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科小结（通用型）
的事迹篇一：(崇尚品德的故事)明辨是非的故事_“抗非”英雄在20XX年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广州医学院一附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院士，奋不顾身与同事们一道冲在救治非典型肺炎病人的最前线。
他不顾年事已高，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悉心指导救治病人，在这次广东非典型肺炎的确诊治疗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病因不明患者从河源送来，其时该病人已出现双肺弥漫性渗出，呼吸窘迫的重症迹象。
一连5天，医生仍找不出病因，患者病情不断恶化。
这一异常情况很快报到钟南山院士那里。
钟院士非常重视，亲自对该病人进行会诊。
但是将病人送进icU的4天临床监测中，所有的诊断都显示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病例。
在暂时不能确定病因的情况下，钟院士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临床经验制订了相应的对症治疗方案，采取无创通气等疗法来暂时缓解病人的病情。
而就在钟院士率医务人员为病人殚精竭虑寻找救治方案时，从河源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曾经抢救过该病人的8名医务人员全部感染同一种病
钟院士立刻预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特殊传染病，当即吩咐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全体医务人员做好准备，考虑各种可能性。
他请示广医一院将该病人的病情上报广州市越秀区防疫站，同时应省卫生厅要求派出专家到河源会诊。
但钟院士没有考虑这些，他的心中只有病人。
他说，如果有了危险，医生都逃避，那要医生做什么；他还说，我们本来就是研究呼吸疾病的，最艰巨的救治任务舍我其谁
为党工
内科护理学的心得体会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和整体护理的理念，反映临床护理服务向预防、康复、健康指导、社区人群干预、家庭护理等领域的扩展。
二是注意知识的更新和疾病谱的变化，紧跟临床实际工作的发展，反映医学和护理学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的政策法规。
三是明确教材的学科定位，在应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突出护理学专业特色，在内容取舍上符合护理学专业本科的专业培养目标、人才规格和业务要求。
四是汲取国外护理学发展的先进之处，同时立足于我国国情，使教材符合我国护理学专业的课程特色。
五是遵循教材编写的“三基”、“五性”、“三特定”原则，强调全书结构体例规范，编写风格一致，内容科学严谨。
如何写神经内科出科小结
嗯嗯，同意3楼滴意见。
作为“前辈”我还是帮你写了一份简约版的哟，你可以再自己润色下^-^ 出科小结1.在科主任和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一定数量临床患者的收治工作，圆满完成了神经内科的实习任务。
2.工作中耐心、细致对待病人，及时向上级医师汇报患者的病情变化、提出诊疗过程中的疑问及难点并给予相应处理，认真汲取各项临床经验。
3.能够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工作相结合，掌握了脑卒中、TIA、颅内感染等神经内科各种多发病、常见病的诊疗常规和病历书写，熟悉了腰椎穿刺等各项专科技能及头颈部CT、MR（DWI）的典型病理改变。
4.通过科内学习、院内讲课等途径，认真学习国内外的先进医学科学技术，提高专业技能。
听老师讲完课怎么写感想
团干部培训感言-------------------------------------------------------------------------------- 编者按：院团委邀请了团市委宣传部吴烨宇部长和复旦大学团委王宏舟书记为新改选产生的30余位团干部进行题为“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团干部”的讲座，介绍团的知识、团干部应具备的素质、如何组织团活动，团干部深受启发，纷纷写下感言。
从一个普通团员到一个团干部，需要学习的很多，需要做的更多。
通过这次培训所学到的不仅仅是开展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执着。
希望能用所学到的一切，更好的为广大团员青年服务，不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
（内科三团支部 陆嘉） 为期两天的团干部培训使我对当前团组织面临的挑战有了更加切实的认识。
了解青年人的需要、把握青年人的脉动是开展团工作的出发点，而如何很好地把握这一点，关键在于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外科一团支部 唐文斌）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团活动取得党政的认同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要结合青年人的需要，从小事做起，从实际出发，尽共青团的能力，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开展一些具有青年活动特点的即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于一体的活动，才能吸引更多的青年参与。
（外科二团支部 顾奕） 我认识到平时应该通过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传媒途径以及细心地观察生活中的点滴来了解同龄人的所思所行，准确地把握青年人的脉动，从而使开展的团活动更加贴近青年人的生活，达到更好的效果。
（外科三团支部 朱玮） 本次培训使我对共青团组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认识到新的历史时期团工作的方式、方法需要与时俱进，而团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及时吸收和反馈新信息，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行为，方能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发挥效用，这也是加强自我修养、提高自我素质的一方面。
（心研所团支部 周俊） 培训时间短暂，却潜移默化使我们在思想上起到了不小的冲击。
如何走出团工作只停留于表面、只沿用过去的模式、发展不平衡等误区已不容忽视。
团组织只有在坚持正确理论引领青年的基础上，坚持不断创新，塑造科室、群体、人才品牌，加强自身建设，明确定位，更好地服务青年，更好地凝聚青年，才能永葆活力与生机。
（肝研所团支部 魏黎） 这次团干部培训给予刚刚走上团工作岗位的同志极大的帮助。
培训理清了我们的思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更坚定了我们干好团工作的信心。
两位老师与我们分享了团工作经验，也让我们学到了一些搞好团工作的方法。
在今后团工作中，我们将更好地服务广大青年，调动青年的工作热情，积极投入医院的医教研工作中去。
（药剂科团支部 金波） 培训之后，体会颇深。
团工作不是光为别人做的，因为在组织活动中提升了自己的能力。
要做好团工作就必须主动出击，主动承担一些事务，主动和青年朋友沟通，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用实际行动获得支持和认同，才能配合领导带动青年同志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
（急诊团支部 奚百顺） 我们发展团活动，团活动发展我们。
经过此次培训活动，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点。
团市委宣传部吴部长以工作中鲜活的实例为我们阐述了这一点。
作为一名团支部书记，我也常常为搞些什么样的活动而烦恼，经过此次培训，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深入了解团员青年的需要，才能组织起大家都乐于参加的活动。
（机关团支部 徐治国） 吴烨宇部长和王宏舟书记在他们简洁有力的谈话中让我领悟出，团干部做事的出发点要从对自己工作对象的需求入手，要深入青年，从解决青年的实际需要出发，从小从实做起，以人为本，无私奉献，要善于思考，提高工作的敏感度，把握工作的方向性，在工作中服务青年，也完善自我；当然也提到了团委工作要得到党政认同的问题，这也给团委及团支部提出有关于形象威信和工作实效的迫切问题。
（机关团支部 张恩慈） 两位老师以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和深刻思考向我们传授经验。
给我们这些从事团工作的学生干部准确定了位，使我们发现了自己存在的不足，总结了过去的得失，同时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研究生团支部 张勇） 经过团干部培训，使我学到了很多做团干部的经验。
我是第一次涉足团的工作，对于如何组织和安排团的会议和活动缺乏经验，而这次培训适时地为我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
我深切体会到基层团工作要在紧密联系党组织的基础上，开展符合团员和青年所需要的、有意义的活动，并积极参加院团委举办的各类活动，从中学习好的经验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使我们团小组能够健康、活力地发展下去。
（医疗科技发展公司团小组 成锋）共青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委员会
内科护士心得体会怎么写
内科护士实习 工作情况总结如下：一、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是提高护理质量，呼吸道专科医院安全医疗的根本保证。
1、护理部重申了各级护理人员职责，明确了各类岗位责任制和护理工作制度，如责任护士、巡回护士各尽其职，杜绝了病人自换吊瓶，血液内科病例分析试题针的不良现象。
2、坚持了查对制度：（1）要求医嘱班班查对，每周护士长参加总核对1-2次，并有记录；（2）护理操作时要求三查七对；（3）坚持实习生输液卡，一年来未发生大的护理差错。
3、认真落实骨科护理常规及显微外科护理常规，坚持填写了各种信息数据内科实习生小结本，配备五种操作处置盘。
4、坚持床头交接班制度及晨间护理，预防了并发症的输尿管狭窄肾积水。
二、提高护士长管理水平1、坚持了护士长手册的记录与考核：要求护士长手册每月5日前交护理部进行考核，并根据护士长订出的适合科室的年计划、季安排、月计划重点进行督促实施，并监测实施效果，要求护士长把每月工作做一小结，以利于总结经验，开展工作。
2、坚持了护士长例会制度：按等级医院要求每周召开护士长例会一次，内容为：安排本周工作重点，总结上周工作中存在的优缺点，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向各护士长反馈护理质控检查情况，并学习护士长管理相关内科实习生小结。
3、每月对护理质量进行检查，并及时反馈，不断提高护士长的管理水平。
4、组织实习生小结长外出学习、参观，吸取兄弟单位先进经验，扩大知识面：5月底派三病区护士长参加了国际护理新进展学习班，学习结束后，向全体护士进行了汇报。
三、加强护理人员医德医风肾囊肿中医治疗方法1、继续落实护士行为规范，在日常工作中落实护士文明用语50句。
2、分别于6月份、11月份组织全体护士参加温岭宾馆、万昌宾馆的礼仪培训。
3、继续开展健康心脏供血不足，对住院病人发放满意度调查表，（定期或不定期测评）满意度调查输尿管狭窄肾积水均在95%以上，并对满意度调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实习生出了最佳护士。
4、每月科室定期召开工休座谈会一次，肾囊肿中医治疗方法病人意见，对心包积液 导致 肺积水提出的要求给予最大程度的满足。
5、对新分配的护士进行岗前职业道德教育、规章制度、护士行为内科实习生小结教育及护理基础知识、专科知识、护理技术操作考核，合格者给予实习生小结。
四、提高护理人员业务素质1、对在职人员进行三基培训，并内科实习生小结理论考试。
2、与医务科合作，聘请专家授课，讲授骨科、内、外科知识，以提高专业知识。
3、各科室每周晨间提问1-2次，内容为基础理论知识和骨科知识。
4、“三八妇女节”举行了护理技术操作比赛（无菌操作），并评选出了一等奖（吴蔚蔚）、二等奖（李敏丹、唐海萍）、三等奖（周莉君）分别给予了奖励。
5、12月初，护理部对全院护士分组进行了护理技术操作考核：病区护士考核：静脉输液、吸氧；急诊室护士考核：心肺复苏、吸氧、洗胃；手术室护士考核：静脉输液、无菌操作。
6、加强了危重病人的护理，坚持了床头交接班制度和晨间护理。
7、坚持了护理业务查房：每月轮流在三个病区进行了护理业务查房，对护理诊断、护理措施进行了探讨，以达到提高业务素质的目的。
8、9月份至11月份对今年进院的9名新护士进行了岗前培训，内容为基础护理与专科护理知识，组织护士长每人讲一课，提高护士长授课能力。
9、全院有5名护士参加护理大专自学考试，有3名护士参加护理大专函授。
实习期间表现怎么写
她是一名普通的护士饱满的、温暖人心的言语、真挚的眼神、悉心的护理为患者排忧解难去温暖的爱心。
她对工作、对病人认真负责的行动，赢来了病人、家属及各级领导的赞誉，先后获得了“优秀护士”、“最满意护士”、“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她爱岗敬业，关心集体、关心同事，关心病人，是医生的好帮手，是护士姐妹的好榜样，更是病人及家属的生命天使。
如今她在护士的工作岗位上已默默耕耘了十二个年头了，虽然只是众多医务人员中平凡的一位，但她深爱着我的职业。
用真诚、爱心书写着平凡而又光彩的人生，用自己的行动赢得病友的信赖。
从他们的笑容里，她读懂了奉献的乐趣，在付出劳动的同时奉献爱心使我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和内涵。
一直以来，她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负责、勤快又能干的护士，每天的工作我都尽职尽责，每一件事情都尽量做到又快又好。
打针技术也还可以的，铺床也铺的挺漂亮的，抢救起来我也能够独挡一面。
自从去年初，内一科病房成为了优质护理服务的第二批试点病房，为了全程连续的照顾病人，科室开展了责任制护理，改革了排班模式，简化了护理文书，以“您在我心中、我在您身边”为口号，同事们群策群力、其心协力为了“三个满意”的目标而奋斗。
刘建英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优质护理服务工作中，在她的建议下重新布置了病房环境，使病人感觉更温馨，购买了吹风机、免洗的洗发水和适合病人使用的润唇膏，护患之间也涌现出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感谢信也雪片样的飞来。
随着优质护理服务的全面开展，护理工作进入了新的里程，护患关系也将翻开新的一页。
作为一名主班护士，她每天都以最美丽的微笑、最亲切的语言、最体贴的护理、最饱满的工作热情来面对病人。
每天早上7点半她来到病房，首先每一位病人问好，“大家早上好!” “昨天晚上您睡得好吗?” “今天您感觉好一些了吗?” 每天下班前，她会再次来到病房看看病人，问问他们有什么需要，问问他们今天的感觉如何。
一句句简单的问候拉近了护士与病人之间的距离。
一句句真诚的话语，使病人体会到了医患之间的平等和亲切，护患之间也架起了一座座心灵的桥梁。
作为一名护士，她时常会想想她能奉献给我的病人的就是为病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而优质服务的核心便是“爱”,她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懂得珍惜健康、呵护生命，把自己对生命深深的热爱，融入到护理工作的每一个对象、每一个细节之中。
她认为在护理工作中，多给病人一些理解，病人也会给你一份关心!何乐而不为呢!护士的工作是忙碌的，但是优质护理服务让病人体察到了护士的付出，感受到了护士的努力。
看到她在病房里忙碌穿梭，有个家属都问了好几遍说：你今天累坏了吧?她说:不累呀。
她知道，病人是真的关心她累不累，正因为这种关心，她才不会觉得累，体力上虽然是有点累，但她精神上是愉悦的，因为她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当患者一个个痛苦的来，又一个个健康的走，虽然每天留下的是疲惫，换来的却是我们身心的满足，虽然辛苦，但再苦再累也不会改变我们服务的志向，看着这几年来医院的荣誉，她的内心无比的激动，她为她是神经内科的一员而骄傲，是一名友谊医院医院的护士而自豪。
用心去服务，用爱去服务，把我们的感情融入我们平凡的工作中，把我们满腔的热情奉献给我们热爱的护理事业，把我们的爱心送到每一位患者的心中，愿我们优质护理服务工作越来越贴近临床、贴近社会、贴近病人。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