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话的出处以及文化内涵是什么?
是不是百疯文学
翁文灏和他的时代，如何评价中国地质学奠基者这一生
有一阵子，我很着迷年谱。
夜晚灯下，一杯清茶，窗外七八声雨点打在窗台上，年谱里特有的时间感一下横亘过来，一个人一生行迹和命运的隐语都能在这里找到。
《翁文灏年谱》是我翻阅最多的一个。
他掌管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被称为近代中国地质科学的“圣地”，一百多年后的我辈有幸还能在北京一条不起眼胡同里找到旧址——兵马司胡同9号早已改为15号了，不过人们还是习惯它以前的老称呼。
它的建筑模型如今陈放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展厅里。
十多年前，台湾籍矿冶工程学会的学员曾专程到兵马司胡同9号寻根，“老秘书长带着他们，沿着楼前的空地慢慢地走，并不断弯腰致敬”。
地质泰斗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中央地质调查所已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了，但倘若说到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就会少了些生疏，八十九年前这一轰动世界的发掘和研究，便是翁文灏领导的这一调查所的功绩。
那时新式教育才刚刚起步，很少有人知道地质学是干什么的。
刚开始还招不到年轻人来所里工作，谁会想到，后来的它为近代中国科学史标注了闪光一页，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理学、地震学、土壤学等各领域的杰出人才。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学界6名院士有4位出自兵马司胡同9号，而到1949年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百余位科学家中，有近50位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同行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地质学如火山喷发般一下子冒出来”。
那真是一个激情奔腾的岁月，作为当时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被视为“中国人伟大的骄傲”。
难怪胡适在点评一周国内大事的文章中会这样写道：“这一周中国的大事，并不是（财政总长）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四川的大战，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
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是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单这一点，已经很可以使中国学别种科学的人十分惭愧了。
”而翁文灏这个名字，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经代表了一个学术的高峰，在中国地质学，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矿床学、地理学、地震学做出了许多拓荒性贡献。
燕山运动理论、中国第一本有关矿产志的专著、第一张着色的中国地质图，第一本地震专著，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山脉的学者……都著着翁文灏的名字。
他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先后被选举为英国伦敦地质学会会员、德国哈勒自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澳大利亚采矿冶金学会会员等。
一一细数这些，不禁让人感慨，这得需要有多少沉淀才能撑得起这些荣光啊。
但即使盛名在世，到野外地质调查时，所长翁文灏照样和同事一样，有时身上背个柳条包，里面装上凿子和矿物岩石标本，坐着运煤的车皮到要去的目的地；有时交通工具是毛驴或独轮手推车，靠着它们跋涉荒野采集标本；大多数时候是没有路的，需手脚并用，担斧入山。
翁文灏要求“所有搞地质的人都要下矿井看一看。
” 这样的治学精神让今天的人深怀敬意和怀念。
救国于危我常常想，如果没有那场车祸，翁文灏会不会是一个只为学问甘心付出所有的学者
年谱里，1934年2月16日这天，正值农历新年，翁文灏赶往浙江长兴县做地质考察。
当车子开到武康县时，汽车撞到了桥栏柱上，他头部受重创，当场昏迷。
翁文灏遭遇车祸的消息震动了全国，他被连夜送往杭州广济医院抢救。
许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纷纷打电报，探问他的病状。
《大公报》一直跟踪报道，向读者随时报告他的病情。
蔡元培邀请的医生和从上海请来的德国医生几乎同一时间到了杭州。
好友胡适为此事致函行政院长汪精卫，各大学术团体也纷纷致电慰问。
很快蒋介石也知道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杂志《独立评论》赫然写道:“翁咏霓（咏霓为翁文灏的字）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
”在医院的七十多天，原本家人已备好了后事，万幸中，翁文灏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年后，翁文灏作了一首诗《追忆京杭公路之行》，其中有两句云：“救时誓作终身志，拼死愿回旧国危”。
此时的他已决意放下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
这一改变的起因始于对蒋介石救命之恩的报答，更直接的背景是，山河破碎，神州上下纵走横流满是血泪和国恨。
抗战全面爆发后，翁文灏除被委任经济部部长职务外，还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工矿调整处处长，这些职务将翁文灏推到了战时经济领导者的位置，成了当时经济政策重要的制定者和实践者。
历来破坏易，建设难，在烽火抗战中发展战时经济，尤甚艰辛。
战火烧到了上海，翁文灏主持了400余家东南沿海厂矿内迁后方。
一边是炮火连天，一边是车船带着物资颠沛流离。
日记里，他曾记述了工厂设备沿峡江而上的险境：“百十个纤夫迎着寒冷的江风，伛偻着身躯，合力拉纤，耳边水声如雷，身旁悬崖峭壁，血往上涌，往往半小时的挣扎，船竟不得前进半尺。
”这一画面不啻是苦难中国的真实写照。
战争爆发，急需自己供给能力，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也能缓解被动局面。
内迁完成后，翁文灏将心血都用在了建设后方，存续的火种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得以延绵，办起了钢铁、煤矿、电力、机械等工矿企业，支援军需民用，在国家危亡夹缝中苦撑起经济重责。
“一滴汽油一滴血”，是抗战时对石油的比喻，当时最紧缺的能源物资，莫过于石油。
建于戈壁荒漠之上的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矿，便是翁文灏一手组织开发的。
玉门油矿除了生产出能源支持大后方抗战，还造就了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便是当年玉门油矿的技工。
后来国家发展所倚重的这些人，便来自曾在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苦人之命翁文灏这代人，年少时拖着辫子，从私塾走向新式学堂，后来辫子剪掉了，出国留学从中国走向国外。
他到西欧各国游历考察过，亲眼目睹了他国工业发达程度，深知发展工业方可强国。
年谱里，1939年10月10日，直接引用了翁文灏发表在《中央日报》一段文字：“经济建设固然要以国防为中心，但对于提高人民生活也应特加注意，因为经济建设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民众脱离穷苦生活，享受现代的幸福。
经济建设的目标是巩固国防，提高生活。
简言之，是要强要富。
”虽是征引，编者却有春秋之意。
身居要职的翁文灏似乎一直在承受着内心煎熬。
一方面他看清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抗战后极力想避而远之，一方面又在尽己所能为多难的国家做点事，能做一分是一分。
他与孙越崎有过一次长谈，聊到了自己日后的去向。
此时的他已五次上书蒋介石，说自己原为抗战而参加政府工作，现在自当为抗战胜利而告退,他厌倦了做官，只想去搞一点“实际事业”，这个“实际事业”便是创办一家中国石油公司，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石油供应问题。
能源是现代工业前进的轮子，抗战时翁文灏组织玉门油矿的开发，令他深切体察到石油工业对国计民生的意义。
1946年5月，当时中国石油工业最大、唯一的国营公司“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按翁文灏制定的远景，公司将集勘探开发、炼油、卖油多管齐下，它的全部家当，除了玉门油矿和新疆独山子油矿外，还有抗战后接收的台湾高雄、大连炼油厂、锦西炼油厂，以及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地的储油所。
但后来时局发展没能给他机会。
国民政府行宪组阁时，翁文灏被蒋介石硬生生拉上了战车出任行政院院长，这列战车仅六个月零两天便在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中灰飞烟灭。
翁文灏身上，胶着了各色纷繁复杂的标签：地质学家、清华大学代理校长、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归国的爱国人士。
这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从政派”代表人物，是胡适推崇的“好人内阁”的典范，在国民党政府内，凡做过行政院院长的，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像翁文灏那样两袖清风，可惜他生不逢时，一身清名被梁木已溃的那个政府玷污了。
他半生的希望和幻灭，都变成了昨日的半杯残酒，一盏孤灯，一段蒙尘的历史。
有人叹谓翁文灏是“苦人”，胡适说，翁咏霓，命也。
斯人已远当年那场车祸发生时，还在协和医院养病的丁文江，与医生争执着要强赴杭州，他只有一个念头：“咏霓这样一个人是死不得的。
”后来他赶到杭州，把在翁文灏病榻前的感想写成了《我所知道的翁咏霓》：“地质调查所是个穷机关，没有汽车。
他正代理清华校长的时候，清华有汽车。
可是他除去到清华来回外，从不用学校的汽车。
后来所里经费稍有增加，大家都劝翁文灏买一辆汽车，翁文灏却说，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为了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练习生是不应该的。
”一年后，受命为大西南备战准备的丁文江，在赴湘粤铁路沿线调查煤矿资源时，不幸因煤气中毒身亡。
为救丁文江，翁文灏从南京飞抵长沙，甚至动用了蒋介石专机，想把丁文江接至上海治疗，可惜已无力回天。
命运的多舛，令两人都为对方写下过追忆文章，一个死里逃生，一个撒手人间。
倘若翁文灏一直搞他的地质,至少他能延续好友丁文江的夙愿，将中国地质和他一生的学术贡献再光大些，他一生也会更纯粹些，但这样的假设有时就像水中月镜中花。
翁文灏曾写过一篇《我的意见不过如此》文章，刊登在《独立评论》上。
文章里，他说自己“原只想在自己范围内做一些于自己兴趣相合的工作，可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环境及良心都不允许在职业工作之外不想别的心思。
悲痛和烦闷是当然的，我自问还有三分血性，要紧的是认识到认真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像中国这样积弱积贫积愚积乱的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非但要努力，真还有拼命，就像义勇军，把他的子弹打完了，就是死在沙场，也算尽了国民的责任，叫世界知道我们尚非绝对的下等民族……”这段话距离现在仿佛已是很久远的事了，如今读之，犹自觉得难过。
做学问的，大凡有两类，一类为民族的命运殚心竭虑，他的学问是用来济世安民的，另一类只对学问发生兴趣，为学问而学问。
放下学术功名的翁文灏无疑成了前一类。
一个因车祸险些丧命的人，后又起身去承担一份看似宏大而实际的东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履行着国民的责任和义务。
在那个山河破碎时代，这样勇毅笃行、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翁文灏年谱》我断断续续看了数年，没有哪个人年谱让我看得如此之慢。
如今在杭州已找不到广济医院的踪影了，唯一指认可辩的，老杭州人告诉我说，现在浙二医院的前身就是它。
医院门前每天都车流不息，处处尽是安好的美意。
很少有人知道了，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震惊全国的生死抢救，以及背后一个时代的风云。
知翁文灏很难，当我读完年谱，还是没能懂得他的全部。
如今关于翁文灏这个“人”的鲜活描述，很难见到。
我唯有一次在宁波文史资料上，看到这样一个细节:翁文灏回乡从不车马相随，总是穿着长衫，独自一人散步在村里的田间阡陌中。
这穿长衫的背影啊。
-----------转自《北京晚报》
梁启超的一生
在中国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响亮的。
他集政治家、、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
他留下的1400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
梁启超虽然已经逝去大半个世纪，但在广东新会、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户，不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强国、改革的愿望至今仍然鼓舞着无数海内外同胞。
1914年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被清华大学沿用至今。
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园内，这位风云人物、学界泰斗的墓碑上没有生平，没有任何一个头衔。
透过这座墓碑，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国家复兴而奔走呼号，为民族振兴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
梁启超去世时，曾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此次新会之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梁启超的精神虽然诞生在风雨飘摇的昨日，但在当下，其分量与价值不但不会减损，还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和社会进程的巨大动力。
纪念梁启超，就绝不仅限于维修故居、吸引观众的简单思路，他的遗址和事迹是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崇高理想的鲜活教材；他那维新奋发的精神，更应为时所用，为世所用，以彼时之维新促今日之体制改革，以彼时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质，以彼时之爱国促今日之团结共进。
梁启超曾宣称，有朝一日“举国行当思我耳”。
我们相信，大到“神舟五号”升空，小到每一件具体工作的革新，让维新故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在百年之后的时空中再次焕发光彩，便是回应这一预言的最好方式。
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 1933年，文学大师巴金乘船游览了新会天马河中一棵冠盖300亩的古榕树，写下了散文名作《鸟的天堂》。
他在文章结束的部分写道：“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许多绿树拥抱着它……那里就是朋友梁的家乡。
” 这里所描写的，便是梁启超的故乡。
1873年，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出生于新会凤山之下茶坑村一个私塾先生之家。
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待到我们寻访之际，先生辞世已75年，但这座百年故居仍然深藏于曲折盘桓的村宅中心，四周广植葵、榕、柑、橘，绿野无极，人声少闻。
梁氏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幢高墙围筑的青砖黑瓦平房，梁启超的少年时代便在此度过。
想当年，在梁家门前来来往往的人，有谁曾料到会从这个门口走出一位撼动世纪之交中国政坛文坛的思想文化巨人
在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摸索出这位维新巨人从启蒙到成长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12岁外出游学之前生活和成长的这个家庭，一向以质朴、端凝的家风闻名乡里。
梁启超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
据资料记载，每年上元佳节，祖父都要携诸孙来到当地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画，“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
“位于新会南端出海处的崖门，是南宋将亡时宋军与元军最后激战至覆灭的古战场。
每年清明祭扫路过崖门时，祖父总爱向儿孙讲述当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幼主投海殉国的情景。
这些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
在今天，梁氏宅院内中规中矩的厅堂布置，让人依稀看到了这位祖父不苟言笑的面容。
正厅中间桌子上置放着一对青天大花瓶，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八仙图案的金木雕彩瓷画，典型的正统家庭气象。
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日后却远远超越了父辈“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思想。
在封建王朝的尾声，他以维新思想为基础，写下了《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中，描绘出一个改天换地的强国之梦。
终其一生，梁启超虽然因为政见的“多变”屡遭诟病，但他爱国的宗旨却从未改变。
。
在新会人眼里，少年时代的梁启超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童。
当地人流传着许多关于梁启超幼时出口成章的故事。
有一次，他爬梯子玩，看到祖父站在梯子下，便天真地唱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
还有一次，梁启超给来访的客人敬茶，客人随口说了句：“饮茶龙上水”，梁启超回应道：“写字狗扒田”，两个人用的都是新会俗语。
客人诵：“东篱客采陶潜菊”，梁启超即对：“南国人怀召伯棠”。
才思之敏捷令人惊叹。
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0岁前往广州应童子试时，当众以盘中咸鱼为题作诗，“神童”之名传遍乡里。
12岁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他曾令授业先生发出“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叹。
一度沾沾自喜的梁启超，直到18岁时第一次领教到康有为“新学”的“大海潮音”，才如“冷水浇背”，毅然舍去旧学，投奔康有为门下。
梁氏故居内至今保存着梁启超接受启蒙教育和读书的地方“怡堂书室”。
书室很有点鲁迅先生笔下“三味书屋”的味道，正中悬挂着孔子的像，两旁分别是“读圣贤书”、“立修齐志”的对联。
书室中间按“品”字形摆放着3张课桌及条凳，室内仿佛至今仍然回荡着诵读“之乎者也”的稚嫩童声。
不难理解，梁启超虽以新学闻名，但终生保持着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即使政见相左，仍然将康有为奉为恩师，且在“五四”运动时反对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这一切或许早就在这间书室里埋下了伏笔。
由于梁家是耕读之家，并不富裕，“数亩薄田，举家躬耘”，所以除了读书外，劳动同样也是梁启超少年时代接受教育的途径之一。
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回忆父亲莲涧先生“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有不谨或者偷懒，父亲便会训斥道：“你看看，你还像个正常的孩子吗
” 此外，母亲赵氏的教育对梁启超的立身处世也有极大影响。
有一次，母亲严厉教育儿子不可说谎。
她那“欺人与窃盗之性质何异”的质问，令梁启超终生难忘。
梁启超小时候都干些什么家务活
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只不过梁氏故居入门右侧可见一间厨房，内设木磨、椿、灶台、橱柜等物什。
百多年前，梁启超小小的身影应该时常出现在这里吧
实际上，梁启超赴北京完婚之后还携妻子回来住过一段时间，长女思顺就诞生在他们的寝室———故居正厅南厢的耳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真知灼见为学界重视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完满的典型代表。
无论是疾呼变法图强、宣传西方文明，还是提倡君主立宪，他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
梁启超的许多真知灼见，比如立法修宪、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性，现在很受学界重视。
梁启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但缺乏作为政治家必备的实际操作能力，而且他还是一个“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胡适语）的性情中人。
他反对康有为参与复辟帝制，但他却真诚地为导师祝寿；康有为去世时，他还主持吊唁仪式。
他应胡适之邀来北大讲课，却在课上公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徐志摩结婚的时候，他身为主婚人却在婚礼上严厉批评徐志摩，要徐志摩认真对待婚姻。
他去世前曾患尿血症，被医院误诊为右肾肿瘤，亲友纷纷谴责医院，他却告诫众人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不成熟便从根本上怀疑科学。
他以生命的代价留给人世间一份最为宝贵的宽容。
怎样学习效果最好
穿过地平线 《穿过地平线》采用文学随笔的形式来综合反映李四光的治学、做人的品质及高雅的文化艺术素养。
书本将他不同时期显示其才华横溢、文情并茂，有学术性、趣味性、可读性的论著、随笔小品、谈艺录精选成集以飨广大读者。
李四光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立人。
他一生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以及地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下了大量的地质学方面的著作。
《穿过地平线》是他的一篇力作。
该书力求更换一个新的角度，采用文学随笔的形式来综合反映李四光的治学、做人的品质及高雅的文化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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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上早自习的好处，急用
好处： 第一，培养学生凭自觉上自习的习惯，目前大部分本科高等院校、高等专科职业技术院校表示对学生的早、晚自习没有硬性规定，但学生都会自觉上早、晚自习；部分本科高等院校会要求大一新生以各学院为单位，统一上晚自习，可以帮助他们从大一开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我约束性。
因为学生素质不同，如果不严格要求，日后这些学生会受不了工厂中更加严格的规定。
不少家长表示，希望学校可以要求学生上晚自习，不希望孩子一下子过于“自由”。
第三，有效利用和科学利用时间。
如果学校不要求上早、晚自习，那么，对于那些有着自己目标和理想的同学来讲，他们可能会把这段时间用来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拓展自己的视野等；对于集体观念本身就淡薄的同学，往往会形成更强烈的“个体”概念，从而对集体感更无意识感，这对将来走向社会没有好处；而对于那些自我约束性差的同学来讲，很有可能把这大把的时间浪费掉。
深度分析 层次决定管理方式 沈阳农业大学学生处副处长许晓峰指出，一般高校对学生上早、晚自习都是很提倡的，由各学院分头组织，这也是抓高校学风建设的基本。
重点为大一的学生，因为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一定要从大一开始。
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要求，在经历了高三的高压学习强度后，学生很容易过于放松，一盘散沙地度过大学四年。
“其实，大学要求的晚自习只不过是从晚上六时到八时半，并不累。
在这个时间内，伴随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可以轻松完成作业，或者可以学习英语。
等到了大二，这种良好的学习习惯一旦养成，会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节省不少时间。
”许晓峰表示。
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老师齐伟介绍说：“正常来讲，像我们学校对早、晚自习并没有特别硬性的规定，但是很多学生早上八时就会开始进行早读，晚自习从六时到八时半之间，多数学生都会自觉地去上自习。
” “表面上看，这个规定比较死板和老套，但现实中，大学的层次决定了学校的管理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
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大学，学生素质比较高，如果用规定要求他们上早、晚自习，可能是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限制。
但对于一般院校来说，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本来就不强，如果不加强学习过程的管理，那么学生的学习成绩就得不到保证。
所以对于武科大城市学院的这个举措，我表示赞成，至少对绝大多数学生是有利的。
”对于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出台的关于对早、晚自习的规定，齐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专家建议 激励比规定更重要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王立波指出，要求学生上早、晚自习，以往是针对初、高中的学生来讲的。
而如今，随着大学的扩招，学苗的素质也不如以前，努力学习的精神也比以前要弱化，越来越不肯为学习吃苦。
“首先，请大家先思考一下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
我个人并不十分赞同武科大的做法，毕竟这些学生已经到了法定年龄，是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不能有过多地干涉，但也不表示说可以放任学生。
武科大的这个想法可以理解，但从管理方式上确实有些死板，把学生关在教室里、校门内，并不意味着学生就会好好学习，对于大一新生来讲，上大学应该要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励他去学习比这种硬性规定要有用的多。
”王立波表示，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像有人习惯在小树林里背单词，有人习惯在小河边背方程式，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学习方式。
总结出适合自己，能够提高效率的学习方式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