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成语 形容从小的方面看到大的方面(以小见大)
以微知著【解释】:微:微小;著:显著。
从事物露出的苗头,可以推知它的发展趋向或他的实质。
以小见大【解释】:从小的可以看出大的,指通过小事可以看出大节,或通过一小部分看出整体。
苏州大学英语系的老师
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方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文学硕士,苏州大学文学博士,英国伯明翰大学访问学者,苏州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长期从事外语教学与科研工作,曾在国内各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参加过多部教材的编写。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女性文学、澳大利亚文学。
宋艳芳,副教授,200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英国文学、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
2006年出版专著《当代英国学院派小说研究》。
近年来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
2007年起主持一项江苏省教育厅社科研究项目,年底即将完成。
2009年获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将赴英国访学半年。
王腊宝,教授, 80年代后期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攻读硕士学位,90年代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1999年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20世纪英语文学、西方文论与比较文学,近年出版《多元时空的回响》(2000)、《最纯粹的艺术》(2006)、《天之骄子》(2004)《新批评》(2006)等专著和译著,先后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澳大利亚《南风》(Southerly)、《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现任全国澳大利亚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会理事、江苏省外国文学会副会长。
卫岭,博士、副教授,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
2004年赴英国利兹大学访学。
先后在《文艺争鸣》、《外语与外语教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中国高等教育》、《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已出版专著《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悲剧创作》。
苏州大学国家精品课程项目主讲教师之一;主持江苏省教育厅社科项目及校级教改项目各一项。
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学法吴彩亚,副教授,1985年毕业于扬州大学外语系。
1988年考入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英语语言文学,1991年6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自此留校工作至今。
主要担任英语专业综合英语等主干课程的教学。
2003年曾被选派去加拿大Carleton University进修学习。
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先后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参与国家社科项目一项,参编过教材、字典等。
2001年6月晋升为副教授,2003年增列为硕士生导师。
张鄂民,教授,1982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外语系英文专业,现为苏州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本科基础教育,教学效果突出,深受学生好评。
近年来在《当代外国文学》、《暨南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等各类学术杂志上发表文学评论论文多篇;编写出版了《大学英语听力(预备级)》、《全新版大学英语听说教程预备级》、《新闻英语读写》、《大学英语写作》等多套全国优秀教材。
《大学英语听力(预备级)》、《全新版大学英语听说教程预备级》、《新闻英语读写》等教材评为国家级和教育部优秀教材。
朱新福,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外国文学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为美国小说、美国诗歌、英美戏剧、生态批评。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1. 语言与应用语言学方向董成如,博士、副教授。
研究兴趣为认知语言学、语篇分析和语用学。
近年来,在《现代外语》、《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外语类核心刊物发表近十篇有关认知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同时将出版专著一部(2009)。
曾主持并完成苏州大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和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各一项,现正主持一项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房红梅, 博士、副教授,2005年获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已出版专著一部,发表语言学论文数篇.高明强,博士、副教授,中国功能语言学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语篇分析等。
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第二位),作为主要人员参编“十五”国家规划教材英语专业《综合教程》第四册,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高永晨,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
曾赴英国剑桥Anglia大学深造。
现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国家精品课程主讲老师。
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级研究项目《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省部级项目《跨文化交际与大学英语教学》、《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全球本土化: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视角》和《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
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英修辞语用比较研究》。
出版专著两部,教材多部。
在核心期刊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论文三十余篇,多篇被《文化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北京大学学报》全文转载或摘登主要学术观点。
先后荣获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苏州市社科优秀成果奖、苏州大学陆氏优秀教学奖、苏鑫奖教金、苏州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1世纪·爱立信杯”、“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指导教师等奖项。
顾佩娅,教授、博士生导师。
90年代初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先后获得语言文学、教育双硕士和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应用语言学、教师发展、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1997年至今指导硕士研究生28名。
顾卫星, 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英语教育(教学),大学英语教学学术论文(仅限核心期刊;*号者为第二作者):传教士关于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争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晚清“语法-翻译”教学法剖析,苏州大学学报,2002;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外国文学研究,2002;“别琴英语”剖析,苏州大学学报,2003;同文馆之前的中国学校英语教学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京师同文馆英语教学历史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改革教学模式,提升教学层次,苏州大学学报,2005;英语综合应用能与自主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外语界,2005;从语言教学求生存到科学教育图发展,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东吴大学英语教学历史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06;试论近代国人英语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清末三次重要英语留学教育比较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07;许国璋中学英语学习轨迹,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苏州大学学报,2008;中国职业英语教学的先驱,历史教学,2008;“中国各体英语”的历史演变,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学术交流”,中国大学教学,2008;*转型期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个案分析,外语研究,2009;*中国英语教学双重起源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传统与创新,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学子歌声中的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学报,2009。
著作《晚清英语教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江苏省高教学会研究成果2等奖科研奖励:苏州大学苏鑫奖教金(科研奖,2006)。
教学奖励:苏州大学苏鑫奖教金(教学奖,2003);苏州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第1,2004);江苏省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一,2005);苏州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第四,2007);苏州大学精品课程(第一主讲,2007年);江苏省精品课程(第一主讲,2008);苏州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第2,2009);江苏省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四,2009);国家精品课程(第一主讲,2009)。
衡仁权,博士、副教授。
1996年获南京大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南京大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近年来曾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参编教材3部。
贾冠杰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
上世纪先后在新西兰和加拿大学习,正式出版专著和教材三十多部,发表论文五十多篇,主持参加科研项目十多项,专业英语精读课程改革(参加者)获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获苏州大学周氏教育科研奖——教学类优秀奖(一等奖)。
姜瑾,教授、硕士生导师。
从事英语教学30年,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英语教学,目前对生态语言学研究颇感兴趣。
出版专著一本,主编教材三本,译作一本,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参编数本词典和教材,曾主持江苏省教育厅课题两项。
现主持苏州市软科学课题一项,江苏省研究生精品课程和苏州大学研究生英语优秀课程各一项。
李明,教授,笔名李明一;从教27年有余。
1995年被评为硕士生导师;1997-2002年任外语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2001年被聘为教授。
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独立或与人合作出版专著、译著、词典、文集等10余种。
研究方向:双语词典学,兼及语料库语言学。
公平正义是我的价值观,平淡简约是我的生活方式。
陆明,副教授,1994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攻读语言学硕士,以语言分析和语言教学理论研究作为研究方向,并以如何将语言学理论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以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能力为主要兴趣。
近年来,对右脑学习理论和右脑教学方法深感兴趣,并对此作了一些探讨和教学尝试,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苏晓军,博士、教授,1996年获南京大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
独著或本人为第一作者的代表性论文有:“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外国语》2009\\\/5);“国外认知诗学研究概观”(《外国语文》2009\\\/2);“认知文体学研究:选择性述评”(《重庆大学学报》2008\\\/1);“《复活节翅膀》的认知符号学分析”(《外语学刊》2007\\\/1);“文学的认知研究史探(《苏州大学学报》2005\\\/3);“概念整合理论的认知力”(《外国语》2001\\\/3);“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观念研究”(《外语界》1997\\\/2)等。
独著或本人为第一著作者的主要专著译著和教材有:《虚拟结构的认知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致一位“愤青”的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人性的因素》(译林出版社2001);《表达英语综合教程》第四册及教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孙倚娜,教授,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大学外语部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982年8月迄今任教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外语教育、英语听说教学、教材编写研究等。
已主持完成项目: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第一批)扩展项目、苏州市软科学项目、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项目3项。
近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转型期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个案分析”[J].外语研究,2009年第2期、“大型综合性高校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和设计与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话语分析、电视谈话节目、口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10 、“认知法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外语界, 2003.3、“应重视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光明日报(教育周刊)2003 年 3 . 20、 Towards a Higher Degree of Effectiveness in Spoken English Teaching in the EFL Context of China,《英语教学与研究面面观》,并出版《写作教程》等多部教材。
王海贞,博士、副教授,1998年获苏州大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南京大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语言测试、第二语言习得和外语教学;出版合著二部、专著《英语录音口试评分过程研究》,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或参与校级及以上科研项目十多项。
王军,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硕士,导师崔树芝,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博士,导师许余龙。
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
研究课题主要涉及回指、复合词、隐喻及转喻机制等领域。
作为第一责任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作为第二责任人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主持江苏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先后在《语言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外语学刊》等国内重要语言类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
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等各类科研奖励十余次。
目前担任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王宇,博士、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方向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和兴趣: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
近期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北外中国英语教育研究中心科研项目一项,出版专著一部。
为研究生开设《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
严世清,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语言哲学。
近年在《外国语》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隐喻论》等数部专著。
张凤娟,副教授,中国高校功能语法教学研究会会员,专业研究兴趣主要涉及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领域,近几年在The Linguistics Journal, 中国外语、四川外语学院学报、苏州大学学报、天津外语学院学报、山东外语教学、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报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30多篇,参编教材2部,参编语法词典1部,参与省部级项目2项,并主持苏州大学青年教师研究基金项目(已结题)和省教育厅项目《英语时态系统范畴化的转喻机制》(在研)。
祝蔚红,副教授, 1984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现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和修辞学。
主持过省项目《英语公众演讲与传播学研究》,著有《实用英语演讲教程》等书与论文。
担任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的专职指导老师。
2. 翻译方向杜争鸣,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口笔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翻译文化。
1999至2000年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期间兼北京新东方首任翻译课主讲教师;翻译出版各类图书约40余种,累计字数逾150万字。
出版个人专著3部,主编翻译教材一部。
在《中国翻译》、《外语教学》、《外语研究》等专业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
个人信条:学问求之于己,得失安之于命,远近随之于缘,毁誉听之于人。
方华文,教授,发表的著、译作品约1000余万字,其中包括专著《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中国美丽的园林》(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中国的各个民族》(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中国文坛的名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中国秀丽的名山名水》(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千姿百态的中国历史名城》(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和《大师的小提琴》等,计200余万字;译著《雾都孤儿》、《无名的裘德》、《傲慢与偏见》、《蝴蝶梦》、《魂断英伦》、《儿子与情人》、《少年维特之烦恼》、《红字》、《从巅峰到低谷》、《马丁•伊登》、《套向月亮的绳索》、《圣经故事》、《君主论》、《社会契约论》、《吉卜林故事集》、《心情涂鸦》、《咖啡物语》以及改写本的《飘》、《汤姆叔叔的小屋》、《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大卫•科波菲尔》、《苔丝》、《高老头》、《三个火枪手》、《悲惨世界》等;主编的译作包括《基督山伯爵》、《红与黑》、《简•爱》、《汤姆.•索耶历险记》、《茶花女》、《金银岛》、《鲁宾逊漂流记》、《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精神分析引论》、《论法的精神》、《国富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世界上最精彩的电影对白》、《世界上最传奇的人物》、《世界上最经典的品牌》等;并主编了《读遍最新英美报刊》、《50+1个最应该问医生的问题》、《50+1本最应该读的巨著》、《50+1个最应该游览的伟大城市》、《50+1位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50+1个最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50+1位最闪耀的体育巨星》等多部英汉对照读物。
另外,还参与编辑了850万字的《领导全书》(全六卷)。
洪庆福,博士、副教授。
研究方向:商务英语,实用翻译。
金焕荣,副教授,1982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曾担任过大外教研室副主任、实用英语系主任、翻译系主任。
研究方向:翻译(商务英语),主讲课程:商务英语翻译、商务英语阅读等。
先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苏州大学财经学院(现为商学院)、英国伯明翰中英格兰大学(现为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商学院进修学习。
先后主编和参编了8部书(其中主编3部大学商务英语教材),并且还撰写了6篇论文(其中3篇是关于商务英语教学与应用的文章)。
多年的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积累了相当的知识与经验。
钱正福,副教授,198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此后一直在高校从事英语教学和科研工作。
1997年至2000年在南京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翻译方向)的研究生课程,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2005年上半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做访问学者。
在翻译理论、语言学和英语教学方面已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并参与编写了四本大学英语教材。
目前除担任大学英语和其它一些课程的教学任务外,还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英语教学方面的研究。
王宏,教授,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翻译方向学术带头人。
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得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
长期担任硕士研究生“普通语言学”、“名作翻译比较与鉴赏”、“西方翻译理论”、“汉语典籍英译研究”等硕士学位课程,其中“名作翻译比较与鉴赏”、“汉语典籍英译研究”被评为苏州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汉语典籍英译研究”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已出版发表学术成果55项。
其中有《梦溪笔谈全译》(汉译英)、《墨子全译》(汉译英)、《翻译研究新论》、《中国典籍英译》、《昆曲精华》(汉译英)、《金银岛》、《变形记》等23本著译作;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学刊》、《外语与外语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中国外语》、《外语研究》、《外语教学》、《外语与翻译》、《山东外语教学》等刊物发表论文32篇。
学术兴趣:英汉互译;翻译理论。
汪榕培,教授,1942年6月28日出生于上海,1964年本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67年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
1985年评为英语教授,1985年6月到2001年9月担任大连外国语学院院长;现任教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研究方向:中国典籍英译、英语词汇学和英国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高鹏飞,教授,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科研方向为日本近代文学、夏目漱石研究。
1982年07月黑龙江大学日语系毕业、学士学位,2000年03月 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大学院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
主要发表的论文有: 《试论夏目漱石的文学创作语文明批评》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 《试析「と」的语法意义及用法》北京对外贸易大学《日语学习与研究》 《有岛武郎和他作品中的批判性格》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 《关于日文写作中病句的分析与指导》香港21世纪日语教育与研究 《关于日中惯用句的比较研究》日本第32届日语语源研究会(京都) 《日语病句的纠正及其病源初探》北京对外贸易大学《日语学习与研究》 《夏目漱石研究—青少年时代最初的七言律诗》日本《青塔》季刊第39号 《关于夏目漱石[“七草集”评]汉诗的鉴赏》明星大学研究纪要第40号(年刊) 《关于夏目漱石的绝笔诗》日本《蜻蛉》月刊第181号 《夏目漱石「门」论》日本《日本文艺学》第44号 《夏目漱石「明暗」论》日本《日本文艺研究》第59卷第3-4号李东军,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与比较文学(目前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施晖,博士(日本广岛市立大学语言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和省市级项目八项,在权威核心刊物《国外社会科学》《日语教学与研究》《国文学考》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获2007年度苏州大学北美校友会杰出成就一等奖。
徐卫,博士、副教授, 1988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日语硕士毕业,2006年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中日对比语言学。
俄语语言文学姜艳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 7年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后工作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2002年调入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07年获得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语言学、俄语词汇学、俄语修辞学。
编著教材及教学辅导书5部,发表论文30余篇。
赵爱国,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1977)、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1990)。
现任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兼俄语系主任。
兼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符号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等职。
主要学术兴趣为理论语言学,包括普通语言学、语言文化学、语言符号学等。
出版学术专著3部、主编文集和教材各2部,发表学术论文近60篇。
主持完成省部级社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
周民权,博士、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俄语语用学、语义学、社会性别语言学。
任教30多年来先后出版专著4部,教材3部,在《莫斯科大学学报》、《中国俄语教学》、《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教学》等国内外权威核心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所申报的《俄汉社会性别语言的语用对比研究》获得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博导简介王腊宝,男,1986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外语系,1991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99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20世纪英语文学、西方文论与比较文学,近年出版《多元时空的回响》(2000)、《最纯粹的艺术》(2006)、《天之骄子》(2004)《新批评》(2006)等多部专著和译著,先后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澳大利亚《南风》(Southerly)、《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现任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分委员会委员、全国外语博士论坛副理事长、全国澳大利亚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会理事、江苏省外国文学会副会长。
朱新福, 男,1963年3月生,江苏高淳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外国文学常务理事。
1999年获“富布莱特基金”(Fulbright)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留学,2001年获硕士学位,2005年获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小说、美国诗歌、英美戏剧、生态批评。
近年来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和《解放军外语学报》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等专著;参加并完成国家和省级社科项目各一项。
曾获第7届“苏州大学北美校友会杰出成就奖” 、“江苏省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等。
赵爱国,俄罗斯语言文学教授。
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
曾两次国家公派赴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担任访问学者。
主持完成省级科研项目2项,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1项。
出版学术著作3部、教材3部,在国内外语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科研成果获多种奖励。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普通语言学、语言文化学、心理语言学、俄罗斯国情学等。
现任苏州大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俄语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与符号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中国俄语教学》杂志编委、黑龙江大学《当代中国俄语学术名家文库》编委、北京大学出版社《21世纪专业俄语教程》编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新世纪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编委等职。
贾冠杰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先后在新西兰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和加拿大University of Calgary访学和合作研究,研究领域包括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和外语教学,出版著作多部,部分专著获省级优秀成果一、二等奖,部分主编教材被多所高校选为英语专业研究生教材,先后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和参与科研课题十多项,曾获苏州大学周氏教育科研奖——教学类优秀奖(一等奖)。
参与的本院“专业英语精读课程改革”获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王军(1966-),男,山东荣成人。
1988年本科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英语系,1995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硕士学位,2004年获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
研究课题主要涉及回指(尤其是间接回指)研究、复合名词研究、隐喻及转喻机制研究等方面。
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主持江苏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先后在《语言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外语学刊》等国内重点语言类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
荣获各类科研及教学奖励十余次。
目前担任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顾佩娅 1990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1992、1993、2006年先后获语言文学和教育双硕士、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教师发展、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近年出版《优秀外语教师成长案例研究》(2009)、《计算机辅助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6)等专著和编著,参编美国TESOL《教师业务档案与业绩标准》、《英语课程标准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2007)等国际英语教学研究系列,先后在香港《亚洲英语教学》、美国《Essential Teacher》、《外语界》、《外语电化教学》、《外语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现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教师教育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估计是王军了,他的资料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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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赏析
一 法国著名作家圣·埃克苏佩利的《小王子》一书,自从1943年在纽约问世以来,被译成42种文字,多次再版,经久不衰。
①《小王子》曾被多次改编成话剧和电影,盛演不断。
《小王子》已被选入许多西方国家的教科书,成为青少年的必读书籍。
人们不禁要问,产生《小王子》现象的原因何在
我想,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瓦对圣·埃克苏佩利评论中的一段话或许是对上述问题中肯的回答:“《小王子》在其富有诗意的淡淡哀愁中也蕴含着一整套哲学思想。
”“这本给成人看的儿童书处处包含着象征意义,这些象征看上去既明确又隐晦,因此也就格外的美。
”② 这是一个平实无华的童话,既没有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故事在平淡的铺叙中展开。
《小王子》这部精美的作品之魅力,就在于其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其象征意义的或明或暗。
二 正如法国文艺评论家阿?爱华德所指出的:“象征是一种艺术形式,它既满足我们描写现实的愿望,同时也满足我们超越现实界限的愿望。
它给我们具体的东西,同时也给我们抽象的东西。
”③圣·埃克苏佩利借助象征这一艺术形式,使用暗示的手法,在《小王子》一书中营造了诗一般的意境,既针砭了时弊,鞭挞了世界上的丑恶现象,“又展示了一个延绵不断的经验流中的人生本质”④,试图指出一条通向人类文明“理想境界”的道路。
一、《小王子》中运用的象征是扎根于现实的。
圣·埃克苏佩利以哲人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以跨越时空的界限来研究长期积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经验。
这篇童话是作者从生活中提炼、升华的人生哲学的集中表现。
正如加缪在谈及神话时指出的:“像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一样,梅尔维尔把他的象征建立在具体之上,而不是在梦的质料之中。
神话的创造才具有天才的特性,仅仅是因为他将神话置于厚实的现实之中,而不是置于想象的流云之中。
”⑤圣·埃克苏佩利将童话置于丰富的现实生活之中,让象征在现实中扎根。
圣·埃克苏佩利,首先是实乾家,是功勋卓著的飞行员,其次是作家。
他的作品不仅是对他切身经历的描写,而且也是其人生经验的总结。
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飞行于安第斯山上空的云雾之间;他飞越大西洋和撒哈拉大沙漠,来往于欧美大陆。
他曾在沙漠中濒临死亡,奋力挣扎,最后得到营救;大敌当前,他为救国救民,不顾伤残的身体,继续顽强地在天空中与法西斯的飞机搏斗,直到为国捐躯。
圣·埃克苏佩利是“开拓航线的先锋,以其坚韧不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为法兰西之翼增添异彩。
”⑥“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发出真实的鸣响。
”⑦他的童话及其象征都植根于现实之中。
不过,其中有的直白,有的含蓄,有的寓意深邃。
文本中第一类象征直白而透明。
诸如:醉心于权势的孤独的国王(政治权力的象征),贪得无厌、一味追求金钱的市侩(金融权力的象征),学究气十足、脱离实际的地理学家(精神权力的象征),孤芳自赏的虚荣迷,因循守旧、缺乏独立思考,但具有实乾精神的点灯人,忠于职守的扳道工,以及盲目的铁路乘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人物。
他们源于现实生活,性格突出,经过作者的加工提炼,更具有象征意义和普遍意义。
第二类象征需经过仔细揣摩、反复思考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这类象征都取材于生活,且为我们所熟知。
比如:“蛇”、“狐狸”、“花”、“回声”、“水与井”等象征什么
寓意何在
若停留在表面,就会莫明其妙;若经过思考,能像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那样,为这些象征在“历时性横组合轴”与“共时性纵组合轴”上定位,那么,就可理解这些象征的真正寓意了:“蛇”是具有强大威力、猜破一切谜底的死神;“狐狸”是最纯洁、最智慧的动物。
作者通过他的嘴道出了交往的秘诀:为了交朋友,就必须经过“驯养”,建立联系,树立责任感,必须“用心灵洞察一切”;“花”是爱和幸福的象征,她置身大地,网织联系,认为人是一种无根的、只有虚假自由的生灵,只不过是风和命运的玩物。
她娇弱而任性,需要友谊的抚慰和爱的浇灌;“回声”反映了生活在地球上感到的孤寂和惶恐心情。
地球上如同荒漠一般空旷,没有人间的温暖和真情,令人茫然若失。
“水与井”寓意深刻:“水”可以给飞行员解渴,是其生命的源泉,但对小王子来说,“水”仅仅是他的精神食粮。
他们在沙漠中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发现并“唤醒”了一眼“井”。
飞行员于荒漠之中,用这纯净的神奇之水接受“洗礼”,水“像一件礼物似地慰藉心田”,⑧他从而得到了思想的净化。
第三类象征则具有深层意义,须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高度对该童话加以审视,进而深入挖掘,方能领悟其潜在于童话文本之中的深刻寓意。
1) 小王子是一个神奇人物,具有随意在星际之间遨游的超人能力。
他满头金发、身着长袍,既无国籍,也无家园,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不受任何陈规陋习的束缚,是无牵无挂而又天真无邪的传奇式的儿童形象。
他是永保童贞的天使之化身,是智慧和真理之源泉,是作者理想之象征。
在小王子那不曾被玷污的、纯净的内心世界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金钱的诱惑,更没有仇恨、贪欲的立足之地。
他充满了希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执着探求的欲望,他在沙漠之中与飞行员巧遇之后,就友谊、金钱、“爱的责任”、价值观念等问题不停地提问,而且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
正因如此,小王子才更容易引起世界各国儿童和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心灵上的共鸣,被他们所接受并得到他们的认同,才具有更加普遍的象征意义和审美意义。
2) 小王子和飞行员之间的难以沟通或不理解,并非凭空臆造,这恰恰是作者着力揭示的客观存在的矛盾。
此种“难以沟通”,不正是儿童的内心世界与大人们的内心世界之间格格不入的象征吗
世界的复杂性和现实的残酷性致使小王子得不到他所提出问题的满意答案,为此他感到忧郁不安,甚至悲伤地哭泣。
感情脆弱,固然是其哀戚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却是他探求真理的执着与荒诞世界的抵触、撞击乃至势不两立。
小王子的价值观与大人们的价值观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以小王子为代表的儿童的精神世界纯洁无瑕,充满真情和温馨。
人与人、人与事物或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都是直接的、自然的,未曾经受现代文明的污染并且摆脱了“大人们的逻辑”的束缚。
至于大人们的精神世界,尽是“清规戒律”,尽是现代文明污染的痕迹,大人们屈从于外部世界的压力和金钱的诱惑,有的甚至是惟利是图,丧失了真情。
在这截然相异的两个精神世界之间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没有连接的桥梁,何以进行沟通,何以相互理解呢
请看下例: 如果你对大人们说:“我看到一幢漂亮的粉红色的砖房,窗户上摆着绣球花,屋顶上落着成群的鸽子……”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座房子有多么漂亮。
必须对他们说:“我看见一幢价值十万法郎的房子”,此时他们就会叫起来:“多么漂亮的房子啊
”⑨ 这个例子表明,儿童丝毫没有市场交换价值的概念,大人们则认为物品的交换价值是第一性的。
换言之,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语言符号系统仅有“富于诗意的价值”;而在大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语言符号系统却被“实用功能”所主宰。
因此,当小王子使用语言符号系统中“具有绝对诗意价值(或者说象征意义)的能指”与飞行员对话时,他否认后者语言中“所指的一切直接的意义、约定俗成的价值”,而失去童心的后者却只能使用语言符号系统中“具有实用价值的能指”⑽回答小王子的提问。
这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两个截然相反、分别属于两个特殊对话者的语言符号系统之间,怎么能建立联系、进行交流和沟通呢
这就是小王子与飞行员初遇时无法沟通的症结之所在。
小王子属于儿童世界,没有任何约束和桎梏,他使用不受社会法典限制的“非大人”的语言通行无阻。
小王子虽然接受了“大人们世界”语言系统中的能指符号,但却随意借助这些能指符号,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即表达他赋予了新的含义的所指。
另外,儿童世界中有自己的是非标准,独特的评价体系。
儿童们以此去判断客观事物,从而有别于世人和那些凡夫俗子。
“蟒蛇吞吃大象”不等于“帽子”的例子即是最好的说明。
关于飞行员儿时所绘“蟒蛇吞吃大象”的图画,大人们都把它当作“帽子”,这个在童话一开始时由飞行员讲述的故事在“大人们”看来滑稽可笑,但它却成了童年时代的作者测验大人们是否有“正确理解能力”的一个试题。
其实,故事的逻辑是按儿童世界的“非大人”语言演变和发展的。
大人们参照约定俗成的法则,不可能理解儿童世界独特的能指含义。
只有童心未泯或恢复了童心的大人们,才能与小王子相互理解,进行交流,沟通思想。
飞行员在找回了失去的童心,用心灵去观察一切之后,才真正与小王子建立了联系(当然,其间已经经过了“驯化”阶段)。
他肩负着“责任感”,进而发出了“爱是一种责任”的呼吁。
让人类“多一份爱心”,少一份仇恨和残杀,便是圣·埃克苏佩利撰写“小王子”这部传世之作的主旨。
同时,作者在这部战争中完成的作品里,通过对“人类之爱”的呼吁,不点名地谴责了法西斯的罪恶行径。
3) “沙漠”则是世界上人烟稀少的净土,是脱离尘世污染的人间天堂的象征。
这种环境最适合人们进行反思和遐想,从而完成现实与想象的交融和转换。
飞行员与小王子二者都认同的生活氛围包括:天空、星星、寂静、黑夜。
而“沙漠”恰似天空,无比辽阔,远离尘世,是布道和听道的最佳场所和圣地。
谎言的诱惑、金钱的毒害、惟利是图的价值观在这里没有立锥之地。
那么,造成现代社会中灾难重重、生灵涂炭以及形形色色畸形人物肆虐于世的根源何在
回答很简单:其根源就在于现代文明毁坏了人们纯洁的心灵,使人们欲壑难填,使人们相互疏远,忘却了友爱、团结和真诚。
在小王子半途而废的神奇旅行之中,在回归沙漠后,飞行员———一个尚未忘记自己曾经是孩子的大人,终于发现了本质的东西及其所蕴含着的更深层的象征意义。
沙漠中时而出现的幻影象征着没有冲突、没有战争、没有矛盾、到处充满着友谊和人类之爱的美好世界和未来。
但能否将幻影变成现实,对作者来说,就仍是一个大写的未知数。
但作者始终认为,沙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4) “小王子之死”象征着纯朴的心灵与圣洁的沙漠之融合,象征着从错综复杂、荒诞无稽的人际关系中的超然解脱,象征着一个新的生命走向美好未来的开始。
同时,“小王子之死”也是地球上成千上万个像“莫扎特一样的天才”受到充满铜臭味的“现代文明”的摧残而夭折的象征。
最初,小王子受到外部世界的诱惑,开始了寻求真理的神奇旅行。
历经各种考验之后,他发现,到处是荒唐与龌龊,到处是黑暗和被扭曲了的心灵。
为此,他灰心丧气,在哀婉而留恋、安详而静谧的氛围中离开了人世。
对于他,停留在地球上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
因为,人类世界美的东西无时无刻不在受到摧残;真情与友谊无时无刻不在受到破坏;纯洁与高尚无时无刻不在遭到玷污。
小王子之死,意味着他对横遭污染、满目疮痍的人类社会的断然拒绝。
综上所述,《小王子》一书蕴含着许多全方位、多层面的象征。
它们之间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
直白的象征,自然生动,饶有一针见血的意味;含蓄的象征,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深邃的象征,事近而喻远,深奥难解。
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思想的局限,作者不便直抒胸臆,其真知灼见只好通过寓意深刻的象征来表述。
二、《小王子》的象征意义究竟是如何表现的呢
首先,《小王子》的象征意义和象征功能是通过童话结构模式来完成的。
作者承袭了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中的约定俗成的“叙事性范型”,以童话形式为载体,让“英雄离家远游”,去“追寻奇迹”⑾,其旨趣在于,使用童话这一超历史、超文化的“超语言”⑿,以象征手法展示人生经验的起讫和转折,将“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⒀,进而捍卫人类文明中被扭曲、被破坏了的价值观。
列维?斯特劳斯把神话比喻为交响乐的总谱,既有横向上的旋律,又有纵向上的和声。
⒁童话亦是如此,其意义,或者说象征意义,是在纵横交错的关系网中得到确立的。
《小王子》的叙事结构模式如下: 英雄离家远游:先后到七个星球去旅行。
追寻奇迹:英雄经历考验和诱惑,未达目的,继续前进。
找到答案:直至来到地球上,终于找到了答案。
结局:英雄之“死”。
从童话规则的角度审视上述叙事结构模象征意义上奏效的机制。
就大致构架而言,上述模式与普洛普在《童话形态学》中提出的模式相似:英雄远走———寻求奇迹———经历磨难———结局;但又有所不同:这里小王子执着追寻的既不是什么“奇迹”,也不是什么魔力无边的器具,而是以“打破沙锅问到底”⒂的精神去探求某种道德和哲学的秘密———人生的真谛;这里,没有什么三头六臂的魔王和巨龙,小王子所遇到的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缺陷或有毛病、荒唐可笑的人,因而令其失望,他不得不继续到其它星球去探寻;最后来到地球上,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爱是一种责任”,只有通过“交流”才能找到友谊和幸福,“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肉眼是看不见事物本质的。
”结局部分,一反童话中英雄找到幸福,与心上人结为百年之好,多子多孙的大团圆的常规,而是在凄婉而阴郁的氛围中,以小王子之“死”———或者说离去———来了结一切。
童话中这一含蓄的结尾预示着小王子并没有死,他或许回到了自己的星球上。
如果有一天地球上消除了丑恶现象,人间充满了温暖、真情和友谊,他可能还会回来。
与其它童话的模式相似,《小王子》具有童话的普遍意义和象征意义,传示了人类世代秉承的集体的、普遍的审美理想;与其它童话有所不同的是它注入了作者特殊的人生经验和价值取向。
圣·埃克苏佩利在与天奋斗,与飞机奋斗,与社会奋斗的过程中,看破了红尘,彻悟到了人生的真谛。
为了表达其人生经验和价值观,他选择了童话这一模式,变习见为新知并运用象征手段,加以升华,使之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哲理意义。
童话模式传输的是具有深层含义、象征性极强的信息,可谓“辞约而质丰”。
应该说,童话是神话的赓续。
对于原始初民,自然界是神话的异己力量;对于现代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也是神话的异己力量。
于是出现了“现代文学趋于神话”的倾向,“新寓言派”作家形成了强大的阵容。
⒃《小王子》的作者,利用童话或者说神话这种形式,通过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表现现代社会与人之间的矛盾,表现现代社会对人的心灵扭曲和摧残,就是其中的一例。
在《小王子》这篇给“曾经是儿童的大人”看的童话中,不仅充满了爱憎分明的真挚情感,而且闪烁着哲理的光辉。
透过嘲讽的词句和象征性的隐喻,读者可以领会到作者清醒的理智及其对恶势力摧残人世的憎恶和对荒诞的现实社会的失望。
另外,童话模式“脱离”了由以开始的语言基础,不管人们对一种语言以及产生这语言的民族文化多么无知,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读者定然会把童话看作是童话。
⒄童话价值可以在各种译文中得到保留,因此,童话具有普遍意义。
童话这种特定模式不受时间限制,它可以说明现在、过去和未来,可谓“事近而喻远”。
第二,作者使用二项对立关系为其象征营造有利的氛围。
作者借助二项对立关系(例如:小王子与飞行员的对立关系或者说儿童与大人的对立关系,小王子与形形色色有心理缺陷的人的对立关系,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关系,鲜花与莠草的对立关系,小王子与玫瑰花的对立关系以及小王子与狐狸及小王子与蛇的对立关系),来烘托有关象征意义的氛围,来解释世界和人生,展示作者的人生观和审美定势。
例如:飞行员与小王子在沙漠中巧遇后,作者通过描写他们对许多具体事物的不同看法及各自价值观的相互矛盾与冲突,展示了两者的对立关系,从而为其中的象征提供了必要的语境。
圣·埃克苏佩利充分利用这一手段,传递具有深层含义的象征意义(如:对世界文明的评价、作者的价值观、对友谊与真情的看法、对生与死的观念),从而对现代社会的丑恶现象(包括法西斯对人类和文明的摧残,现代文明的惨遭污染以及蛊惑人心的拜金主义等)进行冷嘲热讽和鞭劈入里的批判。
第三,圣·埃克苏佩利正是运用“神话思维”即“隐喻思维”的规律中“部分代全体的原则”⒅进行创作的。
童话的形象思维,有一种所谓的拼合能力,这里没有抽象的说教,直接用具体形象的经验范畴(花、猴面包树、水等)去代替抽象的逻辑范畴(爱情、恶之苗、生命之源),通过加工过的“原始意象”,来表达作者的审美定势。
这里的具体形象只不过是象征意义的外壳或包装而已,它们同时具有感性的和精神的内容。
例如:“花”就是“真情”、“友爱”、“人类之爱”的外壳,“水”就是“生命之源”、“精神食粮”、“净化灵魂、进行洗礼之圣液”的载体,它们包涵着更广更深的意义,从而体现了“部分代全体的原则”。
平淡的叙述、简洁的表现手法与深奥的象征、深刻的哲理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是作者精心构思的结果,也正是其成功之所在。
童话的素材存在于作者的心灵之中,只有恰当的表现形式,才使圣·埃克苏佩利成为充满诗意的童话作者,才使《小王子》成为一部引导读者参与写作活动、补充作者未直述之意图的可写的作品⒆。
三 《小王子》中的诸多象征是否仍有现实意义
回答是肯定的。
1939年,圣·埃克苏佩利投身到反法西斯的战斗当中。
在战斗间隙,他又拿起笔作刀枪。
如果说,《战区飞行员》是对《我的奋斗》最有力回击的话,那么“《小王子》中‘爱是一种责任’的命题更是用一种高度凝练的方式正当其时地提出了有着紧迫和深远意义的思想。
”?⑵⑽这在当时“无异于一声战斗号令”。
] 从《小王子》一书1943年首次在美国出版,迄今半个世界已经逝去。
但是,书中的诸多象征在今天仍然颇具生命力,因为《小王子》一书所唾弃的形形色色具有心理缺陷的典型人物远未销声匿迹,书中所鞭挞的丑恶现象远未被消除净尽。
这正是圣·埃克苏佩里希望人们“不要以轻率的态度来对待这部作品”?⑵⑾的根本缘由。
① Le Petit Prince et ses différentes adapation,Cahier Saint Exupéry,Gallimard,1981,p.141. ②⑦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利》,见《从普鲁斯特到萨特》,(法)莫洛瓦著,袁树仁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83、67页。
③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亨利克·易卜生》,《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载《艺术论集》,苏联艺术研究院编,姜其煌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461页。
④⑿⒀ (美)普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34、6页。
⑤ 转引自郭宏安《同剖诗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224页。
⑥ 见法国国防部1950年3月12日颁布的决定,转引自《圣埃克苏佩利研究》,李清安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⑧⑨⒂ 《小王子》,苏文平、胡玉龙译,载《法国中篇小说选》下册,郭麟阁、文石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671、630、648页。
⑽?⑵⑾ Le Petit Prince de Saint Exupéry,M?ABAR?BERIS,LAROUSSE,1976,pp.35-36,p.11. ⑾ Morphologie du Conte V,Propp,Collection Points Poétique\\\/Seuil,1965 et 1970. ⒁⒅⒆ 转引自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7年,第102、55、10页。
⒃ 余中先《巴黎四季风》,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年,第175页。
⒄ 《结构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著,陆晓禾、黄锡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 ⑵⑽ 见《圣埃克苏佩利研究》,第7页。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法语系) 原文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 No.1,1998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文学批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9世纪末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人类文化史上矗立起了一块划时代的丰碑,它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心理学的领域,而且波及到了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
尤其是文学,几乎在精神分析学刚刚问世之时,文学就成了精神分析这一心理科学的最好的盟友,文学既是精神分析学的主要对象,同时又是精神分析学的最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自从精神分析学介入文学创作以后,文学对于人性以及人的本质的刻画已经获得空前未有的深度;在现代作家之中,能够比较地道、比较娴熟地运用精神分析学进行人物心理描写的,可谓大有人在;中国情爱文学便是在精神分析学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学形式。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不仅影响了现代文学创作活动,还影响了现代西方文艺批评思潮。
并且,对于后者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
精神分析学批评( ychoanalyticcri ticism)作为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界最具有冲击力的一种理论思潮和文学批评界具有最广泛与持久影响的一种批评理论,便起始于弗洛伊德心理学,是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在文学批评上的运用。
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思想和观点:第一,在文学艺术的性质上,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白日梦。
梦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从古至今不可穷尽的永恒话题,在人类刚刚学会用文字记载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人类就开始了对于梦的探究。
古人往往将梦视为神谕,是人之吉凶祸福的一种预兆,所以古代的方术之中也有释梦之说。
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梦的解析》,把释梦这一传统的方术纳入现代心理学的领域之中,赋予了梦以全新的心理学意义。
弗洛伊德的贡献在于他首次提出了“梦是愿望的达成”的观点,并且围绕这一观点对梦的改装、梦的运作等做了深入的分析。
这一理论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怎样估价也不过分的,因为不仅梦本身乃是人的一种生命显现形式,是人之生活一种重要而又神秘的内容,而且弗洛伊德以此对文学与梦的关系作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界定: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
也就是说艺术的本质是满足无意识本能欲望的方式,艺术作品是为了满足无意识本能欲望而幻想的产物。
作家创作就是通过升华的活动,以能为社会所接受的形式伪装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将性能量转化为艺术文化能量,从而把被人厌恶的幻想通过艺术的表现方式转化为被人欣赏的对象,为人们提供发泄压抑情感的途径,使压抑的身心紧张状态得到舒缓。
因此,文学作品就和梦一样,只是无意识欲望巧妙伪装的结果,从而也可以用释梦的方法解析文学。
第二,在文学艺术创作论上,弗洛伊德主张创作动因产生于力必多的****冲动,创作活动是无意识的或自由联想的心理活动。
弗洛伊德强调精神分析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因此他在文学批评方面,也和病理性分析时一样,将个体的无意识(****冲动和童年经验的混合体)作为文学作品产生的强大的,也是唯一的驱动力。
所以文学创作是欲望的表现,作家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使本能欲望经过改装得到满足和升华。
第三,在文学批评的方法上,批评家应抓住“俄狄普斯情结”等力必多情结来分析作品主体,用艺术家性本能升华作用来评价人物塑造。
弗洛伊德研究人类的心理发展非常重视人的童年时代。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心理发展在前20年中虽然是一个逐步的不断的过程,但也可以把它分为婴儿期、童年期与青春期、成年期,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心理发育特征。
一般情况下,人是稳定地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但如果那一个时期出了问题,发展也会停留,不能登上更高一个阶段。
这种问题被弗洛伊德称之为固结,这种固结最容易在童年时代形成,它往往是由童年时代的某种创伤性经验所致,一旦形成,它就潜藏在人的人格发展动力结构之中。
如果没有机会解开或宣泄这种固结,它就会对人的人格各个阶段的发展产生意识不到却又确实存在的影响,妨碍着人的心理潜力的充分释放。
不过,由于各种固结对人格发展的制约,往往某种固结极有可能导致一种人格的偏差。
对于作家而言,一种特殊的固结也许成就他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于作品中的人物而言,一种独特的固结则有可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艺术典型。
所以,弗洛伊德对创伤经验与童年固结的重视,给世界文学的意义深度带来了极其伟大的理论启示。
因此,形成了通过探讨作家的无意识心态、揭示人物的无意识心理、阐释作品的潜在意义、探究文学创作中的集体无意识以及关注读者的阅读反应来开展文学批评的运作模式。
一位年轻人曾问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先生,您如何评价精神分析的作用
”弗洛伊德回答:“它可以使人类更加了解自己。
”那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精神分析批评呢
无疑,精神分析批评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领域。
以弗洛伊德等人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文论,发现了“无意识”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并由此出发,对文艺现象作出种种独特的解释,揭示出许多过去被忽视的文艺创作与接受的重要心理特征,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一向由与形式或内容相关的纯文艺理论和纯美学理论主宰的文学批评出现了由心理学、宗教研究、神话学等各学科融会而成的新型批评派别,即精神分析批评和原型批评。
同时精神分析方法也深深渗透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欲望与语言的关联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从文学文本的沉默、空白和矛盾中揭示出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变化更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学集体”的“一块探索的高产田”。
而且,它对20世纪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渗透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精神分析批评的局限也是不容忽视的。
作为一个心理医生,弗洛伊德把作品等同于日常的梦,认为作品是“对潜意识欲望的一种想象中的满足,后者又唤起和满足其他人的同样的欲望;”弗洛伊德的做法主要是依据他在精神病学方面充分的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大胆的假说。
例如他在文学分析中引入了“意识”、“无意识”、“潜意识”、“伊德”、“力必多”等心理学概念,并通过作品分析主要寻找作者在写作时的心理层面的线索。
这样的解读文本的方法,似乎确实能够更好地阐释某些含混不清的细节和主题,并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但精神分析只看到了文学作品和梦的相似之处,对作品的分析只注重于心理上,且将艺术的作品当作“真实的病历”,一味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也难免生搬硬套,穿凿附会。
加之弗洛伊德过于拘泥于他的泛性视角,注重对文学活动中“性”的搜寻和解释,逐渐形成一种长于分析短于判断的模式,因而“对于美简直是最最没有发言权的”;同时弗洛伊德的文学观认为艺术是“一种满足的代用品”,是“一种与现实相反的幻想”,使得艺术成为消极的安慰品,变成对现实秩序的维护和妥协,艺术的批判功能消失。
弗洛伊德对作家创作动机的揭示也忽视了作家的理性因素和社会责任感。
总之,单单通过弗洛伊德的透镜来观看一部杰作的文学批评家,往往会有透过有色镜片看艺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危险。
然而,把精神分析理论看作痴人的疯狂而予以拒斥的读者,却等于是让自己白白丢掉了一件不但有助于理解文学,而且有助于理解人性以及读者自身的宝贵工具。
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祯的“神韵”说,与王国维“境界”说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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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儒家“乐教”与孔子“诗教” 王尊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1期 中国古代政治文学观的确立:从孔子“诗教”说到汉儒“政教”观 李世桥 《南都学坛》1998年第1期 孟子 文气的辨析 郭绍虞 《小说月报》第20卷第1期 1929年 文气综论 杜松柏 《文史季刊》第2卷第1期1971年 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 王运熙 《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气说 袁行霈 孟二冬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3辑1985年 孟子养气说试析 陶希圣 《哲学评论》第8卷第1期1943年 孟子养气章的几点解释 陈梦家 《理想与文化》1944年第5期 孟子浩然之气章解 冯友兰 《文艺与生活》第2卷第3期1946年 “以意逆志”辨 吴文治 《光明日报》1963年11月9日 《“以意逆志”辨》辨 唐兰 《光明日报》1963年11月16日 “以意逆志”辨 李壮鹰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2辑1987年 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辨 吕艺 《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孟子的文艺思想 顾易生 《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 孟子对现实的批评及其人文主义精神 董平 《人文杂志》1985年第6期 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影响 董治安 王佩增 《文史哲》1978年第6期 孟子的民本思想浅析 李刚兴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庄子 从“意”到“言” (美)杜维明 《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 庄子言意论及其美学意义 刘绍谨 《江汉论坛》1988年第1期 从言意之辨到境生象外(论庄、玄、禅对古代诗论的影响) 邓乔彬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庄子美学思想平议 吴调公 《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 自然之道与“以自然为美”——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探讨之一 漆绪邦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9辑1984年 “玄览”“游心”和神思——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探讨之二 漆绪邦 《北京师院学报》1985年第9期 读《庄》疑思录——有关庄子文艺思想的片断思考 罗宗强 《南开学报》1985年第2期 漫谈老庄的文艺观和美学观 张少康 《文史知识》1986年第3期 庄子文学思想发微 王达津 《南开学报》1986年第5期 庄子“缘情”思想发微 吕艺 《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虚静”说 朱良志 《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 虚静——庄子审美的核心 赵庆麟 《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 庄子的虚静悟道观及其审美意义 寇养厚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5年第5期 庄子“物化”论的美学意义 王新民 《延安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试析庄子之“忘” 王生平 《新华文摘》1992年第11期 论道家诗学对《六经》经典文本的颠覆与解构 杨乃乔 《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缘论“自然”范畴的三层内涵——对一种诗学阐释视角的尝试 李春青《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何“不可说”——庄子论语言表达困境及其根源 刁生虎 《学术探索》2003年08期 论《庄子》中的创作运思观 梁葆莉 怀化学院学报 2003年第4期 庄子对古代文论的开拓性贡献 王德军.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第3期两汉 概论 诗骚传统与汉代文学思想的建构 许结 《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 两汉的辞赋论 罗根泽 《经世季刊》第1卷第1-4期1940年 汉代对屈原和《楚辞》评价的争论 张少康 《中国文艺理论思想论丛》第3辑1986年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孙元璋 《文史哲》1989年第5期 汉代对诗歌文体功能的论述与“诗言志”传统 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论汉代文学的自觉性及其意义 金化伦 《广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汉初文学思想的历史继承与转换 刘怀荣 《东方论坛》1996年第3期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萧华荣 《泰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司马迁 略论“实录”理论对古代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的影响 王国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 王克韶 《延边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司马迁的实录观与中国文学的自觉 袁伯诚 《历史学》1990年第7期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历史发展 陈子谦 《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傅昭生 《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 顾易生 《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 《毛诗大序》 《毛诗》传序相应说 陈国麟 《国故》1919年第3期 《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 顾颉刚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0卷第120期1930年 浅析毛诗解诗动因及阐释方法 胡晓琳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论《诗序》 廖平 《中国学报》 1913年第四期 《诗序》作者考辨 陈允吉 《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3辑 《诗序》余论 朱冠华 《文史》第20辑1983年 《毛诗大序》论析 夏传才 《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的合理内核 顾农 《福建论坛》1983年第6期 诗有六义起源考 卢自然 《国文学会丛刊》第一卷第2期 1924年 诗六义说 胡蕴玉 《国学》(上海)第一卷第2期 1926年 “六义”说考辨 郭绍虞 《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7辑 谈谈赋比兴 段熙仲 《雨花》1963年第8期 赋比兴的我见 戴君仁 《文史哲学报》1971年第20期 中国古代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赋、比、兴”说 叶嘉莹 《嘉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 从赋比兴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其本义 鲁洪生 《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赋比兴论 黄霖 《复旦学报》1995年第6期 谈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比兴说 王运熙 《文学评论丛刊》第4辑1978年 经学家“比兴”论述评 罗立乾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1979年 兴: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的积淀 赵霈林 《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论“雅” 孙克强 《复旦学报》1991年第6期 论比的感性源头与思维积淀 刘怀荣 《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 追寻“兴”的归宿——兼论“兴”的阐释史 杨明琪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关于《毛诗大序》的重新解毒 汪春泓 《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王充 王充的文学观点及其文学批评 蒋祖怡 《浙江师院学报》1957年第1期 评王充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 蔡钟翔 《文学论集》第2辑1979年 王充与两汉文风 周勋初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2辑1980年 王充论“奇”——读《论衡•起奇篇》札记 石文英 《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论王充的文学批评标准 朱德民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王充论儒 周桂钿 《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 王充文学理论中的真实论 孙宝妹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 概论 魏晋的鉴赏论 罗根泽 《中和报》1934年5月17、27日 南朝何以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发展时期 徐中玉 《艺文集刊》第1辑 论六朝文学理论发达的原因 张文勋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梁代之文学批评 姚卿云 《艺林》1929年第1期 六朝的文气论 廖蔚卿 《思与言》第5卷第4期1967年 从气到风骨——魏晋六朝艺术理论中审美范畴的演进 张节末 《学术月刊》1991年第1期 汉魏六朝文体变迁之一考察 王梦鸥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50卷2期1979年 汉魏六朝文体论的发展 穆克宏 《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 用比较方法看齐梁文学思潮和古今文体之争 刘文忠 《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 傅刚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论魏晋至唐关于艺术形象的认识 敏泽 《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释“放荡”——兼论六朝文风 邓仕墚 《中国文学报》1983年第35期 从文论看南朝人的文学正宗 王运熙 《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 魏晋文学批评对情感的重视和魏晋人的情感观 杨明 《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 六朝文学的绮丽与文学观念的转变 钟仕伦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论魏晋南北朝的审美“虚静说” 袁济喜 《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 论汉魏六朝诗教说的演变及其在诗歌发展中的作用 葛晓音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1986年 论魏晋南北朝文质观念及其所衍生诸问题 颜崐阳 《古典文学》第9期1987年 南北朝文学批评三题 王运熙 《文学遗产》1988年第1期 论儒学对魏晋至齐梁文论之影响——兼论六朝文艺美学之特征 黄景进《中华学苑》1988年第4期 六朝诗评中的意象批评举例 廖栋梁 《辅大国文学报》1988年第6期 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袁行霈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1979年 正始时期玄学影响文学思想的三个途径 卢盛江 《南开学报》1989年第3期 玄学与正始诗歌思想的变化 卢盛江 《南开学报》1990年第4期 正始玄风与正始文学思想 罗宗强 《文史知识》1990年第6期 玄学本末、有无之辨对文学本原、本质论的影响 张连第、吴相道《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文学的自觉与玄学理论 袁峰 《人文杂志》1995年第6期 玄学本体论与魏晋六朝诗学 张海明 《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论六朝诗歌声律说的美感效应 戴燕 《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 魏晋时代非中和艺术观:怨愤孤忧 张小元 《文史杂志》1990年第3期 汉魏六朝小说观念的确定性 董志广 《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第6期 建安时代“文学的自觉”说再审视 孙明君 《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 李文初 《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 詹福瑞 《河北学刊》1998年第4期 “风骨”、“建安风骨”的再认识 王许林 《南都学刊》1988年第4期 建安风骨的原始意义 王少良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六朝文学的发展和“风骨”论的文化意蕴 张少康 《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2期 曹丕《典论•论文》 曹丕《典论•论文》的时代精神 王运熙 《文汇报》1962年1月27日 曹丕“文气”说刍议 陈植锷 《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 曹丕“文气”说新探 涂光社 《文史》第13辑1982年 曹丕文气说考 杨明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1987年 《典论•论文》“齐气”试析 曹道衡 《文学评论》1983年第2期 《典论•论文》与文学自觉 蔡钟翔 《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 《典论•论文》“书论宜理”解 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