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郑强为首的107位浙大教授联名状告杭州电信是怎么一回事
引自周末报道 电话“振铃，问明白了吗
□张奇志 这是一消费者维权活动 107位浙大教授联名质疑杭州电信 12位教授与电信局长面对面展开专家级交锋 “谁也没说服谁”，问答之中引出更大的疑问 这是一场类似于“答辩会”的座谈会，一方连珠炮般提问，一方沉着应答，但最终谁也没说服谁。
4月5日上午，记者目睹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电信局与用户之间的“座谈会” 。
用户代表清一色是浙江大学教授，共12位。
这些来自机械控制、化学、物理学、计算机、通信系统、控制系统、法学等专业的专家骑着单车赶到了会场。
坐着小轿车或小客车来接受教授们“考试”的，是杭州市电信局副局长，以及该局市场营销部、运行维护部等4名负责人。
杭州市纪委纠风办的一位官员成了座谈会的主持人。
因为纠风办此前已收到一份“关于杭州市电话收费中严重侵犯消费者利益的情况反映”。
上面签有浙大这所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高校107个教授的名字，其中有院士，有退休校长，其投诉阵容可谓空前。
闻讯赶来旁听的有杭州市物价局、杭州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以及几位律师和当地媒体的一些记者。
众教授怀疑电信收了“振铃费” 教授们欲向电信局讨个明白的是，电信部门给出的长途话费清单上，短于10秒钟的所谓“超短时电话”出现的频率为什么这么高
教授们在座谈会上出示了厚厚一大叠话费清单。
在一张随便抽取的清单上，共有50次打往全国各地的长途通话记录，短于30秒的通话情况共出现了5次。
有一张单子上，一分钟之内竟然有5个2秒钟的电话。
还有一张单子上记录，今年2月1日晚21时，43分钟内拨往重庆的长话连续出现了3次，一次是2秒，计费6角；一次是10秒，计费6角；另一次是3分7秒，计费2·40元。
“我对第3个通话没有疑问。
但前两个通话根本没有拨通，我放下重拨，怎么也计费呢
”一位教授问道。
教授们怀疑，电信部门是否有振铃几秒之后就开始收费的设置
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主任郑强教授说，3年前，浙大几名教授就发现频频出现的超短时话费这个问题了。
当时，几名教授也找到电信局反映，电信局一位工作人员说服不了他们，竟用杭州方言说他们是“木头”（傻瓜）；还有一位工作人员说，就你们几个来反映，你们有什么代表性
一位王姓教授说，这件事情如果得不到一个满意答复，“浙大1000名教授都会站出来签名”。
此次联名质疑电信的教授中有几位曾在日本京都大学深造，他们说在日本也遭遇过类似情况。
据介绍，在日本，私人可以承包一个城市社区的电信经营权。
当时承包某宿舍区电信经营权的日本人，在国际长途电话计费系统上做了手脚，使得不少留学生在打国际长途时为“振铃费”付了不少冤枉钱。
不久这一“鬼把戏”就被聪明的留学生发现了，他们立即和有关部门交涉，在法律、经济的双重打击下，这名承包者濒临破产。
自3月下旬浙大教授们向当地省市纪委纠风办及媒体反映情况后，一时间， “超短时收费”成了杭州街头巷尾的热点话题。
压力越来越大的杭州电信，终于在4月5日上午，在杭州市纪委的主持下，与教授们面对面地坐下来“座谈”了。
电信：已证实97％超短时通话没错 听完教授们的话，杭州市电信局副局长孙志华一开始就强调：“任何一个人，在假的基础上搞什么玄乎，那肯定不行。
” 孙承认，话费单上出现张冠李戴，重复计费，过去确实发生过。
但电信局的态度是，“正视在业务操作中出现的问题，有缺点有错误要改正”。
孙副局长认为，超短时话费的存在，其实正常。
就在获悉浙大教授的质疑后数天内，他们连续跟踪调查用户，最后得到了2574张有超短时话费的账单。
对这批账单调查后发现，出现超短时话费的原因有这样几种：对方是交换机用户，对方装了录音电话的，对方是传真机，对方设有呼叫转移功能的，对方属于移动电话中文短信息台的，这些占了2574张话单的97％多。
孙副局长的回答与此前杭州市电信局账务中心业务科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的解释基本一致。
不过这位负责人却曾假设过一种偶然情况，那就是“有可能对方拿起电话话筒，手一滑就掉下了”。
但当时就有浙大老师说：“如此看来，我的亲友们真该好好锻炼锻炼臂力了，以免老握不住电话。
” 问答之中引出惊人疑问 记者看到，在这场历时两个半小时的座谈会上，12位教授代表轮番提问，而电信方面站出来应答的基本上只有孙志华副局长一人，有点“舌战群儒”的味道。
会后，一位教授说“谁也没说服谁”。
记者现将双方问答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问：如果真的是97％的“超短时电话”都是因为终端造成的，那今天我们就不必座谈了。
这么多浙大的教授是不可能搞什么恶作剧的。
我们了解过许多电话不是终端性质，还是普通电话。
而且好多教师都能回忆得起来，前面这个电话没打通，后来打通了，但前面的也收了费。
我想问，这是不是振铃费
答：国家没有振铃费这一说。
我们也不可能去收这费。
问：你的意思是，电话打过去，对方没有任何应答信号，随便铃响三下四下五下，都不可能收费的。
我想问，这在技术上、理论上都不可能吗
答：对，在技术上理论上都不可能的，在业务规定上也是不可能的。
问：我从事控制系统这个专业，恕我直言，这是可能的，在技术上，以我的知识就能做到。
答：我想换种准确的说法，不管是国家制定的规则，还是有关的业务管理，以及技术要求上，都不应该出现这种可能…… 问：我搞工业控制，我知道有的系统在实验室里好用，但不一定在现实中好用。
你们的计费系统有没有经过第三方论证
有没有经过技术监督部门严格审核
你们的计费软件的设计，有没有引入竞争机制
计费系统软件是不是电信自己编制
如果没有第三方来监督的话，谁就可能搞个真信号能收费、假信号也能收费的系统。
答：提出疑问，当然是一种权利。
但你说我的系统不可靠，要由事实来说话。
我认为我们的系统是可靠的。
物价部门也对我们的收费系统检查过。
问：我看验证一下并不难。
我们可以请监督部门、电信部门、用户部门，找一些外地电话，如在北京，事先验明它是普通电话，然后我们拨号，对方不接，最后把账单打出来，看看它有没有计费的。
答：电话的状态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的。
比如，我设置了录音，回到家就取消了录音。
问：我这里有一张昨天拿到的清单，是打一个160电话的，竟出现同一时间内收费两次，每次6角的情况。
答：我的解释是，我们的电话通路有两个系统，就有两个时钟，时钟可能不同步，当你先后两次拨打时，两次从不同的系统经过，就可能恰好在时间上重叠，这不能算是重复计费。
问：像电信这样精密的系统，时间偏差有这么大
那你们电信简直可以说瘫痪了。
如果这样的时间偏差出现在银行、电力、铁路、航空，那不是出大问题了
答：时钟的确是要我们自己去调的，过去10天半月调一次，现在已改为一周一次了。
问：我想问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因为目前国内通信环境中存在着多种不同制式的交换机，而导致交换机之间信号衔接失误，构成一个假回路，结果被计费了
答：这种可能性，我是第一次听说。
我建议，我们可以对这种情况进行试验。
教授们推选信电系的通讯系统专家李式巨教授上台发表看法。
李教授用笔在一块板上简要地把长途电话的流程画了出来。
“一个长途电话是这么走的。
譬如从杭州打到北京，杭州的主叫用户拨出电话后，信号先到杭州市话分局，再到杭州长话分局的程控交换机，由此连通到北京长话分局的程控交换机，再下到北京市话分局，最终走入北京的用户家中，即此次通话的终端。
”李教授说。
有没有可能是线路出错呢
李教授在示意图上圈出了最容易出错的“杭州市话分局———杭州长话分局”这一环节。
他说，这个差错，以电信现有技术完全可以辨别是线路原因还是对方终端原因。
如果是线路原因出错，由此造成的话费根本不应该由用户来承担。
至于电信部门有人说这是“偶然出差错”、“极个别情况”，李教授表示，以概率学来说，“超短时长话”如此出现的频率绝对不能说是“极个别”，相反已是很高了。
电信系统是个严格的控制系统，如果真有这么高的出错率，“恐怕卫星都要掉下来了
” 最后，郑强教授问：孙局长，您看今天我们的座谈会有没有形成什么共识啊
孙笑容可掬：我看有啊。
首先，对“超短时话单”这一情况，大家都认同这是客观存在。
超短时话单，有一部分是正常的，这已经经过调查得到证实。
不过，还有多少比例是不正常，这需要去调查核实。
我提议搞个调查，在有关部门监督下，搞个水落石出。
“不是教授们吃饱饭没事干” “不是教授们吃饱饭没事干，”这次质疑电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郑强教授这样说，“我们是从事教育的人，推动社会风气好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 法学教授卢建平说，今年“3·15”消费者权益日的主题是“明明白白消费”，这是为了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消费者所享有的“知情权”和 “获知权”。
消费者只有享有这两项基本权利，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健康。
“电信不能因为自己是高科技，就不向老百姓解释清楚。
如果连我们浙大的教授都说服不了，都搞不懂，那一般老百姓又能懂什么呢
明明白白消费，又如何谈起呢
” 这位在法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教授说，尽管教授们都有闪光的头衔，但是电信部门如果能把我们当作普通消费者一样看待，同那些踏三轮车的、卖菜的一样，那这个座谈会的意义将是“革命性”的。
在座谈会接近尾声时匆匆赶来的褚健教授，是浙江大学“长江学者”首批特聘教授，他说：“与10多年前在国外留学时相比，西方国家的电信技术、服务进步非常快。
而我国这10多年，技术上进步非常明显，但服务水准却与国外相差太大。
说句不客气的话，垄断已经制约了中国电信的发展。
马上就要加入世贸了，中国电信如果还不提高自己，怎么跟人家竞争
希望通过这件事，提醒我们的民族企业要有危机意识。
” 据悉，4月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派出摄制组来到杭州，继续就此事件组织相关报道。
会后，郑强教授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教授们不可能去扮演福尔摩斯的角色，我们不可能去查电信。
最后的结论应该由电信自己来做，我们拭目以待。
” 参考资料：
北大和田刚是什么人
他做了什么事情
丘成桐、田刚纷争的背后 去年大陆学术界最引起讨论的一个纷争，可以说是丘成桐和田刚吵架的事件。
这个事件是由演讲和报端撰文的起始，到去年北大开座谈会的讨论反击和报导，以及网路中许多意见的纷陈，沸沸扬扬，闹到后来居然中国大陆官方都出面，禁止网路中再讨论这件事情。
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是著名的数学家丘成桐。
丘成桐在数学上成名甚早，工作杰出，他一九八四年当选中研院院士的时候，才只有三十五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
丘成桐在数学上有天才之誉，其人亦难免天才人物的特殊个性，这个特殊个性之一，乃是他说话的直接方式。
丘成桐是广东潮州人，说话语调本就昂扬，加上他直言不讳的说话方式，更使他的发言常常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
丘成桐影射田刚 丘成桐在前年的三月间，做了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我的数学之路」，后来又在中国科技交流奖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讲题是「数学与科技」。
丘成桐在这两个演讲和后来的访谈中，都影射的指责了他以前的一个学生，也就是由毕业，后来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大陆数学新起之秀田刚。
田刚初到美国的时候，丘成桐是在圣地牙哥分校，丘成桐说他看田刚学习非常勤奋，十分的欣赏，曾经在家中给田刚特别的指导，在田刚身上花的心血，比对他自己的儿子还要多。
丘成桐也说，他还替田刚写了推荐信，获得了两个大奖，并且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丘成桐说，田刚可以说是他一手提拔出来的。
但是在一九八○年代，丘成桐说他就接到一位教授的来信，指控田刚的论文抄袭了那位教授的概念，后来又有一位石溪分校的教授也写信给丘成桐，也是抱怨田刚和他合作占了那位教授的便宜。
另外丘成桐还说了好几个案例，都是指谪田刚在学术上和做人上有道德瑕疵的问题。
这些内容是今年二月丘成桐在美国世界日报星期周刊的专访中批露的。
丘成桐说北大教授不务实於研究教学 根据去年十月间在举行的一个公开座谈会的记录，北大数学教授丁伟岳在开场讲话中便说，丘成桐前年三月之所以会在演讲中公开批评田刚，是因为传出风声说要请田刚去做校长。
丁伟岳说，丘成桐去年演讲之后，未再有公开的批评，但到去年一月间大陆又刊登了丘成桐的一个讲话，再批评他的学生（田刚）的学术不好，又要拿高薪云云。
六月份又在新加坡的访问中，批评北大打压国内其他学校，到八月份又刊出丘成桐访问，批评北大和田刚，并指田刚有抄袭行为。
丘成桐的这些批评，在今年二月世界日报星期周刊的访问中也有提及，主要是说北大教授的不务实於研究教学，到处拉帮结派，谋取私利。
教授不务正业，学生的水准自然一落千丈，好几位由北大推荐到哈佛的所谓顶尖学生，到哈佛来不但表现不佳，甚至有的到后来连硕士资格都得不到。
丘成桐在后来的访问中也提到中国国内的学术界风气很坏，大教授不教书，没有真正专心於学术研究。
学术工作以量化计算，算博士数量和论文数，是世界上有水准地方没有人用的办法。
而大陆国内的教授和教育官员一起骗政府，说引进了多少国外人才，弄到一大笔钱，其实是谋取私利。
丘成桐对田刚的批评也很直接。
他说田刚在数学学术上不是那麼顶好，只算是二流，但是回中国来拿一大笔钱，真正停留的时间和贡献都很有限。
另外丘成桐也举出许多例子，说田刚在学术上不诚实，甚至提出香港出身的另一位著名数学家萧荫堂对田刚抄袭其论文的指控，来指谪田刚的人格有问题。
丘成桐也说，现在和任教的田刚，在国内停留时间有限，拿到的钱甚至超过国外的薪水总数。
丘成桐以为，这种做法不但不诚实，也给国内年轻人立下坏的榜样，对学术有负面影响。
田刚低调面对批评 田刚面对这些批评，表现得很低调，私下有友人问及，也只是笑笑不愿意多谈。
不过北大数学系并没默尔认错，去年十月的座谈会，正是他们的反击。
座谈会中丁伟岳的讲话，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他的说话可以很容易听出来，丘成桐之所以会攻击北大和田刚，与北大计画成立国际数学中心，而田刚将担任这个中心主任有关，也与丘成桐想在中国科学院成立数学中心计划的没被批准有关。
另外丁伟岳也说，对於丘成桐批评的北大教授不关心学生，北大到哈佛去的学生程度太差一事，他们也都作出了说明，也向政府上面的单位汇报。
丁伟岳说，北大数学系一贯的传统是师生关系融洽，伦理有节，还认为丘成桐说田刚的成就都出自他手的讲法，给年轻人非常不好的一种印象。
北大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也是中研院院士项武义。
项武义以其一贯的直率发言方式，说丘成桐过去为了要抢夺中国数学霸主地位，对他的老师陈省身如何的蛮横无理，发言中甚至用了一些很强烈的字句，来批评丘成桐。
丘成桐后来在访问中也说，北大的座谈会有如红卫兵的批斗，他的文章后来都被大陆封杀，如果自己不是拿美国护照，也许会去坐牢。
项武义说丘成桐想做中国数学霸主 丘成桐、田刚纷争事件在大陆沸扬的时候，正巧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在上海论坛谈「中华文化和近代科学」，谈到大陆的大学教育，说大陆的大学办得不错。
当时消息见报，便有人不以为然，於是就拿丘成桐对大陆大学的批评，来说杨振宁和丘成桐针锋相对，也有在网路或媒体上的说法，认为杨振宁是在的说政府的好话。
杨振宁后来私下讨论此事，说他和丘成桐私下是好友，他们对大陆大学好坏看法的差异，是因为两人著眼点不同。
杨振宁说他借用苏东坡的诗句来说，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杨振宁也说，丘成桐对中国大陆大学的批评，有些他也同意，但是应该仔细讨论其中的细节，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批评方式，不但是对问题认识不清，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对网站上许多批评言论，杨振宁说，现在大陆上许多人对大学不满意，原因很多，譬如学费大增，大家上不起大学的社会因素也是其中之一。
杨振宁不同意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批评方式 丘成桐也说，他并不是说大陆的大学都不好，杨振宁在清华大学主持的高等研究中心就办得很好，不但有一流的电脑数学家姚期智，还有密码电脑方面的王小云，超导研究的翁征宇与以及东方艺术史的方闻，俱为一时之选。
杨振宁也说，他创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很像他以前耽过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现在的发展是很成功。
不过丘成桐、田刚的纷争，确实也暴露出大陆学术的一些问题。
大陆近年经济发展成功，学术的经费增加很快，也就衍生出了许多问题。
其实十余年前，台湾经济条件好的时候，也有一段学术经费快速膨胀的时期，那时候台湾政府聘有一批外籍科技顾问，便曾提出建言，认为科技经费增加的过速，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
以台湾的经验来看，后来确实出现这个建言所指陈的弊病。
大陆近年的一些学术风气，与经费增加得太快，太急於想一下子就在学术上做出成绩的心态，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邱田争议显现大陆学界急於做出成绩的心态 就拿大陆的院士制度来说，就有一些问题。
大陆的院士由於在学术界地位崇高，不用退休又有相当好的待遇，因此造成一些人为了要选上院士而不择手段，传出许多不堪的行径，另一方面一些院士也只是尸位素餐，并不能对学术带来正面的助益。
拿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的中研院院士蒲慕明来说，他到上海主持中国科学院的神经认知研究中心之后，便引用美国的办法，对研究人员进行科学工作的评核。
结果有两位已没有科学工作成绩的资深院士，不愿接受这种办法，但是因为蒲慕明十分的坚持，甚至闹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那里，最后是这两位院士一位退休，一位转到其他研究所才得以解决。
中国大陆的网路对於丘成桐、田刚纷争事件的热烈讨论，反映出对於学术界的一种不满意情绪，海外华人媒体对於丘成桐的访问，因著这种不满意的情绪，也就将丘成桐塑造成为一个敢讲真话的学者形象。
而中国大陆政府的出面禁止媒体和网路继续讨论此事，表面上似乎维持了学术代表人物的尊严，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做法。
这种思维的背后，一方面显现出对於学术工作某种脱离现实的尊崇和保护心态，没有认识到学术人物依然是一个凡人，也更进一步使得学术界忽略了他们享用丰沛社会资源应有的社会责任。
【知识通讯评论半月刊三十二期】 2006.03.16
“九三学社”成立时间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根据党和国家贯主张，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增强以经济科技文化力量为主的综合国力。
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健全和完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我国的和发展水平有更大的提高，到21世纪的中叶，争取进入世界的水平，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达到现代化的程度。
第二，大力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各个领域的整体协调发展。
坚持科教兴国，使中国的科技、教育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全面提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提高人民的民主化水平。
巩固和完善我们的各项基本制度。
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第三，大力建设和弘扬新时代的中华文明。
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摒弃糟粕，吸收精华，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文明。
立足中国现实，正确处理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科学地鉴别和吸收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
使中华文明立于世界，跟上时代，在新的世纪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第四，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领土和主权不容分割。
没有祖国的完全统一，就不会有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复兴。
坚持统一，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
我们期望着，在中华民族海内海外同胞、包括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
第五，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为世界的作出更大的贡献。
维护和保持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民族尊严。
积极发展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高举和平的旗帜、发展的旗帜，树立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致力共同发展的形象，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和文明新秩序，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一个和平、安宁、繁荣和昌盛的。
需要强调，民族复兴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激励中国人民奋斗的理想。
它有可以量化的内容，但并不是都能够用具体的指标衡量的。
而且，目标的内容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加以充实和调整，不可能是完全静止、绝对不变的。
所以，如果试图事先完全描绘出非常详尽的蓝图，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