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课文水墨徽州之后的读后感二十字左右
徽州名人 徽州历史上人才辈出，很多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出自徽州这块风水宝地，如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大名鼎鼎的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等，清光绪年间著名的“公车上书”，百名举人中就有四位出自徽州
在此我们精选了千年徽州名人十五位，让大家对人杰地灵的徽州有更一层的了解。
毕升（
—约1051）：北宋著名科技家、活字印刷术的创始人，歙县人。
毕升是徽州一位没有功名的布衣，一生喜爱钻研技术。
北宋庆历年间，毕升有感于传统雕板印刷的繁杂不便，潜心研究泥活字印刷技术，他发明了在粘土坯上刻字，一字一坯，然后烧硬的泥活字，使印刷工艺得到了质的飞跃，速度大大加快，错字可以单独更换，可以重复使用活字，实现了人类印刷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
宋代学者沈括在中对毕升的业绩有专门记载。
方腊（
-1121）：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歙县人。
出身贫苦，为反抗压迫，1120年10月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后迅速移师睦州，举行“漆园誓师”，痛斥黑暗朝政，改元“永乐”，自号“圣公”，建立农民政权。
义军战火曾袭卷江浙皖赣六州52县，影响很大，1121年夏被俘遇害。
有传。
朱熹（1130-1200）：南宋大学者，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
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
婺源县人。
1148年考中进士，曾任秘书修撰，定文阁待制等职。
死后谥赠大师，封徽国公。
仕途多坎坷，潜心治学。
研究领域甚广，在哲学、经学、教育、音韵、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伟大贡献，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著称。
与程颢、程颐等共创的理学史称“程朱理学”，为继孔子之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七、八百年之久的正统官方哲学，远涉海外，影响世界；重视教育，创办书院，所撰对后代教育事业影响深远；著述巨丰，其中58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圣典”；常以“新安朱熹”署名著述，讲学于徽州，从其弟子者众，“朱子之学”也就构成了“新安理学”的开山之学，并进而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
有传。
汪机（1463-1539）：字省之，别号石山居士，祁门城内朴墅人。
其家世代行医，祖父汪轮、父亲汪渭均为名医。
汪机少时勤攻经史，后因母长期患病，其父多方医治无效，遂抛弃科举功名之心，随父学医。
他努力钻研诸家医学经典，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医术日精，很快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不仅治愈了母亲头痛呕吐的疾病，且“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医学著述十余部，说：“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皆精医术”，为当时名冠全国的4位医学大师。
程大位（1533-1606）：明代著名数学家，珠算大师。
字汝思。
屯溪区人。
少年经商，中年弃商归里，专心著书。
有感于商务往来中珠算的传统筹码计数法的不便，1592年著成17卷及1598年的简明本4卷，详述了传统的珠算规则，确立了算盘用法，完善了珠算口诀；搜集了古代流传的595道难题并记载了解题方法，堪称中国16-17世纪数学领域集大成的著作。
明末，日本人毛利重能将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之后，又流传朝鲜、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东方古代数学的名著，影响极大。
渐江(1610～1664)：明末清初画家。
僧人，俗姓江，名韬，字六奇，又名舫，字鸥盟，安徽歙县人。
明末诸生，家贫，事母以孝闻。
明亡，清兵入歙，即入福建武夷山中。
清顺治三年(1646)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后，即削发为僧，法名弘仁，字无智，别名渐江。
后复返歙县，住在黄山披云峰下的太平兴国寺。
除了饱览黄山胜景外，他的游踪曾到宣城、芜湖、南京、扬州等地，并一游庐山。
渐江虽出家为僧，而心常怀故国，题画诗中，时常流露出家国身世之感，富有民族思想感情。
渐江善画山水，从宋人入手，后学元四家，尤其是深得倪瓒的笔意。
张小泉（1626-?）：明末清初著名制剪工匠。
黟县人。
明崇祯年间，张小泉带领儿子前往杭州开设“张大隆”剪刀铺，并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嵌钢制剪技术、产品很快畅销全国，后为防假冒，以“张小泉”作为店名。
“张小泉”剪刀在乾隆年间被列为贡品，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二等奖，新中国三次全国评比均获第一名。
戴震（1723-1777）：清代大学者，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徽派朴学的创建及领袖 人物。
字东原。
屯溪人。
徽商出身，1762年曾中举人，后六次考进士，因皆思想与程朱理学不符未中。
曾参加修纂，授翰林院庶吉上。
学识渊博，在哲学、天文、历算、历史、地理、经学、训话、音韵等领域均有重大贡献，为一代通儒和宗师，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其哲学思想是程朱理学之后反理学的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朴学思想是作为了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乾嘉学派中的皖派领袖人物，并由之开创徽派朴学。
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有、《孟子字义疏证》、《仪礼考正》、《考工图记》、《古历考》、《水地记》、《勾股割圜记》等50余种。
《清史稿》有传。
王茂荫（1798－1865）：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马克思是这样提到王茂萌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
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
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尔·阿伯尔博士和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马克思的这段话见于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中文第1版《资本论》第1卷第146－ 147页的注释。
胡光墉（1823-1885）：清代著名徽商。
字雪岩。
绩溪县人。
早年在杭州经营钱庄，后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依靠湘军势力在全国广设当铺和银号，成为富甲江南的特大官商，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
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为发掘中国药学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詹天佑（1861-1919）：近代著名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铁路事业的创始人。
字春诚，徽州婺源县人。
早年家贫，后获岳父资助赴欧洲留学。
1905-1909年，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条自已设计自已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创造了不少施工新法，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铁路工程专家，奠定中国铁路事业基础。
黄宾虹（1865—1955）：现代著名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
字相存，别号虹庐。
歙县人。
是现代中国画坛上成就卓著的一代宗师，为“新安画派”的现代代表。
早年山水画重在师法古代大师，中年以后重在师法自然，70岁后又画风大变。
作品深厚华滋，意境深远，精于墨法，善用焦墨与浓墨，与齐白石并存称为“北齐南黄”。
在美术理论上，总结出“平、留、圆、重、变”五字笔法和“浓、淡、泼、焦、积、宿”七字墨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精通诗词。
有《黄山画家源流考》、《古画微》、《画学通论》等多种著述和绘画作品传世。
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
字适之，绩溪县人。
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学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会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面；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
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甚丰，治学方法上具徽派朴学遗风。
陶行知（1891-1946）：著名教育家。
原名文浚。
乳名和尚，曾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
歙县人。
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后又相继创办浙江省湘湖师范，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山海工学团，并支持新安小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
“一·二九”运动后，与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任联全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46年与李公仆、史良等在重庆创办大学，任校长。
后回上海从事反内战、反独裁民主运动，1946年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宋庆龄尊称他为“万世师表”。
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诗歌集》等。
张曙（1909—1938）：原名恩袭，歙县坑口柔岭下人。
1926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后又转入南国艺术学院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
先后参加南国社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等进步文艺团体，在田汉、萧友梅的指导下，进步很快。
学生时代，因积极参加进步的文艺活动，曾两次被国民党当局罗织罪名，投入监狱。
1933年参加“苏联之友社”，与聂耳、吕骥等共同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歌曲研究会。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被党组织派往长沙，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创作《抗日进行曲》、《还我河山》、《保卫国土》等表现人民强烈救国热情的歌曲。
1938年在武汉至桂林的途中，遭敌机轰炸不幸遇难。
我想了解一些徽州名人。
越详细越好咯。
谢谢
在明清时达到鼎盛的文化，但这化与其早期发展及后期演变都有关联。
其开即朱熹本人，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婺源的程洵、休宁的程永奇、汪莘及程大昌等，渊远流长，特别是“在明清，朱子之学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
”徽州的传统工艺更是蜚名于外，涉及各个领域。
此外，还有徽派盆景、徽漆及各种竹、木编织工艺等等。
求：徽州地理与社会对徽州人的影响
徽州的地理：徽州，位于安徽省南部，地处皖、浙、赣三省的交界处。
这里山岳绵绵，横亘着黄山、齐云山（白岳）及其余脉，缠绵数百里，形成皖南的丘陵地带。
由于地处中亚热带地区加上独特的地形，形成了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
正是由于这样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得徽州的古林形成了其独特的魅力和风格。
整个徽州就是一个大的园林，一个“中国画中的乡村”。
徽州古建筑以徽州地区的地理山水为背景。
徽州山水迤逦，丘陵起伏，地少形狭，山高水长，这样的地理状况制约着徽州园林的范围、格局、体式。
因此，靠山采形，傍水取势，顺其自然就成了其一大特色。
其实质就是师法自然
徽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刻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包容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
我们今天所说的徽州应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是指地处皖南，毗临江浙，纬线范围在北纬30℃左右的这一地区。
历史上称为新安，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建徽州府，遂得名。
范围包括今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屯溪区、徽州社会和文化是在南宋以后崛起，明清时达到鼎盛与繁荣，清末以后衰退的。
其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自宋至清，徽州共建有书院、清舍等260多所；社学明初有462所，清康熙时达562所，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
科举及第者众，仅明清两代徽州本籍中举人者996人，中进士者618人，状元数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曾涌现出了朱熹、戴震、俞正燮、王茂荫、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大批杰出人物。
更有影响深远的徽商，成为人们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
徽文化还将以多种途径、多种方式走出安徽、走出国门，让全国、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它、了解它，使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一、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徽文化和中国其他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一样，在长期的孕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内涵深厚的一门学科。
徽文化随着徽州区域文化的形成而形成，随着徽州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它广泛体现在徽州社会历史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各种生活实践中，既有突出的徽州地域特色，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特征，是中华传统文化在跨入现代门槛前夕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自然环境神奇，境内既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黄山，以及景色奇异被子人称之为“尚待开发的黄山”的自然保护区牯牛降和清凉峰，还有全国道教名山齐云山，“几百里山水画廊”的新安江水系等等。
自然地理环境自成一统，相对独立，“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
”历史上除太平军乱外，少有战福，人文荟萃，素有“东南邹鲁”、“文化之邦”、“文物之海”之誉称。
再加上徽州人文化素质较高，对文物、文化的保护意识强，即使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也有许多历史文物资料被保存下来。
通过对这一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它不是单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华多种文化在徽州这一特定地域的汇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区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
它的内核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为中心的积淀和融汇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
“徽州区域范围只有一万多平方公里（指古徽六邑），历史上总人口充期量百万人，然期却孕育、衍生、发展出了极具特色且辉煌的徽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既有整体上的共性——包括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相比的共性，更具地理区域上的个性；既包容了东方文化的一般性，更呈现、蕴藏了徽州这一方山水、土地环境的个别性。
为什么会造成这一现象呢
二、徽文化的特征、内涵与价值徽文化精神的主要意义有：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育意识在长期的谋生存求发展的斗争中，徽州人深刻地体会到，人自身素质的提高是立足社会与得到发展的关键。
他们恪守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重文兴教蔚然成风。
所谓“儿孙不读书，养了一窝猪”，因此对延师办学有极大的热情，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注重对人的智力开发成为悠久的传统，在徽州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
明清时期，徽商凭借财力的优势。
殚思竟虑，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教育事业，徽州各级各类学校的建立和维护，就和徽商结下了不解之缘。
致富后的徽商对办学的热忱十分高涨，这种高昂的办学热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1）亟置塾学获利后的徽商大多把延师课子、设置家塾列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如明歙县许晴川经商致富后，“五子咸延名师以训”；明休宁商人汪可训，“有子五人，岁延名师督之学，曰：‘此余未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乎
’尽出所订经书古文词，严程课督”；新馆鲍氏商人设塾立教的事例更为典型，如鲍继登“以盐策起家。
尝建德文堂为书熟，广延名师罗益友以训其子孙”；鲍柏庭“好施与”，“教子也有义方，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
尝曰：‘富而教不可缓也，徒集资团何益乎
’”鲍柏庭提出的“富而教不可缓也”的思想，在徽商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2）广设义学徽商不仅热衷于置塾学，延名师以课子侄，而且还广设义学，为宗族和乡里的贫困子弟提供接受儒学教育的机会，将其“膏泽”从一家推及一族、一乡。
明清时期，徽州的义学遍及城乡各地，而这些则大多是徽商出资兴建的。
（3）倡建书院为了使更多的子弟业儒就学，徽商又积极捐资，广建书院。
明清徽州书院的兴盛，与徽商的大力倡建、捐资大有关系。
由于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再加上徽州人的精明、慎敏和好学，使他们磨炼成善于进取的性格。
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逐步转变，徽州人自明代成弘之后，更多地走出万山丛中闯世界，创造了徽州历史上的辉煌。
2、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徽州人远祖多从中原迁来，长期受中原儒学文化熏陶，特别是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的浸润教化，家庭本位，皇权本位，国家本位，重宗法，仁爱、正义、义务、贡献的思想，徽州人身体之、力行之。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以孝悌为基础，以自然血缘为纽带。
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徽文化精神，其中深深蕴藏着的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是徽文化精神的精华。
“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
”这些聚族而居的大姓，皆有千年不紊之谱系，有宏伟壮丽之祠堂，有完备翔实的宗规家法，有严格规定的尊卑秩序，有族田族产作为宗族公共事务和赡贫济穷之资。
宗族制度的完备和宗族势力和强大的确是徽州地区一个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
这种以尊祖、敬祖、睦祖为基本特征的宗族制度，加强了宗族间精神的联系，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宗族归属感，造成了徽州地区“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以及族人乡里之间“相亲相爱，尚如一家”的社会风尚。
3、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徽骆驼精神”讲徽文化离不开徽商，讲徽文化精神不能不说“徽骆驼精神”。
徽州人不仅敢闯天下，还特别能吃苦。
比如明朝嘉靖间歙县商人许尚质，曾挟资“负担走吴门，浮越江南，至于荆，逐西入蜀。
”在四川经商时，他深入湖南、四川交界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商情，时值隆冬，冰雪盖地，迷失了道路，多次遇险，差点连命也送上。
一直到年老，仍“竟竟力作，衣敝食蔬，（日）强步五六十里如其贫时”。
徽商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还能自觉地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
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他们贾而好儒，在经营活动中重视人文精神理性地追求，自奉俭约，却能慷慨地将财富奉献社会，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杰出的人才。
他们大多能热心公益，济困扶危，助饷赈灾，修桥铺路，急公好义……还有的崇“儒”好“儒”，用自己对“仁”之理念的实践和成功，逐步改变了社会对“商”的鄙弃观念，令封建士大夫亦刮目相看。
人称徽商“冠冕之伦，多尚气节，矜取予，有唐风霍霍之意”，戴震总结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形象。
陶行知称赞徽州人是“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正是凭这种矢志千里，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徽商走向全国甚至冲出海外，不能不说对中国封建专制“家天下”长期统治造成的社会停滞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起到“革命的因素”和促成“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作用。
而徽商本身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谓“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一根擀面杖，从内地打到边陲”，取和了事业上辉煌成就。
我们要构建具有安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个总体的把握。
在徽文化博大而精深的内涵里，它的教育意识，敢于奉献开拓的“徽骆驼精神”，爱国爱家、和睦邻里的人本精神，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强省”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继承、弘扬和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徽文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
但是，以“儒商”为代表特色的徽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依然值得我们总结和回味。
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国经受住了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严重考验。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还有一些问题的存在，如：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益驱动，采取了不正当的发财手段。
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骗、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如最近发生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造成一百多婴儿营养不良，以至多人死亡。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精神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
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最高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永迪意义。
如果我们把诚、信之类儒商准则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将儒商身上体现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国家社稷为已任的爱国精神，崇德尚义的道德风范，注重个人修养的思想境界作为建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资源，从中汲取营养，培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儒商，或许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能得到有序、健康的发展。
当然，儒才，柔也。
中国历史上儒学文化是一种柔性文化，它的封建伦理内涵，它的封闭性、凝固性、内省性，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滞作用是不容讳言的。
徽商兴盛由于“好儒”，其衰落也主要缘于“好儒”。
徽商在儒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诸多封建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是需要努力扬弃的糟粕。
徽州岀什么名人
读《国家地理•神秘中国》有感一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主要是教科书式的，这就是所谓的正史。
它像是一棵倒置的大树，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汇集到树干上，后人可以沿着树干窥视到先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然而，传统的正史就如一面筛子，它只筛取了人类发展中符合传统历史观的枝干和分叉，而大量活生生的、带着鲜活质感的生活细节都被过滤掉了。
《国家地理•神秘中国》是一套以地域事件为单元散点透视、实地实拍、实证实录的图书，从地理人文风貌，到社会历史心态，有记录，有拍摄，有考察，有论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把历史之树的绚丽风采展示给大家。
从社会生活的细节上，揭开历史的面纱，看一看神秘中国的精彩。
每本书中围绕同一主题生发出的不同故事，就像几片相似的树叶，为中华历史的大树平添几抹生命的绿色。
在这里，我们即将看到：秀丽的山川，古老的城镇，尘封的遗迹，神秘的陵寝；我们将接触到：奇石美玉，奇异建筑，珍贵遗产，传奇人物……它们背后的故事，深藏的历史，蕴蓄的文明，让那些渐行渐远的动人往事重新焕发生机，让那些早已离去的作古先人变得生动可感，在这里，每个人都会获得“不一样”的感觉。
历史不是龟甲兽骨上凝固不变的抽象字符，也不是古墓墙壁上褪色斑驳的陈旧壁画，更不是青史古卷中遥远模糊的古老背影。
《国家地理。
神秘中国》带我们感知那些年代久远却与我们今天的生活隐隐相接的历史轨迹。
在图片和文字中的这次行走，将是一次完全不同的心灵经历。
一座规模宏大的清代庄园，历经九代主人200多年的不断扩建，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地主生活的百科全书”。
它庭院深深，融汇了南北建筑艺术精华，兼具北方的古朴粗犷和南方的清雅细腻，在朴实敦厚的齐鲁大地上彰显着灵活飞扬的荆楚之风。
它就是百年活化石-----牟氏庄园。
窑洞积淀了黄土高原深层的历史文化，是普通民众创造的民间艺术。
在当地居民的心中，冬暖夏凉的窑洞与秀水青山间的江南吊楼、翠竹掩映间的瑶乡竹楼、辽阔草原上的蒙古包一样是家的象征。
土楼----不仅是客家人的城堡，智慧的象征，更是一种乐观顽强的生活态度的体现。
匪患横行让客家人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围屋，在这赣南围屋的背后，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让每一座围屋都深深印刻上了沧桑的历史和奇幻的传说。
素以“苏杭园林”著称的江南水乡之间，镶嵌着一颗第宅厅堂的明珠-----浙江平湖莫氏庄园。
今年暑假，我们一行35人到风景这边独好的江西旅游，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婺源和李坑。
到婺源，不得不提婺源的徽式建筑：一式的白墙青瓦，造型独特的屋檐，翘角飞檐，外观上的朴素是古式徽商低调做人的真实体现。
而成片成片的房檐相似的建筑群却成就了壮观的画面。
远远看去，好不气派。
进入屋里却有着天壤之别：精致的木雕或是石雕栩栩如生，透过这几千年的历史让我们都能看到曾经的风光和辉煌；从大门、偏门、窗户、天窗等等的设计和摆设无不充分体现了商人对于风水的讲究，对于富贵多子的祈盼、崇尚读书的风气。
说婺源这一带具有浑厚的文化韵味是有原因的，从古至今走出过多少的文人及官仕，无不为婺源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
徜徉在到处都沉淀着历史痕迹的一幢幢的老屋间，看着别具匠心的装饰或是摆设，我试着去设想：古时征战全国的徽州商人，一生都在商海里拼搏沉浮，或许一生都无不在思念着家中的妻儿，因此，年老后都纷纷回家，建一幢房子或是慈善性质地修建一座桥，告诉后代人其实他们一直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故土。
明清时期名仕辈出的李坑，村民住宅沿溪而建，粉墙黛瓦、参差错落，青石板铺的小道纵横交错，石、木、砖各种溪桥沟通两岸，构成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画卷。
我们去参观的那天正好下着蒙蒙细雨，在如烟如梦的氤氲中，我们渴望遇着一位撑着油纸伞的如丁香般的姑娘。
走进路旁各具特色的小店，我们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商品。
除了憧憬美丽的邂逅和疯狂购物外，我们似乎亵渎着它的存在。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有几句话非常深刻：它（古村）的存在，只有一种标本的意味。
它陈列在那儿，每一块砖瓦，每一块石头，甚至每一棵树，都表达了某种静止和停滞的含义。
外来者为了一种“文化”而来，他们长驱直入，到处探头探脑，然后带着餍足的心情，回到现代世界中打几个文化饱嚼。
”想到2005年自己到云南的丽江和香格里拉,也是带着好奇的心情,带着数码相机,为了一种”文化”而来,然而自己真的寻找到文化的真谛了吗?没有,充其量只是为自己的相册增加了炫耀的资本，真真切切感到自己的无知与浅薄。
发现“周庄”的陈逸飞，他曾痛苦地说：“我把周庄给害了。
”丽江的宣科老人则更痛苦地哀叹道：“丽江已经死了
” 确实，在无兵祸的年代，异化一种古老民族的淳朴传统，破坏一片纯净恬然的清静原野，没有什么比市场经济、商业游戏更有力、更彻底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