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游词登封三个五百字
1.南阳诸葛庐在三国时期南阳郡邓县隆中，据襄阳西二十里。
当时属南阳郡，所以诸葛亮说躬耕于南阳。
今天隆中属襄阳市。
2.最早记载诸葛亮所在地的是东晋的史书《汉晋春秋》，后来被收入裴松之注《三国志》。
此后1800年来的史书都采用这一说法!包括北朝《荆州图副》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南朝刘宋《荆州记》南朝萧梁《南雍州记》唐《元和郡县图志》唐《襄沔记》北宋《太平寰宇记》北宋《册府元龟》北宋《资治通鉴》南宋《诸葛亮传》南宋《通鉴纪事本末》南宋《续后汉书》南宋《舆地记胜》元代郝经《续后汉书.诸葛亮列传》《大明一统志》明宣宗朱瞻基《历代臣鉴•诸葛亮》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等。
3.现代中国政府国务院认为诸葛亮躬耕于今襄阳的隆中。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是1995年12月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正式立项，由周光召任总编辑委员会主任主持编辑的煌煌巨制。
其中说“诸葛亮“词条说：“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往依荆州刘表。
隐居南阳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躬耕陇亩…“该书没有”卧龙岗“4.现代河南方面都承认诸葛亮躬耕于今襄阳西的隆中。
（1）、著名的泰斗级历史学家、河南开封人白寿彝在他的史学巨著《中国通史》中说：“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水县）人。
随叔父诸葛玄避乱荆州，住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躬耕陇亩，自比于管仲、乐毅”” 刘备觉得有道理，于是带着关羽、张飞，从驻地前往隆中拜访，没想到一连两次都吃了闭门羹，第三次才见着。
”“…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
诸葛亮分析了天下形势，…”等等。
（2）、朱绍侯，考古学家，历任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
1992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
在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 1980.01）中说：“刘备三顾隆中（湖北襄樊市西二十里）草庐，请诸葛亮出来帮他打天下。
“（3）、柏杨著名台湾作家、思想家、出生于河南开封1949年去台湾。
在他的著作《柏杨曰》中说“诸葛亮跟刘备的这一夕谈话，史学家称之为《隆中对策》，跟纪元前三世纪末韩信跟刘邦的一夕谈话——《汉中对策》，虽相隔四百年，但前后辉映。
”在《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中说：“二零七年，最初，琅琊郡人诸葛亮，寄居襄阳隆中（襄樊市西十公里），平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然而当时的人，对他并不器重”（4）、1976年5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南阳市委宣传部编写的《诸葛亮小传》一书就认定南阳卧龙岗是纪念地，襄阳隆中是躬耕地。
该书第二章《躬耕南阳》指出：“隆中在襄阳城西北二十里，当时属南阳郡邓城管辖”，“诸葛亮在这里度过了十个寒暑”。
“小小的隆中实际上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所以他自称‘躬耕于南阳’。
”（5）、198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省政府组织编纂的《河南风物志》。
该书武候祠一节说：“（诸葛亮）在襄阳西隆中结茅隐居，他躬耕垄亩，攻读史籍……”“汉室后裔刘备三顾茅庐于隆中。
”“孔明遂离开隆中，佐刘备攻伐中原”“人们知道，湖北襄阳古隆中为孔明隐居躬耕之所”。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过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南阳系南阳郡，并非今日之南阳市。
后人出于仰幕，于今日南阳建祠以祀。
”该书曾获河南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6）、1986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州风物记》，该书“说南阳卧龙岗”一节中说“其实，诸葛先生真实的隐居地是在距此一百多里的襄阳隆中。
”该书作者王彪是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该书是他深入采访，博采广记的一成果。
（7）、1987年3月，南阳市委宣传部出版的《历史文化名城南阳》一书，也认定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是“诸葛亮纪念地”，是纪念性建筑，而不是故居。
还说，南阳武侯祠内的“诸葛庐”“虽系赝品”，但由于诸葛亮名气大，“故而南阳武侯祠便颇有名气了”。
（8）、1987年南阳市卧龙岗武侯祠门前出售的导游性小册子《武侯祠简介》也说：“诸葛亮隐居在南阳的隆中（今湖北襄阳附近）”，“刘备三顾茅庐见到了诸葛亮”，“从此他就离开隆中辅佐刘备”。
还说：“（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后部的茅庐……等，是后人根据诸葛亮生活起居而兴建的纪念性建筑物”。
5、（1）、晚清开始编辑1915年完成初稿，1980年第一次印刷的《辞源》中，关于【隆中】“山名。
在湖北襄阳县西。
汉末诸葛亮筑庐居于此。
相传刘备三顾茅庐，即此”。
（2）、1989年的《辞海》，关于【隆中山】 “在湖北襄阳县西，临汉江。
东汉末年诸葛亮曾隐居于此。
”关于【隆中对】“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今湖北襄阳西），建安十二年刘备三次往访。
”（3）、著名近现代历史学家郑天挺、谭其骧主持编撰的《中国历史大辞典》。
其中“诸葛亮”词条说：“字孔明。
少孤，从叔父玄往荆州依刘表，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西）。
”“隆中”词条说：“地名。
在今湖北襄阳县西。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即此。
”“隆中对”词条说：“东汉末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县西），建安十二年，刘备三次往访。
”6、“隆中对”是对刘备和诸葛亮隆中对答的最早命名。
南宋淳熙时期的文人孙应时在他的诗《读士元传》中有“向来隆中语，荆益实素期。
” 这可能是最早用“隆中”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
此后，明万历时期的文人杨时伟在他的《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中说“时伟按侯‘隆中语’云：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此可为援而不可图。
”这里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语”。
明末抗清名将张煌言在他的诗《书怀》中有“一剑横磨近十霜,端然搔首看天狼。
勋名几误乘槎客,意气全轻执戟郎。
圯上书传失绛灌,隆中策定起高光。
山河纵破人犹在,试把兴亡细较量。
”诗中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可见，起码早在南宋“隆中”就成为该“对答”的名称，此后历朝历代也认可用“隆中”命名该“对答。
而“隆中对”一词最早的记载可能出现在元代。
清康熙年间刑部侍郎卞永誉在他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中提到“饶介之四体书卷…第二段书诸葛武侯隆中对”。
饶介是元代书法家，他的作品《四体书卷》其中就有“诸葛武侯隆中对”。
清康熙内阁中书、礼部侍郎高士奇(1645-1704年)在《江村销夏录》（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即公元1693年）也提到说：“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纸本髙七寸三分长一丈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録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録”。
这两则相同记载证明元代就有隆中对之名。
明崇祯年间的文人蒋灿在他的诗《题杜少陵像》中有 “抗志隆中对，饥驱蜀道难。
”此后“隆中对”一词就频繁被使用。
而《草庐对》之名直到清代才出现。
综上可知，1800年来，“诸葛亮躬耕于今襄阳西的隆中”就是历史一贯的共识。
7.而卧龙岗一词元代才首次凭空出现于史书，元以前没有任何史料记载。
8.卧龙岗所谓证明许多都是假的。
如所谓清代出土“晋诸葛躬耕歌碑”就是假的
所谓“黄权建武侯祠”就是编造的谎言!所谓“隋代断石幢”就连南阳本地教育家都承认和诸葛亮无关。
靠这些造假证明的躬耕地能是真的吗
名胜古迹的导游词
杭州西湖是我国十大名胜之一，面积5．6平方公里。
西湖旧称武林水、钱塘湖、西子湖，宋代始称西湖。
“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站在西湖岸边，胸中顿觉朗然：满眼一片烟波浩渺的湖水，环绕着绵延起伏的山峦。
在波光粼粼的湖面周围，繁花似锦，芳草如碧，曲径风荷，树影斑驳。
经过历代装点，使江湖、山林、洞壑、溪泉、春华秋实、夏荷冬雪等自然之胜与左刹、丛林及园林艺术家的雕凿融为一体。
早在南宋年间，西湖即有“十景”著名天下，它们是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夕照、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柳浪闻莺、花港观鱼、南屏晚钟、双峰插云、三潭印月。
苏堤春晓是西湖十景之首，堤上遍种桃柳。
每当春天的黎明时刻，月落星稀，晨钟初响，悠扬悦耳。
此刻堤上垂柳低拂，晓霭迷茫；放眼晓雾中的湖光山色，耳闻百鸟和鸣的啾啾之声，使人飘飘欲仙。
断桥残雪，是神话《白蛇传》中许仙与白娘子相会定情的地方。
断桥是白堤与陆地相接的一座石拱桥，由于神话传说，使它家喻户晓。
断桥两旁，桃披红云，柳笼绿雾，香风送爽，波光摇翠。
待到冬末积雪末化时，这里又是观赏雪景的好地方。
三潭印月是在苏东坡治理西湖后，作为湖界而在水中立的三座小塔。
塔状如花瓶，浮漾水中。
塔面有五个距离相等的圆洞。
月明之夜，塔内点起灯火，水面上就会映出很多月亮。
其景扑朔迷离，忽兮晃兮，胜似仙境。
杭州为吴越古都，又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人物辈出，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史实和传诵千古的诗篇，与西子湖畔大量名胜古迹如在西子湖畔的岳王墓、秋谨墓等，互为印证。
另外，还有游客必往的灵隐寺、虎跑泉、六和塔等，构成以西湖为主体的30平方公里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如今的西湖正以其更加妩媚的美姿，吸引着五洲四海的宾朋游人
为“九龙口”的风光写导游词、广告语 《请帮帮忙急用谢了100就可以了····
河南省社旗县山陕会馆内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石雕御路石,其上雕刻精美的云龙图案,俗称九龙口神道。
九龙口以深透雕饰手法雕刻，刀法洗炼传神，龙须丝丝可见，栩栩如生，为全国一绝，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郑孝燮考察时，看到社旗的九龙口比北京故宫的九龙口浮雕还深5层的透雕，欣然题词“巧夺天工，精雕细琢”。
九龙口石雕位于山陕会馆大拜殿月台南侧石牌坊，作为天界之入口，正殿组群之导引，登上8级台阶，在中牌坊下部就是斜铺九龙口神道。
九龙口宽1.98米，长2.06米，为整块青石雕成，中心雕有九龙戏珠，龙体盘曲，遒劲有力，居中一龙张口瞪目，形象逼真，周围其它8条来龙相互交错，藏头露尾，层层叠压，龙身下祥云朵朵，波涛汹涌，整幅画面雕凿立体感极强，构图重气包势，雕工细致入微。
导游赵静女士告诉笔者，这块石雕的石材出于久负盛名的石材产地南阳蒲山，青白石石质细腻，纹理精美，有石玉之称；清时蒲山远近闻名的石雕艺人罗二神参加了九龙口创作，九龙口雕刻前后历经达23年之久。
“文革”初，为保住九龙口这块国宝，原馆长张荣礼于1966年用锯末、沙覆盖着石雕，上面又加石灰抹平，直到70年代末，文物专家才将完好如初的九龙口清理出来，展现在游人面前。
戏曲术语。
演员出上场门数步， 稍停亮相之地谓九龙口。
即具有光彩照人的重要之地。
旧时乐队在舞台中央， 鼓师座位也在此地， 以显示其地位的重要。
从现今看来， 九龙口仍处于舞台的黄金分割点上， 符合舞台美学的规律。
建湖九龙口 2005-7-29 盐城信息港乡镇企业局信息网 九龙口位于建湖县蒋营镇西南部，处于 射阳湖腹部，由蚬河、林上河、钱沟河、安丰 河、新舍河、溪河、莫河、涧河、城河等九条自然河道汇集而成，故名“九龙口”。
九龙口的风景堪称一绝。
九条银河从南 西北不同方位蜿蜒而来，仿佛九条玉龙盘旋 在无边无垠的绿色地毯上，无限绮丽的天光 湖影，尽收眼底。
阳春三月，芦芽出水，一片嫩绿，娇鲜欲滴，一望无际，远与天接。
绕堤新柳 垂倒影，穿梭柴燕掠天光。
春夏之晨，万顷苇 滩，露珠滴翠，朝阳冉冉升起，反射出万道霞 光，晨风吹过，绿叶摇曳，闪闪烁烁，蔚为壮观。
炎炎夏日，菱叶浮波嵌碧玉，映日荷花别样红。
九龙口境内资源十分丰富，藏垒水禽野 味，广植柴蒲菱藕，盛产鱼虾蟹鳖，故有“金滩 银荡”之美誉，九龙口湖水为国家一级水质， 被专家学者誊为“里下河的明珠”。
九龙口以其灿烂的历史人文，秀丽多姿 的风光，得天独厚的资源赢得了中外游客的青睐。
九龙口 朦胧塔，位于建湖辛庄镇射阳河与西塘河汇合处，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塔身残存三级，高16.7米，呈八角形楼阁式，古朴雅致。
塔内有藏舍利的石函。
九八年春，在省、市县文化部门的关心重视和县政府及辛庄镇干部群众的支持下，筹资30万元，对该塔塔身、塔基进行修复，使这座全省孤本三层古塔恢复原貌。
此塔虽不雄伟壮观，却是盐阜平原上现存的两座古塔之一。
朦胧塔 东海王墓位于建湖蒋营镇收成村。
当地群众在开垦荒地中挖出一座古墓，墓廓宽 l米，长2．8米。
墓砖长32厘米，宽14厘米，厚5厘米，砖块两顶端分别刻有“东海王”和“义熙四年”字样。
经考证，为东晋安帝时东海王司马彦章的墓，随葬品有紫黑色长耳把陶壶1只、铜镜半片等物。
当地人民为保存古迹，重新修墓。
东海王墓 汉古墓群分九部分组成，有关方面认为，这可能有汉代豪门望族的风俗习惯。
西汉末年，豪强各据一方，聚族而居，为了讨个吉祥，人死了按族分别葬于九处，故取名九龙墩。
这些汉墓东距串场河、范公堤约一华里。
由此可证，汉代以前这一带即筑有挡潮堤堰，而且人口较密，盐和农业生产亦较发达。
草埝口镇汉墓群的发现，对研究地方史有较高的价值。
中国十大名胜古迹简介
中国十大名胜古迹是指1985由《中国旅游发起并组织全国人民经年多的评比，于当年9月9日评选出的万里长城、桂林山水、杭州西湖、北京故宫、苏州园林、安徽黄山、长江三峡、台湾日月潭、避暑山庄、西安秦陵兵马俑十个风景名胜区。
这十个景区分布于中国南北东西各个区域，包括自然景观，历史建筑，人文景观和文物古迹等。
桂林山水位置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南岭山系的西南部，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为主要特点。
桂林诸山虽都是石质山体，极少土质，但因为气候温和湿润，利于植物生长，加上桂林人非常注重石山绿化，故岩石缝隙间会顽强地生长出许多的灌木、乔木和藤类植物，将一座座石峰罩得严严实实的，显得青翠而富有生机。
桂林是典型的岩溶地貌。
桂林景色岩溶地貌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在流水的长年侵蚀下，一方面会形成各种奇形怪状的洞穴，并不断地改变着形态，另一方面又会生长出各种不同的石笋、石幔、钟乳石，两者构成了奇妙的岩溶洞穴奇观。
杭州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部， 杭州市市中心，旧称武林水、钱塘湖、西子湖，宋代始称西湖。
西湖处处有胜景，历史上除有“钱塘十景”、“西湖十八景”之外，最著名的是南宋定名的西湖十景”和1985年评出的“新西湖十景”。
在以西湖为中心的60平方公理的园林风景区内，分布着主在风景名胜40多处，重点文物古迹30多处。
概括起来西湖风景主要以一湖、二峰、三泉、四寺、五山、六园、七洞、八墓、九溪、十景为胜。
新西湖十景是1985年经过杭州市民及各地群众积极参与评选，并由专家评选委员会反复斟酌后确定的。
北京故宫，又名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位于北京市中心。
故宫东西宽750米，南北长960米，面积达到72万平方米，为世界之最；故宫的整个建筑被两道坚固的防线围在中间，外围是一条宽52米，深6米的护城河环绕；接着是周长3公里的城墙，墙高近10米，底宽8．62米。
城墙上开有4门，南有午门，北有神武门，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城墙四角，还耸立着4座角楼，角楼有3层屋檐，72个屋脊，玲珑剔透，造型别致，为中国古建筑中的杰作。
黄山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由于山高谷深，气候呈垂直变化。
同时由于北坡和南坡受阳光的辐射差大，局部地形对其气候起主导作用，形成云雾多、湿度大、降水多的气候特点。
黄山还兼有“天然动物园和天下植物园”的美称，有植物近1500种，动物500多种。
黄山气候宜人，是得天独厚的避暑胜地，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疗养避暑胜地。
苏州园林有：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狮子林、怡园、沧浪亭、耦园、艺圃。
[4]作为苏州古典园林典型例证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和环秀山庄，产生于苏州私家园林发展的鼎盛时期，以其意境深远、构筑精致、艺术高雅、文化内涵丰富而成为苏州众多古典园林的典范和代表。
长江三峡：中国长江上游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的合称，简称三峡。
是中国10大风景名胜之一，也是中国40佳旅游景观之首。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奉节的白帝城，东到湖北宜昌的南津关，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是长江上最为奇秀壮丽的山水画廊，全长192公里，也就是常说的“大三峡”。
日月潭是台湾的“天池”，湖周35公里，水域9平方公里多，为全省最大的天然湖泊，也是全国少数著名的高山湖泊之一。
承德避暑山庄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带，属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山地气候，四季分明。
冬天虽然寒冷，但由于四周环山，阻滞了来自蒙古高原寒流的袭击，故温度要高于同纬度其他地区；夏季凉爽，雨量集中，基本上无炎热期，是旅游避暑胜地。
关帝庙俗称武庙，位于避暑山庄丽正门西南侧宫墙外20米处，始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是中国唯一的皇家关帝庙。
秦陵兵马俑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5公里处的骊山北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前210年）陵墓的陪葬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之一。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
在兵马俑一号坑址上建成的拱形展厅，设立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向中外广大旅游者开放。
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关于导游词
邯郸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较大的市。
位于河北省南端，太行山东麓，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
东界山东聊城，南临河南安阳，西连山西长治，北接邢台。
南北最大纵距104公里，冬西最大横距180公里。
总面积12062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434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106平方公里。
总人口844万，其中城市人口134万。
居民绝大多数为汉族，还有回、满、蒙古、朝鲜、布依、苗、壮等少数民族。
早在7500多年前，邯郸的先民就在武安、磁山一带建立起较为稳定的部落。
邯郸城兴起于殷商后期，是商王朝的离宫别馆和京畿内地，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
西周时，邯郸属赵、魏地。
春秋时，是卫、晋的主要城邑。
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于邯郸，经8代国君，历158年。
邯郸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国都，是黄河以北最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秦为邯郸郡郡治。
西汉时，为所封赵国的都城，经济繁荣，与洛阳、临淄、宛（今南阳）、成都并称五都。
东汉时属冀州魏郡。
元代为中书省治下。
明清时为直隶省广平府辖区。
辛亥革命时属冀南道，后归河北省管辖。
其境内的邺城，曾是曹魏至北齐时期的六朝故都，大名也是隋唐以后的北方重镇。
194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邯郸地属冀南区和太行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始设邯郸市。
1946年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
1949年建邯郸专区，辖邯郸市和14个县。
1958年邢台专区并入，1961年又分开。
1970年邯郸专区改为邯郸地区。
1983年邯郸市划为省辖市，邯郸县并入邯郸市，1985年武安县划归邯郸市。
1992年国务院批准邯郸市为全国较大的市。
1993年邯郸地、市合并。
邯郸市现辖丛台区、邯山区、复兴区，峰矿区、武安市、邯郸县、永年县等4区1市14县。
邯郸是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三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春秋战国时代是赵国都城，汉代仍为中国五大古都之一。
邯郸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历史和人文景观丰富，拥有名胜古迹千余处，被定为国家级的名胜古迹有七十七处。
最具特色的有代表我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磁山文化遗址，国内唯一保存最完好的战国 时期的赵王城遗址，可与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媲美，开凿于北齐时期的响堂山石窟，至今仍作为古城邯郸之象征的武灵丛台公园，与悬空寺相类似的娲皇宫，驰名中外的黄梁梦吕仙祠。
三国时代曹操为检阅军事训练，娱乐而建的邺城三台遗址，驰名中外的宋代民间磁窑--磁州窑等，都是值得您观赏游览的好景点。
邯郸人民热情的欢迎您的到来......
描写河南的精彩的风景
河南，湟湟千年华夏文明，正是从这块黄土地上发源流淌，继尔漫延全中国的。
河南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套用一位河南作家的妙语：“河南人就是咱中国人的妈”来解释最为恰当。
如今，这位母亲乳汁断尽，人老色衰，满脸风霜，踡缩黄土一角，莫名成了儿女嘲笑的对象，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而时下关于河南的笑话漫天飞，河南在一种“流言运动”中被肆无忌惮地蹂践，又实在是我们民族整体的悲哀。
河南人被群体歧视，是一个尴尬而又沉重的文化现象。
昔日的辉煌，厚重的人文，竟那样轻而易举被几句流言，几个笑话掩盖，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笑话。
这一方面缘于我们可怕的无知和愚蠢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有河南人自身的原因。
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承载农耕经济的黄土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河南也随之迷失了自我，迷失在历史的黑洞里，迷失在麻木的消怠上，迷失在自我消解的中庸中。
河南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河南人自己来解决。
而地域文明的振兴，首先在于精神的勃起。
勃起需要的刺激，已经太多太多，时下，我们应该更关注河南精神重建的态势与内涵。
自然，这是一个深刻而博大的命题。
但我们不妨先从寻找迷失的自我开始。
河南人之所以为河南人，是缘于地域，是缘于历史，是缘于血脉。
那么，就让我们顺着地域文化的长河，从个体文明的源头开始，沿着祖先的足迹，寻找那个我们曾经失落的世界，并捎带从历史的长河中采撷些文明的珠宝，熬煎一副精神的良药，然后，清洗文化的伤口，挖去精神的恶疮，外贴内服，再塑河南的精神钢骨，还原一个健康的中原文明。
让郁闷已久的河南人气吐眉扬，再次挺拨地站直腰板，用骄傲的豫中话大声宣布：俺是河南人。
为什么不呢
1.拂去历史的尘埃，沿着时间的长河，从春秋走来，从秦汉走来，从唐宋走来，从近代走来的那些河南人，一个个都是人格茁壮，性格鲜明，或察天观道，或倚剑长笑，或游刃权谋，或诗笔作刀，无不热血滚烫，豪气冲天，一肩担天下道义，一肩负百姓福利。
他们从来都是那样古道热肠，或是激荡着感天动地的仁道大义，或是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这体现在侠士武将身上，是忠肝义胆，是精忠报国；体现在文人官员身上，是忧国忧民，是鞠躬尽瘁。
这种浓浓的入世情怀，生生不息，传递千年，一直激励温暖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当属老庄。
这两位道家先祖，虽也有报国救民之心，但却选择了“出世”之道。
骑青牛潇洒而去，御清风逍遥而游，纵是令人向往，消极避世，反璞归真，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哲学，并历来为统治者所用。
正所谓“外示儒术，内尊黄道”，就那样心照不暄地操纵了中国几千年。
但如你所知，对黄道情有独钟，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级”的胃口罢了。
面对惨淡人生，芸芸民众，更多的河南人，凭着黄土赐予的豪胆，借着黄河赋给的热血，选择了更直接，更积极的“善其身，济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辈宗师，我以为首推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了。
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用现代术语解释，他大概是中国最早倡导博爱主义及和平主义的智者了。
据考证，墨家学派是一个准军事机构的组织，有一套严密而独特的组织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国江湖的最早帮会。
我想这群侠士好汉，除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外，也一定会干些“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事来。
墨子之后，又有一个名叫荆轲的河南好汉闪亮登场。
他是卫国人（今河南境内），是否墨子传人，已不可考。
我们只知道他爱好读书，武艺高强。
当年，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应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刺杀秦王政。
至今读起史书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字句，依然会被那视死如归的侠义大气而深深振撼。
长亭外，古道边，残阳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带的士子，穆然肃立，为一个怒发冲冠，将踏不归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
历史就在那一瞬间定格，风化成一道凄美而悲壮的风景，感动了我们几千年。
唐时，嵩山上又冲下来一大批勇猛无比的少林武僧，他们护唐王，斗恶贼，上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精彩无比的除奸惩恶的《少林寺》。
到了宋朝，河南汤阴县，又走出一位顶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飞。
当白发苍苍的岳母为儿子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不但把一种强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岳飞的心间，也刺醒了每个有热血，有良知的中国人。
当年，岳家军（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河南的热血汉子）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使得金人只能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想想岳大将军那杆出神入化的金枪，是如何为柔弱的王朝前挑起一面自信的大旗，想想岳家小将那双所想披靡的银锤，是怎样给野蛮的夷族砸响警告的铜锣。
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又是怎样激励着中华好儿女，一代又一代，谱写精忠报国的歌。
当历史滑过上世纪50年代，在炮声轰轰的朝鲜战场上，高吭激越的豫剧曲调正在响起：“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
”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骄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团义演。
当年，就是她，不辞劳苦，全国巡演，竟为志愿军募捐了两架飞机。
河南人的爱国情怀，一旦被激发，他们可以创造出无数个奇迹来。
需要补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也常眠在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这种可贵的人文情怀，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巩县人杜甫了。
这位大诗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伟大来形容。
他是如此深爱着这片土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是他对战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朴素的人文理想。
还有那沉甸甸，至今诵读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别”，是他对暴政的讽刺控诉。
这些美丽动人的诗句，不知温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阳人刘禹锡，他与白居易齐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他自愿把百姓摆在第一位，喜欢替百姓说话。
所作的政治讽刺诗，辛辣尖锐；所作怀古诗，沉郁苍凉，语浅意深；所作仿民歌诗，清新爽朗，别开生面。
而他的同乡元稹，也是此道中人。
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结的鲁山人，其诗多反映民间疾苦之作，极力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义诗风，但流于极端，平生不做近体诗，古诗也平直单调。
虽然其文学成就远不能与前辈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热血，还是相通的。
在历代为民造福的河南官员中，最聪明的要算春秋时的范蠡，最刚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无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了。
范蠡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出身微贱，但绝对聪明，辅作越王勾践，巧妙美人计，苦心经营，精密筹划，终灭掉吴国，成就越王一代霸业。
但功成名就时，他却不慕富贵，巧妙隐身而退。
《越绝书》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 《史记·货殖列传》又载：“后游齐国，至陶，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
晚年放情太湖山水，爱好养鱼。
著《计然篇》、《养鱼经》”。
从政经商，为国为家，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与行动妙解了一道“读书人如何释放人文情怀”的道德难题。
其卓越的思想光辉，至今对视，依然有刺眼夺目的感觉。
那个“包龙图端坐开封府”的黑脸“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则与人情，强权与道义之间巧妙平衡，用刚烈惩治邪恶，以智慧伸张正义。
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结”，也因为这位曾在现实存在过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许多，安慰了许多。
而那个兰考县的现代父母官，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想。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以党性认真地坚守着，用良知小心地调整着，让行动仔细地填充着。
如今，这个伟大的精神坐标，以纪念碑的形式矗立着，在僵化的口号里宣扬着，虽有些孤独，有些落寞，却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阳人张仲景了。
被后世奉为“医圣”的他，面对兵荒马乱、疫病流行的惨淡现实，以最朴素的想法，最诚挚的情感，毅然选择了救死扶伤、济世苍生的医生职业，做他所能做的事情。
后来他写就的《伤寒杂病论》，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而书中的《金匮要略》部分，更被世代医家尊为“医方之祖”。
在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侠士试剑，武士弄枪，歌者展喉，文士投笔，官员动脑，医生用手，纷纷汇聚在那面裂裂作响的人文大旗下，大气潇洒，豪情勃发地坚守着中原文明的最后一座未曾陷落的城堡。
2.除了那腔滚烫的热血，除了这般豪爽的情怀，河南人也有其秀致明艳的一面。
地域文化中，河南文人历来就以想象瑰丽奇特，文笔精致艳丽著称。
这一点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商丘人庄子了。
这个梦蝶忘我，鼓盆葬妻的河南人，现实中活得非常寒碜，甚至有些萎缩。
人瘦得“槁项黄馘”，住在“穷闾陋巷”，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
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得一蹋糊涂，潇洒得有天没地。
那洋洋洒洒的一本《庄子》，文笔优美诙谐，想象恣意汪洋，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士必读之书。
它不但涉及哲学、人伦、政治，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
闻一多和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
众所周知，庄子的文章真得称得上天马行空，他自由自在地在各种时空、概念里逍遥穿行，读起来非常快感。
而庄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编故事挪揄挖苦人。
这一点的技巧，他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高明。
如果庄子活到今世，面对世人对河南的群起攻击，我想他一个人对付，已经绰绰有余了。
而庄子文章语言的精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创造了许多新词和譬喻，至今还为世人所喜爱，所引用。
庄子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家乡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
唐时有一位很有名的河南诗人李贺，其诗作多以想象诡奇取胜，构思奇巧，文笔绝美，似有神助，时人称为鬼才。
而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县人)，善用比兴，色彩瑰丽，精于用典，形成了缜密婉丽、旨趣深微的艺术风格。
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都是美得不得了的千古名句。
再到宋朝，开封又出了一个史达祖，善于咏物，刻划精工，形神兼备。
如“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如“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再如“愁与西风有约，年年同赴清秋”，这些文字多么生动，简直有呼之欲出之感。
大词人姜夔对此就佩服得很，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
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河南人能写出精妙文字的大家名作真是举不胜举。
如刘方平的《月夜》里的“虫声新透绿窗纱”，如宋祁《玉楼春》里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都是多么漂亮可爱的句子。
自然，要写出漂亮的诗作，需要灵感，需要才气，但若两者都缺些，也不要紧，只要肯吃些苦，还是会有收获的。
在这方面，河南范阳人贾岛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看看人家是如何苦吟的，“吟哦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困难的时候，甚至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和毅力。
苦心人，天不负，这般肯下功夫，自然也能写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的千古名篇来。
而“推敲”的典故，也缘于这位爱学习，肯琢磨的老先生。
据说有一天，贾岛正在驴背上苦苦思索诗句“僧敲月下门”中是用敲还是推字，竟不小心撞了一个大官的驾。
兵士揪着老头到这个大官前问罪，问明原因，大官哈哈大笑，为其严谨的求学精神所感动，并邀请其回府，一起研究。
这个大官就是河南孟县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
如今的河南文人，或是继承发扬了老祖宗“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为百姓，为道义，为故土，文笔朴实得要命，传达的思索又厚重得叫人想哭。
或是继续着那奇巧精致的唐宋遗风，文章或求俏意求险韵，透露出古怪的精灵，或是求细腻求生动，飘逸着精美的褶皱。
但无论如何，据我了解，他们都非常认真，是文字道路上创作态度最严谨，最执着的一批文化人。
每次读起他们的文章，或是想起他们的为人，都不禁有些暖暖的感动。
3.河南除了这些星光灿烂的人文大家以外，还有几座引以为豪的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载在这几个城市文明的基础之上。
如安阳的浑朴，洛阳的秀致，开封的细腻等。
然而，这几个动辄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很难找到些留存的历史坐标来。
唯能衡量的，也许只有掘地三尺，发掘那些古墓遗址了。
于是，千年文明的传承，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散乱在那一堆堆的废墟之上。
拂去千年的尘土，参照先人的笔记，在艰涩难懂的甲骨文里，在锈迹斑斑地青铜鼎上，在残壁断垣的遗址里，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们努力拚凑着这块土地上曾经闪亮的文明之光。
殷墟、商都，魏晋城郭，宋时官窑，多少辉煌与文明，多少血泪与耻辱，都因频繁的战火，黄河的泛滥，统统掩埋在厚厚的泥沙里，消失在寥寥的时空中。
关于安阳，最有名的便是发现甲骨文的殷墟了。
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为曾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有过稀世的繁华。
从那里挖出的青铜宝器，无论形制，还是工艺，都不难推测出。
只是那个时代离我们太久远了，除了臆想的骄傲，除了斑驳的文物，我们好象无法获取更多的东西。
但大气的人文遗风犹存。
在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
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
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
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
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有了这条巷的安阳，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与现实的人文对接，才使得它有足够的信心安详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荣辱。
洛阳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
东周、魏、晋、唐等先后在此建都，号称九朝古都。
而我以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晋、唐等，或苟延残喘的弱势王朝，如东周。
这种尴尬的现实也正是洛阳城为什么无法大气起来的缘故，而更不幸的是，这种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统的历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被蹂躏，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首都的洛阳了。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诸多的历史名城里，洛阳是最具悲剧性的城市。
洛阳城的历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复复被毁灭，悲恨相续的血泪史。
对此古人叹云：“欲知天下兴亡事，请君且看洛阳城”。
在金戈铁马的嘶杀中，历史无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续。
特别是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南移，以及黄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泛滥，洛阳永远失去再度雄起的机会。
曾有的辉煌，便永远沉封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如今的洛阳，已经很难找到昔日繁华的痕迹。
我们能提的，除了那一园独开独败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马寺，除了那痕迹模糊的龙门石窟，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见证。
在我看来，洛阳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汉唐之际，做为最重要陪都时的那段好时光。
毕竟，那时她侍奉的是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王朝，她也有时间打扮自己，保养自己。
当年，她可能是中国最漂亮，最壮观的城市之一。
豪富人家竞相传抄《三都赋》，搞得一时“洛阳纸贵”，那是魏晋的洛阳，“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这是盛唐的洛阳。
“年年花开帝王家”的花城洛阳，如今也只能从阴冷古籍里寻找，在一帘幽梦里重现。
开封比洛阳幸运，就在于她虽然也侍奉过一些类似的小王朝，但毕竟在近150年的时间曾专心侍奉过一个当时世界上文化与经济最发达的北宋王朝。
看过《清明上河图》的，都无不为那个辉煌而繁华的帝都所惊服。
而图上所展现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罢了。
当年的汴京，有外城内城。
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
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
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
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
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
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
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在街上川流不息。
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
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
想想看，若那《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再现，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
如今的开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铁塔，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宋时的痕迹。
那中州盛日，“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的绝世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运河里的林立帆船，大相国寺前的技艺杂耍。
也都成了遥远时空模糊的印象。
不过，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开封城里的那几泊湖水，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
而城内四处悬挂的诗书字画，栩栩如生的汴绣，浓郁的美食文化，明示着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着强大的文明惯性及坚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会郑州，自然有些过不去。
但作为一个城市，许多河南人并不喜欢郑州，觉得没底蕴，没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无大家风范。
郑州的存在，好象只是一个交通枢纽的意义罢了。
它好象还远远不够成熟，不能承担起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重担来。
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却找不到一个相匹配的精神坐标来对称，找不出一个相匹配的现代城市来代表。
具体来说，郑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而开封是唯有灵魂的城市，谈及洛阳，则是除了历史什么都没有。
失去精神导向及文明凝聚力的河南，愈发呈一盘散沙。
而河南的尴尬还不仅仅如此。
最难堪的莫过于，在积有如此丰厚人文精神的土地上，河南人却无法形成一种群体向上的积极人格。
散乱一地的，屈牙突嘴的，只是些小农文明残留的固疾。
失去人文导向与精神坐标的河南人，只好有些无奈，有些不甘的灰头土脸地生活着，隐忍着。
4.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长河里，人文精神的汇聚、碰撞与整合，有时也不免会有些偏差，出些尴尬。
最早的尴尬，来自愚公。
豫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有王屋山一座，相传，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对于愚公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同志当年给予极高的肯定与评价。
而愚公当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断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五六十年代，也许缘于他老人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有独钟，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
那时，大家觉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积极地贯彻，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标完成任务。
据我翻阅的资料来看，建国以来，几乎全国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长最少是山西，只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
官方统计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计人口4174万，而到了1996年，竟达9172万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对于人口数量有着朴素的迷信情绪。
人多好办事嘛，领袖就这么说的。
这话好象也没说错，五六十年代，驰名中外的红旗渠，就是河南人开挖的嘛。
据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渠。
没有那么多人，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
而另一个尴尬便是战国时期卫国大商人吕不韦了。
他是淮阳人，在他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个成功的商人。
即无侠客的利剑，又无游士的巧嘴，若与当时的权贵结交，鼓囊囊的钱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见效的“资本”了。
吕老板最大的一笔买卖就是把私生子送进秦宫当了太子，即后来那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他绝对是个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家。
能把一番投机事业做得如此象模象样，轰轰烈烈，心机、城府绝非常人可比。
他是商人，也做过秦国的相国，并令门人编撰过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吕氏春秋》，如果加上那个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
然而，从个体意义上讲，他却是很失败的。
他的种种行为，说到底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投机行为，自然名不正言不顺。
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
不能善始善终，大概是所有投机家的宿命。
便是不计成败，不论手段，单论他历史地位，也有些不尴不尬。
在史家眼里，兴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险传奇和投机才华；便是涉及那本《吕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划天才和骄奢卖弄。
虽他曾身为秦相国，可在史书中也是轻轻一笔带过，肯定的只是他的商业才干。
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与赢正母后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惊叹他一生的冒险奇迹和不可思议的投资眼光。
这位可怜的河南人，作商人，没有他同乡前辈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
作政治家，也纯粹只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是投机成功后抢到的一件犒赏品（自己犒劳自己，安慰自己）罢了，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厚重。
而作文学家，这就更无从谈及，至多只是挂个虚名而已。
于是。
这位吕老板，就那样轻飘飘地夹在史册里，风雨了一世，尴尬了千年。
吕不韦虽然尴尬，但不影响他的名气。
有他这样的好导师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从来不缺效法他的投机者和野心家。
中国的政治场上，也就平添了几份乌烟瘴气，多增了些荒唐闹剧；而中国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怀送抱，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乱七八糟。
从经济理论上讲，吕不韦的最大贡献就是验证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也大概因为他，中国传统社会里才开始有了“无商不奸”的行业歧视。
而人文意义上最大的错位莫过于宋朝大儒的“二程”程颖和程颐了。
这两位说着浓浓豫中话的老先生，大力发扬大宋开国元勋郭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的理论，狠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在一部论语当中。
嵩阳书院的枯黄灯光下，两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证，象个勤奋的老农，把中国伦理那片庄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
于是，理学诞生了，文人的思想也开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并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学术和哲学上的成就与正面意义，也绝对敬佩两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动机。
只可惜，不知是后人的愚笨，还是上面头儿的别有用心，那四书五经，那中庸之道，渐渐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渐渐风化成一块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干。
虽然，以后的七八百年，许多读书人依然嚼得不亦乐乎。
但我还是不喜欢，许多读书人也没办法喜欢起来。
这与两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径庭，也是二位最尴尬之处，便是到了今天，曾经的大圣人，也只能灰头土脸地躲在古书堆里哀叹。
那座曾车马拥塞，喧嚣一时的嵩阳书院，也只能在荒凉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乡没有忘记他们，近乎固板地痴迷着那能圆通一切的“中庸”之道。
就性格而言，当中庸被理性克制时，会转化成一种宽厚睿智的美德，而在无发限放大时，就会沦为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
而河南人最大的尴尬也正在于此。
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历史板块的质疑，无非期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并能够重新树立自信，然后大胆扬弃，创新，从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群体人格。
而审视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追寻其文化背后的现代人文意义。
那些灼痛的历史伤疤，期望能给以针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辉煌的文明骄绩，又能鼓以鞭策的奋进力量。
无论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体人格的重塑，我们都任重而道远。
记得百年前一位西方哲人批评中国，说“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
但就自醒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反思过，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千年以来，就人格精神，我们到底改变了多少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黄河古道边（难道仅仅在黄河古道边
），依然密密麻麻交叠着那么多似曾相识的面孔，麻木而略带几丝狡黠，憨厚又有几份豁达。
这些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作为一个群体形象，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如此，这个新千年，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尴尬的人文群体，只是期望时间不要太长，不要长得忘了我们从那里来，不要长得羞辱自家还不知羞。
行笔至此，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制豫方针中特别强调的那句话：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