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读后感500字左右,不要太深奥
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多样化的视野，描述了自15世纪开始500年的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相继称霸世界，并日益成为超级强国的历程，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艺术、军事、外交等多个角度分析大国兴衰的成败得失。
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
放眼位于欧洲西南部的葡萄牙，这论面积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份， 15世纪时还不到100万的人口的小国，当初仅仅是为了获取香料这个简单的愿望，却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
他的成长，如同一艘小船经历了海上的大风大浪，日益看到耸立在海中央明亮的灯塔，到了16世纪出这个人口只有150万的国家，成为了第一代世界大国。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昌盛并不是以人口、面积来衡量的，葡萄牙所展示的就是他磅礴的勇气和不屈的傲气. 再观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记得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曾说过：“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
”在这个教育普及的国家中仅就有29位科学家加冕过。
难怪德军总参谋长毛奇早就自豪的说过：“德国的胜利早已在小学生的讲台上决定了
”所以，培育下一代的幼苗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人类不断延续，永不熄灭的香火，是世世代代国家的精神传递的骨干，德国正以这一点换来了最终的胜利。
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弊端，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但是社会现实告诉我们成效微弱。
在众多国家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东亚岛国日本，这个我们中的“小日本”如今却以他强大的国力堂堂正正的屹立在我们的前头。
他曾经和我们的大清帝国一样，资源外流，文化落后，同样惨痛的遭受着西方列强无止境的入侵。
然而，面对同样的状况，他们看到中国“落后便要挨打”的局面，否定了顶礼膜拜所带来的暂时安稳，他们迅速图强振国，维新求变，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为亚洲第一个摆脱西方列强侵略并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这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始终都坚持团结，善于学习的民族创造了今日的辉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自强的精神，才有自立的可能，才能赢得其它国家人们的尊敬。
中华民族，在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别国。
德国在二战后勇于反思和敢于悔过的行为，最终才得到了全世界的原谅与支持，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集中营纪念地长跪忏悔,真实地展示了这样的精神,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国! 这样的总统，才能永垂史册，这样的国家，才能熠熠生辉。
那么只有正视历史，直面失败，历史才不会重演，成功才会到来。
在务实上，我们做的比起别国也差的很远，搞浮夸，搞假政绩，搞表面繁荣等等无用的行为，根本不能从本质上，从实际上提升我国的国力。
所以我们始终只能从面积和人口上说是一个大国，而从实力业绩上、效率上讲却不能说是一个强国。
因此，只有重视科学和教育，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善于借鉴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国的经验，提高国民素质，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努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强国之梦。
大国崛起观后感至少800字
描述了自15世纪开始500年的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相继称霸世界，并日益成为超级强国的历程，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艺术、军事、外交等多个角度分析大国兴衰的成败得失。
这些不同篇章的文字和片段留给我的是深深的震撼…… 放眼位于欧洲西南部的葡萄牙，这论面积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份， 15世纪时还不到100万的人口的小国，当初仅仅是为了获取香料这个简单的愿望，却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
他的成长，如同一艘小船经历了海上的大风大浪，日益看到耸立在海中央明亮的灯塔，最终成为了第一代世界大国。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昌盛并不是以人口、面积来衡量的，葡萄牙所展示的就是他磅礴的勇气和不屈的傲气。
他用他磅礴的勇气和不屈的傲气向全世界证明着他们的力量不可小觑。
再观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记得普鲁士国王曾说过：“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
”在这个教育普及的国家中仅就有29位科学家加冕过。
难怪德军总参谋长毛奇早就自豪的说过：“德国的胜利早已在小学生的讲台上决定了
”我们从中可知，国家总在不断的发展，而人类永远也无法比拟一个国家漫长的历史，人类渺小的功绩永远也无法比拟一个国家的莫大的荣耀。
所以，培育下一代的幼苗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人类不断延续，永不熄灭的香火，是世世代代国家的精神传递的骨干，德国正以这一点换来了最终的胜利…… 在众多国家中，东亚岛国日本尤让我折服，我们暂且撇开他们对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暂且收起我们对他们敌意的眼光。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我们中的“小日本”如今却以他强大的国力堂堂正正的屹立在我们的前头。
他曾经和我们的一样，资源外流，文化落后，同样惨痛的遭受着西方列强无止境的入侵。
然而，面对同样的状况，他们看到中国“落后便要挨打”的局面，否定了顶礼膜拜所带来的暂时安稳，他们迅速图强振国，维新求变，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为亚洲第一个摆脱西方列强侵略并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这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始终都坚持团结，善于学习的民族创造了今日的辉煌。
看了这部纪录片，我不禁想到了自己，中国近代闭关锁国的政策让我觉得可悲，中国官员“”的迷梦让我觉得可笑，中国腐败无能，欺软怕硬的清政府让我觉得可恨，我终于理解鲁迅心中对落后中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痛感情。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就注定了中国封建王朝千百年的命运。
总观12个强国的历史，我不懂当拿破仑为凯旋门垫下第一块基石时是怎样的喜悦，我不懂当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男尊女卑的环境下昂首挺胸所拥有的勇气，我不懂那时的总统罗斯福带领整个美国走过血肉模糊，充满硝烟的世界大战所付出的艰辛，可我知道，一个国家要崛起必须先唤醒国民的思想意识。
德国的教育，日本的虚心，法国的自立，对比中国的闭关锁国、保守落后，显然中国从一开始就注定自己胜败存亡的理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些在我们看似再熟悉不过的语句，经历了漫漫胜衰成败的岁月却始终被尊颂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然而，透过表面华美的现象，我们试者问自己的心灵，这些被世人推崇的精神又究竟实实在在的实施了多少
最终又真真切切的见效了多少
在我们的国度里，这些都不过是一些形式，一些装饰品罢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自强的精神，才有自立的可能，才能赢得其它国家人们的尊敬。
中华民族，在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别国。
我们有韧劲，却缺乏思考、也缺乏自省；我们有力量，却缺乏动力，也缺乏勇气。
恰似德国在二战后勇于反思和敢于悔过的行为，最终才得到了全世界的原谅与支持，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集中营纪念地长跪忏悔,真实地展示了这样的精神,记录片的解说词相当好：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国! 这样的总统，才能永垂史册，这样的国家，才能熠熠生辉。
那么只有正视历史，直面失败，历史才不会重演，成功才会到来。
在务实上，我们做的比起别国也差的很远，搞浮夸，搞假政绩，搞表面繁荣等等无用的行为，根本不能从本质上，从实际上提升我国的国力。
所以我们始终只能从面积和人口上说是一个大国，而从实力业绩上讲却不能说是一个强国。
回顾500年来各世界大国发展的历程，掂量12个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其中的一些因素显然不约而同值得关注：重视科学和教育、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善于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国的道路等等。
因此，我国只有重视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善于借鉴别国经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努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强国之梦。
我想，《大国崛起》的放映将有助于中国后代人的奋发，有助于中国未来宏伟蓝图的实现。
岁月交错，时光更替，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也必将列于大国崛起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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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使命召唤10：幽灵》的剧情
的前朝由于没有外患，其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自贞观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朝。
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这也为之后大力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唐代手工业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
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艺术品看来，便可窥之一二。
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乱，致使土地荒芜，人口稀少；而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
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经济中手工业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唐以后的手工业，是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造船、铸造、丝织业而言，在技术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随着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使商业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长江中下游的新兴城市大多以商业为主，如洪州、苏州都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
晚唐也出现了一批杰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为著名。
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别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
总体比较，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
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
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
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
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
但隋朝毕竟祚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
有唐历时几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
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复次，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
与此相应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
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
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
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
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
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许多新事物都萌发产生于唐代。
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
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一、内因因 在分析苏体的诸种原因的相系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苏联解体主要是由于苏联本身的政治经济原因，还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阴谋分裂活动的结果。
诚然，从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诞生的第一天起，帝国主义就把搞垮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作为它们对外战略的目标。
战前它们采取武装颠覆的“扼杀”战略，遭到失败。
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苏联转为实行“遏制”战略，即用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对抗力量”遏制苏联，阻止苏联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扩大影响。
“遏制”战略同时也包含和平演变的内容，如前所述，初期是把苏联的瓦解寄托在下几代身上，寄托在通过施加压力使苏联政策软化和变化上；后来是通过“思想接触”，引起“不受欢迎的对比”，“播下不满的种子”，以期“有朝一日结出和平演变之果”。
布什出任美国总统后进一步提出“超越遏制”战略，从此美国对苏政策主体转为和平演变战略。
即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手段，使苏联对外开放、对内实行民主化，逐步纳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
与此同时，在对待苏维埃联盟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支持民主方向下的民族主义，以各种方式支持民族分离和共和国独立，以期达到肢解苏联的目的。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和平演变战略能否得逞，归根结底取决于苏联本身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上，苏联社会本身的问题是主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辅因。
第一，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是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提出新思维之后。
戈尔巴乔夫进行的以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为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
第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和政策的转变，其社会背景是苏联同美国军备竞赛和经济竞赛双失败，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
第三，广义说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由来已久，在5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的整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对此还是有警惕的。
赫鲁晓夫虽然提出和平共处的对外路线，但没有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
勃列日涅夫对西方开展的心理战、思想战，以及在人权、民主和自由等问题上施加的压力，也公开进行抵制和揭露。
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一直没有得逞。
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放弃国家利益，否定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认同西方价值观，在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力施压下不断溃败，才导致苏联解体和剧变。
第四，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归根结底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是苏联模式与西方经济制度哪个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竞赛。
在苏联模式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决不会得逞的，到70年代新科技革命兴起之后，苏联模式不适合新科技发展的要求，经济进入停滞时期，而西方市场经济适合科技革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正是这一根本原因，加之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导致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得逞。
二、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 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相互关系上，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时期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在苏联解体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和相互关系。
我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
（一）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因为苏联解体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任内，是作为戈氏“改革”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结局而出现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发生在戈任内，不等于戈有责任，更不等于是戈的责任事故，如同一个绝症病人死在一个大夫值班时间内。
然而，苏联患的既不是绝症，戈也不是没有直接责任。
苏联的前途本有两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可能。
尽管戈前时期存在种种问题，为联盟解体留下隐患、积累矛盾、形成土壤和基础，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绝症，联盟的前途并非注定是解体。
如果执行一条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对政治体制进行适当改革，同时注意不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分裂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那么苏联不是不可以避免解体，其所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等问题不是不可以逐步解决。
然而，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极好时机，为苏联解体提供了促使矛盾总爆发，并使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条件。
从这个意义说，对苏联解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苏联解体上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不是认识问题，也不只是操作性错误，更重要的是原则性、路线性错误。
联盟形成的基础是社会主义道路，各共和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达到共同繁荣和美好的未来而结合在一起；联盟赖以维系的最重要纽带是党的统一领导。
而戈氏“改革”竟全面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认同；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削弱党和否定党，实行多党制，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最后自行瓦解党。
这一切在政治上是属于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右倾路线错误，在关系联盟命运上搞的是挖掘联盟存在的基础和拆除联盟维系的骨架，因此对联盟解体负有直接责任。
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应有的斗争。
虽然1922年联盟条约规定了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退盟权，但是后来退盟法又规定能否退盟必须经全民公决决定。
苏联于1991年3月就联盟前途举行了全民公决，在多数加盟共和国参加全民公决，多数公民赞成保留苏联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是利用全民公决的结果，同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抛开全民公决结果，妄图通过与叶利钦等少数领导人谈判决定苏联的命运，结果不是适度分权，而是向民族分离主义不断妥协和让步，无限度地承认共和国主权，导致联盟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在苏联解体过程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俄罗斯的态度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俄罗斯是主体民族和主导共和国，其主权要求决不是权限划分问题，而是与联盟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问题；其独立决不是地方分立问题，而是联盟解体问题。
发展下去，或者是戈下台，或者是联盟解体。
戈尔巴乔夫对此不会不认识，但是思想的右倾、政治的软弱和个人的利益使他不是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家统一，而是让叶利钦牵着鼻子走，一味妥协和让步，乞求保留一个总统职位。
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毁了苏共和联盟岂有总书记和总统的安身之地。
（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在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前者是直接原因，后者是根本原因。
因为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背景是苏联传统体制特别是传统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
第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引起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在此以前矛盾已长期积累，达到只需一根导火线的程度。
第三，戈尔巴乔夫改革执行的是一条右倾路线，右是“左”的反动，是因为“左”的路线长期统治，造成的问题相当严重，以致于能让右倾路线祸国一时。
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考虑，从解决根本问题的角度考虑，重点应是分析苏联解体的根源，分析传统体制的弊病，提出相应对策，确保国家统一和繁荣昌盛。
那么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或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
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使联邦制国家体制有名无实；苏共和联盟中央垄断权力，使共和国失去实权；各种决定权集中于联盟中央，加盟共和国主权限于狭小范围；苏维埃在政治体制中地位下降和变形，使共和国的参政议政形式化；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使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民族在联盟国家中占有特殊地位和领导地位,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依然存在。
这种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与分权性质的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加之宪法关于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和退盟权的规定，为各加盟共和国争取国家主权、脱离联盟中央积累了动因，提供了法律依据。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规定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均由中央计划决定，造成共和国失去经济决策权；资源归属、企业隶属、产品物资和财政收支高度集中于中央，共和国既无权也无力综合发展地区经济；产业政策和生产力布局按照全国的地区专业化分工进行，造成许多共和国经济“殖民地化”，结构单一、生产落后、生活低下。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使经济建设只有一个积极性，束缚了地方和民族地区的积极性。
这一切形成了共和国经济主权要求和民族分离的历史根源。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发展的一切动因不是产生于体制内，而是来自体制外。
生产的目的是完成国家计划，体制内没有形成满足人民需要的运行机制；产权虚位造成体制本身缺乏内在动力，企业经营和劳动者的动力不在体制内，而来自外部动员；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竞争，阉割了体制的效率机制，形成数量型经济和耗费型经济。
由此产生这种体制的致命性弊端就是阻碍科技进步，尤其不适应现代高科技发展的要求，导致经济发展粗放经营，经济结构比例失衡，产业级次严重落后。
这一切造成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短缺性经济危机，经过长期的效率下降，最后爆发衰退性经济危机。
苏联模式带给人们的不是富裕的社会主义，而是危机的社会主义，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三、体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
那么为什么这种体制能够长期存在，特别是当这种体制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与联邦制国家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时，仍不放弃它，仍不进行模式性的改革呢
这就需要对体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究。
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三个层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而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经济体制上的教条主义，民族关系上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外关系上的意识形态化和霸权主义。
下面我们分别探讨这些深层次原因。
谁能详细谈谈俄罗斯当前的军事思想军事战略
对俄罗斯现行军事战略的综合评论一、 俄罗斯实现遏制战略的主要特点俄罗斯现实遏制战略，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核威慑为基础，以常规力量为实战手段，灵活地把机动能力强的作战部队（机动部队）和固定部署的作战部队（掩护部队）结合运用的积极防御战略。
其核心思想是：在战略指导上，突出战略核力量的威慑作用和常规机动力量的实战作用，遏制和反击来自任何方向的侵略，以维护和保卫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传统利益；在作战理论上，强调攻防结合，机动作战，一旦威慑失灵发生武装冲突时，在利用一线掩护部队抗击的同时，迅速出动部署在纵深地区的快速机动部队，增援一线部队作战，改变兵力对比，采取各种灵活、积极的作战行动，争取速战速决，随着战争的逐步升级，必要时则动用战略预备队，以实现战争的最终胜利；在军队建设上，保持一支常备不懈的战略核力量的同时，重点突出常规机动力量的建设，建立一支规模适中、装备精良、机动性强、指挥灵活、能可靠维护俄大国地位和传统利益的现代化军队；在战略方针上，以防止和应付局部战争和地区武装冲突为主要目的，实施前轻后重的战略部署，力求建立攻防兼备，能应付各种武装冲突和战争的作战体系。
该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 积极性俄罗斯现实遏制战略，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积极防御战略。
它既不同于前苏联时期奉行的积极进攻战略，强调进攻是军事行动的基本类型，防御处于辅助和次要的地位；也不同于后苏联时期奉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把防御作为军事行动的基本类型，而是在坚持战略防御的同时，强调战役和战术行动中的进攻和防御并重、攻防结合、灵活运用，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重新确定防御和进攻在未来战争中的辩证统一关系。
俄军认为，军事学说政治上的防御方针是指该国反对把战争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和不准备对任何国家首先发起进攻，而作战方法则是指导战争爆发后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方法，这是在完全不同情况下起作用的两种因素，因此两者不一定吻合的，战争爆发之后，交战双方都不会在采取何种作战方式上束缚自己的手脚，防御一方在抗击侵略同时也将采取非常坚决的行动，对敌军整个部署纵深实施火力突击，为全歼敌人而实施积极防御，既包括首先向侵略国领土及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实施突击，也包括打到敌国领土上去，使敌人无法恢复力量和重新进行侵略。
在未来战争的战役和战斗中采取何种作战类型，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应选择最符合业已形成的局面并能夺得主动权和打击侵略者的作战方式和手段，而不应拘泥于某种固定的作战类型。
武装力量的准备应能实施各种类型的军事行动，不论是防御，还是进攻，战争需要什么，陆海军应有针对性地训练什么。
以上表明，俄现实遏制战略正式放弃了后苏联时期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首先动用武力、不越过边界的防御理论，具有更加灵活、动植物的性质。
（二） 核威慑性俄罗斯现实遏制战略所采取的主要军事手段是战略核力量和常规机动力量，前者主要用于威慑，后者则主要用于实战。
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承诺，突出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俄现实遏制战略的重要特征，也是俄全面转入战略防御，在被动中争取主动而对核力量的一种积极战略运用。
1994年11月4日，格拉乔夫在俄全军高级指挥员会议上指出：今天战略核力量仍然是安全的主要保障，是制止可能出现的侵略的主要因素。
他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代表时说得更为明确：今天战略核力量仍然是安全的主要保障，是制止可能出现的侵略的主要因素。
他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代表时说得更为明确：俄罗斯不再把核武器视为一种实施军事行动的手段，而把它作为一种威慑手段。
俄新的军事学说也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在核武器领域的政策目标是，通过遏制对俄罗斯联邦及其盟国发动侵略来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目前，俄罗斯核威慑思想已与美国的核威慑战略在本质上趋于一致，所不同的是俄罗斯在现阶段重视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核武器作为遏制对俄及独联体国家发动战争的主要手段。
1994年，俄著名军事理论家加列耶夫大将在接受《红星报》编辑部采访时强调指出，为了贯彻核威慑思想，当前不仅要研究制度核威慑理论，而且必须改变整个核计划体系和军队的训练方针，侧重打核威慑条件下的常规战争。
（三） 经济性所谓经济性是指在确保国家军事安全的前提下，平时最大限度地缩小常备军规模，确保预备役力量，争取以较小的经济代价谋求合理的安全效能，这是俄制定现实遏制战略的基本着眼点。
俄罗斯认为，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搞军备竞赛花费巨额资金供养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目前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范围，已由应付世界规模战争转变为应付国内危机和周边的地区冲突，因此，俄罗斯保持大规模常备军的必要性减少了。
此外，由于俄财政困难，军队满员率下降，俄要保持大规模常备军也有困难。
俄空降兵司令波德科尔津在回答俄通社记者提出关于俄为何组建以空降兵为核心的机动部队时，曾明确提出：像俄这样一个领土如此广阔的国家，应当拥有一支500-600万人的军队，但是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如此'奢侈'，于是，建立空降兵部队应成为机动力量的主干。
基于上述认识，俄从开始组建本国武装力量时就已明确了裁裁兵力的方式。
这一兵力裁减方式在现实遏制战略中体现为：常备军以能对付目前具有威胁的地区冲突为限度，只保留掩护部队和机动部队，若发生为此不能对付的事态，则采取动员设备役的办法应付。
为此，俄目前在裁减常备军规模的同时，为了防备事态的发展，正努力加强预备役力量。
俄1993年2月通过了《俄联邦兵役义务与服役法》，同年6月通过了《俄联邦预备役公民军事集训条例》，为了确保预备役力量，俄正在修订有关法律。
（四） 联盟性联盟战略是俄罗斯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俄罗斯为分化敌视营垒，避免两线作战，建立缓冲地业，争取喘息时间而采取的一贯做法。
在俄罗斯军事战略发展史上曾有过许多枞横捭阖的战例。
沙俄时期，伊凡四世在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立沃尼亚战争中，在东、南、西三面树敌的情况下，采取先东后西，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从而最终避免了两线作战。
叶卡特琳娜二世在发动争战之前，总要进行充分的外交活动，以建立联盟，并分化和孤立敌人。
俄国推行联盟战略，建立缓冲地带最成功的行动是二次大战后在欧洲建立了军事联盟集团--华沙条约组织。
当前，俄现实遏制战略也同样高度重视建立军事聪明和缓冲地带。
苏联解体，统一的军事体系、统一的防御区、统一的军事战略空间已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各国的防御能力明显下降，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因此，俄军认为，俄罗斯的安全和独联体各成员的安全密不可分，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防御要在集体防御、统一指挥下，通过独联体各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为确保俄罗斯自身的安全与稳定，不需要尼古拉一世时期的那种牢固的警戒线，需要的牢固的睦邻和相互关系，但这种关系不能建立在经济或军事的软弱上，而应建立在与大国身份和能力相称的力量上。
俄前总参谋长科列斯尼科夫也强调指出，独联体各国不应只是俄罗斯与其它国家的缓冲国，而应成为俄的军事联盟。
当前俄罗斯推行联盟战略，建立缓冲地带的主要做法是，将独联体国家方为其传统势力范围，一方面普遍与各主权国家签署军事合作协议，积极谋求建立以俄为主导的集体安全体系；另一方面俄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手段，加强与重点方向国家的军事合作，谋求长期驻军并建立军事基地。
目前，在中亚地区，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四国签署了组建联合防御部队，以俄军为主保卫塔阿边界和控制塔吉克局势的协定；与土库曼斯坦签署了共同保卫土珂边界和土伊边界的协定，进一步强化了中亚地区的集体安全体系。
在高加索地区，俄罗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左右着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局势，迫使阿重返独联体大家庭，迫使格成为独联体的新成员，加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在格的军事存在。
在摩尔多瓦，俄罗斯向德涅斯待河没岸派驻了维持和平部队，基本控制了该地区动乱的局势。
俄推行联盟战略的最终目的的，建立以俄罗斯为盟主、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集体安全体系。
综上所述，俄现实遏制战略，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根据新的地缘政治态势和现代战争的特点而重新确立的一种积极防御战略。
它既受传统观点的影响，也有新颖之处；既渗透历史的经验，又体现着现实的要求，集积极性核威慑性、经济性、联盟性于一体，较原苏联军事战略具有更加灵活、务实的特点。
二、 俄现实遏制战略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俄现实遏制战略是在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情况下，俄罗斯接管原苏军的基础上制定的，有着特定的国内国际背景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原因。
（一） 服从国家战略的需要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战略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战略。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于国内所面临的经济形势，不得不退出美苏全球争霸舞台，重新制定国家战略。
这里的关键是俄罗斯已经不是具备原苏联经济实力的基础。
据西方国家统计，1975年原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7%；1987年其国民生产总值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64%；而1992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美国的34%，到了1995年，进一步下降到17%。
所以，早在1992年初，叶利钦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时就公开地承认，俄罗斯已经是一个不正常的大国，俄罗斯应从新的现实出发，放弃以往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放弃世界救世主的思想，放弃与美国竞争的战略，不再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
当然，叶利钦的这番话，有今天来看，显然有他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
但是，他也基本上道出了俄罗斯国家战略的核心思想，即在俄罗斯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军事都极为困难的过渡时期，俄罗斯暂时放弃与美国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重点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以图今后东山再起。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俄罗斯现实遏制战略，放弃了原苏联那种咄咄逼人，全面扩张的传统做法，而把军事战略的目标，确定在维护大国地位，确保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边境安全这一基点上。
（二） 对40年冷战反思的结果俄罗斯现实遏制战略，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遏制性的防御战略，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核威慑和常规力量的实践，来遏制侵略，防止战争，从而确保其国家战略的实现。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俄现实遏制战略有是战争性的战略，它的本意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
这和原苏联时期要和平就要战争、只有战争才能实现和平的传统思想截然不同。
那么，在40年冷战后的今天，俄罗斯的军事思想、军事政策，为何会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呢
这和美苏40年冷战的教训是分不开的。
今天，苏联为何从一个超级大国，最后落到崩溃瓦解呢
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前苏联军备负担过重。
据俄国人自己统计，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苏联电子工业的绝大部分，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的1\\\/3，冶金工业的1\\\/5，以及化工产品和能源的1\\\/6，都用在了国防。
除此之外，还由于苏联长期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手段，积极向外扩张，使苏联在国际上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
据西方统计，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苏联每年为越南花费35亿美元，为古巴和尼加拉瓜提供60亿美元，为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赛俄比亚支援30多亿美元，仅为这6个国家，苏联每天就要消耗3500多万美元。
俄国人称，苏联在阿富汗的这场战争，像一根稻草压垮了苏联这头骆驼的背。
所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局在总结冷战历史教训时，得出两条结论：一是现代战争不能轻易打；二是穷兵黩武，过度地发展军备将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的恶果。
正是基于这些教训，苏联解体后，俄政府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困难，不得进一步减少军费开支，压缩军工生产，裁减军队员额。
正如俄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所讲，在指望大力加快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同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合理地安排国家生产开支和国防军费开支。
（三） 适应俄安全环境的变化安全环境是俄罗斯制定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依据。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 地缘政治环境严重恶化。
这一点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俄罗斯先后先去了纵深约2000多公里的战略掩护地带。
在俄罗斯西部主要战略方向，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已经从原东、西德的边界，向东后退了1500多公里，直接退到原苏联的战略腹地--斯摩棱斯克城下，俄罗斯的战略重心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外。
在西南和西北两个战略方向，不仅俄罗斯对欧洲的两个重要海洋方向--黑海和波罗的海同时受阻，而且其陆地的西翼--南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相继丢失，使其西部主要战略方向失去了重要的依托。
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心脏地区很容易遭受外来的入侵。
1996年4月，俄罗斯为何要不惜血本，免去白俄罗斯欠它的一切经济债务，与白俄罗斯搞统一
当然，双方各有各的考虑，但是俄罗斯更多地还是从地缘政治来考虑。
所谓地缘政治，简而言之，是指在国际政治中，从地理环境角度来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东欧是西方列强入侵俄罗斯的基地。
从中世纪条顿骑士的入侵，到近年拿破仑对俄战争，和德意志帝国的两次入侵，都是从这里直取莫斯科。
1812年，拿破仑军队在攻下斯摩棱斯克城以后，不到一个半月就占领了莫斯科。
历史学家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军在1941年7月攻克斯摩棱斯克后，如果当时希特勒不临时改变其作战计划，不把其主力部队调向列宁格勒和基辅，而继续攻打莫斯科，那么莫斯科很有可能被攻下来，苏德战争的历史将改写。
要知道，从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只有400多公里。
从这里可以看出，白俄罗斯从地缘政治上讲对俄罗斯太重要了。
2． 原苏联的国防战略体系遭到结构性破坏。
苏联解体后，不仅原苏军被所在国瓜分掉，而且最关键的是原苏联多年经营起来的统一的战略预警系统、统一的战略防空系统、统一的战区指挥体系和统一的国防工业体系等，都由于苏联的解体而被割裂开，遭到了结构性的破坏。
而在俄联邦境内，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国防战略体系。
因此，俄国人在军事安全上始终有一种危机感。
3． 原苏联地区战乱直接威胁俄安全。
俄罗斯总参军事战略研究中心最近报道，在原苏联地区的领土争端高达200多处，而且自1992年以来就领土和民族问题已发生了20多场武装冲突和70多次争端。
俄罗斯著名军事历史学家佐洛塔廖夫教授曾预测，在原苏联地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可能要发生80～85起武装冲突，而且在这些冲突出，将有50万军人战死疆场，800多万居民可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总而言之，当前俄罗斯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比原苏联时期显得更为复杂、严峻。
俄外长普里马科夫明确指出，俄罗斯所面临的安全环境，迫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全部防御构想，不得不改组武装力量，调整军事部署，修改作战计划。
（四） 顺应军事革命的潮流俄罗斯现实遏制战略的形成，与当今正在兴起的这场军事革命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俄国人就预见到这场军事革命即将到来。
当时，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明确指出：先进的非核技术的出现，正在引起一次新的军事革命。
海湾战争使俄国人更加确信，军事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
俄军认为，海湾战争已具有核后时代战争的一些特征，特别是当今信息技术和精确制导武器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运用，已经使军事思想实现了完全不同于核时代的一次质的飞跃，包括从战争观、建军理论到作战思想等。
所以，苏联解体后，俄军在重视发展高技术兵器的同时，结合海湾战争不断地探索由军事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军事理论上的重大变革。
西方军事专家曾分析指出，当今的军事革命和海湾战争的实践，从一个侧面为俄军改变传统的军事理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这也是俄现实遏制战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现实遏制战略，有以下几个着眼点：一是尽快摆脱俄内外交困的局面，改善俄罗斯的安全环境；二是在确保国家军事安全的前提下，平时最大限度地缩小常备军规模，减轻国家经济负担，重点保障俄国内经济建设；三是力争在21世纪的军事高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高和增强综合国力。
三、 俄罗斯现实遏制战略的发展趋势一个国家军事战略的调整，从理论上的提出，到全面实行，客观上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
这是因为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军事体制的转轨、军队结构的改组、战略部署的调整等，都需要时间上的保证。
战后美国军事战略调整，从大规模报复战略转向灵活反应战略，前后整整花了10年多时间。
当前俄军事战略调整，本身包括一整套对国家和军队进行根本性改组的复杂问题。
俄不仅要继续裁减军队50多万，而且要彻底改变原苏军70多年来所形成的一整套建军原则、军事学说、指挥体系、军队结构、战略部署等，其军事改革难度大，牵扯面广。
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一定时间。
俄国进行军事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进行这种改革通常需要几十年时间。
因此，俄现实遏制战略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其全面实行将至少是下个世纪初的事。
一是受俄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
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为此相应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改革，客观上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而当前俄罗斯正处在政治动荡、民族分裂、经济危机的历史性过渡时期，而且这种局面在短期内将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扭转。
因此，在近几年内俄军事战略调整和军事改革将不可能有很大的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俄现实遏制战略形成时间不长，尚需不断完善。
特别是俄军内部目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严重分歧，如在军队员额、指挥体制、军队对内职能等问题上，意见还不统一，而俄罗斯军方的态度又是促进军事战略调整变化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因此，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俄军事战略的调整将不可能顺利地进行。
二是受俄国内财政状况的制约。
军事改革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无论是进行军兵种的合并，还是组建机动部队，进行现代化改造，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
但就目前俄经济形势而言，首先，虽然改革方案已经出台，但改革将在军费紧缩的情况下进行，国家领导层尚未就改革所需资金的数额等进行最后的预算及评估，这笔资金的来源也不得而知。
其次，改革善后工作也需要大笔资金。
仅1997年，俄计划裁军20万人，其中将有5万名军官被裁减，仅为被裁减人员提供社会保障和安置就业等需要3。
5万亿卢布，这对经费本来就很紧张的俄军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尽管俄已成立了以丘拜斯为首的军事改革财政与经济保障委员会，但俄国内有关方面认为，仅付清施欠军队的债务就需要目前联邦税收的一半以上资金。
而军事改革所需的高出其清还债务几倍的资金是其联邦预算所无法承受的。
因此，经费问题必将成为俄军改革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三是受独联体、美国、北约等外部因素的制约。
据西方报道，目前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企图重树大国地位，恢复传统势力范围的举动有所警惕。
乌克兰指责俄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做法是不道德的；格鲁吉亚宣布，保留退出独联体的权力，可随时打发俄军回家，并也对黑海舰队提出主权要求；中亚五国尽管在安全方面对俄的依赖性增加，但对大俄罗斯主义的复活和俄罗斯军队的驻扎深怀戒心，曾严格规定便宴在中亚的军事行动必须得到所在国政府的首肯。
而这种戒备心里将导致独联体军事合作的深度和力度都十分有限。
与此同时，俄罗斯军事战略不断趋硬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
西方快不会容忍俄罗斯独霸独联体的军事事务。
目前，西方国家接纳东欧国家加入北约，既而向东方推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故西方国家削弱俄国的军事实力，插手独联体军事事务的意图和行动是制约俄罗斯军事战略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俄军事战略调整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军事改革进程将不会一帆风顺，现实遏制战略的全面实行将至少是下个世纪初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