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古今中外名著文学 推荐5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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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年号与公元年号对照表
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历史3000字的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一声叹息万历帝——《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本文所说的“一声叹息”，只限于如果按照现代人正常思维状态下，去努力理解当时已经集国家权力于一身的中国明朝皇帝却根本没有办法运用自己的意志去办一件自己想做的看上去是极小的事情，当然就更说不上让他青年人家领导当时的明代中华民族走向一个国家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强盛兴旺，国富民强、兵强马壮……这实在是令现代的中国人大大失望了。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数不胜数的封建政治家、封建思想家、封建实干家、封建统治者们，封建被统治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自我奠定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特色的人类封建社会行为准则，它就是著名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它包括了身处任何地位级别的中国人从小长大从生到到死全部生涯中的唯一行为纲领：下级永远服从上级、儿女永远服从父母、女人永远服从丈夫——而从来不允许怀疑其上级、其父母、其丈夫在任何时候会出现有过错的事情。
有过错误也得服从。
当然，如果数以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所有的曾经的为君者、为父者、为夫者全部百分之百绝对正确过、绝对伟大过、绝对英明过……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社会景象啊。
可惜啊，在如此沉重的伦理道德的外衣下，人类间科学真理的闪光、科技知识的萌芽、人类人性善良的曙光……全部都被静悄悄地被压制着、被消灭了——当然，其中也包括看上去拥有世上最大财富、拥有全国最大权力的正处年轻时代的中国明朝万历皇帝。
我所接受过的教育中，权力曾经是一个神圣无比的词句：*杆子里出政权、权力是做大事的基础、这个世界是由帝王一类掌握大权的人所创造的…… 黄仁宇先生的文字，却让我明明白白看到，一个号称当时世界经济最强国之一的当朝年轻万历皇帝大权在握却活得是如此那样地艰难。
作为一个中国皇帝，他是最让我失望的：他正当年轻且大权在手，可是，他除了在中国最大的农民式的皇帝后宫里享受着众多女人们给于他的所谓人生其实只是一个雄性男人在性方面的某种自由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换句话来说，如果他能够走出这些女人组成的后宫一步，他便完全处于无事可为的境地——他的大臣们其中包括有名的张居正老先生都替他把国家的事儿都做完了，以至于他才满二十四岁青年少年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发出“生活的单调和疲劳”的人生叹息。
试想想，任何时代中一个二十四岁的男人，比如说大学本科已经毕业的中国大学生，更不用说一个二十四岁便大权在握的中国皇帝，其皇帝职位本身就是一种多么令人感觉兴奋的、至少可以想像、至少可以觉得做成多少大事的职务啊。
请睁开眼睛看看别人是怎样当皇帝的吧： 当年同样十九岁的俄国大皇帝，他悄悄地独自到邻国去学习造船技术；三十多岁日本国皇帝，亲自组织日本全国官员学习西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的经验，从西方国家把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移植创建在自己国家的国土上——想当年，日本国的首批纺织女工，都是由日本当时政府官吏家的女儿们担任的；当时的日本民众中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她们普遍认为，纺织机器是一种怪物，人类是不能接触它的；日本皇帝为了国家的改革进步，首先动员自己的下属官僚家的女儿们充当日本国的第一代纺织女工
……中国万历皇帝啊，你正当二十四岁的时候，你青春少年大好年华，只知道像一个无知农民一样、像同一只种猪一样守着九个嫔妃与无数宫女日日夜夜过日子，这是为什么
然而，所谓的中国万历皇帝过着美女环绕的日子却没有感觉丝毫幸福——他心里最明白，他的所谓的某种程度的性自由的结果却是烦恼多多：他的子女中所谓的长子只是他与母亲身边的一个宫女发生一次肉体关系后的自然结果，他心目中却特别钟爱着其中的另外一位嫔妃——他在接二连三生育了十男九女之后，一个所谓的中国明朝大皇帝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最欣赏的、看上去最有能力的其中的一个儿子担任太子，成为未来他的皇家事业的继承人。
万历皇帝啊皇帝万历，你像一个正正当当的中国皇帝吗
——除此之外，你为什么不能为中华民族做一点点让这个民族让这个国家日后强盛的实际事情么
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银行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军事武器设计家制造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船舰制造家啊；比如，创造发行中国明朝纸币、开发中国明朝股市、培养中国自己的股票交易人才啊……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君主们正在开始培养发育这方面的专家了。
你学学别人不行吗
而可怜的中国皇帝们，只知道千篇一律一代又一代地培养着只知道读几本道德经书的书呆子们——却被后世所谓的文人名士历来号称为哲学家或诗人。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强盛，一个民族的兴旺需要的是许多实实在在的实干家，其中包括许许多多军用民用的技工工艺师、机器设计师、机器操作师、工厂企业家、银行家……及有适当比例的哲学家与诗人。
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是哲学家与诗人，大家都处于极度浪漫的思绪之中过日子，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可怜的万历皇帝 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日常生活如此，中国平民百姓岂敢不如此
再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及中国人们心态如此，居安不思变，日后岂有不败之理
万历皇帝是幸运的：按照惯例，他在八岁那年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节。
几个月之后，这位刚刚九岁的皇太子，穿着丧服，被众官员“劝进”着，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其实，明王朝政权的运作，全部由著名的宰相张居正先生一手把持着，那是另外的事儿。
至少，皇帝的位子是由已故皇帝的一个孩子以合理合法的皇太子名义继承着的：父母之命、长子为大……它是极符合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
万历皇帝是可怜的：按照惯例，他在母亲皇太后的意愿下，年仅十四的孩子般大的皇帝，与一位同样年仅十三岁的孩子般大的平民女儿出身的皇后举行了大婚仪式。
皇帝母亲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
只要册立了皇后，皇帝便可以册立皇宫里任何女子成为合法的皇帝专用的女人，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其结果是：万历皇帝一生共有八子十女共计十八个儿女，分别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
其中，天算不如人算，万历皇帝阅女无数，平生最终爱的女人却只有一人，她就是皇帝本人年满十八岁那时所认识的一位年仅十四岁的郑氏女孩，她是被万历皇帝最早册封为皇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女人。
各位看官，正因为如此，中国明代万历皇帝的悲剧便开始了。
其中，万历皇帝平生最喜爱的儿子就是他与这位淑嫔所生育的儿子——由于他仅是万历皇帝十个儿子中第三位出生人世的儿子，他虽然可能具备着继承皇帝位置的许多天生必然条件，却不具备继承皇帝位置的天生必须资格——他并不是万历皇帝的长子。
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标准千条万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长子为大”——皇帝也不能例外。
天啊，各位看官你可相信，万历皇帝所谓的第一个儿子，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一不小心在一次少年性玩乐游戏中，与皇太后母亲的一个随身少年女仆发生男女肉体关系后所得到的结果。
问题还在于，万历皇帝本人坚决相信，这位所谓的天生的“太子”并不具备当好一个中国明朝皇帝的综合素质。
为了实现以上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不是太难的家庭接班人目标，多少年来，万历皇帝本人曾经作出种种努力得不到响应，万历皇帝的政府办事机构文官组织成员不惜以牺牲个人生命为代价而万般阻挡，决不能让时任皇上破坏中国皇帝祖先制定的“长子为大”的规矩以至于犯下滔天大罪——万历皇帝从此不理朝政几十年，其中三十多年来他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相信吗
少年皇帝与少年女仆的***结晶不是同样被认定为封建社会中的“长子为大”范畴吗。
换一句话来，一个年轻的中国皇帝可以由此而三十多年不上班不办理国家大事——天啊，当时的中国明朝王朝官僚体制竟然同样正常运作。
令人更不可想象的是，作为一代皇帝的他，竟然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的同时，万历皇帝又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范例：臣僚们不让他立三儿子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甚至不让皇长子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以增长未来担任皇帝所必须进修的基本功课。
像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
难道，当时的中国明朝社会真的无事可为吗： 比如，万历皇帝的祖先明王朝首席皇帝朱元璋先生，曾经以一位当家杰出农民的天才构思，组建了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组织保障机制。
他老先生组织的试点中，五千名明王朝军人的军銄不是由国库开支，而是由当地政府选择的五千户农民家庭将他们应该上交国家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些明朝军人的家中——竟然推而广之成为全国军事编制的国家正规制度，从此短距离的物质运输成为时尚，国家级的物质供应、货币供应、交通运输……全部成为泡影。
明朝开国皇帝设置了相对而言较轻的国家赋税，同时却让人民派出无穷无尽的差役。
如基层政府衙门内的文书、仓库出纳、看守、守门人均由纳税人承当。
军人由卫所辖区内的“军户”充数，为政府煎煮食盐有“灶户”，看守王府陵墓有“坟户”。
政府衙门所用的文具、纸张、桌椅、板凳等，一概向民间无价征发。
阅读着古书，有时，看看身边许多现实社会行为，什么“当地政府出一点，商家出一点，业主出一点”……总觉得有些眼熟。
明朝政府既无意为人民服务，其衙门职责则尽在管教，以维持传统“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价值，威权在赋有道德之名位，不由分辩。
著名的明朝模范官吏海瑞先生，身为政府官员兼任地方司法官，办事判案决以伦理道德作为斟酌的标准：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
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地理解，就是当海瑞先生老人家办理民间案件，当有可疑没有证据一时无法定案的时候，宁可委屈那些兄弟关系中的小弟、叔侄关系中的小侄、贫富关系中的富人、老实人与刁顽人中的刁顽人等……至于“以事实为准绳”则放置一边去吧。
朱元璋王朝的国家架构政策设计，固然足以防止大地主之出现，但是同时也阻止了民族工业化之前的初期存积资本，而且并非在大多数小自耕农的体制下“剥削”即能杜绝。
稍宽裕之农户，稍有储蓄既无处投资，而穷困之户亦无他处可以借贷，于是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造成中国近代史上之悲剧，使多数人口追逐小块土地之收获，只有人口高度增加，无法提高工资，改进生活程度。
由此，在中国明代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儿：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当地十几个不同的政府小单位；一个军队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旦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彻底消灭了中国土地上产生任何社会高级形式的军事补给改进、交通运输系统改进、财务管理系统改进、银行系统的产生与发展等萌芽。
说来谁会相信，明王朝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先生的所谓“戚家军”手中的武器装备，都是由东一家、西一家农村作坊式的手工制作凑合而成的——一个堂堂的号称世界首富行列的明王朝，连一个系列的国家军队武器制造企业都没有
一个国家军事供给方式组成如此，一个国家军事装备制作方式如此……久而久之，这样的国家在未来国与国之间战争中还有取胜的希望吗
当时，日本岛国民间海盗正在准备掠夺中国大陆，英国女王正在领导国民同样以海盗的方式振兴英国与强国西班牙争夺世界市场…… 我们的中国明代年轻皇帝却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想做，他只感觉自己“生活的单调与疲劳”。
从这个角度上看，万历皇帝虽然以居中国皇帝职位时期历时最长，却是最严重失职的一任中国皇帝——所以，区区三百多年以后，英国的一个女人所建立的帝国能够派出几千士兵便可以远渡重洋进攻并战胜中国另一个皇帝的号称数十万、上百万大军的中国清朝军队，那便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
“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看来是真的。
皇帝也会消极怠工，真让我长见识了。
——借此特别感谢《万历十五年》的作者，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你的论述让我长了见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