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读后感2000字
来自边地的复兴中华的尝试 本书旨在叙说中国的近代历史，笔者想以一个设问作为开端。
看到本书的人们，对书名中的“近代”一词会产生何种印象
多数日本人对“近代”（modern）这一词汇的印象通常是正面的。
比如，它可以让日本人联想到明治时代的流行语“文明开化”，联想到那些身着西装披头散发的形象，铁道、砖瓦造的欧式建筑，乃至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学校等等。
近代日本对欧洲文明的引进与资本主义化的尝试为日本人带来了富裕和舒适的生活。
那么本书所叙说的中国又是何种境况呢
汉语里，至少在回顾中国历史时，“近代”一词往往伴随着沉重、消极的印象。
因为，对中国历史来说，近代是一个屡受外国侵略、国家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时代。
比如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雏形，最早提出于1975年。
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而未采用“近代”一词。
其最直接的理由是依据中国官方的时代划分法，即从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史，其后为现代史。
而由这种划分就可见，近代史对中国人来说首先是屈辱的历史、是抵抗侵略的历史。
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终于可以一洗近代以来所饱尝的屈辱。
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国殖民地长达一百五十六年之久的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另外，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如曾经的东京奥运会之于日本一样，成为中国人切身感到新时代来临的纪念碑。
诚然，对过去的清算决非一日之功，至少于现在的中国，其过程还未完结。
2001年围绕美化日本侵略行为内容而再度引起关注的教科书问题，2003年于西安、2005年于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等，这种不时趋于紧张的日中关系揭示了苦难的近代史在今天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所共有的“负面的记忆”。
本书所叙说的中国近代史具体指从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中期到中日战争开始前的1936年。
这一时期的特征若以一言蔽之，可以用“复兴中华的尝试”来概括。
但是如何评价这一尝试，中国史学家们的意见一直都不统一。
其原因首先要从现代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激荡中寻求。
日本真正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缘起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当时被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给予了一直轻视中国、不愿正视侵略事实的日本人以沉重打击。
于是日本人试图从中国的近代史中发现一种可能性，即与经受了1945年战败挫折的日本不同的“近代”。
在此背景下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点放在了阐明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研究是在当时日本批判冷战体制下军国主义的复活与推动社会民主化这一政治课题之下开展的。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偏重于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革命运动史，往往带有以“对革命作出贡献，或反对革命”为善恶标准的成见，并不注重实证性的分析。
另外，由于中日到1972年才恢复邦交，此前的中国对日本来说就仿佛是“从未见面的恋人”，是一种隐藏于面纱之下的神秘存在。
因此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难免流于背离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理念性的研究。
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中日交流的正式启动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带了巨大变化。
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以及“文革”对知识分子迫害等中国现代史的历史问题被公开研究和讨论，以革命胜利为顶点的历史范式受到了极大震撼。
进而，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落后”实景的日本人，早已不再把中国视为日本应该学习的近代化的榜样，而是普遍认识到中国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发展中国家。
在这种现实面前，多数日本人眼里的中国不再是革命带来的新社会，而是革命之后依然传承下来的、带有传统特质的社会。
另外，由于日本人已然可以长期留在中国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所以，特别是近代史领域里，出现了许多运用了日本所不能见的新史料的研究成果。
但是，即便这种重新勾画中国近代历史景象的尝试，现在看来也仍然存在诸多局限性。
这些尝试从反对既往的主流的农村革命史出发，把重点从革命与农村转移到了改革史与都市史的研究之上。
诚然，诸多历史事实得到了厘清，但其结果也不外乎是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而已。
如果苛刻地说，这些不过是革命路线转换到改革开放路线这一政治局势的变化反映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尝试针对单个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却没有提出一个取代以往革命范式的总括性的历史框架。
这也是当今所有学术领域的共通问题，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专门领域的过分细化，因此很难产生能够概括这些领域的具有远见的结论。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2003年10月，纽约传来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亡故的消息，享年106岁。
继张学良在2001年病逝至此，本书所涉及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登场人物均已离世。
时隔半个世纪，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NHK的采访中，以精神焕发的面貌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呼吁日本年轻人了解中日之间的不幸历史，这一影像至今依然令我们记忆犹新。
在中国虽有“盖棺定论”的说法，但最后的当事人张宋二人的逝世，也正提示我们从现在开始冷静评价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呢
本书想做一个尝试，即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剪影这一时代。
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
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
众所周知，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其南北是截然不同的社会。
南方为水稻种植区，人们以大米为粮；北方则以小麦、面食为主。
而代表北方的北京方言与香港、广州人所讲的广东方言更互不相通，犹如两国语言。
延伸到地平线的平原地区、被干燥的黄土地所覆盖的华北大陆，与山川河流密布、地形高低起伏、临海与外国相通的开放的华南地区，遑论风景，甚至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也各自相异。
或许也可以说两地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从本系列其他各卷的叙述中可知，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兴起于北部边境。
中华文明每遭遇动荡时期，总是通过吸收周边世界焕发的能量实现复兴与扩张，从而得以保住延续数千年的命脉。
但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外部对中国的文化刺激也大多是经由内陆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所带来的。
当然，这种情况因蒙古时代的海上贸易以及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一体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
但是，宣告新时代的南来之风从真正意义上席卷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从本书所论及的近代开始的。
洪秀全、孙文以及其后继者蒋介石等本书中的出场人物，皆以南方边地为出发点，倾注热情于被称为“北伐”的北上作战。
而从南方农村根据地兴起的的边区革命也是朝着黄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时代的种子。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
以下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与南来之风一起开始的复兴中华的尝试与苦难的一幕一幕。
面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侵略，从不断的挫折与失败之中，如同凤凰般涅槃的中国，无疑为生活在不透明的时代的我们带来了勇气。
爱眉小扎读后感2000字
参观历史遗迹有感2016年的7月底，鄙人有幸参加了同济大学浙江学院重走长征路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去了四川阿坝州。
在阿坝州待的四五天不但修养了身心、了解了羌族人藏族人的生活风俗，更像是身临其境的走了一遍他们的近代史。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简称阿坝州，是四川省的一个自治州，以少数民族为主要人口，位于四川省西北部，与青海省、甘肃省交界。
为了更好的发扬长征精神，我们一小队人全部换上了红军服。
五角星帽子、布衣服、布裤子、还要裹小腿布、麻花辫、红袖布等等，走在路上，时不时有人调侃道“哟，红军来啦，还是一群小红军嘿”。
遇到这事不是一次俩次，一路上只要是遇上一位县里人都会看着我们笑一笑。
一众队的我们也从自嘲到不好意思。
为了了解理县的历史，我们穿着红军装去了理县博物馆，寇仁义馆长给我们讲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羌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理县通化乡佳山寨等地的羌族群众，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群起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团总。
1924至1926年，理县藏、羌等族人民反抗封建军阀苛捐杂税的压榨，2000多人攻陷理县县城，还攻打到汶川、茂县、松潘等地，斗争坚持了3年之久，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之后在馆长的带领下，我们带着油与大米又去拜访了红军廖世德的亲妹妹廖子清，廖子清奶奶一见我们来，叫了自家媳妇给我们送上了洗干净的各种当季水果。
我们很是不好意思，我们来本是麻烦他们，没想到还受此大礼。
廖子清奶奶虽然年岁已高，但依旧思路清晰、说话声音也铿锵有劲：在90年代初，大概是在34年左右。
红军长征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开始以为是国民党来了，国民党是要抢东西的，还要打人。
我们都很怕，全县大小老少都带着粮食爬到山顶上，家鸭家鸡也都一并赶上山去。
但是还是有一些不怕死的留在了山下。
过了一两天山下的人上来报信说“他们不是国民党，他们是红军，他们只是过路休息一下的。
他们跟国民党不一样，不抢东西不打人，他们愿意帮助我们耕农，以此换粮食吃。
”我们陆续地都搬了下去。
和红军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渐渐的意识到红军不收农民一米一线，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当时就流行着一句话“有困难就找红军”。
红军在我们这里待了大概四五个月。
在此期间女红军教我们小朋友唱红歌，教我们妇女缝衣服等。
也许多有志青年参加了红军，每天早上都能听见红军在教他们基本的抗战技巧，也有教打枪的。
但没过多久他们就走了。
我的哥哥也是随着红军长征去了。
很想他，之后再见上哥哥已经是中国成立了。
原来县里人叫我们小红军不是在调侃，而是回忆起了当年自家老人遇上红军受到的照顾而满含情感的叫了一声红军，像是在说谢谢你们一般。
关于这一段时间的羌族历史，官方是这样记录的：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羌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羌族人民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他们热爱人民的军队，积极参军支前。
仅茂县一县就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还有上万名民工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
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在羌族地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经过革命锻炼的羌族人民，继续不断地向反动派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
那年理县博物馆馆长和廖子清婆婆给我们讲述的这段历史，我现在依旧还清晰的记得。
他们由心讲着故事，似乎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使我们经历了灵魂的洗礼。
在城市里太久了，天天看见的是水泥围成的高楼大厦，街上车水马龙，满是被金钱和权力左右了的面无表情的人群。
自己也被打磨得世俗化，丧失了年青人该有的棱角和青春飞扬的朝气。
在城市里面我们感受不到历史对我们的重要性，因为城市社会发展得太快，变化得太快，只是面对面（不用心，表面）与人打交道得太多，在这样快节奏下无时可以去顾忌曾经发生了什么，只能活在当下，独自一人的完成自己的事情，若是在意了过去，活在了过去，一般来说便会比别人落下好一大截儿。
而差一人等是我们年青人、中年人、中老年人最害怕的结局，至此我们只能自己埋头苦干，不思考过去。
这一观点深深存在在我们内心的某一角落。
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历史以及历史留下来的痕迹是可以带领我们走向未来的。
就像是阿坝州的羌族藏族人民，红军长征路过此地，在这里留下来一段历史。
羌族人民世世代代流传着这历史带领着他们做人做事。
像是一个信仰、一个导路灯。
跪求啊~~~~~~~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1500字
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曾经有很多国际友人对中国给予过各种形式的帮助，比如埃德加•斯诺。
毛主席曾经说过，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作为一个美国记者，斯诺是第一个把中国共产党、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人，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东方的大国有着这样一个政党，这样一只队伍。
《红星照耀中国》的意义不只是向外界介绍了中国的革命情况，它还是一部详尽的历史资料。
一九二七年之后，由于国民党的突然反目，血腥清洗，导致大批共产党人的牺牲，蒋介石撕碎了伪装合作的面具，意欲致年轻的共产党于死地。
全国各地都在搜捕共产党，甚至敢于同情共产党的行为也会导致死刑的惩罚，但是，仍然有更多人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义无反顾的追随在共产党的红旗下，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理想是什么、斗争的方向是什么，并不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了解，在国民党的宣传机器的恶意诋毁下，共产党被说成一小撮反动的暴民，而红军则是为数不多的、衣衫褴褛的土匪罢了。
但是国民党无法解释的是，如果真如他们所说，共产党是暴民土匪且人数少得可怜，为什么一直无法被消灭
相反还继续扩大着根据地
共产党真的是反帝的么
或者如国民党支持者所说的，他们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的同情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最后的呼号
总有些人愿意追求真相，即使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
斯诺无疑是这种人。
尽管心中忐忑，斯诺还是在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帮助之下，毅然决然的踏入了这个被蒋介石政府描绘成是充满血腥、暴力、野蛮、土匪当道的红色根据地，而他所能依靠的，只是一封写给的介绍信。
然而怀着冒险心情的斯诺很快就知道了自己的担心毫无必要，这些红色区域绝不是国民党政府所说的那样恐怖，正相反，在这里，有着人民真正支持、信任的政府。
由于外界的封锁和造谣，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一直不为外界所熟知，国民党不停地在炮制他们的“恶行”，并且讽刺的是，在多次报道、朱德等共产党领袖死亡的消息同时，他们又悬赏对这些人进行缉拿。
按斯诺自己所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好奇心强、敢于冒险的洋鬼子，但是在红色政权的所在地，他不但受到了贵宾的待遇，而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对其坦诚相见，为其的采访报道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这和国民党的遮遮掩掩、欲盖弥彰、颠倒黑白是截然不同的。
通过和共产党、红军的接触，斯诺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惜牺牲生命而依然加入共产党，为什么红军在人数、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能够转战南北，为什么人民群众会如此的支持着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有希望，因为红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证明了一个记者的正直和职业道德，斯诺客观详实的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纲领，让全世界知道，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真正的未来在哪里。
另一方面，这本书也是研究党的历史、了解领袖们的资料，作为在当时写成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不仅详细介绍了红军的征战史，并且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报道和解释，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第一部把新的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书，也是中国人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回顾党和军队的途径。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
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国土，而当权者的屠刀则指向人民，整个中国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候，迫切的需要有人站出来挽救危局，这个人无疑就是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初期，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和一些不安定因素，曾受到过很大的损失，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
然而领袖们的睿智使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确立坚定不移的纲领，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为中国，为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不挠的顽强抗争。
只有人民拥护和支持的政府，才能让国家看到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没有被侵略者的刺刀击退，没有被当权者的白色恐怖吓倒，在无数人的流血牺牲之后，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崇高的事业。
在多方打击和封锁的情况下，共产党和所领导的队伍却在逐渐壮大，在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没有人能再轻视这股不可抵挡的力量，一切关于“无知土匪”的谣言不攻自破，这是一个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这是一个有着执着信仰、严格纪律的政党。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红星照耀中国》可以让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所经受过的苦难、牺牲，今天的幸福来自昨天的奋斗，多少人的流血才造就我们今天的辉煌。
历史是沉痛的，幸而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党领导下的中国日益强大，但是，昨天的硝烟虽已散去，鲜血虽已干涸，这段历史却该永远保存在后代子孙的记忆。
了解过去，才能更加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这种伟大，将会给中国带来新的辉煌
《少帅》观后感
该剧用沉稳的笔调，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动荡的历史现实刻画得完整而丰富；同时将张学良这个人物飞扬的个性和传奇的经历，来了一次“尽可能的还原”，将这个人物一生的血与火，爱与怕，做了一番深情而又克制的描摹。
参观了沈阳的张氏帅府,观后感怎么写
2014年7月28日，游沈阳故宫，张学良故居 （又称张氏帅府 ）。
看过北京故宫，再看沈阳故宫，就会觉得后者很寒酸。
沈阳故宫建于清朝入关以前。
当时大清刚刚兴起。
举国之力，修建此皇宫，已属不易。
有趣的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都曾出关祭扫祖先，并在此驻跸。
自咸丰开始，后代皇帝都未出关祭祖。
中原汉人的王朝，有两次灭国之灾。
一次是蒙古征服，一次是满清征服。
两次征服，都伴随着大屠杀。
中原人口被杀死一半以上。
两次征服后的国土面积，都增大了一倍以上。
这仿佛是对中国的一种补赏。
中国现今的广大国土，是继承了大清帝国的江山。
只有蒙古和满清这些游牧民族的骑兵，才能征服这么辽阔的土地。
中原汉人文化，是农耕文化。
汉人不善骑马，也没有游牧民族的野蛮游荡的性格。
汉人能够养马的地区，一个是塞北草原，一个是祁连山地区。
但是，许多汉人王朝都失去这些地区的控制权，所以汉人政权经常缺少战马。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犹如现在的坦克兵团，在步兵面前，所向披靡。
对付游牧民族，中原政权大多采取守势。
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时战时和，持续了几千年。
直到现代化武器诞生，骑兵的优势不复存在，游牧民族的威胁才消除。
满清人入关，仅用20万八旗军，就征服了中原。
实际上，明王朝经历了多年鼠患，天灾，人口大减。
加上李自成，张献忠暴民之乱，明王朝的主力军已消耗殆尽。
清军连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就是当年天下最强的部队。
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他们就可以横扫中国。
大清当年在沈阳建此皇宫，万万没想到，不到十年，就可以轻易攻入关内，在北京坐上紫禁城的宝座。
清朝的成功，实为天助也。
中国在清朝覆灭后，经历了一段军阀割据的民国。
其他军阀早就被历史淹没于尘埃。
唯一还在风光的就是张氏父子。
其原因很简单: 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逼使蒋介石抗日，从而拯救了危急中的共产党和红军。
使中共在抗战时中坐大，最后夺取政权。
在张氏帅府的展览里，有几个地方值得玩味。
1929年1月10日杨常事件。
张学良在老虎厅杀死奉系元老杨宇霆，常荫槐。
从来没有人对此异议。
其实，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预兆。
这两件事中，张学良的做法都是如出一辙 : 毫无信义，翻脸无情。
完全继承其父张作霖的土匪作风。
翻手云覆手雨。
其行为举止，如同土匪，黑社会老大。
到了晚年，张学良谈起此事，还是毫无愧意。
杨宇霆，常荫槐是张作霖旧臣，为张家在东北创业有功。
虽然在张学良面前以父执之辈，骄横跋扈，但罪不至死。
即使有错，完全可以以法律手段审讯，或礼送出境，方为上策。
在老虎厅采取谋杀手段，实为小人伎俩 ，君子不齿。
1929年7月至12月。
中东路事件。
为争夺中东铁路控制权，张学良部队十万余人，与俄国四万余人开战。
结果惨败。
展览中，对此事缘由不提。
也不提中共支持苏联的立场。
其实，这件事对后来的918不抵抗政策，有着重大影响。
试想，如果张学良能在中东路事件上，击败俄国。
那末，918事件时，就不会对日军畏首畏尾。
历史学界，对于这两件事的关联，都没有重视。
1931年918事件。
不抵抗日军，究竟是谁的责任
好像没有提及。
张学良死之前承认，是他下命令不抵抗。
这实际上洗刷了蒋介石背了几十年的罪名。
1931年的东北军，完全听命于张学良。
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
张学良一年多之前，刚刚遭遇中东路惨败，哪敢再和日本军队较量。
为了保存实力，只有忍痛退让。
张学良晚年说，当时没有想到日本竟然有吞并东北的野心。
原以为是一场摩擦，通过谈判来解决。
这也可能是一种理由。
如果按过去传统的教科书，那一套说法未免太简单，而且远离真相。
1936年西安事变，按近年来的史实，张学良在此事变之前，已经是中共党员。
一个党员 执行党的命令，事情的原因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展览中，当然没有这些资料。
张学良晚年在美国渡过。
他有机会回国探亲，但是却至死未回。
他是不是害怕面对这些令人尴尬的事实
张学良和蒋介石是拜把兄弟。
但张学良却以黑道手法发动西安事变，捉拿蒋介石。
据张国焘回忆录，当时延安中共领导弹冠相庆。
但是刚刚和张学良为中东路打过仗的斯大林，对张学良不满，斥之为军阀 。
通知中共，尽一切力量促使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这才有了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平结局。
这些史实，展览中也看不到。
蒋介石西安事变后，对张学良，杨虎城还是区别对待。
对杨虎城是满门抄斩。
对张学良是监禁到死。
张学良和宋美玲，宋子文兄妹的关系密切，所以蒋介石对张学良手下留情。
沈阳故宫，张氏帅府，是影响深刻的历史遗迹。
对于这段历史，特别是张学良的历史，何时才能还其真相 ?
剑桥中华民国史读后感一千字左右
读《剑桥中华民国史》有感 最具伟力的民族，不是自傲，而是反省；最具创造的过渡，不在于千百万的积累，而因为真与新的发现。
—— 摘自《剑桥中华民国史》 五千年华夏历史，最混乱最复杂的当属民国时期，大小军阀混战，各国势力盘踞，内忧外患不绝，同时各种人物辈出，任谁都难以理清那些错综复杂大的关系。
而近两三个周匆匆浏览完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感触很多，收获很多,也明朗了许多。
以其中的一部分举例说明。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南京十年时期是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抗日战争和内战更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
但这两段历史都有一个线索在牵引。
国共两党之间始终存在冲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最初，经历了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之后，中国共产党力量几乎被消耗殆尽。
长征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除了长征，别无他法。
留在当地便是等待下一次围剿，开进西南也不可行。
原地等待是不可能的，开进西南则会面临当地实力雄厚的军阀，所以他们选择了长征。
这是人类史上一次壮举。
但长征也不可避免地消耗了红军自身的力量。
张国焘也在长征中逐渐暴露出分裂的企图并最终反叛，所以当红军到达陕北，剩下的人已经不多，战斗力也消磨不少。
蒋介石便想借此给最后一击。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蒋介石没有完成这致命一击。
蒋介石派出张学良的东北军执行剿匪任务。
张学良的军队并没有贯彻蒋介石的命令，反而停滞不前。
张学良联合西安当地军阀杨虎城软禁了蒋介石长达数周。
东北军中低级将领和士兵坚持要惩治不积极抗日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部分人也持相同意见，准备暗杀蒋介石。
蒋介石是当时的政坛巨擘，国家领袖，个人威望极高，是蒋介石的努力和不妥协使得中国开始在国际社会发挥大国作用，被美英承认世界大国地位。
一旦失去蒋介石，中国将重新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抗日基本无望。
因此坚持保护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蒋介石不再坚持剿共，建立统一抗日战线，对红军和华东的共产党军事力量进行改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没有在抗日战争中遭到很大打击，反而是发展了力量。
10％的力量用于抗战，20％的力量用于对抗国民党，70％的力量用于扩张。
唯一一次对日本人的打击是百团大战，但百团大战也使得中国共产党消耗了很多力量，过早地暴露了自身实力。
蒋介石的军队在正面战场发挥着作用，但是军事力量消耗很多。
蒋介石坚持以空间换时间，吸引了日本的兵力，为美英等国尤其是美国战胜日本创造了条件，实实在在地起到作用。
蒋介石深信自己很难打败日本，但也深信美国一定可以解决日本。
所以他在等待，但他并没有不努力。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命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原地待命，但是没有执行命令，中国共产党军队此时已经开进了很多北方城市，而这些城市很多是靠国民党军的努力换来的。
蒋介石命令还未撤退的日本军原地抵抗八路军，但是为时已晚。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但扩充了军队，也占领了地盘。
这也导致了蒋介石最后的失败。
站在当时统治者的立场上，攘内先安外的主张完全正确。
一段抗战史读完，特别是国共合作历史的深层了解，心里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而现在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56年后，两岸由于反对台独又走到了一起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接连访问大陆，破冰曙光。
历史已然成为历史，真相亦不在，我们只以此为鉴，去粗取精，面对未来，不再犯同样的错。
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些改变历史的人，无非也只是一颗沙砾。
跳开我们的宣传工具，抛开我们的传统教育，你悄悄地拨开那些迷雾，静静的还原那些历史
《红星照耀中国》领袖人物和红军将领的革命之路,的外貌形象与言谈举止
和周恩来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本书作者以最贴近生活的语言，最生活化的写照介绍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周恩来。
使读者从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感受领袖的亲近与领导人信念和中国共产党宗旨的可追随性。
中共的发展也是由于有这样的领导人，才能民心所向，才能团结一心，共同抗战。
最著名的就是中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走的长征之路。
斯诺同、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
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步是要突破敌人严密的封锁线，接下来就是巧夺大渡河。
在这期间，他们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甚至吸引了一部分人参加红军。
这足以证明了中国红军在人民中的威望与感召力。
万里长征中红军牺牲无数，也是中共革命军经历的最严酷、最壮烈的生命之征。
长征所折射出的长征精神是我们世代人都应该去学习和发扬的。
斯诺也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上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张学良以前被关闭的地方是哪里
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5年，他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张从此开始幽居生涯。
1月13日，迁移浙江奉化溪口镇雪窦山。
2月17日，致函于学忠，希望维护东北军团结。
3月30日，于学忠到溪口见张。
冬，迁移“听涛居”。
十天后迁移江西萍乡“绛园”。
1938年1月，迁移湖南郴州苏仙岭。
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
1939年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张又迁移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1940年2月，于凤至因病赴美就医，赵一荻由香港到阳明洞陪张幽居。
1941年5月，张因患盲肠炎到贵州中央医院做手术，出院后移住贵阳黔灵山麒麟洞。
1942年2月，迁移贵州开阳县刘育乡。
1944年春，移居距息蜂县15华里的阳朗坝。
初冬，日军进犯湘南，贵阳告急，张迁移黔北桐梓县天门洞。
1946年11月2日，迁移重庆戴笠公馆。
不久被骗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也称清泉）。
1959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
张学良提出要在台北市郊自己盖房。
蒋经国表示赞成，并亲自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给张学良选择地皮。
1961年 61岁 张学良新居落成此房是栋两层小楼，位于北投路7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