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感想
今天，我看完《南京大屠杀》纪实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心中是愤怒，悲伤。
三十万同胞，倒在日军机枪的扫射下，倒在日军一把把刺刀下，倒在空中落下的炸弹下。
古老的南京城血流成河。
你看，那扭曲的同胞的脸和惊慌失措的难民。
你听，那绝望的儿童的哭喊……尸臭和血腥弥漫了整个南京城，令人触目惊心地杀戮在街头巷尾进行着。
我身临其境般目睹这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我的心在滴血。
30万多的同胞呀
尸体堆积的山处处血流成渠。
硝烟弥漫在血色的空中，令人泪下。
枪杀、活埋、刀砍……他们在肆意残杀我们的同胞，那是中华民族遭受的浩劫。
过去的历史是无法改写的，那耻辱的一页将永远警醒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落后就要挨打。
日本人曾狂妄地认为屠杀可以征服一切，但中华民族的血没有白流。
你看，神六飞天，嫦娥探月；这一切都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强大。
南京大屠杀永远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
为了不让历史重演，我们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强我中华
关于名人的故事与感想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
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
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
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
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
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是当国王还是读书
著名历史学家麦考莱曾给一个小女孩写信说，如果有人要我当最伟大的国王，一辈子住在宫殿里，有花园、佳肴、美酒、大马车、华丽的衣服和成百的仆人，条件是不允许我读书，那么我决不当国王。
我宁愿做一个穷人，住在藏书很多的阁楼里，也不愿当一个不能读书的国王。
王亚南睡三脚床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
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
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
天天如此，从未间断。
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②名人读书法 恩格斯的读书法 恩格斯的读书方法之一是重视读原著，一般不轻易使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
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说有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进哪一所高等学校才。
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
恩格斯在信中说：“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
”“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和李嘉图及其他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著作，同时要不断的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
”也就是说，要系统地读原著，因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
” 从其阅读过的书目来看，他虽然也读过大量的通俗小册子，报刊等，但花功夫最大，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经典原著。
他认为，系统读原著是从事研究的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
这样，可以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基本原理，而且可以掌握其发展过程，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
杰克·伦敦的“饿狼式”读书法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经过苦难磨练，十分珍视读书机会。
他遇到一本书时，不是用小巧橇子偷偷撬开它的锁，然后盗取点滴内容，而是像一头饿狼，把牙齿没进书的咽喉，凶暴的吮尽它的血，吞掉它的肉，咬碎它的骨头
直到那本书的所有纤维和筋肉成为他的一部分。
杨振宁的“渗透”读书法 杨振宁教授认为：既然知识是互相渗透和扩展的，掌握知识的方法也应该与此相适应。
当我们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
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
对于那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拿来读一读，暂弄不懂也没关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之中。
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力提高学习的效率。
毛姆的“乐趣”读书法 英国作家毛姆提出“为乐趣而读书”的主张，他说：“我也不劝你一定要读完一本再读一本。
就我自己而言，我发觉同时读五、六本书反而更合理。
因为，我们无法每一天都有保持不变的心情，而且，即使在一天之内也不见得会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
” 爱因斯坦的“总、分、合”三步读书法 所谓总，就是先对全书形成总体印象。
在浏览前言、后记、编后等总述性东西的基础上，认真地阅读目录，概括了解全书的结构、体系、线索内容和要点等。
所谓分，就是在“总”体了解基础上，逐页却不是逐字地掠读全文。
在掠读中，要特别注意书中的重点、要点以及与自己需要密切相关的内容。
所谓合，就是在掠读全书后，把已经获得的印象条理化、系统化，使观点与材料有机结合。
经过认真思考、综合，弄清全书的内在联系，以达到总结、深化、提高的目的。
余秋雨的“畏友”读书法 散文家余秋雨提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
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
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
9.18的感言
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
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事变背景 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 1.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
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
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
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
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
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
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
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2.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
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3.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摺）。
在田中奏摺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
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4.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
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
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
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
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5.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
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
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
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
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
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
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6.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事变经过 1.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
夜22时20分左右，不部队长官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
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
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
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2.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
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
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3.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
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
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
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
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
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
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4.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
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
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
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
”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
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
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
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
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
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5.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
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
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
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
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
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
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 1.国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2.不抵抗政策 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
与蒋介石无关。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
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
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
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2.中国共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3.日本政府 1.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
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2.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6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
”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
（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 4.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
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
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
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5.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
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
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
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民间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⑴游行集会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⑵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文艺作品 张寒晖《松花江上》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驱赶“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
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却要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去卖命，从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 。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张寒晖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
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学生、群众演唱，然后，他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
“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已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并迅速传遍全国。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而风靡中华大地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
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悲壮的歌声令人断肠。
张学良听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
会议结束时，周指挥与会军官唱了这首歌。
悲愤的歌声激起了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
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的胸膛。
《松花江上》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后流传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
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1938年7月7日晚，武汉举行了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动，十多万群众分乘几百条木船，举着火把汇聚在长江之上。
这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应，十几万人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情的交响。
一直埋头苦干的革命音乐家张寒晖，就是这样代表着人民倾吐呼号，为我们留下了这首不朽的战斗性的悲歌。
歌曲赏析 这首歌以带尾声的二部曲式为结构。
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并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
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伸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
当尾声唱出呼天唤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了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歌词全文：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纪念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事变陈列馆。
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
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定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市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事变思考 1931年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
今天，面对第76个“九一八”，勿忘国耻，我们思考的应当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国耻当思国运。
走进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让人深思再三的莫过于“国运”二字。
从高耸的残历碑到蜿蜒的展厅，如同是用一串串“难”字勾画出的国难图，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抗争的磨难……抚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当苦日子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当富日子光临的越急匆，我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何才能让国耻一去不复返
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全国人民的人心支撑，而要把十三亿人的力量凝集起来，惟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其二，勿忘国耻当思发展。
76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
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
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国耻当思忧患。
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忧论”：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等等。
忧，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然而，这个道理，似乎没有“直奔主题”，没有“坐落”到目的上——忧患是为了图强，而图强又必须先进。
如今，我国人民先进意识大大增强，国家也正在欣欣向荣地强大起来。
这是个大醒、大幸。
然而，世界风云变幻，“落后就要挨打”还将是一个长久而严酷的现实。
因此，面对76年后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居安思危”应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忧患意识。
史路迢迢，多有一鉴：“兢兢以强，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奋发图强”。
惟有人人不怠，才有举国不怠；惟有举国不怠，我们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策动人员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
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
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
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
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
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
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
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
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
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
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
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参考资料：
8.15接日本投降书那个人是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电影《建国大业》在毛主席的庄严宣告中结束了，那一幕幕令人振奋的场景，在脑海里久久回荡，挥之不去。
影片以抗战胜利至建国前夕为背景，正面再现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诞生到确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重庆谈判、双十协定、校场口事件、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定都北平、政治协商会议、开国大典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影片中依次展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等民主爱国人士纷纷登场，仿佛把我们带到那个艰难而又催人振奋的岁月中，去追忆那段历史，缅怀远去的革命先辈。
电影以、周恩来赴重庆谈判的飞机上拉开序幕。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各阶级、各党派、广大人民群众反战情绪高涨。
于是，在民主爱国人士张澜等人的斡旋下，代表的共产党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拉开了重庆谈判的序幕。
为了表示诚意，中国共产党主动放弃了部分占领的解放区，然而，国民党却丝毫没有建立民主政府的意思，反而驱赶民主党派，逐渐走向了军政府独裁统治的灭亡之路。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展开了白色恐怖下的血腥屠杀，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遭到杀害。
此举遭到了以共产党为首的各党派的强烈反对。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一幕戏中，冯将军大白天手持白灯笼闯入蒋介石的府第，要求见蒋介石，被拒绝后。
冯将军义愤填膺的说：“这个世道太黑了，我怕看不见。
”足以看出当时的时局是多么的恐怖，而冯将军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
以为首的共产党人通过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李公朴、闻一多为代表的革命人士为了政协会议的召开，奉献了一切，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用鲜血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最让人难忘的镜头是，影片中淮海战役结束后，、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革命元首，听到战役结束我军大获全胜的消息，毛主席说，长江以北，再无大战。
于是，四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男人，四个改变了中国命运的男人，一起喝酒，喝醉了一起唱歌的那一番情景，让人十分的感动。
那一刻，他们几十年经历的苦难，一幕幕的回想，把心中的感情迸发。
五次围剿，突破封锁线，茫茫大雪山，漫漫草地，无数人的生命，换来了这革命转折的这一刻。
让他们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唱起来，喝起来，哭起来，笑起来，跳起来……观众的眼睛似乎也在这一刻湿润了，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解放上海，解放军战士打仗累了，没有占民宅，集体整齐的睡在马路上。
宋庆龄看到了，看到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胜利。
这就是我们最亲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翻身做主人，一个崭新的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台湾那边，落寞的是蒋介石那悲情的身影……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六十周年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回忆那段历史，追忆那段历程，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并由衷地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们幸福安康。
二、 》。
《建国大业》这部影片，集中反应了自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一直到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五年间的风云变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
《建国大业》充分利用了电影蒙太奇手法将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宏观和微观间切换，增强了影片的历史真实感和内容上的厚实感。
同时，还用虚实相映的手法表述历史事件，省去了大量篇幅，又达到再现历史的目的。
如李公朴被害是通过闻一多演讲来展示，闻一多及后来上海的13名知名民主人士被害则以画面来展现。
又如用写意的战争场面来烘托建国的艰辛。
同时，以大量的镜头展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为民主建国做出的努力和牺牲，这也是空前的。
如展示了敌机轰炸西柏坡x住处未爆炸的炸弹这一细节，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历史真实感。
影片的重点，是国共两党的实力如何从势均力敌、针锋相对，到最后共产党技高一筹，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让历史的天平终于倾向在共产党一边，中国的历史从此改变了前进的方向。
电影的场景设计和叙事角度有大有小，最喜欢两个场景：一是北平机场，万人喜迎和老红军战士的声嘶力竭的场面，令现场观众百感交集，不禁涌动起对建立共和国的无数先辈的敬仰情怀。
二是蒋经国前往上海督导经济，直面谴责孔家才是让党国身处危难的蛀虫，回到南京时父亲蒋介石却对他说“不反亡国，反则亡党”的言语，一番时局的忠告带走了经国的锐气，这或许是对多年之后的台湾主政人物的一种性格铺垫和诠释吧。
据说蒋经国在深刻反思败走台岛的教训，启动肃贪和党建转型改革，呕心沥血、励精图治的将台湾带上“亚洲四小龙”的地位，亲手实现了政治解严（将台湾带入民主时代），集其大成的功业在他之后的新台湾，未见在政治境界及领导效能上超越蒋经国的新典范。
蒋经国“与时推移的改善及修正的性格”，注定这位奇迹经济的缔造者最终心力憔悴呕血而亡的悲怆宿命。
因此我认为，影片中陈坤的扮相与我心目中的蒋经国最为吻合。
片中对征集到国旗、国歌作品的选用过程，犹如生动的教学片，更让人增长了不少知识。
看完《建国大业》，如果你非要问我，谁演的最好
我说是张国立。
可能在一些人心里，张国立电视剧演的多了，没有那些“电影明星”们更有银幕范儿。
其实错了，他是真正有多大舞台能担多大戏的人，蒋介石，这个份量特别重的角色，被他担起来了，担得漂亮。
当然从外形上来说，张国立无论是从长相上还是身材，都跟蒋介石“不像”得太厉害。
但是张国立没走“形似”，甚至于没去追求“神似”，他是在演蒋介石的心，把内心吃透了，打通了血脉去演，这个就很厉害。
所以蒋介石的第一个镜头一出来，我就闭嘴了，那种融会贯通的精神气质，已经远远超过了演技的范畴。
需要再提一句的是，张国立刻画人物用的是“春秋笔法”，不显山不露水的，很多好东西要是不仔细看，一不留神就过去了。
共产党得天下，一是得民心，二是得人才。
如今许多影视作品塑造的英雄给很多人一种印象，共产党大都是些没文化，被地主老财逼迫无路可走，才入伍参加革命的土包子，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
从《建国大业》一片来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主基调始终灌注整部影片，当时的不少人才都倒向了共产党阵营，这也是政治协商制度诞生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保证。
相比之下，另一阵营的国民党，派系纷争内耗，一党独揽，自挖墙脚，众亲叛离，诸如蒋经国、白崇禧等经世之才的一度无奈落寂，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这部影片也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
首先是剧本的粗糙。
作为一剧之本，可以看得出，剧作者试图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集中将五年间的大大小小事件做一全面而详尽地描述，终因功力不够，而显得结构凌乱、内容庞杂，头绪错综复杂，人物刻画不是很到位。
其次是导演的问题。
这是一部国庆献礼片，担纲导演的是好像从来没有独立导过电影的、负责电影事业的高级官员，为了保险起见，又拉了另外一位导演过很多片子的导演。
但对于一个剧本先天不足的影片，导演再有号召力，也无济于事。
尽管场面做得很大，气势上很雄伟，但描写战争无非就是行军、长镜头、多弄几处炸点，动不动就是航拍，电脑三维动画，虽是群星云集，但仍旧掩盖不住影片的整体苍白。
第三个要说的是摄影问题。
片中出现众多开会的大场面，这是一般导演最为头疼的，因为场景单调不容易调度。
而本片的导演及摄影师或许为了照顾众多明星的档期，根本就没考虑拍得再细些，几乎都是全景、中景等几组镜头，场面有了，但效果上就显得雷同了。
第四个要说的是剪辑的问题。
可能还是因为剧本的原因，内容上的凌乱表现在剪辑上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太跳跃的手法有点模仿美国大片的意思，以对白或音乐的先入作为场景转换的套路，也显得有些老套了。
黑白与彩色色调之间的转换也都过时很久了。
总之，这部片子作为主旋律的国庆大片，看了也就看了，不看也不是个损失。
它没有早年间《开国大典》拍得精致，当然，想看明星们是如何在一部影片里集中露下小脸的，看看也挺有意思。
三 《建国大业》这部影片，集中反应了自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一直到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五年间的风云变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
《建国大业》充分利用了电影蒙太奇手法将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宏观和微观间切换，增强了影片的历史真实感和内容上的厚实感。
同时，还用虚实相映的手法表述历史事件，省去了大量篇幅，又达到再现历史的目的。
如李公朴被害是通过闻一多演讲来展示，闻一多及后来上海的13名知名民主人士被害则以画面来展现。
又如用写意的战争场面来烘托建国的艰辛。
同时，以大量的镜头展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为民主建国做出的努力和牺牲，这也是空前的。
如展示了敌机轰炸西柏坡x住处未爆炸的炸弹这一细节，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历史真实感。
影片的重点，是国共两党的实力如何从势均力敌、针锋相对，到最后共产党技高一筹，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让历史的天平终于倾向在共产党一边，中国的历史从此改变了前进的方向。
共产党得天下，一是得民心，二是得人才。
从《建国大业》一片来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主基调始终灌注整部影片，当时的不少人才都倒向了共产党阵营，这也是政治协商制度诞生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保证。
相比之下，另一阵营的国民党，派系纷争内耗，一党独揽，自挖墙脚，众亲叛离，诸如蒋经国、白崇禧等经世之才的一度无奈落寂，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危机，内外战争不断，人民出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个曾经一度辉煌耀眼的东方，燃起的是熊熊的战火，滚滚的狼烟。
看着电影，想着历史，心中无限感慨。
遐想当年历史的种种，心中激起了年轻人澎湃的涟漪，心在起伏，随着60国庆，我百感交集，伴着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回想起60年前，中国说民主政治协商，60年后，中国说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这是60年抒写的新中国。
建国大业这部电影令我十分感动，终身难忘
邵阳有哪些历史名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参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后感想论文
游中山陵有感 中山陵坐落于钟山脚下，钟山位于南京城东，古称金陵山，汉代始称钟山，自古被称为“江南四大名山之一”因山脊有紫色页岩，每当旭日东升，或残阳斜照，紫气升腾，变幻莫测，故又称为紫金山。
中山陵始建于一九二三年，当我们沿着一条古树参天的林荫大道来到广场时，首先看到的是高大的三门石牌坊，上面刻有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两字，这两个字点出了孙中山先生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理想。
导游说，牌坊这类建筑在功能上主要是用来歌功颂德的。
石坊前广场上孙中山先生的立像英姿勃勃，摆动的手势好像正在发表关系国家命运的演说。
蹬至台阶再到陵门，经过三百多余级台阶，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山陵的最高处。
陵门以青色的琉璃瓦为顶，门额上是孙中山先生的手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祭堂有三道拱门，门楣上分别刻着“民族”、“民权”、“民生”的横批，往里走便看到大祭堂的两壁刻有关于孙中山先生的简介，黑壁金字，十分醒目。
从侧门跨入墓室，只见中央砌有圆形的墓穴，雕有中山先生的卧像，据说当年孙先生在北京逝世后，由专车将灵柩运往到南京，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在紫金山陵园举行大典。
直至今日来瞻仰先生的人群还是络绎不绝。
抬头望去，上面是绘有国民党党徽的陵顶，在灯光的照射下此地更加的庄严肃穆。
站在陵前高台上，就能看出整座中山陵在青山绿树的环抱之中。
居高临下，把整个南京城尽收眼底，有这么开阔的视野，让人的心胸也宽阔了许多。
我想，孙中山先生生前所创下的功绩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后人才会建造规模如此宏大的陵墓来纪念他。
不由想起刚才在陵门处看到的无字碑，那是孙中山先生不想把自己的伟绩刻在石碑上，后人自由评说。
就更加深了对先生的敬佩。
心中翻涌着中国近代史上那段风云变换的岁月，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理想之钟”应长鸣———游南京中山陵有感 在通往中山陵园附近的路途中，公路两旁矗立着整整齐齐的参天古树，名曰“法国梧桐”。
凉风徐徐吹来，哗哗作响的梧桐树叶似乎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游客。
这时王导给我们解说到，这些树是当年宋庆龄女士为了迎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特意从法租界买的树苗栽种下来的。
民国时期的小树，如今长得如此粗壮而又枝繁叶茂，给人一种“大树脚下好乘凉”的感觉。
其实它有着自己深刻的寓意：一方面古树的健在见证着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女士深沉持久的爱情故事，启示后代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珍惜爱情；另一方面也告诫我们年青一代不要忘掉历史，不要忘掉曾为中华民国之崛起而呕心沥血的革命先辈们。
揭开了法国梧桐的神秘面纱，带着更多的思考和敬仰之情，我们走进了中山陵园。
一座被严密茂盛的树丛层层覆盖的山城呈现在我的眼前，没有喧闹，没有繁华，一切树木与建筑都是那么的静谧与和谐。
园内游客众多，老老少少，白皮肤黑皮肤的，三人一群，两人一伙的也有。
然而，我却没有看到在陵园中嬉笑打闹的面孔，可见世人对孙中山先生的尊重和爱戴之情是多么地深切。
陵园的主路是一直向上延伸的，途中我们经过“博爱”坊，“天下为公”雕像大厅，每到一处，导游详细周到的解说更是增强了我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
孙中山先生生平的事迹一点点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一代伟人的不凡与崇高是如何做到的
联想到自己，作为一名大学生，身处一个和平安祥的年代，在追求和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激情和斗志被现实生活日益消磨殆尽，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当我们走到离墓室长达840多米的阶梯墓道之下时，从下向上放眼望去，一步一步地台阶笔直般通往中山陵墓，又直又高，听说是由392个石阶和10个平台构建而成。
我准备利用体内蓄积的所有能量，一鼓作气攀登到墓室，然而每当我攀完几十个台阶，就得在一个平台上缓口气。
最后当我们终于到达海拔高度为185米的中山陵墓时，回头望去，居然看不到一个墓道石阶，只剩下一块块平台，设计者的聪明智慧真是难以言表啊
攀登石阶的过程确实有些耗能，但这不是更能体现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吗
每到一个平台，我都会想起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同时也让我深深领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人生目标的实现是充满艰难和挫折的，只有当我们按着坚定的步伐坚持不懈走下去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所作为。
最后我们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墓室，中央是一个圆形的大理石圹，墓圹正中是一具用汉白玉雕刻的孙中山先生平躺像，他的遗体就安放在这圆石圹里，并用钢筋水泥密封。
整个陵像就像一口警钟，提醒后人不要忘记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要把革命先辈们那种忧国忧民、为国奉献的精神发扬光大。
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是英雄把自己变成了英雄，是懦夫把自己变成了懦夫。
”中山陵之行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孙中山先生是伟人，更是一名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民族英雄，他的心路历程给了我深深的启示：只有把个人命运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理想追求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通过努力学习、创造和奉献，我们才能创造出绚丽的青春。
