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散文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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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资料自己瞎编吧..我这有点资料靠点“唐宋时期散文的和对唐宋之前散文的发展和继承”。
你看下吧，我是打算从里面摘些上交了，不管他给多少分了。
中国古代散文的辉煌时代是唐宋。
此时，散文从经史哲学中分离出来，由应用性而转向文学性，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作家们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度张物，创造性高度发挥，散文体裁更为丰富多样；题材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散文创作的技法日趋丰富；散文语言也高度个性化，更为贴近生活，更趋平易自然。
中国古代散文，早在先秦就蔚为大观。
先秦诸子陈述已说，雄辩滔滔；《左传》、《国策》记载史事，时见华章。
《史记》成功的人物描写，更是将史传散文推向了高峰。
六朝小赋与骈文，其中也不乏精美的篇章。
但长期以来，散文或依存于经史，或脱胎于哲学，并没有真正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而存在。
只有到了唐宋，中国古代散文才真正辉煌。
此时文风大变，各体齐备，名家辈出，流派众多。
散文摆脱了经史哲学的樊篱，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一、文学本体的回归——唐宋散文的发展历程 唐宋时期，散文从经史和哲学中分离出来，由应用性向文学性转变，真正进入文学境界，至此，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有了其独立的审美价值。
唐宋散文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经历了一个反骈复古的过程。
唐宋之际出现过两次古文运动。
一次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中唐时期；另一次是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北宋中叶。
两次古文运动都是针对当时文坛占统治地位的骈文而发，虽然均以复古为旗帜，但实际上倡导的却是散文文体的革新。
中国古代散文虽然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较为繁荣，但文学和经史哲学尚未分家，极少有纯文学的散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散文一变为通脱清峻，自由活泼。
其后骈文被奉为文章正宗。
骈文的写作，技巧日趋精密，句法讲求对偶，声韵也要求平仄配合，“句句相衔”“字字相俪”（《文心雕龙、俪辞》）。
这一时期，文人们倡导文学的自觉，区分“文”“笔”的功能，强调文学作品要“吟咏情性”“游荡心灵”。
但他们主要是依据诗赋和其他文体的区别，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
这样，无韵的散文便被归于“笔”的范畴，排挤到议、记、经史等少数应用文章中去了。
而骈文以其讲声律，求对偶，既可代替散文用于奏、表、疏、记、书、论，又可用于抒情写志，描绘景物，因而兼有“文”“笔”的全部功能。
散文的本质在于自由，它要求真实地、轻松自如地表现自我，无拘无束，生动活泼。
动辄讲求声律的骈文是很难达到这一境界的。
因此，隋唐之际，不少文人都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反对骈文，倡导文体的变革。
从隋朝的李谔到太宗时的重臣魏征；从初唐四杰到陈子昂，他们都分别以其理论和创作实践，为散文的复兴廓清道路。
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贾至、梁肃、元结则更以他们大量的古文创作实践为散文的全面革新作了充分的准备。
及至中唐独孤及贞元、元和时期，韩愈、柳宗元崛起，大力提倡古文运动。
他们的理论主张更为鲜明系统，创作上更是以大量的抒情名篇，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内容与形式。
然而，文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古文运动时“文以载道”的过份强调，韩门弟子则更加偏执，李翱作《复性书》开宋代理学先河，皇甫湜提倡“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的怪异风格，古文发展走上了生僻艰涩之路。
因而晚唐时代，骈文卷土重来，李商隐、温庭筠都是一时名家。
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宋初。
宋真宗时，以翰林学士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一群文人，为点缀升平，粉饰盛世，效仿李商隐讲究声律，好用典故的特点，寻章摘句，时人奉为“时文”。
因而又引起了许多文人的抵制。
柳开、王禹偁、姚铉、穆修等人，主张“文以载道”，标榜韩柳古文。
到了北宋中叶，欧阳修等再次掀起古文新潮，经过曾巩、王安石、三苏的不断努力，韩柳古文传统得以继承发扬，形成了有宋一代散文平易流畅、简明通达的艺术风格。
这样，在唐宋散文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鲜明的线索：散文逐渐向文学本体回归。
韩愈虽强调“文以载道”，但较之他的那些反骈先驱，要显得通达得多，因而他主张“气盛为宜”“不平则鸣”，强调的文的作用。
韩俞散文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也不是《原道》《原毁》那些篇章，这些政论虽然气势凌历，但却给人以“霸气”之感。
而是那些被称为“谀墓之文”的墓志名铬和那些自由灵活的赠序。
柳宗元在“文”“道”问题上较之韩愈则更为灵活，他那些寄寓了自身情感的山水游记和寓言小品，实际上就是自身人格的化身。
行文也更趋自由活泼。
宋代作家则更是越来越突出地重视“文”的功用，欧阳修主张重道以充文，苏轼则更强调：“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
”（苏轼《答王庠书》）欧阳修的散文以情韵著称，一唱三叹，弥漫着挥之不去盛世危机之感。
苏轼散文则更是心灵的自然流露，或记山水，或载轶文，或抒性灵，在漫不经心中给人以美的享受。
南宋的笔记小品则以更随意的形式，记载民俗风情，趣闻轶事。
街巷杂谈，评诗论文，无所不书，行文更为自由灵活，信笔挥洒，不受拘束，形象生动，表现力亦很强。
较之唐人，宋代散文更着眼于致力寻找常人生活中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因素，并将其提高、升华，其行文也就更为平易，更为通畅。
两次古文运动的成就，使得唐宋散文从骈文这一贵族的殿堂里走了出来，走向了市林，走入社会。
散文进一步摆脱了声律的束缚，打破了许多人为的框架，一种更为贴近生活，更能适应时代进步和语言发展的新文体——古文应运而生了。
从此以后，散文就从经史哲学的附席一变而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作家们可以用其自由地、无拘无束地模山范水，抒情写意。
当然，置身于“学而优则仕”的文化背景中的中国文学，是不可能走入“纯文学”的道路的，任何文学样式，都不可能取得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唐宋散文也不例外，他们在让散文步入文学境界的同时，也将散文经世致用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二、作家主体意识的高扬——唐宋散文的个性化和风格多样化 唐宋时代，散文一旦摆脱经史哲学的樊篱，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张扬。
他们“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各呈风姿，构成了唐宋散文百花齐放的局面。
唐宋散文之前，散文的功用主要在政论和文论。
结构上一般是平铺直叙，条分缕折。
尽管先秦诸子中有汪洋恣肆的《庄子》和才辩纵横的《孟子》；《史记》规模宏伟，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给后世树立了典范；陶渊明则以清峻平淡，质朴有致的风格抒写怀抱。
但毕竟，大部分作家的个人风格并不鲜明。
唐宋之际，不少散文大家推陈出新，潜心创造，散文才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和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文学的价值在于创造。
两次古文运动，其旗号皆为复古，但真正的价值却在于创新。
我们看“唐宋八大家”散文。
韩愈主张“文以载道”，倡导“不平则鸣”，其文章以雄健浑厚，气势充沛为基本特色，“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柳宗元则以他清丽峭劲的山水游记，缜密奇特的寓言杂感别树一帜；欧阳修的散文婉转曲折，措辞平易，一唱三叹，极富情韵；曾巩散文以“古雅”“平正”为特色，无论叙事、议论都是缓和平淡而又委曲周详；王安石作为一个政治家始终将散文作为自己变法革新的武器，说理遒劲犀利，极富逻辑力理，其叙事散文却随笔洒，曲合其妙。
“三苏”虽为父子、兄弟，一脉相承，相互影响，但又异彩纷呈，富有个人风格。
老苏的散文“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老辣犀利，痛切明快；苏辙的散文论事详赡工稳，不象父兄那样豪纵奔放，以其平稳深秀见长；苏轼则以其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驾驭文笔，其文奇纵恣肆，波澜叠出“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苏轼《文说》）。
八大家各呈异彩，都以其鲜明的个性为后世师法。
唐宋散文，不仅大家众多，而且各家辈出，均能各树一帜，都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中唐贞元、元和时期，古文作家蜂起，“辞人咳唾，皆戌珠玉”。
（姚铉《唐文粹序》）刘禹锡豪气逼人；吕温雄辞杰出；吴武陵气势凌厉；白居易、元稹崇高平易；樊宗师、皇甫湜追求奇崛，虽成就不一，但各自形成了自家风格。
晚唐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的小品文，托古讽今，抨击时世，语言犀利明快，在衰世中仍显现其逼人的锋芒。
北宋除六大家外，王禹偁、范仲淹、黄庭坚、秦观皆一时之选，均有名篇传世。
南宋面临艰难时世，作家们激扬文字，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岳飞的《五岳祠盟记》、文天祥的《正气歌序》、谢枋得的《却聘书》、罗大经的《格天阁》等文章考写得慷慨裴壮，掷地有声。
此外，如叶适的细致缜密，陈亮的气象宏富，胡铨的大义凛然，范成大的生动真切，都能独树一帜。
即使是同一位作家，其散文风格也是多样化的。
韩愈的政论文，如《原道》、《争臣论》都以气胜，文章旗帜鲜明，堂堂正正；论辩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其《祭十二郎文》则将自己与老成叔侄间关系的生活片断，闻知侄子死耗的经过，自己的未老先衰，老成的壮年而逝以及哺育死者家眷的誓愿，琐琐絮絮，一一道来，用炽烈的感情融为一片。
《毛颖传》以游戏之笔，于冷嘲热讽中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抨击统治者的刻薄寡恩。
其文思奇特，立意新颖，俨然是另一幅笔墨。
他的赠序则在前人基础上加以创造、丰富，可以道别情、叙友谊，还可以述主张、议时事、咏怀抱、劝德行；可以议政，可以论文，也可以赠言。
大大扩展了赠序的自由度，在写作上也是千姿百态，各尽其妙。
韩愈如此，其他作家也是这样，苏轼的史论雄辩滔滔，气势纵横，语言明快畅达而长于形象说理；其杂说则是另一种风格，抓住身边些许小事，娓娓而谈，寓意深长，富有情趣；其随笔小品或叙友情，或抒襟怀，或谈艺术，或论学问，随意挥洒，自由通脱。
正因为唐宋散文摆脱了经史哲学的樊篱，进入了真正的文学境界，作家主体意识高扬，抒写性灵，模山范水，潜心创造，挥洒自如。
因而唐宋散文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那些最能显示个人情趣的叙事、写景、抒情之作。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自怜幽独，道之不行乃寄意于山水，在山水倘佯间抒发感士不遇的牢骚，在古典散文的发展历程中，第一次集中地表现了作者面对自然山水时的复杂心态和幽独情怀。
作者笔下的大自然极具美感：高洁、幽深、鲜明；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又寄寓了自己的满腔怃愤。
韩愈散文最吸引后人的，被人称为“谀墓之文”的墓志铭和那些富有创造性的赠序。
《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摹写期三世状态，历历入画，虽未尝叙述一事，而其人之精神意象，无不毕见。
”《贞曜先生墓志铭》描述孟效作诗情景。
“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
”至今仍被评论者称引。
《柳子厚墓志铭》概括柳宗元一生，重点突出其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和高尚人格。
全篇有叙有议，含蓄委婉，人物形象极为鲜明。
尽管韩愈的不少墓志铬是应景文章，难逃“谀墓”之嫌，但其中许多篇章却投入了作者自身的情感，且随笔写来，变化多样，因而极富文学色彩，也极富个性色彩。
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以画家、音乐家对色彩和声音的特别敏锐，选择最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写出了冬日的幽深和春日的轻盈。
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随手写来，漫不经心，月夜景色的美妙，贬谪中自我排谴的心境却跃然纸上。
范成大《峨眉山行记》刻意描绘峨眉山“佛光昼见，神灯夜来”的景色，读后如临其境，如随其游。
象此类极富个人情趣和个性特色的叙事、写景、抒情之作，在唐宋散文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三、唐宋散文体裁的变革和题材的开拓 唐宋散文完成了应用性向文学性的转化，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张扬，创造性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因而散文体裁更为丰富多样，题材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
首先唐宋作家对传统的应用文体进行了大胆的革新。
例如“序”的早期形式是书的引言或一章，目的在于揭示该书的宗旨与范围，如孔安国《尚书序》、卫宏《诗大序》。
到魏晋，“序”的内容渐次丰富，但仍大体是为诗，文集而作，如石崇《金谷诗序》，王羲之《兰亭集序》。
序发展至唐代，出现了“赠序”这一新型散文体，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秋于敬亭送从侄专游庐山序》，篇幅虽短，却充满了豪情逸兴，写法上也更自由灵活。
至韩愈，“赠序”一体就更为变化多端，丰富多彩了。
《送李愿归盘谷序》借李愿之口描绘世态人情，嘲笑趋炎附势的官迷，文、意皆奇。
《送孟东野序》强调文学的自然条件和社会背景，虽为赠序，实是上乘的文学散论。
韩愈以后，“赠序”一体在唐宋作家手上就更为得心应手了。
欧阳修《送曾巩秀才序》、《送梅圣俞归河阳序》、《送徐无党南归序》，或叙友情，或加规劝，写来明白流畅，平易近人。
陆九渊《送宜黄何尉序》，朱熹《送郭拱辰序》，一为安慰因保护百姓利益而与县长不和被免职的何尉；一为画家郭拱辰写照，前者感情强烈，爱憎分明，于中可以窥见作者平生学问心境；后者信笔挥洒，形神兼似。
基志铬本为应用文体，志记生平，铬赞德行，大多囿于“铺陈郡望，藻饰官阶”的旧程式。
因而难免多加谀美，堆砌仁爱德孝之类的陈词滥调，并无多少文学色彩。
但到了唐宋作家手中，不少墓志铬却成了抒情写意的名篇。
陈子昂《堂弟孜墓志铬》以流畅的语言描述堂弟陈孜的形象，时有精彩之笔，显然吸收了史传文学的笔法。
韩愈墓志铬则更是名作叠出，不但有真情实感，而且变化多样。
范仲淹《东梁院使君墓志铬》，描写宋代著名边防将领种世衡组织各族人民共同抗击西夏入侵的劳绩，详明亲切，颇为生动。
苏舜钦《处士雀君墓志》写朋友雀君科场蹉跎半世，最终不得不归隐不出的遭迹，读来颇有辛酸之感。
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铬》概括韩愈生平，抓住谏佛骨、说韩弘、使王庭凑三事，突出表现了韩愈的大智大勇。
全文剪裁精当，形象动人。
欧阳修《黄梦升墓志铬》、《张子野墓志铬》，或感伤朋友志不得志，或痛悼老友盛年而逝，悲天悯人，一片真情溢于纸上。
王安石《王深父墓志铬》、《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铬》、《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铬》，一反政治家的庄重面孔，字里行间，充斥着沉痛和不平，所叙墓主的形象也很鲜明。
赋、铬、箴、赞这一类文体至六朝已完全成为骈体，且主要为应用文，虽然其中也有少量抒情之作。
唐末皮日体、陆龟蒙开始对这类文体进行了由骈转散的变革，但艺术成就并不高。
欧阳修成功地创造了散文赋这种文体。
其《秋声赋》以壮阔的气势写凛洌的秋景，由自然景致联想到人生易老，世事艰难，油然生发出对人生、世事的思考。
其中充满着盛世危机之感，体现了宋代作家浓烈的思辨色彩，寄托了他们对生命存在价值的祈求和肯定。
苏东坡的前后赤壁两赋，既保持了辞赋全面铺陈的章法，又赋予其诗体散文的灵魂，比欧阳修的赋更为解放，抒情、叙事、议论、写景融为一炉，语言流畅，音节自然，情景交融。
散文赋的体制亦由此形成。
除了对传统应用文体大胆改造，推陈出新之外，唐宋作家还创造了不少新的文体。
韩愈创造了“解”“杂说”一类文学意味较浓的杂文新体裁。
《进学解》假设国子先生与学生的对话，抒发自己遭贬斥不得重用的牢骚，曲折地表现了他对当时朝政的不满。
文章承继赋体而又多变，句法整齐但又有别于骈体，显得更为灵活自然。
《杂说》四篇内容犀利，形式活泼，借用比喻，抒发作者胸中的不平之气。
山水游记虽然始于南北朝，如鲍照《登太雷岸与妹书》、吴均《与宋元思书》、陶宏景《答谢中书书》及郦道元《水经注》，但它们或是书信，或是地理著作，严格说来不属于游记范畴。
谢灵运《游名山志》，虽以游记名篇，但山水的独立形象并不鲜明。
只有到了唐宋作家手中，山水游记这朵奇葩才开放得格外鲜艳动人。
元结《右溪记》放恣山水，在客观描绘山水景物的同时，注入了抒情和论论的成分，开了山水游记的先声。
柳宗元继起，大量创作游记，以生动的语言，形神毕肖地描绘了自然山水的种种形态，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随其游；同时，又将自己横遭贬谪，饱受压抑的悲愤之情寄托其中，自然景物与人的感情契合无间，浑然一体。
宋人游记则更多。
陆游《入蜀记》为游记专著，写景物、记古迹、叙风俗、作考证、抒感慨，内容丰富多彩，笔法潇洒自如。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则就游山而发议论，说明无论是学向还是人生，均需勇往直前，百折不挠。
苏轼《石钟山记》重点亦不在记游，而是由石钟山命名的辨别而借题发挥，指出对任何事物都不能“臆断其有无”。
两篇游记均不以抒情、写景见长，而以议论、说理取胜，在游记发展史上又辟一新径。
到宋代作家手中，游记体式已是多种多样，如群星灿烂，百花争艳，形成了一个极为繁荣的局面。
小品文在唐宋也是极度繁荣。
唐末小品文指斥时弊，抨击朝政，在一塌糊涂的衰世泥塘里放出光彩，显露锋芒。
行文也十分灵活，性之所至，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苏轼的札记小品最见其幽默品性和人格魅力。
或记述治学心得，或袒露友情，或叙风土人情，笔锋细腻，情景逼真，亲切有味，娓娓动听。
南宋笔记小品更见繁荣，专著层出。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生活小事，无不入文，盎然成趣，风格也更趋于平易、轻松和活泼。
四、散文技法的丰富与散文语言的充分变化 唐宋时期，由于作家主体意识高扬，散文风格更为多样化，散文技法也更为丰富，散文语言也有了充分变化，更为贴近生活。
山水游记，虽始于南北朝，但描绘仍很简陋。
唐宋时期，游记吸取了山水画、山水诗的营养，并有所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山有山的个性，水有水的特征，随物赋形，各尽其妙。
《钻鉧潭记》与《小石潭记》均以潭为描写对象，前者着力描写潭源，从自然本身着眼，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钻鉧潭的方位、形势、以及冉水曲折奔流的壮观。
后者则着力刻划潭水的清澈，首先从“石”上落墨，描绘“全石以为底”的潭形，揭示出潭水清澈的原因。
接下来用烘云方托月的手法，描写“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儿，进一步反衬出潭水的清冽。
这样的描写使作品富有特殊性，因而也极有个性。
山水的描写，在唐宋作家笔下，再不是纯客观地描写和再现，而是倾注了作者的主观感受，使描写的对象成为作者的知已或者作者的化身。
柳宗元《钻鉧潭西小丘记》，先化静为动，着力描绘小山上千姿百态的群石；似牛马饮溪，如熊罴登山。
再从小丘的价廉，景胜但“连岁不能售”的境遇借题发挥，表达自己长期遭贬，怀才不遇的悲愤。
象此类融情于景的手法，我们在唐人游记中经常见到。
宋代作家除了运用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手法进行游记创作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苏辙《黄州快哉亭记》都是此类名篇。
）他们还广泛运用寓理于景的手法，以自然景物为媒介，将抽象深奥的哲理，具体而浅近地表达出来。
王安石《石门亭记》抓住前人建亭之意并不明确这一疑点立意，先甩出五个问题，将前人建亭用意一一问遍，再逐个作答，最后将用意收拢在“仁”字上，揭示出文章的旨趣。
苏轼《超然台记》着眼点意在反映自己淡泊自适，无往而不乐的生活态度。
曾巩《拟岘台记》写景的笔墨虽然不少，表达的核心却是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
这类游记虽然不乏自然真切的景物描写，但作者往往是写物而不拘于物，读者刚刚还凭借文字的纽带，同作者一起去寻幽探胜，而一经点破，便茅塞顿开，妙然悟理。
前人常用“韩潮苏海”来评述韩愈和苏轼的散文，着意于文章的气势与变化。
其实纵横开合，变化多姿是整个唐宋散文的共同特点。
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都好作翻案文章，表现了他们不唯古是从的怀疑精神。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一反传统见解，认为孟尝君不是“得士”，而是“失士”。
尽管文章推理有绝对化的倾向，但说理周详，转折多急，极尽开合变化之能事。
韩愈《送杨少尹序》也是一篇善变的奇文。
文章描述国子司业杨巨源离京回乡众人送别的场景，摆脱了那种先描绘送别场面，再抒发一遍感慨的通常套路，而是借助想象，把摄像的焦距调远，扩大文章的时空容量。
文章开头写西汉疏广、疏受叔侄功成身退离京回乡，众人送行的热烈场面，再由客而主，连续提出几个问题，“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
车几辆
马几匹
道边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以否
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不落莫否
”这样巧妙地将杨巨源与二疏联系起来，而留下巨大的空白让读者思索。
韩愈并未亲睹送别场面，然文章腾挪变化，确实称得上翻新出奇。
同韩文一样，苏轼的散文也特别善于收纵，《文与可画筼簹谷偃竹记》是为悼念亡友而作。
但开篇读来，满纸谐语，情趣横生，不象悼文。
至终篇，作者睹画思人，痛哭失声，作者与亡友之间深情毕现。
其实，文章开始之谐，正为后文作了有力铺垫，文章极富变化而又极为自然，正所谓“文变而情不变”。
唐宋散文的巨大成就与高度个性化的语言也是分不开的。
韩愈提倡“惟陈言之务去”，其创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
言贵独创，词必已出，他的文章不仅融会前人佳作，而且多用唐人口语。
如《蓝田县丞厅壁记》中“目吏问‘可不可’吏日‘得’”这就是当时口语。
《张中丞传后叙》中写张巡临刑前对南霁云所说：“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不为义屈
”也是生动的口语。
口语的活用，使文章更为活泼灵动，绚丽多彩。
也表明古代散文语言在进一步贴近生活，贴近现实。
韩愈文章中还有许多自铸新语，不少成语流传至今。
语言的独创与变化，使韩愈散文独具一格。
但韩愈有时为了力避陈言，常用怪异之字，久之不免流于晦涩。
韩门弟子更是将这种“横空盘硬语”推向极致。
因而以欧苏为代表的北宋作家。
呼吁“勿用造语”“取其自然”，经过他们的身体力行，散文语言更加贴近生活，更趋平易自然。
至此，中国古代散文语言才发生了充分变化，散文语言才更为生动流畅，多姿多彩了。
《记承天寺夜游》的预习笔记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享年66岁。
南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追谥号“文忠”。
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与其弟苏辙和其父苏洵合称为“三苏”。
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三苏”为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 》等。
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王安石变法后，认为新法并非不符合实际，故又支持新党。
苏轼的失意与他的政治选择有很大关联 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
他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杰出的散文作品标志着从西魏发端、历经唐宋的古文运动的胜利结束，散文与欧阳修齐名合称“欧苏”；诗歌与黄庭坚齐名，合称“苏黄”；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是选自《东坡志林》卷一。
苏轼的著名诗还有《江城子》，《定风波》等。
苏轼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
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
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
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
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
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
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
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编辑本段]原文：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编辑本段]译文：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我）脱下衣服准备睡觉时，月光照进堂屋的门户,（于是）我很高兴地起来走动。
想到没有(可以)一起交谈取乐的人，于是我就到承天寺去找张怀民。
张怀民也没有睡，我们便一同在庭院中散步。
月光照在庭院的地面上，如清澈透明的积水，水中水草纵横交错，原来是月光下竹子和柏树的影子。
哪一个夜晚没有月光
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松柏
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人这样清闲的人罢了。
[编辑本段]注释： 承天寺：在现在湖北黄冈南。
元丰六年：即公元1083年。
元丰，宋神宗年号。
解：脱下 户：门 交横：交错纵横 念：考虑，想到。
念无与为乐者：想到没有可以交谈取乐的人。
念，想到，考虑。
与为者乐，共同游乐的人。
张怀民：作者的朋友。
名梦得，字怀民，清河（今河北清河人）。
元丰六年也被贬到黄州，寄居承天寺。
遂：于是，就。
寝：入睡。
相与步于中庭：一同走到庭院中，相与，共同，一起， 中庭，院里。
庭下如积水空明：意思是月色洒满庭院，如同积水自上而下充满院落，清澈透明。
如积水空明：好像积水清澈透明。
空明，形容水的澄澈。
藻、荇（xìng）：泛指水草，水草总称。
荇，一种多年 水生草，叶子像心脏形，面绿背紫，夏季开黄花。
交横：交错纵横。
盖：承接上文，解释原因，表示肯定，相当于“大概”这里解释为“原来是”。
闲人：这里是指不汲汲于名利而能从容流连光景的人。
苏轼这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官，所以他自称闲人。
在句中译为清闲的人，或有着闲情雅致、高雅志趣的人。
但少闲人：只是缺少清闲的人。
但，只是。
闲人，清闲的人。
耳：罢了。
[编辑本段]赏析 （徐应佩、周溶泉） 《答谢中书书》是陶弘景给谢征的一封回信。
陶弘景（452—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居，南朝梁时丹徒秣陵（今江苏江宁县）人。
他曾经担任诸王的侍读，因看透了混浊的人世，“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
”（《南史》）后隐居句曲山，可是“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谢中书即谢征，字元度，陈郡阳夏人，曾作中书鸿胪，所以称之为谢中书。
陶弘景给谢征的这封回信，称道江南山水之美，笔笼山川，纸纳四时，文辞清丽，为六朝山水小品名作。
这篇山水小品，仅用了六十八个字，就概括了古今，包罗了四时，兼顾了晨昏，山川草木，飞禽走兽，抒情议论，各类皆备，可谓尺幅能容千里，片言可役百意。
本文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优美的意境。
自然景物的绮丽风光，本身就构成优美的意境，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感受，以饱和着感情的语言再现它，激起读者审美的兴致，从而形成文学作品的意境。
本文作者从如下几方面濡墨染彩、熔裁营构，使文章清幽隽雅，像诗一般优美动人。
其一，山水相映之美。
有山无水则无趣，有水无山又乏味。
山水相伴相映，则神采焕然，情味盎然。
这里是“高峰入云”。
峰，其形峻峭；入云，高入天际。
山下是“清流见底”。
水流迤逦，清明澄澈。
峰高水清，水的动势给山增加了活力，山的倒影给水铺上了异彩，相映成趣。
其二，色彩配合之美。
山青水绿固然清幽雅静，但色调单一却使人感到冷寂。
这里“两岸石壁，五色交辉”，还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
石岩壁立千仞，五色争辉，众彩纷呈，熠熠耀光，加之又有青林翠竹间杂其中，就如五彩锦缎上缀以碧玉翡翠，顿成奇观。
两岸犹如悬着两幅锦幛，上有蓝天作背景，下有流水为衬托，且倒影入清流，景象则更为绚丽动人。
其三，晨昏变化之美。
前面写了四时俱备的常景，而四季之中，每天的早晚又不相同。
早晨，先是白雾缭绕，继而是如絮如带，再而是似烟似缕，最后不见雾纱，只见晨曦，猿啼鸟鸣，众音齐会，生机勃勃。
傍晚，红日西沉，暮霭罩山，飞鸟归林，猿猴息树，山色苍茫，这时原来潜游水底的鱼飞跃而出，静中见动，寂中现响，别具意趣。
作者观察极细，笔致极纤，把握了事物特征，描摹山水情态，使人目随笔转，情偕意迁，晨景热烈欢跃，暮象清静幽寂，给人以不同的美的感受。
其四，动静相衬之美。
客观景物不会单调划一，散文写法也切忌呆板凝滞。
作者很注意动与静的变幻与配搭。
一是形体的动与静：高峰为静，流水为动；二是光色的动与静：林青竹翠为静，五色交辉为动；三是声响的动与静：日出雾歇为静，猿鸟乱鸣为动；日落山暝为静，游鱼跃水为动。
以上各种景物，交相作用，互为影响，构成了一幅怡神悦性的山水画轴。
缜密的结构。
本文虽属小品，可是作者仍精心结撰，全文分三部分。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总领全文，从古至今，以“共谈”概说人人皆爱，以“美”点明全文中心。
当中部分则具体叙写山川之美。
最后殿以“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先以感叹总括前文，复以名人证实此说。
这样，首尾呼应，议叙结合，使文章主体部分更为鲜明突出。
文中的写景部分，先仰视“高峰入云”，再俯瞰“清流见底”，复平看“两岸石壁”“青林翠竹”，最后又分“晓”与“夕”两层来写，一句一景，一景一意，次第井然，结构得如此经纬分明，脉络贯通，十分难得。
凝练的语言。
这篇小品语言极富特色，言简意赅，无一句之虚，无一字之冗。
先言“高峰”给人以印象，再以“入云”给人以具象。
同样，先以“清流”使人初感，“见底”则给人以实感。
“五色交辉”“猿鸟乱鸣”“沉鳞竞跃”，“交”“乱”“竞”几个副词的运用，使颜色、声音、动作的状态表露无遗。
本文以四言句为主，很是整饬，最后以长句收束，犹如滔滔急流，泻入大海。
《答谢中书书》反映了作者陶弘景娱情山水的思想。
南北朝时，因政局动荡，矛盾尖锐，不少文人往往遁迹山林，从自然美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
因而他们在书信中常常描山画水，表明自己所好，并作为对友人的安慰，如吴均的《与顾章书》《与朱元思书》，都属此类。
这类作品虽没有表现积极进步的政治观点，但却以其高超的艺术笔力，创作了具有相当美学价值的精品，具有较高的鉴赏意义。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编辑本段]说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霍松林） 苏轼自己评论他的文学创作，有一段话很精辟：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
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文说》） 这段话，可与他的另一段话相补充：“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
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
”（《江行唱和集序》）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文，是“充满勃郁”于内而不得不表现于外的东西。
胸有“万斛泉源”，才能“不择地皆可出”；胸中空无所有，光凭技巧，就写不出好文章。
苏轼的确是胸有“万斛泉源”的大作家。
就其散文创作而言，那“万斛泉源”溢为政论和史论，涛翻浪涌，汪洋浩瀚；溢为游记、书札、序跋等杂文，回旋激荡，烟波生色。
《记承天寺夜游》这篇文章只有84个字，从胸中自然流出，“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无从划分段落。
但它不是“在平地”直流的。
只有几十个字，如果“在平地”直流，一泻无余，还有什么韵味
细读此文，虽自然流行，却“与山石曲折”，层次分明。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
”这像是写日记，老老实实地写出年月日，又写了个“夜”字，接下去就应该写“夜”里干什么。
究竟干什么呢
“解衣欲睡”，没有什么可干的。
可就在“解衣”之时，看见“月色入户”，就又感到有什么可干了，便“欣然起行”。
干什么呢
寻“乐”。
一个人“行”了一阵，不很“乐”，再有一个人就好了；忽而想起一个可以共“乐”的人，就去找他。
这些思想和行动，是用“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几句表现出来的。
寻见张怀民了没有，寻见后讲了些什么，约他寻什么“乐”，他是否同意，在一般人笔下，这都是要写的。
作者却只写了这么两句：“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接着便写景：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步于中庭”的时候，目光为满院月光所吸引，引起一种错觉：“积水空明”，空明得能够看清横斜交错的各种水草。
院子里怎么会有藻、荇之类的水草呢
抬头一看，看见了竹、柏，同时也看见了碧空的皓月，这才醒悟过来：原来不是“藻、荇”，而是月光照出的“竹、柏”影子!“月光如水”的比喻是常用的，但运用之妙，因人而异。
不能说作者没有用这个比喻，但他的用法却和一般人很不相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很不相同。
文思如滔滔流水，“与山石曲折”，至此当“止于不可不止”了。
“止”于什么呢
因见“月色入户”而“欣然起行”，当止于月；看见“藻、荇交横”，却原来是“竹、柏影也”，当止于“竹柏”；谁赏月
谁看竹柏
是他和张怀民，当止于他和张怀民。
于是总括这一切，写了如下几句，便悠然而止： 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寥寥数笔，摄取了一个生活片断。
叙事简净，写景如绘，而抒情即寓于叙事、写景之中。
叙事、写景、抒情，又都集中于写人；写人，又突出一点：“闲”。
入“夜”即“解衣欲睡”，“闲”；见“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闲”；与张怀民“步于中庭”，连“竹柏影”都看得那么仔细，那么清楚，两个人都很“闲”。
“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冬夜出游赏月看竹柏的，却只有“吾两人”，因为别人是忙人，“吾两人”是“闲人”。
结尾的“闲人”是点睛之笔，以别人的不“闲”反衬“吾两人”的“闲”。
惟其“闲”，才能“夜游”，才能欣赏月夜的美景。
读完全文，两个“闲人”的身影、心情及其所观赏的景色，都历历如见。
（选自《阅读和欣赏》，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有删节） [编辑本段]字唯期少意唯期多 ——读苏轼的一篇散文（吴功正） 该文所以能写得字约义丰，关键在于作者抓住了特点，然后运用经过认真提炼的语言文字加以表达。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起笔就扣住了“夜游”的“夜”字，径入题旨。
“解衣欲睡，月色入户。
”作者正欲入睡，忽见月色清凉，窥入窗户。
这样，便把前面提到的“夜”具体化了。
更重要的是，点出了“夜”的特点是月色融融，而非月黑风高。
作者就抓住这个特点，铺展文墨。
“月色入户”，如此良夜，如此月光，激活了作者的情思，于是“欣然起行”。
这一行动的发因是循着“月色入户”的夜景而来的。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这里，交代了夜游的地点、同游者等等。
“至”“寻”“步”等词，精约简洁，把连贯性的过程交代得清楚明了。
“至承天寺”又一次点题，但是，到承天寺的一路经过，因与主题无关，就略而不提。
“寻张怀民”是什么情景，又因与主题不相关涉，也付之篇外。
这样，为“记游”所必须交代的人、事，仅用最简略、经济的语言加以表述，其余的，就不再添枝加叶。
尤其是夜游的景色描绘，更富特色：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积水空明”，一泓积水清澈透明，先写了水色，继写水中诸物：“藻、荇交横”，纵横交错，摇曳生姿。
写了庭下诸景后，跳出这样一句：“盖竹柏影也。
”文意陡然一变，用语出奇制胜。
作者初写庭下积水、水中藻荇，都是为了写竹柏投影，是用视觉的错觉从反面敷墨，形成文字的波澜、节奏。
而竹柏所以能投影庭下，作者不施一笔，这正是用墨高明、精妙之处。
全句无一字写“月”，而又无一字不在写“月”。
月光临照，庭下如积水空明，可以推见到月色之明了；“水中藻、荇交横”，可以推见月光之清了。
月光透过竹叶柏枝，投影地上，才会形成如此奇妙的景象。
而积水空明和藻荇交横，相映生色，互相烘染，就平添了月夜夜游的三分美景了。
苏轼在此文中处处扣住个“月”字写夜游，这是特点之一。
他写月，不像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繁词竞采，而是轻点几笔，则境界全出。
这是特点之二。
苏轼写月夜景，不是明写，而是暗写，别具匠心地从竹柏影入手，使之推见到月色清朗空明，这是特点之三。
由于抓到了特点，整个描述就显得精约而传神了。
文学作品都蕴涵着作者的思想感情。
如果仅仅满足于写景、叙事是不够的，还须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情感，才会余味无穷。
这里，一方面要文辞所概括的客观内容丰富；一方面又要所表达的主观内容，即作者的思想情感深远。
苏轼这篇散文同样提供了范例。
本文是写景的，但景中有情。
作者见“月色入户”，则“欣然起行”，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念无与为乐者”，是心理活动，含有知音稀少的憾意和淡微低沉的喟叹，情绪因之荡起微澜。
经过转折，作者猛然想起张怀民。
“遂”，似乎不假思索，但微露出只有张怀民才是赏月的相知好友之情。
“寻”字又分明显现出急切访友的心意。
“怀民亦未寝”的“亦”字显示出“心有灵犀一点通”，同好相知的喜悦。
在月光倾泻下，二人“相与步于中庭”，信步漫游，其恬适的心绪又寄托在这相携同步的轻快节奏之中。
从“念无与为乐者”到“相与步于中庭”，作者的款款情思经历了几多转折，终于稳定在平和容止的心境中了。
作者寻友访寺，写月夜美景，然后将眼前即景推展开去，兼及身世：“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苏轼罹文字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近乎流放，心情忧郁。
但是，他仍然有进取之心，他月夜游寺正是消释抑郁的具体行为。
在政治漩涡中损伤了的心灵只有在清凉的无所挂碍的月夜中才得以恢复，从大自然的美景中寻求精神的寄托。
何夜无明月临照，何处没有竹枝柏影，却很少有“如吾两人者”。
广袤的时空对“吾两人”的以大衬小，不言情，而其情自见，情感深蓄在语词之中。
而这种感情有其特定性，表现为旷达。
作者不是沉溺于感情的深渊中，而是寻求解脱。
这种旷达情绪反映了这个时期苏轼的思想状况，也使这篇散文显得潇洒、隽雅。
（选自《古今名作鉴赏集粹》，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 [编辑本段]写作背景： 本文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当时，作者被贬谪到黄州已经有四年了。
元丰二年七月，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御史李定等摘出苏轼的有关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讪谤，八月，将他逮捕入狱。
经过长时间的审问折磨，差一点丢了脑袋。
十二月作者获释出狱，被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做着有职无权的闲官。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这篇短文，对月夜的景色作了美妙的描绘，真实的记录了他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
[编辑本段]分层赏析：中心 全文分三层，第一层叙事。
首句即点明事件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为团练副史已经四年了。
这天夜里，月光照入他的房间，作者本欲就寝，怎奈被这美好的月色所迷，顿起雅兴，但想到没有同乐之人，遂动身去不远的承天寺寻张怀民。
张怀民和苏轼一样，亦是被贬至黄州来的贬官，他和苏轼的友谊相当笃厚。
当晚，张怀民也还未睡，于是二人一起来到院子中间散步。
这一层叙事，朴素、淡泊而有自然流畅。
第二层写景。
作者惜墨如金，只用十八个字，就营造出一个月光澄碧、竹影斑驳、幽静迷人的夜景。
读者自可以发挥想象：月光清朗，洒落庭中，那一片清辉白茫茫一片好似积水空潭一般，更妙的是，“水”中还有水草漂浮，游荡，于是乎恍恍然便如仙境一般了。
作者的高妙之处在于，以竹、柏之影与月光两种事物互相映衬、比拟、比喻手法精当，新颖，恰如其分地渲染了景色的幽美肃穆。
第三层便转入议论。
作者感慨到，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可是有此闲情雅致来欣赏这番景色的，除了他与张怀民外，恐怕就不多了，整篇的点睛之笔是“闲人”二字，苏轼谪居黄州，“不得签书公事”，所担任的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官，与儒家的“经世济民”之理想相去甚远，即所谓“闲人”之表层意义，它委婉地反映了苏轼宦途失意的苦闷；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月光至美，竹影至丽，而人不能识，唯此二人能有幸领略，岂非快事
苏轼的思想横跨儒释道三家，这便使他的处世态度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说是宠辱不惊，进退自如。
当然，他在逆境中的篇章更能折射出他的人格魅力
[编辑本段]细化赏析： “月色入户”：寒夜寂寥，“解衣欲睡”，这当儿，月光悄悄地进了门。
“入户”二字，把月光拟人化。
月光似乎懂得这位迁客的寂寞无聊，主动来与他做伴。
“欣然起行”：是作者的反应；写出他睡意顿消，披衣而起，见月光如见久违的知心朋友，欣然相迎。
一个被朝廷所贬谪的“罪人”，我们可以想见他这时交游断绝、门庭冷落的境况；只有月光毫无势利之情，在寂寥的寒夜里，依然来拜访他。
四字写出了作者的喜悦和兴奋。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作者与张怀民的关系之好，首先想到了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作者与张怀民心有灵犀，及其友情之深厚。
“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 ——它包含着作者宦海沉浮的悲凉之感和由此领悟到的人生哲理，在痛苦中又得到某些安慰。
最后一句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对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趋炎附势，奔走钻营，陷入那茫茫宦海而难以自拔，何曾得暇领略这清虚冷月的仙境
二是表现了作者安闲自适的心境，当然其中也透出了自己不能为朝廷尽忠的抱怨。
[编辑本段]扩写练习 在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晚上，我解开衣服刚想躺下睡觉，突然看到皎洁的月光很淡很淡的照在窗户上映射进来。
突然一下子间似乎想到什么，急穿上鞋子，穿好衣服，往承天寺去。
路上心里想着，最近的日子中太过无聊，没有可以交谈的朋友，今天一下子就想到了以前跟我同样遭遇的张怀民。
走到寺门口有两个和尚走了出来“施主，请问你想找谁
”我停顿一下，深情淡定的回了：“我来找张怀民
”和尚恭敬的回答：“施主请进” 我走进寺中，看到怀民的房间也未熄灯，径直朝前走去。
轻轻敲门，只看到房间的身影朝门口走来，打开门后，也是呆了一下，微笑示意之后，张怀民收拾衣服，和我一起在院子里漫步。
我们一起在院里走着抬头看到天空中灰暗一片，有一点星星挂在远方，最耀眼的哪个月亮也安安稳稳的挂在天上。
我不禁感叹：“哎，怀民兄，今晚的月亮多么皎洁，又不禁让我想到了从前。
”我脸上浮现了淡淡的伤感，悲痛。
怀民定定看向月亮，支声到：“谁说不是呢
如此景色怎能不令人伤心
想到家中还有年过80的老母就很担忧，不知她现在过的好不好。
我听完之后，也不断摇头，似乎这么无可奈何，说道：“家中有妻儿老小，叫我如何放心，也更是思念着家乡的土地，如今被贬至此，我只能与你发泄心中思乡思亲之情。
”怀民点头。
我们坐在庭中，找来酒杯，一同在月光下喝酒。
水里的植物纵横交错，漂浮不定，那些竹子，松柏也倒影在水光中。
我们都不禁感叹着：“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哪个地方没有这样的竹子，松柏。
只是少了现在像我们这样的闲人而已。
” 谈到这而，我们更是对现在的宋朝皇帝，百姓谈论一番，怀民叹息：“我们闲来无事，却得不到朝廷重用，被贬官至此，渴望报效朝廷却是有心无力
可悲
可悲
”我们心中都黯然伤神。
我们坐起身来，突然想往湖边散步，走在路上，看到了这片江山现在的处境，不禁感慨，不能为国出力，实乃大不幸。
[编辑本段]学习文本 1.作者为什么会想着夜里去寺庙游玩呢? 因为月色很美，“月色入户”所以“欣然起行” 2.文中哪些句子表达了作者的情感
“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寂寥苦楚，见月排遣“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它包含着作者宦海沉浮的悲凉之感和由此领悟到的人生哲理，在痛苦中又得到某些安慰。
最后一句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对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趋炎附势，奔走钻营，陷入那茫茫宦海而难以自拔，何曾得暇领略这清虚冷月的仙境
二是表现了作者安闲自适的心境，当然其中也透出了自己不能为朝廷尽忠的抱怨。
3.夜游过程中，作者的心情有怎样的变化
“欣然”欣喜之情 “念无与为乐者”有点遗憾 “遂”、“寻”急切、激动......“相与步于中庭”从容 闲适 4.总结 作者以诗一样的笔触描绘了月色之美，创造了一个清冷皎洁的意境。
它好像一首清冷的月光曲，每一个音符都闪耀着银色的寒光，都倾诉着作者皎洁而悲凉的情怀。
（残梦徒天献上~~） [编辑本段]以诗译诗 晚风轻轻 微微吹临 颤动着这周遭的景物 侧耳倾听 似乎是天籁之佳音 我正想解衣就寝， 上床安睡就盼望着一个美梦的来临呀
真想不到那如霜如碧的月光，脉脉含情 悄悄的透进窗纱，一眼晶莹 不禁令我意念迷盈 又从梦乡边缘乍醒 于是，只好挺起腰身 想想这良辰美景 该与谁共享共分 才不会任它空来虚设，辜负良辰 走着，走着 就来到了承天寺 找找老友张怀民吧
想不到他也还未就寝 就邀他来 携手同行，共赏良辰月景 怀民，怀民…… 难道你不为此刻触景生情 瞧，这庭院积水空明 看那松柏竹影 真像水中交横的一片藻荇 涤荡着你我的心灵 啊
何时没有月亮
何处没有竹柏
怀民，怀民 如果没有两颗默契的心 又怎能孕育这份纯真悠雅的闲情 我俩 真不愧是神仙的化身
欧阳修与范仲淹之间发生过哪些故事
韩愈《祭十二郎文》柳宗元 《捕蛇者说》欧阳修 《醉翁亭记》王安石《伤仲永》 苏轼 《记承天寺夜游》苏洵《六国论》苏辙《墨竹赋》曾巩《墨池记》
如何评价龚自珍
龚自珍二十七岁为举人。
元年（1821）官，任国史馆校对官。
九年，始成进士。
官至礼部主事。
十九年，弃官南归。
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
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
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
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
青年时代所撰、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他的思想为后来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
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之志并未消沉。
他支持查禁鸦片，并建议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
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
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
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
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
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