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读后感
多年来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从天然资质讲，不亚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因此我们曾经创造了世界先进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但是差不多从明代中期起的这五六百年来，我们却落后了
而恰恰从这一时期起，世界上另一个文明古国所在地的欧洲却从中世纪的委顿中重新崛起，走到我们前头去了。
这是什么原因
我想这多少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
下面仅以我们传统的建筑文化为例，讲点个人看法。
世界上的建筑（这里主要指大型的、属于艺术范畴的公共性建筑），从形式上划分，基本上有两类：一类主要用石头建造的，叫“石构建筑”，流行于世界绝大多数地区；一类主要用木头建造的，叫“木构建筑”，流行范围很小，主要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
两种形式的建筑各自都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各有不同的风格和艺术特色。
就艺术而言，各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很难分出高低。
这篇演讲，仅从反思的角度，着重谈谈我们的建筑文化中那些制约着我们发展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克服的负面现象。
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 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
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不断重复前人，不思突破；一个则不断推陈出新，向前跨越。
我们的木构建筑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那“覆压三百里”的阿房宫可资证明。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的发展，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可谓“两千年一贯制”。
而欧洲人的石构建筑，仅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罗马风格、哥特风格、文艺复兴风格、矫饰风格、巴洛克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折中主义风格、现代主义风格、“后现代”风格……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总爱向前人看齐；以前人的水平为坐标，以前人的成就为荣耀。
而欧洲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不管前人有多大成就，也不高山仰止，而设法超越他们，努力向前探索。
正如鲁迅当年所概括的：我们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
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不断重复前人，不思突破；一个则不断推陈出新，向前跨越。
纵向承袭思维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例子表现在，到处热衷于搞仿古建筑，其中“重修圆明园”的呼声堪称其最高音响。
说是为了“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殊不知，美是不可重复的
若是可以重复，则今天世界上的艺术品早就没有地方可堆了。
何况圆明园是极为重要的国耻纪念地，是入侵强盗的“作案现场”，重修意味着对“现场”也就是对文物的破坏。
建筑作为艺术的一门和审美的载体，它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因为人的审美意识是不断变迁的，而且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19世纪下半叶起，从世界范围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建筑学理论和新的建筑材料的诞生，建筑开始了一场崭新的革命。
中国的木构建筑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也已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面临着蜕变。
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整个儿讲就慢了西方一大拍，即少了一个工业时代。
西方思潮作为强势文化迅猛地涌入我国。
这意味着，客观形势已不允许中国建筑从自己的娘胎里孕育出自己民族的建筑新胚胎，我们一边招架，一边接受；来不及细嚼，难免囫囵吞枣，就是说：简单仿效。
这在开始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异域的人类文明成果，先要“拿来”，而后才能进行鉴别、挑选和借鉴。
但如果一味“拿来”，或“拿”的时间过长，这就值得注意了。
吸收别人的长处，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
学别人，如果只学其表面，即形式和风格，而不学其本质，即创造精神，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整个20世纪我们在总体上就未能跳出西方建筑的窠臼，既没有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民族个性的东西，也没有在世界新思潮中取得令人瞩目的地位。
结果，到世纪末一看，缺少自己的东西，没有进行必要的反思，马上又求助于老祖宗，把前人留下的那些遗产，即把“大屋顶”风格当作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建筑美学法则和艺术模式，到处用钢筋水泥搞复古。
应该说，作为民族遗产，适当地、扎扎实实地重建一点古建筑是无可厚非的，但铺天盖地的搞，甚至借“弘扬”之名，“一窝蜂”地大贴“古建符号”，就有违历史规律了。
技术传授的滞后性 师傅教给徒弟的除了与建筑直接相关的纯技术知识外，一般没有相关的科学常识和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
这样学出来的徒弟只能算是个懂技术的匠人，而不可能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或建筑艺术家。
正如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古希腊戏剧（悲剧和喜剧）的基础上成为雄踞欧洲两千年的理论泰斗一样，罗马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有了维特鲁威的《十建筑书》，它不仅在希腊罗马丰富的建筑实践基础上，对当时的建筑技术和艺术作了详尽的记载，而且作了理论提升，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较完备的建筑理论著作。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又有了帕拉提奥的《建筑四书》，阿尔伯蒂的《论建筑》（又称《建筑十篇》），维尼奥垃的《五种柱式规范》等。
它们根据欧洲建筑的发展，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对欧洲建筑理论作了认真而详尽的梳理和阐发，对尔后的欧美建筑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至于现代和“后现代”他们也有多种经典性理论著作广泛流传。
相比之下，作为木构建筑水平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我们在这方面的建树就要逊色得多。
直到汉代我们才有了一部属于政策、法规一类的《考工记》。
之后过了上千年，到五代至北宋才有了一部《木经》，元代有过《经世大典》和《梓人遗制》，但都不完备，而且多半失传。
比较完整的是宋代李诫写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是我国建筑遗产的精华，尤其是前者。
但它们都着重在建筑材料、施工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记述，理论升华和美学探索仍很缺乏。
西方建筑的美学观念一直以来都是建筑在造型和装饰基础上的。
随着新的建筑材料如钢筋、水泥、玻璃等的诞生，在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中人们抛弃了这一传统，转向对结构的重视。
这时许多人发现中国建筑的长处，因为中国建筑的艺术奥妙和美学特征主要就体现在结构上。
作为现代建筑扛鼎人物之一的美国建筑师赖特就曾对中国建筑大加赞赏。
可惜我们自己很少有人发现这一契机。
只有梁思成看到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这一机缘。
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宏图悲剧性地落了空。
知识的更新与进步，技术的提高与发展都需要合适的环境，至少要有信息传递和交流的渠道。
知识的传授与人才的培养尤其需要这样的条件。
古罗马建筑的发达跟它在这方面的领先很有关系。
他们早在公元三世纪就有了建筑工程技术学校，开始以集群和规模的方式培养人才。
然而我国历代的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师徒相授或家族传授的途径。
这种方式的狭隘性与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横向联系，缺乏信息交流；容易坐井观天，难有竞争雄心；看不到差距，少有抱负；即便是恩师，最后还要留一手“绝招”，以防后生抢了自己的饭碗。
在这种封闭的条件下，很难出得了人才。
即使是天才，恐怕也难成气候。
因为视野狭小，心理封闭，很难获得奇想的灵感。
即使获得这种灵感，也很难拿出推陈出新的勇气，因为师傅一般不许徒弟越雷池半步，更不愿看到他超越自己。
为什么我国的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始终不能更新换代，而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作渐进式的改进和提高
我想这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有很大关系。
这种传授方式还决定着传授内容的片面性与有限性：师傅教给徒弟的除了与建筑直接相关的纯技术知识外，一般没有相关的科学常识和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
这样学出来的徒弟只能算是个懂技术的匠人，而不可能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或建筑艺术家。
我国历史上的人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培养官僚的制度，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只有走仕途，才能有出息，有前途。
学技术到头来还是个体力劳动者，是匠人，是“工匠”，而不是建筑工程师或建筑艺术家。
须知，匠人的习性是重复，艺术家的天性则是创造
不难想象，这种教育制度决定了我国建筑学的命运。
它使我国的建筑的形式和风格陈陈相因，代代相传，长期停留在单一的局面，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
读后感《道教和中国文化》葛兆光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是我国整个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发展过程中，对我国的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 道教 思想 艺术 国民性格 中图分类号：J524.3 文献标识码：A 郭沫若曾说过，“道家思想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
也许此话过于片面，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道教确实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道教所传承的道家思想，对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和宋元明清内丹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道教在学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哲学上，道教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辩证思维法至今还有着重要影响。
后来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的佛教，它的传播也借助了老庄玄学，禅宗的宗旨方法更是深受庄子学说的启发。
在唐代，道教重视玄学，因此在理论思辨方面非常精致。
在唐代萌芽、在宋明时期盛行的道教内丹心性论，也是中国古代心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值得一提的是，道教与儒家、佛教在思想上的互相吸收渗透，大大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根基。
比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进行了认真的研读。
他曾经说自己是“终朝读道书”，并且托名为“空同道士邹欣”给道经《周易参同契》作注。
其次，道教秉承道家思想认为“身国同治”、“内圣外王”，强调“无为而治”。
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康乾盛世等鼎盛时期都使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方针，因此道教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道教的自然情怀更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统文艺的审美观，音乐、文学、绘画等无不可追寻道教的踪影。
六朝时期志怪小说的繁荣是由道教的流行直接促成的，十分有名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便记载了许多道教故事。
此外，盛行的游仙诗也是一种以歌咏神仙漫游之情为主题的诗篇。
唐诗华丽的风格是受道教渲染所形成的。
在“诗仙”李白所作的诗中，涉及道教内容极多，范文澜更是在《中国通史》中称李白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
宋词中大量词牌名源自道教，如《潇湘神》《望仙门》《临江仙》《女冠子》《献仙音》等等，都和道教神仙故事有很大关联。
而宋代如苏轼、秦观、黄庭坚、柳永之类的填词大家，都有以道教为题材的词作。
元曲中神仙飞升题材的曲目并不少见，而当时的“神仙道化剧”更是专门描述神仙度人和得道飞升的故事的。
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现存的神仙道化剧就有《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西华山陈抟高卧》《开坛阐教黄粱梦》和《半夜雷轰荐福碑》四种。
明清小说大都都含道教思想，神仙济世的主旨尤其在大量神魔小说中得到体现。
小说中大多形成了“智者形象道士化”的传统，连四大名著也不例外。
《西游记》中充满了“木母”、“金公”、“黄婆”等道教丹法术语；《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登坛借东风等是道教思想的反映；《水浒传》以“张天师祈禳瘟疫”作为发端；《红楼梦》的开端也是由空空道人把“石头记”抄下来传到人间。
另外，明朝盛行的青词也是受道教影响衍生出来的产物。
道教“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追求写意、神似的风格和神韵，王羲之、顾恺之、吴道子、郑板桥等书画家的作品都深受道教思想浸润。
道教对国民性格的塑造作用也是无与伦比的，它在国人的伦理道德、性格心理和民族凝聚力等发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道教不仅奉行“尊道贵德”，还提倡“忠孝仁义”，影响了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道教崇尚以柔克刚、上善若水，促成了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心理；道教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的基础；道教逍遥洒脱的精神，塑造了国人热爱生活的品性；道教宣扬始祖轩辕黄帝，使得海内外华人都尊黄帝为祖宗，形成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凝聚力。
就像周作人认为的：“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
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
” 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火药是源自道士炼制外丹，而且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也和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道教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道教的炼丹术深化了人们对药物性质的认识，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制药学的发展。
甚至可以说，炼丹术是中国古代化学的滥觞。
此外，道教追求延年益寿，这极大地推动了医药学、养生学的发展。
道教不仅促进了中医对人体中的气化、经络、气、气血等方面的探索，还提出了养命与养性理论，极大地丰富了中医思想。
另外，道教医学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更是总结出了推拿、食疗、针灸等医疗方法。
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和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道医。
特别是孙思邈，被尊称为“药王”，在民间有着很高的地位。
他编写的《备急千金要方》不仅收集了东汉以来许多医方、医论、针灸、用药等基本成果理论，以及食疗、服饵、按摩、导引等养生方法，还记载了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对我国医药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晚年他又编写了《千金翼方》，对《备急千金要方》作了全面的补充，尤其是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等部分的内容最为突出。
这两本书被后人通称为《千金方》，在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千百年来，道教文化广泛地渗透到了民众的生活中，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习俗乃至民族心理等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难怪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
学心理健康读后感400字左右
马凌诺斯基是一位波兰籍的人类学家，1914年，在大洋洲民族学家塞利格曼的引介下，到澳洲打算完成图腾制度的梦想，不料一战爆发，为了不被遣返，一个人在超扑连群岛进行田野调查。
并于1922年撰写了著名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建构了客观民族志记载田野调查研究成果的方式，故有人称他为民族志之父。
1944年出版的《文化论》是其晚期总结性的作品。
本书共分二十四章，紧密围绕着功能主义的观点，用精练的语言阐述了作者对文化的认识，笔者认为，虽然功能主义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有许多地方是有待重新考虑的，但书中很多具体分析还是直指问题本质的。
马先生刚开篇就把人的差别分为两个方面，“体质”的和“心灵”的，而心灵的差异更多的来自所谓的“社会嗣业”，也就是文化。
而文化又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方面之文化”“语言”以及“社会组织”。
接着马先生就这几个方面的其他观点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以往的文化研究理论中过度强调物质文化的批判。
在前两章节章节，马先生首先批判了以往的理论研究中对物质文化过度强调的倾向，“这种偏见，带着哲学的外表，想把人类的全部原动力，全部意义及全部价值，都归之于物质文化。
”接着，马先生指出物质文明“并不是一种动力”。
它需要一系列精神文化去相配。
而在这其中，“这标准化身体上的习俗或风俗，亦及身体上较巩固的修正，乃是精神文化最基本的要素。
”语言又是是其中一套独特的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最后，马先生指出社会组织也应该划入文化之中，因为，它是“物质以及人体习惯的混合复体”。
通过它在长时期的，“一步一步的堆积提的逐渐约制”，形成了人类的道德“价值要点”，即“情操”。
书中对于文化的范围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
尤其是对语言的看法，把语言从工具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把它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用更加全面和富于联系的视角来分析。
强调了语言的场景性。
语言不是桑塔格的符号，不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
而是一种动作，一种行为方式。
后面，通过对文化的社会集体心理、传播论以及进化论的批驳，马凌诺斯基提出了文化功能主义的观点。
第三、四章，马氏详细论述了社会集体精神对个体“逼迫”的理论中的盲点进行批驳。
提出对脱离了个体的集体心理的地位的过度强调，显然带有西方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多少带有玄学色彩的理论捷径”，忽略了“社会精神的或心理的实体其最后媒介总是个人的心理或神经系统” 。
并继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指出这种造成个体反映一致的“迫力”是“物质文化”，是因为人们的神经系统在相同的物质环境中淘炼出相似的神经系统。
而把文化简单的从起源、发展来看待，单靠没有详细分析的“遗俗”来重构、解释文化为一种简单的进化是不可相信的。
最后，马氏指出“历史学派依靠文化传播的路线而重构人类的文化历史”，而没有充分考虑到相似的文化丛在不同的地域有可能是有其自身的起源、功能。
这种不能因地制宜的研究方法显然带有实验室数学公式式的分析的特点。
通过前面的批驳，马氏提出自己的功能派的立场。
文化是，“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他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
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
”由于文化的这一动态性质，所以，人类学的工作重点就应该在研究文化功能上面。
第五章，马氏用形式相同的木杖在各种文化布局中的位置指出物质功能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物质的意义取决于它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及它所关联的所有价值。
第六、七、八章，马氏通过造船的例子， 指出了设备在一定功能下，其形式是“有限变异”的，不管细节形态如何“变异”，都来自于对需求的满足这一根本的限制性。
同时设备是在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制作出来的，对设备的认识应该把其放在大的社会关系中，从特定的需求角度进行分析，而不应把眼光局限于形态的异同。
等人类学家真正把这种器具形式及其所关联的社会关系描绘出来，对它的知识也就完全了，也就不需要任何形而上的“解释”了。
第九、十章，马氏指出社会中的个体并不是单纯依靠繁衍的冲动进行活动的，而是日常的规矩，日常的规矩就是人类繁衍的需要迫使“产生种种基本的结构”——文化，文化通过教育等手段，形成了制度之中的人的个人动机，个体从而产生了新的需求——对文化的需求，而非简单原始的繁衍的需求。
第十一、十二、十三章，通过对婚姻制度及其内部存在的各种风俗的分析，比如把禁止乱伦和外婚制都归结为满足部落协作关系的一种制度。
而婚前的性混乱被认为是一种对性欲的释放，“减少性欲在择婚中的力量，有稳定婚姻制度的功能”。
马氏指出婚姻像其他很多风俗一样，除了具有繁衍的功能，还具有多种功能。
风俗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以传统力量使社区分子遵守标准化行为方式的功能。
接着，马氏例举了“产翁”的例子，通过分析“产翁”风俗在特定文化布局中的地位来解析它的功能。
又举了类别性称呼“是在用推广亲属称呼的隐喻方式，以确立各种父母责任的法律关系”。
并指出没有现实的事实是与其相悖的，再次证明功能论的客观合理性。
十四章，家庭的生活和物质设备的形式功能一章，马氏指出，物质设备与精神方面相联结，就具有了深长的意义。
并举特罗步利翁岛的土人炉灶的的建造方式与邪术联系起来等例子，说明这些有含义的物质设备又是养成社会传统形式的主要仪器。
十五章，马氏首先指出合作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合作是牺牲私人的兴趣及倾向而服从一个共同目的”于是发生了社会强制，即迫力。
接着，作者把文化的迫力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经济组织、法律、教育。
三者在功能上都是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存秩序，无异于物质对人类的作用。
除了以上三种迫力以外，马氏又添加了巫术、宗教、知识及艺术的迫力。
指出人类不可能依着神秘主义生存，而必须由知识把过去的经验传递于将来。
随后，马氏本着功能主义的角度，花费大量的笔墨阐述了巫术的存在是与其对个人的个性及人格和社会的组织力量起到的作用分不开的。
后面对宗教信仰的阐述，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他功能主义这一观点。
在随后两章中，马氏讲述了在文化迫力的结构中，游戏、艺术在满足人类的需求方面所扮演的教育娱乐和情感启示的角色。
文章最后，马氏对文化的功能进行了总结。
文化是人类在有机体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衍生需求的产物，它更像人类的一种思维的集体扩展，使人类在面对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凭文化作出最快的行动决定，因为文化的产生是基于人类整体繁衍需求的，所以依文化的判断队整体人类是有利的判断，这是其它依本能判断的动物群体所不能企及的行为方式，同时，这种高于本能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高于机体本能的需求——对文化的需求。
马氏的这个观点，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同时，马氏把文化单纯的看作满足机体本能需要的衍生品，难免显得有些机械。
按马克思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即使最初产生于人类的繁衍需求，但作为一个复杂的精神有机体，依然有其自己的独立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未必完全依赖人类最初的需求。
当原先产生文化的基础或者需求不再存在的时候，其作为精神财富，依然有可能在人类文化中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长久的存在，只不过它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变化而已。
而文化的这种相对独立的发展动态，是否可以让文化永远挂着褒义的光环，依然扮演维持社会秩序，促进人类繁衍发展的角色呢
文化的发展是否会打破最初建立时的平衡，是否有没有可能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文化会反其道而行之呢?最后，马氏指出文化的真正单位是“制度”，制度具有综合的功能，按照各种原则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组成固定而永久的团体，从事某种固定的工作，并占有一部分特殊的土地与环境为其根据地，实现文化的完整作用。
文化是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
人类学只有采用功能论的工具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建立“审慎严谨的文化论”。
读《中华文化史》读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
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如此类，其数何限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
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
”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
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
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
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心理学类：《金刚经读什么》读后感
千余年来，《金刚经》作为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在中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金刚经》是人类智慧的终极凝聚，是最为上乘的经文。
南怀瑾老师的《金刚经说什么》，以浅显易明的解读及三十二首偈颂，对《金刚经》的主旨作出研究总结，其文深入浅出，得到读者的巨大共鸣。
《金刚经》流传千年，社会上各种注释极多，整整一部经，始终围绕一主题，即“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一切现象均为性空幻有。
此一说高屋建瓴，较为难懂，南师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对经中疑难之处均作出详尽的解释剖析，从而揭开了《金刚经》的神秘面纱。
《文化模式》读后感
[《文化模式》读后感]《文化模式》读后感创世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杯土，人们从杯里吸取生命的滋养，《文化模式》读后感。
——掘根印第安人谚语（摘自《文化模式》）老师说，学文化科的人应该了解什么叫文化，历史上许多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探索。
从泰勒的“文化是个复杂的集合体（complexwhole）”到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是功能的”（有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雷蒙德《文化类型》等著作），然后又有以露丝·本尼迪克特（其著作《文化模式》）为代表的民族心里学派的“文化模式”概念，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做出了解释。
功能学派对文化的解释主要考虑了历史的和地理的因素，而露丝·本尼迪克特主要从历史和心理学的因素来考察文化。
总的来说，对文化的态度有两种：文化绝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绝对主义的突出表现是西方中心主义，即在社会进化论的提倡下以西方作为所有文化的标准，把西方以外的文化作为边缘文化。
文化绝对主义带来了战争、种族歧视等。
功能学派和民族心里学派都支持文化相对主义，《菊与刀》以及其对美国解决日本投降后的问题的显著效果，初步体现了美国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成功运用。
本尼迪克特提出的文化模式概念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行为模式组合，追求不同的价值和目标。
她开创性的运用团体心理学来探讨文化。
她指出，“各种文化不能在一种伦理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但却可以比拟为共存的和同等有效的生活模式”。
这句话体现了不同文化有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一个民族的伦理标准不能强迫运用于其它民族；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只能看作是各自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不能在道义上寻求借口。
因此，民族与民族之间有文化的区别，而文化之间在本质上不可比的，文化是利己主义的。
现实生活中，也经常有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互相道德指责的事情发生。
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婆媳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许多婆婆都喜欢本地的媳妇呢
我想这是因为这样能减少文化的冲突。
当婆媳之间争吵的时候，大家都诋毁对方的品格（其实这不关乎品格的事），最后大家都不甘心对方对自己所作的评价，误会永不能消退。
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在生物结构上的差别，而在于文化的差别。
本尼迪克特指出，人类具有极大的可塑性。
“人类在大自然保护圈中失去的，却在较大的可塑性的优势中得到补偿。
”例如，原始部落中的人们在遇到挫折后，可以通过巫术、宗教等途径来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
人类的可塑性是指人可以创造文化，又要接受文化的改造。
本尼迪克特在文中有段话可以清楚说明这句话。
“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读后感《《文化模式》读后感》。
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
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
”以上话语说明，虽然我们创造文化，当我们又“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所设定的我们各自的框架之中”。
我们要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化当中，这里就有一个“人性回归”及其可能性的问题。
这个人类社会和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当我们厌倦了自己所创造的社会时，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到那个已给我们破坏的自然去呢
那个曾经的自然已经破坏了或改变了，又或者当我们重新回到自然时，我们已经不能适应自然了。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文明就是反自然，因此，人类只有提高自己的文化意识，精心经营自己的文化，使文明与自然和谐，才不会出现同时被自然和文明抛弃的结果。
本尼迪克特在文中还讨论了个人与文化模式的关系，认为个体与文化之间并不对立。
虽然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其自身的文化。
个人对文化的态度有三种：适应、不适应但努力适应、天生对立。
对于那些不能适应自身文化的人来说，“对文化行为的强调就是对个人意志的否定”。
所以对于这些人，要采取宽容和鼓励的态度，只有这样，文化才能保持长久的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的文革使多少人蒙受精神的打击。
在努力减少差异的同时，不能够害怕差异，害怕差异会给人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
记得有一部电影中，一个人不肯承认自己会听动物说话，从而保持自己与“普通人”毫无差别，我觉得这样只能让自己非常的痛苦，这太过于害怕差异了。
以上是我读这本书所能理解的内容，但其中的深意我还需要好些时日才能够真正地体会到。
这本书是京华出版社出版的，我觉得其中的翻译还是很有“英语”的味道，句子好长啊
以后有机会我希望能够重读这一本书，最好是不同版本的。
我把读书心得放在空间上，主要是为了鼓励自己多些读书心得，同时还希望与大家交流交流。
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我也很喜欢，觉得本尼迪克特把它放在文章前面实在是太秒了，这句话的深意我将在以后更加积极地思考。
〔《文化模式》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