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到戊戌》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书名：作者：文章背景：（可有可无）好句好段摘抄：【1】【2】语言赏析：（可有可无）读书心得：（重点）
读《寒夜的灯光》有感作文250字
前几天，我读了文章《寒夜的灯光》，里面的主角打动了我的心，他们关爱别人，关心别人，使一位医生顺利到达了农民的家给农民的孩子治好了病。
医生要走了农民们也欢送他。
这种关心别人的精神，让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并且，我感到，关爱就在我们身边。
关爱体现在集体中。
那次我还是读学前班的时候，一位小同学摔倒在地上，头上破了一个小口子，鲜血直流。
我但心他的伤口会被感染，想把他送进医务室，这是，又一个小朋友来了，我俩一起把小同学送到了医务室，把伤口包扎好了。
关爱体现在社会上。
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小女孩被一辆小车撞倒了路过的一辆公车上的去体检的人，连忙叫停车，一起去救人，接连来的公车上的人，也参与了救助行动，街上的人也坐不住了，一起救援，就连抱着小孩的妇女·行动不便的老人·年纪轻轻的小孩，也来支援，经过两小时的抢救与努力，小女孩被大家救出来了。
关爱体现在世界。
二00八年，我国四川发生了8·7级大地震，国内的商人，捐物捐钱，而普通的人，则前往灾区，同舟共济，救助灾民。
各国也行动起来。
为我国捐粮食，捐衣物，经过不懈的努力，四川又回到了从前的安宁。
关爱，体现在世界各个地方，如果，我们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关爱我们。
那么，世界会充满爱，人间会更美好。
新会一中的校情校史
会一中，是许多新会学子向地方。
它从风雨的清朝末年走来，是新通中学的起始，又是新会中学教育当之无愧的翘楚。
其创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根深叶茂，并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英才。
它的办学历史虽曲折艰难，却光辉灿烂。
办学百年 根深叶茂 “废科举，兴学堂
”1905年，会城马山下，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气的新会人民得风气之先，创办了官立新会中学堂。
官立新会中学堂不但开创新会普通中学教育的先河，同时也见证了新会一中百多年来艰难曲折的办学历程。
官立新会中学堂实际是从清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就开始筹办。
时任新会知县的陈伯侯奉命筹办新式学堂，于孔庙明伦堂召集邑中士绅商讨兴办中、小学堂的事宜。
由于师资缺乏，先办“初级师范”，学制二年，不久之后办“中学堂”，谭镳为堂长，学制五年。
辛亥革命之后，官立新会中学堂改称“县立新会中学”，谭为校长，学制四年，并停招师范班。
至1921年，由于省教育厅通令改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于是改称“新会县立初级中学”，并设教导主任、训育主任、总务主任各一人，开始招收春、秋季学生。
1924年，执掌校政20年的谭镳逝世；是年同时招收女生，但男、女生同届不同班。
至1931年3月，江门市政局奉命裁撤，江门重归新会管辖，县长沈秉强将江门市立中学易名“新会县立第二中学”，而“新会县立初级中学”则更名为“新会县立第一中学”。
至1937年暑期，新会师范学校将普中的高一班、高二班移交新会一中继办，成为新会一中办高中之始。
据了解，清末办中学堂的校舍是以孔庙考棚（孔庙右邻）的房屋为校舍。
大的五六间作课室，小的几十间作学生宿舍。
1926-1927年间，由于体育场狭小，拆乡贤祠扩大体育场地，填池塘作校园。
后来由于学生人数和班级增多，最后除大成殿外，孔庙及学宫全部作为校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9年春，新会沦陷，新会一中迁往双水上凌冲谭氏宗祠，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重新迁回会城。
这时，孔庙已被日伪政权拆毁，仅余大成殿、奎星阁、尊经阁几座残破建筑物，因而校址改在新会书院，至今不变。
新中国成立后，新会一中历经时代风雨洗礼，教育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1958年被定为佛山地区重点中学，1960年被定为广东省重点中学，1978年再度由省政府定为县市重点中学。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持续发展，蒸蒸日上，1994年，被评为首批广东省一级学校，又先后获得“广东省文明单位”、“广东省先进集体”等光荣称号。
2007年11月，新会一中顺利通过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验收，成为我省首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新会一中已成为享誉五邑、全省知名的学校。
兴学育才 不拘一格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源远流长的冈州文化滋养下，新会一中栉风沐雨、自强不息，虽三迁其址、十一次易名，爱校报国、兴学育才之风仍代代相传。
“母校由首任校长谭镳执掌以来，校规严格，请的教师多是留过洋的人才或香港留学生。
我读二、三年级时的第二任校长谈海，就是日本留学回来的。
”于1924年考入当时新会县立初级中学、迄今仍健在的新会一中校友余雅望回忆说，由于注重师资、尊师重教，新会一中在建校初期就有良好的起步基础。
如在1921年间，曾聘请留日归来的理化生物教师林卓南。
林老师讲课时，常常引入唯物史观学说，结合学科讲解，使学生获得新思想、新观点。
从人力、物力上来说，新会一直是新会的最高学府。
“南华诸县新会为名城，新会诸校我校高程。
”这是抗战前新会一中校歌开头的两句歌词，由此也可看出当时新会一中人的自豪之情。
知情校友说，在抗战前，新会一中在教学中，不但注重文化知识的培育，也十分注重学生的实践活动。
1935年秋入读新会一中的黎永泉在《会城沦陷前夕的新会一中》一文中回忆说，当时校内有所谓“童子军”组织，培养学生“智”、“仁”、“勇”的品格，有急救护理、野外生活、打绳结等各方面的学习。
有一次，学校还组织学生到江门篁庄野餐露营，晚上有篝火晚会及劫营、守营等实地训练活动，有声有色。
此外，每天下午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为课外活动，举办球类、田径、歌咏、猜谜、故事等文体活动。
在每天中午贴出一张表格，任人自由填报，届时有专门教师负责支持活动。
新会作家明明是新会一中当年的“七三届”。
他回忆说，“七三届”处在“文革”后期，学校（当时叫会城中学）已逐渐回复正常教学秩序，因为没有高考任务，学习并不紧张，作业基本可在学校里完成，所以不少学生从来不用把书包背回家中或者说是根本没有书包。
正由于课业轻松，学生有大量课余时间，可随心所欲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说起来，‘七三届’并没有培养出多少大官员、大老板，却培养出了好几个文学艺术爱好者。
”明明说，当时这一届有一群爱画画的同学，形成了一个沙龙式的小圈子，如甄锦标、吴明耀、陈向京、杨小明、李卓见和他自己等。
这些人后来均在文艺领域成就了一番事业。
【光耀校史】 那些人，那些事 新会一中百年办学历程，不但汇集了大量文化深厚、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如谭镳、施见三、林卓南等人，也同时培育了数之不尽的人才，当中不乏像地质学家陈国达院士、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王坚等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贡献卓越，彪炳史册。
谭镳：新会一中首任校长 谭镳，（1863-1924年），字康斋，号仲鸾，广东新会环城南坦乡人。
身为新会一中首任校长的他是新会当时有名的教育家。
此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梁启超的表兄。
谭镳一生思想进步，青年时中秀才，与表弟梁启超赴广州学海堂攻读。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已丑恩科乡试第九名举人。
后入康有为开设的万木草堂就读，受到康有为提倡的“今文学”和变法图强思想的影响。
此后，他参与了康、梁发动的“公车上书”及维新变法活动。
变法失败，他南下归乡，决意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清廷被迫施行改革学制，废科举、兴学堂。
新会创办初级师范学堂，委派谭镳为监督，主要是培养师资。
不久，又创办新会官立中学堂，为新会第一间最高学府，谭镳被委派兼任堂长（监督）。
民国成立，改革学制，1912年新会官立中学堂改称县立中学校，监督改称校长。
他一直任至1924年捐馆。
谭镳的治教特点鲜明，校规严格，极重教师素质。
民国初期，中学师资缺乏，谭镳不惜高薪聘请留学生任外语和理科教师，如英语科教师聘自香港书院或曾经留美的港籍人士。
谭镳在担任学堂监督初年，还编辑《新会乡土志》，聘黎昀、林灿予协助编辑，施雨崖等22人为调查员。
全书按部颁例目，分15篇，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成书。
1924年谭镳病逝，终年62岁，其门人筑纪念台于县中学校园左侧之马山，刻石留念。
陈国达：“地洼学说之父” 1912年1月22日，陈国达出生于新会南郊天马乡五福里一个贫苦的南洋归侨家庭。
1925年春，在姐姐的资助下，13岁的陈国达考入了新会县第一中学，读书非常勤奋，成绩优异。
在初中期间，对陈国达影响最大的的就是博物学。
他还对地质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喜欢野外考察的实践活动。
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与同学们翻爬新会的山山水水。
在大学时期，他的毕业论文也以此为题，写出了《广东新会地质试勘》一文。
陈国达终生致力于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他于1956年创立关于地壳演化规律的活化构造新理论“地洼学说”，突破了美国学者提出的地槽地台学说。
“地洼学说”被称为是决定当代地质学发展的新学说之一，它的诞生也被列入世界科技史大事年史。
1990年，国家矿床成因协会理事会决定在矿床大地构造委员会中设立构造岩浆活化（地洼）学组，这是第一个以中国人创立的学说命名的国际学术组织。
陈国达被誉为“地洼学说之父”。
他历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洼学会理事长、国际地洼学组主席，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与地质之父李四光并称为“南陈北李”。
王坚：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 王坚，原名王桂琴，生于1933年，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飞行教官、飞行中队长。
在抗美援朝中，曾出色地完成飞行任务。
1952年接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
梁宗岱：爱国诗人 梁宗岱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爱国反帝的诗人、翻译家、教授、制药专家。
解放前曾任北大、清华大学等名校教授。
解放后历任中山大学、广州外语学院西语系教授兼院学术委员。
梁宗岱精通法文和英文，并通晓德文和意大利文，擅长翻译诗作，对欧洲文学有深湛的研究。
著有诗集《晚祷》、词集《芦笛风》等，翻译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等。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
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程光炜等主编的，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
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
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
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
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
（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
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
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
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
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
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 实际上。
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
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
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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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以下 jpkc.hrbu.edu.cn:8080\\\/jpkcjs\\\/zgxddwx\\\/word ...
梁启超写的《变法通议》的简要评价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
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
《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变法通议》内容及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宣传家。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
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
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
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
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
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
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
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
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1920年以后，梁启超息迹政坛，专事著述和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任教，还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陆续写成《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在学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学识超群，才华横溢，一生极其勤奋，虽身在政坛不忘笔耕，因而著述极其丰富。
据初步估计，其著述约有1400万字!其著作的结集，最早为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其后至1937年，共有大约40种不同版本的文集行世。
其中，以1932年由林志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最完富，体例最佳。
近年，中华书局又将此本影印出版。
梁启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年)、《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教育与政治》(1922年)等，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之中。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
《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
《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的第一卷、入选时，编次略有更动。
梁启超说：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
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
”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
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
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 《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
1．在《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启超指出，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
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梁启超上引历史，下及现实，左观印(度)日(本)，右览俄(国)德(意志)，极言变法之必要，他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
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这些话的确如春雷惊天，确乎震聋发聩，惊世骇俗，惊心动魂，使人们从古国甜梦的沉睡中惊醒过来而直面当时的严酷现实，这无疑是封建帝国里的第一声资产阶级爱国启蒙。
梁启超继而进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变的问题：“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
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灼识
2．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
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
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
学子除了科举一途无由自进，这样，即使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奇才异能之士”，为了取得中第升迁，也“不得不辍其所学，以 焉而从事矣。
其取之也无定，其得之也甚难，则倜傥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销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成其学矣”。
所以，梁启超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设制艺，同秦始皇之燔诗书，“遥遥两心，千载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民分士、农，工、商、兵五等，而农而不士，农业不兴；工而不士，工业不兴；商而不士，商业不兴；兵而不士，兵业不兴。
不惟中国之农、工、商、兵四业不士，即便是士也不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如此而欲富国强兵，安内御外，无异于缘木求鱼，未可得也。
所以，要举兴百业，就需要对百业之民实行职业教育，广设学校育才。
但是，当时培养官吏的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乃至书院，教学内容陈旧过时，愚腐不堪，不教以历代政术，不教以本朝掌故，不教以天下郡国利病，如此则“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则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如此治国，岂有不败者乎
”而且，即使是如此空疏无用的教育，真正“泽及”者也不在多数。
虽号称受教之人有四百兆，但实际上，妇女不读书，已去其半数，农工商兵不知学，终去其十之八九。
梁启超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则非吾之所敢言也。
” 梁启超还对当时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和实学馆之类洋学堂提出了批评。
本来，作为专门之学，洋学堂对于振兴百业，培养专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洋学堂的教育内容也同样是隔靴搔痒，不及实事，“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
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
”另外，洋学堂还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利因素的制约：其一，科举不改，就学乏才；其二，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难称其职；其三，专门之业不分、难于造就专才。
所以，梁启超说，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顶多也只能“任象 之事”，当个翻译了事，于实事实业无补。
所以，必须设立新型学校以应时需，若“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新型学校应该“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
”其总纲有三：“一日教，二日政，三日艺”，其分目有十八项：“一日学堂，二日科举，三日师范，四日专门，五日幼学，六日女学，七日藏书，八日纂书，九日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日藏器，十二日报馆，十三日学会，十四日教会，十五日游历，十六日义塾，十七日训废疾，十八日训罪人。
” 在《学校总论》的最后，梁启超专门论述了教育经费问题。
梁启超指出，没有教育经费，学校之议无异空纸，所以，“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指筹措教育经费)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
有感于英、法、德、俄、美、日诸国教育经费之充足，更感于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沉痛教训，梁启超指出，假如中国能早一点拿出甲午海战的战败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百分之一二用于兴学育才，则二十年间人才大成，那么，甲午海战便不致于落得如此之惨痛结局。
所以，只看到敌人的坚船利炮，而看不到其所以有坚船利炮的原因，只不惜重金以治海军，而舍不得拿出薄金以营学校，如此便是知末不知本，治末不治本，最终必是一无所成。
梁启超沉痛地疾呼：如果今日仍不图举，则“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谓二万万者，未有巳时。
” 3．在《论科举》中，梁启超专门讨论了科举改革问题。
梁启超指出，国家作育人才，皆为有用，教而不用，不如不教；学生学习，唯在效用，学不见用，不如不学。
但是，科举网尽举国上才之人，专事空疏无用之学，使学生“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
”所以，“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那么，科举如何变
共有上、中、下三策。
何谓上策
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
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
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
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
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 何谓中策
中策是：“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
”分设明经、明算、明字、明法、使绝域、通礼、技艺、学究、明医、兵法诸科，使诸科广涉经书、中外算术、中外语言文字、法律、外交、大清掌故、格致制造、教学法、医学、兵法等各个领域。
至于取士之法，或特诏举试，或按省附考，给予出身，示以荣途。
如此“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
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
” 何谓下策
下策是：“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
也即试科不变，但具体内容应有新的要求。
童子试“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
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
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
” 总之，科举之变是必然的，完全率由旧章显然有悖于时代的要求，问题只是大变还是小变的问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上策必强，中策可安，下策尚存。
4．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
但是，当时府州县学官及蒙馆学究多系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其误人子弟，势所必然。
而洋学堂中的西洋教习，亦每每存在有言语不通，翻译失真。
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等五大不利因素，而且，西人不懂中华经典，“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任用西人，授人以柄，究非长策，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那么师范学校之制又如何确立呢
梁启超参考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提出了如下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至于教学法，学习《札记·学记》而循而用之，殆庶几矣”。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必须将师范学堂的设立同小学堂的设立结合起来。
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
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
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 5．在《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惊人之论。
梁启超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梁启超说，到了太平之世，国界、种界、兵事全无，男女也无有分别，男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
因此，梁启超于当时中国妇女并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中国妇女不仅深居闺阁，足不出户，以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未可作诗填词，无论实学，而且要蒙缠足毁体之害，所以，“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
6．梁启超极为重视儿童教育，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所以，在《论幼学》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问题。
他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先进的儿童教育方法充满了赞美之情，认为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的教学程序，循序渐进，学不躐等，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而中国当时的未尝识字即先授经，未尝辨训、造句即要作文的儿童教育程序无疑是本末倒置。
正是痛感于当时的儿童教育方法对儿童的戕害，梁启超为八岁至十二岁的儿童拟定了一个功课表。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虽不一定能称得上是一位深刻的教育思想家，但称之为著名的教育思想宣传家却是当之无愧的。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东渐之西学为思想武器，用不同于当时文坛的新文体，即用更为痛快淋漓，剀切锐利，富有情感，不避俚俗的语言，大声疾呼变法之迫切性与必要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加之《变法通议》主要是发表于当时“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时务报》，其影响之巨大更是可以想见的。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因此，他所鼓吹的变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变法。
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
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变法通议》涉及到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从教育外围的改革，诸如女子教育改革和连接育人和用人的枢钮——科举改革，到教育内部的改革，诸如教师、学生、育人规格、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无处不着笔墨。
于今看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述的思想恐怕是平谈无奇的，其中甚至还有失当之处，但是，作为大潮的先声，《变法通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震聋爰聩、开启民心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清末的兴学校，还是科举由改革到废止，所有这些，都无疑受到了来自《变法通议》的重要影响
西游记中的东方朔是何方神仙
康有为小时候走失过，过了一天被找回来。
他的妈妈没有抱头痛哭之类，而是坚定的说“我儿是男儿，男儿当自强” 梁启超九岁那年，他的祖父梁维清带着他乘坐木船，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参加考试，这个还是梁启超第一次离开家乡。
当时满船的人都是准备应试的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的。
一日在船上吃午饭，刚好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诗或作对。
其实用咸鱼入诗入对，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因为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但毕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俗话说：“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说的仍然是臭，并且是与“入芝兰之室”相对着的，话题一出，当时满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难倒了，大家纷纷都在抓耳挠腮，苦苦思考。
梁启超稍停片刻，便当众吟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
在座的人听了，都不约如同地愣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的诗做得十分切题，风格典雅，诗意浓郁，而且适当地运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句。
到后来有人讨论到梁启超的时候，就有这样戏言：“广东咸鱼从此得翻身了，入风流儒雅的一类了”，这个可能都是从梁启超作咸鱼诗中得到的。
梁启超智取寿文的故事 （石绮霞） 梁启超在他十一岁那年，到省城参加考试，一举就得中秀才。
考完试之后，担任主考的三品大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细阅读梁启超的试卷，大为赞赏，就专门召见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一番，和他们谈论经学、唐诗宋词及唐宋八大家等。
被接见的新科秀才一个个进去之后很快就退出，惟独梁启超竟小小年纪就无所不知，对答如流。
叶大焯不觉十分高兴，对梁启超大分赞赏。
机灵的梁启超见到这样，马上长跪于地请求说：老师啊，我的祖父今年已经是七十高龄，他的生辰为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弟子很快就回家乡看望他老人家了，如果在我为祖父祝寿时，能得到先生所写的寿言，一定会使我祖父延年益寿，而且还可以告慰叔父和父亲孝顺之心，在我们的宗族交往中会感到更加光彩的。
”叶大焯面对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听他说出一番成人的语句，大为惊讶，并深深地为他孝心所感动，于是便接受了梁启超的请求，欣然提笔，为梁老先生写了寿文。
回到家中，梁维清一读之下，非同小可啊，广东学政是朝庭三品人员，竟亲自挥笔为自己写寿文，真是大喜过望，茶坑村双喜临门，当即像过节一样庆祝梁启超得中秀才，和梁维清得到高官的祝寿。
两考官争女婿的故事 （石绮霞） 在光绪十五年，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一次就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排名第八，而且也是这次新会籍考生中的成绩最优秀的一个，同时也是全省考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这次乡试中，梁启超的试卷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自然就引起了两位主考官的特别关注。
正主考官李端棻，是贵州省贵筑(今并入贵阳)人；副主考官为福建人王仁堪。
两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
李端棻心想，自己多年来担任乡试的主考官，但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学超群的学子，他感到应该和梁启超见见面，试试他的真正才学，同时，李端棻又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还可以缀合这门婚事呢，于是就打定主意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从中作媒。
正当李端棻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智，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举子。
因此，当李端棻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简直目瞪口呆。
但由于李端棻是先提出，虽然自己内心有说不出口的惋惜，使他老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但最后也只得无奈地答应了。
后来，李端棻便借与考生面谈的机会，直接就向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梁启超在主考官面前，一时之间，他无法拒绝、而且他也无意拒绝这门婚事，便深深感谢主考官的厚意和栽培，并马上写信告诉父母。
梁启超的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觉得很不妥当，因为自己家世代耕读，而李家则世代为官，难以高攀，门不当户不对的，因而就婉言谢绝。
李端棻坦然地写信给梁启超的父亲，他说：“我也知道启超出自寒门，但他前途无量，不久即可青云直上。
我家物色的是人才，而不是从贫富来考虑，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堂妹深明大义，我才敢于为她主持这门婚事，你们就不不必推却”。
就这样，这门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后来李小姐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一段佳话。
○ 梁启超拜师 （刘永忠） 梁启超考中举人以后，但他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还是继续努力学习，在广州的学海堂继续读书。
在学海堂中，有一个同学名叫陈千秋，是南海县西樵乡人，与梁启超非常要好，而且他还是学堂里的高材生。
一天，他从外面回来，非常兴奋地对梁启超说：“梁兄，我听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上书皇帝请求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同意，现在他刚巧从京师回来，我正想前往拜见他，他的学问是我与你所想象不到的。
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一位好老师，那就太好了。
” 陈千秋见到梁启超还是一脸纳闷，就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他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上清帝书》，向光绪皇帝提出：“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 ”?他还警告皇帝，如果还是因循守旧，不变法图强，外国列强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国土，像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就会再次发生。
本来康在这次乡试中，已经考中举人，可是顽固派大臣徐桐认为，“像康有为这样轻狂的人，如果给他考中，今后必然会将朝庭搞得乌烟瘴气的。
”于是抽去他的试卷，使康有为不幸落榜了。
但这次上书却轰动整个北京官场，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康有为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声望。
陈千秋还说，康有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异议和奇怪的论说，都是他闻所未闻的。
这个消息大大地震动了求知欲极为旺盛的梁启超，他急切地恳求陈千秋说：“陈兄，我也想见见这位康先生，你快带我去见见他吧”陈千秋爽快地应允了。
见到康有为后，梁启超便正式拜康有为为师。
陈千秋、梁启超二人还共同请求康有为自己开学馆，于是康有为便在广州长兴里成立了“万木草堂”。
梁启超从此便结束了在学海堂的学习。
康有为中举是1893年的事 ，比梁启超中举晚四年，当1890年梁启超成为康有为的及门弟子，及1891年万木草堂创立时，康有为还是没有中举呢。
可见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是举人拜秀才为师，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但这也说明，康有为的确是有学问，很不寻常，不仅学富五车，而且思想新颖，否则，已经中举的梁启超岂肯拜在他的门下
同时也说明，梁启超的确虚心好学，不计较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只要他有真才实学，能为己师，还是很愿意拜他为师的。
○ 梁启超走向舆论界 （刘永忠） 梁启超被称作中国近代舆论界之骄子，他的一支笔强于十万兵，他编撰的《万国公报》，就是他走向舆论界的起点，在这里我向大家说说梁启超编辑的第一份报纸的故事。
在1895年6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由于他们当时不会，而且也根本不敢希望有人购阅，所以这份报纸只是作为一种赠阅的报刊，他们还与送京报的人商定，随《宫门抄》这份报刊一起附送给官宅，不收费，并给送报人一定的报酬。
开始的时候，每期印1000份，每期纸墨费银二两，这些费用都是由康有为筹集。
这份报纸编辑是由梁启超和麦孟华做的，报纸的内容除转载清政府的奏章和在华外国人办的报刊上的文章外，并报导国内外要闻，其中还刊有一篇主要由梁启超撰写的“时评”，就好像是现在的社论或短评式的论说文。
官吏们在《万国公报》上所读到的，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内容，认识和议论逐渐为之一变，在朝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份报纸办了一个多月后，居然可以增印到3000份，可以说是一份中国近代业绩辉煌的一份报纸。
○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 （林媚笑） 梁启超生平信仰的是趣味主义。
如果有人问他，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
他便会回答：“拿趣味做根柢。
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
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 有一次，梁启超被邀请到南京东南大学作学术报告，当时他向学员作了一介题目为《教育家的自家田地》的讲演，进一步阐述教育这门职业的特别好处。
他在讲演中，一开头就说：孔子屡次自白，说自己没有别的过人之处，不过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他的门生赞叹道：“我们这一点真的难做到啊”。
梁启超剖析说， “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呢
因为学是不难，而要做到不厌却是不容易；诲人不难，不倦却是很难的。
厌倦是人生第一件罪恶，也是人生第一件苦痛。
厌倦是一种想脱离活动的心理现象，换句话说，即不愿劳作。
不愿劳作的念头一起，不仅减低了劳作的效率，还会生出无穷弊害，所以说它是罪恶。
而从另一个方面看，不论是谁，总要靠劳作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如何不愿意，劳作还是免不了。
既免不了，又不愿意，天天皱着眉、哭着脸去做那不愿意做的苦工，岂不是活活的把自己关在第十八层地狱
所以说厌倦是人生第一件苦痛。
”，梁启超的讲演，引起学员的广泛兴趣，掌声在会堂里久久不能停息。
第二天，他再为这些学员作题为《学问之趣味》的讲演。
他一开头又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
”这句关于趣味的开场白，一下子把学员引入了听讲的兴趣。
梁启超接着说：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
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扩充到四十八小时，不够我享用。
我忙什么
忙的是我的趣味。
“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
”梁启超对趣味的经典阐述，引起学生的广泛关注，这种趣味的学习方法，对我们现代人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 康、梁三上书 （香红） 在古代，凡是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的，有乘公家车辆赴京的惯例，所以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称为“公车”。
康有为在创立万木草堂和中举之前，都曾经以平民百姓的身份，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救国，以防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
这在清朝是破天荒的事，全国的人民都钦佩他的敢说敢言的行为，所以康有为的名声大振，尤其是广东的读书人都是很拥护他的。
等到甲午战败，连光绪帝的老师翁同也认为康有为有先见之明，对他十分看重。
这是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
1894年是甲午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称为甲午战争。
中国在战争中失败。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停战条约，称《马关条约》，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来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然也引起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全国各省举人的强烈反对。
在《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时候，康有为倡议发动各省的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拒绝签订《马关条约》。
经过梁启超几个昼夜的奔走呼号，湖南的举人首先响应，福建、江西、贵州、四川的举人跟着响应，河北、山东、河南的举人也随后响应。
结果，进京参加会试的十八省的举人，都被鼓动起来。
康有为大受鼓舞，立即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一篇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即我们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在文章中签名的举人就有1300余人。
后来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的举人有数百人。
在京城有数百读书人集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呵呵，可以说这是中国后来学生运动的先导吧。
主和派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感到情况不妙，就派人到各省会馆，向举人们进行恐吓，要他们撤销签名，一些胆小怕事的举人，在威逼之下，便照着办了，但到最后仍有603人不愿屈服，还继续保留签名。
由于当时朝廷规定：上皇帝的书是不能直达，必须先经都察院，才能转达给皇上的，等到四月初十日上书送至都察院时，《马关条约》已提前于初八日在烟台换文。
都察院的官员就推说签约已成，无法挽回，拒绝代收这份“公车上书”。
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
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便把维新思想转向民间宣传，为提高广大民众对时局的认识，他们两人就在上海撰写了《公车上书记》这本小册子。
由于当时康有为四处奔波，与各方接洽，没有时间执笔，他只提供意见，实际撰写的工作则由梁启超负责。
梁启超花了几天几夜的努力，便把这本小书写好了。
康有为根据《公车上书记》的内容，又进行第三次上书。
这次上书，当然还是由都察院代转，但是最终还是可以顺利到达了光绪帝的手中。
光绪和恭亲王奕斤看了之后，十分欣赏，还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展阅。
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生生还亲自去拜访过康有为。
到此，上书运动总算取得了好结果。
○ 梁启超妙对张之洞 （香红） 话说梁启超去武汉讲学，礼节性地去拜访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
当时，张之洞还真有点看不起梁启超，总想难为他，便傲慢地出了个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这个上联出的是十分巧妙，江河湖海四水中江是排第一，春夏秋冬中夏是列第二，江夏是指武汉，谁是第一第二，分明是说我才是老大嘛。
但梁启超不愧为一代大儒，略一思索，口占一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真乃绝对，十分工整，不卑不亢。
三教是指儒佛道，三才是说天地人，我不在你前也不在你后，与你平起平坐嘛。
张之洞一看，厉害，算是我服了你，从此就改变了对梁启超的看法，还奉梁启超为上宾。
○ 熊子塔的故事 （香红） 传说明朝万历年间，一日，明神宗在睡梦中见到在一处江河环绕的群山中升起袅袅紫烟，一只美丽的凤凰在紫烟中引吭高歌，翩翩起舞，如此梦境重复了三天，他觉得好奇怪，便召来圆梦师为他解梦。
圆梦师掐指算了半晌，说：“皇上，此乃不祥之兆啊，紫烟代表皇气，凤凰象征权力与尊贵，凤凰在紫烟中腾飞，预兆要诞生新的皇权，不久将会出现新的真龙天子或女皇帝。
”明神宗大惊失色，忙问有何解救办法，圆梦师说，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梦境中的地方，然后施法镇压这道新生皇气，便可保江山稳定。
明神宗连忙召来画师，将他梦境中的地方画出来，发散到各地寻找。
三个月后，终于在广州府（当时新会属于广州府）找到与明神宗梦境相同的地方。
在明神宗在位100年前，广州府就出了一个叫陈白沙的人，他是两千年来广东唯一入礼孔庙的思想家、哲学家，明神宗梦境中的地方恰好是陈白沙的家乡，而且梦中的山名叫凤山，新会这个地方地灵人杰，诞生一个皇权不是意外的事。
明神宗便按照圆梦师的方法，在凤山上建了一座宝塔，镇压着将要腾飞的凤凰；宝塔建成文笔状，使新会这个地方只能出文人，忠心为朝庭效力。
果然，400多年后，在凤山下就诞生了梁启超，他学贯中西，誉为“百科全书”式天才学人，他留下的著述达1400多万字，是自古以来作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字数最多的一个，而且梁启超的儿孙都是文人，梁思成、梁思成、梁思礼先后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诞生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家族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