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博物馆英文怎么说
我有一部分，不过是文字说明，你要彻底把它变成导游词可能还需要润色得口语化一点：简介：广东省博物馆是一座省级综合性博物馆，于1959年10月1日落成开放，现有藏品16.7万余件，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社会实践基地。
2003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投资9亿元在广州珠江新城建设广东省博物馆新馆。
2010年5月18日，作为广东省“十项工程”的重点建设项目和建设文化大省三大文化设施之一的广东省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新馆总占地面积4102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6980平方米，陈列展览面积达21000平方米。
新馆外形犹如一个精雕细琢的古代透雕宝盒，里面盛满各种珍宝，吸引着观众揭开宝盒里面的秘密。
新馆以广东历史民俗、艺术、自然为三大主要陈列方向，其中包括历史馆、自然馆、艺术馆三大部分，另外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先进的管理系统将使省博物馆新馆成为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
馆藏端砚、潮州木雕、广彩瓷器、石湾陶塑、广州牙雕等传统工艺到自然标本，一应俱全。
新馆包括广东历史文化陈列、广东自然资源陈列、土火之艺——馆藏历代陶瓷展览、紫石凝英——端砚艺术展览、漆木精华——潮州木雕艺术展览等几大基本陈列，全面反映广东地方历史、文化、民族、民俗、自然变迁与发展等方向的情况。
广东历史文化展：本展览为我馆基本陈列之一。
共展出文物一千五百多件套，照片三百多张。
展览通过文物、图片、油画、雕塑、模型、多媒体、复原场景等丰富的展陈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广东从马坝人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文化变迁。
其中长达四十米的猎德龙舟、迄今发现的国内唯一一套广州外销壁纸、雕工精湛的象牙雕镂空提盒、国内罕见的詹天佑亲笔签名的《京张路工摄影》相册等都是该展的亮点。
镶嵌历史元素的广东海陆图、大型历史主题油画、大型壁画与建筑相结合的复原场景、近代名人雕塑群等艺术设计使该陈列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让你感受到广东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特色。
广东历史文化陈列：广东历史文化陈列分“南粤源流”“扬帆世界”“继往开来”和“粤海烽火”四部分，以专题形式向观众介绍广东历史文化风貌，突出展示三大民系、海上贸易、近代广东等闪亮历史，表现广东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的独特文化特色。
广东最早的人类：1958年，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县马坝镇的狮子山石灰岩洞的石缝中偶然发现了马坝人的头骨化石。
马坝人是广东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古人类。
经过铀系法测定，马坝人生活在距今约12.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是介于中国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一种古人类型，属早期智人，是直立人转变为早期智人的重要代表。
和马坝人头盖骨一起发现的还有19种动物种属化石，包括鬣狗、大熊猫、剑齿象，属于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三大民系：广东的汉族居民，按照语言和地域的差异，主要可分为广府、客家与潮汕三大民系。
广府人主要生活在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以广州话为标准话；潮汕人主要生活在广东东部地区，以潮汕话为标准话；客家人则生活在广东东北地区，以客家话为标准话。
三大民系的形成，是中原汉族与岭南土著长期融合的结果。
较大规模的整合始于秦征岭南，经过两晋、两宋、明末三次移民高潮，逐渐形成了在生活习俗、文化意识上各具特色的三大民系。
猎德龙舟：该龙舟征集于广州猎德村，因其体型庞大，早在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建成之前就已经整体悬吊进入四楼展厅，是最早“入住”广东省博物馆新馆的一件展品。
猎德龙舟长42米，最宽处达1.18米，重约4吨，船身画满荔枝、杨桃等岭南佳果形象，也被叫做“猎德花龙”。
龙舟造于上世纪80年代，2004年时，参加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获得了传统龙项目第一名。
潮汕工夫茶：潮汕工夫茶一枝独秀于中国茶艺之林，它以用具精细、冲饮讲究、茶味酽香而远近闻名，以“和、爱、精、洁、思”的文化内涵入潮汕人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红白喜事、宴客答谢、纠纷调解还是商业活动，凡事都离不开工夫茶。
十三行：广州十三行，又称广东十三行、十三洋行，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公园附近，是清朝在广州设立的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商行数目并不是一个确数，嘉庆十八年和道光十七年刚好为13家，被约定俗成地称为“十三行”。
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史称“一口通商”。
广州由此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而广州十三行则成为垄断全中国对外贸易的地方。
粤语发音转化而来、兼具广东和广州之意的Canton成为重要的世界贸易中心的代名词，广州也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窗口。
吴六奇墓陶俑：吴六奇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客家人。
早年行乞，曾投靠南明桂王朱由榔，清兵攻克潮州时投降于平南王，参与绥靖反清复明的势力，以功升广东水陆师提督。
这三套陶俑出土于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吴六奇墓，其中，陶坐衙模型真实反映了官衙场面；陶出巡模型，是当时有较高地位的官员出巡场景的生动写照；陶内庭生活模型，是上层贵族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
三套人俑捏造各具神态，带有粤东北客家地方浓郁民俗民情色彩，是我国考古出土陶塑中继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反映墓主人生前历史不可多得的陶瓷作品。
（陶坐衙模型器、陶出巡模型器、陶内廷生活模型器）南海一号：是考古工作者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一艘南宋古沉船，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船内文物丰富，估计有6万至8万件。
经过20年的水下考古，2007年，“南海一号”实现世界首创的整体打捞并正式入驻“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南海一号”出水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金银器、铜器、铁器、瓷器等等。
瓷器是出水文物的大宗，有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磁灶窑等著名窑口的产品。
“南海一号”为研究中国海上交通贸易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南澳一号：是一艘明代沉船，2007年在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岛海域被发现。
目前共发掘出水了11000多件文物。
主要为明代粤东或者闽南及江西一带民间瓷窑生产的青花瓷器，其中以漳州窑的青花为大宗。
“南澳一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为研究明代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填补了16-17世纪大航海时代我国海外贸易政策转变，东南沿海经济结构变化等资料的空白，入选201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鎏金腰带：此器物出水自南宋沉船“南海一号”，是1987年第一次试探打捞时出水的文物。
它全长1.7米，重566克，以四股八条鎏金铜丝编织而成，一端为蛇形钩，另一端有四个小环可调节松紧，样式奇特，呈异国情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实物见证。
外销化《广州港全景图》：外销画是18-19世纪时中国画师采用西洋技法绘制的外销艺术品，题材以广东自然风物，市井风情为主，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心，影响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
这件由著名外销画师煜呱创作的《广州港全景图》为布本油彩，绘于约1845年，长2米，描绘了从沙画、十三行商馆区直至大沙头附近的东平炮台一带珠江北岸的广阔图景，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外销油画，由广东省博物馆专家从欧洲征集回来，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堪称清代广州的手绘照片。
珠江版的“清明上河图”。
《孙总理实业计划图》：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说：“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
”近代广东，风起云涌，群英荟萃。
鸦片战争、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国共合作，许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在此发生，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大量杰出人才涌现，他们为挽救民族危亡和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孙中山先生1919年撰写的《实业计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工业化方案。
后人根据他的著作于1930年绘制的《孙总理实业计划图》，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建设北方、东方和南方大港，开采矿产，整治长江等宏伟计划。
和辑百越：公元前184年。
冼夫人：驰骋岭南六十余年，推行汉人礼制，促进民族融合，推动岭南社会进步，岭南圣母。
煎堆：用糯米粉、爆谷、芝麻、糖做成。
据说原为中原先民祭牲的仙果，移民南迁时随身携带，以祈逢凶化吉，从此流传下来成为必备的年宵品，广东的九江煎堆和龙江煎堆最为有名。
栾樨饼模：栾樨饼，以栾樨叶和米粉为原料，在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拜神后食用，民间认为吃过此饼可以辟邪，小孩不生疥疮。
中华茶室美点期刊：十年九月四号，第十二期，星期日，厦历八月初三日越点：明虾条面三角，会鸡丝饭 二角，虾皮蚧角 一角，荷闲鹅卷 一角，萝白酥饼，鲜虾汤饺，虾蚧粉果甜点：鲜藕精糕，玫瑰莲卷，鸡油糍糕，酥皮蛋挞，湔山莲粽另备面食河粉，多种不能尽列严茶定格龙凤定席：龙凤四喜汤，雪影绿仙桃，双乡炖蜜水，大地田鸡炖，碧绿豆炖鸡，八珍扒大鸭……十大名菜：龙凤鱼肚，时菜扒鸭，壕油焗子鸡，凤肝炒雀片，四宝烩鱼唇，红烧海鲜，纲油烧鸡卷，明炉切乳猪，好事养财，南乳扣肉，加饭菜陆羽居大酒家：凤黄公鱼腌顶肉，家鸽炖广肠，大地扒津菜，香茹焗
，白灼
，银
肾球，湘莲炖大肠，
菜扒肘子……年晚煎堆新年大吉：广州话桔、吉同音，故广州人常在逛花街时买盆桔贺新年，希望来年大吉大利。
波罗鸡：用纸扎和鸡毛粘成的工艺品，在波罗诞上售卖，据传在十万只波罗鸡中，有一只会像真鸡一样啼叫，买到的人会好运连连唱龙舟苦口良药：凉茶，是指用药性寒凉并清暑解热的中草药煮的药剂，喝凉茶是广州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鸡公榄：广州地区的一种零食，卖榄人用盐或糖腌制橄榄，并制作大公鸡模型，将模型套在身上，吹唢呐模仿公鸡的叫声，边走边叫卖，尤其吸引小孩子。
晒腊肉：晒制地道的广式腊味煲仔饭：用小煲锅煮饭，并加入各种菜料，是广州地区的特色美食艇仔粥：广州胥家食品，水上主人以船为家，在船上煮粥沿江叫卖，叫艇仔粥书在肚里：钉木屐：工夫茶：岭南人一生：催生礼：孕妇临产月月初，娘家送来鸡蛋（催生蛋），以求生产顺利。
开腥礼：小儿出生三天，请算命先生为其排生辰八字，俗称“扎时”，并择吉日“开腥”——产妇由吃素转入吃荤，开腥当天，主人家备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外婆则备衫裙、肚兜、鞋帽、披风、小被、金银首饰送给外孙，备公鸡、猪肉、鸡蛋祭拜“公婆”神。
满月礼：满月时，公公婆婆为小孙剪去胎发，去旧迎新，迎吉祥，此后可以去门口，见生人四月礼：小儿满四个月时，可戴外婆送的金银首饰、坐竹椅（俗称母仔椅），当年不能出门（俗称脱产），以后可出远门周岁礼：小儿第一次生日，称“头生日”，吃红鸡蛋、甜面条，猪肉豆粉丝。
桌子上放文房四宝、刀、弓、脂、粉、针、线、金银财宝等玩具，由小儿自选，由此判断小儿长大后的性情志向入学礼:小儿入学第一天，父母备猪肝炒芹菜、煮鲮鱼、红鸡蛋、豆干炒葱、明糖，带着小孩前往拜祭孔子，然后让小孩吃这几道菜。
“肝”和“官”、“芹”和“勤”、“葱”和“聪”、“鲮”和“龙”，在潮语里发音相同，明糖表示聪明。
成人礼-“出花园”:孩子15岁时，父母为其“出花园”。
关于“出花园”，据载“生子虑难养者，辄请禄神到家供养，侯此子十六(俗多十五岁)请道士以纸为园，设列盆花，令此子做其中，道士扮花公花母为之宣诵，即毕，谴出，焚园，谓之出花园，乃罢禄神之祀。
”婚礼-进门:结婚当天凌晨，新娘在老婶、青娘母和几位未婚姑娘的陪伴下乘花轿到婆家。
新郎、新娘携手进家门。
婚礼-请拜:结婚当天上午，新娘向长辈下跪敬甜茶，长辈祝贺新娘并送“赏面”--金、银或红包，新娘则以衣衫、棉布作回礼。
婚礼——捣奔缸：新娘由家婆和青娘母带着到自家奔缸边，用称杆捣奔缸，青娘母则念：“奔缸捣浮浮，饲猪打过牛”，以示新娘进门后六畜兴旺、生活美好。
婚礼-分香包:结婚当天，新娘把婚前做好的香包分送给新郎的亲朋好友、邻里乡亲，以示新娘的心灵手巧。
婚礼-饮茶:拜寿以后，大家一边喝着功夫茶，一边谈笑拉家常，其乐融融。
寿礼-庆寿:寿是“五福”之首，尤其是六十大寿(一个甲子)，意义更为重大。
生日当天，儿子媳妇准备三牲或五牲、鸡蛋、豆粉丝、寿桃、糖到乡里神庙敬奉神爷公;在家招待亲朋好友准备酒席。
寿者接受儿孙跪拜请安、朋友致礼。
礼毕侍茶赴宴。
“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客家人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开荒山、辟梯田，用简单的劳动工具辛勤耕耘，营建家园，繁衍生息。
汉代的徐闻港、合浦港，唐代的扶胥港，明代的黄埔港，见证了广东两千多年海上贸易的辉煌历史。
汉代的楼船，唐宋的木兰舟，明清的广船，承载着广东人走向东南亚、非洲、欧美等地，谱写了广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圈东方中心的传奇。
神会官冲窑：为唐代广东著名的外销官窑之一，产品以青釉为主，施釉厚薄不均，一般不到底，在一些东南亚国家遗址中有出土。
梅县水车窑：晚唐时期广东著名的外销瓷窑之一，该窑所烧的青釉瓷器釉面莹亮，玻璃质感强，开细小纹片，其产品在一些亚洲国家均有出土。
湖南长沙窑：唐代中国重要的外销瓷窑之一，以铜红窑下彩瓷为主，开创了中国釉下彩瓷的先河，该窑产品由广州港外销到海外，在北非及亚洲各国遗址中部有出土。
番禺石马村墓葬出土瓷器：此处出土的青釉瓷，是南汉皇帝刘晟生前御用瓷器、釉色晶莹，造型秀巧，此类器物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有发现。
潮州笔架山窑：是北宋时期广东重要的外销瓷窑之一，其产品以青白釉为主，器形规整，胎体轻薄，在亚洲各国都有出土。
广州西村窑：北宋时期广东著名的外销瓷窑之一，以青釉和青白窑为主，纹饰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代表，在东南亚各国均有发现。
湛江雷州窑：南宋至元代广东著名的外销瓷窑之一，以釉下褐彩纹饰为主，器形敦厚古朴，在北非及亚洲等地都有发现。
佛山石湾窑：创烧于唐代，兴盛于明清，产品胎体厚重，釉色以窑变釉、雨淋墙为代表，以鲜活灵动的石湾公仔受到海外市场欢迎。
该窑产品在东南亚等地都有发现。
饶平九村窑：以青花瓷为主，纹饰枝叶纷披，粗犷流畅，类似产品在东南亚亦有发现。
惠阳窑：所产瓷器仿龙泉窑，施釉厚重，青翠莹亮，在东南亚各国都有发现。
十七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饮料的革命”，咖啡、可可，中国茶成为风靡上流社会的奢侈消费品。
一六一零年，荷兰商人首次向欧洲运销中国茶叶。
此后，茶叶逐渐取代了丝绸的地位，成为中西贸易的主要货品。
银缉私巡船：清朝官府到商船实行维护海防建设的巡船。
德化窑达摩执鞋像：清，达摩“负履西归”，达摩去世三年后，背着一只鞋子上西天……种牛痘：一七九三年英国人爱德华·詹纳发明的预防天花的医术，清嘉靖十年即一八零五年，《种痘奇书》在中国刊行。
广州十三行行商行敦地、潘有度、卢观恒出巨资，每年定期在洋行公所为幼儿接种牛痘。
基督教传教士伯驾（1804-1889）：是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医生，1834年来到广州，1935年在新医院街开设“
医局”，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
“石室”教堂模型：广州圣心大教堂是现存中国最大的石结构哥特式天主教堂，建于一八六三年，落成于一八八八年。
教堂全部墙壁和柱子都用花岗石砌造，故又称“石室”。
卢惟良款八宝纹铜琴：明清代广州银器外销盛极一时，十三行街区曾形成一个银器市场。
当时外国人订制纹饰精美的银器，多作为礼品和纪念品馈赠亲朋。
银刻花花卉奶壶、粮罐、茶壶：依外国来样，在广州加工制作而成，底部“WH”是宏兴银器作坊的店名，“慎昌”是当时美国洋行的符号，位于今广州沙面四街6-8号。
广钟：出现于十八世纪初，在英国动力机械计时器技术的影响下逐步形成，开中国钟表制造业之先河。
广钟多为亭、台、楼、阁等建筑造型，采用铜镀金、广珐琅等多种装饰工艺，构思奇巧，制作精密。
广彩：广州织金彩瓷的简称，是将景德镇的白瓷按照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在广州加彩烘烧而成，主要销往国外。
广彩既有中国传统彩绘艺术风格，又吸收欧美艺术精华，构图紧密，色彩浓艳，金碧辉煌。
广式家具：清代中叶，广式家具是与“京式”“苏式”齐名的三大家具流派之一，广州家具在传统硬木家具结构基础上，效仿西式家具的造型结构和装饰纹样，歀式新颖，做工精湛，风格独特广雕：有岭南特色的雕刻工艺品，包括牙雕、木雕、石雕、砖雕、骨雕等，清代以来。
清代以来，广雕融入西方文化元素，形成构图新颖别致，造型生动逼真，雕工精巧细腻的艺术特色。
镂雕人物柱花卉纹十五层象牙球：镂空象牙球是广州最著名的牙雕制品，有“鬼工球”之称，此类工艺品大都由外商订制，供出口外销之用。
珐琅：广州是清代珐琅器的生产基地，珐琅工艺常见的有掐丝珐琅、錾胎珐琅、透明珐琅、画珐琅等四大类，广珐琅品种齐全、技艺精妙。
铜胎画珐琅花卉纹双兽瓶：清。
画珐琅又称洋瓷，制作方法是，先在金属胎上涂白色珐琅胎，入窑烧硬后，使其表面光滑，然后用各色珐琅釉绘饰图案。
最后入炉焙烧而成。
广州是清代画珐琅的主要生产基地。
《中美周报》：1930年被并入《联合日报》。
朱次琦和陈溰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提供经世致用的学风，在学术传授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作出重大贡献，被尊为“岭南两大儒”。
张弼士（1840-1916）：又名振勋，大埔人，被誉为“中国葡萄酒之父”。
1894年在烟台创办中国第一家葡萄酒酿酒厂——张裕葡萄酒公司。
该公司所产的“白兰地”于一九一五年在美国旧金山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英国商船“皇家萨克逊”号司务长约翰·斯尔维洛克于一八四零年一月四日自广州黄埔给父亲的信：“对所有诚实且与鸦片买卖没有瓜葛的人来说，这里没有丝毫危险”，这里印证了林则徐的对外政策。
吕文成吸取小提琴的优点，把二胡的外弦丝弦改为钢弦，经改良的二胡被人称为“高胡”，高胡具有音域广、音色美的优越性，成为广东音乐和粤剧的首席乐器。
午夜铃：广东音乐，尹自重和陈文达合奏。
丘逢甲创办的南岭学堂，设物理、生化、数学、外语、体育等新式课程，启迪学生“学其有用之学”，是近代粤东地区民间设立的一所新式学校。
薛
先（1904-1956），粤剧表演艺术家，1932年上演粤语片《白金龙》，1935年成为英国伦敦“国际哲学科学艺术学会”会员，1937年组织“党先锋男女剧团”，演出了《胡不归》、《王昭君》等剧目，创造了别具一格的粤剧“薛腔”。
《贵妃醉酒》。
电影《孤儿救祖记》，郑止敕编剧，1924年拍摄，中国第一部中华伦理片。
广东的自然资源：本展览为我馆基本陈列之一。
在近4000平方米、高度由8米到22米的高大空间内，将地质地貌、矿产、宝玉石、中草药、陆生野生动物、海洋生物、古生物共7个主题展览纳入其中，最后是环境保护问题的提出和各类环保纪念日的展示。
展览趣味盎然、生动活泼，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广东省的自然资源及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同时，能使观众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油然而生。
国家地质公园：广东有7个国家地质公园，其中，位于韶关的丹霞山和湛江的湖光岩是世界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的岩石形成于距今约7000-9000万年前的晚白垩纪，为红色河湖相砂砾岩，以赤壁丹崖为特色。
著名地质学家陈国达以丹霞山为名，将这一地貌命名为“丹霞地貌”。
丹霞山集中分布了世界上发育最典型、类型最齐全、造型最丰富、风景最优美的丹霞地貌。
油页岩资源：湖泊或较静滞的海湾中的动植物（主要是藻类），在地壳变动中随着泥沙一起埋入地层深处，经过千万年的地质作用，转变成今天的油页岩。
油页岩在地层中的蕴藏量十分丰富，是一种潜在的巨大能源，在能源紧缺的今天，已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
广东的油页岩资源储量居全国第二，主要集中在茂名地区，仅广东茂名矿田可采储量就有50亿吨，相当于3-3.5亿吨页岩油。
除了提炼页岩油外，油页岩还可作为燃料发电、取暖，副产品还可用来生产建筑材料、水泥和化肥等等。
广东玉石：广东的玉石资源很丰富，包括信宜玉、阳春孔雀石、台山玉和广宁玉等等。
其中，广东阳春石和孔雀石开采于清代，矿床规模大、矿体集中、含量高，储备量居全国之首。
阳春孔雀石质优色艳，内部具有翠绿、墨绿、粉绿、天蓝等色带相绕的同心纹和竖状、放射状花纹，非常诱人。
广东省常用中草药：在广东、广西及海南岛等热带、亚热带地区，生长着很多道地药材，俗称“广药”。
例如：有镇静、止痛、收敛、祛风功效的珍贵药材土沉香；有消痰、理气、健胃、消食作用的化州橘红；有醒脾开胃、快膈化滞、顺气宽胸、疏肝解郁、治疗和胃等多种药用功能的广佛手；主治脾胃气滞、腹痛痞胀、噎膈呕吐、寒泻冷痢、妊娠恶阻、胎动不安的名贵药材阳春砂仁等等。
除此以外，广金钱草、广防己、高良姜等也是广东地区较常用的中草药。
广东凉茶：凉茶是一种药性寒凉的汤药，具有清热、解毒、降火的作用，用于治疗实热和虚热症（热气和上火）。
凉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凉茶泛指一切清凉的汤药。
药力轻柔的有“五花茶”、“夏桑菊”、“竹蔗茅根汁”等；药力峻猛的有“石岐凉茶”、“廿四味”、“斑痧茶”等。
狭义的凉茶仅指药方中加有茶叶的清凉汤剂，如“绿菊茶”。
无论广义或狭义的凉茶，都或多或少带有寒凉之性，仅“热气”和“上火”者适用。
（百草堂）恐龙足迹在广东：在遥远的中生代时期，地球上曾居住着一群神秘的动物——恐龙，它们从原始爬行动物开始演化，在侏罗纪时期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称霸地球达1.6亿年之久，最后又神奇地消失了。
至今，恐龙灭绝仍是一个未解之迹，不过，这曾经的世界霸主仍在地球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广东境内同样也有发现。
在河源、南雄的白垩系——古近系地层中，分别出土了恐龙骨髂、恐龙蛋及恐龙足迹化石，龙、蛋、足迹三位一体，世界罕见。
河源也因为出土的万余枚恐龙蛋化石，获得了“世界最大恐龙蛋收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铅有哪些用途与危害
铅是最软的重金属，硬度很低，易与其它金属制成合金。
大量的铅被用来制造铅蓄电池，广泛使用在汽车、飞机、火车、坦克等交通工具和部分照明设施上。
铅的密度很大，可以挡住绝大部分X射线、r射线的通过，常用来制造各种防辐射的防护产品。
尽管铅在生活中的用途很多，但是它和它的倾倒物对人体的各个组织都能造成损害。
铅容易由呼吸道吸入或被胃肠吸收，并会在人体内慢慢积累，引起慢性中毒，尤其容易影响儿童的生长和智力发育。
动物分类：龙脊椎动物：原生动物=草履虫，海绵动物=浴海绵，腔肠动物=珊瑚，扁形动物=吸血虫，线形动物=蛔虫，环节动物=蛔虫，环节动物=蚯蚓，软体动物=蜗牛，棘皮动物=海参，节肢动物：昆虫=蚂蚁，甲壳动物=虾蟹，蛛形动物=圆网珠，多足动物=蜈蚣脊椎动物：鱼=鲫鱼，两栖动物=青蛙，爬行动物=蜥蜴，鸟=家鸽，哺乳动物=虎为什么鲸鱼不是鱼
鲸生活在海洋里，因为体形像鱼，所以被叫做鲸鱼。
实际上，鲸并不属于鱼类，而是哺乳动物。
鲸用肺呼吸，因此，它们不能够长时间在海底活动，必须每膈一段时间游到海面上来呼吸空气，而鱼类可以在水中用鳃直接呼吸氧气；和鱼产卵不同，鲸是胎生的，它和人类一样，靠母乳喂养；鲸是恒温动物，体温一直不变，而鱼是变温动物。
最为明显的一点是，鲸的尾巴是横着的，游动时上下摆，而鱼类则是左右摆动前进。
海百合是生长在海里的百合吗
海百合的萼上生长着很多的腕，萼下有茎，茎的底部还有根，颇如百合植物，故有海百合之名，但实际上，海百合根本不是植物，而是和海星、海胆一样，属于生长在海底的一种棘皮动物，早在遥远的寒武纪时期就已出现。
海百合有厚实的骷髅，它们在古生代海洋的数量众多，大多数海百合是利用柔软的茎节附着在海底，茎节的顶部附着肢臂，肢臂用来从水中过滤食物。
莫高窟导游词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
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
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四大石窟还有：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
编辑本段【沿革概述】 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
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
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
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
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
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
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
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
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
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
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
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
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
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
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
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
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
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
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
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
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
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
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
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
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
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
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
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
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编辑本段【风格演变】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
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
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
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
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
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
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
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
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
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
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
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
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
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
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
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
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
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
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
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
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
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
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
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
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
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
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
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
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藏经洞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
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
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
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
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
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
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
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
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
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
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
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
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
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
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
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
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
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
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编辑本段【历史现状】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
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
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2.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
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
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
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
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
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编辑本段【屈辱简史】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
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注： 王道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
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
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
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
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
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
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
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
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
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
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
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
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
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
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
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
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
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
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
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
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藏经洞前聚满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响着各种不同国籍的声音，我随着匆匆人流，对王圆箓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个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说的“道士塔”。
我问导游：王圆箓葬在何处
他说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
我从洞窟中一路下来，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
在我所驻留的数分钟内，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
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
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
关于王圆箓我说了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
编辑本段【旅游须知】 1.为了保护壁画，在莫高窟内参观时，只能用手电筒观看，每位导游带一个手电筒，如果您为了更好地观看，可以自备一个三节电池的手电。
2.由于各种相机的闪光灯对文物均有非常大的破坏，请在进莫高窟参观之前确定不把相机带入
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谢谢所有人的合作
3.最佳旅游季节 敦煌气候属于极地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9.3摄氏度，7月份平均气温24.7摄氏度，1月－9.3摄氏度，全年干燥少雨，昼夜温差极大，此外敦煌还有干热风和黑沙暴两大自然灾害，游人应早作防备。
每年的5月至10月是最佳的旅游季节。
4.交通指南： 去莫高窟可以从敦煌打的前往，面的单程大约35元左右，轿车稍贵。
另外在市区内也有很多中巴直达莫高窟，不过似乎不如打的方便。
如果在窟里呆得比较晚，6点以后可以搭乘一辆接工作人员的小巴，每人5元。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甘肃省地处中国腹部，面积45.5万平方公里 。
省会兰州市位于中国地理中心，从兰州至中国最东头和最西头的距离基本相同 。
全 省呈“哑玲”形 。
东西长1655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25公里。
境内1千多公里长的河西廊早就是中国东西交通线上的要卫 。
甘肃 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必经的咽喉要道 ，是今天开发中国西北的纽带和依托，也是“新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中关键的 一 段。
敦煌面积 约有31200平方公里 ，所辖区耕种面积23万多亩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瓜果和蔬菜等。
人口 1985年甘肃省的人口总数已超过二千万，甘肃是多民族共聚的省份，有汉 、回、藏、蒙、满、维吾尔等共41个民族。
其中东乡、保 安、裕固等是甘肃独有的民族。
而敦煌人口约11万，居民有汉、回、藏、蒙古、哈、土、侗、苗、满、裕固等族，汉族人口占大多数 。
特产 敦煌地毯：敦煌地毯因模拟敦煌艺术图案而见长，用优质羊毛织成，手工精巧，色泽鲜艳，美观大方。
水晶石眼镜：以天然水晶石制成，有平光、近视、远视和光学变色镜。
鸣山大枣：体大肉厚，色鲜味甘，因产于鸣沙山下而得名 。
李广杏：七月成熟，色泽金黄，肉厚味甘汁多，含糖量高达25% 。
紫烟桃：九月成熟，无毛，色鲜味甘，软而多汁，紫中含绿 。
葡 萄 ：甜中带酸，有补气血，强筋骨，利小便等功效 。
编辑本段【影视节目】 标题：探索·发现_世界文化遗产之莫高窟 来源：
西江千户苗寨导游词
位于贵州省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离县城36km，距离黔东南州州府凯里35km，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60km。
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
据统计，在清朝咸丰年间（1729年）有600多户，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040户，1990年增至1227户，1997年为1115户。
据2005年的最新统计，现共有住户1258户，人口5326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形为典型河流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穿寨而过，苗寨的主体位于河流东北侧的河谷坡地上。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苗族同胞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苗寨上游地区开辟出了大片的梯田，形成了浓郁的农耕文化与优美的田园风光。
由于受耕地资源的限制，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居民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特点，在半山建造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上千户吊脚楼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层峦叠嶂，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这里的苗族居民根据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在每个村寨的坡头都种植了成片的枫树林作为护寨树，成为当地重要的自然景观之一。
西江苗族是黔东南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主要居住的是苗族的“西”氏族。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拥有深厚的苗族文化积淀，这里的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
西江苗族过去穿长袍，包头巾头帕，颜色都是黑色的，故称“黑苗”，也称“长裙苗”。
西江苗族的语言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中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这里现使用的文字是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尽管汉语言是西江苗族与外界交流的必备语言工具，但苗族人之间的交流仍然使用苗语。
在清雍正开辟“新疆六厅”以前，西江基本处于化外之地，地方事务多由自然领袖管理，与汉族地区有显著差别，实行自主管理内部事务。
西江苗族的自然领袖主要包括“方老”、“寨老”、“族老”、“理老”、“榔头”、“鼓藏头”、“活路头”等，不同性质的自然领袖其职责也不同，相互之间具有分工协作的性质，共同维护苗寨的安全与利益。
“方老”是自然地方的最高领袖，每个自然地方下辖若干相互有密切联系的村寨，“寨老”是每个苗寨的最高领袖，“族老”则是某一家族的领袖，“理老”一般由德高望众、学识丰富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民间纠纷的调解、裁断，“榔头”主要负责刑罚，维持地方治安，“鼓藏头”负责召集和主持祭祀、祭祖活动，“活路头”则主持安排农业生产。
其中，鼓藏头和活路头是世袭的，而其他自然领袖一般是群众选举出来的。
“议榔”是苗族社会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由方老、寨老、榔头等组织的群众议事会，以对内部的各种重要纠纷和外敌入侵进行商议、决断。
议榔大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如果社会安定，无争无议，也可两、三年举行一次，遇外敌来犯时则临时召开。
西江的议榔一般是分头在各寨子的风景林中举行。
清政府在苗疆实施“改土归流”后，西江苗寨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方老、寨老等自然领袖已基本不存在了，但负责祭祀和生产的鼓藏头与活路头仍得以世袭保留。
长期以来，农业一直在西江千户苗寨产业结构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虽能养活生活在这里的数千人口，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1982年，西江被省人民政府列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199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被列为全省首期村镇保护和建设项目5个重点民族村镇之一，2005年11月“西江千户苗寨馆”在此挂牌，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知名度不断提高，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日益增多。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西江千户苗寨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
西江的苗族是以“西”氏族为主的多支苗族经过多次迁徙融合后形成的统一体。
距今5000多年以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九黎集团在向北扩张的过程中，与东进和南下的炎帝、黄帝部落发生了剧烈的武力冲突，经过长时间的征战，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在涿鹿地区被击败，蚩尤被黄帝擒杀。
大部分苗族先民被迫开始第一次大迁徙，放弃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退回到长江中下游平原，并于洞庭湖和鄱阳湖之滨建立了“三苗国”。
随着三苗部落的日渐强大，尧、舜多次对“三苗”进行征剿。
舜帝即位后，“南巡狩猎”，对不服舜帝管制的“三苗”进一步攻掠，苗族先民再次被迫向西南和迁徙，其中被迫向西北迁徙的这支苗族先民一部分融合于“羌人”，成为西羌的先民，一部分则因人口增多，耕地少而向平原地区迁徙，从青海往南到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有的更向南、向西深入老挝、越南等地。
而往西南迁徙的苗族先民则与楚人和睦相处，成为后来“楚蛮”的主要成员。
战国时期，秦灭楚以后，一部分苗族背井离乡，长途跋涉西迁，进入武陵山区的五溪一带，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武陵蛮”。
到西汉时期，这部分苗族先民在这里较快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与汉王朝相抗衡的一股势力。
公元47年，汉王朝派出军队征剿“武陵蛮”，迫使苗族再次离乡背井，一部分进入黔东北地区（今铜仁一带），一部分则南下广西融水，后又溯都柳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榕江、雷山、台江、施秉等地。
苗族在数次大迁徙中，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
其中，柳氏族、西氏族、尤氏族、苟氏族等几乎是同时到达贵州榕江，由于西氏族在榕江多处辗转，到达西江的时间晚于柳氏族。
西氏族到达西江的年代约在600多年以前，但在西氏族到达以前，这里已经居住着苗族“赏”氏族。
西江地名中的“西”指西氏族，“江”通“讨”，即西江是“西”氏族向“赏”氏族讨来的地方，“西江”因此而得名。
“西”氏族到达并定居在西江以后，陆续又有其他苗族分支迁来，形成以“西”氏族为主体的苗族融合体。
传说西江有千年以上历史。
西江苗族和苗族先祖蚩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中记录的西江苗族子连父名的世系谱，从蚩尤到1732年间共有284代，说明生活在西江的苗族是蚩尤的直系后裔。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管理苗疆，对苗族人民实行编户定籍，强行取消了苗族子连父名的传统，用苗名的谐音来定汉姓，目前西江境内苗族的蒋、唐、侯、杨、董、宋、顾、龙、陆、李、梁、毛、陈、金、吴等姓就是由此而来。
，雷山属牂牁国与且兰国之边地，战国时属大夜郎国，秦时属象郡且兰县边境，西汉时处且兰、毋敛两县之间，东汉时属毋敛县，三国属蜀国之牂牁郡辖之边地，魏晋时期属牂牁郡宾化县境，唐朝时属于罗恭县，五代至宋朝属夔州路绍庆府羁縻州，元初属“管外苗族地区”，元朝中期属湖广省播州宣慰司，明属管外苗族地区。
从秦汉到元、明、清初，雷公山大山区朝廷的设置虽有涉及，但郡县制、羁縻州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极弱，甚至没有直接治理，在历史上多被称为“蛮荒之地”、“生苗”、“生界”等。
雍正七年（1729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开辟苗疆，设“新疆六厅”，置丹江厅，下辖丹江卫和凯里卫，西江属丹江卫。
乾隆三年（1738年），丹江卫设置了分土司，包括黄茅岭司、鸡讲司、乌叠司，鸡讲司就位于现西江西南附近的营上村，从此西江才被列入中原政权的治理范围。
1914年，丹江改厅称县，西江属其辖内，1945年，丹江撤县，西江改归台江县管辖。
1944年，置雷山设置局，西江复归雷山管辖，改为西江镇。
1950年，雷山设立县人民政府，西江属于第二区公所。
1954年，建立雷山县苗族自治区，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属西江区，1959年，雷山、炉山、丹寨、麻江并入凯里大县，西江属于凯里县的雷山片。
1961年，恢复雷山县，建丹江、西江、大塘、永乐四区、44个公社，千户苗寨当时属于西江区西江镇。
1992年，撤区并乡后，千户苗寨属于西江镇管辖至今。
西江千户苗寨是典型的山区农业村寨，虽然近年来不少村民外出务工或就地从事旅游接待，但绝大多数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仍然是农业生产，依然沿袭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苗寨上游的大片耕地是全寨居民主要的生活来源，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红薯以及辣椒等。
西江千户苗寨已合并，根据原资料统计，各村的基本社会经济状况如下： 原羊排村：下辖12个村民小组，345户，1308人，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59.94万元，1510元，其中农业收入900元，劳务收入400元，旅游收入210元。
全村现有耕地面积1346亩，其中水田1225亩，旱地121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412kg。
原东引村：下辖7个村民小组，308户，1318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43.30万元，为1460元，其中农业收入810元，劳务收入470元，旅游收入180元。
现有耕地面积769亩，其中水田面积692亩，旱地77亩。
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81kg。
原南贵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235户，899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159.92万元，为1458元，其中农业收入790元，劳务收入490元，旅游收入178元。
现有耕地面积640亩，其中水田面积564亩，旱地76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71.2kg。
原平寨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397户，1495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30.9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80元，其中农业收入750元，劳务收入510元，旅游收入120元。
全寨现有耕地面积824亩，其中水田面积767亩，旱地57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66.5kg.西江千户苗寨属亚热带湿润山地季风气候，年降水量约1300～1500mm，年平均气温14～16℃，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当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长沙等城市炎热难耐之时，这里却清凉宜人，是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为一断层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在谷底蜿蜒穿寨而过。
谷地两侧山地并不对称，相对高度达数百米。
西南侧山高坡陡，宛若一道高大的屏风，护卫着千户苗寨千百年来宁静的田园生活；东北侧的山地则舒缓得多，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顺着地势的起伏呈现出多样的变化。
苗寨东南侧，是白水河长期侧向侵蚀塑造成的一个山间盆地，盆地虽然不大，却是西江苗族同胞世代耕作、赖以为生的地方，盆地底部是成片的水田，北面山地已被开垦为梯田和旱地。
西江千户苗寨四周的山地上，森林植被保存较好，尤其是苗寨西南部的山坡上，尚保留着大片的乔木林。
苗寨内的也东、羊排、南桂等自然村寨内零星分布着小片的枫树林，呈现出苗族居民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
相对封闭的地形条件、和谐安宁的苗寨、清澈诱人的白水河、茂盛的植被覆盖、成片的梯田景观，构成了一幅优美的苗岭山水田园风光，极具旅游美学和开发价值. 西江千户苗寨的苗族建筑以木质的吊脚楼为主，为穿斗式歇山顶结构。
分平地吊脚楼和斜坡吊脚楼两大类，一般为三层的四榀三间或五榀四间结构。
底层用于存放生产工具、关养家禽与牲畜、储存肥料或用作厕所。
第二层用作客厅、堂屋、卧室和厨房，堂屋外侧建有独特的“美人靠”，苗语称“阶息”，主要用于乘凉、观景和休息，是苗族建筑的一大特色。
第三层主要用于存放谷物、饲料等生产、生活资料。
西江吊脚楼不但造型美观实用，而且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科学文化价值。
1、西江苗族吊脚楼源于上古居民的南方，是中华上古居民建筑的活化石。
这种建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苗族最早的文明发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西江苗族就是传承了这种古老的建筑风格。
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西江吊脚楼结构严谨，建筑工匠巧妙运用力学原理，运用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多重结构的组合，柱柱相连，枋枋相接，构成了三维空间的网络体系。
这种建筑看似上实下虚，但牢实坚固，非常实用，在建筑学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3、一栋栋的吊脚楼沿山坡依次第上，上千栋吊脚楼相连成片，形成一个整体的环形，形成了单个吊脚楼所不具备的视觉效果。
吊脚楼群与周围的青山绿水和田园风光融为一体，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使得西江吊脚楼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4、西江苗族将吊脚楼建在斜坡上，将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平地用于耕作，反映了苗族居民珍惜土地、节约用地的民族心理，在我国当前人多地少的形势下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5、西江苗族在建房时，对发墨、中柱、正梁有一套讲究和禁忌，特别是上梁的祝辞和立房歌，具有浓厚的苗族宗教文化色彩。
因此，苗族的吊脚楼不但具有较好的美学和建筑学价值，而且还是苗族传统文化重要的承载者。
除了吊脚楼外，风雨桥也是西江千户苗寨的重要建筑之一。
出于改善村寨风水条件和方便居民生活考虑，多数苗寨都在自己村寨附近建有风雨桥，以关风蓄气和挡风遮雨。
西江以前有风雨木桥，主要有平寨通往欧嘎的平寨风雨桥和南桂村关锁整个西江大寨风水的南寿风雨桥。
由于是木质结构，几经修复又被洪水冲毁。
现在西江唯一的风雨桥是连接大寨和西江中学的弓形水泥桥，是在过去风雨桥的基础上恢复重建的，由于采用水泥和木材的混合结构，使得风雨桥的坚实性和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加。
虽然农业依然是西江千户苗寨的主导产业，但在过去十余年间，大量慕名而来的旅游者陆续前来观光，推动了西江旅游业的发展。
调查表明，除了本省游客以外，前来西江旅游的国内游客主要来自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北京以及上海等全国各地，国外游客主要来自美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
由于旅游接待设施不够完善，目前主要以一日游游客为主，一般上午到达，下午离去。
少部分多日游的客人，主要为前来写生的艺术专业大学生和从事西江研究的专家学者。
统计表明，在过去六年间，西江千户苗寨的游客数量持续增长。
2000年至2005年0.75万人、1.2万人、2.4万人、2.15（非典）、3.5万人，2006年猛增至7.5万人，国外游客也从2000年的200人发展到2006年的3000人。
目前，西江千户苗寨已有苗家乐100余家，旅游商品店铺30余家，已经开发出的旅游商品主要有银饰系列、苗族服装、刺绣系列等。
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旅游接待设施和旅游纪念品的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
白金汉宫的中英文简短介绍
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是英国君主位于伦敦的主要寝宫及办公处。
[1] 宫殿坐落在西敏市，是国家庆典和王室欢迎礼举行场地之一，也是一处重要的旅游景点。
历史上每逢英国欢庆或是危机时刻，这儿也是不列颠人民一处重要的集会场所。
1703年至1705年，白金汉和诺曼比公爵约翰·谢菲尔德在此兴建了一处大型镇厅建筑“白金汉屋”，构成了今天的主体建筑，1761年，乔治三世获得该府邸[2]，并作为一处私人寝宫。
此后宫殿的扩建工程持续超过了75年，主要由建筑师约翰·纳西爱德华·布罗尔主持，为中央庭院构筑了三侧建筑。
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白金汉宫成为英王正式宫寝。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宫殿公共立面修建，形成延续至今天白金汉宫形象。
二战期间，宫殿礼拜堂遭一枚德国炸弹袭击而毁；在其址上建立的女王画廊于1962年向公众开放，展示皇家收藏品。
现在的白金汉宫对外开放参观，每天清晨都会进行著名的禁卫军交接典礼，成为英国王室文化的一大景观。
白金汉宫是现今世界上最为人认识的建筑物之一，它和英国著名的国会大厦、伦敦塔桥、红色双层巴士一样，都是伦敦、以至整个英国的国际标志。
白金汉宫不同于许多国家首都的著名历史建筑，白金汉宫并不是只供游人参观的博物馆。
这座宫殿是君主制的中心，是女王陛下作为英国国家元首和英联邦领袖办公和履行礼仪性职责的地方。
女王平常会在白金汉宫工作，通常在周末会回到温莎城堡。
要知女王在不在宫殿里，只要看一看白金汉宫中央的旗杆就可以了﹔因为如果女王在宫里，旗杆上飘扬的会是君主旗，否则人们便会看到联合王国旗（即英国国旗）。
如遇到盛大的礼仪场合，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宫殿则会挂一面加大号的旗帜。
通常在圣诞节和一月期间，女王会住在诺福克的桑德林汉，她的私人庄园里。
而八、九月则住在苏格兰高地上的巴尔莫勒尔堡。
近年来，公众可以趁女王公务日程的暑期间参观白金汉宫的典礼厅，也就是其他时候用作官方职能和接见用的房间。
迄今为止，白金汉宫已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400万名参观者。
白金汉宫的建筑风格为新古典主义，主体建筑为五层，其中两层为服务人员使用的附属层，高度较低。
所以立面可以视为纵、横三段式处理。
白金汉宫建筑外立面装修材料为巴斯石灰岩。
内部装修则以人造大理石及青金石为主。
正面广场围以铸铁栅栏，为皇家卫队换岗仪式的场所。
广场外为手持权杖、塑造为天使形象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
宫殿正面入口面向东北方，通过林荫路（The Mall）与特拉法尔加广场相连。
白金汉宫的附属建筑包括皇家画廊、皇家马厩和花园。
皇家画廊和皇家马厩均对公众开放参观，其中皇家画廊内收藏有鲁本斯、伦勃朗、弗美尔、盖恩斯巴勒、卡拉内罗等人的绘画作品、卡诺瓦等人的雕塑作品。
每年夏天，英国王室在花园内举办盛大的皇家招待会。
Buckingham Palace, in London, is the official residence and office of the British monarch.[1] Located in the City of Westminster, the palace is a setting for state occasions and royal hospitality. It has been a focus for the British people at times of national rejoicing and crisis.Originally known as Buckingham House, the building which forms the core of today's palace was a large townhouse built for the Duke of Buckingham in 1705 on a site which had been in private ownership for at least 150 years. It was subsequently acquired by George III in 1761[2] as a private residence for Queen Charlotte, and known as The Queen's House.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larged, principally by architects John Nash and Edward Blore, forming three wings around a central courtyard. Buckingham Palace finally became the official royal palace of the British monarch on the accession of Queen Victoria in 1837. The last major structural additions were made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including the East front which contains the well-known balcony on which the Royal Family traditionally congregate to greet crowds outside. However, the palace chapel was destroyed by a German bomb in World War II; the Queen's Gallery was built on the site and opened to the public in 1962 to exhibit works of art from the Royal Collection.The original early 19th-century interior designs, many of which still survive, included widespread use of brightly coloured scagliola and blue and pink lapis, on the advice of Sir Charles Long. King Edward VII oversaw a partial redecoration in a Belle Époque cream and gold colour scheme. Many smaller reception rooms are furnished in the Chinese regency style with furniture and fittings brought from the Royal Pavilion at Brighton and from Carlton House. The Buckingham Palace Garden is the largest private garden in London.The state rooms, used for official and state entertaining, are open to the public each year for most of August and September, as part of the Palace's Summer Opening.The siteIn the Middle Ages, Buckingham Palace's site formed part of the Manor of Ebury (also called Eia). The marshy ground was watered by the river Tyburn, which still flows below the courtyard and south wing of the palace.[3] Where the river was fordable (at Cow Ford), the village of Eye Cross grew. Ownership of the site changed hands many times; owners included Edward the Confessor and his queen consort Edith of Wessex in late Saxon times, and, after the Norman Conquest, William the Conqueror. William gave the site to Geoffrey de Mandeville, who bequeathed it to the monks of Westminster Abbey.[4]In 1531, Henry VIII acquired the Hospital of St James (later St. James's Palace)[5] from Eton College, and in 1536 he took the Manor of Ebury from Westminster Abbey.[6] These transfers brought the site of Buckingham Palace back into royal hand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William the Conqueror had given it away almost 500 years earlier.[7]Various owners leased it from royal landlords and the freehold was the subject of frenzied speculation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By then, the old village of Eye Cross had long since fallen into decay, and the area was mostly wasteland.[8] Needing money, James I sold off part of the Crown freehold but retained part of the site on which he established a 4-acre (16,000 m2) mulberry garden for the production of silk. (This is at the northwest corner of today's palace.)[9] Clement Walker in Anarchia Anglicana (1649) refers to new-erected sodoms and spintries at the Mulberry Garden at S. James's; this suggests it may have been a place of debauchery. Eventually,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 the freehold was inherited from the property tycoon Sir Hugh Audley by the great heiress Mary Dav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