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读后感400
《法律的概念》的读书笔记第一章经久不绝的问题和其他学科不同，在法律学里，“什么是法律”的问题反复被提出来，并且史上的思想家们用形形色色的、奇特的、甚至反论的方式予以回答。
并且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人都有能力轻松而自信地通过列举情况来说明什么是法律。
但我们并不能简单通过列举法律体系的标准事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不是急着去回答问题，而是弄清楚到底什么问题在困扰着我们。
作者提出三个问题：法律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有何区别与联系
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有何区别与联系
什么是规则以及规则达到何种程度才成为法律
作者将从分析奥斯丁的理论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回答第二个问题，需要批评自然法理论，即将法律理解为道德或正义的分支，并且法律的根本要素是其与道德或正义之原则的一致性。
第三个问题要解决的是社会群体中一致的行为习惯与法律作为规则有何不同。
有人指出，规则的预测性面向不是关键的，其作为指示标或证立的地位才是本质性的。
对此有两种批评，极端的观点认为拘束性规则的观念是混乱或虚构的。
英美国家常见的批评是从法官的裁量去证成法律实质是法官的发现。
作者认为要回答这三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虽然下述作法是可能的：分离出并掌握住一组核心要素的特征，这组要素特征构成对这三个问题回答的共同部分。
因为定义能够发挥作用的条件往往不被满足，尤其像“法律”这样的定义。
所以，本书的目的不在提供一种作为规则的，对于“法律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读后感谁有啊??????谢谢2000字的
我由这本书知道苏力先生 这是我读的第一本苏力先生的书，我当时在达二寒假，带回家不少书，但真正看下来就这本。
关于法社会学、的朦胧的意识从此时开始形成。
对于诸如马克斯 韦伯 、 、福柯、等学者的思路也由他的文章的注释、引用中开始了解。
“地方性知识”“非线性历史”“知识考古学”等概念也是从他的文章中。
苏力先生的许多文章曾在中发表（是我本人最喜欢的书评类读物，我曾经在旧书摊淘到很多，甚至八十年代的纸页发黄的都有找到）。
编辑黄平曾讲，的选稿标准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苏力先生的文章无疑是合乎他们的品位的。
我一度因为法学教材里面充斥着大量政治性的内容,痛恨法学的学习,甚至连考试前应付考试而背书都深感恶心. 但是,这本书无疑是洗去了很多我对于法学的误解与偏见. 大陆的教材的编写无疑受到了“教育行政体制“上的“不可抗力”的阻挠。
而且课程安排上许多法学院将抽象的法理学安排得最早，让学生难以捉摸。
苏力先生<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与思考>（见<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 1996年10月第一版 苏力著 )）说，“我建议,从第一学年开始就讲授民法总论,第二年开始讲授刑法,刑诉和民法,事实上将这些课程作为法律系的基础理论课,而将诸如法理学,法律史等理论程排在三四年级上.之所以作这种安排,并不是不要或弱化理论,而是因为民法,刑法和诉讼法实际是一切法律的基础理论” 其实如果这种改革有困难的话，完全可以指定将这类似的法学家的学术随笔类（再如刘星的）课外阅读作业作为弥补法理学枯燥难学的补充。
我倘若早些读的话，可能浪费的时间会少很多 读 这本书汇集了作者这些年发表的部分论文、学术随笔和读书笔记。
老师一贯的做法是从身边日常的“俗话、俗语或俗事”出发，分析出令人惊叹的学术意义来。
本书亦是如此，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认为想当然的东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对“法”字与不同的解说，比如对已经意识形态化的“人治”的重新审视，比如对“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的剖析，比如对制度地形成并非平面化而是机缘巧合凑成的观点等等，这些出人意料又让人颇为折服的解说，常常让人耳目一新，掩卷沉思。
尽管有时候我不一定同意老师的观点，但是他对问题的态度、对观点的论证过程、特别是他独特的叙述方式，足以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感觉到思考的愉悦。
让人感觉“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原来理论可以这样表述，原来我们的周围还有这么多的理论素材”，尽管有的学者也对此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我是在网上了解到的）。
总体的感觉已经说了，下面就来具体的谈谈一些问题吧： 1、为什么“朝朝暮暮”——讲的是两性之间的恋爱，婚姻以及性之间的问题，作者在用法律分析的时候，似乎运用较多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
我非常同意老师的几个观点：一、任何的婚姻制度必须和社会的需求相适应；二任何的婚姻制度，不能由少部分人决定其合理性，而应该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三、离婚自由并不一定能提高男女的生活幸福指数，四、传统中国的一些婚姻做法在规制了妇女的“自由”的同时，也规制了（特别是通过社会舆论）规制了男人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其也是一种对女人的保护…… 2、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老师对之死的一些看法。
分析了之死中媒体和那几位记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在这个事件中人们没有关注戴的男友多迪。
在苏力老师看来，其实已经被媒体和公众视为了一种“符号”，而人们之所以关注她超过其他的人并将责任推倒那几位记者身上在于“当社会遇到某些人们难以接受的突发事件时，社会会寻求替罪羊来调整和巩固自身”。
在现代社会陷入巨大的精神分裂的情况下，戴安娜一方面利用了媒体型塑了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被其所害，尽管这并不对其死亡起决定性的影响。
可怕的是，在现代社会的这种分裂中，我们看到媒体和公众仍旧会毫不悔改地继续加深这种分裂，哪怕它是以一种“反省”的方式。
3、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我很感兴趣的一篇文章，学问和睿智的完美体现。
用来一些假设性的事例（详见P38）告诉我们：有些原则是有特别的适用对象的或者说主要的适用对象的，而且原则的确立时为了杜绝某些错误的观点，所以当我接触到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理解这些，切不可将该原则推之四海。
语境化的东西不能一般化、普适化，特别是在政治正确的强力下，我们更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语言和思想的暴政”。
“任何法律从根本上都是要回应其所在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迈向某个确定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发展也许只是一轮新试错的开始”。
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先说明一点，该文中老师有一些错误，特别是细微的事实上和日期上。
瑕不掩瑜，老师的观点还是很富有哲理的。
作者通过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分析，对于制度的发生与形成得出了这样几点认识：一、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因为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
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
然而，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二、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
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
三、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四、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但也不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而是需要有多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有法学家、法律家的职业因素和努力。
5、把道德放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标题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老师的观点。
“有过这样的时代吗
公众认为社会道德水准正在提高
”面对这个问题，我是不敢发言的。
但我想我还是能明白苏力老师的意思：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可能实际具有的地位，不是我或你认为应该具有的地位。
非常认同下面这个观点：学者的议论往往只是有助于理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6、这里没有不动产——从西藏的故事讲起，说的是法律的移植问题。
“不针对法律植入地的实际需要而仅仅根据‘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简单逻辑，不仅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移植过来也是白费力气。
最令人可怕的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法律移植必定是压迫人的，一种借助宏大话语对民众选择的剥夺和强迫”。
7、家族的地里构成——充分展现老师思考路径的一篇文章：“别人想不到的，你就去想；别人不敢做的，你就去尝试；别人想到了而这样理解的，你就换一种思路”。
“感受有挑战意味的事实也并不只是为了推翻已有的习惯命题；还是要尽可能尊重以被广泛接受的命题，尽可能把旧命题纳入新的命题中，形成一个更具包容解释力的理论命题。
只有当新旧命题完全无法兼容时，才大胆且果敢地同哪怕是被他人都当作真理的旧命题决绝。
学术的目的不是挑战，也不是反抗，不是提出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只能“独怅然而泪下”的思想和观点，而在于推进理论的解说力以及这种解说力中蕴涵的（因此是尚未工具化的）更有效率地改造世界的进路、角度、方向和方案”（摘自P90）。
8、法律和科技问题的法理重构——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一种法律进化论的观点，同时表现了作者在科技飞速发展、高度发达情况下，对法律执着的信心。
9、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求——从金桂兰法官经验说起的中国司法现实。
作者指出：法学界需要关注农村的法律需求，理解农村司法的特点；特别是应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又是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大国。
我们思考问题，必须针对中国的这些特点、问题和需求来设计改革调整司法制度，而不是教条主义地按照某种法治或司法制度的理念来设计改造司法制度和法官体系。
10、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秩序——用形象的比喻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现状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无序”。
中国只是没有按照“常规”走而已，并不一定就是“出轨”。
在本书的第二编主要讲的是“法”的故事，第三编主要是老师的一些书评。
应该说老师的想法很多，也很新颖。
譬如“法”的解释问题，不是原来的“平之”，而是“从上而下”，感觉很有说服力。
“反思法学的特点”和“法学知识的分类”触动我的有两点：一是感受法学知识的“社会大环境”需求和法学知识的三种类型，二是让我产生一种思考政治学的特点以及其分类的思考，后一问题的答案基本上也和法学差不多，政治哲学是纯粹理性的，政治科学则是实践理性和技艺，前一个问题很复杂，我的看法是政治思想能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蓬勃发展，而完美的、合乎规则的政治学则只能在比较宽松的环境内发展。
“法律如何信仰”是个严肃的问题，我还是同意老师的看法的：能够为人们所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能够给人们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而且信仰法律并不是一个只要下决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 说得很多了，还是大家去读原书吧
老师让写一篇关于法律的读后感
“法制”一个人人都熟悉的字眼。
我经常会通过电视、报纸、大人们的谈话，知道很多的有关法制的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法制教育.俗话说得好：“小时偷针，大时偷金。
”“小时偷油，大时偷牛。
”这就告诉了我们：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没有良好的法律纪律意识，随意做损坏公物，打人，骂人，甚至偷窃等坏事，不仅仅是给你个人的形象抹黑，而且会渐渐腐蚀你的心灵渐渐地，就会使你经常情不自禁地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如果你不能够痛改前非，继续发展下去，那些恶习就会在你心理根深蒂固，而且会越变越严重。
到时，你很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最终等待你的，就只有失去人生自由的监狱了。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近年来青少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便是证明.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长才干的时期，可塑性很强。
作为学生要想让犯罪远离我们，首先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到学习上，处处以优秀的人为榜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质。
要“慎言行，谨交友”，要听进家长、老师和同学的教诲，从小养成好的行习惯，不贪图享乐，不看不健康的影视作品，不去网吧那些容易让人沉沦的游乐场所去；要和品质好的同学在一起，相互告诫，相互激励，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见恶而避。
要认真学习法律知识，依法律己，提高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
总之，作为一个小学生，要让犯罪远离我们，要付出的努力还将很多，很多。
要与法律作朋友，与犯罪作斗争。
我们要知法、懂法、用法，学会利用法律保护自己，才能健康成长，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高分】10篇300字读后感初一水平
物竞天择，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以及与自然选择相关的生存竞争和渐变论。
“适应”,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基本观点。
他通过长期观察和调查研究,得出了生物界著名的进化规律——“适者生存”和“用进废退”。
另外，进化论学家和科学家派德森(Colin Patterson)博士指出：“我们必须首先问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形而上学)……。
以该理论的第一部份为例，当时进化论已经出现，该理论认为生命的历史是一个单一的物种分裂和发展的过程。
这一过程必须是独一的和不可重复的，正如英格兰历史一样。
因此理论的这段话是关于独特事件的历史理论，而独特事件，根据其定义不是科学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不可重复而且无法置于实验中。
”[2]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进化论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没有被科学验证的假设。
不过我们可以来看看证据，看事实是否看上去象是支持进化论的假设。
此乃这篇文章的目的——比较证据与假设。
比较之后，人们会发现，在科学事实和进化论假设之间，有不相符的现象。
以下列出五个主要问题： 1.生物前液的存在缺乏证据 不断增加的证据表明，早期地球的环境不是还原性的，也不是由奥裴林，赫戴纳等所假设的物质所组成的。
进化论学家和生化学家莎比罗(Robert Shapiro)博士在他所着的以〈火花和液〉为题的一整章中讨论了“生物前液的奥秘”。
[3]泰克森(Thaxon)布莱里(Bradley)，和奥尔森(Olsen)博士将其问题总结如下：“在原始地球的大气和不同的水域中，许多破坏性反应会广泛地破坏合成生命所必须的化合物，以至于化合物进化的速度几乎可以忽略。
对于直接聚合反应所发生的液体就太稀了，即使在局部的水塘中，浓缩液的配料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更进一步而言，没有任何地质证据证明一种有机液，哪怕是一个小有机池塘，曾经在这个地球上存在过。
形势正趋于明朗，尽管生命在地球上产生，但是那通过所认为的生命从有机物的海洋中产生的想法，是最不可思议的假设。
因此，我们可以以公平的态度称这一剧情为『生物前液的奥秘』。
”[4] 应该注意到，起初人们选择还原性生物前混合物的理由，是因为只有它才可能产生生命化合物进化所需的有机物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地质学家，没有找到表明这一生物前液存在的化石，这样就导致了奥裴林----赫戴纳假设。
2.中间型化石的缺乏 科学家们一致同意，我们拥有了主要种类的动、植物化石。
然而由于进化论声称由一种动、植物到另一种动、植物的变化是十分缓慢的，我们应该能发现许多的过渡型或中间型化石。
例如，根据进化论，爬行物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变成鸟类，因此我们应该找到几种介于爬行物和鸟类之间的动物化石。
我们真的找到了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
实际上达尔文知道这个问题，因而他说，“地质学的确没有显示出任何这样一个细致渐变的生物链，这也许是可以用来反对我的最明显的和最让人悲伤的反驳。
”[5]然而他想随着越来越多的化石被发现，我们应该能找到中间型化石。
这么许多年后，我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让科学家来说话。
罗普(DavidRaup)博士，一位进化论学家和化石学家说： “达尔文为化石的记录所尴尬。
我们现在是在达尔文一百二十年后，化石记录的知识大大扩展，我们现在有二十五万个化石物种。
但形势并没有多少改变。
……甚至于我们现有的进化样本，比达尔文时候的还要少。
”[6]进化论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哥德(StephenGould)博士说：“在生物设计的重大转换间的中间型化石的不存在，以及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是在想象中，我们对建立功能性中间态确实束手无策，对于渐变的进化论来说，一直是持续的恼人问题。
”[7] 事实上，哥德博士称这一中间型证据的缺乏成了一直对一般公众（除了对古生物学家外）保守得很好的秘密：“化石记录中转换型的极度缺乏，持续成为古生物学家的贸易秘密。
”[8] 但顿（Michael Denton）博士（也是位进化论学家）说过，“若是没有中间或转换型，来填补现有物种和生物群的巨大鸿沟，进化论的概念永远也不会被认真地当作科学假定。
”[9] 3.复杂生命形式的突然出现（尤其是在最低地质层） 我们可将生命的进化形式或在地层中的位置总结如下：（1）地壳由几层组成，最古老的在最下面，由下至上，最年轻的在最上面。
（2）因为最简单的生命形式是最古老的，他们出现在最低层，在各层中逐渐改变，一直到最表层的复杂生命形式。
这意味着每一生命形式的祖先应该在该层以下，最低层应该有最简单的生命形式。
然而岩石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让科学家来发言。
赫尔(Fred Hoyle)博士和威克拉马辛(Chandra Wickramasinghe)博士：“对于生物学来说，问题是证明一个简单的开始。
人们倾向于认为必有一个时期，其间简单细胞存在而复杂细胞则不存在。
这一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让我们从时间上回到最古老的岩石层。
古老生命形式，在岩石中残留化石并不显示一个简单的开始。
尽管我们或许会认为石化了的细菌，海藻，微生物真菌于狗或马相比是简单的。
但它们的信息标准却维持在极高水平。
在地球最古老的表面岩石形成时，大多数生命的生化复杂性已经出现了。
”[10] 以三叶虫为例。
“这些动物首先出现在寒武纪时期约五十七亿年前，”[11]寒武纪地层以其极广泛的生命种类化石为特点，然而在该层下，前寒武纪，却几乎没有化石(细菌海藻等)，可以肯定没有别的可以让位于三叶虫，因为三叶虫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小动物，具有器官外骨骼等。
让我们来考查三叶虫的眼睛，“至少在三叶虫中，有两种眼睛是有区别的，全色的或复眼，由互相接触的数目在100至15,000之间的六边形方解石透镜组成。
”[12]任何人曾见过或碰过它的，都会意识到它是十分复杂的生命体，它们可能会从孢子、细菌或真菌进化来吗
这一如此复杂的生物，在化石的最底层干什么呢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这一事实，即动／植物在化石记录中突然地出现，没有祖先，且完全成型，正如在寒武纪的记录里的那样(那里我们也发现了水母，海星，软体动物等)。
为了将其加以总结，我想引用进化论学家但顿的话(分子生物学博士和医学博士
)：“仍然象在达尔文时代一样，具有压倒优势的事实是，所有生物学所知的生物体主要类别的首批代表，当它们在化石中首次出现时，均已有其高度的类别特征。
以软体动物为例。
当它们在化石中蹦出来的时候，均已高度分化了。
躺在寒武纪时代前几亿年的岩层，或许能提供主要生物门的连接环节，但其中几乎完全没有动物化石。
对于植物来说，也是同样的遭遇。
其次，出现在化石记录中各主要植物群的首批代表，都已高度专门化，并具有所属群的特征。
正像第一批动物群在寒武纪岩石中的突然出现，被子植物的突然出现是一反常，它顽固地抗拒了自达尔文时代以来的一切解释尝试。
被子植物的突然出现困扰着他。
再次，正如前寒武纪化石的空缺，在前白垩纪岩石中没有找到任何连接被子植物和其它类别植物的中间环节。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脊椎动物化石中。
每一主要类别的第一批成员突然出现，不由任何中间态连接……。
事实上，中间态和祖先态在化石记录中的完全缺乏，作为一个最让人吃惊的特征，被许多古生物学带头人所认同。
”[13] 4.自然过程不能使无生命变为有生命 进化论说机会使简单变成复杂，无生命的化合物（大分子）变成带有DNA有生命的细胞。
这是可能的吗
现今的科学家观察过任何这样的事实吗
我们能在实验室里靠高科技仪器，计算机等，以及许多的设计合成生命体吗
答案是否，否，否
赫尔博士和威克拉马幸博士，两位进化论学家，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生命不可能无规则地开始……。
麻烦在于大约有两千个酉每，在一次无规则的实验中，得到所有酉每的几率是十的四万次方分之一，这是十分令人恼怒的无法面对的微小机会，即使整个宇宙充满了有机液。
“如果人们不由社会信仰或科学训练导致的对生命在地球上起源的判决产生偏见，那么这一简单的计算则将这种想法从法庭上完全抹除……。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系统，以其所具有的巨大信息量，也不可能由通常所说的自然过程产生。
生命要在地球上产生，必须有非常明确的指令来提供生命体的组合。
……我们无法回避对于这一信息的需求，我们亦无法靠更大更好的生物液来轻松地绕过它，如同我们一两年前所期望的那样。
”[14] 约克(Hubert Yocky)博士，一位分子生物学、信息科学和数学几率专家（也是进化论者）说， “至少蛋白质不是凭机会自发产生的，从几率上来说在原始液中靠机会产生生命是不可能的。
……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必将得出生命不是从几率中开始的结论。
”[15] 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坚决的进化论者和生物学家科瑞克(Francis Crick)博士最近总结道： “一位诚实的人，以我们目前所有的知识所武装，只能说从某种意义上，生命起源的出现，要以如此众多的条件去满足它的实现，几乎是个奇迹。
”[16]为总结这点，我想再次引用但顿博士《完美的困扰》一章中的话：“自从《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关于由纯粹的机会不可能达到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复杂和智慧的直觉，一直是怀疑论连续不断的来源。
在过去的世纪中，始终存在着少数一些生物学家，他们从来不能使自己接受达尔文陈述的正确性。
…… 与使人极感兴趣的细胞分子世界相比，由于生物适应的极其复杂性和机敏性，也许没有任何现代生物学的领域，能象进化论那样受到更加明显的挑战。
……为了掌握生命的实际情形，如分子生物学显示的那样，我们必须将细胞放大十亿倍，直到它的直径是二十公里，象一个巨大的飞船，足以覆盖象伦敦或纽约那样大的城市。
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具有无可比拟的复杂和适应性设计的物体。
在细胞的表面，我们将看到百万多个开口，象巨大的空中飞船的出口，其开关可让液体连续地流进流出。
如果我们进入其中一个进出口，我们会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极高科技和复杂到让人困惑的世界中。
……是否真的可以相信，随机的过程可产生现实，一个最小的元素，其复杂性超出我们自身创造力的功能性蛋白质或基因，一个超越了所有意义上人类的智慧，正好与机会论相反的现实
”[17] 5.没有合理的机制 科学是有研究过程的，它解释事情如何发生。
进化论要可信，它必须解释一种动、植物是如何转变到另一种动、植物的。
众所周知，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有时被称为适者生存）作为变化的机制，然而他后来对于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机制是不肯定的，由于科学证据的重要性，他在自己书的第六版《物种起源》（见兰德赫可〈Randall Hedtke〉所着的《第六版的秘密》，由Vantage出版1983年）中放弃用它作为进化的机制。
我们现在知道自然选择是朝着保护物种而不是将其变为其它物种的方向进行，正如进化论学者派德森博士说，“没有人靠自然选择制造出物种，没有人曾接近过这个目标。
”[18]着名的进化论学家厄尔德（Niles Eldridge）博士、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员也说过，“自然选择不产生新的物种。
”[19] 另一个曾被建议的进化机制为基因突变，实际上它是基因事故。
（“所有基因突变似乎存在于导致伤害的性能中。
”）[20] 放射学家和基因突变专家莫勒（Heribert Nillson）博士说过： “在研究过的所有例子中，没有一例表示一个基因突变体可以具有比母体更高的生存性。
…… 对于突变体生存本领的回顾，只能导致这样的结论，即他们总是比父母辈的形态或物种在结构上更弱，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他们被淘汰。
……因此自然界中从来找不到他们（比如从几百个果蝇的基因突变中找不到一个），他们只能存在于实验田或实验室的有利环境中。
”[21] 让我们回到进化论学家关于爬行类动物（脊椎动物）变成鸟的剧情中，考虑它们肺中可能发生的变化，但顿博士在这里讨论如下： “鸟的进化远比以上讨论所隐含的复杂。
除了羽毛和翅膀起源的问题以外，鸟拥有其它独特的适应性，而这些否定了似乎有理的进化论解释。
其中一个适应性是鸟类的肺和呼吸系统，在所有其它脊椎动物中，空气被吸进肺部通过支气管，最后到达细小的气泡或肺泡。
在呼吸过程中空气经过同样的通道双向流动，然而在鸟的体内，主要的支气管分成渗透在肺组织中的细管，这些所谓的准支气管，逐渐地再次合并在一起，形成一真正的循环系统，这样，空气向一个方向流动。
对于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呼吸系统，它怎样能逐渐演化到标准的脊椎动物是令人极其难以想象的。
尤其得记住，呼吸功能的维持对于器官的生命来说，生死悠关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点微小的变化失误就会在几分钟内导致死亡。
正如羽毛只有等到钩和须完全协同进化，彼此配合完美，才能发挥飞翔的功能，鸟类的肺也只有到能保证给支气管供气的，渗透在肺中的准支气管系统及气泡系统高度发达了，能够在完美集成的形式下共同发挥功能了，才能正常工作。
”[22] 自然选择或基因突变，能解释在爬行动物转变到鸟的时期可能发生的成千（上百万）的基因变化吗
这一假想的肺变化是否符合我们确知的基因突变的特性呢
前法国科学院院长，在巴黎，索波涅担任进化学主席二十年的进化论学家保罗(Pierre Paul)博士曾清清楚楚地陈述了这一问题：“似乎难以相信基因突变的碰巧出现，能满足动物和植物的需要，然而达尔文理论要求的更高，单一的植物，单一的动物需要成千上万这样幸运和恰巧的事件，这样神迹成了规则：具有无穷巧合的事件不可能不出现。
……没有法律禁止梦想，但科学不能沉迷于其中。
”[23] 米歇尔'拜赫博士在他最近的一书《达尔文的黑盒子：生物化学对进化论的挑战》 (New York: Free Press,1996)中着重强调了人们缺乏对进化如何发生的可信解释。
查尔斯。
达尔文自己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说，这一验证可被用来检验他的进化论：如果我们能证明，任何一个现存的复杂生物不可能由许多的连续的渐变产生，我的理论就会崩溃。
考虑到这一想法，拜赫说他问自己：“什么样的生物系统不能由许多连续的渐变产生
对于起始生物，这是一个具有被我称之为复杂性不可简化的系统。
”（在台帕，佛罗里达，南佛罗里达大学对生物学家的讲话）。
他的意思是说，这些系统是由许多有复杂的相互作用的部件组成，而且所有的部件必须一起工作。
除非所有的部件都在，否则单一的部件不能工作。
拜赫指出，这样一个不可简化的复杂系统，其内部紧密相连，不可能一步步地建立起来。
他用众所周知的扑鼠器作为例子，扑鼠器必须在所有零件完好无缺的情况下才能工作。
在生物化学的领域中，他给出使视觉成为可能的链式反应，凝血机制以及纤毛的微“电机”等作为例子。
这些都是复杂性不可简化的。
在上述提到的讲座中，拜赫总结了这一问题：当你研究过去几十年的有关专业文献，寻找发表过的哪怕是试图解释达尔文渐变起源的文章，你会遇到惊人的沉默。
绝对没有人，没有一位科学家发表过关于这些如此复杂系统可能发生进化的详细假设或解释。
这样，拜赫表明在分子学水平上，现代进化论使达尔文败在自己提出的实验检验中。
他总结道：对达尔文来说，细胞是个黑盒子，其内部的运作对他来说完全是个谜。
现在黑盒子已经被打开，我们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
将达尔文的实验应用到过去四十年来发现的分子和细胞系统的超复杂世界中，我们可以说达尔文的理论“完全崩溃了”。
因此，作为结论，我们再次列出进化论的五个主要问题： 1.生物前液的存在缺乏证据。
2.中间型化石的缺乏。
3.复杂生命形式的突然出现（尤其在最底地质层）。
4.自然过程不能使无生命变成有生命。
5.没有合理的机制，总结及评论 进化论学家着说众多，其达到的效果是说进化论正在进行，但速度太慢，以至于我们不能观察到它。
这一思想与这样的想法，即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进化的进行是因为它没有发生，有什么差异
一个人之所以选择第一个想法，是因为他相信进化正在发生，这是科学的态度吗
进化论作者和发言者也将在动、植物同类中的微小变化(有时称为“微进化论”)作为进化的证明，“然而微进化(小的变化和变异)只涉及小范围的生物改变(例如颜色，尺寸等)'微进化不能产生新的基因信息，它只能重组已有的基因，基因池仍保持常数。
”[24]进化论（或“宏观进化论”）是关于一种动、植物转变成另一种动、植物的理论。
微进化简直就不能用来解释或证明它。
如考兹(Darrel Kautz)博士清楚地说过，“人们被误导以致相信由于微观进化是真实的，从而宏观进化也是现实。
进化论者坚持认为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小范围的改变逐渐积累到一个地步，以致于产生新的复杂的生物，这只是幻想。
因为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这样大范围的生物改变。
对于人们所作的所有人工繁殖，所有的改进果蝇，衣可拉(E-coli)细菌和其它生物体的努力来说，果蝇依然是果蝇，衣可拉细菌依然是衣可拉细菌，玫瑰依然是玫瑰，玉米依然是玉米，人依旧是人。
”[25] 当人们读到进化论着作及高中和大学生物教科书时，他们会连续读到这样的词汇（在描述进化过程时），象“我们认为”、“科学家相信”、“也许”、“可能”、“也许曾”等。
虽然科学的语言在假设的层次上应包含这些词汇，但它们出自于一个为所有博学的科学家所接受的已证实的理论，则似乎很奇怪。
（参见第五点评论的引用语） 设想你在瑞典的斯德格尔摩，是一位诺贝尔奖科学委员会的成员，科学家甲先生以进化论作为他的题目申请诺贝尔奖，以下是你们的谈话： 你：你是否有证据证明这些在过去发生过
甲：对不起，我没有。
你：那好，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现在正在发生呢
甲：事实上，答案是否定的。
你：甲先生，科学是给出现的现象作解释，你能否告诉我进化是怎样发生的
就是说动、植物是如何从一种变到另一种
甲：嗯，你瞧，我们过去认为是自然选择，然后是基因突变，现在吗……我不知道。
你将会给甲先生投诺贝尔奖的一票吗
应该注意的是，整个进化论的过程有一个统计学的错误，卡尔'塞根(Carl Sagan)(进化论学家)和其他着名科学家估计人类进化的概率是十的二百万次方分之一。
[26]然而，根据保瑞(Borel)的定律，任何低于十的五十次方分之一的概率都是不可能的。
[27] 虽然在相关领域有博士学位的基督徒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指出进化论中的科学问题，我这里引用的完全是非基督徒进化论学者的话，他们也注意到同样错误（虽然他们，也许还没有完全放弃进化论的思想）。
找到由进化论者暴露出来的这些书面资料并不难（事实上问题在浓缩，因为这样的材料太多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清楚表明偏离进化论的，并具有压倒优势的数据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曾经是坚决的进化论者的世界级科学家正在抛弃或批评它。
我想引用派德森博士、伦敦大不列颠历史博物馆资深古生物学家的话作为总结：“去年，我突然有了个醒悟，在二十年间，我一直以为我在以某种方式为进化论工作。
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些事，我一早醒来。
我在这上面工作了近二十年，没有一件事是我知道的，这使我受到打击。
我如此震惊地发现，一个人可以如此长久地误入歧途。
或者是我出了毛病，或者是进化论出了毛病，自然我不认为我有毛病，因此过去的几个星期之内，我试图向不同的人或人群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你能告诉我有关进化论你知道多少
有没有一件是真的
我向自然历史地矿博物馆的地质学家询问，我所得到的答案是沉默。
我试着向芝加哥大学的进化形态学讲座的听众，一群极有声望的进化论学者询问，我所得到的是长久的沉默，最后有一个人说， “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在高中不应教进化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