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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字易经读后感

时间:2015-06-01 05:11

《周易》读后感1500字

中国国学大讲堂董事长高级研修班(北京班)学孔论孟思辨仁义礼智,参禅悟道感受禅宗道德,修身治企品悟易学人生华夏五千年,中国国学常盛不衰,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四顾寰宇,华夏文化乍起,华商捭阖纵横,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溯本寻源,尽在道然中,尽在古代文明中。

当代企业家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易经》、《六祖坛经》、《心经》、《金刚经》,品味人生之真谛,品味万物运行之玄妙,品味事物发展之必然;再读之,可领悟至中和之妙道,可领悟道发自然之始然,可领悟潮起潮落之轮回。

用国学要义之精神,为当代企业家注入王者之风范,为当代企业注入腾飞之气象,成就完美企业,完美人生。

中国通史 读后感 2500字

版本一:读有感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然而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浩如烟海,如、、及各类野史可谓多如牛毛。

但是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而则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懂得中国的历史,才能使我们无愧为中国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有信心,才能是我们拥有中国人应有的优越感,但是正如先前所说,中国的历史书籍多如牛毛,又多以古文为主,对我们这些对古文向来不怎么“感冒”的人来无疑是一味难咽的苦药。

以白话文的形式对中国历史进行阐述,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送来了一场及时雨,滋润我们那早已干涸的历史细胞。

  中国的兴衰成败,五千年沧桑流变.自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勃兴,仡今已有五千年.我们有过沉默,也有过辉煌;当然,也有过上百年的屈辱,沉默使我们奋进,辉煌使我们自信,屈辱使我们清醒。

  在我们古中国,有着无数的英雄。

  说到秦始皇,无人不说他是一个暴君,但谁又能否认他不是一位英雄呢

是他,统一了我们中国,是他修筑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他,建筑了呀是世界八大奇之一的兵马俑,也是他建筑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

  这些事,在当时的百姓眼里,是一个苦不堪言的结果,都认为他是暴君,而在我们21世纪人的眼里,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远古虽然已经逝去已久,而他们所创造的奇迹却留了下来,他们的事迹都记在了人们的心里。

虽然他们可能当初并未意识到。

  《中国通史》浩如烟海,可就一点,如智慧来自实际,英雄从平凡起步等入手,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能做好。

当然,作为尝试未尝不可。

  我们不是搞历史的,不许对中国的历史有细致入微的理解与独到的见解,然而我们却不能容忍对我国历史的无知,《中国通史》对中国历史进行一简要描述,对于增加我们的历史文化素养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我个人认为还是值得一看的。

版本二:自从阶级的产生与建立以来,人类就步入了政权的建立和破坏之中。

罗贯中曾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题记 我个人认为,封建社会的两大辉煌成就是:中央集权制度和科举制度。

中央集权制度是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都依据中央的意识,即封建社会皇帝的大权独揽,掌握大臣百姓的生死大权,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地位。

在其建立之前的周朝,天下处于“士,大夫,诸侯,天子”的统治利益链,故后来儒家提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道。

孔子也提出“大同”思想,游说列国,建议鲁国等国君恢复周朝的安邦之道,孟子提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治理理念。

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后,使分封的诸侯邦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祭祀礼仪,都能够统一到中央,也为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整个中华民族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科举制度的创立,为读书人打开了一扇实现个人抱负和奉献国家的大门,从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国人造反的念头,并且从表面上,为每个百姓实现人生的价值提供了公平正义透明的平台。

维持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这两大制度,仍然在发挥这它的巨大作用,形成了国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封建观念。

远古时代,是华夏文明的传说岁月。

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的领袖能臣。

伏羲,华夏文明的始祖,初演,把原始社会华夏儿女对于龙的崇拜和未知世界的迷惑,用八卦的样式,推演自然和人生的相命,以至于后世我国很流行巫蛊之术(把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写在此人的木偶上,然后用针刺等等,此人就会遇到灾难疾病而死),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宫廷争宠,很多妃子皇子被卷其中而死。

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王道婆用巫蛊之术陷害贾宝玉和王熙凤,幸亏有通灵宝玉护体。

祭祀礼仪,巫蛊之术,最终演变成为儒家。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授民狩猎耕作制作简易的生活必须工具。

维护着整个华夏文明的文化脉络,现代人也每年都会去黄帝陵去祭拜黄帝。

尧舜禹时期,随着原始居民对农业的重视,黄河的绝提,对大量农田的淹没,历史推出了这三位伟人。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贫富差距的扩大,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人类自私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度过了漫长的远古原始社会,人类前进的步伐,迈向了奴隶社会。

随着大量的古迹遗址被挖掘和考古人员的考究,夏朝是华夏文明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个王朝。

奴隶,作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和生产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劳动密集型才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夏历,天文,地理,数学等,为后来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夯实的基础。

商朝,殷商文化基因,司母大方鼎等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让后人敬畏。

正如今天的商人。

周朝,有很多的值得回味的人和事。

文王拘而演周易。

文王的温文尔雅,民请缨之心,万世流芳。

周公旦,肱股之臣。

还有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

春秋战国,是一个中华文明多产的历史时期。

春秋笔法,百家争鸣;战国七雄,逐入中原。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倡“无为而治”归隐山林,不问世事。

他们的等,就是这种消极入世,积极出世的反应。

他们的文章充满了对立辩证的思想。

如“道可道,不可道;名可名,不可名”。

而与老子其同时代的孔子,面对天下伦理道德的沦丧,礼崩乐奎,游说列国,阐述治国安邦之道,提出“仁义礼智信”,劝告君王实行他的仁政思想,一部,令万世敬仰。

孔子学生3000,72贤士。

战国时期,尔虞我诈,生灵涂炭。

秦穆公,齐桓公等粉墨登场,管仲,商鞅,范蠡等文臣中流砥柱。

秦朝经过几代国君的呕心沥血,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而称帝,从此,中国社会步入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皇帝为九五之尊,天下大权独揽,享有三宫六院,3000佳丽身居宫闱,皇帝本人就是天下最大的地主。

始皇帝在统一六国,免除了百姓的连年战争之苦上,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维护整个华夏文明的一统,功不可没。

但是,他焚书坑儒,大兴土木(修长城,建陵寝)迫使大量的儒士和普通百姓卧死屠刀和劳累之下。

陈胜吴广起义,算是“官逼民反”的最原始的案例了。

项羽的刚愎自用,刘邦的老谋深算,楚汉之争,最终以刘邦建立汉朝而告终。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对匈汝作战,告别先祖的和亲妥协政策。

自古以来,中原就和匈汝,鲜卑,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发生战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司马迁,记录了黄帝---汉武帝之一漫长之史,史家之绝唱,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至关重要。

东汉末年分三国,以魏蜀吴为代表的三国寒士阶级,最终被司马家族建立的晋所取代,政治混乱,民不聊生,浪花淘尽英雄。

魏晋南北朝,更是一个以竹林七贤为奠基的时代,他们崇尚玄学,沉迷酒药用于排解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嵇康的(金庸在《笑傲江湖》借鉴此曲),王粲登楼,刘伶醉酒等,他们内心渴望被社会所用,但黑暗的统治阶级,却不能接受。

隋朝,在宇文化及等人的推动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是,一个搜刮民脂民膏,荒淫无度的皇帝和他所代表的王朝,注定是短暂的。

虽然隋炀帝杨坚力主下修建的京杭大运河,促使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是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借鉴秦汉灭亡的历史教训。

胡人唐朝步入了历史的门槛,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给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注入了生机。

唐朝诗歌,踧踖,陶瓷远播海外。

通波斯,日本,册封国高丽等互通音信往来。

唐朝GDP更是占据全世界的80%,唐朝妇女更是以胖为美,女权运动也很先进。

但盛极必衰,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并没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

五代十国,南北割据,作为历史的一个过渡时期,在后唐主李煜的一声《虞美人》之下,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和平方式,赢得大宋江山,杯酒释兵权,直到南宋的靖康之变,岳飞惨死风波亭,大宋苟延残喘,水浒英雄,也在施耐庵笔下,化为历史的阴影。

蒙古铁骑,从遥远的草原挥师而下,扩疆开遍。

历史总是在重复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

大明王朝在史学上的成而下,扩疆开遍。

历史总是在重复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

大明王朝在史学上的成就是朱棣动土兴建紫禁城,并慢慢的,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师今天的北京。

还有就是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开启了我国和南洋各国交流的先河。

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雍乾盛世,直到道光光绪帝的1840年,中国迈开现代史的步伐。

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进化论》的学说的创立,告诫国人必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一个个华夏民族的屈辱史,世界是平的,并没有什么“天朝上国”之梦,我们的发展必须和全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

孔子云: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

解密麦家读后感10000字

昂首“天问” 谁解其密?----《解密》读后感——昊君《解密》讲述的是一个数学天才成长与毁灭的故事:主人公容金珍有罕见的数学智慧和才华,12岁无师自通的总结出乘法口诀,13岁摸索出等差数列的演算公式.天马行空般的数理思维使他得以参加我国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并曾一度走在国际前列.  在五十年代末的一天,国家的需要和命运的使然,他被神密人神密的带入一个重重守卫、与世隔绝的山谷中,从事破译军事密码解密工作.  在两个人类最聪明的头脑对抗中,一个穷心尽智的编制密码,一个殚精竭虑的破译它,容的天才使他成为了破译界的一颗超星.就在灿烂的前程和无限的荣耀向他走来时,一个偶然事故却铸成了英雄天大的悲剧.  作者麦家以厚实的笔法,诱人的故事,在对一个解密专家命运的解密同时,昂头“天问”,叩响了对人类命运、社会、时代的解密.  我们不免担心的将一个对个体人物的命运的解密,放在当代建筑在视为公理的因果法则的科学上,被很多自然界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这解密是否终将滑向“宿命论”?  在这位天才数学家的眼里,任何怪异的、诡秘的密码,只要是人为的,他的才华都能使他在无序中找到有序,找到它的规律,找到它的“密锁”.但是,他所依据是实验室里得到的严格的因果律则,在自然不加限制的条件下,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时,那怕放在莱布尼兹的上帝“预定和谐”中,他的破译都在自然状况下都会失去效验.这就是他破译不了自身命运之密,陷进了坚韧的执着使他获得别人难得的成功,坚韧的执着又使他轻易的毁掉自己的怪圈.  一代心理大师荣格说过:“我们没有充分体识到:我们在实验室中里,需要极严格的限制其状况后,才能得到不变的可靠的自然律.假如我们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我们可以见到截然不同图像:每一历程或偏或全部要受到几率的干扰,这种状况极为普遍,因之在自然的情况下,能完全符合律则的事件反倒是例外”.  《解密》中那个体人物的命运就是放在这“预定和谐”整体中,被几率干扰得有点悲壮,有点悲怆.但反过来佐证了“正如我在《易经》里读到的,中国人的心灵似乎完全被事物的几率层面吸引住了,我们认为是巧合的,却似乎成了这种特别心灵的主要关注.而我们所推祟的因果律,却几乎完全受到了漠视.我们必须承认,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人类费了无比的精神,竭力要去限制几率所带来的祸害.然而,和几率实际的效果相比之下,从理论上考量所得到的因果关系显得软弱无力,贱如尘土”.  问题是《解密》中那个体人物的命运是偶然性的还是必然性的?荣格根据他多年的临床资料,相信在宇宙中,因果联系不过是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此外还有别的联系,如万物在连绵时空中并排地进行着,有些东西在许多地方基本上同时出现,它可能是思想、符号、心理状态、某个数字、某种物品……等等.  尽管性质不同、形态不一,有着相合的和等价的意义,它们虽分属于各自独立的不同的时空,有不同的演进,不可能发生因果性的联系,却有着巧合性的对应关系,荣格称之为“同步”或“相对的同时性”.  这种共时性的现象在日常中并不少见,如“说曹操,曹操到”、梦中所见到之人,到过之处,后来在现实中有似曾相识之感、梦中所见之考题正好与第二天相符合……等等,虽非每人都能遇上,但绝非杜撰和虚妄.  这在《解密》一书主人公的经历和日记中也大有佐证的.  既然万物在时空中并排地进行着,有些东西在许多地方基本上同时出现,怎么解开这个密?荣格找到了一个密锁:“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周易.系辞上》),“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中庸》).  四川的刘子华用周易解破过星球之密,他在1940年《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行星的预测》的论文,预测出太阳系未被人知的第十颗行星.  荣格在反驳有人以为在中国没有科学时说:我说,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在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如何从个体人物的命运中见之群体、时代的趋势,从时代、群体的趋势见之个体人物的命运,这种“共时性”的解密是一种“新智力”小说,更是种新的“天问”吧?  当解密者把对个体的关注放在对群体、时代、宇宙时,所产生出的新智慧,将会带给我们什么?这就是《解密》这书的开卷有益吧.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读书笔记

《谈读书》为什么读书

启篇便开始谈青年人读书最大的借口就是没有时间。

便说出聚沙成塔的道理,然后在列举出名人们抽空读书的例子。

增长学问,不进则退。

养成读书的习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

“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

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

” 学校的课本范围狭窄,不一定符合你的天性;课本不适合培养兴趣。

读什么书

读书要选择,值得读得书不多。

谈书的书不必读。

列举了外国青年人读的书,和自己读的书。

最后其实并没有答复,因为因人而异,不能全靠指导,要自己探索。

如何读书

作者只提了两点: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需读两遍。

先快读,后慢读。

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和精彩的地方和你自己的见解。

《谈动》烦恼是一种病态。

哲学与人生观无济于事—缺乏修养。

我们都不过是自然的奴隶,要征服自然,只得服从自然。

违反自然,烦恼才趁虚而入,要排解烦恼,也须得使你的自然冲动有机会发泄。

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泄;郁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

《谈静》(感受)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活动的人,也是最能领略的人。

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

能处处领略到趣味的人决不至于岑寂,也决不至于烦闷。

领略趣味的能力固然一半由于天赋,一半也由于休养。

大约静中比较容易出趣味。

你的心境愈空灵,你愈不觉得物界沉寂\\\/旋绕。

《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所以整顿中国,由中央而地方的改革,和由地方而中央的改革须得同时并进。

要身体力行,所谓“君子求诸己”。

《谈十字街头》学术思想出了象牙塔到了十字街头之后,一般化的结果常不免流俗化。

老学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白云观以静坐骗铜子的道士。

易学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街头摆摊卖卜的江湖客。

佛学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祈财求子的三姑六婆和秃头肥脑的蠢和尚。

一种社会所最可怕的不是民众浮浅顽劣,因为民众通常都是浮浅顽劣的;它所最可怕的是没有在浮浅顽劣的环境中而能不浮浅顽劣的人。

围着你的全是浮浅顽劣虚伪酷毒,你只有两种应付方法:你只有和它冲突,要不然,就和它妥洽。

在现时这种状况之下,冲突就是烦恼,妥洽就是堕落。

无论你走哪一条,结果都是悲剧。

假如我们的力量够,冲突结果,也许是战胜。

让我们相信世界达真理之路只有自由思想,让我们时时记着十字街头浮浅虚伪的传说和时尚都是真理路上的障碍,让我们本着少年的勇气把一切市场偶像打得粉碎。

我们要能于叫嚣扰攘中:以冷静态度,灼见世弊;以深沉思考,规划方略;以坚强意志,征服障碍。

总而言之,我们要自由的伸张自我,不要汩没在十字街头的影响中去。

《谈多元宇宙》多元宇宙:人生是多方面的,每方面如果发展到顶点,都自有其特殊宇宙和特殊价值标准。

我们不能以甲宇宙的标准测量乙宇宙的价值。

但是“道德的宇宙”决不是人生唯一的宇宙,而善恶也决不能算是一切价值的标准,这是我们中国人往往忽略的道理。

“科学的宇宙”中的适当的价值标准只是真伪。

“美术的宇宙”的价值标准只是美丑。

“恋爱的宇宙”里,我们只能问某人之爱某人是否纯真,不能问是否应该。

从生物学观点看,生殖对于种族为最大的利益,而对个体则为重大的牺牲。

带有重大的牺牲,不能不兼有重大的引诱,所以性欲本能在诸本能中最为强烈。

“恋爱的宇宙”和“道德的宇宙”虽不必定要不能相容,但在实际上往往互相冲突。

“恋爱的宇宙”中,往往也可以表现出最伟大的人格。

我时常想,能够恨人极点的人和能够爱人极点的人都不是庸人。

恋爱是至上的,是神圣的,所以也是最难遭遇的。

“道德的宇宙”里真正的圣贤少,“科学的宇宙”里绝对真理不易得,“美术的宇宙”里完美的作家寥寥,“恋爱的宇宙”里真正的恋爱人更是凤毛麟角。

恋爱是人格的交感共鸣,所以恋爱真纯的程度以人格高下为准。

《谈升学与选课》“学以致用”本来不是一种坏的主张;但是资廪兴趣人各不同,你假若为社会需要而忘却自己,你就未免是一位“今之学者”了。

任何科目,只要和你兴趣资察相近,都可以发挥你的聪明才力,都可以使你效用于社会。

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算作第二等事。

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

我所谓“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

倘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

哲学和历史,须有一切学问做根底;文学与哲学、历史也密切相关;科学是比较可以专习的,而实不尽然。

《谈作文》音乐、运动和作文。

列举了很多文章的大家,写字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多是一改再改,日积月累的观察和训练。

我想是希望青年人,不要把写出好文章当作一种天赋,而是当作一种可以习得的技能。

文章像其他艺术一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精微奥妙不可言传,可言传的全是糟粕学文如学画,学画可领帖,又可写生。

临帖是指读书,是模仿。

每人总度过几百篇或几千篇名著,揣摩呻吟,至能背诵,然后执笔为文,手腕自然纯熟。

要写生,须勤做描述文和记叙文。

推荐了一本书书《文章作法》夏丏尊,刘薰宇。

《谈情与理》作者首先引出生活应该受“理智”或“情感”支配的争论。

科学家讨论事理,对于规范和事实,辨别极严。

规范是应然,事实是实然。

“依现代哲学家看,宇宙的生命、社会的生命和个体都只有目的而无先见。

”“理智就是先见,生命不受先见支配,所以不受理智支配。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很狭隘的。

第二,我们应该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

以孝为例,孝是情感的,不是理智的。

“仁”胜于“义”,问心的道德胜于问理的道德,所以情感的生活胜于理智的生活。

生活是多方面的,我们不但要能够知(konw),我们更要能够感(feel)。

理智的生活只是片面的生活。

理智没有多大的能力去支配情感,纵使理智能支配情感,而理智胜于情的生活和文化都是不理想的。

《谈摆脱》从悲剧矛盾的产生开始说起“生命旅途上的歧路尽管千差万别,而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有所取必有所舍,这是自然的道理。

”有人徘徊顾虑,有人坐这山望那山。

“摆脱不开”是人生悲剧的起源。

“认定一个目标,便专心致志的往那走,其余一切置之度外,这是成功的秘诀,也是免除烦恼的秘诀。

”“长枪短戟,用各不同,但精其一,已足致胜。

汝才有偏向,姑发展其所长,不必广心博骛也。

”十年以来,说了许多废话,看了许多废书,做了许多不中用的事,走了许多没有目标的路,多尝试,少成功,回忆师训,殊觉赧然,冷眼观察,世间像我这样暗中摸索的人正亦不少。

再说世人:请问街头那纷纷群众忙的为什么了,为什么天天做明知其无聊的工作,说明知起无聊的话,和明知起无聊的朋友周旋了。

在我看来,这都是由于“摆脱不开”。

因为人人都“摆脱不开”,所以生命便成了一幕最大的悲剧。

《谈在露浮尔宫所得的一个感想》假如这几点在人生和文化上自有意义与价值,“效率”决不是唯一的估定价值的标准,尤其不是最高品的估定价值的标准。

最高品估定价值的标准一定要看重人的成分,遇见一种工作不仅估量它的成功如何,还有问它是否由努力得来,是否为高尚理想与伟大人格之表现。

我记得这几句话,所以能惊赞热烈的失败,能欣赏一般人所嗤笑的呆气和空想,能景仰不计成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谈人生与我》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

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善尽美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

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

附一 无言之美附二 悼夏孟刚附三 朱光潜给朱光潸代跋 “再说一句话”附录《再谈青年与恋爱结婚》结婚是为传种,恋爱是结婚的准备;最适宜的恋爱期是最适宜的结婚期,最适宜的结婚期是身心发育完全而能力足以教养子女的时期。

(值得商榷)《谈理想的青年》头一项是运动选手的体格。

其次是科学家的头脑。

所以过生活就是解决环境困难所给的问题。

一切问题的解决都须遵照一个原则,在紊乱的事实中找出一些条理秩序来。

会尊重事实,会搜集事实,会见出事实中间的关系,这就是科学家的本领。

要得到这个本领,你必须冷静、客观、虚心、谨慎,不动意气,不持成见,不因个人利害而歪曲真理第三是宗教家的热忱。

他们见得一件事应该做,就去做,就去做到底,以坚忍卓绝的精神战胜一切困难,百折不回。

最后是艺术家的胸襟。

有艺术家的胸襟,才能彻底认识人生的价值,有丰富的精神生活,随处可以吸收深厚的生命力。

《谈谦虚》说来说去,做人只有两桩难事,一是如何对付他人,一是如何对付自己。

这归根还只是一件事,最难的事还是对付自己,因为知道如何对付自己,也就知道如何对付他人,处世还是立身的一端。

自己不易对付,因为不容易认识,正如有力不能自举,有目不能自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看浅一点,谦虚是一种处世哲学。

看深一点,谦虚是一种宗教情绪。

人生本来就有许多矛盾的现象,自视愈大者胸襟愈小,自视愈小者胸襟愈大。

这种矛盾起于对于人生理想所悬的标准高低。

标准悬得愈低,愈易自满,标准悬得愈高愈自觉不足。

意识到人性的尊严而自尊,意识到自我的渺小而自谦,自尊与自谦合一,于是法天行健,自强不息,这就是《易经》所说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

《给苦闷的青年朋友》苦闷不一定就是坏事,它可能由窒息而死,也可能由透气而生。

它是或死或生之前的歧途,可以引入两个极端相反的世界。

苦闷是危难时期青年人所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是这只能是一个阶段,不能长久在这上面停止着。

若是止于苦闷,也终必消磨锐气,向引起苦闷的恶势力缴械投降。

我所谓孤臣孽子的苦闷是奋斗的激发力,挣扎的序曲。

印刷术是谁发明的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它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升为印刷术的始祖。

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

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

既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又给文化的传播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和石刻给印刷术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性的启示,用纸在石碑上墨拓的方法,直接为雕版印刷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印刷术经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的发展,给人类的发展献上了一份厚礼。

  【印刷术的起源】  印章在先秦时就有,一般只有几个字,表示姓名,官职或机构。

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

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在结扎处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称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这是当时保密的一种手段。

纸张出现之后,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

据记载在北齐时(公元550~577年)有人把用于公文纸盖印的印章作得很大,很像一块小小的雕刻版了。

  1、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时期的铜印。

  2、晋代著名炼丹家葛洪(公元284~363年)在他著的《抱朴子》中提到道家那时已用了四寸见方(13.5×13.5)有120个字的大木印了。

这已经是一块小型的雕版了。

  3、佛教徒为了使佛经更加生动,常把佛像印在佛经的卷首,这种手工木印比手绘省事得多。

  4、碑石拓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很有启发作用。

刻石的发明,历史很早。

初唐在今陕西凤翔发现了十个石鼓,它是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秦国的石刻。

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

东汉以后,石碑盛行。

汉灵帝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的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

历时8年,全部刻成。

成为当时读书人的经典。

很多人争相抄写。

后来特别是魏晋六朝时,有人趁看管不严或无人看管时,用纸将经文拓印下来,自用或出售。

结果使其广为流传。

  5、拓片是印刷技术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古人发现在石碑上盖一张微微湿润的纸,用软槌轻打,使纸陷入碑面文字凹下处,待纸干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上墨汁,在纸上轻轻拍打,纸面上就会留下黑地白字跟石碑一模一样的字迹。

这样的方法比手抄简便、可靠。

于是拓印就出现了。

  6、印染技术对雕版印刷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印染是在木板上刻出花纹图案,用染料印在布上。

中国的印花板有凸纹板和镂空板两种。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公元前165年左右)出土的两件印花纱就是用凸纹板印的。

这种技术可能早于秦汉,而上溯至战国。

纸发明后,这种技术就可能用于印刷方面,只要把布改成纸,把染料改成墨,印出来的东西,就成为雕版印刷品了。

在敦煌石室中就有唐代凸板和镂空板纸印的佛像。

  印章、拓印、印染技术三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再加上我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雕版印刷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印刷术的种类】  印刷的种类大致可分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凹板印刷和孔版印刷(丝网印刷)。

  凸版印刷:  凸版印刷的历史最悠久最普及,版面图像和文字凸出部分接受油墨,凹进去的部分不接受油墨,当版与纸压紧时,油墨就会印在纸上。

印刷版材主要有:活字版、铅版、锌版、铜板,感光树脂版等。

有些书刊、票据,信封、名片等还在使用凸版印刷;需特殊加工的例如:烫金、银,压凹凸等,一般也使用凸版印刷。

  平版印刷:  这是目前最常见,最广泛应用的印刷方式。

图像与非图像在同一平面上,利用水与油墨现相互排斥原理,图文部分接受油墨不接受水份,非图文部分相反。

印刷过程采用间接法,先将图像印在橡皮滚筒上,图文由正变反,再将橡皮滚筒上的图文转印到纸上。

画册、画刊广告样本,年历等等均可采用此印刷方式。

  凹板印刷:  凹板印刷与凸版印刷原理相反。

文字与图像凹与版面之下,凹下去的部分携带油墨。

印刷的浓淡与凹进去的深浅有关,深则弄,浅则淡。

因凹板印刷的油墨不同,因而印刷的线条有凸出感。

钱币、邮票、有价证券等均采用凹板印刷。

凹板印刷也适于塑料膜、丝绸的印刷。

由于凹板印刷的制版时间长,工艺复杂等原因所以成本很高。

  孔版印刷:  又称丝网印,如果在小学时见过老师刻蜡版印卷子,那么就更好理解此种印刷方式了。

利用绢布、金属及合成材料的丝网、蜡纸等为印版,将图文部分镂空成细孔,非图文部位以印刷材料保护,印版紧贴承印物,用刮板或者墨辊使油墨渗透到承印物上。

丝网印刷不仅可以印于平面承印物而且可印于弧面承印物,颜色鲜艳,经久不变。

适用于标签,提包,T恤衫,塑料制品,玻璃,金属器皿等物体的印刷。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将书稿的写样写好后,使有字的一面贴在板上,即可刻字,刻工用不同形式的刻刀将木版上的反体字墨迹刻成凸起的阳文,同时将木版上其余空白部分剔除,使之凹陷。

板面所刻出的字约凸出版面1~2毫米。

用热水冲洗雕好的板,洗去木屑等,刻板过程就完成了。

印刷时,用圆柱形平底刷蘸墨汁,均匀刷于板面上,再小心把纸覆盖在板面上,用刷子轻轻刷纸,纸上便印出文字或图画的正像。

将纸从印板上揭起,阴干,印制过程就完成了。

一个印工一天可印1500~2000张,一块印板可连印万次。

  刻板的过程有点象刻印章的过程,只不过刻的字多了。

印的过程与印章相反。

印章是印在上,纸在下。

雕版印刷印刷的过程,有点象拓印,但是雕版上的字是阳文反字,而一般碑石的字是阴文正字。

此外,拓印的墨施在纸上,雕版印刷的墨施在版上。

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既继承了印章、拓印、印染等的技术,又有创新技术。

  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专家认为雕版印刷的起源时间在公元590~640年之间,也就是隋朝至唐初。

唐初已有印刷品出土。

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刚经”末尾题有“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样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记载的印刷品。

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开始只在民间流行,并有一个与手抄本并存的的时期。

唐穆宗长庆四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中有“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

“模勒”就是模刻,“烨卖”就是叫卖。

这说明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白居易的诗的传播,除了手抄本之外,已有印本。

  1944年,发现于成都唐墓,是唐末期的雕版印刷品。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雕版印刷唐代尚未盛行。

五代时期开始印制大部儒家书籍冯道始印“五经”。

以后,经典皆为版刻本。

  宋代,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各种印本甚多。

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枣木。

因此,对刻印无价值的书,有以“灾及梨枣”的成语来讽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枣树木。

可见当时刻书风行一时。

  雕版印刷开始只有单色印刷,五代时有人在插图墨印轮廓线内用笔添上不同的颜色,以增加视觉效果。

天津杨柳青版画现在仍然采用这种方法生产。

将几种不同的色料,同时上在一块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于纸上,印出彩色印张,这种方法称为“单版复色印刷法”。

用这种方法,宋代曾印过“会子”(当时发行的纸币)。

  单版复色印刷色料容易混杂渗透,而且色块界限分明,显得呆板。

人们在实际探索中,发现了分板着色,分次印刷的方法,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几块印刷板分别载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于同一张纸上,这种方法称为“多版复色印刷”又称“套版印刷”。

“多版复色印刷”的发明时间不会晚于元代,当时,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县)所刻的《金刚经注》就是用朱墨两色套印的,这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

多版复色印刷在明代获得较大的发展。

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中心。

明代设立经厂,永乐的北藏,正统的道藏都是由经厂刻板。

清代英武殿本及雍正的龙藏,都是在北京刻板。

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

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活字印刷的发明】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

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

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

  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

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

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

  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已发明,未能广泛应用”。

古代的印章对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启示作用。

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

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

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

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

便可进行印刷。

用这种方法,印二、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多了,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

为了提高效率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

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

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制成20多个字,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

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

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

毕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实验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与粘药固结后不易去下,才改用胶泥。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

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

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

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

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

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

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这对一个公爵来说就算不了什么。

  元代的姚枢(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

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

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说略》。

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升用过的方法。

  19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升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

他费事30年,制泥活字10万多个。

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

此后,他又印了许多书。

20世纪60~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

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

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升的发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1962年发现于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与杨古同时代的王祯(1271~1368年)创制了木活字。

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是一位农学家,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

王祯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这本书内。

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 万多个,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效率之高。

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

用轻质木材作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

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

他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

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

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

元代木活字印本书虽已失传,但当时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则有几百个流传下来。

  明代木活字本较多,多采用宋元传统技术。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世庙识余录》、嘉靖间(约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术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空前的发展。

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

印制该书共刻成大小枣木木活字253500个。

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

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个发展方向。

在王祯以前,已有人用锡做活字。

但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难于推广。

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

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数量达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了,估计用铜活字达100~200万个。

  【印刷术的发展】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间,即公无1041-1048年间,一位名叫毕升的普通劳动者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沈括比毕升小十几岁,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毕升制造的陶活字后来归沈括的侄子所有,因此,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是翔实可信的。

  然而,一些欧洲人曾经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谷腾堡。

谷腾堡是西德人。

他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公元1440-1448年间的事,比毕升发明陶活字印刷术整整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象任何发明创造一样,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有它的社会需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的。

中国社会进步到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都需要迅速地大量地传播信息。

活字印刷术正是为解决这个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问题而产生的。

印刷术必须用纸和墨。

中国早在汉代就发明了纸和油烟、松烟两种墨。

纸和墨的发明为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战国秦汉以来出现的印章和拓碑等复制文字、图画的方法又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顾名思义,印刷术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两种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这道工序的名称。

从印刷术的命名中已经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缘关系。

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术的两个渊源。

  早在公元前4世纪,即战国时期,私人印章就已经很流行了。

那时称为“玺”。

秦始皇灭六国,得楚和氏璧,凿国玺,“玺”字从此被封建帝王所垄断。

皇帝的印章才得称玺,一般人的玺只好称印称章。

汉代印章盛行。

起初的印章多是凹入的阴文,用于封泥之上,后来纸张流行,封泥逐渐失去效用,水印起而代之,凸起的阳文多起来。

印章创造了从反刻的文字取得正字的方法,阳文印章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写的文字取得阳文正写的文字的复制技术。

  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只能容纳姓名或官爵等几个文字。

东晋时期,道教兴起。

道教的一派注重符录。

他们在桃木枣木上刻文字较长的符咒,从而扩大了印章的面积。

据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道家有一种刻着120个字的复印。

可见当时已经能够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

这实际上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拓碑是印刷术的另一个渊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当时儒家典籍全凭经师口授,学生笔录。

因此,不同的经师传授同一典籍也难免会有差异。

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

为了免除从石刻上抄录经书的劳动,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拓碑的方法。

拓碑的方法很简便。

把一张坚韧的薄纸浸湿后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张吸水的厚纸,用毛刷轻敲,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时为止,然后揭去外面的厚纸,用棉絮或丝絮拍子,蘸着墨汁,轻轻地均匀地往薄纸上刷拍,等薄纸干后揭下来,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

这种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内凹的阴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阳文。

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正写。

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

后来,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从而传拓。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曾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这和雕板印刷已经所差无几了。

  在唐代,印章与拓碑两种方法逐渐发展合流,从而出现了雕板印刷术。

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到当时杨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用来换茶酒。

“模勒”就是刊刻。

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雕板印刷术的最早记载。

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据东川节度使冯宿的报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

冯宿在他的报告中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已飞满天下。

”可见当时民间从事雕板印刷业的人是很多的。

1900年在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题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

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

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

这书的形式是卷子,长约1丈 6尺,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

最前面是一幅扉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只树给孤独园说法的情景。

其余印的是《金刚经》全文。

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随着印刷品种和数量的急剧增长,每印一种书就要雕刻一回板,耗费的人力物力相当可观。

于是,就向人们提出寻求一种更简便、更经济的印刷技术。

至迟到唐代后期,已经有了用单个佛象印连续重复印制的千佛象手卷。

过去英、法、德、日等国家的考古队在中国新疆各地曾发现过大量的这种千佛像手卷。

英国博物馆藏有一幅这样的手卷,全长17英尺,约合5.18米,上面印着468个佛像。

另外,在雕板过程中,刻错字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刻错一个字就废掉一块板太可惜、太浪费了。

聪明的工匠们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用凿子将错字挖掉,再用一块同样大的木块刻好字补上。

这些都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经验、借鉴。

由此可见,虽然活字印刷术是毕升个人的发明创造,但这里面确实凝聚着前朝历代很多劳动者的智慧。

  印刷术的发明自从有了纸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多起来了,对书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晋朝初年,官府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南北朝时候,梁元帝在江陵有书籍七万多卷、隋朝嘉则殿中藏书有三十七万卷,这是我国古代国家图书馆最高的藏书记录。

除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也越来越多。

比如晋朝郭太,有书五千卷;张华搬家的时候,单是搬运书籍,就用了三十辆车子。

印刷术发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张华那样的富人才能有这么多的藏书,一般人要得到一两本书也很不容易,因为那时的书都是手抄本。

要抄这么多的手抄本,得花费多少人力呀

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怎么能够满足社会上的需要呢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科学发明,只要社会上迫切需要它,同时又有产生它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会很诀出现的。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这样。

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社会上已经广泛应用印章和拓碑。

印章有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刻的字是凸出来的,阴文刻的字是凹进去的。

“如果使用阳文印章,印到纸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

但是印章一般比较小,印出来的字数毕竟有限。

刻碑一般用阴文,拓出来的是黑底白字,不够醒目。

而且拓碑的过程比较复杂,用来印制书籍也不方便。

但是,拓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石碑面积比较大,一次可以拓印许多字。

如果截长补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点结合起来呢

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

我国劳动人民在拓碑和印章这两种方法的启发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画,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画突出在板上。

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

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自纸复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

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成功了。

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

  我国的雕版印刷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

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多数人认为是在唐朝时候发明的。

  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徐勇凌《鹤舞凌霄》读后感1500

考试书目怎么读对于考试用到的教材,尤其是高考课本,是需要特别认真的去读的,不仅是书上的每一个段落要认真去看,就连书下的小字注释也不要放过,都要好好去思考,认真去理解、琢磨,一旦考试出现就要有印象并且做对。

对于高考所以课本,尤其是必修书目,最好的方法就是全部背下来,这样才能考高分,屡试不爽。

文学类作品怎么看对于文学类作品等课外读物,大家在阅读之前最好先查一下资料,了解小说、诗歌、散文等讲的是什么内容,主要故事情节是什么,了解了大体讲的是什么内容及主题以后,再去看书就会事半功倍,看起来速度也会很快,一目十行也不为过。

重要内容怎么阅读在阅读一些散文篇目时,尤其是考试时遇到的散文阅读类题目,需要根据自己的习惯去做。

可以先浏览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去看文章,在阅读原文时,感觉重要的内容就用笔画下来,涉及到答案相关的语段也要画下来,最后再对比问题找答案,精确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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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法及略读法在读任何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时,读书方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灵活做出选择。

当时间充裕,并且需要对所读内容仔细品味时,就要字斟句酌的去读,理解每一句的意思,甚至读懂问什么用这个字而不用另外一个字,好在哪里;当只要大概了解是什么意思时,只需要囫囵吞枣的去读即可,甚至时间来不及时也可以看读书笔记或者中心思想概括等。

在读书这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具体要读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个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但是如果能事先了解主旨大意,读书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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