写奇人、能人、恶人。
朱先生的智退敌兵、禁绝原上鸦片，黑娃的土匪生活，白孝文的败家行为，白嘉轩自戕式的祭祀求雨以及白鹿的神奇传说、田小娥的鬼魂附体等等，都造成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这样的人和事，构成了具有传奇性的内容，为一般人所不知，或略知一二原闻其详，这由此产生的陌生感和距离感自然使人产生阅读的欲望，产生了吸引力。
无怪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白鹿原》在《当代》连载之后，竟使得这份纯文学刊物发行量大增，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很大程度上是民间性给作品带来的通俗性使然。
而且毋庸置疑，这种在民间性的关照下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范例，会进一步增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会促使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民族文化重建中的当代作家从民间文化价值视角出发，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审视生命的意义，挖掘传统文化中有益于现代文化建构的人生事像，寻觅与自己的文化理想相吻合的民间文化价值内容，并借助那些民间人物形象深刻地表达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向民间性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它让关中平原上的神话、传说、民风民俗在置换和新的组合中得到重生，并注入了时代新的内容。
三、民间性的缘由民间性在《白鹿原》中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大“法宝”，它是《白鹿原》宏大主题的背景文化。
意义之大，不必再赘言。
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这个民间性它来自哪里
我们以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了民间性在作品人物形象中的渗透。
（一）作家自身的经历和自觉的艺术追求从作家自身来看，确实是这样，陈忠实是地地道道的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农民之子，他在生于斯、长与斯的关中平原上工作、生活了几十年，连写《白鹿原》所花的五年都是在远离西安的农村家里度过的。
作家笔下的白鹿原亿万年来就处于灞水之滨，终南山下，这里芳草青青，溪流潺潺，炊烟袅袅；这里民勤稼穑，俗尚鬼神，民性粗豪。
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跳猛擂的腰鼓，祭祖拜神的秧歌是这一地区民间艺术的代表。
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可以看见蓝田猿人的曙光，半坡先民的脚印，轩辕黄帝的伟绩，以及由西周青铜文化，始皇陵兵马俑，汉唐丝绸之路等交织而成的文化网络。
在这片原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或故事。
在这些传说、故事里，深藏着关中人生命追求中的创业意识、造反意识和享受意识。
它们凝聚成强烈的生命文化精神和诚挚的恋乡情结，一并渗透到陈忠实的心灵深处。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几十年都在如此浓烈的的民风民俗的浸润下，即便无明确的学科性的民俗理论知识，也必然会在创作中形成自觉的民间创作思维模式和心理机制，必然会把那些在生活中获取、了解、熟知的民间人物形象有意采之，使其充实、丰满自己作品的形象。
就如作家关于他塑造的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时说到：“当我正在酝酿这本书的时候，一位老人向我粗略地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序列，其中说到一位族长式的人时，他说这个人高个子，腰总是挺的端直端直的，………从村子里走过时，那些在街巷里袒胸裸怀给娃喂奶的女人们，全都吓的跑进街里头去了………。
这几句话点出了一个精髓，让我几乎一下子就抓住了笔下人物的全部灵气
”[6]这说明生活在关中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是陈忠实笔下人物的源泉。
总归一句话，陈忠实已成为关中民间文化的又一载体，在作家的身份下，他自觉地完成了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的再一次艺术升华。
（二）社会文化背景的促使《白鹿原》成功地把民间性运用于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作家的经历和素质使然外，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也不应忽视。
因为作家在作品中的创作倾向，会因社会中不同文化思潮的影响，从而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民间文学历来以其广袤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在文化心理上制约甚至规定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它本身中的文化积淀和日常生活形态又总是一切文学的重要源泉。
它不仅哺育着作家文学的成长，给作家以多方面的艺术熏陶，而且直接为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题材、生动优美的语言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样式。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民间的人物和精灵一旦进入作家的视野和作品，已不再是原本的艺术形态了，而是潜伏或依附在作家主观能动性之上，不仅闪现着民族生命历史长河扭曲而不息的身影，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识，而且亮出了时代靓丽的身姿，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一个世纪以来，“到民间去”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大的趋势。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知识分子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顾颉刚诸知识界的首脑都是这场运动的中坚人物。
运动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贯彻“五四”文化的平民主张，并进一步把乡村看成中国文化复兴的基地，以民间做榜样，寻找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存在的持久生命力特征。
1936年，鲁迅先生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7]，虽然这个口号的内涵大于民间文学，还包含有乡土文学、通俗文学等，但它的价值导向却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探索民族文学样式的多元化。
在这些先导性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涌现了不少关注民间的作家和具有民间性的作品。
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强烈冲击下，民族文化重建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作家们的本土文化意识再次被强烈的唤醒，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和挖掘成为一种文化取向，作家们力图在博大深邃的民间“淘出”能够重建现代人文精神的价值形象。
“寻根”文化小说由此应运而生，他们对民间性的认同、消纳和再造，显示出了独特的创作优势。
只要我们稍微注意，就不难发现，在很多当代文学作品里面，那些男男女女、衣食住行、四时八节，处处都隐含着一定的民风民俗，许多人物形象的背后仿佛有着某种隐喻和象征。
其实不难理解，他们要么来自民间生活，要么是民间人物在作家笔下的又一次艺术升华。
“寻根”作家们对民间文化的热切关注和挖掘，为其恢弘的小说构思注入了一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这种贴近民间、透视民间、翻耕民间土壤、拯救民间的创作倾向，使得此类作品的构思特别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显示出深厚的“民间性”，比如：《黑骏马》里的白音宝力格,《爸爸爸》里的丙崽，《平凡世界》里的孙少安兄弟等形象，都有着民间文化的影子。
而《白鹿原》就更是此典型代表了。
立足关中大地的作家陈忠实就是在亲近民间、让血脉与那片原上的黄土息息相通的基础之上，同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