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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文集》读后感

时间:2013-07-08 10:01

徐志摩文集的读后感100字

一直以来,喜欢读徐志摩的诗,他的诗意念完整、韵味独特、他既善于写实,又善于写心念。

他的诗充满伤感、哀怨,洋溢着春息、清新自然。

他的诗驰骋着想象、切实的虚拟。

今天读了他的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感受颇多。

文章源于生活,源于他的所见、所闻、所想,但其核心又是心灵的追求,对现实的不安与苦闷,对人生的迷茫和同情,对超自然的渴盼与祈祷。

他善于在大自然中发现,细腻地刻记着自然界最细微的美。

正如文中第一自然段所描述的“阳光正好暖和,决不过暖。

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往因为它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度过来,它带来一股幽远的淡香,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气,摩挲着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这简单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进谷内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秀美风景的全部正像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

供你闲暇的鉴赏。

”读到这里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多么美妙的景象,字里行间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一切万物近在眼前。

哪里有黄磊文学大碟(黄磊说情书)

《等等等等》这个专辑,就是我自己记忆书房里的十本收藏书。

只是,这次我给它们做了配乐还加注我的心情。

--(序) 悠悠扬扬的序曲在夜空飘转着,空气里弥漫了四月春的气息。

该是新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了,一切都是那么绿意盎然,新鲜着周遭的一切

这不该是怀旧的季节,可是在旋转的音乐声里,心分明是沉沉的,静静的。

往日的记忆就忽的一下子全冒了上来,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因为这旋律。

音乐里男人用纯纯的北京话讲述他的心情:人总是会成长变化,尤其是和旧事物放在一起就特别显见…… 手里就拿着这个男人的专辑,来自黄磊,一个太熟悉不过的名字。

自上张专辑《我想我是海》至今已有两年多没有新作的黄磊在今年三月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三张音乐专辑——黄磊文学音乐大碟《等等等等》,一张纯记录心情和文字的音乐专辑。

去音像店专门找到了它,急急的买了下来。

想要去倾听另一个人的音乐心情了,还有他的文字情结。

打开这张CD,音乐的旋律如水般涌进心里,暖暖的,像极了城市四月午后,昏昏欲睡,可是思绪会飘得很远。

想很多东西,都是些温暖的东西。

听《橘子红了》,脑海里一再一再的漂浮着“鹊鸟做客,挂满红透了的橘子树林”的画面,黄磊就这么唱着:这盼啊,这等啊,这去啊,这来啊,我是梦啊,醒啊,问呢,闷呢。

惆怅落寞中,他问,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

听《蝴蝶结》,一度读过的老舍先生的著作《骆驼祥子》中那个悲剧的祥子,还有他和虎妞——两个穷极了的人的爱情故事再度重演。

黄磊说:没有了咖啡、电影、华服和情书,有的只是夹在债务、灰尘、生活琐事与人事压迫这样的背景谈的恋爱,会是怎样的谈法

那《背影》、《等等等等》、《再别再别康桥》的歌声里都有着我们熟识的小说的影子。

音乐的世界中,黄磊将这些文字感性化了,给它们加上了自己的感情色彩。

于是,文字便人性化了。

很喜欢黄磊在每首歌后面的独白。

这不是复杂的文章介绍,这仅仅是他自己读这些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文学力作后的感悟,那种纯粹的叫作“读后感”的东西。

音乐和文字反复的交错在耳边,心情变得感伤。

这那里只是读后感呢

音乐中,黄磊分明是在唱着剧中人物的心情啊,在小说里,作者没有表达的人物心情被他用音乐描述出来,这情这爱,竟是这么的荡气回肠。

惊叹于词人的创作,想必他们和黄磊一样对这些小说有着独有的偏爱和见解之道吧。

值得一说的是整张专辑的创作团体,这是汇集了港台音乐才子的大作。

词部分包括:林夕、许常德、于光中,曲部分有:张洪量、陈志远、李庭匡。

再加上黄磊文学气息浓厚的口白和深情演唱,专辑不得不说是一场世纪文字经典和和十首文字主题曲的音乐盛宴了。

每一本书都该有一首主题曲,每一个人都该有一次忘情记。

没有文字,没有音乐,这人世的记忆只是虚枉

黄磊说情书——《等等等等》。

10首现代诗,最好诗人是较有名的。

【内容提要】  回顾了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并总结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在共和国成立前的“认定时期”,初步孕育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雏型;建国后直至60年代前期的“界定时期”,其研究才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新时期以来的“确定时期”,则取得了拓展性的实绩。

在深切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误区时,指出极“左”思潮以及封闭的思维模式、单一的研究视角和单调的研究方法,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还前瞻了新世纪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认为今后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进行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研究人才,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词】 现代文学研究 世纪 回顾 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9—1949),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巍高峰。

从它诞生之日起,对其评论和研究就如影随形般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时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各个层面上向着纵深拓展。

今天,在21世纪晨钟即将敲响的时候,研究工作究竟如何继往开来,的确不能不引起广大研究工作者的深切思考。

  一  如何评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这在1994年5月2日至6 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似乎已经取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就是这一学科即将达到成熟的“而立之年”。

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几代学者的奋力开拓和不断进取,终于逐步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而屹立于文学研究之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

这在它的一部成长史中,可以称之为“认定时期”。

所谓“认定”,主要指当时一些作家在创作之余,还进行相互评论、交流和探讨工作,并初步孕育成现代文学研究的雏型。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我们称之为“认定时期”主要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一批现代出版家亦为我们留下较为丰富的史料财富。

例如, 鲁迅杂文中评价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些序跋文章;1936年4月生活书店出版的茅盾、胡风、许杰、 苏雪林等人的《作家论》;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的问世;1935—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作家或出版家披荆斩棘的成果。

其二,这时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印象式的即兴批评,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

以鲁迅小说为例,《呐喊》结集之前,吴虞、周作人、胡适等人曾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上发表过随感式的评论;《呐喊》结集以后,虽出现过几十篇评论文章,后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但即使是其中茅盾的《读〈呐喊〉》和张定璜的《鲁迅先生》等文,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读后感之类;《彷徨》问世以后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书中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研究鲁迅最有影响的文章可算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虽然这篇文章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但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鳞角;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陆续出版了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寿裳《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等编《鲁迅年谱》、王士菁《鲁迅传》等,也大都是一些回忆性的研究资料。

在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这一现象也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

其三,这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早在1929年春朱自清就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并给我们保留下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

而从史著方面考察,这三十年间虽然还有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之《中国散文化运动概观》、吴文祺《新文学概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问世,但这些史著还都处于胚胎和成型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体系还有待成熟和完备,而且在高等学校中也没能广为开设这门课程。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认定时期”的实绩还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因为当时一些现代作家所努力从事的评论工作,相对地说,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切的感同身受和较高的评判价值。

例如,茅盾、瞿秋白和对鲁迅的评价,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三座高峰;鲁迅对萧军、萧红、冯至、茅盾等人的评骘也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

至于致力于史料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赵家璧、李小峰等先生的业绩,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

建国前所出版的各种“丛书”、“文库”就达300种之多,各种文学期刊逾千种, 都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勃发的种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可以称之为“界定时期”。

所谓“界定”,是指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地位,而且其研究工作本身也走上了专门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这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学科得以发扬光大。

建国伊始的1950年,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从而愈加确定了它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随之,相继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新文学史纲》5部现代文学史著, 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式诞生和逐步成长。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由老一代专家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正式确立,建国前部分现代作家也分流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有了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

王瑶、唐tāo@①、李何林、王士菁、田仲济、孙昌熙、陈瘦竹、吴奔星、贾植芳、钱谷融、丁景唐、刘绶松、吴宏聪、陈则光、任访秋、华忱之、单演义、刁汝钧、林焕平等先生均为这一学科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中年学者也在教学和科研上迅速崛起。

像北京的严家炎、樊骏、孙玉石、谢冕、林非;江苏的叶子铭、范伯群、曾华鹏等先生很快就成了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二是在研究工作一度勃兴之后,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很快替代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斗争以及对丁玲、陈企霞、冰心、老舍、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的批判和再批判,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和极左的思维定势在不多的研究论文中成了打人的棍子或简单的题解,现代文学研究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运动的战车上逐步走向沉寂和窒息;三是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和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中无暇顾及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致使不少史料湮没和散佚。

这时,几乎没有一本专门刊载新文学史料的期刊,也没有一本有关现代文学的专业化辞书,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工作停滞不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纠缠不清。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起步未久就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和磨难,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一学科性质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到了“文革”十年,则被完全扼杀在嗷嗷待哺之中。

极左思潮的恶性膨胀,使高等学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变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成了实用主义者的工具,只能孤零零地走在一条鼓吹阶级斗争的《金光大道》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新时期以来的近二十年,可以称之为“确定时期”。

所谓“确定”,则指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拓展性成就,完全确立了它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鲜明坐标。

概括地说,它也有以下几大特质:  1、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

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文学艺术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到“服务”于政治,在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锁性冲击波,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把过去许多不敢触及或评价不当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和认识,亦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家作品一举砸开了长期禁闭的桎梏镣铐。

如对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刘半农、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全面研究和对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巴金等人的重新评价,都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产物。

其次,文学本体论的重新提出和认识,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2、 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涵和研究质量。

以文学史著的编写为例,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除兰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外,几乎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而这一时期则出现了朱德发《“五四”文学史》、刘增杰主编的《解放区文学史》、杨义、赵遐秋、曾庆瑞和叶子铭主编的几部《中国现代小说史》、陈瘦竹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类的分类史;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之类的流派史;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类的观念史;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之类的地方史均大量出现。

又如,从分类观点看,以范伯群为首对现代俗文学的研究;从时间观念看,严家炎、钱理群主编,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比较史》、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出版;从空间概念看,台港文学和华人文学研究的蜂起,无不都是研究视角空前扩大的硕果。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使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产生了一次飞跃,将现代文学研究放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击为背景,具体运用中外古今相比较的方法,使一批论著既加强了历史的纵深感,也强化了理性色彩和学术分量。

  3、 专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迅速成长以及学术活动的空前频繁和活跃,也是这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

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隆重成立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问世,尔后各省市现代文学研究会相继诞生,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赵树理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会纷纷问世,话剧、散文、小说、诗歌等研究会也揭竿而起,致使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文学硕士和博士,既壮大了研究队伍,又提高了梯队素质。

弹指十余年间,这一批研究生已充分显示了他们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强的研究实力。

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已是人才济济,四世同堂。

按最保守估计,现代文学研究人员现有三千之众,其兴旺发达不能不令人深感振奋。

再者,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六次;各省市、各专题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更是洪波迭起;国际性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方兴未艾;校际间的学术协作和学术报告亦日趋繁荣。

这一切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认定期”和“界定期”所无法比拟的。

  4、 学术论著的面广量大和史料积累的深广丰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时期以来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至今没有精确统计。

但是,几十部《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出版,几十本作家评传的问世,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继续刊行,以及海内外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和发表的数以万计的论文,都呈现出有目共睹的繁荣景象。

在史料积累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教资料简报》、东北、福建、江苏、桂林等地的“新文学史料专集”、《鲁迅研究年刊》等都是专门搜集史料的专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关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尤其是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做了荫庇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有关现代文学专业性的工具书数部问世;建国前各种报纸期刊的影印出版;各种研究资料索引的编纂、研究论文卡片的制作和人大复印资料的选编;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逐渐出版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地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缓解了研究者的翻检之苦,对积累和保留史料也十分重要。

有名的诗歌,加解析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

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1896~1931年)现代诗人、散文家。

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

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又申。

曾经用过的笔名字:南湖、云中鹤。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

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

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

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

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

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

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毁人亡,遇难。

  诗集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有:《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  小说《春痕》散文集《轮盘》;  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徐志摩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

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

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

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

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

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诸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

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

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遇难。

  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赏析1:  其一:  《再别康桥》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

1928年秋,作者再次到英国访问,旧地重游,勃发了诗兴,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化作缕缕情思,融汇在所抒写的康桥美丽的景色里,也驰骋在诗人的想象之中。

  全诗以“轻轻的”“走”“来”“招手”“作别云彩”起笔,接着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

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

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

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诗人闻一多20年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其二:  《再别康桥》第1节写久违的学子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

连用三个“轻轻的”,使我们仿佛感受到诗人踮着足尖,象一股清风一样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荡去;而那至深的情丝,竟在招手之间,幻成了“西天的云彩。

”第2节至第6节,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

披着夕照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树荫下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

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到:第一个将“河畔的金柳”大胆地想象为“夕阳中的新娘”,使无生命的景语,化作有生命的活物,温润可人;第二个是将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后,竟变了“彩虹似的梦”。

正是在意乱情迷之间,诗人如庄周梦蝶,物我两志,直觉得“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并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招摇的水草。

这种主客观合一的佳构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锤百炼之功;第5、6节,诗人翻出了一层新的意境。

借用“梦/寻梦”,“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将全诗推向高潮,正如康河之水,一波三折

而他在青草更青处,星辉斑斓里跣足放歌的狂态终未成就,此时的沉默而无言,又胜过多少情语啊

最后一节以三个“悄悄的”与首阙回环对应。

潇洒地来,又潇洒地走。

挥一挥衣袖,抖落的是什么

已毋须赘言。

既然在康桥涅盘过一次,又何必带走一片云彩呢

全诗一气呵成,荡气回肠,是对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

胡适尝言:“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

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追悼徐志摩》)果真如此,那么诗人在康河边的徘徊,不正是这种追寻的一个缩影吗

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

他深崇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音乐美。

他甚至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的‘音乐化’(那就是诗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诗刊放假》)。

  反观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

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

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颇有些“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诗人气度。

可以说,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赏析2:  徐志摩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1897年出生,至1931年飞机出事,生活了35年,英年早逝。

原名徐章垿,为什么改名叫徐志摩呢

因为他小时侯特别可爱,清末时长着一个大脑袋,留着一个猪尾巴,所以他的父亲就请了一个名叫志慧的和尚看相,说是将来必成大器。

所以1928年,他出国时改名徐志摩——志慧和尚摸过的。

  一:彩虹似的梦的追寻与幻灭  徐志摩家中富裕。

其父徐深如办有酱厂,钱庄,绸庄,灯泡厂,在上海,杭州有投资,是沪杭铁路的股东之一,硖石镇商会会长,且徐志摩是家中独子,深受长辈喜爱。

家庭对他有影响,他活泼好动,喜欢交友。

  再者,他的婚姻对他也有影响。

1915年,他在北大读预科(当时先读3年预科,再读5年本科)时,认识了张幼仪,她端庄,善自理,会理财。

有人把她比作《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当然,王熙凤的品质大大不如张幼仪。

不仅如此,张家更有钱,所以徐家很高兴找到这个媳妇。

  大家都知道,解放前的婚姻,一为政治,二为经济。

而徐父是商人,自然很喜欢,更重要的是,张幼仪的大哥张家敖是中国银行总裁,徐志摩知道而且认识张家敖。

以前读书时,张家敖曾视察过徐志摩就读的中学,知道徐志摩的语文好,作文写得好,所以同意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事。

二哥张学励,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民社党主席。

  张学励介绍徐志摩认识了梁启超,梁启超深爱徐志摩这个弟子劝他出国深造。

于是1918年8月,徐志摩赴美留学,同行有汪精卫。

他先到克拉克大学学历史,一年后取得学士学位。

1919年9月份,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经济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

1920年7月份,徐志摩不想读了,到英国剑桥大学找罗素(一位自然哲学家,被徐志摩称为英国的梁启超),但两人失之交臂了。

因为罗素因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遭解聘,而来中国教书,徐志摩却赴英国找他,未果。

当然,后来两人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徐志摩的爱情观深受罗素影响。

  进不了剑桥,只有在伦敦大学读政治经济博士,认识了陈西滢,张世昭,林长民(林徽因之父,北洋军阀司总长)。

经林长民介绍认识剑桥大学教授迪根生,由此进入剑桥大学,当时叫康桥大学,这样就与康桥发生了联系。

  一>确立志向: 彩虹似的梦。

因为徐志摩想在中国建立英国似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他认为德国人太蠢,干事机械;法国人太阴,干事过分;南欧人太乱,头脑混乱;美国人浅薄,文化历史不长。

所以比较像样的是英国。

他曾说过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机械;时保守的,但不顽固。

所以他认为在英国实施民主政治的条件,远在大喊大叫的美国人之上。

所以在他心目中就要树立一个英国似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因此在他的一篇散文《吸烟与文化之辩》中,他说过:我眼是康桥叫我睁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振动的。

可见康桥对他的影响之大。

客观上看,英国的民主是自由的,他非常羡慕,主管上看,他有个追求:爱、美、自由。

同时他最好的朋友胡适也说过徐志摩一生追求爱、美、自由,英国正好符合主客观要求。

  二>步入诗坛。

徐志摩当时留学是想当类似美国国务卿的政治家,后来弃政从文是受到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影响,也包括当时一些作家,作品的影响。

同时由于他喜欢结交上流人物,其中曼殊斐尔对他的影响最大。

  一天晚上11点钟,徐志摩去拜访曼殊斐尔,虽然只有20分钟,但连任谈得十分投机。

曼殊斐尔的美给他极大的吸引力,对她的话言听计从,徐志摩说过这20分钟是不逝的20分钟,可见给他的印象很深。

他曾说过她的美是完全的美,是纯粹的美,是可感不可知的美,是不可分析的美,是自然界的杰作。

所以曼殊斐尔说:徐志摩,你将来最好去搞文学,最好不要搞政治。

这对徐志摩触动很大,也是徐志摩开始走向文学创作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离婚与失恋的影响。

他在伦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16岁的林徽因,在当时称为中国第一才女,所以徐志摩去追求她,但他是结过婚的。

追求时当然遇到阻力,林徽因说:我是少女,你是有妇之夫,你得先离婚。

徐志摩听后觉得很有希望,于是与1922年赴柏林找张幼仪离婚。

因为浪漫的他认为林徽因是爱、美、自由的化身,虽然张幼仪很好,但是没有浪漫气质。

他说:我要当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

通过很多朋友做张幼仪的工作,最后张幼仪同意了,之后两人关系更好,一礼拜一封信。

离婚后他立刻回到了英国,却发现林徽因已经到美国学建筑学。

可能林徽因的父亲认为徐志摩当女婿不适合。

此刻,老婆没了,恋人没了。

两脚踏空,心悲凉,用诗抒怀,《春》中写到他看到别人在草丛中恋爱,自己很眼红,感觉自己很孤独。

所以开始步入诗坛。

  三>迷恋自然。

剑桥大学很美,古典建筑群,蓝天碧海,鸟语花香,田野里点缀着农舍,一条康河贯穿其中。

若分析《再别康桥》,必须读《我所知道的康桥》,介绍了他每天的生活——划船,看闲书。

这便是他的留学生活,但他不后悔,他说,他读了三本书:自然书,人生书,社会书.康桥也在其生命中之深1922年回国后,他写了第一首与康桥有关的诗《康桥再会吧

》,康桥是其生命的源泉,精神的依赖之乡。

自然风光陶冶之下,造成了他清高,超脱的英国绅士风度.  英文版:  Saying Good-bye to Cambridge Again --- by Xu Zhimo  Very quietly I take my leave  As quietly as I came here;  Quietly I wave good-bye  To the rosy clouds in the western sky.  The golden willows by the riverside  Are young brides in the setting sun;  Their reflections on the shimmering waves  Always linger in the depth of my heart.  The floatingheart growing in the sludge  Sways leisurely under the water;  In the gentle waves of Cambridge  I would be a water plant!  That pool under the shade of elm trees  Holds not water but the rainbow from the sky;  Shattered to pieces among the duckweeds  Is the sediment of a rainbow-like dream?  To seek a dream? Just to pole a boat upstream  To where the green grass is more verdant;  Or to have the boat fully loaded with starlight  And sing aloud in the splendour of starlight.  But I cannot sing aloud  Quietness is my farewell music;  Even summer insects heap silence for me  Silent is Cambridge tonight!  Very quietly I take my leave  As quietly as I came here;  Gently I flick my sleeves  Not even a wisp of cloud will I bring away  November 6,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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