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中国）导游词,50 包括：地理位置，古代建筑，以及特色
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名胜古迹众多，素有“世界名胜古迹博物馆”的称号。
地跨亚、非两大洲，大部分国土位于非洲东北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位于亚洲西南部。
北濒地中海，南接苏丹，东临红海并与巴勒斯坦、以色列接壤，西临利比亚。
海岸线长2700公里左右，全国面积102.3万平方公里。
首都开罗，人口有1500万，是非洲最大的城市。
埃及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事业发达，除了著名的金字塔、尼罗河、狮身人面像等，这里的独特的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也是独具特色。
埃及的首都开罗，位于东西方交界之地，融合了东方的情调和西方的精美，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和阿拉伯世界的中心。
在这里处处是古迹，只要稍稍了解一点历史，那么对开罗的印象一定会十分不同的。
有人说看开罗就像“欣赏一部精心绘制的画”。
100年之后的今天，埃及依然容颜未改。
成千上万的神殿、如画的东方情调的市场、豪华的尼罗河畔的宾馆和公寓，以及广阔的居住区，形成了仍充满生气的漫长过去与蓬勃发展的现代社会的和谐的统一。
自古以来，金字塔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被受瞩目。
今天关于它的考察依然在进行，而且不时有新发现。
古埃及古王国时代的首都—孟菲斯和周围的古迹群为世界文化遗产。
其中以位于吉萨的胡夫金字塔和巨大的斯芬克斯像最为著名。
吉萨的金字塔被认为是4500年以前建造的。
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来此观光过，从此作为观光胜地，这里已经有了2000年以上的历史。
环游此地区，您将了解到金字塔的建筑艺术是如何日臻成熟。
埃及除了金字塔之外，还留有许多巨型建筑物。
有神庙、葬祭殿，以及兼备此两种功能的建筑物等。
他们点缀着尼罗河流域，是绝妙的景点。
巨大的壁画以及石柱上的浮雕直到现在依然是彩色的，这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如此众多的巨型建筑物的“聚居地”，就是卢克索东岸的卢克索神庙和凯尔奈克神庙，西岸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葬祭殿，是绝对不可错过的景点。
印度共和国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次大陆，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拥有十亿人口以及上百种语言。
如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印度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印度的地形分为三部分：尼泊尔以西的中，印边境为喜马拉雅山地，北部主要是恒河平原，南部为德干高原 “印度(旧译：“天竺”、“身毒“)这个名字来源于梵文，得名于印度河。
印度人自称“婆罗多”（भारत \\\/ Bhārata）。
与印度接壤的国家包括了孟加拉国、缅甸、中国、不丹、锡金（印度已将其归并为自己的一个邦，而不再将其视为邻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印度又与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隔海相望。
整个印度次大陆遍布无数的漂亮的庙宇，雄伟的教堂，宏大的清真寺，香火旺盛的佛教庙，犹太教堂和拜火教寺院。
印度西部商业特大都市孟买可以说是印度宗教，种族，语言多样性一个缩影。
市内除了以上各教的庙，堂外，还有有著名的亚美尼亚教堂，神道教庙和大同教庙等。
古巴比伦（Ancient Babylon)文明位于今天的伊拉克一带，古巴比伦与古中国、古埃及、古印度一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
古巴比伦文明是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河流域文明还包括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亚述等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大约于公元前3500年产生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是人们已知的历史最悠久的古代东方国家之一。
据历史学者推断，约在公元前四千年代，居住在这一带的苏美尔人已有较为发达的文化，不仅发明了文字，而且发明了用于书写文字的《泥板书》。
公元前3500年以后，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南部建立起很多奴隶制小国。
苏美尔衰落后，古巴比伦城邦兴起。
古巴比伦城垣雄伟、宫殿壮丽，充分显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建筑水平。
尼布甲尼撒二世对巴比伦城进行入大规模建设，使巴比伦城成为当时世上最繁华的城市，也是中东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
巴比伦城以两道围墙围绕．外墙以外，还有一道注满了水的壕沟及一道土堤，城内的主干道中央以白色及玫瑰色石板铺成，另城有八个城门，其中的北门就是著名的伊丝达尔门，表面用青色琉璃砖装饰，砖上有许多公牛和神话中的怪物等浮雕。
巴比伦城被建设得宏伟壮丽，直到100多年后，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来到巴比伦城时，仍称它为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
幼发拉底河自北向南纵贯全城，城内的主要建筑埃萨吉纳大庙及所属的埃特梅兰基塔庙，高达91米，基座每边长91．4米，上有7层，每层都以不同色彩的釉砖砌成，塔顶有一座用釉砖建成、供奉玛克笃克神金像的神庙。
据说，这就是《圣经》中耶和华变乱人们的语言，致使人们未能造成通天的巴别塔。
城内古建筑精华之一的“女神门”，高12米、宽近20米，门墙镶嵌着形象生动的釉彩动物图案，还有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的“空中花园”，引人注目的人与狮子搏斗的石刻雕像。
被列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亦称“悬苑”，它依偎在幼发拉底河畔，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4－前562年）曾以兴建宏伟的城市和宫殿建筑闻名于世，他在位时主持建造了这座名园。
相传，他娶波斯国公主赛米拉米斯为妃。
公主日夜思念花木繁茂的故土，郁郁寡欢。
国王为取悦爱妃，即下令在都城巴比伦兴建了高达25米的花园。
此园采用立体叠园手法，在高高的平台上，分层重叠，层层遍植奇花异草，并埋设了灌溉用的水源和水管，花园由镶嵌着许多彩色狮子的高墙环绕。
王妃见后大悦。
因从远处望去，此园如悬空中，故又称“空中花园”。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
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
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
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
中国古代建筑特征： （一）重视环境整体经营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观念。
《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
《管子·乘马》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说明城市选址必须考虑环境关系。
中国的堪舆学说起源很早，除去迷信的外衣，绝大多数是讲求环境与建筑的关系。
古代城市都注重将城市本体与周围环境统一经营。
秦咸阳北包北坂，中贯渭水，南抵南山，最盛时东西达到二三百里，是一个超级尺度的城市环境。
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北魏）、建康（今江苏南京）、北京（明清）等著名都城，其经营范围也都远远超过城墙以内；即使一般的府、州、县城，也将郊区包容在城市的整体环境中统一布局。
重要的风景名胜，如五岳五镇、佛道名山、邑郊园林等，也都把环境经营放在首位；帝王陵区，更是着重风水地理，这些地方的建筑大多是靠环境来显示其艺术的魅力。
（二）单体形象融于群体序列 中国古代的单体建筑形式比较简单，大部分是定型化的式样，孤立的单体建筑不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建筑的艺术效果主要依靠群体序列来取得。
一座殿宇，在序列中作为陪衬时，形体不会太大，形象也可能比较平淡，但若作为主体，则可能很高大。
例如明清北京宫殿中单体建筑的式样并不多，但通过不同的空间序列转换，各个单体建筑才显示了自身在整体中的独立性格。
（三）构造技术与艺术形象统一 中国古代建筑的木结构体系适应性很强。
这个体系以四柱二梁二枋构成一个称为间的基本框架，间可以左右相连，也可以前后相接，又可以上下相叠，还可以错落组合，或加以变通而成八角、六角、圆形、扇形或其他形状。
屋顶构架有抬梁式和穿斗式两种，无论哪一种，都可以不改变构架体系而将屋面作出曲线，并在屋角作出翘角飞檐，还可以作出重檐、勾连、穿插、披搭等式样。
单体建筑的艺术造型，主要依靠间的灵活搭配和式样众多的曲线屋顶表现出来。
此外，木结构的构件便于雕刻彩绘，以增强建筑的艺术表现力。
因此，中国古代建筑的造型美，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结构美。
（四）规格化与多样化统一 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为便于构件的制作、安装和估工算料，必然走向构件规格化，也促使设计模数化。
早在春秋时的《考工记》中，就有了规格化、模数化的萌芽，至迟唐代已经比较成熟。
到宋元明三年(1100) 编成的《营造法式》，模数化完全定型，清雍正十二年(1734)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简化。
建筑的规格化，促使建筑风格趋于统一，也保证了各座建筑可以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
规格化并不过于限制序列构成，所以单体建筑的规格化与群体序列的多样化可以并行不悖，作为一种空间艺术，显然这是进步的成熟现象。
中国古代建筑单体似乎稍欠变化，但群体组合却又变化多端，原因就是规格化与多样化的高度统一。
（五）诗情画意的自然式园林 中国园林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项突出成就，也是世界各系园林中的重要典型。
富有文化素养的人的审美情趣，采取建筑空间构图的手法，使自然美典型化，变成园林美。
其中所包含的情趣，就是诗情画意；所采用的空间构图手法，就是自由灵活、运动流畅的序列设计。
中国园林讲究“巧于因借，精在体宜”，重视成景和得景的精微推求，以组织丰富的观赏画面。
同时，还模拟自然山水，创造出叠山理水的特殊技艺，无论土山石山，或山水相连，都能使诗情画意更加深浓，趣味隽永。
（六）重视表现建筑的性格和象征涵义 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伦理内容，要求它表现出鲜明的性格和特定的象征涵义，为此而使用的手法很多。
最重要的是利用环境渲染出不同情调和气氛，使人从中获得多种审美感受；其次是规定不同的建筑等级，包括体量、色彩、式样、装饰等，用以表现社会制度和建筑内容；同时还尽量利用许多具象的附属艺术，直至匾联、碑刻的文字，来揭示、说明建筑的性格和内容。
重要的建筑，如宫殿、坛庙、寺观等，还有特定的象征主题。
例如秦始皇营造咸阳，以宫殿象征紫微，渭水象征天汉，上林苑掘池象征东海蓬莱。
清康熙、乾隆营造圆明园、避暑山庄和承德外八庙，模拟全国重要建筑和名胜，象征宇内一统。
明堂上圆下方，五室十二堂，象征天地万物。
某些剌嘛寺的构图象征须弥山佛国世界等。
印度怎样浪费它的顶级输出品：佛陀
《印度怎样浪费它的顶级输出品：佛陀》宗萨蒋扬钦哲印度与尼泊尔赐予了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资源之一：佛陀，然而这两个国家都从没有真正重视这份非凡的遗产，也没有为之而自豪。
在佛陀自己的诞生地和他的祖国，他的法教被冷落了，他的智慧并不被赏识，他的遗产也未在社会上得到彰显。
普遍忽视这一宝库般的遗产，损失是难以估量的，毕竟，在这些地区，极少有像佛陀的法教这样的产品，会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与尊崇，或像佛陀那样如此成功地声名远扬。
当然，瑜伽、咖喱、印度香米以及宝莱坞电影都有其全球性的影响，但佛教却已然改变了包括中国、泰国、缅甸、越南、日本和更多国家在内的整个社会，它也正在快速地渗透到西方世界，并继续触动世界千万人的内心与思想。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佛陀本人出生、成道和传授法教的国家，这种热烈的、全球性的兴趣反而十分鲜见，如今，印度和尼泊尔两国政府和广大的民众都没有真正地珍惜佛陀，也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放在心里或头脑中，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可理解。
如此这般地漠视自己的佛教遗产，暴露了领导者的失败和社会的普遍无知。
在尼泊尔，只有当听到有人声称佛陀是在印度出生时，尼泊尔人对佛教的兴趣仿佛才被唤醒。
这时候，尼泊尔人才会热忱地宣称佛陀的诞生地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而非印度，尽管在2500年前，无论是尼泊尔还是印度，这两个实体其实都不存在。
在印度，这种无知则从那些从头至尾未能了解、重视和保护他们国家的这份佛教遗产却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精英那里，蔓延到那些靠在圣地贩卖佛陀图像和菩提子念珠谋生的小贩、乃至那些向毫不疑心的佛教朝圣者骗取施舍的假僧侣和江湖术士们那里。
这种对佛教的漠视无处不在。
例如，瓦拉纳西机场是无数朝圣者前往佛陀初转法轮圣地的通道，机场的书店里满是琳琅满目的印度教和各种有关印度的书籍，但其中却唯独找不到一本关于佛教的。
这种漠视甚至存在于世界上最神圣的佛教圣地——佛陀成道的菩提迦耶的大觉寺，那儿的管理者竟然大多数仍然是印度教人士，这就好比梵蒂冈或麦加的克尔白（译者按：Kaaba，指建立于麦加清真寺内的方形石造殿堂，内有供教徒膜拜的黑色圣石）的经营者大部分是佛教徒，或是以基督教徒为主来管理犹太圣会一样。
【印度的世俗主义和政治正确性】要解释这种有意的忽视并非易事。
从某些方面来说，今天佛教在印度的境况兴许是其长期殖民地历史的产物，它看上去像是一次以背弃印度自身深厚的灵性传统为代价的、对世俗价值观的大规模拥抱。
一个最近的例子，是所谓的那烂陀大学复兴项目。
那烂陀大学是世界上最早最伟大的佛教大学，大约比牛津大学要早建650年。
该项目的首位校长阿玛特亚·森更青睐世俗课程，他竟以严格“区别宗教学与宗教修行”的名义，指示要淡化佛教和灵性课程。
真的，森教授在他关于那烂陀大学的著述里，竟未提及那烂陀的佛教传统。
印度声称珍视传统，但实际上却表现得更与西方的、世俗的、物质主义的、非灵性的价值观一致，而与它所遗赠给这个世界的深厚的智慧传统大相径庭。
正因为如此，当印度骄傲地宣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同时，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来说，佛陀依然是一位不为人知的陌生人。
与佛陀和佛教相比，印度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更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西方式的、世俗的政治正确性甚至在那烂陀遗址的入口处公开展览。
在那儿的历史碑铭上，并未提及那烂陀大学和它庞大的无价的图书馆，其实是在1193年以宗教的名义被穆斯林摧毁的，原因是馆藏的经文里没有赞颂《古兰经》。
印度政府宁愿简单化地告诉游人，摧毁者是一名叫做“巴克提亚齐·卡尔基”的男子。
以世俗的政治正确性为名而淡化真相、稀释史实，对任何人都是无用的。
恰恰相反，否认现实、掩藏真相实际上会助长极端主义，甚至在像缅甸那样传统上奉行非暴力文化的地方，佛教徒也会以暴力行动对待其穆斯林邻人。
设想一下，倘若政府和学者们积极主动地弱化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罪责，在纽约市会爆发多严重的对反犹主义的愤怒与谴责。
同理，再设想一下，假如官员和学者们故意淡化英国人过去对印度人的剥削与在印度所犯下的罪行，印度人又会作何反应。
今天，假如学者、记者、评论员和专家们道出穆斯林摧毁那烂陀大学和其他佛教标志的真相——历史上曾发生在印度的以及新近发生在阿富汗的——而非掩盖事实，将会对当今和平与和睦做出更多贡献。
西方和印度的伊斯兰教护教论者申辩说，他们在弘扬宽容，而且其他宗教也参与过毁灭性行动，像十字军东征时的基督教徒等。
这些辩护者还惯于赞扬佛教徒对待挑衅时普遍的非暴力反应。
这种表面宽容的形式更类似于一种世故的政治正确，而不是诚恳的宽容与无偏见。
想象一下：有人掩盖一次残暴的攻击，同时却赞誉牺牲者的不反击，并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些攻击事件上去……相比之下，说出真相、包括对攻击者指名道姓，对培植爱与慈悲是完全必要的，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这是与智慧不可分离的。
这样的诚实不仅可以缓和复仇与反击的冲动，而且更能够彰显非暴力式回应的真正英勇无畏的本质。
事实上，这恰恰也是甘地在为印度独立奋斗时的伟大无惧的非暴力方式——揭露而非掩盖英国人的暴行，而这正是印度历史学家向他致敬之处。
然而不幸的是，对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摧毁了印度的佛教这一案例，印度选择了一种更多是怯懦的政治正确的方式。
它已屈服于暴力和恐吓的压力，却没能以任何保护性措施奖赏非暴力。
因此，在德里的机场有一个为麦加朝圣者专设的航站楼，而在那些佛教圣地，却没有任何可以与之相比的扶持性设施。
【在印度只有两个宗教问题】不管怎么说，仅仅用世俗主义难以解释印度对其佛教传统荒唐的忽视。
根据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向来不间断的敏感关系可以看出，在印度，宗教仍然是一件要紧的事。
例如，在瓦拉纳西，被激怒了的印度教徒毁掉了兼瓦毗清真寺（Gyanvapimosque），理由是该清真寺占用了一个印度教古神庙的地盘，为了要建造一座印度教神庙，他们甚至也捣毁了阿育提亚（Ayodhya）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mosque）。
而与此同时，西孟加拉邦和紧邻的孟加拉国及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则攻击了印度教的神庙。
印度对拒绝佛教徒经管他们的佛教圣地毫不内疚，这全然地抹煞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菩提迦耶对佛教徒的意义，就如同麦加之于穆斯林。
这样看来，或许就并非仅仅是世俗主义在起作用了，而是一旦面临紧要关头，在印度，唯一有影响力的宗教就不得不是狂热和暴力了，不管它的信徒穿的是黄色还是绿色的服装。
事实上，佛教在印度的消亡很可能是由这个国家的两个主要宗教导致的：始于印度教而事实上被伊斯兰完成。
从公元5世纪起，婆罗门就施加压力把许多佛教寺庙改成了印度教的礼拜场所，穆斯林侵略者则继而摧毁了那些残存之处。
这一古代的宗教帝国主义传统至今仍清晰易见，这不仅仅表现在佛教圣地被印度教徒经管，甚至还被铭记在印度宪法里。
《宪法》第25条宣布：“对于‘印度教徒’一词的指代，应理解为‘包含所有信奉锡克教、耆那教及佛教的人士’，如此，‘印度教宗教机构’的指代也应作相应理解。
”无论历史上如何，今日的现实是令人悲伤的。
面对每年来这里朝礼乔达摩佛陀生平与法教的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尼泊尔、印度和比哈尔邦的政府与民众是恶名昭著的东道主。
从高层领导者到大街上最低贱的丐帮，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意接纳、帮忙、或是善待这些远方朝圣者，敲诈勒索朝圣者钱财的方式倒是应有尽有。
公平地说，我们不能把那烂陀、菩提迦耶或鹿野苑的灾难完全归咎于非佛教徒。
大乘佛教的沙文主义者和上座部的精英们也各自为营，除了像要拉一条电线或改善供水条件外，菩提迦耶一带的寺院在对待稍不那么世俗的事务上鲜少团结。
他们似乎更专心致志于推广自己的宗派，用扩音器高声播放自己特殊的礼拜仪式，彼此压过对方的唱诵声，而不是在一起分享法教、禅修、虔信的仪式和节日，或一起庆祝共同的传承。
要回应我对印度对其佛教遗产漠不关心的批评，我的印度教朋友们会迅速指出，佛教本质上是印度教的一部分，而佛陀是毗湿奴神的化身。
姑且不谈哲学上的争端，这一论点单纯从人性的、社会的和情感的层面上都非常容易动摇，因为印度教从未让佛教徒分享它的赢利、荣耀和权力资源。
佛教那烂陀大学遗址【忽视佛教是印度的一大损失】不论从哪一方面看——无论是仅从商业的、政治的、民族自豪感、出口机会或外交政策等世俗角度，还是出于更深层次的灵性的原因，对佛教传统的普遍忽视，确乎是印度一个可悲的损失。
即使从纯粹世俗的生意角度来看，菩提迦耶和蓝毗尼那样的地方也是潜在的金矿，仅我最近在菩提迦耶短期逗留期间，就有两位国家元首莅临大觉寺拜访致敬。
外国政要，军方将领，还有其他名人显要定期来到菩提迦耶，不是为了任何会议谈判，而只是单纯地朝拜。
更不用提每天都有来自全世界的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欧洲、俄国、南亚和东南亚、中国、美洲、澳洲和更多的国家。
假如某些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的，印度实际上手握一张外交王牌，因为菩提迦耶和其他印度佛教圣地是胜过所有党派和政治部门的资产，包括像西藏那样的议题。
毕竟这些圣地无一例外地对所有具有佛教传承的佛教徒来说，都是神圣的、永久地提醒着佛陀教诲的基本真理之处。
单纯从外贸的角度来看，把印度丰富的佛教遗产之质量及其在世界范围所拥有的尊崇，与印度其他令人难堪的众多劣质产品相比较（从粘不住的邮票到锁不上的门闩），其反差是多么可悲
印度太不珍视、更别提推销它曾产出的最伟大的产品之一——乔达摩佛陀那不朽的法教与智慧了。
即便是简单地从国家自豪感的角度来看，也值得记住，今天，无论是毗湿奴或是湿婆都无法获得印度或尼泊尔的国籍，因为他们是神明。
相比之下，佛陀却是一位来自他们国家的真实的人类，他的智慧、他的法教、他的典范迄今仍源源不断地触动着全世界千百万人的内心和思想，包括印度的头号对手——中国。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无论印度还是尼泊尔，如今都未对佛陀的遗产表现出任何兴趣。
【态度问题】鉴于这种普遍的、不参与的漠不关心与忽视，菩提伽耶等佛教圣地的任何真正的改进都是由外国人或西藏信徒主导的，就不再令人惊奇了，而要想做成任何事情，这些人通常不得不以行贿来完成每一步骤。
然而，印度政府和民众对来自国外的慷慨捐助却缺乏尊重，这可以用最近发生在顿格沙瓦里（Dhungeshwari）贫困地区的一起事件来印证，佛陀证悟之前在此苦行了6年。
最近，德里的官僚主义者们向那儿的一所学校处以高达900万卢比的罚款，该校由一位韩国佛教僧人创建，有500名儿童就读，大多来自低种姓家庭。
学校因无法缴纳罚款并被切断了外援资金，被强制暂时关闭。
学校将这种不公平的裁决上诉到了法院——这本身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尤其是在比哈尔邦——高等法院一名尽职的法官不仅撤销了这项罚款，而且还就该所由外国佛教人士所办的学校受到责罚一事，公开谴责了印度政府，他认为，帮助印度最贫困者本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在这起罕见的案例中正义得到了伸张，但判决之前漫长的官僚审理程序给受害者带来很大的干扰，并频繁地威胁着他们放弃自己衷心耿耿的奉献。
这表明印度对佛教问题的观点，总体来说存在一个极大的态度问题。
这种态度一部分源于在印度至今仍存留的十分强烈的种姓意识。
在马哈拉施特邦，上百万人在安倍德卡尔博士（Dr.B.R.Ambedhar）的带领下走上佛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更希望摆脱自己的低种姓地位，而非致力于遵循佛陀的教法。
尽管这一愿望很重要也很值得理解，但总的说来，这样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取向，也许既无助于他们自己的灵性道路也无益于佛教。
最近，在菩提迦耶大觉寺，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朋友每天陪伴我去禅修。
那边的印度保安人员就盘问他为什么每天都来这里，他是否是有执照的导游
这些保安人员想当然地认为，佛教要么是外国人、要么是最低种姓印度人的事，他们琢磨不透为什么一名高种姓的印度人会对此感兴趣。
如果在佛教最神圣的圣地入口处尚有这种迷惑的话，那想要印度社会或印度整体民族心理对佛教的态度发生改变，希望也许就相当渺茫了。
【印度和中国都打“佛教”牌】最近，某种迹象显示印度对其佛教遗产开始有了微弱的兴趣，尤其在喜马拉雅地区，这主要是由于在喜马拉雅另一面，中国正积极地向其佛教圣地提供支持。
在此，统计数据值得我们回顾一下：估计有2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佛教徒，而相比之下，在佛陀证悟的国度，却只有不到1％的印度人认为自己是佛教徒，而这一数字许多世纪以来未曾发生过改变。
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佛教徒人口（超出全世界佛教人口总数的一半），而印度的佛教徒的人口数量，只占全世界佛教徒人口总量的不到2%。
与忽视佛教已久的印度相比，中国却欢欣于拥有为数众多的历史性、标志性的佛教大师及护法者。
例如，中国人崇敬玄奘，因为他记录了大部分与佛陀的生平及证悟有关的圣地，佛教徒至今受惠于他。
而历代中国皇帝诸如汉明帝、梁武帝以及唐代的武则天等对佛教的保护与支持，则确保了佛教在诞生地之外的国家得以幸存。
这种保护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古代或仅仅是历史，即使在今天，比如在对陕西法门寺佛指骨舍利的保存上，被认为是无神论国家的中国，就慷慨地提供了在量级、细节和规模上都堪称顶级的保护与尊崇。
相比之下，新德里国家博物馆对待佛陀舍利不仅方式方法不合标准，而且甚至连装置供奉佛舍利的佛龛都是由泰国赞助的。
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1950年代和文革期间，中国人曾摧残了佛教的寺院、经书和教师们，但这些行为发生在一个很短的时期，是政治而非宗教原因所为。
而今天，一场强大的佛教复兴正在中国发生。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历史上，婆罗门迫害佛教徒，其后数世纪，穆斯林在印度对佛教进行了大规模的毁灭，从此，印度的佛教再也没能得到恢复。
然而，印度不但没有仿效中国去复兴佛教，反而为每年成千上万渴望去印度朝圣的中国佛教徒设置官僚障碍，原因是疑虑会有中国间谍。
但印度应该理解，正如一名印度的印度教徒会觉得，和一位英国的印度教徒相处，要比和一位印度的穆斯林在一起更自在。
同样，斯里兰卡或是拉达克的佛教徒，也会单纯地把中国朝圣者视为自己的佛教同道兄弟。
就如那些贫困的、被殖民的或是在自己的国家受到压迫的穆斯林，会对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同胞所拥有的权力与财富感到骄傲，或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会对以色列感到自豪一样，同样的道理，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被外国占领的地区，或是像不丹那样弱小而贫穷的国家，也会对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而欣喜。
总而言之，与其屈从于被恐惧驱动的陈旧习性和猜疑，印度不如向中国学习，甚至与之合力复兴佛教，自豪地赞颂佛陀诞生在自己的国家、佛教是他们的精神遗产、以及那些佛教圣地是佛陀证悟、智慧和法教的源头。
【恢复佛教应有的地位】在本文里，对于印度尼泊尔漫不经心地浪费他们丰富而深厚的佛教遗产，我已尝试指出其可能的历史、政治、策略、宗教、哲学、种姓等方面的原因。
无论迄今为止是何种原因，要点是，这本来大可不必。
有意识地去转变观点并不难，那将不仅是去认识一位对人类做出无可超越贡献的伟人，而且也会使人们对其留下的精神遗产深感自豪。
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人类的贪婪正在实实在在地毁灭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
此时此刻，听取和思维佛陀有关万事万物是相互依存的这样的真理，比以前任何时代更为迫切。
在政策和行为层面，这种思维甚至可能缓和并防止人类现在和进一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并保护濒危动物的栖息地，从而在这个星球上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可生存的环境。
倘若现在就行使对佛陀——这位地球上最非凡和光芒四射的伟人的生平与法教完整的所有权，那么印度和尼泊尔将能够享受到怎样一种可预期的满足和尊重。
稍加努力，印度和尼泊尔异常丰富的古代精神遗产，就可以和当今世界上正日益扩大的对佛法的需求与兴趣相融合，进而为所有众生和地球本身，留下一份无可比拟的遗产。
这篇文章的一些批评听起来也许刺耳，可是，温和的批评达不到效果。
只有把佛教还原到它在印度尼泊尔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中原本应有的、珍贵和重要的地位，才有希望看到人们在态度和观点上发生根本的转变。
（翻译：维地亚，怜娜）
桂林市古莲文化街 作文
第一，你去没去过桂林市古莲文化街，如果去过，按照你的印象写。
第二，如果没有去过，下有没有“桂林市古莲文化街”简介。
如有，稍微改动即可。
跪求一片论文，题目是：山西的旅游景点介绍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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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文物遗存最多的省份之一。
据统计，山西现有辽、金代以前的木构建筑占到全国同类建筑的72.6%，有分布于全省各地的文物古迹35001)余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9处，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都城118处。
近年来，山西省在盘活这些宝贵的资源，变资源为旅游产品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和影响力。
但同时也日益凸显出旅游景观与文化脱节、景观文化建设远远滞后于景观设施建设的问题，重景观轻文化、有景观缺文化、好景观差文化的现象较为普遍，即使一些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旅游景观，也还处在靠有形资源作为卖点的初级阶段，远远没有形成自身的文化品牌。
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关系山西历史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就相关内容作一探讨。
一、加强景观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提升山西省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众所周知，当前旅游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旅游业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竞争阶段: 第一阶段是项目竞争。
改革开放，百业振兴。
作为对传统中国人十分陌生的旅游产业也顺势而生。
在这个阶段中，谁能够率先开辟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谁就能够吸引游客的眼球。
因此，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无我有”。
只要哪个地方能拿得出像样的旅游项目，它就有竞争力。
第二阶段是广告竞争。
人们开始认识到旅游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新兴产业，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自然或人文资源的地方纷纷将资源开发为旅游景观，没有资源的地方也想方设法开辟人造景观作为旅游之用。
在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后，每个地方都有了初具规模的旅游项目。
为了争夺客源，各地不惜工本造势宣传，旅游市场的竞争发展为广告竞争。
这一阶段的特点也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有我响”。
大家都有几个拿得出手的旅游产品，但是哪家的广告刺激，宣传到位，它就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第三阶段是文化竞争。
随着旅游市场的日趋成熟，参与旅游而且见多识广的游客愈来愈多。
以往单凭广告宣传的做法已经不足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旅游市场的竞争又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即文化竞争。
这一阶段的特点同样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响我特”。
景观的独特文化在旅游市场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成为决定一个地方旅游产业生存发展的关键。
因为在景观硬件条件基本定型的情况下，谁能够在弹性空间较大的景观文化建设方面出奇创新，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把握主动权。
(二)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防止山西旅游景观趋同化的迫切需要。
旅游景观的生命力在于个性化。
没有个性特征或失去个性特征的景观将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然而就山西情况看，一些旅游景观正自觉不自觉地走人趋同化甚至雷同化的误区。
以民宅大院为例，仅晋中地区就有已经开放或正在开发的大院十余处。
几座先行一步的大院，从宣传推介、布局陈设到经营运作几乎都一模一样，甚至每个大院都有一句共同的解说词:“皇城看故宫，民宅看x家。
”这种趋同思维不仅未能扩大景观的知名度，反而让游客生出许多疑问。
笔者就不止一次被外地朋友问到，你们山西这么多大院，各家都有哪些主要特色?事实上每座大院都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倘若能把这些特质提炼并展示出来，将形成丰富多彩、优势互补的大院文化。
目前这种只重相互模仿，不重突出特色的做法，只能使旅游景观的生路越走越窄。
打造个性化旅游景观的关键不在硬要素而在软要素。
所谓硬要素，就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景观物质要件，这方面只要有实力就可以多投入多产出，你有我有全都有。
所谓软要素，就是附着在景观之外，渗透于景观之中的一种氛围，一种精神，概言之就是景观文化。
景观的硬件容易被“克隆”，但好的景观文化却是不可复制的。
经验证明，景观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文化而不在硬构件。
尤其是处在同一区域同一类型的旅游景观，很难单纯依靠外部形态给人以永久印象。
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既是旅游市场多样化的客观需要，也是景观群体走出趋同误区的根本出路。
旅游景观要想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营造景观文化上下工夫。
(三)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保存和延续历史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
2004年10月，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墙突然发生大面积倒塌事故，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对历史遗产生存状态和经营方式的反思争鸣。
从景观文化角度讲，平遥古城墙的遭遇至少带给我们如下两点启示:一是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当我们将其变现为文化资本时，一定要格守适可而止的原则。
如果过度开发，甚至将历史遗留当做“摇钱树”，将会过早地失去我们对子孙后代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宝贵场所。
二是历史遗产也是有生命的客观存在，需要给以人性化的尊重和保护。
否则，再有生命力的景观也会在滚滚红尘中毁灭或夭折。
因此，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本质上是营造有利于景观的生存发展环境，是保持和延续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举措，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二、景观文化的基本内涵 文化是一个没有统一界定的概念，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
但就其本质而言，一般认为: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是人把人性加于自然之上，从而使自然人性化的结果。
所谓景观文化，是指人们在与景观长期互动的实践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具有与该景观相适应的精神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具体地体现在景观建设、维护和适度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之中。
在一个具体的旅游景观中，景观文化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景观的历史渊源。
任何人文景观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时代的文化符号。
一处景观常常记录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象征和代表着一种意义和价值。
景观因为附着的历史人文价值而有意义，而富有生机和活力，失去历史人文价值的景观将变得毫无存在的必要。
景观的历史人文价值是发展变化的，景观文化的内涵首先在于发现、保存和丰富这种意义和价值。
(二)景观的代表符号。
景观是某种意义和理念的载体，这种理念和意义是通过一系列外在符号表现出来的。
这里所说的符号是一个广义概念，具体说就是景观的物质存在，如景观的楼台庭院、楹联铭赋、字画碑刻乃至布局陈设等等，都可看作是一个个具体符号，正是这些符号构成了景观的固态文化内涵。
(三)景观的独特仪式和活动。
作为旅游景观，仅有固态文化符号是远远不够的。
现代游客希望在特定景观看到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独特仪式和活动。
比如，在晋城皇城相府举行的皇帝人城仪式，在平遥古县衙演义的县官断案场景，还有一些旅游景观开发的民俗表演项目，都是为游客所喜闻乐见的景观活态文化内容。
(四)景观团队的人文素养和行为规范。
旅游景观是由具体的人群经营管理的，景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景观团队的经营理念和精神风貌来体现的。
俗话说，“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人们对一个景观的认识同样如此，不仅要看该景观向社会怎样宣传、怎样承诺，更重要的是看经营景观的团队怎样去做。
这就需要景观全体员工在为游客服务中体现出一定的素养和文化内涵，让社会公众从中感受到该景观的优秀文化。
三、景观文化的一般要素 要素是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
景观文化的一般要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有形环境。
有形环境是构成景观文化的基础因素。
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到的景观实体为依托，景观文化就无从谈起。
景观的有形环境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内部环境。
主要是景观的建筑、文物、设施等。
二是外部环境，主要是景区的外部氛围。
以山西情况看，眼下绝大多数旅游景观的内部环境是说得过去的，问题是外部环境不尽人意。
比如在有的景区，游客一下车就遭到各种促销者的围追堵截、死缠硬磨，使景观形象在游客心目中大打折扣。
(二)符号系统。
西方学者怀特指出:“‘符号’可以定义为使用者赋予意义或价值的事物。
”因此，符号的应用便是文化的产生和存在。
“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
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
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
”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把景观文化归结为由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系统。
具体讲又分为两个子要素:一是固定符号，即游客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和分享其价值或意义的物化标识。
二是流动符号，如景观纪念品、名信片、地图册等可供游客携带的文化标识。
坦率讲，山西目前还远没有形成拥有完整符号系统的旅游景观，符号要素是每一处景观都需要认真补课的项目。
(三)阅听文本。
作为景观文化的要素内容，阅听文本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视觉文本，二是听觉文本，三是网络文本。
视觉文本包括向公众开放的景点和实物，引导游客进行游览和欣赏的方式，以及组织游客参与的各种仪式和活动。
听觉文本包括解说词、现场答疑、背景声乐等。
网络文本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将景观信息数字化、动态化。
好的阅听文本，能够反映景观全貌，帮助公众识读理解景观文化符号的意义和价值，带给游客以全方位美的享受和记忆。
山西绝大多数旅游景观，目前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阅听文本，尚处在建筑加导游的初级阅听层面，无法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阅听需求，这也是我们急需弥补和完善的。
(四)导游团队。
“旅游旅游全靠导游。
”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导游在景观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事实上，导游是景观的灵魂，有什么样的导游就会把什么样的景观文化带给公众。
前不久，笔者去拥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桂冠的五夷山参观考察，景区的九曲溪竹排导游给大家留下了难忘印象。
在近两个小时的水上游览过程中，导游逢景必讲，每问必答，而且将每处景点的意义和价值与当今社会生活相联系，妙趣横生，回味无穷。
据了解，五夷山风景区为了将竹排游这一黄金项目做大做强，专门举办旅游专业班，从毕业生中挑选年轻力壮而又善于表达的男女青年担任排工兼导游，通过他们的沿途解说扩大景区的知名度。
“五夷奇秀甲东南”固然是大自然的造化，但也是与景区有一支高素质的导游队伍分不开的。
事实说明，导游团队是景观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五)人文关怀。
旅游景观是特殊的人文活动场所，人文关怀在景观文化建设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
旅游景观的人文关怀具体说就是八个字:安全、便利、诚信、兼顾。
所谓安全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游客的安全意识，同时做好公共危机的处置预案。
所谓便利就是要在景观游戏规则和服务设施上，最大限度地方便游客。
所谓诚信就是要千方百计兑现承诺，尽最大努力满足游客方方面面的正当需求。
所谓兼顾就是对待贵宾和群众、团体和散客要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
四、加强景观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 认识景观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基本内涵，目的是要解决如何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的问题。
就山西而言，当前主要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树立景观文化意识。
旅游产业也是文化生产力，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目前，许多地方尝到了发展旅游经济的甜头，舍得在旅游景观建设上花工夫、下本钱，但还没有对旅游景观文化建设问题引起应有重视。
殊不知，旅游产品经济价值的主要部分不在于物质性价值，而在于文化审美价值。
不重视景观文化的开发利用，就不能产生持久的旅游资本，在这方面山西一些地方是有深刻教训的。
如果真正重视旅游经济，就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景观文化意识，在具体工作中要像重视景观建设那样重视景观文化建设，做到景观建设与文化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二，开展景观文化研究。
景观文化建设涉及多个学科内容，需要一定的学术理论依据和支撑。
目前，山西从事旅游景区规划、开发的单位很多，但还没有专门从事景观文化研究的机构。
有关部门应将旅游景观文化项目列人课题规划，整合力量，搭建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研究。
可以考虑先从全省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观进行深人细致的调查，从个案人手，诊断景观文化缺陷，丰富景观文化内涵，进而提升整个旅游景观的社会形象和经济效益。
第三，制定景观文化政策。
景观文化建设离不开政策引导。
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全省旅游景观文化发展纲要，统一景观文化建设的规范要求，制定相应的考评指标体系和奖罚措施。
通过总结经验，选树样板，营造景观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用优秀景观文化全面塑造山西旅游景观的崭新形象。
总之，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是一篇事关山西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大文章，也是文化强省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前山西在利用独特的历史资源优势打造文化强省战略和文化产业方面做的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笔者就此问题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和更为深人的讨论。
5A级景区: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明的艺术宝库。
因石窟建在武周山麓，而其最高处名云冈，故取名为云冈石窟。
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万1千余尊。
大佛最高者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
武周山南崖，东西伸展一公里，云冈石窟的佛龛，象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
这里石佛聚会，石人、石马、石刻，浮雕群集，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雕群之一。
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453年(北魏兴安二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
大部分完成于公元495年，历时40余年，加上其余小窟，先后近50年时间。
参加开凿人数，多达四万余人，连当时的狮子国（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艺术创作。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的东北部，属太行山系的北端。
跨忻州地区的五台县、繁峙县、代县、原平县、定襄县，周五百余里。
中心地区台怀镇，距五台县城90公里，忻州市160公里，山西省会太原市240公里。
4A级景区 乔家大院地处美丽而富饶的山西晋中盆地，位于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的乔家堡村，距省会太原50公里，与祁县著名的中华周易宫、延寿寺、九沟风景区、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长裕川等景点形成一日游格局。
晋祠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处的悬瓮山麓。
晋祠原为纪念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武王次子、晋国开国侯而建。
创建年代已不可考。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有关于晋祠的记载，可见当时已经颇为出名了。
黄河壶口瀑布 位于吉县城西45公里、距临汾市165公里处的晋陕峡谷黄河河床中，为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因其气势雄浑而享誉中外。
此地两岸夹山，河底石岩上冲刷成一巨沟，宽达30米，深约50米，滚滚黄水奔流至此，倒悬倾注，若奔马直入河沟，波浪翻滚，惊涛怒吼，震声数里可闻。
其形如巨壶沸腾，故名。
黄河浪涛激起一团团雾烟云随着水雾的升高，烟云由黄变灰、由灰变蓝，景色奇丽，有“水底生烟”之说。
壶口瀑布不仅有“水底冒烟”，“彩桥通天”奇景，更有“旱地行船”之说。
上游船只到此，必须离水登陆，经人抬或车运绕过壶口（即所谓“旱地行船”）方可入水续航，千百年来，概莫能变。
普救寺 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境内的峨眉塬头。
南向紧邻古蒲州城址，东连西厢村。
寺址高耸，松柏满垣，西临黄河湾，水势汹涌澎湃；东近中条山，犹如屏障峙立，视线广阔而开朗。
塬头之下一条宽阔的坡底长街，是当年通向长安的古驿道。
这里是我国历史名剧《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
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
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我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掸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
皇城相府 皇城相府是中国清朝康熙大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光禄大夫陈廷敬的故居，位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枕山临水、城墙雄伟、雉堞林立，房屋则朴实典雅、错落有致，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城堡式建筑群。
灵石王家大院旅游景区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城东 12 公里处的静升镇。
距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 35 公里、介休绵山 4 公里、十八罗汉头像海外回归故里资寿寺 2 公里，是山西省近年来以“名城、名山、名院、名寺”为优势，推出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
同蒲铁路、 108 国道纵贯县境，新开通的大运高速公路灵石出口距王家大院 2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介休市绵山风景名胜区 绵山，又称介山，在介休城东南20公里处，属太岳山脉，居介休、灵石、沁源三县交界处，绵延50余公里，海拔2O72米。
绵山山势陡峭，多悬崖绝壁，苍松翠柏，自然景色非常优美，是省级风景名胜区。
浑源恒山旅游区 恒山别名常山，位于浑源县城南10公里处，距大同市62公里。
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并称五岳，扬名国内外。
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馆 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馆是一家佛教艺术馆。
位于山西省平遥县西南桥头村北侧双林寺。
双林寺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在此建立彩塑艺术馆。
解州关帝庙旅游区 解州古称解梁，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位于运城市西南15公里的解州镇，镇西有全国现存最大的关帝庙，俗称解州关帝庙，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遥县衙博物馆 位于平遥古城西南部，面南背北，占地约两万六千平方米。
县衙分左中右三路，中轴线上从南向北依次为衙门、仪门、牌坊、大堂、宅门、二堂、内宅等，并向外一直延伸到南横街上。
现在县衙的大堂等建筑正在复修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为二堂、内宅及二堂右侧的耳房等，这些院落仍基本保存了明清衙门的特征，气势庄严。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旅游景区 洪洞县城北面贾村西侧，明时有广济寺，寺的左旁有一株汉代种植的大槐树，枝繁叶茂，树身数围高大数丈，荫遮数亩苍劲挺拔。
大运路纵衷穿其东，交通十分方便。
明朝政府屡迁山西之民于外地，而迁民追多的洪洞与附近地区的移民就在这里集中出走。
被迁的移民起程时恋恋不舍，频频回首，古大槐树便成了当时移民门离别时记忆最深的标志。
时至今日，在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依然广泛流传着两句民谚：“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 汉代古槐，早已不存在了，第二代古槐也干枯了，第三代古槐正在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如同当年的汉代古槐一样挺拔。
为了纪念古槐，1911年在汉代古槐处建立了一座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别有风格的碑亭。
中国票号博物馆 中国第一家票号 ——日升昌，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
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
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一百多年，曾经“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著名，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
（余秋雨《抱愧山西》）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芮城县永乐宫旅游区 山西芮城的永乐宫是一座道教宫观，原名大纯阳万寿宫。
宫址原在芮城西向20公里的永乐镇上，这里据（道藏）中有关典籍和宫内碑文记载，是道教“八仙” 之一吕洞宾的诞生地。
吕氏死后，乡人将他的故居改为“吕公祠”。
金末，吕洞宾的故事越传越远，奉祀的人逐渐增多，祠堂便扩充成道观，后在蒙古太宗三年（1231）被火烧毁。
现在的永乐宫是元代修成的。
当时全真教领袖邱处机很受朝廷宠信，这一教派又奉吕洞宾为祖师，于是皇帝下令把观升级为宫。
并派河东南北两路道教提点潘德冲主持营建此宫，用十五年时间，于中统三年（1262）完成主体建筑，到至正十八年（1358）才完成壁画，施工期前后110多年，几乎与元朝共始终。
明清虽小有修葺，但基本上保存了元代的原貌。
解放后，因永乐宫旧址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淹没区内，于是从1959年开始，化了七年功夫，将全部建筑和壁画迁到新址复原保存。
平遥文庙学宫博物馆 平遥文庙乃中国六最。
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庙；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文庙建筑群；中国最大的孔子及儒学先贤塑像群；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中国科举史展；中国惟一的专业性摄影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