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纪念馆观后感
初，趁着休假间隙，我去了一趟红岩革命纪念走进红岩魂广场，就到一股严肃庄气息，这是全国第一个以烈士精神命名的广场，在纪念“11·27”革命烈士殉难50周年之际，在原“中美合作所”阅兵场的基地上修建而成。
步入陈列馆，那种浩然之气油然而生，馆里的气氛让人顿时有种莫名的压抑感。
前军委主席的题字，将烈士们的丰功伟绩给予绝对肯定和高度赞扬。
那遒劲有力的字迹、深情怀念的语句让我仿佛看到了烈士们不畏强权的凛然气概
陈列馆里那面鲜红的用被单衣物绣成的五星红旗格外显眼，那是一种多么兴奋的期盼的表现呀
我至今仍可以想见，当狱外传来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即将成立这样的消息时，那些为祖国献出自由和乃至生命的都在所不惜的伟大共产党人心中将是何其自豪与振奋，他们含着热泪为祖国绣出的那面五星红旗，正是他们革命信念的最最真切和感人的诠释
陈列馆里，真实地重现了当年这些共产党人被关押的监狱的状况。
大量的照片和文物向世人宣告着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先烈的惨无人道的镇压和迫害。
牺牲的革命者里，年龄最小的“小萝卜头”宋振中牺牲时仅九岁，与此类似地，多数烈士都是在极为年轻的时候被杀害，在那个黑色的1949年11月27日。
他们怀揣着对于革命的忠诚与信仰，无悔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召唤，这就是对于伟大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和信任，这就是摆脱贫困落后、告别专制独裁、追求人民幸福、国家安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彰显。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名叫“谊军”的革命同志。
1992年，一家单位在搬迁时，发现一件标明为渣滓洞革命烈士遗物的包裹，包裹里有两封信和五块银圆。
一封信上写道：“中国共产党万岁
亲爱的党和你永别了。
谊军。
”一块银圆上深深地刻着“最后一次党费谊军”八个字。
谊军是谁
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他做过哪些革命工作
我无从得知，但这种情怀，这种对待共产党事业大于生死的英雄故事，却深深的刻在了我心里。
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烈士，还有很多人没有留下真实姓名，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就是“红岩先烈”。
岁月飘逝,荡涤着人生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那久违的历史似乎又在眼前重映,一幕幕，一桩桩,打动人的肺腑,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先烈的事迹给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我以当头棒喝。
苟利国家生死许,岂因祸福避趋之。
共产党人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渣滓洞,白公馆,歌乐山下,松林坡刑场都洒下了烈士们的斑斑碧血。
红岩精神是烈士对共产主义信念执著追求的高度概括;是先烈坚持真理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是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是改革开放，发展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瑰宝。
今天的我们，应感先烈之功业,励后人之壮举。
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
革命烈士的精神是我们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 一种精神支柱，他们对于共产主义信念的执著追求，对于真理的无悔坚持，对于党的秘密的严格保守，对于艰难困境的坦然面对，对于献身祖国和人民的大无畏气概，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继承。
作为一名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我想，我更应该身体力行，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生活，以革命先烈们为榜样，在新时期的建设中，做一个敢为人先、乐于奉献、甘于吃苦、勇于实践的新青年
谢谢，望采纳
红岩第五章主要内容，表达情感。
江姐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她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豪迈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重庆的红色文化诞生于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硝烟中，红岩村、渣滓洞、白公馆、烈士墓等中国共产党人战斗过的地方，都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不断传播，生生不息。
通过对《红岩魂》系列展览的参观和学习，我们党员同志进一步领会了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大家无不为红岩精神所感动和振奋。
重庆的红色文化历久弥新，当年革命志士不怕牺牲、艰苦奋斗、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和高尚的爱国情操永照千秋。
红色文化蕴涵着创新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才能使文化本身更显生机与活力。
有关爱国人士的小故事40字
7月13日，2009年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赴川渝科技实践团按照既定计划，先赴红岩村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后前往重庆市聚奎中学举行科技创新报告会和交流会，圆满完成了实践任务。
13日上午，实践团全体团员参观了红岩村、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和渣滓洞监狱，跟随着革命的遗迹回顾了先烈们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
在红岩广场，实践团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诗歌”朗诵会，队员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朗诵了《在烈火中永生》、《把牢底坐穿》、《红梅赞》等革命诗词。
孙连华同学讲述了他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并号召大家为祖国科技发展献计献力。
最后，全体成员集体朗诵《少年中国说》，结束了在红岩村的活动。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实践团12名党员在纪念碑下举行了庄严的“重温入党誓词”活动，队员们高举右臂，面向党旗，再一次温习了一名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副团长李腾同学说：“通过这次参观，我们对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之重大，大家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一定要更加努力，为党和国家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 随后，实践团来到重庆聚奎中学，为400余名高三学生举办了一场题为“为祖国科技腾飞而奋斗”的报告会。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可心同学和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徐洪业同学分别就“迈向未来”和“为什么要读大学”两个主题为现场同学讲述了他们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成长和体会，引起了与会学生的广泛共鸣。
聚奎中学高三4班的向利同学说：“学长学姐的报告通俗易懂，让我对高三少了一份恐惧，心中也有了一个目标。
虽然到达心中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我不会轻言放弃的。
”报告会开始之前，实践团团长、北京市学联执行主席罗刚还向对本次活动给予大力支持的共青团江津区委和聚奎中学赠送了纪念版微笑圈和一百本科普书籍。
报告会结束以后，实践团分成七个小组深入聚奎中学课堂，围绕“大学－－实现梦想的摇篮”的主题，与高中生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清华大学邴浩、北京师范大学周铃钞等首都挑战杯获奖选手讲述了大学生活的美好与丰富，让高中生们对大学产生了无限的憧憬。
在为大家描绘大学生活蓝图的同时，实践团成员也没忘记去关心学弟学妹们现在的学习状态，以切身经验帮助他们分析在复习阶段应该保持的正确心态。
交流会最后，实践团队员将随身携带的微笑圈赠送给学弟学妹们，也送去了对他们最真挚的祝福。
当志愿者去敬老院的心得体会400字
去敬老院后的心会 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在主教们前集合完就带着期待，带着激动的心情一起坐公友善敬老院。
水泥地经过昨天大风大雨的清洗，路边的落叶和被风吹落的残枝还没有被收拾干净。
沿着僻静的小道，小道旁边稀稀拉拉的几间的小店，有卖早餐的，店里还有两三个成年人在排着队；有卖生活用品的，店主真在拉起卷门儿；还有一户人家穿着睡衣，手里拿着扫把清扫面前的落叶。
到达友善敬老院，迎面而来的是2栋3层楼的，长着青苔的居民楼，外面的铁铝大棚下有七八张桌子。
在桌子旁边坐着今天的主角——敬爱的老人们，在他们的脸上那沟沟壑壑，凹凸不平的褶皱写着岁月的痕迹。
有一些老人们尚且还能自己扶着棍子自己走，但是有一些情况不乐观，要坐着轮椅，被别人推着才能移动。
看着老人们落寞的眼神、被岁月碾过的脸庞以及驼掉的脊背，我们的心不禁地揪紧，不管是什么原因让老人们在最需要亲人的温暖的，却在这个冷清的敬老院里，都让我们身为人子孙的后辈们感到现实的残酷。
我们的成员到他们房间里小心翼翼的把他们搀扶出来到一楼大厅,还搬来板凳让老人们坐好，我们给老人们表演节目，我们和老人围坐在一起,内心是无比的温馨感动。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老人缺的不是物质上的资源,而是内心精神上的陪伴。
他们要求的并不多,只是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够经常去看看他们,和他们聊天让他们感觉不再孤单。
一个人的一份微弱的力量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也好，让老人们感受到短暂的欢乐也罢，我们都应该坚持一直志愿下去，虽然力量微弱，但是，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把力量加起来，那爱的力量就不可估量了。
最后希望天下所以的老人们都能快乐，健康。
邵阳有哪些历史名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