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读后感3000字左右
今天，我学习了同志所著的《矛盾论》这篇文章，读后使我更加明白了在延安时期，同志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发扬和光大。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8月，在当时，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抗日的局面得以到来，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但是，由于在长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得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这种不良影响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确立了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王明这些人在党内所造成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不花费一番大的力气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为此，同志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文章，借以说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并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
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对建党16年来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我们党从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别是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因此，不能死板教条式的生吞活剥马列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更不能照抄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做法，只能在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路子来。
在世界上，不管什么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矛盾，可以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也是如此。
记得在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些在苏联留过学，住过洋房，喝过洋牛奶，吃过洋面包的布尔什维克们，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味听命于共产国际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经验”，甚至聘用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来指挥红军打仗，结果致使中央苏区的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形而上学那一套，因为它是不切合实际的唯心主义的理论。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的永远不变的。
”从同志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看什么事物，我们都要从实际出发，唯物辨证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
再有，任何事物都有着它一定的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问题就存在于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就决矛盾，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的变化，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而是要从内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可以说，同志的这段话可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就拿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来说吧，表面上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亿多农民的力量可以说是不可忽视，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里，而农民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刨掉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粮是寥寥无几，根本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可以说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年糠菜半年粮，如果赶上灾年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在遭灾的情况下你粮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么，那些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老财就要收回你所租种的土地，甚至逼着你去卖儿卖女，从而家破人亡。
老百姓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说是官逼民反，这样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产生，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
不是吗
在旧中国，由于大官僚、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诞生了代表全中国全体受剥削、受压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它的诞生，给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有这些都充分印证了同志所说的“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可以说，同志所讲的这一席话真是太对了，因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只有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再有，同志在本文中还着重指出了“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可以说，这段论述可真是太精辟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件事来说吧，是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叛变了革命；但是，这和当时党内所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在当时我们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硬起来，不和国民党妥协，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败，更不可能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同样，在江西中央苏区，如果我们不迷信苏联的某些“经验”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指示的话，就不可能发生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
可以说，远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面包、喝洋牛奶的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没经过调查研究，擅自发布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所谓“指示”，固然可恶，但是，如果没有党内那些对马列著作的条条框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灵的教条主义者，窃取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话，也就不可能导致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弄得中央红军大搬家似的进行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所以说，同志所指出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句话，说得可真是太对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是啊，整个地球世界上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发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不是吗
这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可以说，按照列宁的说法，那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会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拿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封建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上是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强多了，但是，由于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这就大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致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这就产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逐渐逐渐地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视野也有了很大的开阔，但是，由于大官僚大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工人们是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一个月下来，被资本家七扣八扣挣下来的那点工钱根本就没法养家糊口，于是，就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志于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就会首先站出来，探索改变这种现状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整个世界几千年的发展都是在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发展，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刚才我们谈到了矛盾孕育和存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在我们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到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中央统治地位，致使第四、五两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吧，可以说我们党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也是充满曲折，也是在充满矛盾和解决矛盾中度过的，不然的话，能有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地从危亡中挽救了我们的党，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沿着正确的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是啊，世界上无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同志的这一论断，为我们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指明了方向，这大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质各不相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来解决，比如说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我们党内的矛盾，就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在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绝大部分人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有一部分人还处在贫困线上这样就出现了贫富之间两极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决这个矛盾，不能靠别的，只能靠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就业的岗位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决贫富不均的矛盾。
另外，这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矛盾，每当历史向前迈进了一步，旧的矛盾解决了，而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过的，而解决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
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们居民所食用的粮油实行的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粮。
特别是象大米白面这样的细粮，每个月加在一起也超不过那么五六斤，可以说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过得是相当的苦，虽然每斤粮的价钱超不过两三毛钱，价格较低，但是人们却吃不到更多的细粮，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粮食本”，粮油敞开供应，这下子人们的餐桌上可再也见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面这样的粗粮了，可这好了好了，人们却又开始抱怨上了，抱怨什么呢
原来呀，是买粮食虽然不用粮食本了，可以敞开量地买，但这价格却上来了，而且这段时间是这个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却又是那个价，弄得人们是人心荒荒，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这还不如有粮食本哪会儿呢
虽然人们对这件事的认识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确实又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人们只好吃定量供应的粮油，而且每个月根本吃不上几斤大米和白面；而到了市场经济时期，这个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粮油的价格却又上来了，这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产量上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只要这样，才能解决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矛盾。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再有，我们在解决问题时，更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片面地看问题，照抄照搬某些条条框框。
例如，1949年建国后，我们对城市里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这就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没收充公大不一样，我党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条主义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苏联在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得事与愿违，达不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没有不出乱子的，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总之，通过学习《矛盾论》这篇文章，使我更加认识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们要做到对症下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不同的情况解决不同的矛盾，而不要死抠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条，要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总之，《矛盾论》这篇文章，是我党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在过去，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同样有着它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跪求《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的读后感
我们翻开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这篇文章是在党内出现左右倾主义的背景下完成的。
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倾向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陈独秀也好，张国焘也好就其本质不是不想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
但是他们的错误就是过分的依赖于自己的主观意向，片面的强调某一个方面正确。
在这个关键时刻通过正确的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是相当及时和正确的。
通过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分析得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革命时期，最贫穷的最有战斗力的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
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
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
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
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
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
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
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
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
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
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
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
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
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
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
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反映出一个人或是一帮人，一群人的应变趋向。
贫穷到了生存受到威胁时，反抗自然达到顶点。
而集中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则最具有强大的革命力。
他们的革命决心最大。
同样，半无产阶级的贫民则更具有革命的决心，因为他们的生存受到多种环境的左右，他们的艰辛劳动很少能够满足自己及家庭的生存需求。
就是因为他们分散，不集中，很少能够达到组织起来反抗的目的。
只能以逃生，乞讨，流浪作为消极的对抗。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结盟中产阶级形成一个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因此中国革命胜利了。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革命的先锋，是具有先进思想的一帮人，一群人。
他们的革命不单纯的是把无产阶级的命运推向有产，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新世界，新历史，新中国。
正是在这个宗旨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够以自身的表率，模范的引导，大公无私的气概把不同的阶级、政党紧密的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共同完成一个事业。
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事业。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领导广大的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
由过去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别，一个是领导无产阶级推翻推翻剥削阶级统治，一个使劳动人民群众走上幸福，和平，美满的生活。
前者最贫穷的，革命性最强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正是后者最需要改善的，及待解决的最重要问题。
解决大多数人劳动问题，提高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那一天起就是首要的任务。
怎样才能够使广大的才脱离剥削阶级压迫的劳动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并不是嘴上说一说的事。
也不是单纯的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能够解决的问题。
在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段时间也是人们经济生活水平差别最小的时期。
也是公共利益发展最快的时期。
表现在社会福利事业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娱乐场所基本免费，公共事业发展很快，医疗卫生深入到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普及。
人们虽然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对实现幸福的信念很足。
在这段时间，人们放开生孩子，每户家庭多的七八个，少的四五个，家庭生活负担几乎就靠一个人工资满足。
生活条件低下，但是中国社会人口激增。
虽然各种条件很差，但是社会上很少各种犯罪现象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私有经济的合法化，市场经济便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体制。
随着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个体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及各种形式的商业，商贩，金融等所有可以赚钱的行业都出现在人们面前。
不同等级的收入构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差别存在。
也呈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繁荣景象。
差别，尤其是生活差别存在，出现了满足不同层次需要的生产和服务。
差别尤其是生活差别存在，人们的发财欲望便大大的提高。
差别尤其是生活差别的存在，人们便不在相信任何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真情。
因此，生活水平差距随着收入水平的差距，随着不同经营者，获利者的收入不同一性，便又出现了阶级属性——社会阶层。
这就是新时期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倾向。
在目前中国依据怎样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来区分中国社会阶层有四个层次： 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满足生存需求方式。
属于这个阶层的是工人，也就是打工者。
所有打工者收入并不相同，脑力劳动者，收入高。
属于知识打工。
体力劳动者，收入低，属于体力打工。
给外资企业打工，工资收入要高于国有，国有要高于个体。
给国家政府打工者，稳定，属于公务员；给企业打工者，不稳定，属于暂时。
这个阶层逐渐增大，竞争力也越来越强。
人们都争先恐后的要寻找高收入，高待遇的职业。
智力打工者越来越趋向高学历竞争。
打工者要想生活的更好就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
八级工依靠技术，独有的技术最值钱，有技术一方面靠学习，一方面靠钻研。
博士生靠学识，博士生比研究生高，高在知识面宽，研究项目新，效益好。
在市场经济中，能力越来越受到青睐。
收入与能力成为正比。
但是市场经济又是排他经济，能力越强，竞争也就越强。
收入差别存在越悬殊，竞争力越大。
因此，差别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动力。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劳动力价格越来越低。
依靠体力打工者，月薪达到300元以上，不是很多。
一个社会脑力劳动者越多，技术能力越强，需要的劳动者越少。
因此，随着生产技术，自动化程度提高，大部分人员又被裁减下来。
造成劳动力剩余。
因此，剩余的农村劳动力集中在城市，裁减下来的富裕劳动力增加，收入来源减少，造成高低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两极分化将越来越严重。
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并不比农村好过。
依靠直接生产收入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
属于这个阶层的是农民。
我们国家农民生产在固定的面积之上。
土地承包是按照人均面积分配。
在有限的土地上搞市场经济作物生产，市场信息对于收入有着重要的关系。
如果生产的作物大丰收，而市场价格高，收入就好，如果生产的作物大丰收，而市场价格低，收入就不好。
缺和补缺是种植型生产获得经济收入不可小视的条件。
依靠直接生产收入满足生存需求方式，实现了生产直接满足需求这个目的。
满足自己的吃用要比出卖劳动力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要稳定的多。
只要这个承包制度不变，只要农民不懒，只要不遇到大荒大灾之年，依靠土地生存就不会出现民不聊生的现象。
现在农民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计划生育使每户农民人口降低到最低限度。
吃穿用不次于城市一般收入家庭。
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闲置时间越来越多。
如果科学技术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多增些劳动产品种类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增加收入，过剩的生产力就成为不过剩，甚至不足。
因此，依靠直接生产收入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是一个稳定的，富足的，没有压力的生存方式。
大富很难，小富却不难。
依靠利润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
这个阶层就是企业承包者，个体企业老板，炒股大户，及依靠雇工获得生产增加的土地生产者。
这个阶层逐渐增加。
依靠利润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生产就是为交换而生产。
企业就属于他们自己。
他们雇佣打工者，靠付给打工者固定工资，获得产品销售利润。
他们的收入依据自己的经商经验而不同。
有的大富大贵，有的则小打小闹。
但是，他们的生存需求满足要远远的高于前两种方式。
随着个体经营迈上轨道，大富者将越来越富，成为财大气粗富豪。
小打小闹者随着经验积累，剩余增加，投资增大有可能成为大富者，也有可能成为贫民。
但是在我们国家，我们放宽了就业经商者的限制。
减免了一些税收，可以说，建立企业，商家都不是困难的事。
关键在于经营。
在于怎样站稳市场经济这个位子。
依靠灰色收入满足生存需求方式。
这个阶层属于不合法收入者阶层。
逃税，权钱交易等等。
这个阶层之大，几乎可以涉及到任何和层次。
这个阶层社会地位上显赫，网络关系强大，灰色收入究竟有多少一般人不可能知道。
社会风气败坏大多数来自于这个阶层。
权钱交易使社会越来越不公正。
不公正的社会则造就越来越多的腐败，灰色收入成为这个阶层优越于任何层次者的经济来源。
是国家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的重要绊脚石。
也是造成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社会阶层矛盾加深的重要原因。
我们依据怎样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把中国社会分成四个阶层。
可以看到，前两个阶层是社会最基本阶层。
尽管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差别很大，而且凡是高收入者都有充当靠利润获得生存需求满足阶层的欲望，但还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实现的。
因此，这两个阶层就是劳动阶层。
关心他们不是怎样致富，而是怎样才能满足。
因为组成这个阶层的大部分是弱势群体。
第三个阶层是富有阶层，他们大部分都具有自己的实力和财力。
他们追求的是利润，就必须按照利润规律来经营生产企业。
让他们自由自在的放开经营就是对他们的最大支持。
任何阻碍都只能减少他们的利润获得。
而利润的产生则是雇佣工人。
因此，在保证工人合法收入和尊严的条件下，促使生产向高科技和技术迈进就是把这个阶层推向一个进步的境地。
第四个阶层是腐败阶层，必须加大力度严格控制。
这个阶层越小，社会公正就越强。
想尽一切办法消除这个阶层存在就是政绩。
而这个阶层消失则必须建立一个第三者存在的监督机制。
这个阶层隐蔽性最强，具有白天是人，晚上是鬼的伎俩。
下什么大力气制止这个阶层存在只要能够问一下其他阶层的人就可以知道。
这样分析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知道谁应该保护，谁应该支持，谁应该反对。
对我们建立政治制度，制定法律法规才有意义。
在诞辰110年的时刻，看一看留给我们的著作，总觉得他老人家还在。
还那么热情，慈祥。
政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第一次，1919年7月，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行的“问题与社会”的论战；第二次，1920年，同以张东弥、梁启超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论战”；第三次，1921年，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的论战。
急求一篇《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读后感，约1000字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读后感我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压制，民族资本发展十分缓慢，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软弱。
至十九世纪末，随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才有了初步的发展。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割地狂潮，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掀起了又一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高潮。
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也有了进一步的觉醒。
因此，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及其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强烈要求变法自强，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
一八九八年四月，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保国会”，集结改良派力量，其形式多少带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至此，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同年六月发生的“戊戌变法”，就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下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本身力量的软弱，而其中大部分又是从封建官僚、地主中转化过来的，他们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和妥协性；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又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
因此，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多天，即告失败。
所有“新政”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唯一的成绩就是留下了一所“京师大学堂”（今天的“北京大学”）。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在政治上是完全失败了，但它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些主要代表，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他们作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通过对西方一些先进的自然科学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思想的传播，在当时沉闷的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为了给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作理论上的论证，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都十分注意哲学思想的研究。
他们吸取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主要是宋明理学的一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批判，从而表现出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
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哲学上也如同他们在政治上一样，十分软弱。
他们对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的唯心主义理论，并不能彻底地决裂，相反采取妥协的态度，力图把它容纳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来。
同时，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也还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而是不论唯心或是唯物一起搬来。
因此，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是极其混杂，充满矛盾的。
分别言之，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几位主要代表，在哲学思想上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
如康有为，基本上以古代儒家经典中的唯心主义为主体，吸取西方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机械唯物论思想，作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或补充。
他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正如他的学生梁启超所说的，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主要指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康南海传》）。
谭嗣同是标榜要“冲决”一切“网罗”者，然而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却又是企图“网罗”一切者。
他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仁学》一书中，企图融合中学与西学、科学与宗教、唯心与唯物于一体。
他宣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
可是，实际上谭嗣同此时是以佛教唯心主义为归宿者。
他明白地说过：“尝谓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西学，而佛学可复明于世”（《仁学》）。
至于严复，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主张用西学改造中学、代替中学。
为此，他积极从事译书工作，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逻辑学等思想。
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宣传者。
但由于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囫囵吞栆的，又加上他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时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与儒家、佛教、老庄等唯心主义思想加以比附，终于也走了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总而言之，尽管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在哲学思想上都有各自不同的某些特点，然而其中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虽然都或多或少地吸取和运用了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思想，但他们都没有由此而建立起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来，相反，他们从西方搬来的一些机械唯物论思想，最终都被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