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新建营房对联
为您原创，请参考； 新营房初成官兵欢喜； 美前景展望事业发达。
强身为国
营房科是干什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旅及相当单位主管基建营房工作的业务部门。
隶属师、旅后勤部。
接受本级后勤首长领导并受上级基建营房部门的业务指导。
主要任务:贯彻实施军队基建营房工作的法规规章和标准制度。
结合师、旅机关和部队实际,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和办法。
负责营房新建、添建和更新改造申请计划,报经上级批准后,按基本建设程序组织实施。
负责本级机关和直属分队的营产管理与维修等。
如何在营区规划和营房设计方面体现现代营房
浅谈如何在营区规划和营房设计方面体现现代营房营区规划及设计作为我军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工作，建国50多年经历了起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屯兵、练兵、养兵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我们更应当意识到新世纪之初是我军营区大范围内营房新建、改建、扩建、规划进一步完善的重要阶段，尤其在新一轮营区规划工作全面展开之际，充分认识、合理运用新理念无疑将会对当前营区建设在完善指挥力、战斗力、保障力等方面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我军营区建设现状普遍存在的问题1、营房设施陈旧我军营区全面建设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办公楼、礼堂、宿舍、库房因年久失修、功能不适应新需要、建材陈旧、急需重建、改造和更新。
2、营区空间混乱早期营区做是各自为政的“小而全”的建设模式，见缝插针、重复建设的多，统筹规划、长远规划的少，许多新建的宿舍、食堂、招待所缺乏整体布局，成为新一轮规划的绊脚石。
3、配套建设落伍目前多数营区的水、电的配置年限较久、配置较低、设备老化，不仅存在较多故障隐患，也难以适应营区人口规模的增长和需求量的增加，经常出现高峰期限时供水、供电的问题，大大削弱了我军的保障力度。
营区规划中精心设计营区大门、中心指挥楼、礼堂、体育馆这些标志性建筑，形成视觉中心；合理布局中心广场、集中绿地，形成相对开敞的景观节点和视觉轴线；适当打破各个部门的界限，将官
北京十一中
简介 原为子弟学校，在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由于1952年创办，为纪念新中国的诞生而命名，罗荣桓元帅的夫人、老红军林月琴任第一任校长。
1964年移交地方管理，时为海淀区一所普通学校（无高中），现为一所，是海淀区改革试点校，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中示范校。
李金初同志，1974年起任学校副校长，1987年起任校长至今。
学校直接秉承了党和军队的优良革命传统。
十一学校的传统价值观具体表现为集体主义、工作为先、甘于奉献；传统精神表现为认真、负责、拼命干，团结、勤奋、争上游。
在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示的引导下，学校全体干部、教师以育人为根本，以教学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以管理为保证，锐意改革，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使学校获得长足发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道路上进行的成功的实践和探索，使十一学校从一所普通中学成为北京市内外的知名学校、明星学校，被杂志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界的“改革先锋，创新典型”。
新时期十一学校办学思想：“改革、选择、发展、和谐”；基本办学价值观：“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办人民满意的学校”；办学目标：“北京一流 全国示范 中国名校”。
多年来，在区委区政府历任领导的关心呵护之下，十一学校励精图治，敢为人先，不断发展壮大。
1992年5月8日，学校提出了公办学校“五自主”的改革思路；1993年概括为“学校国有、校长承办、经费自筹、办学自主”为特征的“国有民办制”办学体制改革构想；1995、1996年，学校先后被区、市教委批准为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校；1995年3月1日开始正式运行。
按照《办学体制改革方案》，从1995年开始，国家给学校的财政性日常经费拨款每年递减三分之一；到1998年3月，完全停止了学校日常经费的财政性拨款，日常办学经费筹集的法律责任完全转移到承办人身上。
10年来，学校共筹集办学经费3.77亿元。
（国有资产从1995年的1450.3万元增加到2002年的1.62亿元，净增10.4倍。
）新建校舍10.4万平方米。
改革不仅大大增强了学校的经济实力，还为国家节省8000多万元。
经过一、二期工程建设，目前，十一学校已从一所营房式的学校变成了现代化的校园：校园占地面积15.6万平方米，初、高中教学楼、图书馆、科技实验楼、学生公寓、教师公寓、餐厅等建筑10.4万平方米；110个教学班，5600余名学生；1100台计算机奔驰在千兆上，116个教室均配备大、计算机、，通过宽带联接国际互联网；9000平方米的实验楼设有先进的理化生、及深受学生喜欢的生命科学实验室；6700平方米的图书馆藏书近20万册…… 投资1.2亿元的三期工程已封顶，并于2006年9月投入使用，工程建有篮球馆、游泳馆、体操馆和球类练习馆、乐团、合唱团排练厅、演奏厅、行政办公楼、培训楼……那时，一座更恢弘的现代化学校将展现在京城西郊，十一学校将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校园建筑面积最大的中学之一。
学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品位、专业高学识、能力多方位、科研高水平的优秀教师队伍。
现有特级教师19人，全国优秀教师、省部级劳模、市先进26人，市区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110人，博士12人，硕士90人，硕士课程班结业者125人。
学校常年有来自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外籍教师7—10名。
校长李金初是全国著名校长。
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副理事长、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初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央教科所学校教育研究部兼职研究员。
被北京市教委聘为德育专家。
曾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第二届中国改革百名优秀人物、世界杰出成功人士、首届全国中学十大明星校长、北京市中学模范校长等荣誉。
学校是办学优质校，得到家长、社会的高度认同。
学生全面发展，中、高考成绩优秀。
2005年99.15％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本科，88.7％的毕业生进入重点大学，升入北大、清华43人，高考成绩已进入北京前十名；中考升学率100%。
竞赛，在全国奥林匹克竞赛中，在北京赛区获一等奖的人数，物理列第四，化学第三，生物第一；数学获一、二、三等奖人数也列第三；在国际天文奥赛中我校学生荣获金牌，使中国实现了天文奥赛金牌零的突破。
校金帆管弦乐团和童声合唱团多次荣获全国和北京市一等奖。
学校是“全国民主管理先进学校”、“全国创建绿色学校活动先进学校”、“北京市高中示范校”、“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校”、“北京市师德建设先进集体”、“北京市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北京市艺术教育金帆奖”、“北京市电化教育先进校”、“北京市教育科研先进校”、“教育质量优秀校”、“全面发展办有特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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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市的发展经历了哪些变迁
一、唐宋的坊、市制度及变化 1、“坊”和“市”的概念。
坊是指城里的居民住宅区。
市在宋以前，县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主要用于货物聚散和商品交易。
四周有围墙，与居民严格分开。
2、发展的历程及变化。
在秦朝的时候，就制定了管理“市”的法律；汉朝每个城市都有专供贸易的市，据说在都城长安东西“市”就有九处以上。
唐代“市”的形制建设更加规整方正，而且还建立了完备的市署官吏系统，对市场进行管理。
唐代的长安设东西两市，仅东市就有二百二十行。
《旧唐书·职官三》言两京诸市各有市令一人，丞二人，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七人，典事三人，掌固一人。
唐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主要有三方面，管理交易、平准物价和定时贸易。
唐后期，坊和市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商业活动逐渐扩展到市以外的区域，扬州、汴州等大城市出现了夜市，不再严格执行坊市分开、日落闭市等制度。
除了都市的商业外，农村集市贸易业发展起来，为了商业服务的柜房和飞钱相继问世。
宋初仍沿袭唐代在城市中实行封闭性的坊市制，除在空间上对居民区和商业区严格区分外，还在时间上对居民的生活和经济活动给予限制。
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
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不禁夜市，百姓在三更前可以外出行走。
宋太宗时期出现侵街现象，临街设邸店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禁不胜禁。
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1038年），允许临街开设邸店，商人只要纳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商店。
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开封府的鼓楼已不再击鼓，京师的警卫也不再执行夜巡制度。
政府禁令松弛，阻碍商品交换和限制生活自由的坊墙纷纷被推倒或拆除，封闭式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开放型的城市新格局逐渐形成：居民住宅可以直接临街开门，商店也不再受市的制约，城市成为扩大化的市，商店、作坊和住宅区混和的新型街道出现。
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
唐朝时农村出现的集市，北宋扩大，在城郊和乡村的“草市”广泛兴起且更加普遍；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市镇，最著名的四大商业名镇是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和朱仙镇。
早市和夜市昼夜相接。
二、城市的发展变化 1、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及变化。
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封国建邦，以屏周藩”。
吸走后期，各有差异的筑城规制渐遭破坏。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旧城增修扩充和新城建造蔚然成风，新建的城市从规模上超过东周的都城。
进入战国时期，政治上兼并战争愈加剧烈，七雄争霸的局面最后形成。
经济上，铁器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及人口的大量增长。
城市的空前发达与性质的转变是这二者交互作用的直接结果。
战国时出现的新的类型的城市重要是郡县城。
形成了国、郡、县、乡等一套较为系统健全的统治机构。
设县之处必有城，城市之邑多为县。
最突出地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性质的变化，即城市的构成由以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王城、相对独立的诸侯国都及卿大夫采邑为主，变为以封建国家的都城及作为其股肱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郡县城为主。
从三代以宫庙为核心的政治性都邑，到由主要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和主要作为经济中心的“郭”两大部分共同组成城市，这是春秋战国城市性质转变的最根本性的标志之一。
随着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工商食官制度解体，私营工商业力量成长壮大。
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城市，一般也是工商业发达的都市。
扩大了的城市中产生了新的功能分区，位于郭内的闾里及工商业区扩展迅速。
不少都城遗址如齐都临淄、燕下都、秦都咸阳等都发现了若干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
与之相应的是商品经济的兴盛发达，“市”已发展为城市个阶层人们公开交换物品的场所。
战国时期的齐、燕、秦等国的都城都设有若干市。
工商业的发达导致了城市经济的兴盛。
至此，中国古代城市脱离了初始状态，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达到非常繁荣和集中的程度。
可以说，把“城”与“市”凝为一体的城市是在此期开始出现的。
2、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城市的兴衰变化。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隋朝开凿了贯通南北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唐时的交通四通八达，海上的“丝绸之路”以及江南经济的发展；隋唐又是当时的欧亚的“文化圈”。
所以隋唐初年的城市发展较快，出现了像长安那样的国际大都市以及广州那样的港口城市。
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
从城市结构和管理体制来讲，坊市体制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四月诏规定：官府于界内修筑道路、仓场、营房，允许民间在道旁随便营造房屋。
新的街道制度已经形成。
这一时期，城市兴衰变化较大，军事力量（如藩镇）逐渐渗透到城市管理当中，坊市体制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向街市制发展。
唐代对街衢的管理主要体现在警卫、治安方面。
以长安为例加以说明，负责长安城六街巡逻、警备任务的，是左右街使，隶属于金吾卫系统，统称金吾街使。
街使之下，又于城门、坊角设武侯铺。
武侯铺执行六街的巡逻、警备任务。
唐代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有种种限制，如唐令规定一般百姓的住宅占地面积，还规定了官员及庶人宅舍的营造等级，有时甚至对人际间的言语交流也加以限制。
唐政府还很重视对城市环境的管理。
在唐代皇帝的诏令中，有植树绿化城市、保护城市环境的内容。
唐代法律中也有保护城市环境的明确规定，坊市制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城市管理制度，在城市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坊市制崩溃以后，厢坊制代替坊市制，成为新的城市管理制度。
唐代的城市管理制度以相对封闭的坊市制为核心。
坊市制的中心理念，即把城市中的居民生活和商业活动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坊与市）内，实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制约。
唐代都城长安的外郭城，除坊与市之外，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空间区域，即街。
因此，唐代城市的管理区域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坊，二是市，三是街。
这种分区管理的模式，是唐政府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产物。
唐代的坊统一以鼓声为准，由坊正负责坊门的启闭，违反规定就要受到处罚。
夜晚全城街道实行严格宵禁，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
居民被固定在坊内封闭的空间里，不得破坏坊墙。
3、宋代城市的发展原因和变化。
宋代是我国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时期。
农业发展，手工业和商业非常发达；商品经济繁荣，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经济重心南移；城市经济繁荣。
宋代时期，“市”和“坊”的界限和限制崩溃。
宋代在行政管理制度中，首先出现了以军事管制为基础的厢，后又形成了坊、厢、府州县多级政体制，其次建立了军巡制度，又增加了住房、服饰、日用等方面的等级规定，健全了防火、防盗、环境卫生、排水、交通等公共管理职能。
坊市制的崩溃和厢制的建立，是中国古代城市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
以街道地段为单位的城市管理取代小区式封闭型强制管理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宋代的街坊、厢坊，使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随着居民结构的平民化、多元化，城市文化取向与物质消费的世俗化，整个城市社会重心下移，城市呈现新的面貌，城市管理面临诸多新问题。
到南宋时期，开放型的新城市格局已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这标志着中国城市格局从封闭古典型向开放近代型转化，从此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宋以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坊墙纷纷被推倒或拆除，坊市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逐渐被打破，城市格局由封闭开始走向开放。
4、明清城市的发展原因和变化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加之区域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市场网络的体系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等原因。
这些都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形成了挑战，使得市民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城市的规模也在扩大。
明清时期的城市分三个层级：交通枢纽城市。
例如上海、天津、广州等。
中等商业城镇，例如：开封、洛阳等。
农村集市。
5、我国古代城市的特点 城市的功能发生变化，对政治中心依赖性逐渐趋向生产性和商业性；政府的限制逐渐放松，但“重农抑商”的政策并没有放弃；城市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管理体制不断的完善；城市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更影响城市的商业活动；江南城市的崛起和发展壮大。
总之，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形成的物质基础；“坊”和“市界限的打破和崩溃以及厢制的出现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政府的管理和建设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城市的发展和壮大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南昌起义的主要内容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
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
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
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
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
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
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
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
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
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
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
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
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
全军共2万余人。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
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今寻乌)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
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
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起义军在临川休息3天，继续南进。
8月25日，先头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
这时，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9000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并以一部前出至壬田，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前委决定乘钱、黄两路兵力尚未完全集中实施各个击破。
当日，起义军向壬田守军发动进攻，歼其一部，于26日攻占瑞金县城。
接着，集中兵力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激战至30日，攻占会昌县城。
两战歼钱大钧部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
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
9月初，起义军一部在会昌西北的洛口地区，击退黄绍竑部的进攻。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
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
在此期间，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
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玉湖)附近地区同东路军遭遇，将其击溃，继向汤坑(今丰顺市)推进，在汾水村地区与敌再次激战，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
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安。
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
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
驻守三河坝的第25师，在给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安转移，10月5日在饶平县境同由潮汕撤出的第3师一部会合。
此后，这两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